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的困境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实体经济的困境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实体经济的困境范文第1篇

【关键词】抽贷 囚徒困境 博弈 协调

一、引言

实体经济发展是城镇化建设的前提和助推器。从事实体行业的企业尤其是民营和中小企业则是发展实体经济的血脉和坚实基础。近年来，银监会一直将引领和推动银行业支持实体经济作为年度重点任务目标，尚福林主席在2013年银行业监管工作会议上要求各级监管部门要“引导银行业积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正确引领信贷投向……做好城镇化配套金融服务。”我国银行业也在支持“三农”、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等领域、推进城镇化建设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初步实现了经济金融的和谐发展。但受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2012年以来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逐步加剧，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趋于显现，导致经营困难和资金链紧张，进而影响信贷资金偿还。与之相对应，国内部分地域、部分地区、部分银行机构不良贷款已出现反弹苗头。虽然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均要求银行业积极审慎对待企业暂时性经营困难的情况，力争既维护银行债权，又支持企业渡过难关，避免个别银行对企业“釜底抽薪”而危及其他银行债权的做法。但在企业违约风险趋于加大的情况下，部分银行基于自身信贷资金安全考虑，第一考虑仍是选择提前收回贷款或收款后不再放款。对于银行此种作为，不同立场观点看法亦不相同，然而寻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显然是各方面利益方的共同意愿。

二、相关概念及案例

（一）银行抽贷与贷款挤兑的概念

“银行抽贷”也就是银行提前收回贷款，就是指银行在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前要求借款人提前履行部分或全部还款义务。《贷款通则》中涉及银行提前收回贷款的条款共有四个。其中，第22条第2款原则性地规定了借款人在违反合同约定义务时贷款人可以行使提前收回贷款的权利；第70条第2款、第71条、第72条则罗列了贷款人有权提前收回贷款的具体情形。在国际商业贷款业务中，借款合同中预设的银行提前收回贷款条款通常被称为贷款“加速到期条款”，经常被用于贷款协议、抵押合同、本票、债券或信托契据等。

“贷款挤兑”指当企业遭遇随机性外部冲击时，为企业提供贷款的多家银行也会出于对其信贷资产安全的考虑而争相要求企业提前还贷或拒绝贷款展期。通常来说，如果一个企业的贷款对象是多家银行，如果其中一家银行抽贷，那这家企业将很容易陷入贷款挤兑的困境。

在银行贷款业务中，银行发放贷款后即履行了主要义务，如果借款合同仅明确借款人需承担到期还款付息义务且贷款人在到期前只能消极等待的话，则显然不足以防范银行在整个借款合同履行期间的风险。由此，提前收回贷款条款成为银行广泛用于控制风险的一种基本方法。在一般情况下，合同约定的这些提前收回贷款条款作为商业惯例均被法院所认可。但这种银行提前抽贷的行为是否能够从根本上控制风险？本文将试用囚徒困境来分析银行提前抽贷行为对银企的影响。

（二）相关案例

案例1：2012年，南京漆桥镇纳税第一大户某铜业企业，因遭遇污染整顿而被迫停产。南京某银行对其之前1000万元贷款重新评估，认为有产生坏账的风险，最终强行收回贷款，导致该企业停产。

案例2：陕西某制药集团由于在注册GMP认证的时候出现困难，该企业其中一家债权行主动变更贷款合约，强制其偿还贷款。这家银行的撤资行为造成了其他银行的恐慌，随后也纷纷变更贷款合约，争相挤提贷款。最后，连那些深入了解企业、长期支持企业的银行也参与挤提贷款，结果导致这家经营健康的企业陷入困境，部分银行贷款无法收回。且由于企业经营停滞导致员工大量流失，银行基本丧失了化解不良贷款的可能性，出现了大面积的贷款损失。

案例3：2012年以来，浙江地区某企业破产、银行收贷引发“连坐效应”，约有600余家浙江企业卷入连环担保圈，圈内企业正常贷款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与经营；部分原本经营良好的企业也因此陷入困境。与之对应，浙江部分地区的不良贷款率高企，银行保全自身信贷资产与支持企业发展的博弈陷入困境。

三、基于囚徒困境的银行抽贷模型分析

（一）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

1.博弈论的相关概念。（1）博弈。博弈是在平等的对局中各自利用对方的策略变换自己的对抗策略，达到取胜的目的。博弈论是研究个体的预测行为和实际行为，并研究它们的优化策略。

（2）优势策略均衡。假设在博弈的过程中，有两个参与者，无论另一个参与者采取何种策略，其中一个参与者只选择一种最佳策略，这种最佳策略叫优势策略。博弈的参与者如果有优势策略，他必然会采取优势策略，博弈的结果就容易预测。如果双方都不会改变自己的策略，即一方选择优势策略的同时，另一方也选择优势策略，双方处于稳定的静止状态，这就是优势策略均衡。

（3）纳什均衡。在一策略组合中，所有的参与者面临这样一种情况，当其他人不改变策略时，他也不会改变自己的策略，这种稳定的状态叫纳什均衡。换句话说，在纳什均衡点上，每一个理性的参与者都不愿意单独改变策略。即在给定别人策略的情况下，没有人有足够理由打破这种均衡。从实质上说，纳什均衡是一种非合作博弈状态，即使处于均衡的状态也不意味着博弈双方达到了一个整体的最优状态，囚徒困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2.囚徒困境。在囚徒困境模型中，假设有两个囚犯甲和乙合伙共谋，在审讯时将这两个犯人隔离。审问的结果有如下四种可能性（如表1）：

