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文化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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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文化发展史范文第1篇

唐朝初期，由于隋末战乱带来的破坏，洛阳原来的三个商业市场已荡然无存，重建洛阳三个贸易市场，前后费时七十余年，武则天改国号周即位洛阳后，又从关中迁来数十万百姓以充实洛阳，其中工商户甚多。从此，洛阳的商业进入了空前繁荣时期。三个商业贸易市场的占地面积虽然比隋时减少了一坊之地，但其繁荣程度并不亚于隋代，到唐代后期，洛阳的商业已逐渐发展到市外里坊街巷，甚至形成了新的商业区，出现了众多商店。表明当时洛阳的商业已进入鼎盛时期。商业网点分散到各个里坊，更方便了居民百姓。据《洛阳市志》商业卷记载，当时已有专门卖菜的豪华摊位，蔬菜供应极为充足，有的甚至客人到了才到市场买菜。

唐代洛阳的商业，除有三个规模宏大、店肆罗列的市场和其他零星店以外，还有一个极为豪华的商业特别交易地区，就是北市以南、洛河以北、漕渠新潭附进的承福里、玉鸡里、铜驼里、上林里、温雒里。该地区为“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贸易，车马填塞”之地。漕渠和新潭一带商旅贸易之所以如此繁盛，是因为这里是全国水运交汇的中心。同时，全国各地的富商大贾以及沿丝绸之路从事商贸活动的中外商人，都要到这里来推销货物和采购商品。当时长安中央政府机构所需之货物及贡赋，大多也要在这里卸船而后转旱路运往长安。因而这里成了全国以至国际商品采购和销售的集散中心，成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讫点。

许多外域蔬菜及香料等都通过各地贸易商的往来传入洛阳。早在汉代以后，我国就不断引进外域蔬菜，比如胡芹、黄瓜、茄子，都属于引进品种。隋唐时期，外域蔬菜仍在增加，如《酉阳杂俎》卷一二九记载茄子“有新罗种者，色稍白，形如鸡卵”，这是朝鲜人培育出的新式物种，唐时传入我国。《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记载贞观二十一年，泥婆罗遣使者献波菜、浑提葱。菠菜在汉朝由西域传入我国，唐朝时又传入了最新品种。另如莴苣，隋朝时开始引种，《清异录》卷上说隋人用重金买得菜种，因此当时称它为千金菜。

《全唐诗》卷二二一杜甫有诗云：“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种一两席许莴苣，向二旬矣。”诗中又提到“苣兮蔬之常”，这说明莴苣当时已成为唐朝人的家常蔬菜。唐朝人还不断搜求外域香料，并借用于本土烹饪之中。如南洋岛国出产的胡椒就成为风靡唐代的辛香调味品。看来唐朝人在饭食烹饪中使用胡椒与现代情况已大体相同。总的来说，商业贸易的极度繁荣，使洛阳成为当时的贸易中心，大大提高了当地的经济水平和人们的消费水平，作为人们生活水平重要标志之一的饮食也就相应的发展起来了。

作者：杨丽单位：洛阳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商业文化发展史范文第2篇

关键词：老龄化社会；社会养老保险；养老服务公司；商业保险；跨越式发展

中国于1999年迈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带来了深刻影响，庞大的老年群体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需求压力也越来越大。商业保险公司有责任承担起老龄事业发展的重任，在解决养老问题方面发挥自身的优势，把帮助政府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与实现公司跨越式发展结合起来。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由此带来的养老问题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发展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调查数据推算，2005年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0 756万人。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0045万人，占总人口的 7.69%。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0.73个百分点。

2006年，全国老龄办首次的有关人口老龄化的研究报告认为，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人，老龄化水平将达到 17.17%；到202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到2.7亿人，与0-14岁少儿人口数量相等；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人，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到2051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人，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

根据国际惯例，一个国家6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7%，即为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人口结构从年轻型转变为老年型，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

中国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的发展趋势，已经给养老、代际关系处理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影响到代际和谐和家庭和谐，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

老龄化社会问题，直接带来的是养老问题，涉及到老年人口由谁来赡养(支付养老金)和如何来赡养(养老服务)两个方面的问题，其实质是如何对待老年人的问题。

传统型社会，老年人的养老问题绝大多数是由家庭解决的。但是，与老龄化社会发生同步变化的是，现代家庭的规模也在逐渐缩小，在家庭中老年人占多数，四个老人，一对夫妇一个孩子，形成了“4—2—1”结构。因此，家庭养老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同时，老年人由于自身经济收入的减少、工作与身体状况的变化，导致中国现阶段老年人的生活现状不容乐观。在城市，老年人除了退休金之外，基本没有其他方面的收入。在农村，老年人不但没有养老金，甚至还要劳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基本没有“退休”的可能。还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社会问题，不少老年人还要程度不同地负担其失业子女甚至是第三代的生活费用。

在老龄化社会问题中，还存在着对老年人的歧视问题。有的年轻人由于缺乏道德观念，法律意识淡漠，不但不尽赡养义务，反而虐待老人，侵犯老人合法权益。从全国来看，老年人由于孤独、饥寒、疾病、受虐导致的自杀现象时有发生。 2004年3月“预防长者自杀”亚太地区会议在香港召开，会议资料显示，根据保守估计，我国每年有25万人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其中55岁以上的人占了20%，特别是农村老年人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5倍。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代际和谐和家庭和谐中的极不和谐音，成为老龄化社会中又一个棘手的问题。

老龄化社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质量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且可能影响到中国的社会稳定，养老问题的妥善解决势在必行。

