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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医学院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能够适应未来医学领域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专业医学人才。人体解剖学是医学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重要基础性学科,其属于形态学范畴,解剖学教学的突出特点在于它的实践性。在教学过程中与总体培养目标相适应的解剖实习教学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准确了解和认识人体器官和器官形态结构,并在学习过程中建立清晰的平面和立体印象,增强实物印象,为学生将来的学习和工作奠定坚实的工作基础。在进行解剖学实习课程教学过程中其教学特点和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解剖学实习课教学特点分析
1.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解剖学实习课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在教学过程中,随着课程不断的深入发展,学生对基本的病例改变会有一个感性的认知,这时如果按照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学生就会感到枯燥乏味。因此,在进行解剖学教学过程就要及时的改变教学模式,能够切实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解剖学实习课是全面锻炼学生动手能力的实践性课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通过结合教师讲解,自己观察,然后小组之间讨论学习,最后教师进行总结,探究更为深刻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还应该积极应用多媒体教学设备,提高教学的生动性和形象性,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样能够极大的促进学生开动脑筋。解剖学实习课的开展还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通过学生进行在显微镜下寻找病变部位,帮助学生更好的发现问题。同时,解剖学实习课还能够提高学生沟通和交流的频率。学生在动手实践过程中,如果发现了问题,就会与相邻的同学进行讨论和分析,最后能够帮助学生得出最后的结构。在解剖学实习课教学过程中,教师除了具备指导学生的作用之外,还具备了点评的特点,教师对学生的实习结构进行点评,同时告诉学生正确处理问题的方法,从而进一步加深学生对疾病和病理的认识。在整个解剖学实习课教学过程中,学生会根据教师的描述从切片上寻找病变的位置,通过反复不断的寻找、描述,保证学生的思维一直处于活跃的状态之下,加深学生是对疾病的认识,从而更好的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
2.解剖学实习课教学能够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解剖学实习课作为实践性很强的教学手段,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能够切实发挥学生在实习过程中主体作用。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该根据教学现状,对教学模式进行相应的改变,以便更好的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先将病理切片和大体标本发给学生,让学习自行观察,观察结束后,教师抽查学生的观察结果,保证学生都能够找到病变部位,能够对病变部位进行讨论和分析,然后由教师讲解。这样教学环境下,学生学习积极性会被调动起来,学生争相发言,通过解剖学实习课教学更好发挥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作用,使得学习不再是一件枯燥的事情,而是变得令人愉悦和兴奋。
二、解剖学实习课学习方法分析
1.标本、模型和挂图相结合的学习方法
在很多高等医学院校中,实验室尸源十分紧张,一般情况下每个实验室中每个学期只会制作三具全尸标本,分别是全身的肌肉标本、内脏标本和血管神经标本,再加上实验室大量的瓶装标本和一些标本,在教师的指引下让学生认真观察真实尸体标本的形态和组织,使其对人体的结构有一个充分的认识。保证学生对人体的器官、构造、形态、质地、大小以及相邻情况有一个深刻的印象。由于解剖学实习课课程有限,如果只是让学生观察而不教学,势必会影响到教学效果,因此,在进行解剖学实习课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辅助人体模型向学生展示人体的器官之间和结构之间的空间毗邻关系。在解剖学实习课教学过程中,人体中一些局部较小,尸体标本上很难体现出来,需要教师利用放大设备进行讲解更为方便,对照尸体正常大小的标本进行讲解,从而保证学生能够建立一个立体化的教学理念。而对于一些教学部分切缺少标本时,教师还可以利用图画讲解让学生树立相关概念,方便学生理解和加深印象。
2.亲自操作,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由于现阶段社会生物医学模式的不断完善,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保障的不断提高,使得目前医学类院校中尸源十分紧张。导致在具体的解剖学实习课教学过程中,当前的教学资源无法满足在教师的示范操作下让学生了解具体的解剖步骤。为了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也为了增强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实验室可以将一些小部位的局部解剖引入到课堂中,保证学生能够对某些器官的正常大小,周围组织结构以及血管和神经的关系更为直观的进行了解。此外,学校还要高效的利用尸体,可以将去年的实体标本进行局部取材,在实习课上指导学生对一些器官和部位的主要结构进行全面的分析和了解。通过动手,增强学生了解学习解剖课的真实兴趣,通过实习不断强化印象,不断加深自身的知识储备量。
