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媒介融合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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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媒介融合的认识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编辑活动 “媒介间性” 编辑规律
[中图分类号] G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2) 02-0026-03
[Abstract] “Intermediality”is the abstract and generaliza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editing activities’object. It means the different editing activities’object ―media―have interaction with each other. This kind of interaction manifests in three aspects: coexistence and complementary, intera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termediality”is not only the laws of editing activities’object, but also the feature of editing activities.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realize this law and the features.
[Key words] Editing activity “Intermediality” Editing law
在当代编辑学研究中，主客体关系视角已经成为编辑活动规律研究的主要思路之一。由此出发得出的观点――编辑活动是一种由编辑主体和编辑客体交互作用的文化创构实践活动，被学界普遍认可。但是，由于研究者对编辑活动主客体元素的认识不同，因此形成了不同的编辑观。其中，王振铎先生的媒介文化缔构编辑观广受关注，影响深远。尤其是他最近提出的编辑活动的“媒介间性”特征，引人注目。他在《编辑学理与媒体创新》一书中指出，编辑活动“媒介间性”特征的发现是编辑学研究60年的重要成果之一。他说：“在‘逝者如斯’的人文传播历史中，图书、报纸、期刊诸版本，广播节目，电影银幕，电视、网络频道与手机荧屏等各种媒介载体，无不突出显示着应该称之谓‘媒介间性’的多重交互性特征。”[1]但是，对于什么是编辑活动的“媒介间性”特征，编辑活动为什么具有这一特征，编辑活动这一特征的发现有什么意义，王振铎先生没有作深入阐释。本文尝试从以上三个方面对编辑活动的“媒介间性”特征进行初步论述。
1 编辑活动“媒介间性”特征的内涵
“媒介间性”特征是从整体视野对编辑活动客体对象关系的抽象概括。在此前的编辑活动主客体关系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地强调编辑活动主体元素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认为由作者、编者和读者构成的主体作用关系是编辑实践的内在动力源泉。例如，王华良先生认为：“编者、作者、读者之间反映作品供需矛盾的关系，得到什么样的调节和整合，最终决定着编辑活动的得失盛衰。”[2]也有研究者深入论述编辑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作用关系，认为主体在作用客体的同时，也受到客体的影响和制约，编辑主客体之间作用关系是编辑活动的基本矛盾。例如，杨焕章先生认为：“编辑主体和编辑客体之间的矛盾是编辑活动的基本矛盾。编辑主体和编辑客体之间的矛盾普遍存在于一切类型的编辑活动之中，而且普遍地存在于每一具体的编辑活动过程之中。”[3]但是，很少有研究者认识到，编辑客体之间也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和交互作用的特征。所谓编辑活动的“媒介间性”关系，就是指不同的编辑客体――媒介，在共时和历时的编辑实践中存在着交互作用的关系。这种作用关系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共存互补性。无论是共时的编辑实践，还是历时的编辑实践，由编辑主体元素所创构的编辑客体――媒介，都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共容互存的。从历时的角度来看，一种媒介的出现，并不是以另一种媒介的必然消亡为前提的。相反，新媒介的出现总是离不开旧媒介的影响和推动。比如，期刊的出现没有终结图书的发展，而图书是期刊发展的源头。电视的出现没有宣告广播媒介终结，同时电视媒介的发展也离不开广播媒介的基础。网络媒介的出现更是如此。从共时的角度来看，不同类型媒介分属不同的符号模式和媒体模式。它们之间具有不可替代的互补性。电视具有实时直观的媒介特性，书籍具有深度见长、易于保存的深阅读个性，广播具有听觉灵敏、生动传真的媒介个性。与此同时，它们之间在同题的表达上又有着共通的空间。由此可见，共存互补的“媒介间性”特征，不仅是现实媒介多元共存的写照，而且也是其间际性关系的一大特征。
二是交互作用性。由编辑实践所缔构的媒介，不仅具有静态意义的共存互补性，而且具有动态意义的交互作用性。它们之间，不仅互补，而且互动；不仅共存，而且共生。以“影视后出版现象”为例，可以看出不同媒介之间不是相互割裂的共存，而是交互作用的共生；不是符号模式意义的浅层互补，而是精神多维交流意义的深层互动。这就是图书出版能够催生影视制作，影视剧热播能够带动图书出版的真正奥秘。针对这一现象，王振铎先生指出：“文学和影像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对话性和互文性。文学是影像改编的前提和基础，影像改编则推动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和传播。影像改编的屏幕化将静态的文本阅读变为动态的影像欣赏，通过影视媒体普及文本。”[4]媒介间的交互作用，不仅可以从影视传播和文本出版中找到例证，而且可以从报纸和图书出版互动、电视和网络互动、报纸出版和网络出版融合中找到例证。当代报纸编辑发展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报网互动并走向融合：报纸编辑可以从网络媒体中寻求信息，设置议题，网络媒体又可从报纸报道中得到支持，加强网络舆论。很多报纸编辑在网络上设置“焦点网谈”之类的网络话题园地，然后将其中的精华内容编辑为报纸同名栏目，这正是报纸和网络两种媒体交互作用的生动体现。正如范志忠所言：“作为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杂交，线上与线下的两栖，印刷工业与互联网工业的混血，‘报网互动’无疑有力地促使了报纸传播技术的飞跃，极大地拓展了报纸的时间、空间概念，使得报纸也像网络一样，具有了直播、互动、链接、超越时空限制的功能。”[5]从相反的角度来讲，报纸同样以自身的优势实现了对网络传播的影响延伸和推动。
三是转换生成性。转换生成性是编辑活动“媒介间性”特征的最高层次，意谓不同媒介在编辑主体元素的主导作用下可以相互转换形态，实现同一主题或相近主题内容的不同媒介形态表达。当下流行的“全媒体”出版，由编辑主导，将同一主题内容以传统书籍、网络、电子书和手机等不同媒体形态同步出版发行，实际上正是媒介间转换生成性的表现形式。我国最早开启“全媒体”出版的是，2008年长江文艺出版社联合“中文在线”，将长篇小说《非诚勿扰》以图书、网络、手持阅读器和手机阅读四种媒体形态同步出版。之后，《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我的兄弟叫“顺溜”》等图书都相继采用“全媒体”形式出版发行。“全媒体”出版的最高形态是“三网”融合背景下多媒体数据库产品的编辑出版。在这样一个平台上，传统文本、影像、期刊、网络等不同的媒介形态在共有数据库的基础上可以实现自由剪辑组合和自由转换生成，由此所形成的媒介间交互作用的特征在编辑主体的作用下，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示。笔者以为，“全媒体”出版和三网融合的实质，就是在编辑主体元素主导作用下实现不同媒介的转换生成，形成同题多媒体形态表达，从而最大程度地编辑整合、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
2 编辑活动“媒介间性”特征的存在依据
