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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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面临的问题范文第1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体制变革导致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应变化，即由国家计划对企业和各种经济单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调节，逐渐转变为在市场信息影响下，以经济利益引导企业和个人进行微观决策的自动调节。在此情况下，价格、利润、成本、收益、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机制产生了，计划机制逐渐让位于市场机制。

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行政垄断，导致了某些方面旧体制因素的复归，而且也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财政赤字的迅速膨胀。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为582.42亿元。而在1998～2001年期间，各年的财政赤字则分别达到922.23亿元、1743.59亿元、2491.27亿元和2598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财政赤字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更达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国际警戒线。（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

由于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收益率导致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资收益，这就往往导致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使国债规模越来越大。2000年底，我国内债余额已达13000亿元人民币，外债余额达1500亿美元，内外债共计25000亿元人民币。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进一步增加。（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数字尚不包括大量隐性债务，而这种隐性债务确实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拖欠的公务员工资和养老保险欠款，以及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等等。（2）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财政通过各种不规范的方法举借的债务（估计有1000亿元人民币）。（3）国有银行剥离出的1.4万亿元不良债权，经处理后，乐观估计能收回4000万亿元，损失的1万亿元将最终由国家财政承担。因此，我国的实际债务余额比公布的显性债务余额大得多。2002年3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时表示，当年我国的债务余额为8000多亿元，只占GDP的18％。显然，这里指的只是显性债务，如果加上隐性债务，比例将高得多。据楼继伟透露，到2002年，我国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在内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曾估计是50％～70％，比较乐观的估计是40％～50％，而比较悲观的估计则达70％～100％。国外的经验数据表明，积累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不应超过60％，我国的债务余额显然已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更为严重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财政支出的扩大，特别是国债的增加。200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年GDP的比例为36.81％，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63％。到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增长到38.43％，而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则高达65％。这表明，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推动的。中经网2002年8月2日刊载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总需求即名义GDP的增长率为6.3％，其中实际增长7.7％，价格下降1.3％。而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9.8％，财政赤字增长率达62.4％（因债务利息支出记账方式的改变，这里的财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长率略有高估）。很显然，以每年近20％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60％多的财政赤字增长率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肯定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还应指出的是，随着国债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构积聚的风险更是不断增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9367亿元（不含财政对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比上年增加1022亿元，增长12.2％，占国债市场总量的比重达56.7％，较上年末上升3.3个百分点，占其资金总运用量的比重为5.5％，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在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投资人的情况下，存贷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压缩商业银行的赢利空间，对其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债品种、期限趋同的情况下，一旦风险突现，变现遭遇困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几点启示

1.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地位的加强，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下宏观经济运行方式的复归。因为，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预算软约束在新时期的一种表现，它仍源于政府与国有部门的特殊的产权关系，是新时期国家以财政资金推动国有经济继续发展的一种形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资金直接来源于财政拨款，这是预算软约束的典型表现。在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后，国有企业的资金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当国有企业无力还贷时，其损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因此，预算约束依然是软的。而当企业竞相争夺银行贷款造成信用膨胀并引起经济过热（如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情况）时，国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银行贷款在内的强制性的紧缩措施。然而，国有经济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积累机制获得发展。为了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以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启用赤字财政政策成了难以避免的选择。国债投资无论用于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改革成本的支付，还是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都是国家财政对国有经济的输血。但是，赤字财政政策不可能无限制使用，当它难以为继时，经济震荡就会到来，大起大落的所谓“计划周期”也有可能重现。这是必须高度警惕和极力避免的。

实体经济面临的问题范文第2篇

关键词：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1

唐山市是以煤炭起家的资源型城市，虽然近年来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但煤炭产业对唐山市未来的发展也有负面影响。首先是支柱产业对资源依赖严重。

