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的建议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应对气候变化的建议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应对气候变化的建议范文第1篇

日前，“伍连德博士纪念大会暨第三届寒地心脏病学会议”在北国冰城哈尔滨市隆重召开。在这次由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分会、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马来西亚伍连德博士校友会等单位共同主办，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承办的学术会议上，来自国内外1000多位专家学者和与会代表除了以“纪念伍连德博士”为人文主旨举办了一系列活动之外，还以提高寒冷地区心血管病防治水平为学术目标，在国内外第一次将寒冷地区气候因素，人们的饮食、生活习惯与心脏病的发病率有机结合，对严寒天气乃至极端的气象条件如何推升高血压、动脉硬化、心房纤颤、心力衰竭及血栓性疾病等心血管病的发病率、死亡率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广泛交流；并从此角度出发，呼吁国内外医学同仁加大关注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其他影响规律。

本次会议由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心血管病医院院长、基础医学院病理生理学教研室主任、教育部生物医药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田野教授出任执行主席。会后，本刊记者对他做了深入采访。

聆听岁月，沿着先驱的步履重温历史

采访前记者了解到，1879年3月10日出生于马来亚（今马来西亚）的伍连德博士，不仅是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还是中华医学会和《中华医学杂志》的创办者与奠基者。在伍连德博士的竭力提倡和推动下，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收回了海港检疫。他不仅先后主持兴办检疫所、医院、研究所20所，还创办了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前身——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因此，采访一开始，作为本次“伍连德博士纪念大会暨第三届寒地心脏病学会议”大会执行主席之一的田野教授，首先回顾了一段尘封在岁月烟云中的伍连德博士拯救东北人民万千生命的历史往事——

田野教授介绍说，远在1910年11月，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瘟疫从俄国传入中国满洲里，以哈尔滨为中心迅速蔓延，4个月内便波及5省6市，死亡达4万多人。当时的清政府尚无专设的防疫机构，而沙俄、日本均以保护侨民为由，要求独揽防疫工作，甚至以派兵相要挟。迫于形势，清政府委派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伍连德博士临危受命，急赴哈尔滨领导抗击鼠疫。4个月后，那场吞噬了6万生灵、被认为是20世纪最大规模的传染病终于在伍连德博士的领导下被扑灭。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例以科学防疫专家实践与政府行为相结合、有效控制大型瘟疫的记录。伍连德博士不但拯救了无数生命，还将“防疫”、“公共卫生”等先进的医学科学概念首次引入中国，为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奠定了基础。

“我们举办这次会议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弘扬伍连德博士赤诚的爱国精神、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执著的科学探索精神、忘我的献身精神，回顾和研讨伍连德博士史诗般辉煌的人生，重温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历史，介绍国际先进的公共卫生策略、经验和发展趋势，推动我国公共卫生和心血管病事业广泛、深入地开展，提高人类社会整体健康水平……”田野教授介绍说。

田野教授感慨地说：“在国富民强的今天，我们聚集在昔日灾难的‘漩涡中心’哈尔滨，共同聆听历史，重温历史，分享大师的学术理念和人文精神，一起为中国公共卫生和心血管病事业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纪念。”

据田野教授介绍，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为纪念伍连德博士的壮举，由我国老一辈心血管学专家、原哈医大一院心血管内科学创始人傅世英教授号召，由29位老教授共同倡议建立伍连德纪念馆的建议书，获哈尔滨市首届“特等优秀人民建议奖”。2008年，这一夙愿成为现实：由哈医大主办、哈医大一院承办，成立了中国首个伍连德纪念馆。“而在刚刚落幕的这次大会上，与会的专家、学者和有关领导分别以《科学防疫，万国景仰：伍连德博士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踏海扬波，上下求索：伍连德博士在马来西亚和英国的工作和生活》、《传承精神，继往开来：哈尔滨医科大学发展历程与伍连德纪念馆情况介绍》、《全球公共卫生管理：伍连德博士传奇》等为题，对伍连德博士的业绩进行了追思和缅怀……

继往开来，

聚焦寒冷地区心血管病防治研究

缅怀先辈、正视历史，是为了激励今人更好地担负起呵护人类健康、捍卫生命安全的重责。对此，田野教授介绍说：“在伍连德前辈大医精神的感召下，‘伍连德博士纪念大会暨第三届寒地心脏病学会议’得到了国内外广大同仁的热烈响应，胡大一教授、霍勇教授、杨宝峰教授欣然出任担任大会主席，大会执行主席分别由我和于波教授、李学奇教授担任。同时，大会还聘请到了美国的Marie Wu教授等16名国际顾问担任海外主席团。此外，海内外的1000余名专家学者和会议代表出席了会议……”

田野教授进一步介绍说：“在这次会议上，除开展了一系列纪念和缅怀伍连德博士的活动之外，会议还首次以提高寒冷地区心血管病防治水平为学术目标，第一次将寒冷地区气候因素，人们的饮食、生活习惯与心脏病的发病率有机结合，对严寒天气乃至极端的气象条件如何推升高血压、动脉硬化、心房纤颤、心力衰竭及血栓性疾病等心血管病的发病率、死亡率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广泛交流。”

田野教授接着说，“世界卫生组织曾的一则报告估计，近30年内，每500万人将会有超过15万人死于因气候改变引起的疾病。全世界每年约有171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占全部死亡人数的29%；特别是在冬季及寒冷地带，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及死亡率明显增加。研究证实，气温与心血管病死亡率呈U型关系，寒冷地区气温每降低1℃，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增加1%。国外学者认为，大气温度每下降10℃，总冠脉事件的发生率增加13%，冠心病事件和死亡率增加11%，经常性事件增加26%。当平均每日气温低于零下26.2°C时，急性心肌梗死入院率将增加30% 到70%……”

田野教授进一步解释说：“众所周知，我国东北地区冬季漫长而寒冷，夏季短促而凉爽，南北温差极大，甚至长冬无夏。作为我国最北部的寒地特大中心城市及世界三大冰城之一，哈尔滨一年之中有5个月是冰封期，冬季最低温度经常在零下三十七八度。每年深冬气温在零下19度以下时，哈尔滨地区死亡人数随温度降低而显著上升，约2.7%的人口的死亡可归因于低温寒冷，尤其是冠心病患者受寒冷刺激的冲击最大。临床中，由严寒所致的高血压、心衰、冠心病、心律失常、血栓性疾病在黑龙江已相当普遍。其中，高血压患病率省内为25.69%，而全国平均水平仅在18.81%。”

那么，为什么在冷空气过境或在酷寒的气候环境下，心血管疾病人群容易出现“井喷”问题呢？对此，田野教授介绍说：“人对气象条件的适应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当遭遇过冷或过热的刺激时，人体的热平衡调节机制就将被打乱，进而产生不适、疾病甚至死亡。这其中，冠心病、心衰、血栓性疾病患者对温度调节能力和温度敏感性都很差，维持自身正常体温的能力降低，人的血管收缩，血黏度变稠，冠脉血管阻力增加，很容易使血压升高、心肌缺血缺氧，由此增大心血管疾病恶化的几率。以寒冷应激与心力衰竭为例：心衰是心脏疾病的最后阶段，尽管新的治疗措施不断涌现，但其确诊后4年病死率仍高达50%。受寒冷刺激，心力衰竭在北方地区患病率为1.4%，而在南方仅为0.5%。研究表明，50%的心衰患者死于猝死，这是因为在气候剧变时，血流动力学恶化和神经内分泌激活，诱导心肌缺血或突发的心律失常。专家推测，在寒冷应激导致心衰猝死的病理生理过程中，心肌细胞发生能量代谢障碍及心肌细胞凋亡坏死，可能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在此之前，原哈医大一院心血管内科学创始人傅世英教授结合高纬度寒冷地区的气候特点、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现状，于2011年在国内外首先提出了‘寒地心脏病学’这一新的医学概念，使人们对寒冷地区的心脏病预防治疗有了全新的认识。”