编辑活动作为一种主客体交互作用的媒介文化缔构活动，缔构的对象和目标是媒介。编辑活动不同于作者创作活动之处就在于，作者的文化创构活动是单个稿本的创造，而编辑活动是在单个稿本基础上的组合构造。这种缔构活动的结果，就是形成媒介。需要注意的是，编辑活动的缔构性在不同的媒介创造过程中表现内容不同，表现方式不同，缔构或组构的程度各不相同，有强弱之分，有轻重之别。报纸和期刊是编辑对众多作者作品的组构结果，其缔构性最强；网络、影视次之；书籍缔构和组构性相对较弱。但是从编辑本质来讲，书籍作为媒介是由编辑在作者创作稿件基础上进行缔构而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媒介缔构是编辑活动的本质。而在整个编辑活动中，作为编辑活动客体元素的不同媒介，又具有“媒介间性”特征。编辑活动之所以具有这一特征，原因有三。
一是由媒介媒体模式的个性决定的。不同媒介具有不同的媒体模式，不同的媒体模式由不同的符号模式构成。任何一种媒体模式在具有媒体共性的同时，又具有自身的个性特点。这就决定了不同媒介间具有共存互补性，即任何一种媒介都有不可替代的一面。即使高速发展、广受欢迎的网络也有先天难以避免的传播个性缺陷。美国学者伍尔夫曾经指出，在网络时代，人类的“阅读大脑”将变为“数字大脑”，而这个习惯了即时可得的和貌似全面的屏幕信息的数字大脑对人类而言“还不知道结果是好是坏”[6]。
二是由编辑活动的“主体间性”决定的。构成编辑活动的作者、编者和读者三个主体元素之间具有“主体间性”特征。在编辑活动过程中，编者、读者和作者之间彼此交互作用，相互影响，围绕内容创构最终形成媒介。正是因为三者围绕媒介创构的主体交互作用，人类媒介文化的编创活动才得以生生不息，绵延不绝，永续发展。主体间交互作用的发生，是通过人类共通的媒介空间实现的。这就决定了媒介在认识、使用、理解和创构之中，彼此存在交互作用。换言之，媒介的交互作用，实质是主体间交互作用的表现。编辑活动的主体元素之间，如果不存在“主体间性”，也就不存在“媒介间性”。
三是由编辑活动传播讯息的规律决定的。编辑创构媒介的目的是传播讯息。不同媒介的讯息传播广度、深度和速度，往往表现出不同的方式、特点和形态。编辑为了更好地完成讯息传播，实现讯息传播增值，满足不同受众层次的需要，就会不断综合和整合不同媒介的讯息传播特点，对媒介进行整合创构，集合利用，甚至创造出新的媒介。其结果就是媒介的交互作用和转换生成。
3 编辑活动“媒介间性”特征的意义
“媒介间性”特征是贯通编辑活动历史的编辑客体作用规律，是编辑活动的整体特征之一。认识和发现这一规律、特征，对于我们做好当下编辑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媒介间性”是解释当下编辑活动中媒介融合现象的理论依据。从报纸与图书的内容转换生成，到报纸和网络的报网互动，影视和出版的互动传播，再到最高层次的全媒体出版、三网融合，由“媒介间性”造成的媒介融合现象，不仅是当代媒介发展中最有影响的实践特征，而且也构成了编辑活动最为生动的变革图景。当代编辑学研究和传播学研究都在高度关注和描述媒介融合现象。但是，很少人追问媒介融合这一现象的内在动因。换言之，为什么会出现媒介融合现象，媒介融合的理论依据何在，如何用理论来解释媒介融合这一现象。编辑活动的“媒介间性”特征，正是解释媒介融合现象的理论依据。正是因为编辑活动的“媒介间性”特征，编辑创构的媒介之间存在共存互补、交互作用和转换生成关系，不同的媒介在编辑活动中才走向互动，并最终走向融合。与此同时，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当代编辑模式发生重构，编辑思维面临提升，这些变化也无一不与编辑活动的“媒介间性”特征相关。
“媒介间性”特征的认识和发现是对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研究的进一步完善，提示我们要深化和拓展对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认识和探索，尤其是要打破主客体二元对立的传统观念，站在对规律性和趋势性探讨的高度，全面审视编辑活动构成要素的内在运行机制和外在表现形态。此前编辑学研究比较重视编辑主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忽视编辑客体的作用关系。殊不知，编辑客体之间也存在交互作用关系。正在日益泛化的“出版”概念和备受关注的“全媒体”出版理念都反映出，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不仅存在于编辑主客体的交互作用，而且体现在客体媒介自身发展的规律上。编辑活动的“媒介间性”特征，是我们在认识编辑“主体间性”特征，即主体交互作用关系后的又一发现。它是对编辑活动主客体作用关系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由此，我们可以将编辑活动的内部运行规律归纳为三个维度：一是编辑主体间的作用关系，二是编辑主客体的作用关系，三是编辑客体的作用关系。编辑只有深刻地认识和把握这些作用关系，并将这些认识抽象概括到理论层面，才能够更自觉地遵循规律，提升和变革主体，从而实现主客体的协同发展。
注 释
[1][4]王振铎．编辑学理与媒体创新[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12，12
[2]王华良．再论编辑活动基本规律[J]．编辑学刊，2006（3）
[3]杨焕章．编辑主体和编辑客体[J]．大学出版，1998（4）
[5]范志忠．论“报网互动”的发展态势与传播特征[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1）
[6]练小川．数字时代的阅读[J]．出版科学，2009（2）
对媒介融合的认识范文第2篇
论文摘 要：在媒介整合时代下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大致沿袭三条路径：即分别作为专业课程、专业方向和教育理念来加以建设现有的新闻教育体系 。但是由于对媒介融合实质存在认知误区，三种路径在现实发展中都存着问题。作为专业课程上唯技术至上的课程取向，在专业方向上对通识 课程设置认知模糊，在专业理念上对新闻教育目标缺乏大局意识，都导致现实改革处于瓶颈状态。媒介融合下的新闻教育实质上是传播者和受 传者的传播理念融合，是知识性课程与技术性课程的融合，是对专业人才和社会人才培养目标的融合。
1 媒介融合对新闻教育的冲击
1.1 关于媒介融合
媒体融合是国际传媒大整合之下的新作业模式，是将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的采编作业有效结合起来，资源共享，集中处理，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然后通过不同平台传播给受众。在新闻生产流程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动与融合使新闻媒体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一体化的数字内容生产平台的建构、一个采编团队同时面对多种媒体终端的内容整合，要求新闻组织与每一个新闻从业者都能胜任媒介融合带来的新的任务。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布赖恩布鲁克斯（brians brooks）06年6月在人大讲座时，曾介绍说：媒体融合的“核心思想就是，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和一些藩篱的打破，以及电视、网络、移动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类新闻媒体将融合在一起。”“记者必须跨平台承担不同媒体交给的工作，98%的工作将和今天要做的极大不同。”
1.2 媒介融合呼唤新闻教育的改革
过去的十年，媒介融合已成为全球性的热门话题，在中西方的传媒界实践中也已经相当普遍。在数字技术与网络传播推动下，各类型媒介会通过新介质真正实现汇聚和融合。媒体融合的深度发展为传媒业提供了机遇和挑战，而新闻教育也必须正视这一挑战作出相应变革。媒介整合影响了整个新闻业制作流程，对传统新闻媒体的生存竞争提出了新的问题。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整合传播，促使了以前占据独立市场份额的各个媒介开始从独立经营中转向多种媒介的联合运作，尤其是在新闻信息采集上的联运操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力、资金和设备的投入，从而实现了利润的最大化。其次在整合传播的过程，技术因素的力量越来越得到突显。新媒体不仅作为一种媒介载体，更是成为一种崭新的表达方式。新媒体发展中技术的更新换代，对新闻教育提出了新的问题。
1.3 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新闻教育改革的现状