(三)解决养老问题的途径

离开代代相传与积累，人类社会不可能发展进步。因此，公正对待老年人，激励青年人更好地为社会进步服务，妥善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全社会都应该公正对待老年人，正视并科学解决这一问题，要保证老年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社会有责任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水准不低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平均水准，并不断提高。

公正对待老年人，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有效解决养老问题，即要解决养老金的来源(经济问题)与提供养老服务两个方面的问题。现实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无非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家庭赡养方式，一种是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方式。

由于家庭赡养能力和社会道德等因素的影响，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正在受到冲击。同时，随着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的赡养功能也将不断退化。我们的理想是，一方面，老年人得到良好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年轻人又不至于因此而承受过重的负担。因此，在养老问题上，社会被期望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越来越大。但是，与期望相比，与经济发展幅度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表现出一种严重滞后的情形。目前，中国共有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养老床位 120.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仅有8.6张，与发达国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数50至70张的水平相差甚远。其它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许多为老服务也都存在发展缓慢的问题，不能满足老年人群日益增长的需求。

我国是在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如此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承受如此高程度的人口老龄化，决定了我国不能象西方国家那样由政府包办社会养老福利事业。这就需要开辟出一条养老职能社会化的道路，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

从未来发展趋势分析，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对养老金和养老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解决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必须建立起系统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养老职能将更多地依赖于社会，依赖于社会各方面养老服务项目的开展。

(四)现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商业文化发展史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 集聚区 北京市 上海市

近年来，创意经济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普遍现象，文化创意产业以其独特的形态演变和运行方式与其他产业发生着广泛而复杂的联系，极大地影响着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2011年10月，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处于前沿和领军地位。当前，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迅猛，产业集聚效应初步体现，形成了诸如张江高新技术科技园区等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作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全国领先的北京市，已经形成了四大特色鲜明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借鉴北京市的经验，对于上海打造时尚魅力国际文化大都市具有促进意义。

上海市文化创意发展模式

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起步较早，近年来，上海逐步将创意产业与文化产业合并，2011年公布的《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名录》第一次明确界定了文化创意产业的范围，包括文化创意服务业和文化创意相关产业两大部分，细分为10大类和102个小类。2011年，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1673.79亿元，同比增长15.6%，从业人员达到108.94万人，实现GDP贡献率14%（张京成，2012）。

（一）形式多样的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形成独具特点。截止到2010年底，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达到80家，覆盖全市多个区域，总建筑面积达到270万平方米，已初步形成了“一轴（延安高架）-两河（黄浦江、苏州河）”的布局（张京成，2012）。按照形成的历史基础和投资主体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在原有历史建筑基础上自发形成、政府政策主导下建成、房地产商开发形成。

1.原有历史建筑基础上自发形成的集聚区。“十一五”期间上海市工业企业向郊区转移，中心城区近2000平方米老厂区、老仓库和建筑闲置（田舒云，2010），文化创意产业最初的发展集中于个人艺术创造，需要寻找一些廉价的办公场所创业，而这些厂房正好满足了艺术家的需求。艺术家和相关艺术创作室逐步汇集在这些闲置建筑中，为这批老厂房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

2.政府政策主导下建成的集聚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导向则会日益明显。政府政策主要通过厂房改造和产业升级来实现对于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影响。经过妥善的改造与设计，在保留历史文化风貌的基础上，建成了一定规模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例如田子坊、新十钢等。同时政府通过招商引资，融合高新技术建设了一批集聚区，典型代表为张江科技园区、上海多媒体产业园等（钱敏杰，2009）。

3.房地产商投资建设的集聚区。随着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房地产开发商在居民建筑与商业写字楼建设的同时，将目光投向文化产业集聚区建设，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与市场接轨，打造企业品牌形象，另一方面也可以吸引更多消费，增加经济效益。在开发的成熟区发展较为良好的集聚区多实现了政府认可和挂牌。这一集聚区的典型代表即为“海上海”。通过文化商业街、平面广告的宣传，面向中产阶级推介项目，吸引了一大批年轻时尚的白领。

（二）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特点

1.中外融合的海派文化。上海市地处吴越文化中心，江南细腻悠长的文化绵延至今，在近代，上海市是早期开放的港口之一，海外文化特点鲜明。发展至今，中外文化在上海实现了较好融合，旗帜鲜明地表现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

2.良好的产业环境与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为中国大陆地区的经济中心，上海市的经济实力毋庸置疑，这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持。上海市工业发展起步早、门类齐全，为文化产业的更新换代提供了良好的产业环境，近年来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也为文化创意产业奠定了良好基础。

3.依靠传统布局与旧厂区发展，集中在中心城区。目前，上海市有近三分之二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是在原有厂房、建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旧厂房、仓库占地面积较大，比较容易吸引相关企业和个人入驻，有利于形成集聚效应，既保留了原有文化，又展现了上海文化发展的新貌，这也是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的一大亮点和特色。当前集聚区主要集中在徐汇区、虹口区和长宁区，三区共有创意园区72家，占到了总数的90%以上，密集程度较高。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模式

（一）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概况

北京市“十一五”规划第一次将文化产业定为首都的核心产业，2006年首次的《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标准》，定义文化创意产业为“创作、创造、创新为根本手段，以文化内容和创意成果为核心价值，以知识产权实现或消费为交易特征，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体验的具有内在联系的行业集群”，细分为九个大类。截止到2011年底，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为1938.6亿元，同比增长14.2%，收入合计7442.3亿元，平均从业人员达到122.9万人，GDP贡献率实现12.1%（张京成，2012），文化创意产业部门已经成为第三产业，甚至是经济发展依赖的核心增长领域之一，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二）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模式