田野教授认为：“本次会议即围绕寒地环境因素对高血压、动脉硬化、心房纤颤、心力衰竭和血栓性疾病等心血管病的影响规律，以及日趋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的防治问题，以报告会的形式进行了全面的交流和讨论，受到广大参会代表的一致好评。”

精彩纷呈，

各路专家纵论心血管病防治策略

据田野教授介绍，在“伍连德博士纪念大会暨第三届寒地心脏病学会议”上，我国心血管领域著名专家胡大一、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主任委员霍勇、总医院院长韩雅玲、南京医科大学教授黄峻等，在研讨“寒地心脏病学”之余，还就心血管疾病防治领域的其他问题，分别做了精彩讲座。

霍勇教授在“‘中国急性心肌梗死规范化救治项目’2012年度总结”中介绍说：“早期再灌注治疗能有效降低STEMI患者的死亡率，是STEMI治疗的首要原则。与溶栓比较，直接PCI可以更为有效地使梗死的相关动脉早期、持续、充分地开放。然而，由于我国很多地区还不能开展急诊PCI治疗，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接受直接PCI手术的比例与欧美国家有很大差距。目前溶栓在我国STEMI救治中仍具有重要地位，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实施溶栓治疗联合转运PCI的策略，将能进一步提高STEMI患者早期再灌注治疗的成功比例。把握发病12小时内救治的黄金时间，将会大幅降低STEMI患者的死亡率。”

韩雅玲教授则对“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早期再灌注策略的再认识”这一问题总结说：“目前对于溶栓后早期PCI治疗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包括溶栓后PCI的最佳时间窗，最优的溶栓及辅助药物治疗策略，溶栓后早期PCI与直接PCI的优劣都需要进一步的临床研究来回答。再灌注的获益程度首先取决于时间，无论采取的方式如何，快速、持续、尽早地恢复梗死区域的动脉血供对于减少心肌损伤、改善临床预后是最重要、最有效的，溶栓可以补偿PCI相关的时间延误，为患者赢得早期持续再灌注的时间，而PCI可以提高再灌注成功率和持续再通率，弥补溶栓治疗成功率不高及再闭塞率较高的不足。从目前的研究结果看，溶栓+早期PCI可以优势互补、扬长避短，达到优化的较为理想的早期再灌注，为STEMI患者带来益处，值得广泛推广和进一步深入研究。”

中国医促会心血管病委员会副主委李为民教授就“顽固性高血压的介入治疗”问题做了精辟的总结：“目前对于顽固性高血压的非药物治疗，主要包括两种介入治疗方法。一种是肾脏交感神经射频消融术，其能有效控制顽固性高血压，但其适应症、安全性及远期预后等问题仍需大规模临床试验进一步证实。另一种办法是刺激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器，这种方法对顽固性高血压总体来说是一种疗效好、副作用低的降压方案，能有效降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李为民教授同时也指出：“目前的研究证实，压力反射激活疗法前景非常可观。随着装置和植入技术的进步，尽管近期仍需外科手术将其植入，但是此操作是微创的，同安装永久起搏器一样安全。系统的自主调节效应和可逆转性使BAT system在理论上是优于肾动脉交感神经消融术的。”

中国心律学会主任委员，中国心电学会主任委员郭继鸿教授在“充分重视遗传性心律失常诊治”的报告中呼吁：“近年来，遗传性心律失常逐渐成为引发心脏性猝死的主要病因之一，对患者、家庭及社会危害极大，必须给予充分重视。”

学科建设，

率先建立区域协同胸痛急救网

采访前记者了解到，2013年1月20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外宣布：在黑龙江省卫生厅的指导下，联合黑龙江省急救中心，该院率先在黑龙江省建立了胸痛中心和区域协同胸痛急救网。当天，哈医大一院胸痛中心由霍勇教授揭牌。

记者问及此话题时，田野教授介绍说，胸痛中心是指采用先进的医疗物联网技术和云技术，利用“扁鹊飞救”系统将120抢救现场患者的十二导联心电图、血压、血糖、血氧、肌钙蛋白、血气等生命体征数据，现场的视频、救护车运行轨迹信息通过3G或卫星信道实时传到中心医院监控云中心，实现患者未到、信息先到，让中心专家与120抢救现场医护人员，或基层医院的医生的协同救治，早期诊断，为院内救治准备赢得时间。当明确诊断时，立刻启动心内科导管室，120救护车绕行急诊科直接将患者送进心内科导管室。

田野教授进一步诠释说：“胸痛中心和区域协同胸痛急救网的建立，实现了120院前急救与院内抢救的无缝衔接，大大缩短了患者的院前时间，为患者赢得了黄金抢救时间，开创了黑龙江省胸痛急救的新局面。通过建立胸痛中心，利用信息化手段，整合院内资源，优化流程，胸痛中心和区域协同胸痛急救网将缩短抢救时间30分钟以上，提高区域整体救治成功率，使患者得到更大获益，降低总体医疗费用，并将大大改善院前急救与院内抢救的衔接，实现中心医院和基层医院信息共享，协同救治，共同提高，这必将提升区域整体救治水平，更好地服务于黑龙江人民。”

另据田野教授介绍，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是于1952年由著名心血管病专家傅世英教授创建，上世纪50年代参与建立国人心电图正常值数据库，开展心导管检查技术；1959年至今进行了5次黑龙江省高血压普查；上世纪70年代成功研制省内第一台体外心脏起搏器及直流电除颤器，建立CCU病房； 1981年成为首批国家博士学位授权点。1987年黄永麟教授在国内率先开展PTCA；1992年在国内率先开展射频消融术；1993年开展心率变异性分析等无创电生理工作。1995年孟繁超教授开展了先心病、周围血管病及瓣膜病的介入治疗。1997年李为民教授建立了急性心肌梗死介入治疗绿色通道；2004年普遍开展了经桡动脉介入治疗。该科历经60年的不断发展壮大，目前科室已有9个病区，387张床位，包括4个冠心病病房、2个心脏起搏与电生理病房、1个先心病与外周血管病病房、CCU及心内科综合病房，年完成PCI例数3000余例。现为卫生部临床重点专科、黑龙江省级重点学科，国家级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黑龙江省心脑血管病防治中心，卫生部临床药理研究基地，卫生部冠心病介入培训基地，心律失常介入培训基地，先心病介入培训基地，卫生部黑龙江省冠心病介入质控中心，同时也是黑龙江省心电诊断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以及黑龙江省电生理医疗质量控制中心。

田野教授进一步介绍说：“近几年来，我科的冠心病介入治疗例数逐步增加，2011年完成2623例，总例数位居全省第一，占全省总手术例数的四分之一，在全国排名第五。我们较早引进了非接触型电生理标测系统，用于房速、房颤及特殊部位室速等复杂心律失常射频消融治疗，年射频消融术近500例，起搏器年植入近200例。在先心病介入治疗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年治疗例数200余例。急性心肌梗死年急诊PCI例数400余例，且90%为经桡动脉入路完成。2012年卫生部开展急性心肌梗死规范化救治项目，我们心内科作为全国首家开展单位，数量一直位居全国第一位，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一致好评……”