中国的不少高校正逐步开始顺应媒介融合的时代环境，进行新闻教育的相关改革和调整，既体现在教育观念上，也体现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等方面。概况来说，现阶段的新闻教育改革呈现出三个层次。
1.3.1 把媒介融合做为一种专业课程体系来建设。通过开设具有实验意义的数字传播课程来适应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如《多媒体信息传播》《网络新闻编辑》等，在课程体系上将新增加的课程作为原有课程的补充。
1.3.2 把媒介融合作为一种专业方向来建设。不单独开设具体的数字传播课程，而将新媒体概念渗透于各个专业的课程中，尝试“大传播”意义上的“媒介融合”，并重点借助“网络传播实验室”、“新兴媒体实验室”等教研一体化实验室，让学生在新技术运用过程中掌握相关知识和技巧。
密苏里大学呼应业界的需求，紧跟技术发展潮流，于2005年9月开设了一个新的“媒体融合”的专业，在“交叉”的基础上，为学生提供新闻传播技能的全面训练，以培养适应媒体融合的新型新闻人才。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出的“融合新闻学”（convergence journalism）专业，已成为这一领域的引领者。
在中国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媒介融合的专业建设也悄然起步。2007年，南京大学金陵学院获批开设媒体融合专业(方向)，并于2007年秋季开始招生，这是国内高校首次开设媒体融合专业；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与美国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合作，成立了我国高校首家融合媒体实验室；2008年4月3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媒介融合系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双方约定互为姊妹学院，共同举办“新媒体发展与媒介融合”国际学术研讨会，推进双方的师生互访，互相承认学分。
1.3.3 把媒介融合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加以应用。即整个学院以媒体融合为基础，将媒体融合嵌入到新闻理论演变中，将教师的日常教学和学生的实习实践都按照媒介融合的趋势和技术特点进行调整，探讨多元化互动新媒体教育模式。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调整学院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在教学中，尝试在本科推出6个专业课程包，让学生能够既打好学科知识基础，同时可根据兴趣、发展潜力选择专业课程包。同时，在此前提下，也积极利用学校学科优势，加强与法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合作互补，试行联合培养，使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具有两个以上的学科知识融合。在实践层面，人民大学尝试将学生的实习真正融入到新闻业界的生产流程中，搭建真正具有实战功能的媒介融合平台。
纵观这三个层次的改革，核心点其实体现在了对专业技术的重视。然而单纯对技术的重视并不足以应对媒介融合的发展。媒介融合给新闻传播教育带来的挑战，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还体现在受众心理、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层面的转变。所以，深刻理解媒介融合的实质，正确认识媒介融合对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改变，才能够使新闻教育从根本上适应融合媒介的时代背景。
2 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教育的认知误区
2.1 对媒介融合对新闻实践影响的认识误区——停留在了对新闻制作者与制作方式上，忽视了受传者的影响
媒介融合带给新闻传播行业的改变不仅是体现在业务流程、行业规则、媒介形态上，它改变的不仅仅是制作者，更重要的是受传者对媒体选择和利用的方式。单一的从制作者层面理解媒介融合，尝试着通过培训全能记者的方式来适应媒介形态的变化，并不足以应变纷复繁杂的现实状况。更重要的是从受传者的角度来分析媒介融合的影响。媒介融合对受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受众对新闻的获取和理解方式上。
2.1.1 改变了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公众日益摆脱被动接受新闻或信息的状态。尤其是年轻人，乐于回应、参与媒体报道，甚至创建个人的媒体。
而且在年轻人中，拥有这种新媒介技能的人群在增加。专业媒体的记者必须正视这一现实，而且学会从这种方式中获取自身工作的养分。如从网上论坛，在线视频中寻找报道的灵感和故事。
2.1.2 改变了受众理解信息的方式。在传统新闻业为主导的新闻时代，人们对新闻的认知和信赖是基于对理论、数据的臣服，而在新媒体时代受众选择和体验新闻更多是出于情感判断。传统新闻学去强调以理服人，摆事实讲道理，用社会学解决理念传播、影响力问题，但今天它的效能却在极大减损。现在95%以上的社会判断、社会信任建立在情感判断基础之上，要让人们在情感体验当中产生向心力和认同感，动之以情，这是在媒介融合时代必须学会的一种传播手段。
2.2 对融合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认知误区——唯技术至上的专业取向
早期在新闻学框架中的新闻教育注重采写编评的技能课程。在新闻学向传播学过渡的过程中，特别媒介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注重新媒体的技能培养又成了新的学科取向，提出培养“全能型人才”、“跨媒体记者”的新的培养目标。培养目标的核心就是体现在了对技术的重视上，尝试打破早期的专业类别划分，让学生打包学习不同的专业方向的知识。实际上全媒体记者的核心并不是单纯的专业质技能的掌握，媒介融合教学目的也不是要求报道者同时掌握所有媒体形式的专业技能。而是要求报道者能够在团队中正确理解自己的角色，将受传者和传播者的身份进行互动，根据现实情况选择合适的报道方式和报道技巧，以适应当前的媒体环境的变化。单纯的“唯技术至上论”会导致新闻信息的重复传播，深度信息的缺乏，减损有效传播的的效率。
2.3 对融合新闻教育课程设置的认知误区——对融合新闻教育的课程设置认知模糊
2.3.1 融合新闻课程设置上停留在了对多个不同媒介的专业技术知识的融合。
中国目前的媒介融合课程体系实质是力图将网络、报纸、广播电视三种不同媒介形态的技术课程进行打包设计，要求学生必须选修自已主修专业外的第二专业的课程。如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将本科课程设计为新闻学选修包、传播学视觉传播选修包、传播学新媒体课程选修课程包、广播电视专业选修课程包、广告与传媒经济专业选修课程包、学术与应用选修课程包，规定专业选修课必须选修够16个学分，其中在本专业选修的课程不少于3门计6学分，其余学分可以自由选择任意一个课程包，但所选课程至少要来自本专业外的3个课程包。在这种课程体系中，网络是作为独立的课程包来讲授。 这样，在实际授课过程中，首先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课程体系重复带来的资源浪费，另一方面，过多的专业技术课程会减弱课程中非新闻专业领域的课程比重，这样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就得不到全面的系统的提高。融合新闻教育的目标并 “重视多能，忽视一专”，而是要实现“一专多能”的综合性人才的培养目标。
2.3.2 融合新闻教育的跨学科融合并没有真正体现。媒介融合带来的最大改变是，对多学科知识的融合。如何在新闻传播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上，在课程设置上，体现多学科知识的融汇，是目前新闻教育改革的重点。美国密苏里大学作为首个开设融合新闻专业的大学，以它成功的教育实践诠释了融合新闻教育的实质。威廉姆斯认为，既然将新闻确立为专业，它就既不能不强调通识、整体的文化教育，也不能偏废实践经验所能赋予的训练，新的教育方式是将专业课程和一定数量的经过精心选择的学术课程的结合。以此为理念，密苏里学院非常重视新闻学与其他科系之间的合作。尝试通过加强通识教育的方式来增强跨学科专业的整合。