截至2012年7月，北京市公布了四批共30个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集聚区虽然各具特色，根据影响创意园区分布的生产要素、需求要素、竞争力等空间集聚因素，大致分为四个类别：创意设计和技术研发类集聚区、动漫和影视制作类集聚区、数字娱乐和媒体运营类集聚区以及文化展示与交易和会议展览集聚区，具体如表1所示。

1.创意设计和技术研发类集聚区。研究表明，知识溢出能够引起企业集聚，增加新企业数量，在思想导向型企业中，知识溢出是决定企业区位的重要因素。同时知识溢出效应具有极强的区域性，只要距离稍微增加，这种效应就会消失（阿瑟·奥沙利文，2008）。这一效应在技术研发类的文化创意产业中表现尤其突出。文化创意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产物，借助高新技术，文化创意产品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从而实现自身价值，而区域内的高新技术条件是设计研发类集聚区集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创意设计和技术研发类集聚区多倾向于密集分布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集中的地方。

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北部和西北部是北京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集中分布区，为创意设计和技术研发类集聚区提供了丰富的人才保障和技术支持。以中关村软件园和清华科技园为例，其附近分布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众多“211”工程和“985”工程的高等学府以及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等科研院所，靠近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分布，一方面可以使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内的企业及时获取信息以促进产品的升级换代，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升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水平。

2.动漫和影视制作类集聚区。动漫和影视制作类集聚区往往需要大面积的土地，一方面是由于作品需要有足够广阔的空间来进行拍摄，另一方面是由于这类产业的关联企业相对较多，需要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企业的集聚。

集聚区建设成本中的土地成本一项可以用方程C=P*Q1来简单表示。一般来说，动漫和影视制作类集聚区占地面积Q是固定的，其值很大；为了控制占建设总成本比重很大的用地成本C，选择P值较小，即单价较低的土地是比较理性的。加上这类集聚区对于土地的区位不是很敏感，利用其他生产要素替换土地也相对困难，使得其对于土地的选择余地变得很大。根据地租理论，距离市中心越近，单位土地价格相对越高；而距离市中心越远，则单位土地价格相对较低。为了控制成本，动漫和影视制作类集聚区多分布在距离市中心较远的区位，此时P值比较小。

当前北京市公布的5个动漫和影视制作类集聚区分布在怀柔区、通州区和大兴区。这些地区距离中心城区相对较远，地价也比较低廉。以宋庄原创艺术与卡通产业集聚区为例，其占地面积1120公顷，汇集了22个艺术部落，100多家画廊，20多家美术馆，当代绘画艺术、艳俗艺术及新媒体艺术等主要现代艺术流派都集中在这里，日益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规模最大的当代艺术大本营。由此带动各个区县形成良好发展势头，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增速迅猛。

3.数字娱乐和媒体运营类集聚区。数字娱乐和数字媒体类集聚区一般倾向于接近中心城区或者交通便利的周边区县分布，这是因为此类集聚区通常兼有零售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

影响零售业区位决策的因素包括消费市场状况、空间距离和交通条件等因子。零售业部门的区位最大特点是消费者指向，通常选择人口密集、消费者众多的地点分布；消费者克服空间距离的作用所要付出的空间费用或时间费用是决定消费者选择购物地点的一个重要因子，随着距离的增加，消费者购买的意愿会明显降低。交通条件通过通勤费用作用于零售业企业，交通条件好的区域通勤费用相对较少，消费者实际的购买价格相对较低，其购买量也相对较大；对于零售业企业来说，分布在交通便利的区域能使得其市场覆盖范围扩大，有助于更好地获得收益（李小建，2006）。

服务业一般按照服务的对象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个人和家庭为服务对象的，这部分企业的分布与零售业类似，接近消费者；第二种是以企业和机关为服务对象的，部分服务业还兼具办公机关的性质，这类服务业由于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多分布在城市中心地区。

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分布在北京东二环和北二环的交汇处附近，靠近中心城区，同时交通十分便利；北京市出版发行物流中心虽然分布在通州区，但是距离中心城区有专门的便捷通道和直达班车，同时兼具图书出版物流中心的功能，为城市中心的许多企业和机关提供图书配送和仓储服务。

4.文化展示与交易和会议展览集聚区。与数字娱乐和媒体运营类集聚区相似，文化展示与交易和会议展览集聚区也多分布在中心城区或者交通便利的临近区县。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在生产上由刚性向柔性转变，在产品上由标准化向个性化转变，而对于创意产业或创意产品来说，产品的个性化更成为其区别于其他产品的重要特征。因此艺术品展示和交易类集聚区靠近消费市场，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实现集聚区内商业机构利润的最大化；或者位于交通便利的区域，以降低消费者的通勤成本，扩大市场腹地和辐射范围。

同时，此类集聚区的分布不仅仅简单地受到消费市场和交通条件的影响，更具有其独特的主导因素，即历史积淀和文化氛围，这也是北京文化发展中的优势所在。北京市公布的12个此类集聚示范区中，老北京独有文化符号——前门、琉璃厂、潘家园、十三陵文化与旅游产业集聚区均榜上有名。以潘家园古玩艺术品交易园区为例，潘家园旧时有“鬼市”之称，清末民初时由于时代激荡，许多达官贵族家道中落，不得不将家中古玩珍品站街变卖，为了顾及颜面，交易通常在凌晨三四点挑着灯笼进行，“鬼市”由此得名。1992年，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夫人到潘家园淘宝，同年潘家园古玩市场正式出现。此后潘家园名声远播，逐步成为北京最有影响力的名片之一。