采访到最后，田野教授的话题又回到了“伍连德博士纪念大会暨第三届寒地心脏病学会议”上。他透露说：“作为伍连德博士的诞生地，马来西亚槟州代表团专程赴哈尔滨参加会议。在此期间，马来西亚槟城医学院还与哈尔滨医科大学签订了友好合作意向书，具体内容有：两校公共卫生学院在科研项目、研究生公共卫生课程等开展全面合作；两校互相接收学生到对方学校学习本科生课程、研究生课程、选修课程及实习；两校间计划联合建立全球健康研究中心并共同促进东西方医学教育发展……”

田野教授最后阐述说：“传承和延续伍连德博士赤诚的爱国精神、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执著的科学探索精神、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重温中国现代医学发展的历史，介绍国际先进的公共卫生策略、经验和发展趋势，推动我国公共卫生和心血管病事业取得更大的进步，是本届大会的主旋律；会议也因伍连德博士巨大的感召力而获得了圆满成功！”

应对气候变化的建议范文第2篇

一、中国100强碳信息披露的总体情况

根据CDP的2014年《中国100强气候变化报告》，中国企业在低碳排放领域逐步与国际接轨，但是，由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中国企业在气候变化认知水平和管理能力方面还有待加强，特别是在潜在风险认知和整体绩效水平方面。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的变化。

1、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意识提高

企业逐渐意识到披露环境信息的重要性，披露的企业数量和回复质量也随之上升。2014年CDP问卷回复情况进一步改善，2008年回复企业只有5家，2013年是32家，到2014年是45家，回复企业数再创历史新高。42家企业还通过其他途径如企业年报、其他合规性文件等披露其应对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表现。CDP问卷涉及超过80个问题的回复质量比往年有了较大的提高，体现在披露信息数量更多、更准确、更全面、更系统和结构化，与公众和投资者的沟通越来越积极。

2、企业应对气候变化主动性提升

企业从应对气候变化管理与战略、风险与机遇和排放数据等3个层面披露相关信息，从回复企业数量（45家）和回复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直接反映了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动性进一步提升。对内，71%（32家）企业有董事会指定的个人或委员会总体负责气候变化事宜，80%（36家）企业把气候变化风险整合到公司综合风险管理流程中，近90%（40家）企业把气候变化整合到公司商业战略，从组织结构和战略制定层面，把气候变化放在了突出位置。对外，企业加强与政策制定者、行业协会和研究机构的沟通，提高自身政策影响力和竞争优势。

3、企业碳管理体系有待优化

随着国家淘汰落后产能、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不断深入，企业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政策变化风险，直接影响企业竞争优势。从战略层面整合资源建立一个有效的碳管理体系，系统化制定碳目标，管理节能减碳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是企业转风险为机遇的前提。回复结果显示，虽然节能减排项目和应对气候变化举措在减碳结果上一致，但绝大多数企业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在目标、组织结构和战略层面上并未统一。少数企业正尝试把这两个目标及其应对措施统一起来，但现阶段结果并不理想，企业仍需做出更多努力。

二、中国100强企业碳信息披露的问题分析

经过对CDP报告的分析发现，中国100强在公开信息、与利益相关方沟通方面表现出了积极与透明的意愿，但在企业具体的碳数据披露方面则相对含蓄。

1、从披露比例看

在2014年，全球共4540家企业向CDP披露了气候变化数据。中国企业100强中，有45家对CDP进行了回复。虽然联交所样品总量不到上交所样品总量的一半，但是回复数量却仅比上交所少7家，占联交所样品总量63%，而上交所回复数量仅占其样品总量的37%。同样，42%的H股回复企业愿意公开其向CDP披露的信息，而A股企业低于8%。这说明了，联交所上市企业对应对气候变化信息披露的重视程度比上交所高，也从侧面反映了联交所监管力度和投资者影响力较上交所大。

总体上2014年我国对CDP的回应率为45%，回复率再创历史新高，提供信息的企业呈上升趋势。但仍然不足总体比例的一半，可见披露的比例总体偏低。

2、从披露行业来看

作为高排放企业，公共事业、基础材料、工业和消费者非必需品等4个行业的回复率持续走低，不利于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消费者了解其应对气候变化情况。而虽然2014年金融行业企业样本量略微下降（6.45%），但回复量却是2013年的1.7倍（17家）。这些金融企业主要包括银行（10家）、保险业（3家）、房地产（3家）和综合金融企业（1家）。他们直接参与了中国企业环境投资及服务的过程中，如绿色信贷和环境相关保险产品开发和提供，对应对节能减碳政策变化和企业需求更加敏感，也更强烈地意识到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在中国的重要性，因此积极参与CDP应对气候变化信息披露项目。

3、从披露的内容来看

文字性信息披露较多，定性描述多，数据性的、涉及实质性具体行动的内容较少，传递的信息量不够充分。如回答问卷中在管理与战略、风险与机遇两个部分，企业回复率较高，但在排放情况披露模块，企业持保守态度，回复率小于20%，愿意公开数据的企业数量则更少（仅3家），披露和公开数据的公司也主要为低排放企业。这主要因为，上市企业普遍认为具体排放数据很有可能会影响投资者决策，尤其是工业、能源、基础材料等行业的高排放企业，由于其单位产业增加值能耗和排放量数据较高，在能源成本、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方面存在较高风险，在披露相关数据是会更加谨慎。而对于信息技术、金融等低排放行业的企业来说，数据披露的风险相对较低。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哪些企业对自身应对气候变化成效（主要体现在减排量和排放强度上）、风险控制能力和投资者沟通等能力更有信心。

三、改进我国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建议

由CDP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调查以及对我国部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分析可以看出，近些年来，社会公众和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意识逐步提高，在环境保护、证券监督管理等部门的积极推动下，中国环境信息披露机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环境信息披露的机制、尤其是碳信息披露的机制还不完善，存在诸如信息披露的内容、形式不规范；政府信息缺乏强制性和法律保障等等。参照国际碳信息披露（CDP）制度，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现状，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完善法律法规

（1）建议环境保护部、中国证监会等相关部门尽快共同制定出台《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在该《办法》中进一步明确碳信息披露的具体要求。（2）修订《环境保护法》、《公司法》、《证券法》、《会计法》等法律的相关内容的规定，通过法律确立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制度，特别是对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地位和作用给予重视，使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有法可依。

该办法除了统一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方式、范围、内容，以及强制性公开和自愿公开、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的具体内容外，还可对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管理事务，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环保机构、证券监督机构以及媒体等相关方的权利和责任，公司内部和第三方核查程序，监督管理与责任追究机制，奖励处罚措施等作出具体要求。

本人通过研究港股上市公司香港利丰集团（股票代码494）2014年年报发现，其辟有专门章节披露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用电、用水、用纸的总量，从2009年起落实全面可持续发展的策略，每年确定减排各项目标。因为，2008年香港特区政府推出了《香港建筑物的GHG排放及减除的核算和报告指引》，强制要求企业披露碳信息。

我们高兴地看到，上交所金融创新实验室2014年了《沪市上市公司碳效率分析与产品开发研究》，报告建议监管机构尽快出台上市公司碳排放信息披露规则，从自愿性、鼓励性披露逐渐转为强制性披露。

总之，办法应同时具有自愿性和强制性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避免节能减排不力的上市公司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资本风险，推动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向更透明、更公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2、建立碳管理的合作机制

上市公司的碳信息披露监管具有跨部门性，无论是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还是监管工作的具体执行都需要环保、发改与证券等相关部门的相互配合。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监管工作主要由证监会负责，但碳管理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环保部门、发改部门作为碳管理的政府监管部门，在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监管工作中也应当扮演重要的角色。

为保证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工作的效率和效果，环保部门、发改部门与证券监督部门应加强合作，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监管工作，协调部门间的相关信息通报，协同进行核查，协同做出决策，并执行相应的奖励与惩罚措施。