中国新闻教育在通识课程的设置上，却出现了简单的“拉朗配”的局面，即简单地把两种学科领域的知识进行一定的融合。如有些学院要求学生选修经济类、文化类、法律类、信息类课程，提出培养所谓的军事记者，财经记者，法律记者等等复合人才，实质上这种课程体系培养的人才，相较于相应学科领域的专业人才来说，在专业知识的掌握上只处于粗浅的认知阶段，四年的选修课程由于缺少系统的课程体系的设置，专业的师资力量，充足的上课时间，和与传统新闻学知识的有效融合，变成了似是而非的“复合型人才”。
3 误区的重新认识和反省
3.1 对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设置——对全媒体记者的认识解读
3.1.1 脱离唯技术至上的全媒体技者培养观念，确立培养具备技术能力、专业素养和职业理想的新闻创新人才。全媒体技术这一培养目标的三个层次正是体现了新闻创新人才的三方面素质的要求。一融合媒体人才的专业技术能力：掌握全媒体新闻采集和制作技术，在综合利用各类不同媒介特质的基础上对信息进行形态的差异化传递。如在报道一个突发新闻事件中，先用手机媒体做短信报道，然后是网络媒体滚动播报，再跟上图片报道、视频报道，最后为报纸、刊物提供详细的深度报道。通过多媒体方式对信息进行整合传播以实现信息的最佳传递效果，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二是融合媒体人才的专业素质是指具有职业道德和素养，遵守新闻伦理和新闻法律，富有创新精神，具有创造性才能。体现在全媒体时代就是脱离简单地对信息的重复性加工，防止信息的爆炸式传递，而是能够根据受众的差异化需求和媒体介质的不同特色，对信息进行多样性的富有深度的开掘。三是体现在新闻的职业理想上。不管传播技术如何进步，传播方式如何变革，新闻传播教育的人文内涵永远是至上的，新闻教育理念应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和手段，以人文精神的培养为目的。随着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的新闻教育走向了误区，即人文理想、新闻专业理念逐渐被实用主义，技术主义所取代，把新闻教育置于市场逻辑中，漠视生命教育，使新闻教育走向世俗化，功利化的歧途。 因此，全媒体记者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内涵即是要培养坚持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维护社会公益和价值体系的社会人才。
3.1.2 全媒体记者的核心素质是叙事能力，即要具有深厚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功底，能够深刻理解社会与现实，不仅能够通过掌握多种媒介技术把信息进行差异化的传递，更重要的是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突显出信息的力量和价值。
美国著名新闻教育家、旧金山州立大学新闻系前主任、新闻学教授贝蒂?迈斯格在演讲中说，新媒体应用技术越来越成为傻瓜，已经变成简单易学的小手艺，今天的新闻院系培养的仍然是发掘和讲述新闻故事的能力，新闻传播院系在教学和科研中对新媒体技术的过分追求，将会削弱新闻学的核心价值，培养的学生很可能只会成为别人原创性的新闻和影视作品的剪贴员或包装工。不管媒体形式如何变化，如何让一个故事讲得生动始终是新闻学教育的关键性问题。已故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凯瑞说过：新闻就是一种描写的艺术，或者是描述的艺术。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南加州大学的融合课程改革中，新闻写作课程始终是作为核心课程来开设，因为讲述一个好的新闻故事的能力实质是其他媒介技能的平台和基础。
3.2 融合新闻课程体系的设置——融合课程实质上媒介技术课程和人文与社会课程的深层整合
3.2.1 技术课程融合的实质是不同媒介专业的学科间融合，实现跨学科的整合教育。
媒介整合时代下融合新闻教育的实质是要把广播电视、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的报道特色、写作范式、技术理论、视觉需求、专业术语进行课程间的协调整合，建立真正成熟兼容的媒介融合课程体系。
美国南加州大学媒介融合的课程在多次改革后逐步建立了这一体系，即把媒介融合中的网络新技术课程融入到整个传统新闻学教学中，不再像中国目前的新闻课程改革那样，把网络、广电、纸质媒体分别授课。这样的设计一方面避免了课程体系的重复导致的教学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从新闻实践的角度考量更适合融合新闻要求记者和编辑结合新闻题材特点选择最佳的媒介方式进行报道的特点。
表1：南加大新闻系媒介融合课程模式
3.2.2 融合新闻教育不仅要实现在专业课程上不同媒介技术课程的融合，更要在通识课程上实现多种学科间的融合。
媒介融合催生了融合新闻学的发展，技术层面引发的制作流程的改变，促进了在新闻教育中对技术课程的重视。但是在美国密苏里学院开设的融合新闻课程的实践中，发现单纯的技术性知识的掌握并不足以培养出胜任各种状况的优秀新闻人才。虽然媒体技术的力量谁都无法回避。但是也应该看到，内容永远主宰了高质量的新闻与新闻教育，传输系统永远是第二位的，虽然新技术挑战教育模式，但是我们应该坚持教授学生那百分之八十不变的内容，掌握百分之二十的操作技术比掌握百分之八十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更加重要。
在此理念下，美国新闻教育从早期的专才教育向通才教育发展,开设课程的重点从专业技术课程转向了人文与科学知识。各学校都努力将反映传媒技术性层面内容的课程减少,增加传媒事业社会层面、伦理层面、文化层面内容的课程。如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大众传播系对新闻、广告专业学生人文课程的学习做出了严格要求,要求学生必须修65学分的人文课程,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历史、国际关系、经济学、戏剧艺术、宗教、讲演等;宾西法尼亚大学传播系认为:“我们的毕业生应该有良好的人文学科基础,我们训练他们能够探求文化、技术、伦理、文艺以及政治事务,并能深刻理解大众传媒对公众的作用、权利和责任。”
目前在中国新闻教育所面临的时代变革和现实危机面前，加强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实践成了新闻高校改革的一大举措。目前复旦和清华都提出了通识教育的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这一基本理念，定位于培养媒介精英人才。如下表2、表3可看到，虽然两者的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各有特点，但通识课程中对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视，加强学生知识面的拓宽是其共同特点。通识教育使学生浸润于文理贯通的博雅教育中,使其成长为更适合社会需求的“通才”。
表2 复旦新闻学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与修读要求一览表
表3 清华新闻学专业通识类课程设置与修读要求一览表
综上所述，媒体融合是当代传媒业的一种新趋势，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域的联合与合作，早已突破了现行政策的壁垒。与此相适应，融合新闻教育成为现代新闻教育改革的热点和方向。如何在融合媒介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新闻教育的学科整合进行重新认识和规划，对新闻教育改革来说至着重要。这种学科间整合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指包括不同媒体形态技术课程的整合，尝试将新媒体融入到各个传统媒介的教学体系中。二是在新闻学院内部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知识和传统新闻学科专业课程的整合，着眼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三是打破学院间的藩篱，鼓励学生辅修其他专业，真正实现学科间的联合办学，着力于培养社会性工作人才。只有实现这三个层次的改革，才能够真正实现融合新闻教育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徐沁.媒介融合：新闻传播业的新趋势.东南传播,2008（6）.
2 倪宁.面对媒介融合的新闻教育.中国记者，2011（3）. 3 倪宁.面对媒介融合的新闻教育.中国记者，2011（3）.
4 editor and publisher.dec.24.1910,20.
5 邓建国.管窥美国新闻传播院校媒介融合课程改革中的经验与教训——以南加州大学新闻系的试错为例.新闻大学，2009（1）.