（三）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特点

1.政府政策与强大的资金支持。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起步较早，领先于全国，这与政府的政策与资金支持是密不可分的。领导机构建设方面，2006 年率先成立了一个由市委书记担任组长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领导小组；政策配置方面，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写入北京市“十一五”、“十二五”规划，2006年率先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文化创意产业扶持政策，先后公布了四批30个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示范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每年5亿元，统筹资金100亿元，在全国各省区市中资金规模位列第一（王海平，2011）；统计口径方面，率先了全国第一个文化创意产业统计的地方标准，规定了9大类文化创意产业，明确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2.注重重点行业与建设，打造经典品牌。由于历史因素，北京市在新闻出版和媒体广告等产业具有相当强的优势，全国70%以上的影视公司、发行公司和后期制作公司都集中在北京，同时北京又是全国最大的国光市场和最大的广告媒体中心（张京成，2012）。

北京市在公布30个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同时，重点打造代表首都文化形象的标志性工程，推动品牌形象建设。充分利用北京市的深厚文化积淀，创造了诸如798艺术区、八达岭长城等一批经久不衰的创意产业品牌。

3.成立产业联盟，实现区域协同发展。2011年，北京市先后成立了首都剧院联盟、首都博物馆联盟、首都影院联盟、首都影视产业联盟和首都出版业发行联盟。为全市相关单位与企业搭建起良好的沟通平台，统一资讯、统一进行市场运作，既大大节省了企业运营成本，也方便了市民进行参观和消费，实现了区域间优势互补与产业联动，推动了行业之间、区域之间协同发展。

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策略

（一）根据区域资源禀赋，合理规划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目前上海市政府鼓励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各区纷纷响应，但是容易造成缺乏总体规划、布局分散、争抢热门项目等问题，造成重复投资，难出精品。因此在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时，政府应首先做好整体规划与统筹布局，根据各区现实情况和资源禀赋，在原有历史文化积淀和现有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合理规划，注重质量，引进优势人才，建成各区优势项目。同时注重区域间协调发展，必要时可以建立产业间联盟，加强各个区域甚至是长三角地区之间的联系，逐步建成文化产业发展良好的联动机制。

（二）加强重点园区和龙头企业的建设，打造上海文化“名片”

上海市涌现出了一批例如田子坊、外滩18号等全国知名的文化创意产业，但是在整体质量、规模和经济效益方面，距离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缺乏大型的龙头企业甚至是跨国企业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和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品牌价值比较低。以媒体业为例，美国有以时代华纳为代表的25家跨国影视媒体企业（陈洁民、尹秀艳，2009），涉及多个领域；北京北广传媒集团及业内民营企业也已在国际上崭露头角，而上海市媒体规模则比较小，以光线传媒和凤凰出版传媒为代表的媒体业还没有形成区域间的大型集团。当前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蓬勃发展，但是缺乏自己响亮的品牌，和国际知名品牌比，在品牌价值、知名度和影响力方面都有较大差距，应着力加强每个产业1-2个重点园区的建设，打造上海独有的城市品牌与城市名片。

（三）培育特色产业链，实现产业国际化

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产业的联动效应，加强政府、企业、供应商等之间的联系，推动龙头企业发展，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企业的品牌意识，形成一批独具特色、世界级的知名品牌。创意产品核心竞争力提高，文艺演出、电影业逐步走出国门，大型国际会展项目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向世界更好地展示中国文化。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趋势

第一，投资主体多元化、市场导向为主。产业发展前期，政府导向比较明显，随着产业发展进入成熟期，市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非营利组织参与到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资中，真正实现多元化发展。

第二，文化产业与科技融合发展，推动产业更新换代。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日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科学技术影响着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方式，极大提高了文化创意产业的附加值。在未来的发展中，科技因素更好地融入文化发展，完善当前已有的数字媒体、DRC工业设计、软件业等产业，不仅丰富了文化创意产业的种类和内容，推动产业更好更快地更新换代，也有助于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刺激消费，增加产业的经济效益。

第三，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逐步增强，产业国际化趋势凸显。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与文化创意产业中知识产权保护需求差距很大。这一点在数字媒体业表现尤其突出，由于复制性强，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要求相对较高。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成熟期，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通过立法与政府政策实现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标准接轨，有助于文化创意产业走出国门，有助于艺术创造再创造，也有助于实现产业品牌化、国际化。

第四，文化消费需求刺激公民创意社会形成。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初期，主要参与者为政府、企业及艺术家等特定人群，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成熟及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居民对于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增多，消费能力强劲，公民更多地参与到创意社会的建设中，通过广泛免费开放艺术馆、博物馆等基础设施，通过培训教育，提高公民素质，激发公民的创意精神，为更多的普通民众提供接触创意产业的机会，使人们享受创意生活。

参考文献：

1.杨群.上海百万人投身文化创意产业.解放日报，2011-9-23

2.张京成.中国创意产业发展报告2012.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

3.田舒云.上海创意产业的发展特点及产业结构.东方企业文化，2010，4

4.钱敏杰.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探讨.华东师范大学专业硕士论文，2009

5.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第6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李小建.经济地理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商业文化发展史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十六大以来；文化产业；学术研究；探索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 G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13）01-0185-06