（1）两名囚犯都拒不认罪。由于警察也无法确定两名囚犯的犯罪事实，两名囚犯将会以较轻的罪行判刑2年。

（2）囚犯甲认罪，囚犯乙不认罪。那甲将判刑1年，乙判刑12年。

（3）囚犯甲不认罪，囚犯乙认罪。那甲将判刑12年，乙判刑1年。

（4）两名囚犯都认罪。两名罪犯均判刑10年。

博弈的结果可以看出，无论甲选择认罪或者不认罪，对于乙来说，最佳策略均是认罪，因此认罪是乙的优势策略。反之，无论乙选择认罪或者不认罪，对于甲来说，最佳策略均是认罪，因此认罪也是是甲的优势策略。博弈的均衡将是甲和乙都认罪。令人思考的是，甲和乙都在寻求利益最大化，但结局却是双方利益的最小化。因为当双方都认罪的情况下，得到的利益总和为—20；一方认罪，一方不认罪，得到的利益总和为—11；双方都不认罪，得到的利益总和为—4，这种选择才是整体最优状态。因此，在多人的决策环境中，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并不一定并行。

（二）银行抽贷的两难选择

根据囚徒困境模型，企业遭遇随机性外部冲击时，银行有两种选择，收回贷款和不收回贷款，收回贷款是为了更好的保全信贷资金风险。但现实中面对此类情况，银行即使选择收回贷款，有时也可能只收回一部分信贷资金。假设有甲和乙两家银行均向某企业发放贷款，在企业经营出现困难时同时做决策，将有以下四种可能结果（如表2）：

1.两家银行都收回贷款。这种状况银行将能保全全部或部分信贷资金，但将使企业经营“雪上加霜”，且企业可能只能偿还部分贷款给两家银行，数量均为P，P为贷款归还数量期望值。

2.甲银行收回贷款，乙银行不收回。这种状况下甲银行可能追回大部分或全部贷款，但企业资金将减少，仅剩下乙银行的贷款支持。企业经营也会遭遇重创，很可能乙银行的贷款大部分出现坏账。最后甲银行收回贷款数量为T，乙银行收回贷款数量为S，T、S均为贷款归还数量期望值。

3.乙银行收回贷款，甲银行不收回。这种状况下乙银行可能追回大部分或全部贷款，但企业资金将减少，仅剩下甲银行的贷款支持。企业经营也会遭遇重创，很可能乙银行的贷款大部分出现坏账。最后乙银行收回贷款数量为T，甲银行收回贷款数量为S，T、S均为贷款归还数量期望值。

4.两家银行均不收回贷款，这种状况银行依旧将承担一定程度企业违约风险，但也有可能帮助企业走出困境并正常归还全部贷款。此情况企业最终归还甲、乙两方的贷款数量均为R，R为贷款归还数量期望值。

结合日常实际情况，可知T>R>P>S。

因此，以单家银行获得资金数量而言：T>R>P>S；若以整体获得资金数量而言：2R>T+S或2R>2P。

正如囚徒困境模型，如果在企业遭受风险条件下，双方的最佳策略也是最优策略均是收回贷款，博弈的均衡将是甲银行和乙银行都收回贷款。但在这种博弈的均衡下，由于2R>2P以及R>P，无论是银行的整体利益（P，P）或单独利益（P）都不是最高，均小于在双方都不回收贷款时获得利益（R，R）和R。因此，虽然本着风险控制的目的，“银行抽贷”仍可能造成较多的信贷资金损失预期。

（三）银行抽贷的负面影响

随着资本市场在我国逐步建立和发展，贷款在企业融资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但从绝对比例看、尤其是对民营和中小企业来说，银行贷款仍然是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1}。传统的融资结构决定了当银行从自身利益出发单方面收回贷款时，将会导致银行和企业都陷入更加困难的处境，出现效率的损失。

从银行的角度看，虽然博弈的最优策略均衡为各银行均实行抽贷，但信贷资金的回收数量预期小于在不抽贷的情况下回收的数量预期；且单方面直接抽贷还会影响原本良性互动的银企关系，并对银行产生一定声誉风险隐患。同时，一旦因企业资金链断裂而导致信贷资金无法全部收回，债权主张的过程更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资金成本。

从企业的角度看，一旦企业出现不利的消息或某家银行突然提前收回贷款，由于信息的非对称，这可能引发其他债权银行的恐慌，进而同时提前收贷，这就是上述的“贷款挤兑”现象。但实质上市场中存在很多因偶然因素陷入困境，但通过补救措施或随着外部环境变化可能恢复正常经营的企业，这类企业的“生死”，往往存在于银行决策的一念之间。

四、困境原因分析

从上述分析可知，在企业经营发生困难时，相关债权行保持步调方向一致，均不单方面简单抽贷断贷，才更有可能帮助困难企业渡过难关，同时保全己方信贷资金，实现多方共赢。但在现实选择中，多数银行仍选择了以保全自身信贷资金为重，导致陷入“各行其是”的博弈困境。究其原因有三：