对媒介融合的认识范文第3篇
关键词 规则 变革 媒介融合 新定向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自20世纪末以来，随着各种传播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新的媒介形态层出不穷。与此同时，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与各种新媒体，在组织结构、传播手段上日益相互渗透和融合，媒介间的技术和形态界限日渐模糊。
这场遍及全球的“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革命，不仅给传播业务和传播产业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而且使传统的传播规制政策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媒体分立时代所构建的政策架构，已经成为媒介融合在推进过程中最主要的障碍。因此，对媒介融合语境下的传播规制政策变革的必要性以及路径、模式等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已成为一项在实践和理论两个领域都非常迫切且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本文立足于文献研究，在对媒介融合研究现状进行回顾与厘清的基础上，探讨了媒介融合语境下规制变革的必要性以及相关研究的现状。
一、媒介融合的研究现状
有关“媒介融合”的思想可以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McLuhan)。在媒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视野里，没有一种媒介能够独立存在。“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文字的内容是言语，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印刷又是电报的内容一样”。这种媒介观事实上便已包含“媒介融合”思想的基因。
不过，“媒介融合”思想真正萌芽的始点一般认为是美国未来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olasNegroponte)提出的观点：“广播电视业”、“电脑业”和“印刷出版业”将在数字化浪潮下呈现交叠重合的发展趋势。20世纪70年代末，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媒介实验室(Media Lab)的筹建演讲上，尼葛洛庞帝提出了这种“传播与资讯通讯科技终将汇聚合一”的思想，并用三个重叠的圆圈来描述计算机、印刷和广播三者的技术边界，认为三个圆圈的交叉处将成为成长最快、创新最多的领域。
自尼葛洛庞帝提出“三个重叠的圆圈”之后，媒介问的融聚汇合便备受关注和讨论。但“媒介融合”真正作为一个学理概念，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伊契尔・索勒・浦尔(IthielDe Sola Pool)首先提出的。在1983年出版的《自由的科技》(Technologies of Freedom)一书中，浦尔首次提出“形态融合”(convergence of modes)的概念，并率先对媒介融合的内涵作出界定，认为媒介融合是“媒介间界线日渐模糊”的进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媒介间的融聚、汇流便在数字化的潮流中日渐得以显现和证实。而媒介融合作为一项前沿课题也逐渐得到广泛关注，相关研究也开始得到接续和深入。目前，西方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热情非常高涨，相关论文和研究成果的数量逐年增多，美国一些大学甚至专门开设了媒介融合专业或方向。从已经问世的成果看，西方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视角比较多元化，目前已开辟了媒介技术融合、媒介所有权融合、媒介文化融合、媒介组织结构融合、新闻采编技能融合等多个研究领域，初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我国学者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即开始关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共存、互动以及整合、融合的问题。但具学理意义的“媒介融合”的研究，则一直到2004年才由中国人民大学学者蔡雯在考察美国媒介发展状况过程中引进。2005年开始，以蔡雯为首的一批学者以极大的学术热情迅速投入该课题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随即迅速增多。目前，国内各学者围绕该课题的研究已获得了第一批成果。
一些先行研究者围绕“媒介融合”的概念内涵、研究范围和层次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而系统的整理，初步搭建起该课题的理论架构。从2006年开始，以蔡雯为代表的学者开始从应用新闻学角度对“融合新闻”(convergence Journalism)进行研究与探索，对“媒介融合”语境下新闻传播方式和流程的变革、新闻资源开发、新闻报道策划以及新闻人才技能的更新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与此同时，研究者也开始尝试以一种相对宏观的视角，探讨“媒介融合”对传媒产业和社会可能带来的变革与影响，研究视角逐渐呈现出微观、具体视角和宏观、思辨视角并重的局面。
综观既有研究，我国对“媒介融合”的研究已开始进入理论化、系统化的阶段，学界的研究视角正在趋于多样化。不过，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社会背景下，其理论的研究仍然落后于实践的发展，虽然研究的广度得到拓展，但深度比较欠缺。而且，既有研究大多关注的是媒介形态、功能的融合。对媒介所有权、组织结构上的融合还关注不够；同时，基本基于一种“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理论取向，对媒介融合过程中的技术推动力量持一种过于简单和乐观的态度，而普遍忽视了政策规制、社会文化等因素对媒介融合进程的制约作用。不过，目前学界已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和局限。从研究的整体趋势来看。在媒介技术融合、产业融合等既有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化的基础上，一种基于社会、文化领域的宏观研究视角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二、规制融合：“社会形成论”视野下的新视角
从尼葛洛庞帝开始。技术因素便被定义为媒介融合的直接诱因，而媒介间的融聚、汇合过程被认为是技术驱动的进程。如，在浦尔的最初理解中，媒介融合不过是由于数字化的发展而导致的通信和广播的形态融合。Pavlik(1996)将融合定义为“在计算机技术驱动下，传播媒体的所有形式汇聚到一个电子化、数字化的平台之上”。
确实，在许多人看来，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和电视之所以会产生碰撞而导致边界模糊，主要是由于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的使用和影响。但这些将数字技术(或者称为“计算机技术”等)视为媒介融合唯一前因的观点，显然充满了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色彩。在技术决定论的理论视野下。技术被看成是形塑社会的最具影响力的因素，甚至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唯一逻辑。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技术单向决定社会发展的线性模式便已受到众多批判。作为最主要的批判理论，技术社会形成论(Social shaping theory，SST)十分强调技术的社会因素塑造。注重考察社会、体制、经济以及文化等力量对技术的形塑和影响作用，认为技术并不是完全按照技术自身内在的逻辑发展的，而是由创造和使用它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情境所决定的。
因此，遵循技术社会形成论的认识论，一些学者对媒介融合技术决定的论调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技术因素并非媒介融合在现实社会中实现的唯一因素，媒介融合作为技术变革的产物，并不完全依赖于技术的内部逻辑，而要受到其
运作环境和社会情境的限定。即使媒介形态在技术上实现了融合，但媒介融合的社会进程必然是缓慢和渐进的。正如Winseck所指出的，媒介融合其实在数字化之前就开始了，并且一直都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但是媒介私有化的制度以及政府规制等种种限制阻碍了其进程。
事实上，媒介融合在当下所面临的困境也已经证实了技术社会形成论的观点。如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媒介融合作为媒介的发展趋势，受到了各国和地区的普遍认同和追捧，但在产业、组织等现实推进中却是困难重重。政策规制变革的滞后、产业和市场融合所面临的种种壁垒、盈利模式的探索和转换以及相应人才资源的匮乏……种种社会条件的限制，成为了进一步推进媒介融合的束缚。
在种种限制性社会因素中，不能适应媒介融合发展现状和趋势的传统媒介规制体制无疑是最主要的阻力之一。在大部分的国家，传统的媒介规制方式都由基础技术平台的分类所决定。如在我国，报刊以及印刷出版归属新闻出版局管理，广播电视归属广播电视局管理，互联网和手机媒体等归属信产部管理。但在媒介技术平台日益汇流以后，媒体功能出现重迭，传统媒介产业之间乃至于媒介产业与通讯产业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原本处于不同产业中的报刊媒体、广电媒体、网络媒体以及通讯渠道相互渗透和交叉竞争。在这种情势下，传统的基础平台分类为依据的产业分立规制体制便面临着出现双重标准、规制失灵等问题，而媒介融合无论是在技术平台上的融合，还是内容产品、媒介组织乃至媒介产业的融合上，都毫无例外地受到了牵制和阻碍。