3.加强电化实验室教学力度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电化教学在医学教育领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应用。作为一种全新的辅助教学手段,对提高医学实习教学质量有着显著的帮助。很多解剖课程可以利用这种教学手段开展教学,例如在讲解系统解剖的基础上,积极应用多媒体课件,对断面解剖进行讲解,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在某些人体系统讲解过程中,利用音像制品和幻灯片进行辅助教学,对提高教学质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降低教师教学负担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最近几年,国内很多高等医学院校都开始积极尝试应用电化教学手段,在未来这种教学手段有着更为广阔的应用前景。
4.教学联系临床知识
学习到临床知识是激励医学专业学生不断学习主要驱动力之一,在解剖学实习课教学过程中,将枯燥的解剖知识与临床中的应用联系起来可以显著活跃课堂的教学氛围,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例如:在讲解腔静脉吻合时可以联系到肝硬化腹水,在讲解心脏血管解剖时可以联系一下心肌梗塞等。同时,在进行解剖学实习课堂教学过程中适当进行一些病例分析,特别是在讲解神经传导课程时,适当的进行病例分析,能够显著活跃课堂学习氛围,增强学生的理解能力和记忆能力。当然在进行解剖学实习课教学过程中,有经验的教师是提高教学质量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因此,学校还应该强化教师队伍建设,不断提升教师的实践教学水平,切实提高高等医学专业的教学质量。
【关键词】学前教育;概念重建;中国学前教育概念重建运动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07)07/08-0001-04
概念重建(reconceptualize,也被称为再概念)是课程研究领域研究范式的一种转变。概念重建运动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当时美国的一批课程学者对传统课程观念展开全面批判,并希望对传统课程观念进行重建。〔1〕1971年,麦克唐纳明确提出“概念重建”一词。〔2〕概念重建主义者把自博比特、查特斯等人的早期科学化课程开发理论到泰勒原理以及基于泰勒原理发展而来的种种课程研究观念统称为“传统课程论”,认为传统课程理论“秉持实证主义科学观,追求课程理论的‘客观性’……使课程理论沦为控制工具”。〔3〕自1980年起,概念重建主义者致力于课程改革实践,并逐步构建和完善了自身的理论框架。基于批判主义视野,学前教育领域也展开了对主流学术话语的反思与批判。
一、在实践中发展:学前教育概念重建
学前教育概念重建源于美国部分学者对“适宜性发展课程(DAP)”的批判。学者的批判理论以及由此产生的课程领域的概念重建运动深深地影响了学前教育的发展。
学前教育的概念重建运动始于1990年在美国田纳西州召开的“早期儿童教育质的研究”研讨会。〔4〕1991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召开了首次以“早期儿童研究、理论与实践概念重建”为题的研讨会,此后该研讨会基本上每年召开一次,与会者相对固定,因此可以称之为“学前教育的概念重建运动年会”。学前教育概念重建运动前几年相对集中在美国进行,目前其影响已经扩展到欧洲、大洋洲和亚洲。学前教育概念重建的内容主要有:挑战旨在控制并限制人类思维的宏大叙事;认识并尊重人类存在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政治与历史的差异性。再概念主义者一直致力于揭示那些处境不利并被贴上不恰当标签的人群的生存环境。与此同时,再概念主义者还努力避免自身产生新的真理或宏大叙事。再概念主义者反对把真理绝对化,强调认识的相对性。
再概念主义者对主流的学前教育质量观进行了批判,强调“早期教育质量要融入社会文化背景”。不同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儿童是不同的,所以学前教育质量也应该从追求统一的标准到追求意义的生成,即学前教育质量具有动态性与相对性,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5〕还有一些概念重建者认为:“当代教师教育中主流的原则既不能说是坏的原则,也不能说是好的原则,这些原则不能被毫无疑问地采纳。”〔6〕在教师的成长过程中,教师的成长不是线性的,而是复杂的,普适的理论不适合教师个体。教师个体的职业成长经验是复杂的,是不可预期的,教师个体的职业成长需要依赖于教师的自我反思、哲学思想的变化以及方法与实践的变化。〔7〕教师的专业成长具有个人意义。
学前教育概念重建与课程领域的概念重建存在一定差异。课程领域的概念重建主义者没有统一的组织,也没有统一的行动纲领,他们彼此的具体课程主张差别很大。如果细加分辨,概念重建主义课程范式可以大致分为“存在现象学”课程论与批判课程论两类。〔8〕“存在现象学”课程论强调课程与个体经验或体验的联系,批判课程论则强调反思性实践。与课程领域的概念重建相比,学前教育概念重建更偏向于批判性,强调公正、平等,强调对差异性的关注。需要强调的是,学前教育领域也关注课程领域概念重建主义者的“生活经验”理论。从某种程度上说,学前教育概念重建运动对不同文化的尊重恰恰体现了现象学尊重生活、尊重不同经验的观点。
当代学前教育领域概念重建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主题是:(1)对皮亚杰理论的批判;(2)强调学前教育研究的生态主义人类学视野。在此观念的影响下,后现代主义者提出了“超越早期教育质量”的口号。他们认为,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在学前教育中存在着不同的教育观念,这些观念体现了不同文化的智慧,无法证明哪一种文化好,哪一种文化不好。针对一些幼儿园对瑞吉欧的崇拜与模仿,研究者多次强调要从各自的文化立场出发,在分享重建瑞吉欧体系的过程中要从各自社会的政治、文化、社会角度出发。〔9〕
罗高福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比较研究后认为,过去以欧美中产阶级的教育观作为标准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前教育进行评价,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建立在皮亚杰认知理论基础上的所谓科学的学前教育儿童观,特别是全球影响甚大的“适宜性发展课程(DAP)”,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缺憾,因为皮亚杰的研究过于关注人的智力问题,把儿童作为脱离文化背景的普遍定义的儿童,DAP课程以认知为基础,忽视了儿童的文化问题。概念重建主义者对DAP的批判极为成功。托宾认为,全球化时代下的学前教育质量标准的一体化并不适合各种特殊的文化背景。