3、建立有效的碳排放数据收集及核算体系

碳信息的披露要以准确可靠的数据为基础，没有数据，量化就无从谈起，碳信息的披露更是难以实现。从部分上市社会责任报告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即使同一行业或相近行业，碳信息的披露口径也尚未统一，这就造成了不同企业之间披露的碳信息缺乏可比性，信息价值大打折扣。因此，我国必须尽快建立起适合中国企业的数据收集及核算体系。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碳排放数据收集和计量的方法，主要来自ISO 14064温室气体核证标准和温室气体盘查议定书。我国企业可以参考国际上通用的方法，结合国内现状，摸索建立适合中国企业的碳排放数据收集及核算体系。

应对气候变化的建议范文第3篇

[关键词]气候变化经济学；减缓；适应性

一、导论 气候变化经济学及经济政策是一个刚刚起步的研究领域，伴随着科学家们对气候变化认识加深和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的大力推动，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内容。目前气候变化经济学一般包括全球变暖、节能减排、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等内容。 气候变化经济政策的研究主要是在三个框架中进行的。一是收益一成本框架。气候变化政策成本即减少温室气体或增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的机会成本。气候变化政策的收益指削减排放以降低气候变化风险以及在增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方面所得收益。Cline (1992)和Stem (2007)认为富裕国家需支出其GDP的2%来采取行动。二是国际公共品框架。气候变暖源于跨国外部性效应的影响，但气候变化问题并不是传统外部性问题的一个简单拓展，一个国家的行为使其他国家获利或受损，无法通过市场来进行弥补( Sandler&Hart-ley，2001)。因此，气候变化需要国际间有效合作。“京都议定书”就是国际合作的一项成果。三是博弈论框架。该框架主要用于国与国之间气候变化责任与义务的确定，强调每一个参与主体都是自利的，只有一个有效合作博弈才是对所有参与者有利的策略( Schelling，2005；Carraro＆Siniscalco，1993)o

气候变化政策分为适应性气候政策和减缓性气候政策。前者强调用低成本政策来适应气候的变化，后者强调用低成本政策来减缓气候变化( Stern，2007)。减缓性政策研究较多的是碳税和限额，限额有助于达到预定的政策目标，碳税则有利于减少碳排放价格的波动(Metcalf，2009；Ka-plow，2010)；适应性政策主要是在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气候变化信息，调整产业结构和调整经济的地理分布等方面展开( Stern．2007)。

近年来国内直接针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有所增加，但集中在气候变化对敏感性行业的影响上（吕亚荣，2010；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2010；刘恩财等，2010），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集中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以及相应思路。

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正在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的国际经济和贸易规则。广西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业占GDP比重较大，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地区。近50年来，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 69℃，冬季气温上升趋势明显。1986年到2009年间，广西经历16个暖冬。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研究广西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希望通过制定合理有效的财政、金融、产业政策，减少排放，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促进广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广西抓住机遇、实现经济和外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气候变化对广西的主要影响

（一）气候变化影响广西农林业

气候变化对广西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正在显现，农业生产不稳定性增加。广西局部干旱和洪涝的频率有所增加，危害不断加大。气候变暖引起农作物发育期提前，暖冬现象加大了病虫害现象。气候变化对广西农业未来的影响虽有正面效应，但可能仍以负面为主。气候变暖以及降雨量分布变化引起的干旱和洪涝将减少甘蔗的产量、蚕桑生产的产量和使其质量下降，水稻和玉米也可能以减产为主。广西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将出现变化。土壤有机质分解加快，农作物病虫害出现的范围可能扩大，畜禽生产和繁殖能力可能受到影响，畜禽疫情发生风险加大。

随着全球变暖，亚热带、温带北界北移，物候期提前，未来广西大部分地区可能进入热带地区，部分地区林带下限上升，广西北部的林业种类将发生变化，广西动植物病虫害发生频率上升，分布变化显着。

未来气候变化将使广西生态系统脆弱性进一步增加，主要造林树种和一些珍稀树种分布区缩小，森林病虫害的爆发范围扩大，森林火灾发生频率和受灾面积增加。广西境内湖泊将进一步萎缩，湿地资源减少、功能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

（二）气候变化影响广西渔业和水产养殖业

广西是海洋大省，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加剧，引发海水入侵、土壤盐渍化、海岸侵蚀，损害了滨海湿地、红树林和珊瑚礁等典型生态系统，降低了海岸带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和海岸带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引起的海温升高、海水酸化使局部海域形成贫氧区，海洋渔业资源和珍稀濒危生物资源衰退。 人类食用的水生动物绝大多数属于变温动物，水温升高能够明显地影响到动物的新陈代谢、生长速度、繁殖情况以及对于疾病和毒素的抵抗能力。气候变化使广西依托海洋的水产养殖业将受到较大影响，可用于水产养殖的海域萎缩，养殖品种减少。由于气温升高，海水蒸发速度加快，表层海水中的盐分不断增加，引起鱼类的生理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到水产养殖业的种群和数量。

（三）气候变化影响广西的水资源分布

气候变化已经引起了广西水资源分布的变化。就全国来看，近20年来，北方黄河、淮河、海河、辽河水资源总量明显减少，南方河流水资源总量略有增加。广西洪涝灾害更加频繁，但由于降水量分布不均，干旱灾害更加严重，极端气候现象明显增多。气候变化加大了水资源年内和年际变化，气候变暖使得中国西部地区的冰川融化加速，未来广西干旱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

（四]影响广西人的健康

气候变化对广西人健康的直接威胁包括由热应力引起的疾病和死亡、传染病（疟疾和登革热）、与水有关的疾病如腹泻和营养不良。气候变化会间接造成伤害甚至死亡，如泥石流、山洪爆发和热带气旋（强风）造成的结果。因日益恶化的空气污染造成的呼吸系统疾病也可能是气候变化引起的。

三、广西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思路

（一）加大对气候变化问题科学研究的支持

科学研究是应对气候变化决策的基础和依据。现有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理论分析主要以适应和减少排放绝对量为目的，且宏观层面讨论为主，这为进一步研究应对气候变化经济政策提供了良好的视角和方法。然而，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一定要考虑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广西的实际情况讨论气候变化的影响及相应的对策，才更具适用性。因此，广西要积极开展有关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相关科学研究，尽快取得相应的研究成果和基础数据，为政策决策服务，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合广西自身特点的政策措施。

（二）抓紧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

随着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不断累积，全球气温呈缓慢上升态势，极端天气发生的概率不断加大，世界各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将不断加强，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将不断强化，能否降低能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将成为广西能否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目前，国际合作框架内，主要集中在减缓性行动，如发展低碳经济、减少碳排放。此外，广西应对气候变化既是国际、国内压力的体现，更是广西经济发展的一种内生要求。随着气候的不断变化，广西的发展环境正在不断变化，为了可持续发展，广西必须制定合适的政策措施，并不断地进行调整。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气候变化作为一种外部性，在时间和地域上已超出了经典经济学范围，需要用一种更大的视角进行研究。市场仍是配置应对气候变化资源的基础性方式，广西应抓紧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影响和优化资源配置。由于气候变化的外部性特点，仅仅依靠广西自己并不能有效遏制气候变化，通过适应性政策影响资源配置，在较小的政策成本下，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尤为重要。

转贴于 （三）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推动减缓性行动

当前，全球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减缓性行动上，广西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低碳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随着北部湾经济区和“两区一带”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区正处于资本密集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投资规模在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资源富集区经济发展的加快，大的铝、锰等有色金属的冶炼厂的建设和扩能，能源消耗总量不断增加，温室气体排放量加大。如果只按传统常规技术的建设模式，一经投入，便有一个投资回报期技术和资金的锁定效应，将来大规模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可避免。因此，我国未来发展技术路径的选择，对国家乃至全球节能减排、减缓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在节能减排的历史潮流面前，不论从对全球负责的角度，还是从实现我区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都必须积极探索节约发展、低碳发展之路，从法规制度、经济结构、能源利用、技术创新等多个层面，加快推进低碳经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以实实在在的事实，展现广西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决心和魄力。