基于媒介融合融合的现实困境和发展规律，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个“规制融合”(regulatory convergence)的概念，认为，所谓“规制融合”，其实意味着通过展开一系列因应媒介技术融合、市场融合和产业融合的媒介规制变革，从而“建立一个能够适应所有融合领域的共通的规制框架”。从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来看，“规制融合”的推进是一项涉及到机构变革、政策调整等方方面面内容的系统工程。如，不仅包括规制主体和对象的融合，而且要求建立适应媒介融合领域的规制政策以及更灵活、更具融合性的市场准入制度，并且建立相应的市场监管制度，以促使市场的有效竞争和充分竞争。
就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政策规制的变革往往滞后于技术的变革，而政策规制的调整与变革往往是进一步推进技术变革的重要条件。但对于媒介规制融合与媒介技术融合以及媒介产业和市场融合之间的关系，西方学者们并不赞同以一种单向线性的思维，简单地将之构建为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如，在迈阿密大学传播学院的Bruce Garrison和Michel Dupagne设计的“媒介融合”模型(图1)中。既可以是技术融合作为经济融合(即市场或产业融合)和规制融合的先决前提，也可以是经济融合和规制融合带来技术的融合。但无论是哪一种模式，融合效果的最后产生都是技术、经济和规制因素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这样一种系统论的思维出发，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媒介融合不仅仅是技术和平台的聚合和产业、市场的融汇，也不仅仅是规制政策的应对和融合，而是多种因素(既包括技术的，也包括社会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结果。
三、媒介融合语境下规制变革研究现状
在媒介融合趋势初露端倪的20世纪末，西方一些学者便开始关注传播规制政策的变革。如，Clements和Blaekman在1998年便注意到了电信产业与媒介产业的融合趋势。并对相关产业政策的调整进行了探讨。不过，当时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融合趋势对广电频率资源以及电信产业政策的挑战，而关于传统媒介内部规制政策的探讨较为鲜见。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数字化对传统媒体内容与流程的影响日渐扩大和普遍，关于融合趋势下媒介产业内部政策调整的研究开始逐渐增多。学者们主要围绕媒介融合对传播规制政策的挑战与冲击以及传播政策的调整与变革两个问题展开研究。在媒介融合对传播政策的挑战与冲击这一个问题上，学者们的认识比较一致：基本上都认为在媒介融合的语境下，过往将不同媒体以不同模式分别监管的政策将面临挑战。但在应该如何建立适合媒介融合趋势的传播政策这一问题上，研究者们的意见比较多元。如，香港中文大学的粱丽娟在对比台三地传播政策的基础上，从“政府角色”、“规管模式”和“竞争法律”三个方面探讨了媒介融合对传播政策的影响，认为在媒介融合语境下，政策架构由多重规管简化为单一架构以及引入竞争法律将有利跨媒体竞争；因应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02)而成立的ITU-D(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研究小组在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由事前监控的产业政策(sector specific ex-ante law)转向事后追惩的竞争政策(ex-post application ofcompetition law)的建议：而台湾政治大学硕士研究生袁常捷则针对台湾地区广播电视市场，提出了一种层级模式(layered model)。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从各国或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个案分析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台湾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陈立兴在其毕业论文中，对媒介融合语境下台湾地区有线电视与电信事业的相关管制规范与竞争机制进行了研究；伦敦吉尔德霍尔大学的MarkWheeler对英国传播政策在媒介融合语境的调整与变革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伦教城市大学社会学系传播政策项目负责人Pesos losifidis探讨了媒介融合刘欧洲各国传播政策的影响和冲击，并初步勾画了融合时代欧洲新的政策架构。总体来言，在个案研究方面，欧盟各国传播政策的调整与变革被认为是目前较为成功和成熟的做法，尤其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相关研究成果比较多。
近两三年来，媒介融合语境下的传播规制政策研究也开始引起我国学者的学术关注。相关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观点开始散见于各级学术期刊。如，蔡雯及其博士研究生黄金在分析、比较美国、欧盟、新加坡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媒介管理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规制的变革乃是媒介融合的必要前提”的观点；肖燕雄在其论文《论应对媒介融合的法制管理原则》中，总结了西方国家和一些发达地区应对媒介融合的法制原则：法律政策整合原则、管理分散原则、管理国际化原则。同时，一些大型的科研课题也开始将该议题纳入研究框架，如蔡雯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数字化时代媒介融合发展与新闻传播改革研究”。重点关注了传播规制政策的变革；肖燕雄主持的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现代传播技术变革与新闻传媒法律、政策”，则在媒介技术变革与传播政策变革的宏观框架下，对媒介融合语境下的政策变革进行了探讨。而在今年10月，我国第一场有关“媒介融合语境下的内容规制与传播政策”的主题研讨会也将在中国传媒大学(北京)举行。
总体而言，我国对媒介融合语境下传播政策研究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不仅成果数量少。而且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足。就研究的关注点而言，目前我国学者的研究还处于总结西方经验的初始阶段，不仅对于媒介融合对传播规制政策的挑战与冲击这一问题的研究未及深入，而且还基本没有涉及我国传播规制政策调整与变革这一问题。
四、小结
对媒介融合的认识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媒介融合对传播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改变着新闻传播的面貌和运作方式，也使广告传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分析媒介融合背景下传播方式的变革，了解广告传播的新规律、新特点，以使广告活动更好地应对媒介融合的新环境。
随着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媒介融合(mediaconvergence，又称媒体融合)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热门话题。“媒介融合”概念是舶来品，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蔡雯发表《培养具有媒体融合技能的新闻人才—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教授的对话》一文，首次向国内介绍了“媒介融合”。之后，国内学术界开始讨论关于“媒介融合”的理论界定，近几年的研究，绝大多数从新闻学的视角进行，研究、分析国内媒介融合的现状和前景，从宏观层面上探讨媒介融合带来的传媒产业的影响，微观层面上则关注媒介融合对新闻业务变革引发的变化。实际上，媒介融合对社会结构和传播方式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改变着新闻传播的面貌和运作方式，也打破了中国广告业的生态，使广告传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和挑战。随着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分析媒介融合带来的传播方式的变革，探索广告传播的新规律、新特点，在广告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着很大的意义。
综合此前学者对媒介融合的认识，媒介融合大致包含三层含义:一指媒介功能的多样化，即各种媒介的多功能一体化，指单一媒体融合了多种媒体的功能，强调单一媒体对不同传播手段的整合;二指不同媒体之间的联盟与共融，即传媒业内部不同媒介间的联合，主要指不同媒介之间对信息资源的共享，强调信息内容针对不同载体的整合传播;三指传媒产业与通信产业等其他产业之间的融合，指大传媒产业的形成，强调媒介产业对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wWW.133229.cOM笔者认为，未来的媒介融合，是以数字和网络为基本平台、多种媒介形式为终端的媒介形态。数字和网络是信息传输的基本载体，电脑、手机、电视等成为信息输人和输出的设备。媒介融合带来了信息传播的“即时、移动、交互”，使大众可随时、随地地传受任何信息，信息传播方式随之发生变革，传统的广告传播思维也需要大的突破。