学前教育概念重建的一个最大特点体现在教师的反思上。学前教育概念重建运动起始于对学前教育方法的反思。建立在现代认知科学基础上的学前教育理论过于强调教师对儿童的观察,强调理论的普适性,忽视了文化的影响。概念重建主义者认为,在学前教育中不存在普适的概念,因此宏大叙事性的研究方法并不适合学前教育研究。
二、学前教育概念重建运动在中国
由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等之间存在的联系,中国学前教育理论工作者在接受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同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学前教育概念重建运动倡导的课程重建观念。随着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影响的扩大,中国学前教育界开始对一些习以为常的概念进行反思,这也间接反映了再概念运动在中国的影响。比如研究者对教师的定义已经从过去的“传道、授业、解惑”、“园丁”、“春蚕”、“蜡烛”转变为今天的“对话者”、“理解者”、“支持者”、“合作者”、“平等中的首席”、“反思者”、“成长者”;儿童的角色也从“习得者”转变为“成长者”、“探索者”。另外,对知识观的重新理解也引发了中国学前教育理论工作者对传统观念的重新思考,比如对学前教育质量的关注从单纯地关注西方转向关注国情,一些地方政府在政策上也出现了转向,从单纯地关注优质幼儿园转向关注郊区、城镇相对处于劣势的幼儿园。
朱家雄提出不能按西方人的标准来评价中国的学前教育,也不能在全中国实行统一的学前教育评价标准。朱家雄还对中国学前教育界的一些现象进行了反思,比如不假思索地照搬国外的幼教理论,没有考虑本土文化的适应性等。①过去,学前教育质量的主流话语主要体现在其技术性和可控性上,以“技术理性”为基础的学前教育方法从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传播到全世界。我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学前教育质量标准的借鉴,能满足部分公民对高水准学前教育的需求,但是同时也有可能丢失我国的传统文化价值取向。〔10〕
学前教育的概念重建,是对现行以及传统的学前教育观念的再思考,强调学前教育要与文化、社会、儿童的环境相一致,最终实现和谐发展。在我国学前教育中值得重新思考的有集体教学与分组教学、师幼比例、过程与结果、识字教学等问题。
按照西方的师幼比理论,集体教学存在一系列不足,诸如人均活动面积太小,儿童与教师的交流机会少等。但是在教师数量无法与儿童人数相匹配的情况下,集体教学能够明显缓解幼儿园师资不足的缺陷,对于维护教育公平与社会稳定具有一定作用。托宾比较研究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幼儿园教学后发现,集体教学存在着自身的优势,如同伴间的交往更多,虽然它可能存在着影响师幼间互动次数的弊端,但是在重视集体教学传统的文化里,集体教学的益处能够得到社会认同。分组教学则源自西方主流的学前教育理论。尽管分组教学能让儿童受到更多的关注,但在经济不太发达而且重视集体教学的文化背景中,在学前教育中开展集体教学更合适。
在我国一些地区,受经济发展影响,幼儿园园舍建设的速度无法满足人口发展的需求,有的班级儿童人数达到60人之多。这种师幼比例明显达不到主流学前教育理论的要求。按照美国学前教育质量标准的底线,这种大大超过师幼比要求的幼儿园可能会影响儿童的社会性、语言、情感和认知发展。然而,托宾的研究说明,儿童人数多的班级更有利于儿童的社会性发展。这些幼儿园的儿童离开幼儿园时,他们与美国儿童一样已经为未来的成功做好了准备。对中国一些学前教育资源相当匮乏的地区而言,要求当地的学前教育机构做到师幼比、儿童自主探索、教师个别化教学以及环境与幼儿互动等,不仅是不合适的,而且可能十分有害,〔11〕因为这与当地的经济、文化不相适应。
受现代学前教育理论影响,国内学前教育界基于对儿童游戏的重视,强调幼儿园课程与教学在过程与结果之间要重视过程。特别是在游戏过程中,理论研究者一直强调要重视过程而不能重视结果,特别强调儿童的探究式学习,并认为这种学习方式有利于儿童主体性的发挥。中国传统的“灌输式”教学被认为有损儿童的身心发展,不利于儿童发挥主体性。以儿童初次开宾馆房间的房门为例,西方主流的儿童教育理论主张让儿童自己尝试,探索开锁的方法;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成人通常是一次性教会儿童如何直接开锁,然后让儿童在练习熟练的基础上再探索新的方法。这两种不同的学习方式都有一定的效果。尽管西方的探索式学习一度被认为是比较有效的教育方式,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成人的传授同样具有一定教育价值。
中国目前主流的学前教育观反对儿童识字,认为现行的儿童识字教学有损儿童的身心健康。然而,陈鹤琴与张宗麟经过研究后认为,在幼儿园可以进行识字教学。他们认为:“在讲了猫的故事以后,给他看一个猫字,一张猫的图画,小孩子不但对于这个故事的兴趣格外好,而且对这个故事的情节记得格外牢。”〔12〕陈鹤琴还介绍了数种对儿童进行识字教育的方法。但他们同时强调,幼儿园的识字教学应该适应儿童的需要。目前,我国一些农村幼儿园和一些地区的学前教育机构还存在着识字教学的内容。学前教育机构进行适当的识字教学,这一方面迎合了家长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传统文化对读书、识字的重视。根据陈鹤琴与张宗麟在鼓楼幼儿园的研究,在教师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幼儿园可以适当满足家长对儿童识字教育的要求。