在2006至2012年中国GDP城市排名稳定的位列第19、20名，成绩喜人；但从2009年开始至2012年中国综合城市排名中唐山市从位列第20名直线下降到50名以外。要看到唐山市虽然有在国内非常靠前的经济排位、有沿海的地理位置、有雄厚的资源产业基础，但是唐山的经济还是大山经济―经济支柱主要是靠挖掘大山（地）支撑的，煤炭、钢铁、建材、火力发电，都是靠挖掘资源形成的产业；京唐港、曹妃甸的产业依然是煤炭、钢铁、化工。

在2007年河北省百强企业名单中石家庄22家，山市入选18家，但是零售、批发、纺织等第三产业行业中，而唐山市仅有三家，有15家企业为资源依赖型企业。

其次是环境问题突出。

唐山市以煤炭起家，由于煤炭、建材、电力、钢铁企业比较多，煤炭消耗量大，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比较严重，面临的环境保护方面的压力远比其它城市大。

煤炭生产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成分是煤矸石、尾矿、粉煤灰，长年露天堆放，不仅大面积占用土地，而且形成二次污染。同时采煤塌陷与矿山群采使生态环境破坏加剧。唐山市的煤炭经过百年开采，已形成6000hm2的采空区和21400hm2的采煤塌陷地，对资源的“群采”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2007年唐山市大型煤炭企业―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自产煤收入746亿元，同年，唐山市政府拟用于环境治理的资金为71亿元。由此可见，用以消除煤炭产业对城市发展带来的负面作用所投入成本，要远高于煤炭产业自身的收入。

乡镇工业污染严重，农业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随着唐山市经济转型战略的实施，农村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目前唐山市共有乡镇企业238个，农村工业约为39 975个，有污染的约占857%。这些乡镇工业主要集中在小钢铁、小水泥、小造纸等行业，企业生产设备简陋、工艺落后、技术含量低，造成能耗、物耗高，生产过程废弃物大量排放，成为破坏农业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

再次就是随之产生的保守思想制约着城市竞争力的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经济有两个重要的轮子――资本和科技。唐山市的资本主要用在了大山经济上；而科技是唐山历来的弱项，不论是高校、科研院所还是高新技术企业，还没有一个能叫响全国的品牌。唐山市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缺少文化的城市。

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引领下，煤炭企业已经开始注重发展接续或替代产业，走产业多元化的道路，但由于煤炭企业在所有制上是国有企业，在规模上是大型企业，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根深蒂固，造成人们思想保守，技术人才结构单一，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在强调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严重影响了发展接续和替代产业的能力。

根据以上观点唐山市经济发展所面临如下问题：

1.产业结构相对集中，增长极相对单一。

2006年在唐山市规模以上工业中，钢铁工业、水泥、陶瓷、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三个行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的620%，其中钢铁工业占515%。加上与其密切相关的行业增加值，占到50%以上。装备制造业和化学工业增加值分别占GDP的13%和07%。过于集中的产业结构使唐山市增长极单一，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性较差，风险较高，容易引起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

2.主导产业链条短，缺乏上下游产业支撑。

从上游产业看，缺乏技术产业支撑。为主导产业服务的科研、技术服务、专业教育等远不能满足主导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商务咨询、商务、现代物流业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全市商务服务业增加值仅占第三产业的12%。

从下游产业看，对主导产业产品进行深加工，并向消费领域延伸靠拢的行业发展不足，使区域经济缺乏内生增长动力。目前唐山市主要的耗钢行业为金属制品业和装备制造业，其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62%。通用、专用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等装备制造业对主要钢铁原材料要求较高，与唐山市主要钢材产品存在结构性矛盾，行业依存度不高。

3.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居民消费行业发展质量有待提高。

首先是比重偏低，目前第三产业占GDP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50%左右，发达国家是60%～70%，发展中国家40%以上。2006年全市第三产业比重为313%，低于全国91个百分点、全省22个百分点。这是目前唐山市主要产业结构矛盾之一。其次是服务行业发展档次和质量有待提高。居民消费行业仍以传统的餐饮、消费品零售业为主，居民消费需求结构升级与消费服务产品供给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