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我国文化政策进行了历史性的调整，作出了“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伟大战略决策，明确了文化产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从此，我国文化产业步入了快速发展的实践征程，相应的，国内也掀起了学习、研究文化产业理论的。十年来，从文化产业概念和分类到文化产业发展支撑要素。从文化体制改革到文化产业政策，从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到文化产业竞争力，从文化产业国际比较研究到文化产业案例解析，从文化产业学科建设到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学者们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指导文化产业快速健康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文化产业概念和分类研究

（一）文化产业概念研究

概念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概念的界定和选择是否得当直接影响事物运动的结果。科学界定文化产业概念内涵和外延是进行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基础。十六大以来，国内学者结合国际上文化产业的通用定义。并根据我国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国情对文化产业进行定义，既包含了文化产业的普遍属性，又兼顾了我国文化产业的特殊性。目前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种侧重于从“理论-意识形态”的角度界定文化产业。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文化产业首先是文化。属于文化学范畴，如胡惠林认为文化产业是一个以精神产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为主要特征的产业系统。孙安民认为“文化产业是指生产文化产品或提供文化服务以满足社会精神文化需要的行业门类的总称。”另一种侧重于从“操作-应用”的角度界定文化产业，他们认为文化产业首先是产业，属于经济学范畴，如李江帆根据第三产业经济学原理，将文化产业定义为：“国民经济中生产具有文化特性的服务产品和实物产品的单位的集合体”：江奔东也认为文化产业是一个与文化相关的经济概念，属于第三产业，“文化产业是指生产提供文化商品或服务的企业集合”。另外，还有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文化产业概念进行界定。如，从文化产业的存在及其过程来认识，文化产业是“以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和文化娱乐服务与消费为主体对象的产业门类”；从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和手段上加以界定，文化产业是“商业文化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的大众文化娱乐体系”：从文化产业的运营方式上看，文化产业是指“通过产业化和商业化方式所进行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生产、再生产、供应和传播”。

随着学者们文化产业概念研究的推广和普及，文化的商业属性逐渐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和接受。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化不仅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还具有重要的经济属性。这不仅开启了全社会的文化产业意识，而且为我国文化产业腾飞做了最重要的理论准备。

（二）基于概念的文化产业分类研究

研究一种经济活动始终离不开对它进行统计和分析。文化产业作为备受关注的经济现象，对其类别的界定将直接影响到分析口径的统一，研究范围的划定甚至最终的研究成果。

十年来，学界率先开展了对我国文化产业分类的研究，不断探索更加科学合理的分类方法。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主要有以下几种分类方式。有的学者从纵向层面对我国文化产业进行分类。花建根据文化产业的价值链将其分为生产、销售和服务三大类，具体包括文化制造业、文化销售业和文化服务业。有的学者从横向层面对我国文化产业进行分类。2002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产业蓝皮书》，根据文化在产品或服务中的属性或关联度把文化产业分成三类：一是主体或核心行业，二是前沿文化产业，三是拓展的文化产业。还有的学者采用行业性分类模式，根据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把文化产业划分为13类。从学者们的分类研究可以看出，虽然采用不同的标准，文化产业门类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无论采用何种分类方式，学者们都坚持文化产业分类的核心标准是文化。而且在主要文化产业门类上持基本相同观点。

为了健全统计口径，规范文化市场，国家统计局2004年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将文化和相关产业的活动分为文化产品制作和销售活动、文化传播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文化用品生产和销售活动、文化设备生产和销售活动、相关文化产品制作和销售活动六个方面。这种划分既充分考虑了中国的现实情况，也有意识地向国际标准靠拢，对于了解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帮助有关部门有针对性地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和措施，科学指导文化产业快速健康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文化产业政策研究

十六大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文化产业政策和法规，极大地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学界对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为我国制定和实施文化产业政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这些研究既包括文化产业政策基础理论研究，也包含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研究。

（一）文化产业政策基础理论研究

首先，学者们对文化产业政策内涵进行了研究。目前代表性的观点有：（1）文化政策说。认为文化产业政策是文化政策的一部分。胡惠林认为，文化产业政策是政府根据文化和国民经济发展要求，以及一定时期内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和变动趋势，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规划、引导和干预文化产业形成和发展的文化主张体系。（2）经济政策说。认为文化产业政策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顾江认为，文化产业政策是国家为指导和调节文化产业活动和经济利益所制定的规则和措施，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国家间接管理文化产业，促进其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3）政策系统说。认为文化产业政策是一整套规范的政策系统。徐浩然、雷琛烨认为，文化产业政策是国家在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相关领域实行的意识形态和行政管理上的一整套规范，这种规范具有制度性和原则性，由此来指导和调节文化、艺术事业活动和经济利益。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虽然目前学者们对文化产业政策内涵认识不同，但都认可文化产业政策在指导、调节和规范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强调制定和实施文化产业政策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

其次，学者们对文化产业政策制定原则进行了探讨。由于文化产业本身的特殊性。学者们一致认为在制定文化产业政策时既要遵循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考虑到文化产业的特殊情况，既要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又要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如钱正武、杨吉华认为，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既要遵循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考虑到文化产业自身的特殊情况；既要立足于本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又要符合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周斌认为文化产业政策制定要遵循以下原则：坚持贯彻发展先进文化的要求：坚持以社会效益为主，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处理好市场手段和行政手段的关系；遵循文化产业自身的发展规律；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原则；与WTO中文化产业的政策相协调；文化产业必须纳入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实施发展文化产业的人才工程；引导高新技术进入文化领域：健全和规范文化中介组织。欧阳坚认为，在文化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首先必须把握公共政策和产业政策的一般原则，包括信息完备原则、科学预测原则、便捷可行原则、动态可调原则、成本最小化原则、兼听优选原则和相互协调原则；又要针对文化产业的特殊性，遵循一些特殊原则：体现正确导向的原则，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民族优秀文化保护的原则，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原则，扩大本国文化影响力的原则。