学前教育的再概念主要强调对当代主流学前教育观进行重新思考,如儿童观、教师观、专家观等。随着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加深,以及人类生态学的深入人心,在“和而不同”的中国哲学的指导下,中国学前教育可能会更好地处理外来文化与本土理论间的关系。比如,中国的幼儿园已经开始认识到因地制宜办园的重要性,从过去的“大一统”模式逐步走向生态式的课程取向。这些趋势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学前教育的理性化,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学前教育正在走向成熟。不过,一些幼儿园在园本课程开发方面的束手无策也说明了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中国是一个文化传统比较深厚的国家,在对外交流中如何坚持自己的文化立场,如何在传统文化中发掘学前教育的智慧又不拘泥于传统,这对中国学前教育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同时也是一次机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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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对学前教育的管理力度将进一步加强
学前教育在实施素质教育战略中具有奠基性地位,事关民族素质的提高,政府对幼儿教育发展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国学前教育立法层次偏低的状况对保障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依法治教要求加快学前教育法制建设,通过学前教育立法,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学前法律法规体系,明确学前教育的责任、领导体制、管理体制、办园体制、经费投入、教师的权利、责任、待遇和办园条件改善等方面,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协调学前教育发展过程中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幼教发展的方针、政策,切实加强对学前教育的管理。在实现学前教育公平中,政府通过采取相应的经济、法律与政策手段予以保障;在促进学前教育均衡发展中,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在学前教育改革中,明确政府责任,进一步加强指导、监督的职能等。
二、学前教育公平的大趋势与局部两极分化并存
1.推进学前教育公平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以下简称《纲要》指出:“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学前教育的政策以教育公平为原则,更多地倾向于“弱势群体”,改革中将进一步突出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和公共性,通过政策调控,缩小城乡间、区域间的差距。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重视学前教育,视其为民族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实行免费,如加拿大,有的公立幼儿园收费低廉,日本积极推动学前教育免费化进程,英国学前义务教育工作也已启动。借鉴西方先进做法,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应是当前教育改革的必然方向,而学前一年义务教育逐渐过渡为学前义务教育是适合我国国情的较理想模式。
2.学前教育的均衡化
学前教育的均衡化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前提,《纲要》指出:“教育公平的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积极发展学前教育,到2020年,全面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可普及学前三年教育。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努力提高农村学前教育普及程度。”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目标的落实,城乡间、地区间的学前教育发展将进一步均衡化。
为了满足社会不同层次对学前教育的需求,多元办园体制在实现学前教育均衡化发展的大趋势下,局部两极分化的现象将不可避免:一是有良好师资和基础设施的贵族化。二是体现教育公平的平民化。两极差距相对缩小的矛盾运动既是教育公平的永恒追求,又是学前教育质量得以提升的必然形式。
三、学前教育质量稳步提升
1.幼儿教师专业化前提下的学前教育质量稳步提升
学前教育质量的提升是学前教育师资水平提升的必然结果,我国独生子女特殊地位,加之“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等思想观念的影响,使得社会对学前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断上升,随之,家庭和社会对学前教育投入的加大,在逐渐满足社会对学前教育量的扩张过程中,学前教育质的提升是未来的必然趋势,这种现象在两极分化较大的机构中显得尤为明显,由此产生的辐射功能在诸如信息化等现代高科技的辅助下直接导致整个学前教育质量的稳步提升。在整个提升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直接从事幼教事业的幼儿教师,社会对学前教育质量提升的渴望要求学前教育必须专业化,专业化需要的是从事学前教育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尽管曾一度出现学前教育发展落后于社会要求时专业化受忽视的情况,但质量要求下的专业化必然趋势是学前教育质量的稳步提升。