（四）把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放在突出位置

自气候变化问题提出来以后，在联合国的推动下，国际气候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减缓，即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以防止危险的气候变化。广西也在外在压力下把发展低碳经济、完成减排任务作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中之重。实际上，由于气候变化的外部性特点，减缓性气候政策的效果取决于国际合作程度，哥本哈根、坎昆气候大会进展缓慢，“巴厘路线图”的谈判至今没有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实质性内容并未落实，国际气候谈判越来越艰难。此外，根据斯特恩报告，即使全球停止排放，由于气候变化的惯性，十年内全球气温仍将上升0.5 -1度，减缓性行动不能根除气候变化问题。而且，减缓性行动的不断推进需要适应性的行动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广西应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要考虑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以促进广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政策建议

（一）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切实转变发展方式

广西应加快结构调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大力发展服务业，推进循环工业，改善农业效益，提高林业的固碳效果。具体来说，广西应综合利用财税、产业、金融政策，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不断提高服务业的比例，降低工业比重。工业内部，应着力发展低碳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具体措施包括淘汰落后设备和产能，建立健全和完善节能、清洁生产、综合利用的各项机制，落实各级政府成立节能执法机构、加强执法队伍建设、节能工作常态化、市场化等。同时，积极承接东部沿海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低能耗的产业必将向广西转移，如技术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新兴产业等。大力发展林业，提高固碳效果。

（二）加大财政资金在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投入

广西应对气候变化，关键依靠技术进步，通过新的技术降低排放，通过新的技术发展清洁能源，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科研工作在广西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科研资金严重不足，研究成果较少，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基础数据和资料严重缺乏，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新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广西应设立专门的研究资金，通过政府委托形式进行专题研究，加快共性技术进步。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鼓励企业发展实用技术。同时，在各类科研经费的分配中，向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倾斜，提高广西区内关于气候变化的科研能力，为制定适合广西特点的气候变化政策打下良好基础。

（三）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

广西应利用经济政策，优化气候变化的资源配置，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一是要加快气候变化趋势和影响相关知识的研究。目前，对气候变化最大的共识就是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即气候变化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及对未来气候变化的预测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使得气候变化政策的成本和收益难以确定，政策评价和选择变得非常困难。加强对气候变化趋势的研究，给公众提供更多的气候变化信息，有利于公众做好准备，提高自我适应能力。二是财政资金大力支持适应性技术的研发。如开发耐干旱的品种、推广（下转第28页）（上接第11页）适合较高温度的物种，通过新技术应用，提高应对极端天气条件的能力、提高对自然灾害的监测能力等。三是加大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对敏感地区和敏感行业，如加强农田灌溉设施、加高沿海的防水墙，激励和补贴农村建设储水设施等。四是推行有关气候变化的保险，以加强经济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稳定性。

[]

[1]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农业综合开发适应气候变化的实践与探索[J].中国财政，2010，(4).

刘晨阳，中国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内外部动因及效果初探[J]．现代财经，2010，(10)．

刘恩财，等．关于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建设问题[J].农业经济，2010，(1).

张丽宾，等．气候变化与公共财政政策的理论分析[J].环境经济学，2010，(5).

Cline， W.R."The Econonuca of Global Wamung."Waslungton: Institute for Intemational Economics， 1992.

Kaplow，L."Taxs， Pemuts， and Climate Change"[ N].NBER Working Paper 16268， 2010.

Metcalf，G.E.”Cost Containment in Climate Change Poli-cy: Altemativc Approaches to MitiS;ating Price Volatility [ Nl. NBER Working Paper 15125， 2009.

应对气候变化的建议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气候变化；适应；政策；评估

中图分类号 X32；F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5）09-0008-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9.002

气候变化已对我国的粮食安全、水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城镇运行安全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适应气候变化任务繁重[1]。适应政策是政府为实现我国适应气候变化目标制定的强制任务、行为准则、行动方式、步骤和措施的统称，具体包括规划、政策和法规等，是适应行动措施得以落实的重要保证[2-3]。自2007年国务院《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方案》以来，政府各部门相继和实施一批适应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与法规指导适应行动[4]。根据国际经验，适应政策执行中需要开展监控和评估，以了解政策实施的进展和效果，加深对政策及其实施机制和障碍的认识，有利于及时加以调整或为今后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经验借鉴[5]。

适应气候变化政策评估可分为政策制定过程评估、政策组成要素完整性和合理性评估和实施效果评估。Preston等[7]对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57项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组成要素完整性进行评估，发现没有一项政策涵盖了评估框架的全部评价要素，对非气候因素、适应能力等的作用考虑不够，政策平均评分为总分的37%。Lempert和Groves对美国Inland Empire公用事业局《城市水管理规划》适应未来气候变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并提出了规划方案调整建议[8]。Hardee和Mutunga[9]评价了41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适应行动计划》，发现其适应战略不能很好地满足发展需求。Bouwer[10]发现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和波兰在执行欧盟水框架中考虑气候变化适应时政策设计和实施存在显著差异。Biesbroek发现“国家适应战略”在欧洲国家实施过程中面临多层次治理和政策整合等困难 [11-12]。Urwin & Jordan通过以英国的农业、生态保护和水资源政策为例，指出现有跨部门适应政策需要考虑整合及协同问题[13]。以上开展的一系列的适应政策评估，对各国适应政策的制定、要素完整性和实施效果进行评估，深入的揭示了各国适应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本文首次尝试系统地对我国现有的适应政策与行动进行梳理，通过统一的适应政策评估框架和方法，对国家和部门层面的适应政策进行半定量评估，旨在了解适应政策实施的进展和效果，加深对政策及其实施机制和障碍的认识，为今后政策制定和实施提出可供决策参考的建议。作为发展中大国以及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脆弱国家之一，我国的适应经验可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

1 适应政策评估对象和方法

1.1 评估对象

根据2008年至2012年我国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4]、中国第二次国家信息通报[6]以及公布的政府文件[14]等，自2007年国务院《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方案》以来中国政府部门共适应气候变化相关政策与法规117项，构成了我国适应气候变化政策的基本框架，为我国适应气候变化工作提供了重要基础，为开展适应行动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但117项适应气候变化相关政策与法规中绝大多数为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到部门、行业主流业务的“主流化”适应政策，而针对性指导部门和行业开展适应行动的“专门化”政策较少。从2007年以来，我国政府制定的适应气候变化“专门化”政策共有8项（见表1），此类政策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角度出发，深入的指导、协调与部署国务院及其组成部门如何开展适应气候变化业务，具有显著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也是适应气候变化政策评估的研究对象。

1.2 适应气候变化政策评估进展与方法

鉴于我国适应政策制定的过程、执行效果相关信息的原始记录保存、可获得性等方面的因素，本文采用适应政策组成要素的完整性和合理性评估思路，采用Preston开发的适应政策组成要素评估框架[7]。将适应政策的制定划分为4个阶段，分别是目标设定、适应能力与资源评估、决策、实施与评估，并进一步细化为19个流程。基于适应政策制定的阶段和流程，设计我国适应政策评估指标体系（见表2），并根据每个流程实现的情况评分（见表3）。