（二）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研究

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指导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实践，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健康发展。一些学者认为，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主要为：第一，将文化产业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之中，并逐步使之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以分类指导为原则，尽快启动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第三，正确认识文化的双重属性，出台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措施；第四，制定文化产业主体培育政策。制定鼓励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的具体政策；第五，制定文化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第六，实施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工程，将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第七，出台鼓励文化产业与工业化、信息化协调发展的政策；第九，文化市场培育和规范政策。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就文化产业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进行了探索研究。解学芳指出，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关联性偏差，即历时态文化产业政策存在非连续性，共时态文化产业政策出现离合现象，文化产业上位政策与下位政策不一致。因此，要矫正文化产业政策的非关联性，就要在遵循整体性原则和文化产业内在规律性的前提下，确保历时态文化产业政策的连续性和共时态文化产业政策的融合以及上位政策与下位政策的动态一致。杨吉华将我国文化产业政策问题概括为“缺、弱、变、散、乱、粗”。所谓“缺”就是政策的缺失；所谓“弱”，就是政策对产业的扶持力度不够，政策措施偏软；所谓“变”，就是政策多变，缺乏必要的稳定性；所谓“散”，就是政策重点不突出，政策针对性不强；所谓“乱”，就是政策不统一，缺乏必要的协调性；所谓“粗”，就是政策过于粗线条，可操作性不强。要完善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就要全面把握文化产业的性质、地位，正确理解产业政策的作用和特征，不断深化对文化产业发展规律的认识，完善我国的文化产业决策体制，实现政策过程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

三、文化体制改革研究

十六大以来，从先行试点到全面铺开，文化体制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促进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探索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路，开创了文化建设新局面。十年间，国内学者不断梳理和总结改革的经验和模式，分析和指出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为改革进程提供规避的借鉴和参照的路径。

（一）文化体制改革难点研究

解决问题的前提是认清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高度集权的文化管理体制存在种种弊端，这些弊端不仅成为长期以来阻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桎梏，也成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难点。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来看，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难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思想认识问题。欧阳坚认为，目前，思想认识问题仍然是制约改革进一步深入的主要障碍。一些地区和单位对文化建设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文化发展提供的新动力新条件认识不足，崇“事”恐“企”思想严重，缺乏市场意识和群众观念，把单位性质视为评价其地位、水平的唯一标准，将转企改制简单片面地理解为甩包袱、推责任，因此，在推动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这一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上犹豫不决、裹足不前。（2）文化制度问题。唐坤从宏观制度视阈进行分析，指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难题和困境，根本在于刚性制度的障碍。他认为，我国文化制度的制定、实体、执行、评估和反馈都存在问题。首先，我国各方面改革制度的制定过程大多采取条块分割，以部门为单位，具有一定的单一性和封闭性，公众和专家的参与程度都非常有限，造成公共性的缺位；其次，这种公共性的缺位，直接导致了制度实体本身公正和公平的缺位，使得制度实体的质量难以提高，其科学性和普适性以及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都难以得到保证；第三，在制度的执行上，也会产生扭曲，导致制度的变形，常常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第四，制度的评估和反馈更是缺位。（3）改革环境的变化。霍步刚等认为在深化和拓展阶段，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面临着与改革初始阶段不一样的改革环境，即政府公共服务部门的本位利益成为深化改革的阻力，部门行业壁垒导致资源整合障碍，不同文化行业之间差异加速扩大的趋势导致复杂的改革局面，社会配套环境成长慢制约文化体制改革进程。还有的学者从整个文化体制改革内容分析，认为目前文化体制改革主要面临五大难点，即传媒体制改革如何正确处理公共性与产业化的关系，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如何转企，文化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如何破解“三大难题”，国有文化资产管理、监督体制如何构建，文化市场如何破解“条块分割”的难题。

（二）文化体制改革思路和对策研究

柳斌杰提出文化体制改革要打造“航母”，淘汰“小舢板”。柳斌杰指出，“打造航空母舰就要坚决打破条块分割、地区封锁、城乡分离的传统体制，以市场为依托，以资本为纽带，以优势企业为龙头重新布局”。欧阳坚总结了2003年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以后，提出了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思路一是遵循新的文化发展理念，二是着力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三是大力塑造新型文化市场竞争主体，四是积极推进文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方式阳新，五是完善文化体制改革的保障体系。胡惠林认为，文化体制改革是一场有别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全新的国家制度改革。面对艰巨复杂的文化体制改革，我们必须：寻求理论创新，为文化体制改革提供合法性依据和政策选择的合理性基础；转变党管意识形态的执政方式，创造新的文明架构；调整配置文化资源的传统机制，改革文化生产关系，解放文化生产力；落实公民文化权利，提高党的文化执政能力。

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领域，齐勇锋根据目前我国文化市场微观主体普遍存在的“二元结构”问题，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提出“以股份制为主要财产组织形式的混合经济应该成为国有文化企业改革的方向”。高书生认为，培育合格的文化市场主体，不能立足于搞活所有的经营性文化单位，而应当着眼于盘活全局，即依照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和规划，谋划和确定文化市场主体的战略布局，以此为依据，再选择具备条件的经营性文化单位加以指导和培育。陈庚在考察了国外艺术表演团体在制度建设、组织建构、人员管理、资金渠道、产业布局等方面的经验以后，针对我国艺术表演院团改革与发展的现实困境，认为“加强制度建设、完善配套制度、培育演出市场、进行区域规划和布局、加快院团内部体制机制建设，是顺利完成当前艺术表演团体改革转型的基本路径”。