2.体现在幼儿园课程改革背景下的学前教育理念、内容和方法等一系列变革带来的水平提升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2001)是新形势下为了推进幼儿园实施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幼儿园教育质量而制定的,其指导下的幼儿园课程改革包括了课程指导思想、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组织形式、课程评价等多方面的改革。幼儿园新课改把促进幼儿终身可持续发展,以奠定素质基础作为学前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把培养幼儿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作为教育的重点,教师在新儿童观和教育观的指导下,尊重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尊重幼儿的兴趣,视幼儿为积极主动探索者,为幼儿提供自主活动的环境条件,满足他们多方面的发展需要,让幼儿通过自然经验、社会交往和游戏等方式自主地学习,尊重幼儿的兴趣和个性,提供适合幼儿个性发展的教育,因材施教,挖掘潜能,培养幼儿自尊、自信、积极的情感和创新能力等。新课改的实施对学前教育质量的提升无疑起到了推进的作用,随着幼儿园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推广,将对学前教育质量的提升产生积极影响。注重幼儿整体发展基础上的个性发展趋势,将使幼儿智能优势开放其潜能的特色幼教机构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特色的学前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学前教育机构改革不断深化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将加快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的步伐,在市场机制下,多种形式的学前教育机构将不断涌现。
1.积极稳妥地推进幼儿园办园体制改革
“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体制。积极发展公办幼儿园,大力扶持民办幼儿园。”要实现2020年学前一年毛入园率95%,学前三年毛入园率75%的目标,单靠正规的公办幼教机构是不现实的,因此,在办好公办幼儿园,使其成为示范的基础上,依照公办的标准大力扶持民办幼教机构的建立,形成公办与民办相结合、正规与非正规相结合的社会参与多元化办园体制,满足社会对学前教育的需求,将是未来学前机构体制改革的趋势。
2.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探索多种方式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
随着国际合作的扩展、深化,吸引境外学前教育机构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参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满足社会对学前教育国际化需求的良好途径。
在我国幼儿教育改革的最初阶段,一些学者就提出了“学前教育的文化适宜性问题”,然而,近三十年来,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我国幼教工作者的足够重视。如果说,在改革初期,为了“矫枉过正”,为了“不以一种倾向影响(或掩盖)另一种倾向”,我们不去特别关注这一问题还情有可原,那么在我国新的社会问题不断出现,急需解决的当下,我们依然不去关注这个问题,就有问题了。
一个早就提出的重要问题
研究学前教育的人是不可能不去研究学前教育的文化适宜性问题的,就像他们不可能不去研究学前教育的儿童发展适宜性问题,他们之间的差别只在于对两者的强调程度不尽相同,而不是肯定其一,否定其二。
笔者梳理了自己近二三十年来发表过的文章(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文章),发现很多文章的主基调就是关于“学前教育的文化适宜性”的。
在幼儿园课程改革中,我们绝不能不顾我国的国情,盲目地去发展那些只是去适合幼儿发展的课程。这是因为社会科学的发展还无法确定哪种儿童发展理论能最准确地反映儿童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使我们真能找到一种能科学地解释儿童发展的理论,它也只能作为设计课程或教育方案的一个依据,而且主要还只是为解决如何教提供依据,而不是主要为解决为什么教和教什么提供依据……我国的社会文化对共同利益赋予极高的价值,教育以极大的热情关注集体主义精神和共性的培养,这与西方社会崇尚个人的价值截然不同。(《社会文化是幼儿园课程改革的重要依据》,《幼儿教育》1995年第7期)
世界上不存在一种最好的能适合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中所有儿童的教育方案,而各种不同教育方案能很好地适合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儿童。因此,脱离社会文化以及它的变化去探讨幼儿教育是没有意义的。(《变化的社会文化,变化的幼儿教育》,《幼儿教育·教师版》2004年第1期)
在制定幼儿园课程政策时,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幼儿园课程与社会文化有着密切联系,社会文化不仅决定了个体的发展方向,也决定了培养人的教育机构的发展方向。课程以及构成课程的教育目标、内容、方法和评价体系等在每个社会中都是由社会文化衍生出来的。教育必须达成把儿童培养成合格的社会成员,使其继承所在国家的传统文化这样一个基本目标……教育应该明确地反映社会文化的价值观……从教育人类学的视野看我国学前教育的政策走向和政策制定问题,任何学前教育政策都不可脱离我国的传统文化,不可脱离我国的具体国情。我们应该借助其他文化中的一些值得借鉴的东西,但立足点必须是自己的文化。’(《从教育人类学视角看学前教育的政策走向和政策制定》,《幼儿教育·教科版》2006年第1期)
强调文化因素在幼儿园课程改革中的重要性,这并不过分,当今国际上,这一议题是学前教育界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文化是幼儿园课程的重要基础之一,也是幼儿园课程改革的重要依据之一……幼儿园课程改革必须适应社会文化变革的需要,这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势在必行……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和不同文化的并存性。强调文化生态,强调多元文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在当今多元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下,幼儿园课程改革如若不充分考虑其背景(生态),考虑其文化适应性,那么是不可能成功的。在当前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任何幼儿教育改革和有关政策的制定,都不能脱离我国的传统文化,不能脱离我国的国情。(《文化与幼儿园课程改革》,《教育导刊》2007年第4期)