（一）各银行对企业前景的判断预期有差异

银行作为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其经营目标。在抽贷与否的问题上，各银行“同进同退”的前提是各机构均认同贷款企业可以渡过经营难关并完全偿付贷款本息，维持企业正常经营在未来取得的利益要大于单独提前收回贷款所承担的成本。但实际上各银行在此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因为不同银行对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预测、企业运营信息的掌握、投资分析的能力都存在差异，独立判断得出的结论很难一致。失去了对企业发展前景良好预期的判断，加之银行自身的“趋利避害”性，在选择上难免出现“进退不一”的情况。

（二）债权要素的不同导致银行间利益的不一致

不同银行对企业的资信评级会有差异，这也决定了不同银行对同一企业的授信方案、授信条件、贷款数额、期限、保证人或抵质押物、担保条件以及其他附加条件会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导致不同银行在企业处于临时困境时涉及的利益和债权主张的主动权大小不一致，处于强势地位的银行同弱势银行由于执行债权的能力不同可能很难协调一致。

（三）银行间协调的机会成本高

各银行“同进同退”必然需要相互协调和谈判，这其实也是银行间互相博弈的过程。但在没有固定协商机制的情况下，临时性的协商谈判很可能耗费相当长的时间和精力，长时间协商可能导致银行错过最佳决策期，机会成本偏高；在没有协调一致预期的情况下，各银行更倾向于通过收回己方贷款的形式保全信贷资产。这种协商和博弈并行的局面不利于银行间达成实质意义上的一致。

五、政策建议

（一）政府主导建立银企沟通互信桥梁

银行作为企业，“趋利避害”是其本能，无论是企业的贷款行为还是银行的放贷行为都是资本市场的自决行为，不应有任何力量强制交易一方的交易意愿。政府作为市场环境的建设者和维护者，应着力于加强政策指导，为企业交易提供公共服务，尽量降低交易双方的交易成本。实质上，当企业遭遇经营困难时，银行选择抽贷断贷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双方信息不透明对等，对企业未来发展预期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所有银行都会选择“保守”的收回贷款，保全信贷资金。因此，地方政府和有关监管部门应积极搭建银企交流平台，推进双方的信息透明交流和互信互利，尤其是当某家企业出现经营困难或面临银行抽贷危机时，应及时召开银企座谈，督促企业公开透明财务状况和危机应对措施，以市场化手段赢得市场信心、取得银行信任。同时，政府和有关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企业的窗口指导，使企业能够正确研判经济市场形势，积极应对市场行情变化，及时作出决策调整，尽最大可能避免经营问题；对已遭遇困难情况的企业，指导其适时开展“资产瘦身”行动，合理匹配融资额度，有时“断臂”方可“求生”。

（二）协调建立银行行业协作机制

建议由银监部门指导，行业协会牵头，联合所有银行机构对符合一定条件的经营困难企业进行帮扶。行业联合应本着“专人负责、信息共享、一事一议、协商一致”的原则，对于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在多家银行有贷款融资、贷款余额超过一定规模或身处担保体、担保圈超过一定数量的企业遭遇经营困难时，及时开展协商机制，对企业未来的经营情况、还款能力和还款来源做出客观的评价，认真研究对策，协商一致行动；同时，行业协会要有专人与企业进行协商谈判，要求企业提供真实的财务报表，并承诺不抽资、不擅自转移资产，双方共同努力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不过，行业的协同选择仍需考虑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不能“一刀切”全部支持。对自身经营良好、市场前景可期、只是遭遇暂时性经营困难的企业积极采取帮扶措施；对经营历史较好、企业主素质较高但存在过度投资行为的企业，要督促企业积极瘦身，并逐步调整融资总量，挽救企业；对不符合产业发展政策、属于淘汰落后产能或挽救无望的企业，则应平稳有序退出。

（三）强化银行思想认识，规范业务行为

针对当前经济下行的客观实际，地方政府、银行监管部门和各银行总行要积极出台激励措施，鼓励各银行机构强化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在支持企业的“转、调、创”中积极转变经营方式，与企业同舟共济；地方有关宣传部门应对银行协同支持企业发展、践行社会责任的行为予以高度关注和积极报道，提升银行业整体形象和责任使命感。同时，各银行机构在开展日常业务时也应进一步优化信贷业务和经营行为。应深入贯彻落实“三个办法一个指引”的有关要求，认真执行贷款“三查”制度，加强对企业经营状况和贷后资金运用情况的监测，对可能出现的风险隐患提早关注、及时应对；要切实贯彻监管部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指导意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制度规定，积极对企业客户的市场行情开展调研分析并提出发展建议，帮助企业积极应对经营难题，防患于未然。

六、小结

银行与企业都是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先锋和主力军。有企业的地区才有经济活力，有银行才能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和经济动力。实现企业和银行和谐共赢、经济与金融和谐发展的城镇化，才是健康的、可持续的城镇化。但当前，民营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寻找到一个完美的解决方式，银行抽贷与继续支持的两难博弈也还没有一个完善的结论，去年以来的经济形势变化和经济下行压力更是导致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最快的南方江浙地区出现了企业倒闭浪潮，且与08年不同之处在于，本次危急中倒闭的企业多为正经做实业、一心谋发展的中小企业，这对于地方城镇化进程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在其中，政府、监管部门、银行和企业均有责任和义务。唯愿多方努力，推动我国实体经济渡此难关，推进城镇化进程更进一步。

注释

{1}虽然近年来小微企业参与民间借贷程度较高，但主要还是用做短期资金周转或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后的无奈之举，故本处未考虑民间借贷因素。

参考文献

[1]吴婷婷.“后银团贷款模式”实施方案研究——借鉴银团贷款模式，解决企业债务问题[J].经济理论研究，2011.