4.自主创新，发展核心技术能力有待提高。

1）主导行业自主创新投入不足。钢铁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R&D经费投入强度分别为064%和107%，与国际标准3%相距甚远。2）自主创新人员不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拥有R&D人员7337人，占全部从业人员的12%，其中80%的R&D人员集中于唐钢、开滦和冀东油田三家大企业；R&D人员投入低于工业增加值增速103个百分点。3）企业技术创新成果科技含量低，产出效率低。新产品产值所占份额偏低，产品缺乏竞争力。专利投入产出比不高，处于高端的发明专利比例偏低。单位成本呈上升趋势。

5.农业产业化发展仍需加强，城乡梯度产业次序尚未形成。

目前，农业生产的信息、资金、技术、制度等市场要素体系尚不健全，发生生产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小城镇的快速发展尚未完全建立以充分利用区位优势，顺接中心城市服务的小城镇特色产业体系。城乡协调发展的梯度产业次序尚未形成，小城镇承载农业人口转移的产业吸纳能力有待提高。

综上所述：唐山市煤炭等资源依赖型产业比较发达，而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等产业则远远落后。唐山市要想继续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充分合理的使用资源、开拓新的经济领域，必须进行城市产业经济转型。

参考文献

[1] 刘爽.矿业城市经济转型中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与评价[D].北京：中国地质大学.2006.

[2] 赵天石.我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6.

[3] 曲臣.矿业城市转型风险分析与规避[D].阜新：辽宁工程技术大学.2006.

[4] 夏刚.开磷集团资源合理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04.

实体经济面临的问题范文第3篇

[关键词]北京；人口规模调控；实践

北京市作为一个大型城市，人口增长连续突破城市人口规划预期，为北京市的城市发展、资源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为了缓解这种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为了城市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北京市采取了多种措施来进行人口规模调控。2014年，北京市调整城市功能、产业结构定位以及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等战略措施来实现人口疏解的目标，严格控制北京人口规模的增长，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在实践过程中，北京市人口规模调控工作将仍然面临巨大的压力。

一、北京市人口规模调控的实践

（一）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1.制定产业准入制度。北京市编制并向社会了《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4年版）》，提高产业准入门槛，严把审批关，有效控制不宜发展的新增项目。北京市国土局严格依据《目录》禁限产业项目用地供应；环保部门严格依据《目录》制止一批污染较重的项目。各区县参照制定了适应本区发展的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

2.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调整退出不符合首都战略定位的存量产业，瞄准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的发展方向，着力构建“高精尖”的经济结构。例如东城区，不仅完成中关村科技园区东城园空间布局调整和机构整合，还充分利用东城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走文化强区路线，做大文化要素市场，引进多元产业融合的要素交易市场。目前，北京文化艺术品交易所、北京文化产权交易中心建设进展顺利。

3.搬迁转型升级低端市场。据市工商局统计，截至2014上半年，全市共有各类市场1307个，市场内有经营主体20多万户，从业人员40多万人。2014年已完成小商品、农贸等市场关闭、拆除、提升、改造总数217个。其中关闭和拆除了148个，升级改造53个，转型16个。

4.关停部分工业企业。研究出台《北京市工业污染行业、生产工艺调整退出及设备淘汰目录（2014年版）》，与市财政局、市环保局、实施《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工业企业调整退出奖励资金管理办法》，对符合条件的关停企业按照节能减排量给予资金奖励。2014年共关停退出一般制造业和污染企业392家。

（二）严控违法出租房屋

1.加强群租房治理。通过对房屋租赁中介经纪机构的整治以及对房屋业主主体责任的监管和约束，加强群租房治理。如位于海淀核心区域的中关村街道，实有人口22.5万人，其中常住人口17.8万人，流动人口4.7万人。由于区位优势明显，群租房现象严重，据统计，2014年中关村街道共有出租房屋12721套，其中群租房557套，通过努力已全部完成清理整治，疏散流动人口3999人。

2.加强地下空间治理。严格执行《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安全使用管理办法》，加强地下空间治理。2014年东城区关停、治理非法违法使用、合同到期的人防工程及存在安全隐患的普通地下室1438处，疏解人员3457人。西城区共关闭普通地下室168处，5607间，疏解人口8727人。