在当今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大背景下,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政方略下,从文化建设和文化安全等视角出发,中国大陆幼儿园课程变革在吸取外来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的同时,应更多关注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的问题。关注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并不排斥来自其他文化中的有益于中国大陆幼儿园课程建设的成分,文化的交流,文化间的相互碰撞和接纳才会有益于文化的发展,但是,在课程的编制和实施中,占主流的应是中华优秀文化以及能反映其根本价值的东西。(《西方学前教育思潮在我国的实践和反思》,《基础教育学报》[香港]2008年第1期)
走穷国办高质量学前教育的道路,不可盲目遵循西方发达国家曾走过或者正在走的道路,而要充分认识自己文化和社会的特点,走自我创新的道路。(《学前教育: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幼儿教育·教育教学版》2011年第3期)
“鱼是最后一个知道自己是生活在水里的。”我们都生活在中国文化之中,却往往忘记了自己生活在那里。好在文化让我们每个人都依然依赖于它,离不开它,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没有意识的。(《鱼是最后一个知道自己是生活在水里的》,《幼儿教育·教育教学版》2011年第7、8期)
应该看到,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东方国家,在一些学前教育政策的导向上模仿一些西方“高福利国家”,采用了某些高度浪漫主义取向的教育理念,导致在学前教育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当今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政策导向(四)》,《幼儿教育·教育教学版》2012年第9期)
“学前教育的文化适宜性问题”是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学前教育的文化适宜性问题”虽然早已被提出,但是在我国幼儿教育领域并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学前教育的文化适宜性问题”是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不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教育实践中都是如此。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问题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宏观方面紧密相关,直接关联着学前教育的基本价值问题。
在包括我国在内的不少国家,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者对于“学前教育要适宜儿童发展”的理念是比较认同的,这种理念甚至已经成为部分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行动指南。但是,在国际上,“学前教育要适宜儿童发展”是最有争议的话题之一,而且对此的争议开始出现了趋同的倾向,那就是“学前教育要适合社会文化”,尽管在对“文化适宜性”的强调程度上存在差异。
最能说明此问题的例子也许就是全教协会(NAEYC)三次声明的变化过程。
“学前教育要适宜儿童发展”的理念来自全教协会1987年的《适宜0~8岁儿童发展的教育实践》的声明。所谓“适宜儿童发展”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其一是适合儿童的年龄,其二是适合儿童的个体差异。这份声明特别指出了儿童游戏的重要性,即儿童自发的、自主的或者得到教师帮助的游戏是适宜儿童发展的教育实践中的一种至关重要的活动。
全教协会这份声明以后,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质疑和批评,甚至是很严厉的批评,特别是“遇到了为国家课程制定标准的挑战”。
面对来自各方的意见和批评,以及面对美国国家课程标准颁布后的尴尬局面,全儿教育协会对其声明进行了反思、修正和调整,并在1997年了新的声明。修正后的“发展适宜性教育实践”在理论陈述上与先前出现了一些差别,主要表现为:(1)将“文化适宜性”列为基本要点,与修改以前的“发展适宜性教育实践”的两个方面(适合年龄和适合个体差异)并列,作为该组织对“发展适宜性教育实践”概念的完整表述。(2)对“建构主义”与“训导主义”课程哲学加以整合,或者说作出某种妥协和平衡,如提出“儿童通过自主建构增进对概念的理解,同时也会受益于比自己能力更强的同伴和教师的教学”“儿童会在自发的、富有创意的游戏中受益,同时也会在教师设计的结构化的活动和教育方案中受益”等。
在全教协会2009年的第三版《适宜儿童发展的教育实践》声明中,其基本立场与“文化适宜性”进一步靠拢,声明特别指出了在新形势下应应对来自三个方面的挑战:要减少儿童之间的学习差距,提高所有儿童的学业成绩:要在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之间建立起较为理想的连接;要认识到教师的知识和决策对于有效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
由此可见,“学前教育的文化适宜性问题”是一个想绕也绕不过去的问题,不管是在哪个国家、哪个地区。
孙悟空与如来佛
【关键词】学前教育;科研;SSCI;现状;文献计量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6)10-0045-04
随着全球一体化发展步伐的日益加快,我国大陆学前教育研究者对SSCI发文的重视程度也日益提高。有鉴于此,本文选取国际学前教育领域四本SSCI期刊近五年来刊发的我国大陆研究者有关学前教育的研究成果,以量化的方式对其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了解我国大陆学前教育研究者在SSCI期刊的发文现状及其发展态势。
一、研究对象及方法