[2]张胜，翔.信用贷款挤兑模型[J].管理科学学报，2012，10（15）：86-96.

[3]刘锐.银行贷款：国有商业银行联手打造信贷新模式[J].金融信息参考，2005，（7）.

实体经济的困境范文第2篇

媒体监督困境的表现

在我国现有体制下，“媒体是政治治理的重要工具，一级媒体附属于一级政府，还分享一级政府的权力”。①我国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体的监督困境表现为：媒体在监督政府的同时，由于本身附属于政府，使媒体监督功能以一种曲折的方式来实现，即一种有限的监督，这种“有限”表现为两种监督方式：

第一种监督方式是跨层级监督。同级媒体难以监督同级政府，而由上级媒体代表上一级的政府对下级政府进行跨层级监督。我国的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能够代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督。

第二种监督方式是异地监督，指地方媒体跨地域进行监督。当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当地的媒体要接受当地政府的领导和管辖，因此往往难以在第一时间报道，甚至会出现本地媒体完全失声的情况。异地媒体由于不受危机事件发生地政府的管辖，因此在报道上有更大的自由度，出现了异地监督的现象。

除了体现监督困境的以上两种监督方式，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体的监督形式还有一种，那就是本地（危机事件发生地）媒体监督本地政府的本地监督。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并不是说本地媒体就一定不能监督本地政府，只是媒体需要承受更大的政治风险。由本地的媒体对本地政府进行监督，能够体现政府在公共危机事件中信息公开的进步，以及在媒体监督问题上更加开放的态度。

媒体的监督者角色分析

本部分试图通过梳理2008年至2012年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首发媒体，分析中央媒体、异地媒体、本地媒体首发危机新闻的比例，结合危机事件本身的特点，勾勒出我国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中作为监督者角色的现状。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1.中央媒体是公共危机事件中实现媒体监督功能的主体。中央媒体首发危机新闻，实现对地方政府监督功能的同时，实际上政府也通过中央媒体实现了一种信息管理，即运用通稿的形式给危机事件定性，引导舆论。

2.本地媒体的监督功能主要表现为对政府难以管控的网络热点事件的监督。分析本地媒体首发的11件公共危机事件，笔者发现其中有8件为网络热点事件。这些网络热点事件绵延时间长，不具有瞬间爆发性，政府难以在本地媒体首发前捕捉危机的蛛丝马迹。本地媒体对这些事件的监督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地方政府对于本地监督的放松，而实际上是这些危机事件的特点决定了地方政府难以在第一时间进行管理。

3.异地监督式微，难以作为有效的监督形式。2008年到2012年的5件由异地媒体首发的危机事件中，有4条是网络热点新闻，能被政府控制的程度较轻。毒奶粉事件是唯一一件不是由网络热点引发的危机，异地媒体在监督时却没有点名监督，承受的压力也很小。《南方都市报》成为我国进行异地监督的主要力量。

媒体监督为何预

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为什么会干预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体监督功能的实现呢？

首先，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有自身的利益。②我国政府根本上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但在公共危机发生后，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会权衡各方面的利益以及自身的成本和收益，面对各种解决危机的方案，从中选择对自身最有利、“性价比”最高的方案，使得自己在经济收益和统治合法性上都不受损失。因此，在公共危机中，某些时候政府部门会为了自身的某种利益阻碍媒体的监督。

其次，我国地方政府由于其独立的经济利益，使其与中央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利益的不一致。我国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实行财政包干制，地方政府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其在公共危机传播中的核心利益在于整个国家的利益、政府执政合法性以及国家政府的形象。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其更看重地方的经济利益和官员个人的政治前途。因此，有些地方政府对危机信息实行封锁，千方百计阻止记者的正常采访活动，使得媒体无法进行有效监督。

第三，政府长期以来没有明确地建构出媒体权利与政治权力的新的结构关系。政府在多次强调媒体舆论监督的重要性的时候，更多地看到的是舆论监督的建设性意义，比如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媒体的舆论监督，对地方政府保守的利己行为进行约束，但政府并没有正视媒体在扮演监督者的实践中所面临的媒体权利与政治权力的矛盾——政府允许媒体有监督政府的权利，但同时政府又有管辖媒体的权力。这种矛盾往往使得媒体的监督功能受到政府的干预。

综上所述， 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当代中国的新闻媒体在扮演监督者的角色实践中已有长足的进步，但仍然充满了与政府权力的博弈和角逐。

注释：

①潘祥辉：《论中国语境下的危机事件与媒介制度变迁的内在关系》[J]，《传播与社学学刊》，2011年第5期

实体经济的困境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全媒体 手机媒体 融合与困境

中图分类号：Y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04-0220-01

前言

随着当前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网络信息技术使得媒体融合成为可能。而针对这一情况，传统媒体都被充分加以利用，提供用户丰富的媒介产品。而随着移动手机的出现，手机媒体因其独特的特点与优势受到极为广泛的关注。因此，笔者针对全媒体时代的手机媒体特点以及融合现状，积极分析手机媒体融合的困境，从而使手机媒体获得积极健康的发展。