2 评估结果

根据适应政策要素组成评估框架，最高综合评分为38分，最低综合评分为0分。评估结果如下：

（1）适应气候变化政策平均分为15.8分，约为总分的41.6%。最高为《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4分，最低为《海洋领域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方案》和《应对气候变化对外合作管理办法》7分（见图1）。适应政策平均分不足总分的50%，说明政策组成元素缺项较多，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适应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和《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发展专项规划》得分较高，是由于政策组成元素较全面。而《海洋领域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方案》和《应对气候变化对外合作管理办法》侧重具体工作部署，对适应能力和资源配置、决策的科学和社会基础表述不足。

（2）从适应政策制定的四个阶段来看，适应政策的目标设定平均为11.5分，适应能力与资源评估平均为2.6分，决策平均为6.6分，实施与评估平均为9.2分。适应政策目标设定清晰，实施的主体和机制明确。适应政策的主要短板是实现适应目标的资源配置不清楚，决策的科学基础表述模糊（见图2）。

（3）从适应政策制定的19个流程来看，适应目标或优先领域（O1）、与现有政策的一致性（D7）、主流化（D8）、适应政策传达与推广（I1）为12分以上。社会资本评估（A2）、非气候因素（D3）评估为0分，自然资源评估（A3）、实物资本评估（A4）、清楚科学假设与不确定性（D5）为2分（见图2）。突现出适应政策制定在自然资源评估、社会资本评估、实物资本评估、非气候因素、科学假设与不确定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

3 结 论

采用适应政策组成要素评估框架，对我国最有代表性的“专门化”适应气候变化政策进行评价，认为我国适应政策平均评分为总分的41.6%，与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57项适应政策平均评分为总分的37%相当，整体处于相近水平。同时，揭示了我国适应气候变化政策存在的问题：

（1）我国适应政策的目标清晰，但支撑落实的适应资源匹配不明确。适应目标设定较高，但与之对应的适应能力与适应资源匹配不明确；如现有适应政策仅提到适应气候变化行动中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加强资金投入等，对适应行动所需的社会资本、自然资源和实物资本基本涉基本没有涉及，使我国适应政策的实施面临巨大的能力与资源的来源问题。

（2）我国适应政策决策重视利益相关方和影响评估基础，但仍不完整。比较重视利益相关方参与，采用气候因素评估的结果作为决策基础，但忽视了对非气候因素的评估，对当前气候变化领域的科学假设和不确定性考虑不足；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相对重视，但对适应决策很关键的未来风险评估不足，使针对未来适应行动的科学基础仍然较弱。

（3）适应政策推广实施较好，但监督不足，适应成效评估较弱。适应政策向下传达渠道明确，由省级政府和相关机构负责实施，实施机制相对较完善，但对适应政策实施过程的监督不足，只有《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适应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有相对完整的实施与监督机制，多数没有明确的监督机制表述。同时，现有政策对成效评估多数没有明确的成效评估工作安排，需要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科学技术部.适应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11： 10-11.[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on National Strategy of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M]. Beijing： Scientific Press， 2011： 10-11.]

[2]《第二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编写委员会.第二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M].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11.[The Committee on China’s National Assessment Report on Climate Change. The Second China’s National Assessment Report on Climate Change[M]. Beijing： Scientific Press， 2011.]

[3]潘家华，郑艳.适应气候变化的分析框架及政策涵义[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 （10）：1-6.[Pan Jiahua， Zheng Y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n Adapting to Climate Change[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0， （10）：1-6.]

[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R/OL].2011-12-29，2011. http：///gzdt/W020131107539683560304.pdf.[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State Council. The Report of Climate Change Policies and Actions in China [R/OL]. 2011-12-29，2011. http：///gzdt/W020131107539683560304.pdf.]

[5]Willows R I， Connell R K. Climate adaptation： Risk， Uncertainty and Decisionaking[R]. Oxford ：UKCIP Technical Report，2003： 123-124.

[6]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第二次国家信息通报[R/OL].2012. http：///zcfg/201404/W020140415316896599816.pd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ation Committee. The Second 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a[R/OL]. 2012. http：///zcfg/201404/W020140415316896599816.pdf. ]

[7]Preston B L， Westaway R M， Yuen E J. Climate Adaptation Planning in Practice： An Evaluation of Adaptation Plans from Three Developed Nations[J]. Mitig Adapt Strteg Glob Change，2011，16：407-438.

[8]Lempert R J， Groves D G. Identifying and Evaluating Robust Adaptive Policy Responses to Climate Change for Water Management Agencies in the American West[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0，77：960-974.

[9]Hardee K， Mutunga C. Strengthening the Link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s： Lessons from the Case of Population in National Adaptation of Action（NAPAs） [J]. Mitig Adapt Strateg Glob Change， 2010，15：113-126.

[10]Brouwer. Mainstreaming Climate Policy[R]. The Case of Climate Adapt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EU Water Policy.

[11]Gemmer M， Wilkes A， Vaucel L M. Governing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in the EU and China： An Analysis of Formal Institutions[J]. Advances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2011， 2（1）：1-11.

[12]Biesbroeck R， Swart R， Carter T， et al. Europe Adapts to Climate Change： Comparing National Adaptation Strategies[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0， （20）：440-450.

[13]Urwin K， Jordan A. Does Public Policy Support or Undermine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Exploring Policy Interplay Across Different Scales of Governance[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8， 18：180-191.

应对气候变化的建议范文第5篇

作者简介：许光清，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气候变化管理。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编号：11XNI017）。

（1.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北京 100872；2.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

摘要 本文首先总结了气候变化意识的定义和内涵，认为气候变化意识包括对气候变化的原因、影响和应对措施等问题的认知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两部分。其次基于问卷调查的数据，统计了企业管理人员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的各项问题的得分率。在气候变化的认知方面，受访者对于气候变化的原因的认知水平比较低，对于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和中国政策的认知水平非常低，对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的认知水平比较高，对于适应气候变化的各项措施的认知程度则有明显的差异；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方面，大多数受访者愿意在日常生活中采取行动减缓气候变化，也有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企业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利益相关方之一，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主要的推动力是强制性的标准和法令的执行以及经济激励政策的引导，中国企业已经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主要是节能减排取得了明显成效、淘汰了落后产能、开展了清洁生产及循环经济等。

关键词 企业；气候变化意识；认知；行为意愿

中图分类号 P46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7-0062-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7.011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工商业的重要议题，作为社会责任的履约者以及气候变化的利益相关者之一，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

国内外学者开始意识到气候变化背景下企业受到的影响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邓梁春认为气候变化本身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国内行动都将对企业产生影响，气候变化还将使得企业的原材料投入、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的价格产生变化，从而影响到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同时也是企业实现生产运营方式和产品服务市场战略转型的重大机遇［1］。潘家华等认为企业界之所以越来越重视气候变化问题，有其内在原因。第一，企业已经或者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措施的限制，提前行动可以规避因气候变化以及监管措施变动所可能带来的风险；第二，越来越多的公众也开始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因此，采取积极态度有利于企业迎合社会舆论，体现社会责任，树立良好商业形象，增加无形资产；第三，关注气候问题有利于企业实现技术创新，保持和提高核心竞争力；第四，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带来了新的商业机会［2］。

国内也有研究已经意识到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企业界在企业战略层面上的欠缺，如姜克隽等认为，中国企业对气候变化和低碳经济的认识起步较晚，大多数中国企业还没有从战略角度来思考低碳发展问题，也没有以全球视野来研究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3］。碳信息披露项目中国报告发现，从总体上看，中国企业多数还是将气候变化视为风险，尤其是将其视为政府的政策要求，被动应对，但也有部分行业的龙头企业采取了更积极主动的策略［4］。

近十几年来，国内外有关公众气候变化意识的调查非常多［5-12］，但这类调查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公众的研究，而对于作为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主力军的企业，专门的调查研究非常少。