本文所分析的文献数据来自国际学前教育领域具有权威影响的四本SSCI期刊,主要通过美国科学技术信息情报所(ISI)的WOS(Web of Science)检索平台获得,部分通过Wiley Online Library获得,分别是美国的《儿童发展》(Child Development,以下简称CD)、《早期儿童研究季刊》(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以下简称ECRQ),英国的《英国发展心理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以下简称BJDP),以及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早期儿童教育杂志》(Australian Journal of Early Childhood,以下简称AJEC)。之所以选择这四本期刊,不仅是因为它们在学前教育领域具有较高的影响力,而且是因为这四本期刊地域分布比较均衡,涵盖了世界范围内学前教育研究的重要地区――北美、大洋洲、欧洲,而且这四本期刊在重点反映某些国家学前教育研究现状的同时还兼顾国际比较。比如,AJEC主要涉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学前教育的相关内容,CD不仅涵盖了多个国家儿童发展研究的最新成果,还致力于在各种文化和社会背景下探讨儿童研究中的热门话题。总体来看,这四本期刊基本可以反映目前国际学前教育领域的研究现状。
所有数据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1.研究成果数量偏少
通过检索这四本期刊近五年来刊发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我国研究者在学前教育领域国际期刊上发文的数量似有增长。但细究之下可以发现,这些作者大多是华裔研究者、在国外学术机构专职或兼职工作的研究者以及港澳台地区的研究者。近五年来,这四本期刊登文共1486篇,而有我国大陆学前教育研究者署名的文章仅15篇,占文章总数的1.009%。统计发现,这15篇文章的作者都在高校或者科研院所工作,没有来自幼儿园的一线教师。此外,有2篇文章的作者既在国内高校工作,又在海外研究机构做兼职或访学研究,属于兼职型研究者。由上述分析可知,尽管近年来我国大陆学前教育研究者在SSCI期刊上不断有文章发表,但总体来说,发文数量仍然偏少,与我国大陆学前教育领域日趋庞大的研究群体极不相称。
这种情况的出现有一定的客观原因。首先,目前SSCI所收录的期刊大部分创刊于西方发达国家,其官方语言为英语,而且,审稿人大多是西方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研究者,这要求投稿者需要以西方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撰写论文,而这对成长于东方文化背景下,以汉语为母语的我国大陆研究者来说具有一定的困难。其次,由于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大陆研究者在SSCI发表文章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学前教育的实践性使得该领域中很大一部分研究者来自幼儿园等教育机构,这部分研究者的研究倾向于撰写教育随笔、教学经验总结等富有实践指导意义但理论水平相对薄弱,文章严谨性、方法合理性、格式规范性等需进一步提高的文章,这部分研究者也大多将文章投稿至国内学前教育领域实践性较强的期刊,而较少关注国际期刊。相较而言,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的研究者是一个理论素养、学术水平以及英语写作能力相对较高的群体,但目前SSCI对于量化研究的青睐致使从事理论研究和质性研究的研究者在SSCI期刊上发文受限。
2.在国际合作研究中大多处于辅助地位
按照我国大陆学前教育研究者是否独立完成研究、合作研究者所在机构的国家和地区、我国大陆学前教育研究者在合作研究中是否担任第一作者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可将我国大陆学前教育研究者的合作研究类型划分为下列六类:独立完成;大陆研究者之间合作;中外合作,我国大陆研究者担任第一作者;中外合作,我国大陆研究者非第一作者;与港澳台研究者合作,大陆研究者担任第一作者;与港澳台合作,大陆研究者非第一作者。各种类型所占比例见图1。
由图1可知,中外合作但我国大陆研究者非第一作者的在各种合作研究类型中所占比例最高,达47%。如果不考虑我国大陆研究者是否担任第一作者这一因素,仅考虑合作研究者所在机构的国家和地区,统计分析可知,我国大陆研究者和国外研究者以及港澳台研究者合作进行的研究达到9篇,占文章总数的60%。但如果对这些文章的作者类型作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其中88.8%的文章有国外研究机构的华裔研究者参与,44.4%的文章中有港澳台研究者参与。也就是说,我国大陆研究者更多地是以华裔研究者以及港澳台研究者为桥梁来开展与国际的交流与合作的,这反映出由于文化、语言等方面的差异,我国大陆研究者与西方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研究者在沟通交流方面存在一定的障碍,未能很好地融入其文化。另外,如果仅考虑合作者的国别和地区,则发现美国和香港地区的研究者是大陆研究者最主要的合作伙伴,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和香港地区拥有众多高水平的研究机构以及研究者,而且是因为美国和香港地区的研究者更具语言优势,在英文文章的发表方面相对容易。
此外,在研究内容上,中外跨文化比较研究约占33.33%,而66.67%的文章将研究内容聚焦于中国大陆。这一现状延续了我国大陆研究者一直以来发表SSCI论文的特点:在研究素材上偏重于选择国内问题。〔1〕在所有进行中外跨文化比较的研究中,我国大陆研究者作为第一作者出现的情况十分罕见;将研究内容聚焦于国内问题的研究中,也约有40%的文章是以国外研究者或者港澳台研究者为第一作者完成的。
这说明在与国外研究者或者港澳台研究者合作的过程中,我国大陆研究者很大程度上处于辅助地位,更多地是在扮演合作者、跟随者、素材提供者、实验执行者的角色,即使是研究本土的教育问题,我国大陆研究者也并没有以压倒性的优势拥有第一话语权。
3.研究主题相对集中,基本和国际研究热点契合,与国内研究重点有所出入
通过阅读这四本国际期刊近五年来刊发的所有论文发现,入学准备研究、处境不利儿童研究、儿童社会性与情绪情感方面的研究、学习品质研究、儿童脑功能研究、学前教育质量评价研究、家庭教育问题研究、儿童心理研究等研究主题是近年来研究者们所关注的热点。那么,我国大陆研究者的研究重点又有哪些,是否和当今国际上受到广泛关注的主题相契合呢?