一、手机媒体的特点分析

（一）传输速度快

作为第三代手机媒体，具有传输速度快的特征，通过无限互联互联方式，既能提升传输速度，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传输质量。由于手机携带起来方便，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进行信息传递，接收与发送信息都非常便捷，能与新闻事件的发展相同步，具有其他媒体所不具备的特征。它能够将其他媒体的优势有机融合在一起，功能与内容都有极大的丰富[1]。

（二）传播主体的交互性

手机媒体与其他媒体不同之处在于对手机媒体操作的个体来说，既是制造者又是信息的接收者，而且他们具备互动传播与主动参与的特点。但是，尽管手机媒体具有其他媒体不具备的优势，但也是在其他媒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长期以来在技术与功能上进行互相补充，从而积极进行发展。

（三）传播方式的全媒体性

手机媒体在传播方式上是一种大众传播方式，也是人际传播。它具备了其他传统媒体的优势特征，单向与双向传播都能实现，还能与报纸、电视、广播、网络互动，从而实现“全媒体”的传播方式。

二、手机媒体的融合现状

（一）手机报

作为报纸与手机业务增值的融合产物，手机报主要有三种类型：短信手机报，彩信手机报与客户端手机报。手机报的出现，对于当前重大新闻活动的报道也具有一定的帮助，使人们点击屏幕就能够获知天下事，从而使手机报的独特价值显现出来。它形式多样，有较强的互动性，内容较短、简洁明了。对于国家中的重大新闻事件通过极便利的形式向人们报道，从而促进新闻媒体报道的迅速发展。

（二）手机视频

手机视频是指通过手机终端平台，进行视频与电视节目提供。它的视频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手机电视、手机电影以及手机视频短片等。而对于手机视频的传输渠道主要有互联网、移动通信以及广播网等。对于不同的传输网络，业务形态的融合也不尽相同[2]。互联网的手机视频服务的互动性强，电视信号的传输可以实时进行；但是网络宽带以及资费问题使网络手机视频受到限制；而对于广播网的手机视频不受流量费的影响，而且具有高宽带与高容量的特点，但是双向交互性较差。

（三）手机网站与出版

对于手机新闻网来说，是通过WAP技术由传统媒体所推出的手机网络浏览的新闻网站。WAP可以在各种无线网络上运行，大量的信息与各种各样的业务被引入到移动电话与无线终端中。基于WAP技术的支持，从而丰富了手机新闻内容，以及多样化的服务形式。手机出版主要有四种形式，手机短信型、WAP型、二维码型以及客户端型等，主要是将手机当做接受终端的数字出版方式。目前我国的手机出版方式在近两年有所增长，而且与网络游戏以及网络广告等成为数字出版产业的三巨头。

三、手机媒体融合的困境与解决对策

（一）手机媒体融合的回报率较低

由于手机媒体存在着诸多优势条件，但是在发展道路上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对于手机媒体融合得到的回报不够，与媒体高涨的热情，以及巨额投入不相称。比如，当前手机报存在着技术方面的一些不足之处，屏幕不够大，这就导致用户阅读时需要不停进行翻页；还有彩信具有不稳定的到达率，这对一些用户的接收与订阅会产生一定影响；而针对手机视频缺乏手机自身的特点，没有适应手机播放的视频内容[3]。这些都需要在产业运营中得到积极解决。

（二）移动通信运营商占据主导地位

1. 各类媒体内容运营商的利润损失

由于手机媒体的融合需要新闻出版业、广播电视业以及移动通信业与手机制造业等的配合。当前我国的手机通信的内容资源在新闻出版业以及广播电视部门中掌握，移动通信业主要掌握渠道资源。但是由于渠道资源的稀缺，就造成主导地位被移动通信运营商所掌握。这种借助渠道来主导与控制产业链，会使其他内容运营商的利润受到损失。比如，手机报的运营模式，移动通信通过垄断渠道资源，控制手机报运营的各个环节，使自身的优势地位突显出来；而且运营商对于内容采编、日常运营以及维护技术、销售推广方面都进行涉及，使得主要利润被运营商赚走。这种现象是中国手机报一直亏损的主要原因。另外，在手机出版中，此类现象同样存在着[4]。中国的移动运营商宇哥哥文学网站相互联合，成立阅读基地，与中国作家出版社积极合作，从而使移动运营商的主导地位更加体现出来。

2.渠道垄断现象，阻碍产业的开放性发展

作为手机媒体的渠道方式处于关键地位，对渠道的控制可以获得最大的利润。尽管在手机的出版与手机报领域，移动通信运营商的主导地位比较稳固以外，在手机视频方面，渠道资源受到广电部门的积极掌控，而且这也造成了手机视频的两种不同模式――电信主导与广电主导的形式得以形成；在不同的网络中它们分别代表不同的服务。然而，广电总局近年来推行的CMMB移动电视经营的模式，在推行方面比较困难，由于电信同样推出的WCDMA、TD-SCDMA的MBMS，以及在CDMA2000为基础上的BCMCS的标准，因此广电系统的发展还没有得到相应入网的许可。这些都为手机媒体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空间，从而促进手机媒体的积极发展。

结论

综上，手机媒体的发展随着3G网络的完善得到一定的进步。然而要想积极促进与加强手机媒体的健康发展，需要不断进行探索，使得科学、优势互补的路径被积极探索出来，从而使手机媒体与其他媒体得到共同发展，并在发展中积极发挥自身的优势，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条件。

参考文献

[1]田维钢.手机视频节目产品特征探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11）：52-53.