气候变化意识属于广义的环境意识的一部分，是伴随着人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和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而产生的。气候变化意识也主要包括两方面的涵义，其一是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水平，其二是应对气候变化的自觉程度。企业管理人员的气候变化意识主要指企业管理人员做为企业决策、企业行为的主体时的气候变化意识，不完全等同于其做为普通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13］。

本文基于作者所做的一项针对企业管理人员气候变化意识的调查，认为气候变化意识包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两部分，其中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包括对气候变化原因的认知、对气候变化全球协议和中国政策的认知、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的认知、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的认知和对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的认知几个方面；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主要包括愿意采取的减缓气候变化的个人行为、各利益相关方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责任分担、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推动力、企业已经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等。

1 被调查者的原始信息

本次调查采用访问调查的方式，时间从2010年1月至2010年8月，共发放问卷380份，收回366份，其中有效问卷358份；回收率为96%，有效回收率为94%。

1.1 性别比例、年龄及受教育程度

在所有的被调查者当中，有男性240人占67%，女性118人占33%。年龄在36岁到45岁之间的占到39%，26岁到35岁之间的占31%，46-55岁之间的占18%。本科及以下学历的占到了近八成，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占近两成，而博士及以上学历的占3%。

1.2 所在企业的基本情况

从被调查者所在企业来看，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居多，分别占到总体的50%和49%；第一产业仅占1%。国有企业占到被调查者的一半，其次是私营企业，占到27%。同时，来自大型企业的占34%，来自中型企业的占44%，来自小型企业的占22%。

1.3 所在工作部门

本次调查所涉及的企业管理人员所属的工作部门的分布如下：董事和监事占17%、技术占22%、销售占21%、人事和财务占29%、其他占11%。

2 企业管理人员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

2.1 气候变化的原因

表1列出了有关气候变化的原因和受访者的正确答题率。总体来说，企业管理人员对于气候变化的原因的认知水平处于中等偏下的状况，平均正确率为44%。58%的受访者认识到全球平均温度上升有90%以上的可能性是人类活动造成的，36%的受访者认识到气候变化是由于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升高造成的，32%的受访者认识到温室气体主要是由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59%的受访者认识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绝大部分是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排放的，37%的受访者认识到人类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也造成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升高。

2.2 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和中国政策

表2列出了有关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和中国政策的基本问题以及受访者的正确答题率。总体来说，企业管理

表1 对气候变化原因相关知识的了解

Tab.1 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es and driving forces

of climate change

人员对于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和中国政策的认知水平相当低，平均正确率只有27%。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国际组织和国际公约，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京都议定书》的三个灵活合作机制――排放贸易、联合履约和清洁发展机制，有35%的企业管理人员选出了正确答案。在被问及《京都议定书》定义的人类活动排放的六种温室气体时，正确率只有25%，大多数受访者将氮气排除在温室气体之外，但很少有人能将二氧化硫排除在温室气体之外。

受访企业管理人员对于欧盟提出的全球升温的安全幅度的答题正确率只有21%。2℃上限属于共同愿景的部分内容，是当前国际谈判的一项重要议题，共同愿景是《巴厘行动计划》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合作行动中列出的要素之一，是一个非常综合而复杂的问题，交织着科学、经济、政治、伦理等诸多因素，与减缓、适应、技术和资金等议题都有联系。无论是欧盟推崇的2℃上限，还是450 ppmv或550 ppmv危险浓度水平，以及3 W/m2或4.5 W/m2辐射强迫的稳定情景，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表现形式［2］。由于该问题的难度和复杂性，受访企业管理人员的答题正确率偏低是可以理解的。

只有约1/4的受访者正确选出了中国2020年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目标。该40%到45%的目标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并且广泛宣传。受访者对该问题的答题正确率依然很低。由此可见，企业管理人员对于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和中国政策的知识有所欠缺，由于传统媒体、网络和看到或听到的环保宣传活动是企业管理人员了解气候变化问题的最主要的途径，企业

表2 对气候变化全球协议相关知识及中国政策的了解

Tab.2 Understanding of the climate-change related

global agreements and protocols and China’s policies

管理人员了解气候变化问题主要是被动的，自觉程度较低，其气候变化知识缺乏系统性和应有的深度。

2.3 气候变化的影响

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的认知上，受访者的平均正确率达到了60%，远远超出了对气候变化原因的认识和对气候变化全球协议及中国政策的了解。75%的受访者认识到极端气候事件出现的频率增加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65%的受访者认识到局部地区的洪涝、干旱加剧也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64%的受访者认识到海平面上升也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63%的受访者认识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受影响也是由于气候变化，55%的受访者认识到气候变化还会影响人类健康。由于这些气候变化的影响比较直观，也由于近年来中国国内气象、自然灾害频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媒体报道的力度也比较大，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使得受访者对这部分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水平比较高。但是仅仅有35%的受访者认识到气候变化会使粮食产量受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主要分布在第二、第三产业，缺乏对农业领域的直观认识。

2.4 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

在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的认知上，受访者的平均正确率也达到了60%，75%的受访者认识到改变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可以减缓气候变化，73%的受访者认识到植树造林保护森林可以减缓气候变化，66%的受访者认识到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可以减缓气候变化，52%的受访者认识到提高能效可以减缓气候变化。这些减缓措施的认知程度比较高，主要因为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主要分布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对上述减缓措施有比较直观的认识，同时也得力于媒体的广泛宣传。但是，对减缓气候变化的具体技术，仅有约1/3（35%）的企业管理人员认识到推广使用碳捕获与封存（CCS）技术可以减缓气候变化，主要由于该技术的成本过高，很难在现阶段大规模推广，导致其在企业管理人员中的认知偏低。但是该技术做为一项重要的在未来有巨大潜力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在国际社会上已经得到众多政府官员、研究人员、企业界人士的认可，由此可见，国内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对具体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措施还缺乏系统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2.5 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

在对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的认知上，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的平均正确率达到了46%，但是对各项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的认知程度有明显的差别，说明企业管理人员缺乏适应气候变化领域的系统知识，其知识呈现零散化的特点。强化对生态系统的保护是受访企业管理人员认识到的最主要的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有88%的受访者选择了这一项；强化水资源管理和提高气象灾害防御能力也是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认识到的比较主要的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分别有58%和42%的受访者选择了这两项；仅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受访企业管理人员认识到控制沿海地区地下水超采和保护红树林也是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分别有35%和27%的受访者选择了这两项，可见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普遍对海岸带环境与生态系统在气候变化中的脆弱性和我国海岸带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在农业领域，仅仅有23%的受访者认识到选育推广农业抗逆优良品种也是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这与前述仅有35%的受访者认识到气候变化会使粮食产量受影响相

呼应，再一次印证了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缺乏农业领域受气候变化影响及如何适应气候变化的相关知识。

3 企业管理人员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

3.1 愿意采取的减缓气候变化的个人行为

企业管理人员也是社会公民的一分子，首先应当承担作为一个公民的环境责任和应尽的义务。表3显示了受访者作为公民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愿意采取的个人行动。总体上看，分别有86%、84%、77%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非常愿意采取节约用水、节约用电、购买节能产品等行动来减缓气候变化，分别有61%和60%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愿意采取低碳办公和减少奢侈品的购买和使用等行动来减缓气候变化。然而，在购买当地当季水果和蔬菜、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尽量减少坐飞机的次数等减缓气候变化的个人行为上，选择肯定会这么做的企业管理人员比例明显下降，分别为40%、39%和28%，这可能与企业管理人员普遍生活节奏紧张、公务繁忙有关，可见当