3.坚决遏制违法建设。与调整产业结构、消除城市安全隐患、环境整治、棚户区改造等工作紧密结合，加快拆除现有违法建设，特别是城乡结合部地区违法建设，减少人口无序聚集；并坚决遏制新生违法建设，从源头上控制违法建设。2014年，东城区共拆除违法建设2007处，5.27万平方米，通过拆违工作直接消除安全隐患78处、清理群租房屋200余间，拆除利用违建从事经营房屋53处，有力疏解人口3150人。朝阳区共拆除违建813处，317.7万平方米；海淀共拆除违法建设1610处、163.5万平方米。

4.清理农村地区出租大院。石景山区对辖区内185个出租大院进行系统梳理，整治出租大院16个，清退3600余人。昌平区对辖区内工业大院进行清理整治，共清退26个。

（三）加快中心城区功能疏解

1.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2014年6月26日，北京市政府印发《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工作的实施意见》，作为棚户区改造纲领性文件，对棚户区改造的指导思想、原则、目标、措施和优惠政策作出全面部署。2014年全市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任务为205个项目（其中2013年结转项目95个，本年新增项目110个）。 2014年1-12月，全市累计完成搬迁居民22823户，累计完成投资约275.64亿元。

2.推进部分商品批发市场升级改造和外迁工作。丰台区政府专门成立了大红门市场疏解办，进行市场疏解工作。2014年9月28日，白沟大红门国际服装城开门营业，600多家商户正式落户白沟。2014年大红门市场共减少商市场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4200个摊位。

3.严格限制医疗、教育、商业等大型服务设施的新建和扩建，外迁中心城部分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例如，101中学怀柔分校、中科院和首师大怀柔幼儿园建成招生，北京实验二小怀柔分校项目获得市发改委批复。

（四）优化公共交通

公共交通路线的增设与展延，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而且对人口空间拓展和人口密度均衡化起到一定的作用。

1.加大轨道交通建设力度。2014年北京市共有4条地铁线路建成并通车，分别为6号线二期、7号线、14号线东段以及15号线西段。6号线是通州副中心核心区的交通干线；7号线是平行于地铁1号线的又一条东西向骨干轨道交通线路；14号线东段方便了望京等沿线地区居民出行；15号线西段为奥林匹克公园、学院路高校区等重点功能区提供交通支持。

2.加大公路建设力度。2014年5月，京新高速（五环至六环段）于份实现全线通车；12月，京昆高速北京段（大苑村―市界段）、111国道二期（怀柔汤河口―市界段）与河北省同步通车。京台高速、110国道二期正在大力推进。

（五）加强社会秩序管理

1.打击各类黑中介、非法一日游、乱贴小广告等行为。

2.调整退出或关闭小歌厅、小网吧、小洗浴、小旅馆、小市场、小餐饮等“六小”场所。

3.清理整顿环境恶劣，存在安全隐患的“小作坊”式生产加工企业，以及生产经营、仓储、人员居住为一体的“多合一”场所。

（六）推动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

1.北京与天津、河北分别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和备忘录，实施交通、生态环保、产业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工作方案。

2.北京新机场开工建设，首钢曹妃甸、张承生态功能区、中关村示范区与滨海新区合作等重点工作取得进展，中关村企业在天津、河北累计设立分支机构1532个。

3.一般制造业和高端产业中比较优势不突出的制造业加快向京外转移疏解。北京凌云医药化工公司整体转移到河北，金隅、京东方、京仪、展讯、榆构、精雕科技等众多北京企业在河北设立生产加工基地或分支机构。面向华北区域的物流仓储分拨功能逐步向京唐港、黄骅港、天津武清等地转移。

2014年，北京市多措并举，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据统计，2014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为2151.6万人，比2013年末增加36.8万人，增速为1.7%。与上年相比，增量减少8.7万人，增速下降0.5个百分点。其中，常住外来人口为818.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6万人，增长2%，不过增量比上年减少12.9万人，增速比上年回落1.7个百分点，人口增量和增速逐步放缓。尽管如此，北京市的人口调控工作仍然面临诸多困难。