[2]邓立东.手机平台：传统媒体的机遇所在――从手机报成长趋势看报纸的未来发展之道[J].中国报业，2010，（10）：63-64.

实体经济的困境范文第4篇

关键词：城市；贫困

中国经过20年的努力，到2000年，已解决农村2.3亿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返贫难题――已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村贫困人口由于政策导向、环境问题、资金技术以及自身认识水平问题，重新返贫，成为新的社会发展难题。

一、认识贫困与城市贫困

贫困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所谓绝对贫困，一般是指缺乏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条件，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所谓相对贫困，是指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的差距，或指低收入者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可见，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都反映一国低收入者的情况。

贫困的衡量。从量上来讨论一国的贫困问题，通常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确定贫困的标准，二是确定贫困的程度。对贫困标准的确定，目前国际上通常运用的方法有：

（一）家庭人均收入：即以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确定一国的贫困线和低于贫困线以下的为贫困人口，这是许多国际组织和国家通常采用的方法。如1976年国际劳工组织划定的贫困线，在西欧相当于人均年收入500美元，在拉美为180美元，在非洲为115美元，在亚洲仅为100美元。不仅如此，就是同一国家，不同时期以消费为基础的贫困线也是不同的。如美国4口之家的贫困线，1976年为5815美元，1985年为10609美元，1995年为1.3万美元。

（二）家庭消费或人均消费：这种办法计算快些，但是各个家庭人口规模不同，换算比较困难。与此有关，也有用人均消费作为测定标准。消费构成：联合国粮农组织根据恩格尔定律划分贫困和富裕的标准是：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者为绝对贫困，50%-59%为勉强度日，40%-50%为小康水平，30%-40%为富裕，30%以下者为最富裕。这一标准的缺陷是，各国消费的价格构成差异很大。

二、城市贫困：繁华背后的问题

城市似乎是现代化、财富、新生活的代名词，然而在都市的高楼大厦下，在五彩缤纷的霓虹灯影里，就在我们身边，同样分布着一些处于贫困，甚至赤贫状态的人们。近年来，城市新贫困层的出现，导致了城市贫困人口增加较快。由于困难企业增多，停工、半停工企业的贫困职工成为当今城市最大的贫困群体。

（一）我国城镇贫困群体基本生活状态

第一、收入状况。国家统计局对城镇1.7万户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显示，2000年，占调查户数5%的贫困户年可支配收入2325元，不及城镇居民6280元平均收入的36.9%，与10%的高收入户相比（人均收入为13311元），则相差5.7倍。

第二、财产状况。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到1999年6月底，城市居民户均金融资产52000元，与1984年开始时户均金融资产1300元相比，提高38.5倍。但居民金融资产的分布呈不均匀状态。20%最低收入家庭仅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1.5%，户均4300元，仅为平均水平的1/12，与20%的高金融资产家庭相比（户均14.6万元，占全部城镇居民金融资产的55.4%），相差34倍。

第三、消费状况。2000年，城镇贫困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320元，比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水平（人均4798元）低51%，其中用于食品的消费支出1173元，恩格尔系数为50.6%，比城镇居民平均水平的39.2%高出1个百分点，按恩格尔系数的一般分类，为勉强度日。

（二）我国城市企业保障现状

1、就业保障。劳动者一旦进入企业工作，就成了终身为企业所有，企业不能随意辞退职工，破产企业的职工则由收购者或政府重新安置工作。

2、退休保障。职工后的退休金、医疗费用乃至生活困难补助均由企业支付。

3、工伤保障。企业必须为在职职工提供疾病医疗保障，即劳保医疗。职工看病不花钱，由企业负担。

4、社会保障。企业不仅为职工支付工资，还要提供多种福利保障。

从这些可以看出，企业保障展示的是对职工的全面保障，它们完全替代了社会成员需要的各种社会保障，从而是政府和社会责任的转嫁。在企业的全面保障下，企业的分配则更多的表现为平均分配，职工之间的收入差别不大，福利待遇更是平等，从而干好干坏一个样，滋长了劳动者的惰性，这是企业普遍存在的冗员充斥、人浮于事、劳动效率不高的最为深刻的原因。也是富余职工宁可下岗也不离开国有企业的主要原因。

三、寻找问题的根源

（一）城市贫困问题不能回避。有人把城市人口贫困问题称为活火山。在社会经济的不均衡发展过程中，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在日渐扩大的贫富差距面前，解决贫困人口的吃饭穿衣这些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就更显得迫切。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任何时候都是社会的最大隐患。在许多人的观念中，贫困是老少过穷地区的代名词。其实，在城市繁荣的包裹下，贫困户也存在，有的比农村更甚。

（二）结构性失业困扰一些城市

招工难和就业难是并存的，300万外地打工族在北京找到了他们的位置，而北京的近2万失业人员、22.8万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富余人员、却面临着找不到工作和找工作难的困境。这是什么原因，城市人把脏活、累活、苦活拱手让给外地人的同时，也把就业和挣钱的机会送给了他们。

（三）城市扶贫缺乏有效的机制和规范

善款能否救众，不能，人们常讲救急不救穷。目前的救济只能使少数人受益，而且如果社会救济还停留在年节慰问上，缺乏有效的社会扶贫、防贫机制，那么就不能真正解决城市贫困的问题。