表3 愿意采取的减缓气候变化的个人行为

Tab.3 Intended individual behavioral changes

in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与工作效率发生矛盾时，大多数人的选择还是以工作效率为主。

3.2 各利益相关方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责任分担

表4是受访者选出的应对气候变化各利益相关方应当承担的责任，可见大部分企业管理人员认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利益相关方。

表4 应对气候变化各利益相关方应当承担的责任

Tab.4 Divided responsibilities of stakeholders

whe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3.3 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推动力

图4是调查中关于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推动力的结果。从图中可知，69%的受访者选择了强制性的标准和法令的执行、61%的企业管理人员选择了经济激励政策的引导，这两项是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主要的原因。

同时，46%的企业管理人员选择了新商机和新的利润增长点的驱动，有43%的企业管理人员选择了树立良好的企业和品牌形象、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需要，有36%的企业管理人员选择了企业管理观念和意识的转变，由此可见，已有少部分的企业管理人员主动将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有机结合，并能意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新机遇。

另外，仅有24%的企业管理人员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是国际竞争和开辟国际市场的需要，这可能与此次调查的大多数的企业管理人员来自内向型企业有关，同时也说明大多数的企业管理人员无论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还是在企业发展问题上还没有全球视野；仅有23%的企业管理人员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是由于受到了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这说明了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氛围还比较弱，同时也说明在我国，对企业行为来说，社会公众的影响力很小。

3.4 企业已经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图5是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已经采取的具体措施。从图中可知，57%的企业节能减排成效显著；53%的企业已经提高了能效；有49%的企业已经采取了淘汰落

后产能，39%的企业开展了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另有38%的企业利用了可再生能源。由此可见，中国企业已经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措施主要是节能减排取得了明显成效、提高了能效、淘汰了落后产能、开展了清洁生产及循环经济、利用了可再生能源。

仅有11%的企业申请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虽然CDM项目在我国发展迅速，截至2009年底，我国企业通过参与CDM项目，已获签发的减排量达2.2亿tCO2当量，但是，对大多数的企业来说，由于信息、能力等障碍，或者产业类型、主营业务的不同，并没有从CDM项目中受益，也没有通过CDM项目获得相关的气候变化知识，从而提升气候变化意识。

4 结论与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和总结，并综合多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的观点［14-17］，本文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议，以提高企业管理人员的气候变化意识，从而使我国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

（1）与媒体宣传相结合，对企业管理人员加强气候变化方面的培训，使企业管理人员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更加具体化、系统化。

（2）积极实行促进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激励政策，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鼓励企业进行低碳产品认证、自愿碳减排协议、碳交易、碳中和等尝试，使企业管理人员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的气候变化意识进一步提高，使中国企业从被动迎接气候变化的挑战转变为从企业战略的高度上主动出击。

（3）与节能减排政策相结合，重视强制性的标准和法规的作用，进一步实行可再生能源强制入网、提高能效标准、循环经济立法和试点、淘汰落后产能、关停并转、上大压小等一系列命令控制型手段，促进企业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行动。

（4）积极发挥学术团体和环保民间社团的作用，提高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创造全社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氛围，充分发挥公众的作用，对企业行为加强监督，从而进一步提升企业的气候变化意识。

（5）通过增加投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各种形式，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新技术行业，创设公平的竞争环境，加强企业创新能力，使企业有足够的能力和潜力主动应对气候变化。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邓梁春. 应对气候变化与发展低碳经济：企业的挑战与机遇［J］. 世界环境, 2008,（6）:60-62. ［Deng Liangchun. Climate Change and Low-carbon Economy: Business Risks and Opportunities［J］.World Environment, 2008, （6）:60-62.］

［2］潘家华，陈迎，庄贵阳，等. 2008-2009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形势分析与展望［M］// 王伟光，郑国光. 2009气候变化绿皮书.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38. ［Pan Jiahua, Chen Ying, Zhuang Guiyang, et al. 2008-2009: The Situation and Prospect of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in the World［M］//Wang Weiguang, Zheng Guoguang. Annual Report on Climate Change Actions：2009.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9: 1-38.］

［3］姜克隽，苗韧，郑平，等. 气候变化与中国企业［R/OL］.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世界自然基金会, 2010 ［2010-07-01］. 省略/wwfpress/publication/climate/ CCandCE.pdf. ［Jiang Kejun, Miao Ren, Zheng Ping, et al. Climate Change and Chinese Enterprises ［R/OL］. Beijing: China Entrepreneur Club, 2010 ［2010-07-01］. 省略 /wwfpress/publication/climate/CCandCE.pdf.］

［4］商道纵横. 碳信息披露项目中国报告［R/OL］. 2010 ［2010-12-01］. 省略 /new_theme4Detail.asp？ThemeID98&T4AR3&Page_ID13324. ［SynTao-Sustainability Solutions.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2010 China Report［R/OL］. 2010 ［2010-12-01］. 省略 /new_theme4Detail.asp？ThemeID98&T4AR3&Page_ID13324.］

［5］Bord R J, Fisher A, O’Connor R E. Public Perceptions of Global Warming: Unite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J］. Climate Research, 1998，11:75-84.

［6］Steven R B. Comparative Public Opinion and Knowledge on Global Climatic Change and the Kyoto Protocol: The U.S. Versus the World？［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2003, 23（10）:106-131.

［7］Lorenzoni I, Nick E P. Public Views on Climate Change: European and USA Perspectives［J］. Climate Change, 2006，77（1-2）:73-95.

［8］Lorenzoni I, Nicholson-Cole S, Whitmarsh L. Barriers Perceived to Engaging with Climate Change Among the UK Public and Their Policy Implications［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7，17（1）:445-459.

［9］Jan C S, David E H，et al. Public Perception of Climate Change［J］.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008,35（5）:479-487.

［10］ Sampei Y, Aoyagi-Usui M. Mass-media Coverage, Its Influence on Public Awareness of Climate-change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Japan’s National Campaign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J］.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9, 19 （2）:203-212.

［11］潘葳楠，余潇潇，潘根兴，等.大学生气候变化意识的一次调查：以南京农业大学为例［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2009, 5（5）: 304-307. ［Pan Weinan. Yu Xiaoxiao. Pan Genxin，et al.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Consciousness Am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s and Its Analysis: A Case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J］. Advances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2009, 5（5）: 304-307.］

［12］Whitmarsh L, Seyfang G, O’Neill S. Public Engagement with Carbon and Climate Change: To What Extent Is the Public ‘Carbon Capable’？［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0，20（7）:1-9.

［13］许光清，郭会珍，原阳阳，等.企业管理人员气候变化意识及影响因素分析［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1, 7（1）: 59-64.［Xu Guangqing. Guo Huizhen. Yuan Yangyang. Dong Zhiyong.Evaluation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Climate Change Awareness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Personnel［J］. Advances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2011, 7（1）: 59-64.］

［14］徐冠华. 关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几个重要问题［J］. 中国软科学,2006,（10）:1-14.［Xu Guanhua. The Important Issues on Development of an Innovative Nation［J］. Chinese Soft Science, 2006,（10）:1-14.］

［15］李俊峰. 发展好新能源产业，政府应该做什么？［J］. 绿叶, 2010,（8）:9-14.［Li Junfeng. What Should the Government Do in Developing the New Energy Industry？［J］. Greenery, 2010, （8）:9-14.］

［16］唐丁丁. 开展低碳产品认证，引领可持续消费［J］. 环境保护,2010,（16）:32-34.［Tang Dingding. Developing Low-carbon Products Certification to Guide Sustainable Consumption［J］.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10, （16）:32-34.］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Climate Change Awareness

of Enterprises’ Management Personnel

XU Guang-qing1 DONG Zhi-yong2 GUO Ying2

（1.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