二、北京市人口规模调控面临的问题

（一）从人口调控政策看，政策碎片化有待完善

北京施行了包括产业优化升级，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等一些人口调控政策。从统计数据来看，这些政策在人口调控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从实际情况看，这些政策在施行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一些政策从宏观层面给出了框架性的意见，没有具体细化，导致基层在实际贯彻执行过程中，面临无政策可依、有政策不好落实的困境。例如棚户区的改造。棚户区的改造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常涉及中央、市属产权单位的拆迁，而北京作为一个市是无法协调的。还有拆迁巨大的资金支持问题，也缺乏相关政策的引导。也有一些政策不够系统。例如企业的搬迁和淘汰。一批落后的工业生产业项目淘汰后，原有项目的用地闲置，由于土地性质、规划调整、行政审批等缺乏宏观层面的政策引导和详细的实施办法，导致发展方向不明确，影响其他产业迁入，无法实现产业的接续发展。事实上，政策的不完善直接导致人口调控工作的低效率。所以，人口调控工作最基础的，应是在做好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一系列科学的、合理的、连贯的、可操作性强的政策，使基层在工作中有强大的政策支撑，能够最大化人口调控工作的效率。

（二）从人口调控措施看，行政措施是主要手段

北京目前主要依靠行政政策来推动人口调控工作，如清理整顿“六小”场所，加强地下空间和出租房屋的管理，搬迁、转型、淘汰低端市场等，都是行政色彩浓厚的人口调控措施。这些措施表面上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这些人是真的离开了北京，还是从这个区县迁移到了那个区县，我们无从得知。政府依赖行政政策的症结在于未认识到影响人口流动的根本性原因。人口的流动是理性的、趋利的。因为北京集中了全国的优质资源，能够为人们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和发展机会，所以人口才向北京集中；因为中心城区的就业机会、基础及公共设施较其他城区更加集中，所以人口向中心城区聚集。因此，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只有让北京与周边区域同步发展起来，使公共资源分配更加均衡，才有望真正减轻北京人口持续增长的压力。而北京500公里半径以内没有富竞争力的城市，东北、西北以及黄河以北的人毕业后的工作首选地就是北京。那么北京的人口调控目标仅仅通过行政手段是无法实现的，而缩小区域间的差距、促进各地区均衡发展才是疏解人口压力的根本。

（三）从人口调控效果看，人口调控工作仍面临较大压力

北京人口调控措施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以清理低端产业为例，低端产业主要是以商业服务业为主，这些产业是为人口提供服务。即使将这些低端的服务业疏散出去，保留高附加值的高端产业，也未必能有效控制人口增长。因为高端产业人才要生活，必然需要服务业的存在。同时，新城是承担疏解中心城人口和功能、集聚新的产业，带动区域发展的规模化城市地区，建设好新城对推动北京城市空间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通过多年建设，新城地区人口集聚趋势逐步显现、建设规模有序增长、产业功能区正在培育建立。但是从宏观上看，新城地区的人口、建设及经济规模总量在全市所占比重不高，作为中心城反磁力系统的吸引力尚未形成。新城的建设事实上更多地促进了人口由全国向北京市内的集聚，而非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优化。如果新城不能在产业发展方面保持一定的优势，为外来人口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和更好的发展机会，那么进入新城的部分流动人口有可能进一步向中心城集聚，造成中心城更加拥挤。另外，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是缓解北京人口持续增长的根本。但是，三地的协调发展必然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就目前来看，北京市人口调控工作仍面临较大压力。

实体经济面临的问题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村经济；农业产业化；可持续发展

1“十二五”时期农村经济发展综述

“十二五”时期，黑龙江省鸡西市推出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以促进农业增效。大力发展高效节水农业、设施农业，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多元化特色农业，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设施装备更加先进，农业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生态环境有效改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主要农产品生产能力稳步提升，提高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农业综合效益；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基本确立，鸡西市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存在的主要问题