四、对策

（一）建立脱贫的社保内生机制社会保障内生机制就是应加大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构成的三条保障线的扶持力度，继续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二）城市扶贫工作作为一项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工作，其法律法规的完善更应得到重视。在完善扶贫法规基础上，还要增加社会收入的透明度以及建立公正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尤其社会保障、保险资金要规范、明确、透明，否则贫困人口只会有增无减。

（三）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增加贫困人员的技能培训，扩展贫困人员的就业渠道，增强其就业能力，是缓解城市贫困人口的重要手段。当今呼和浩特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实行的针对“四零五零”人员的专项就业政策有效缓解了其收入压力，为解决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注入一针强心剂。

总之，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城市的贫困问题并没有随之减轻，相反，贫富差距加大，城市人口的贫困问题反而愈演愈烈。党的十以来，我们国家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复兴伟大中国梦的理念，我们势必在国家一系列惠民政策的影响下，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城市贫困的问题，真正实现现实意义上的全面小康社会。（作者单位：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实体经济的困境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文章对体育院校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进行反思，分析了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立足于体育院校大学生的个性特点与需要整合思想政治教育合力，使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更趋人性化、个性化和社会化，不断增强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应对策略。

［论文关键词］体育院校 思想政治教育 困境 对策

体育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体育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承担着提高体育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道德修养，培养合格体育人才的重任。相对于普通综合性院校，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大，教学效果并不理想。这纵然与社会环境变化、教育对象的特殊性有关，但不可否认，我们的教育理念相对于社会发展而言不能与时俱进，教育指导思想也缺乏现实针对性。本文试就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具有一定特殊性的困境提出一些对策性思考。

一、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困境分析

1.机械地对待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本内容，脱离了体育大学生的个性需要。纵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基本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教学内容是关于世界、国家、社会等问题的解说，而教师往往只是按照教材或者是从自己的角度而不是从体育大学生成长成才所遇到的思想问题、现实需要的角度去选择教学内容、设计教学目标，其解说难免会因问题宏大而抽象，难以被大学生接受。看不到思想政治教育与个人需要满足、个人自我发展完善的关系，不仅会使大学生失去了自觉自愿接受外在思想观念影响并内化这种影响的内在动力，而且会使他们把思想政治教育视为一种外在于个人需要的来自国家、社会的强制要求，使他们疏远甚至拒绝思想政治教育。

体育院校大学生是大学生群体中有着独特个性的一类，具有与众不同的知识结构、思想观念和精神品质，表现在个人需要的问题上比普通大学生更感性、更具体、更现实，偏向于生理心理需要甚至物质利益的满足。这既与他们自身的主观因素有关，也与社会环境、专业特点有关。竞技体育的爆发效应影响到体育大学生的思想走势，使他们潜意识里对知识的学习、技能的训练增添功利色彩。同时，体育专业大学生的学习方式主要是在场馆里自主训练专业技能，学生个体本位思想相对浓厚。僵化地理解和利用思想政治教学内容，一味地强调社会集体利益至上，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和服务于集体利益，忽视体育大学生的个性需要，使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常常处于高耸的神坛之上，让学生感到遥不可及的距离感，容易激发大学生的戒备心理和逆反心理，容易遭到大学生的漠视，甚至反感、抵触，教学效果甚微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2.把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政治宣传，限制了体育大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人是一种理性存在物，但人的理性的获得不是自然生成的，而主要是通过教育进行的，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理性是社会规范在教育对象个体身上内化的结果。这表明大学生思想政治观念的形成需要教师把社会的思想伦理规范传递给他们，作为他们思想观念形成的重要资源。因此，理论说教是大学生思想政治观念形成的必要方式之一。但是，思想政治教育促进大学生思想发展完善的过程，并不是单向宣传式的灌输过程，而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双向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虽然发挥着重要的教育、引导作用，但由于思想认识是贯注大学生的主体精神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一定的思想伦理规范能否被接受，能否转化为个体内在法则，大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主体地位的确立是关键。

长期以来，体育院校不恰当地把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政治宣传，突出了教师的主体地位，忽略了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陷入困境。总体上看，体育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不甚理想，虽然思想活跃，但缺乏深度；热爱专业，但很少关心时事；政治参与意识强，但缺乏理论素养。一方面，由于政治觉悟不高，缺乏政治敏锐性，高压式的思想教育在政治观念淡漠的体育大学生面前会遭受冷遇，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流于空洞的说教或口号式的宣传，难以被大学生认同和接受；另一方面，会给大学生造成错觉，似乎思想政治教育只是党和国家的需要，我们只要被动接受就行，最终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目中无人”。过度功利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使体育大学生的主体性缺失了。这种工具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也难免使大学生同样对其采取工具主义的态度：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仅在于获得完成学业所必需的几个学分或成为走向社会的一种政治资本。这样就会严重影响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

3.把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专业教育，离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从体育大学生成长发展的环境来看，其思想伦理观念的形成既有学校教育的塑造性影响，也有社会的诱导性和自身习染性的影响。因此，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实施离不开学校各专业、各部门和社会教育合力的发挥。但长期以来，体育院校把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专业教育，忽视了体育院校学科的单一性和差异性，使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学相互游离，造成思想政治教育试图用一元的价值观念和规范标准并以课堂抽象概念演绎与推理的形式去教育大学生，离散了应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合力。