四、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十六大以来，以中国文化产业应对加入世贸组织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战略对策”研究为逻辑起点，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从文化产业战略要素的研究，到不同门类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再到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专题研究，学者们积极建构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战略体系。

（一）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宏观研究

文化产业是一种战略资源，具有高度的战略价值。文化产业兼具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属性以及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力量，使得它在世纪之交迅速成为现代国家重新安排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建构新的产业布局的重要选择。在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制定原则方面，胡惠林提出：“文化发展战略确定应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只有选择了这样的战略前提，中国文化产业的安全才是有保障的。”而熊澄宇则认为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核心是“人的综合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就是人的综合发展，就是人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理解和设计文化产业的发展思路，可能更为清晰、更为直接”。张晓明在分析“入世”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在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时应以实现可持续的、跨越式的发展为基本指导方针，基本目标是要形成“后发优势”，基本手段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并遵循这样的原则，即以文化艺术的原创带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以文化产业带动信息产业，以产业政策引导企业整合，以制度创新应对制度竞争。

（二）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专题研究

国内学者不仅从宏观上对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进行研究，还从不同维度对其进行融合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和提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新的战略主张，在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实践提供战略对策的同时，也推进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理论的研究。

1 品牌带动战略

文化品牌，是文化产品精神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重凝聚，体现着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打造文化品牌，以品牌战略带动文化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聂瑞平认为，要对中国的现有文化资源尤其是民族文化资源进行全面的盘点和梳理，对各个文化艺术门类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准确的分析和把握，依此确定各自的主打品牌，并不断壮大自身实力，以此作为突破口，来带动中国文化产业的全面推进。梁明洪认为，中国文化产业要真正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并把“中国形象”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打造一批强势的文化产业品牌是关键。他认为要打造中国文化产业强势品牌就应该：一是进行战略品牌分析，二是建立强有力的文化产业品牌识别系统，三是进行鲜明而正确的品牌定位，四是进行文化产业品牌符号的延伸管理。

2 科技创新战略

现代科学技术已融入文化生产和服务领域，引发了文化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深刻变革，高新技术的应用成为提高文化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十六大以来，随着文化产业在我国发展的深入，科学技术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李长春在《文化建设发展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一文中论述文化与科技的关系时，提出要“正确认识文化与科技的关系，把运用高新技术作为推动文化建设、提高文化创新能力和传播能力的新引擎”。并提出了利用科技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措施。吴忠泽认为，我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科技创新的强大基础之上，依靠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现代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为此，他建议我们应该：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有机结合的现代文化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加快建立支撑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科技创新平台；加快培养一批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人才队伍。

3 文化产业集群战略

产业集群作为当前最具活力的一种产业发展模式，已经成为许多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发展极，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十年来，国内学者通过借用集群理论的架构或理念，探索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模式，有效地指导了文化产业集聚园区和专业基地建设，促进了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效应的形成，提高了文化产业发展效率。詹成大认为，未来文化产业的竞争，必将是区域对区域、集群对集群的竞争。在未来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中，如何依托一定的实体文化产业集群（园区），在实体基础上打造无界域国际化的虚拟文化产业集群（园区），建设数字化的网上市场和交易平台，构建“虚拟文化产业园区”或“文化创意信息数字交易港”。必定是未来文化产业集群（园区）发展的高级形式和崭新模式。而陈少峰、朱嘉则概括了几种具体的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包括：龙头企业带动的发展模式；支柱产业关联配套的发展模式；文化主题公园与文化产业集聚园互动的发展模式；交易平台支撑产业集聚的发展模式；大型项目带动的集聚发展模式。这一研究对于各地根据自身特点确定合理的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刘宝昌认为，文化产业集群的构建，需要多种条件的积累。包括文化资源禀赋、文化人力资源、文化企业家的素质和修养、文化产业的成长空间、内容创新的文化环境、文化消费的水平层次等等。盖宏伟则从微观角度对文化产业集群治理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目前文化产业集群治理过程存在“网络治理机制不完善、行业协会协调沟通能力不足和行政分权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严重影响文化产业集群治理绩效水平的提高，并从政府层面、企业层面、行业协会层面、社会层面和科研机构层面构建了相应的策略体系。

4 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

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最早见于胡惠林2004年发表的《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走出去”战略》一文，文中认为中国文化产业的“走出去”并不只是对当前国际文化产业发展趋势的一个简单分析的结果，而是由我国国家发展的整体利益、由全球经济和文化发展规律决定的。根据已有的研究文献，学者们将文化产业的“走出去”战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文化内容层面。当今的全球化背景不仅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条件，而且也为我国民族艺术走向现代化，推动既有民族特色又具时代精神的文化产业“走出去”创造了重要契机。刘晓芳就如何推动我国民族艺术走出去提出了对策。而杨利英则把对外文化交流也看作是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她认为，我国只有不断提高对外文化交流的能力和实力，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才能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才能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二是政策层面。在政策层面实施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主要是根据我国人世后对外开放的整体战略需求。完善文化外贸制度。胡惠林认为，实施“走出去”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必须根据加入WTO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整体战略需求重建我国文化外贸的政策系统和法律体系，改革我国的文化外贸体制，建立新的国家文化外贸制度，大力鼓励文化产品出口，充分利用WTO提供的全球文化市场的平台，积极参与国际文化贸易竞争。充分借鉴我国外贸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功经验和已经实施的灵活、宽松、自由的外贸政策，放宽文化产品出口的审批权，简化出口手续；制定国家长远的对外文化贸易战略，尤其是在版权贸易和电影的进出口方面，应该进一步放宽政策、放松管制和下放相应的权限，鼓励国有的、民营的、国家的、地方的文化力量，按照国际惯例，开拓国际间的文化和终结服务，实施文化外贸新机制。三是产业层面。采取投资、合作、参股等方式。在海外直接设立专营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中国音像城”、“中国书城”、“中国艺术城”等。可集中资本的优势，树立中国的品牌，扩大市场的影响，吸引更多的客流。在设立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基地方面，商务部可鼓励国内知名非文化企业投资参股，并给予一定的指导和帮助。