从针对不同受众群的传播到针对某一受众群的传播
传统媒介受到传播技术的限制，信息传播的时空性有较大局限。例如，电视媒介由于收视终端的限制，受众一般只能在固定场所主要是家里进行收看。受众的信息接收就要受到生活、工作的时间规律的影响，对传统媒介来说，也就无法一天24小时对同一受众群体进行信息传播，造成了传统媒介特别是电子媒介必须对传播时间段进行划分，根据不同时间段能接触到媒介的受众进行信息内容定位。以中央电视台一套2010年3月2日的节目编排为例，早上8:35安排了针对老年观众的《夕阳红:老年人家园》，下午4:58编排了针对家庭妇女的《天天饮食》，从17:43到19:00，是针对少儿观众的《动画城》和《智慧树》，而针对中青年上班族的节目则集中在晚上，也就是所谓的“黄金时段”。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媒介的信息传播首先把传播时段进行划分，再找出每一时段主要的受众群体，根据其需要制作、播放信息内容。这种情况下，媒介可能只需要关注非主流受众在非黄金时间的信息需求和主流受众在黄金时间的信息需求，媒介以受众为中心，是以不同时间段的不同受众群体为中心，也就是媒介要面对不同时间段所对应的不同受众群体进行内容制作和营销。
而随着无线和移动技术的发展，单一媒介融合了多种媒介的功能，如手机融合了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介的功能，网络受众的媒介可得到性大大加强，受众全天24小时暴露在媒介中，随时随地都可接收、阅读和上传信息。这时，媒介传播要考虑的就是怎样针对受众不同时间段的信息需求来传播信息了。对于融合多种传播手段的媒介来说，就是针对受众在不同时间段传播信息，信息的传播手段则根据信息的内容灵活选择，可能有时候是手机报，有时候是手机电视，有时候是短信。对于整合了不同媒介形式的传媒集团来说，则是如何针对类别受众根据不同时段进行不同媒介的信息传播。此时，媒介面对的就是类别受众群体的全时间段。媒介以受众为中心，就是选择某一类或某几类受众为服务重点，分析具体目标受众群在不同时间段的信息需求和媒体接触习惯，打造适合他们的信息内容，并选择不同的媒介进行传播。
这种变化对于广告传播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媒介组织来说，其广告传播的对象不再是不同时间段的不同受众群体，而是精准的某一类别受众群体。这对要求媒介组织对于受众有更深人更全面的了解，要深人到他们生活的每时每刻，形影相随。对广告主和广告公司来说，媒介投放不再是在众多的媒介中选择目标受众可能接触的时段或版面，而是选择与自己的品牌形象相符合、目标受众相吻合的媒介、覆盖目标消费群体的生活时空。同时，在信息全天候围绕受众轰炸的媒介融合环境下，信息针对受众搜索的反应能力更加重要。广告主与媒介的联系将更加紧密。分众传媒致力打造的“中国生活圈媒体群”，就是融合媒介针对特定受众群体进行全时空传播的典型案例。
从渐进式传播到整合传播
对传统媒介来说，由于其传播手段都是单一的，不管是印刷媒介还是电子媒介，其信息传播从时间顺序来看，都是线性的，即媒介如果要对某一信息进行多次传播，只能在不同时间段上进行渐进式的深人传播。传统媒介组织对信息内容特别是新闻传播的思维方式不外乎随着新闻事件的发生做跟进式报道和进一步挖掘新闻背后的价值两种。但对融合媒介来说，除了传统媒介的纵向传播思路外，因为对信息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思考重点转向如何对同一个信息素材针对不同载体形式进行加工处理，再选择适当的媒介组合进行，也就是同一信息在不同媒体形式或媒介间的整合传播，实现最终信息产品的差异化和最优化。如果说传统媒介的信息传播方式是线性的、平面式的，那么融合媒介的传播方式就是立体式的。
媒介融合对媒介组织在新闻信息处理上的要求同样体现在广告传播上。媒介组织不再只是单纯地销售媒介的“留白”时间或版面，媒介组织销售的是其目标受众的生活时空，或者说“生活场”(“场”在心理学中被定义为外界环境，“生活场”所指的是与个体行为活动相关的各种人、事、物)。广告传播的效果不再只是依靠媒介或内容产品的收视率或发行量，更多的是媒介的整合信息传播能力。“一个媒介所赖以赢得竞争、赢得对手的主要因素，决不只是靠具有原创性的独家新闻，而是靠独家的、具有原创性的信息加工标准、加工方式、信息处理手段及信息表现方式。’，峻对于广告主和广告公司来说，多媒体的媒体形态为产品及品牌的营销打造了全新的3600的体验环境，广告创意不再仅仅是创造广告，更应该是创造品牌的体验。
从信息的单向传播到双向传播传统媒介的传播是以媒介组织为主导的单向传播，虽然受众通过来信、电话和短信等方式可以进行信息的反馈，但这种参与的力量是十分弱小的。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普通公民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参与传播的能力，他们不但可以通过手机短信评论节目、投票、参与节目和点播节目等，还可以借助手机、博客、播客、bbs等新闻，表达观点。“草根记者”的新闻报道、dv、彩信图片上报纸、上电视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单方面的填鸭式的传播向双向互动交流的传受合一转变，受众在传播中的主动权日益上升，受众成为播众。
媒介融合带来的双向传播对广告传播最大的影响就是互动与内容共创。互动性对广告效果的提升作用已无须赘述，媒介融合为传受双方的互动提供了丰富的技术手段和表达方式。但多样化的媒介形态和传播手段给受众带来的显然并不只是与传播主体的即时交流，受众在广告传播中不再只是被动的客体，其不但与传播者的地位日趋平等甚至能反客为主，成为传播中的主导者。技术的进步打破了媒介组织对于传播渠道的垄断，来自公众的创造力喷薄而出。受众直接参与到信息内容的创意和制作中，进行内容共创，将成为丰富广告创意、提升广告传播效果的重要手段。
2006年百事可乐举办了“百事我创巨星广告你做主”活动，面向消费者征集广告剧本，再在网上进行评选，活动共收到近9000个剧本。之后，百事可乐又策划了“百事我创flash动画征集大赛”，根据“巨星广告你做主”的优秀创意，面向flash爱好者群体征集flash动画广告片，大赛提供巧个“百事我创”活动中的优秀剧本，参赛选手可以根据剧本制作30-60秒的flash广告片，主题人物以周杰伦为主，参赛选手也可以自由发挥创意，自由创作。2007年，百事可乐再次策划了“百事我创我要上罐”活动，在全国消费者中遴选21位上罐英雄，打造中国消费者肖像罐，创造了206596081次网页点击率、143987068投票人数、25690003人参与活动、7525488个讨论留言帖、上传相片2465159张的惊人的参与记录。这几个活动中，百事可乐都充分利用了多种媒介形式，调动消费者参与广告甚至是产品包装的内容共创，极大地提高了消费者的关注度，加强了与消费者的情感沟通，更使消费者获得了深刻的品牌体验，获得了远胜于硬性广告投放的传播效果。
从单一的“信息条”传播到综合的“信息包”传播
在泛媒体的大背景下，传播活动空前活跃，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日益多样，海量信息在丰富人们信息选择的同时，也带来了信息泛滥的烦恼，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接收、阅读有效信息，成为受众对信息传播的新要求。传统媒介在信息内容方面更重视“时效性”与“独家性”，在媒介融合时代，人们对专业媒介组织筛选、整合信息的更多依赖决定了媒介的信息产品应该完成从“信息条”到“信息包”的转变，受众需要的不只是一“条”信息，而是与某一人物或事件相关的一“包”信息(之所以称为一“包”而不是一“组”，是因为“组”只是“条”的累加)。信息传播内容从分散到整合，对媒介组织的信息整理、加工能力(或者说打包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媒介融合的认识范文第5篇
伴随互联网发展而来的媒介融合，尤其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入融合的趋势，突破了各种不同传播媒介的界限，新闻传媒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功能一体化态势。与此同时，社会化媒体特别是公民新闻的崛起，形成了专业媒体机构与普通大众共同参与新闻传播的格局，媒介社会化和社会媒介化趋势加剧，对社会、新闻传播等所产生的影响广泛、深刻而又错综复杂。目前新闻传播教育以培养传统媒体人才为目标，面临着媒介融合带来的冲击与挑战，新闻传播教育改革显得尤为迫切。为了应对媒介融合趋势的客观需要，国内外新闻教育界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与尝试，其中最突出的是部分高校所倡导的融合新闻传播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旨在培养适应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一专多能的新型新闻人才，比如能够从事跨媒体采编的全能记者即“背包记者”等。
但也有人指出，这种融合新闻教育模式只停留在浅层次的技术或技能融合层面，与媒介融合时代传播业界的实际需求还有不小的差距。①融合新闻传播教育实际上是一种新闻传播技能教育，着重于多媒体新闻信息产品的策划、制作、传播等知识和技能的教育与培训，它不失为媒介融合下新闻教育改革的一种可贵的探索，但能否成为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目标与方向，值得商榷。有学者提出新闻传播教育应该在新的传媒业语境之下转型为“传媒教育”或“传媒业教育”，②确实有一定道理。那么，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人才应该具备怎样的知识素养与能力结构？新闻传播教育是否仅为新闻媒体培养专业人才？等等。本文拟从高校本科新闻传播学专业教育（以下统称新闻传播教育）人才培养目标转型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以抛砖引玉。
新闻传播教育：“专业化”还是“大众化”