首先，体育院校大学生专业情节浓厚，重视体育专业技能的训练，轻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体育大学生一般都具有体育专项特长，这是他们的强项和优势，但是他们的弱点和劣势也非常明显，也就是文化基础薄弱，人文素质不高，大多数体育大学生对文化课尤其是思想政治课的学习提不起兴趣，心理上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一种抵触情绪。随着社会对体育人才要求和评价标准的专业化，当代体育大学生更专注于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掌握，忽视了综合素质的提高，这主观上削弱了他们对思想政治素质重要性的认识。众多的体育训练比赛又占去了大量的时间，这在客观上剥夺了他们对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的有效学习机会，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其次，体育专业课程多数是技术课，其学习的环境和形式完全不同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更多的是在广阔的场馆采取师傅带徒弟式的示范性技法学习，难以渗透思想教育内容，使学校教学离开思想政治理论课便不再谈思想政治教育。体育专业教师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缺位现象，直接造成结合专业教学特点的强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力量不足。对于体育大学生来说，在运动场上跑惯了、跳久了，回到相对严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很难唤起他们用“理论武装头脑”的志趣与需要。

再次，思想政治理论认知教育由专任教师担任，而作为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实践活动往往由学工部、团委来进行。由于归属不明，两方面的教育者难以进行有效的信息交流和教育合作。这就会造成，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认知教育因缺乏相应的实践渠道和手段的支持，而成为一种单纯的说教；另一方面，由学工处、团委来进行的各种实践活动，由于缺少有针对性的理论引导而变成一种形式化的活动，不能起到有效培养学生良好思想品质的作用。缺乏两方面合力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极易导致大学生的智能分离、言行脱节。

最后，体育专业大学生经常参加体育比赛等社会活动，接触社会比较多，直面形形的思想观念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由于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未完全成熟和定型，思维方式因缺乏理性深度而呈直观化、表面化和感性化，正确的立场观点容易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而动摇，当他们所见所闻的社会现象与学校教育不一致时，学校的应然教育招致社会实然教育的强力消解，大学生在相互矛盾的校内外教育中会产生迷茫与困惑，甚至怀疑学校教育的科学性，形成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逆反心理，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陷入低迷。

二、增强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途径

1.立足于体育大学生的发展需要，使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更趋人性化。要想取得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突破性进展，就必须要彻底改变单纯讲授理论知识的教学模式，把理论说教与大学生切身的利益、成才的愿望、存在的思想困惑有机联系起来，创造条件，运用各种途径设法满足大学生的正当合理需求，实现人性化教育。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化的理念，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以大学生为本，满足大学生的合理需要，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素质，尊重和实现大学生的个人价值，最终促进其全面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体育院校大学生非常重视自己的切身利益，首先要求我们在思想认识上要适应社会现实的变化，以正确的态度看待他们的自然性需求，而不是采取虚无主义和禁锢主义的态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带来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变迁，人们价值观念的变迁又是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必须实现转型的根据。当今中国处于由群体本位向个体本位表现的过渡时期，折射到价值观上表现为由原先强调集体利益至上、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和服务于集体利益向充分尊重个人合法利益、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辩证统一的新型义利观转型。个体主体地位得到充分尊重，个人利益不仅获得了政治合法性地位，也获得了道德价值的认同。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相应地由强调个人利益的克制转向关注个人利益的保障，尊重关注并最大限度地满足大多数学生的利益需求成为选择教学内容的重要依据，使教学内容既有主导价值趋向的先进性内容，也包含适应社会现实的广泛性要求的内容。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充分重视解决大学生实际问题，有的放矢、不失时机地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体育大学生的实际需要有机结合起来，注重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尽可能满足其在成长过程中的精神需求和生理心理需要，从而增强体育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2.立足于体育大学生的个性特点，使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更趋个性化。面对现代社会对人的主体意识、主体精神、主体创造性的呼唤，体育大学生特有的张扬个性得到进一步的认可和发展。体育院校必须把弘扬主体性、培养个性化纳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体系，抛弃把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政治宣传，单向强制灌输，把学生当做工具来打造、当容器来灌输，实施“非人”教育的思想，建立教师主导性与大学生主体性辩证统一的教育观念。在这一教育模式中，教师与学生平等交往，双向主动，教师负责价值引导，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基于自身的思想基础和内在的需要，通过自己的积极活动，能动地选择接受教育的影响进行自我建构。教师与学生之间不再是主体对客体的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平等关系。学生的主体性得以确立，能动性得到发挥，个性也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与展现。在这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真正成为信息加工的主体和思想观念的主动构建者，而不只是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和理论灌输的对象。过去那种居高临下、我讲你听的传统做法得以抛弃，教师更多地采用民主讨论的方式与学生平等交流、相互沟通，耐心听取他们不同的意见，支持鼓励有见地、有思想的学生，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发挥他们的潜能。

在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强调大学生的主体性，更可看做是个性化教育的一部分，它承认和珍视大学生思想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注意挖掘、培育和张扬大学生可持续发展的个性，弱化、修正、遏制不利于其人生未来发展的不良习性，做到扬长避短，因材施教。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的关键是充分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遵循体育大学生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和个体差异，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做到“对症下药”。因此，体育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立足大学生自身，正确分析并合理引导体育大学生的个性和差异性，考虑他们的实际思想水平和可接受性。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不是让体育大学生削足适履地对教学内容全盘吸收，而是让他们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八仙过海，使其个性特长各显神通。只有适应体育大学生个性化的发展要求，让课程体系和教学方式与他们的要求对接，才能真正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的新型体育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