五、文化产业竞争力研究

文化产业不仅可以创造大量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形成日益扩大的文化市场，还可以利用大量的文化智能资源，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增加可观的附加值，还能在国际上传播自己的价值观，争取广泛的国际认同和合作。因此，在世纪之初，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战略力量开始受到我国政府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文化产业竞争力作为一个崭新的命题开始进入我国学者的视野。

（一）文化产业竞争力基础理论研究

首先，学者们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对文化产业竞争力内涵进行了界定。祁述裕等学者研究了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他认为，从国家角度谈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是指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文化企业通过生产和销售文化产品。提供各种文化服务，占有市场和获取利润的能力。花建认为文化产业竞争力属于综合竞争能力当中的中观竞争力层次，是指通过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和转换，稳定、持续地生产出比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文化产业竞争力既有与一般产业相同的共性，也有它作用于社会伦理、国家凝聚力、文化普及程度、国际影响等的巨大作用而具有的特殊性，它包含四大能力：整体创新能力、市场拓展能力、成本控制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核心竞争力是竞争力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竞争优势的来源。培育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文化产业的必然选择。欧阳友权对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进行了定义：文化企业和文化组织在发展中所积累的应对外界环境和文化市场的智能体系和综合素质，它从根本上促进企业和组织因时而变，有效整合文化资源。不断推出适合大众需要的优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并使自身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及资本积累。

其次，学者们对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文化产业竞争力是通过比较体现出来的。通过设置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国家、地区乃至城市的文化产业竞争力进行比较和评价，成为国内学者们研究的重点。祁述裕以波特的钻石模型为基础，提出了评价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模型，该模型以生产要素、需求状况、企业战略、相关产业、政府行为等5大基本要素，17个竞争面，61个竞争力评价指标为基本内容，建立了全面反映一个国家文化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花建从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四大核心能力出发。构建了以七大板块、30个指标为基本内容的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模型。赵彦云设计了由7个要素，27个子要素共106个指标构成的中国文化产业竞争评价指标体系。从总体上看，这些评价指标很好地涵盖了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也能从宏观上判定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产业竞争力高低的原因。

商业文化发展史范文第5篇

台湾茶叶,长久以来是以外销为主,大约80%～90%以上是外销。自1970年之后,外销市场开始大幅萎缩。内需逐年增加,到了1990年之后,台湾茶叶正式出口的销售量不及总产量的10%,绝大部分提供内需市场,尚且不足。目前,台湾每年茶叶的市场需求量约37000吨,台湾岛内每年茶叶的总产量约16000吨。因此,台湾每年约需进口茶叶21000吨,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如此算起来,台湾每人平均的茶叶消费量是1700克左右,超过日本许多;1980年,台湾的人均茶叶消费量仅约400克,当时日本的人均消费量约1000克。日本茶园将近6万公顷,几十年来。没有太大变动。台湾茶园从4.6万公顷减少到目前1.2万公顷。依观察,台湾茶园将减少到1万公顷以下。台湾茶业不论是产业、商业、工业,甚至文化事业,都有极大的变化,台湾茶产业的衰微是其它产茶地区较少看到的情况。(数据截至2007年)

台湾茶业在不同时代都会有创新文化出现,成为台湾茶文化发展的特色。目前,台湾新茶文化正在形成。

以进口茶叶为消费的发展趋势2000年之后,台湾茶业市场有了新变化,西方的花果茶、草药茶颇受欢迎;下午茶、英国红茶已流行;日本蒸菁绿茶越来越有好感;中国大陆名茶很自然地在精致的场合品尝,大陆茶叶渐渐打开市场,这种情况将继续发展。

以传统创新并陈的营销方向茶业是古老的行业,传统的经营方式仍将保有一定的市场,新式的营销概念已逐步活跃。台湾的茶叶经济进入转手时期。

以商业利益为前提的经营概念台湾茶文化与经济利益相结合发展是很大的特色,茶业者为达到商业目的而从事茶文化活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很露骨地上演,茶文化表现浓厚的商业色彩。

以现代科技为茶文化发展的动力茶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电壶、微波炉、音响、西装、电子设备,统统派上用场,科技的进步是茶文化发展的动力。不是孤立的一股暗流。

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茶艺活动知识分子是茶文化活动的主要参与人,弘扬茶文化是有民族使命感的工作,也是一种落实生活的有意义事业。因此,台湾茶文化以年轻的知识分子参与为主。

以市场需要为导向的生产方式不论是茶叶,还是茶文化,大都以社会的需要为导向,市场需要什么茶叶,就制作什么茶叶;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活动。就举办什么样的活动。

以民族文化为内涵的表现以仿古式的建筑格局,乡土味的室内设计,雅致古朴的家庭布置,浓厚文化传统气息的书画挂轴,插花、焚香等具有民族意趣的景象,强调生活的茶艺,是台湾茶文化发展中的又一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