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领域“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壁垒已经模糊，新闻传播教育的定位如何转变，“专业化”还是“大众化”？建国以来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发展很快，但我国高校新闻教育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适应新闻宣传体制的需要，主要是为各类传统媒体培养专门化的新闻宣传人才，搞报纸的不懂电视，搞电视的不懂互联网，新闻人才培养模式过于专门与单一。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培养目标，需要从面向传统媒体培养专门的新闻宣传人才，向适应社会需求培养专业化复合型传播人才转变，这就要求新闻传播教育以社会与市场需求为导向，按照新闻传播专业培养目标设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的要求，培养复合型的“多面手”。新闻传播学科的课程设置需要突破传统的专业知识界限和专业技能界限，学科的组织架构需要适应媒介融合的趋势，使各个专业方向都具有更强的开放性与兼容性。不过培养复合型人才并不是简单地培养技术复合型人才，而是知识结构的复合、能力的复合，包括对专业知识领域的深入了解，认识社会的能力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③
新闻传播教育在知识体系与能力的建构上应处理好“一专”与“多能”的平衡，做到突出专长，兼顾其他，不能只重视“多能”而忽视“一专”的培养。为适应媒介变化对复合型新闻人才的需求，培养专家型记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12级本科生专业教育采取“2+2”的模式，要求学生在大学4年中通过紧凑的学习安排，系统掌握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两门学科本科专业知识。④媒介融合是“合”与“分”两种发展倾向的对立统一：一方面是“合”，即各种传播媒介多功能一体化整合趋势，包括媒介形态的融合、媒介产品的融合、组织结构和产权等的融合；另一方面是“分”，和而不同，也就是说媒介融合带来受众的需求日趋多元化，传媒市场呈现出分众化或专业化的特点，即媒体的多元化、信息的广泛性和技术的交互性导致的传播小众化、专业化趋势。所以媒介融合时代还需要在某个领域、某个学科有较深造诣的专才，这样媒体才能为不同阶层、不同背景、不同知识层次的人群提供贴近性的精细化信息服务。⑤媒体竞争的日益激烈、传媒市场的日渐细分，媒介产品的生产与质量控制、市场分析、价格策略、营销策略、广告、销售渠道和终端的建立，以及媒体内部的财务、人力资源管理等等，都需要专业人士来运作。
媒介融合时代人人都可能是记者，那么新闻传播人才的核心能力是什么？著名新闻教育家、新闻史专家，复旦大学教授丁淦林曾对新闻专业技能即从事新闻传播工作的综合能力作了精辟的概括：一是沟通能力，能够在各种情况下，同各种人打交道，并获得新闻信息；二是分析判断能力，能够把纷繁复杂的情况梳理清晰，分清主次，辨明是非；三是组织能力，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整合人力物力，开展活动；四是表达能力，能够运用文字，或语言，或图像，或其他方式，进行报道与评论。⑥这对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传播教育同样适用。简而言之，新闻传播人才的核心能力或竞争优势就是对于信息的搜集选择、组织整理、判断分析到最后的呈现等能力。发现有价值的信息，整合资讯，生产和管理知识的能力，不管是应用型人才、经营型人才，还是基础研究人才，这种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媒介融合时代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新闻传播教育不应也不能够仅仅局限于为媒体培养人才的狭窄定位。如前所述，媒介融合下新闻传播教育培养的人才，表面上看是新闻传播人才，在某种意义上则是适应知识社会需求的知识生产者与传播者。记者、编辑面临着角色的转换，即不再是单纯地生产信息，而应具备极强的信息选择与解读能力，有极强的鉴别知识的能力和合理传播知识的能力，洞察所的信息的深刻联系和意义，从而帮助受众迅速将信息转化为知识。⑦
媒介融合导致信息传播的媒介与渠道越来越多，而有价值的信息与知识则成为稀缺资源。整合资讯，发现有价值的信息，生产出知识等，越来越重要，新闻与信息传播进一步延伸到知识与服务领域。对于信息的分析整合能力，不仅各种新闻媒体需要，企业或组织
机构同样需要，新闻传播教育就是培养能够处理信息、生产知识等的人才，所以为媒体培养人才已经不是新闻传播教育的唯一目标。
随着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新闻媒体对人才的需求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于是出现了新闻传播专业不断扩招与传媒人才需求渐趋饱和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国内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约70%以上的毕业生走到了非媒体岗位，在企业、社会、政府部门找到职业归宿。即使是到传媒单位，也未必就是在采编岗位，而是面向媒体传播业务本文由收集整理全流程的不同环节。目前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基于为单一媒体培养人才的定位与就业指向过于狭隘，过分强调专业对口，束缚了学生在就业、创业方面的想象力，在一定的程度上不利于业界相关需求的满足，从而阻碍了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⑧
在媒介融合和文化产业大发展的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应该扩大人才培养的范围，也就是面向整个文化产业培养新型的知识生产者、管理者与传播者，新闻传播教育也应相应地调整课程设置，一方面加强专业化教育，即传统的采写编评等专业技能，同时打通不同专业课程与学科之间的界限，培养面向传媒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的信息处理能力等，以培养适合社会需求的专业化复合型传播人才。
从专业的新闻职业伦理教育向面向社会的媒介素养教育转变
媒介融合改变了新闻业务操作方式，对新闻传媒业的职业要求、道德原则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伦理道德问题。以往适用于传统媒体的新闻道德已显滞后。如网络空间的隐私权问题、著作权问题及虚假信息问题等。新闻教育者有责任在教会学生正确使用网络的同时，教会他们遵守网络的道德规范，使他们肩负起网络中的社会责任，学会对有关问题作出正确的道德选择和评判，并帮助其树立适用于网络传播的新闻伦理道德观。如对于网上五花八门的信息资源，网络记者怎样对其真实性作出正确判断，并能有效、符合道德地使用这些资源；如何避开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等等。⑨专业的新闻传播者应该具有比公众更高的媒介素养，因为他们不仅要尽环境守望之责，更要扮演社会领航者的角色，如何坚守伦理底线，如何在有效驾驭媒介融合技术的同时又不沦为媒介的奴隶，关系到新闻传播事业乃至整个社会稳定、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
媒介融合进一步加速了媒介社会化和社会媒介化的程度，包括新媒体在内的各种传播媒介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人们通过媒介接受文化已经成为社会教育的普遍方式”。⑩在人人都可能是记者的时代，职业新闻传播者的地位降低了，但对新闻传播伦理的要求反而提高了，或者说对传播者的素质要求更高了。一些专业媒体从业者及媒体机构面对滔滔而至的网络舆论，放松甚至放弃对新闻伦理的坚守，新闻传播界出现低俗化、庸俗化趋势。比如网络“艾滋女”事件中，别有用心之徒利用网络诽谤中伤他人，网民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鉴别力，助推了虚假信息的泛滥，而部分报刊等传统媒体的记者、编辑未经核实就跟风传播，无论是对当事人还是对社会都造成恶劣的影响，足以说明包括专业新闻工作者在内的社会大众的媒介素养存在严重缺失。
媒介素养教育本身就包含了对新闻传播者的职业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从专业的新闻职业道德、伦理教育向以培养公民意识为核心的媒介素养教育转变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我国新闻传播专业对培养新闻记者、编辑等的职业伦理道德一直比较重视，但这种职业道德教育主要是面向专业记者、编辑的，而不是面向社会大众的，在媒介融合时代显然是不够的。
普通公众借助新媒体都有成为新闻传播者的可能，但他们没有受过专门的新闻传播方面的训练，带来了信息鱼龙混杂、真伪莫辨等一系列问题。非职业的新闻传播者在传播新闻的过程中需要与职业新闻工作者一样遵守新闻伦理、法规等。媒介素养教育通常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了解基础的媒介知识以及如何使用媒介，学会判断媒介知识的意义和价值，学会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知识与技巧，了解如何利用大众传媒增强对信息的鉴别和过滤能力。
美国学者瑞妮·霍布斯认为，媒介素养教育可以在三个方面提升公民的素质：一是提高公民接触、分析和传播信息的能力；二是培养公民的领导能力、自由负责地表达个人意见的能力、面对冲突的协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促进公民对主动获取不同来源信息的兴趣和对不同意见的容忍能力。⑾
当下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随着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走入误区，即人文理想、新闻专业理念逐渐被实用主义、技术主义所取代，使新闻传播教育走向世俗化、功利化的歧途。⑿加强新闻传播专业的媒介素养教育，是避免新闻传播教育落入纯技术教学陷阱，克服实用主义、世俗化倾向和浮躁之风，以及提升大学生专业能力、完善和提高其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