首先在研究对象上,我国大陆研究者近五年来在这四本期刊上所发论文的33.33%聚焦中国的农村学前儿童教育,重点是农村学前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教育公平等问题。由此可见,农村学前儿童的相关教育问题已成为我国大陆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我国大陆,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导致农村学前儿童教育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农村学前儿童教育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对其教育问题的重视与研究,与SSCI期刊中对处境不利儿童相关问题研究的主题是相契合的。
其次在研究主题上,我国大陆研究者集中于儿童社会性与情绪情感、家庭教育、入学准备、评估工具的有效性以及教育质量与公平研究等主题。其中,儿童的社会性发展与情绪情感研究所占比例最大,达50%;其次是家庭教育研究,占29%(见图2)。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在SSCI期刊中,我国大陆研究者的研究主题与国际研究热点基本契合,这些主题受到国际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国际研究的热点,比如学习品质研究、儿童脑功能研究,我国大陆研究者涉及较少。
4.较多使用较复杂的高级统计学分析方法,但对使用该方法的原因较少说明
学前教育领域常见的研究方法有问卷法、访谈法、实验法、观察法、比较法、文献法、同伴提名法等。通过对这四本期刊中我国大陆研究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统计分析可知,实验法是最常用的研究方法,占所有研究方法类型的53%,其余方法所占比例较低(见图3)。
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对数据的统计和分析不仅使用了传统的统计方法,比如回归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皮尔森交互相关(Pearson Intercorrelations)、卡方检验(Chi-square test)、方差分析(ANOVA)、多元方差分析(MANOVA)、偏度和组内相关系数(Skewness and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将其作为对数据进行初步分析的工具;还使用了一些较复杂的高级统计学分析方法,比如结构方程模型(SEM)、多层线性模型(HLM)、多层次建模(Multilevel Modeling)、生长模型(Growth Model)。但大多数文章并未说明使用该方法的原由及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三、建议与展望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尽管向SSCI投稿日益受到我国大陆学前教育研究者的重视,但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研究者据此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在SSCI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提供⒖肌
第一,提高自身学术修养,加强与国外研究者、港澳台研究者的交流与合作。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是促进学术发展与创新必不可少的途径之一。近年来,国内不少研究机构与国外研究机构互派研究者,共同举办学术活动,不仅增进了学术上的交流,而且实现了学术资源的共享,这对我国大陆学前教育与国际学前教育学术接轨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还需要我国大陆研究者不断提升自身的学术水平与文化素养,唯有如此才能在更高层次上和其他研究者进行交流与对话。
第二,提升研究和分析水平,增加高级统计学分析、大数据研究、预测研究和跟踪研究等比重。我国大陆现有的学前教育研究偏重从宏观和中观层面对学前教育领域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虽然现在已经出现了从宏观、抽象向微观、具体发展的趋势,并且呈现了关注教育实践、注重研究成果的应用性和实效性特征的倾向,但这一趋势尚不明显。〔2〕SSCI期刊注重量化研究的趋势提醒我们要将研究落到实处,用事实说话。近年来,SSCI期刊出现了大数据分析、预测研究和跟踪研究等,比如,Coley等人追踪研究了10700名儿童从婴儿期到整个学前教育阶段父母为他们选择的幼教机构;〔3〕Cote等人提取了British Millennium Cohort Study的13000个儿童3~7岁的数据发现,3岁时的早教经历仅对低教育水平母亲的孩子有益,且这一影响并没有持续到5岁和7岁。〔4〕这些研究中样本的广泛代表性使得研究结论推论的可靠性和可应用性更强。再比如,随着整个世界数据的开放性和共享性的提高,SSCI期刊出现了一些对旧数据进行二次分析的研究,如Rachel等人对早期开端计划和开端计划的FACES和EHSPEP数据进行了二次分析,为开端计划、早期开端计划未来的研究和数据收集提供建议。〔5〕已有研究指出,国外大数据研究覆盖的范围不断拓展,呈现出多学科门类协同发展的态势。〔6〕虽然大数据研究在学前教育领域SSCI期刊中的比例还不高,但这也预示了日后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值得引起我国大陆研究者的重视。
第三,关注研究热点,紧跟时代步伐。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我国大陆学前教育领域研究的热点和SSCI期刊的研究热点有较大出入,因此我国大陆学前教育研究者需要更准确地把握当下国际学术界研究的导向性前沿性研究主题,并结合自身的研究基础和研究兴趣,合理选择研究方向与主题,以使自己的研究更具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1〕刘莉,刘念才.1978~2007年我国SSCI的基本态势研究〔J〕.情报科学,2009,(10):1590-1594.
〔2〕刘晶波.我国学前教育研究20年发展状况分析〔J〕.教育研究,2011,(8):39-44.
〔3〕COLEY R L,VOTRUBA-DRZAL E,COLLINS M A,et al.Selection into early education and care settings:Differences by developmental period〔J〕.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2014,29(3):319-332.
〔4〕COTE S M,DOYLE O,PETITCLERC A,et al.Child care in infancy and cognitive performance until middle childhood in the millennium cohort study〔J〕.Child Development,2013,84(4):1191-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