2.1农村经济发展中激励机制不健全

随着农村城市化、工业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部分地区激励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不健全，产前、产中、产后缺乏有效连接，彼此之间缺乏必要的共同利益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农村的执行力度低，调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低，从而为经济发展的推进带来了一系列的相关问题。

2.2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不高

全市农业生产主要还是以分散的农户家庭经营为主体，仍停留在小而全的小农经济状态，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不高，农民市场组织化程度不高，应对和抗御市场能力弱，这些都制约着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2.3农村基层运转困难

一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十分缓慢，村级公益事业长期投入不足，生产和生活条件难以得到改善；农村税费改革完成后，相应的配套改革还没有跟上，村组机构仍然比较庞大，而用于支撑村级运转的农业税附加和转移支付还不能满足村级的正常运转，部分村干部待遇过低，基层干部工作积极性不高，基层组织凝聚力、战斗力不强，造成农村基层运转困难。

3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大背景下，农业发展的内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提质增效转方式，稳粮增收可持续，农业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呈现出农业经济保持稳定健康发展的良好局面，形成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体化新格局。但是，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依然存在，要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就要针对这些问题采取相对应的解决办法，从而促进农民经济取得更快更好发展。

3.1大力发展村级主导经济

正确处理好家庭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专业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所有制形式与实现形式、发展集体经济与个体私营经济的关系。在所有制结构上，积极发展集体直接经营、股份经营、合作经营等多种实现形式；在经营形式上，坚持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进行市场运作；在产业模式上，坚持一二三产业哪种产业符合实际，就发展哪种产业，不搞一刀切。要根据村级自身的特点，充分利用现有的税收、用电、用地、用水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积极提供各种高效优质的服务，大力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努力拓宽筹资渠道，将本地自然资源、项目资源与他人的资金、技术、管理、营销等方面的优势进行优化组合，开辟新的集体增收项目。深化村级集体企业改革，通过合资、合作、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形式，积极吸引外资、民资和社会闲散资金参资入股，扩大资本，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3.2强化金融支持力度

农村金融创新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环节，也是培育“三农”发展新动能的关键举措。鼓励金融机构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试点。规范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积极开展农民资金互助组织试点，允许村集体经济组织参股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对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民资金互助组织投放村级集体的贷款享受金融部门同等财政补贴政策。

3.3发挥区域优势，合理利用当地农村资源

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充分发挥区位、资源优势，助推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合理有效地利用当地农村资源，着力优化农作物区域布局,把资源优势切实转化为产业优势，稳步加快农业标准化、规模化经营，不断增强村级集体经济实力。坚持改造传统产业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相结合，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相结合，培育大集团与发展中小企业相结合，依托现有基础，创建具有鸡西市特色的现代工业新格局[3]。

3.4以科技促产品升级和产业链条延伸

实体经济面临的问题范文第5篇

关键词：信息化环境 铁路内部审计 问题 对策

最近几年，为了应对信息化社会的挑战，更好地完成审计工作，我国的审计信息化建设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国家审计署和各行各业审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审计信息化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各行各业企业的审计工作中，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相对于我国社会的整体信息化水平而言，还有许多企业的内部审计工作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还有很大的可进步空间。为了推动企业内部审计信息化的进程，全面的提高企业内部审计的水平，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妥善的处理。

一、内部审计概述

企业内部审计、政府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是目前常见的三种审计方式。其中，企业的内部审计工作，就是指企业内部审计人员进行的一系列审核和评估工作，以明确企业进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企业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以及企业经营活动的效率等指标。按照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的定义，企业的内部审计工作就是“一种独立、客观的确认和咨询活动，旨在增加价值和改善组织的运营，通过应用系统、规范的方法，评价并改善风险管理、控制和治理过程的效果，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

与政府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相比，企业的内部审计人员对于企业的实际情况显然更加了解，而且从审计的方式和审计的便利性上来说也更有优势，更加契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因此，内部审计的工作效率与其它两种审计方式相比更高，由内部审计总结的意见和建议更加具有针对性，对企业全面提高自身的内部管理水平很有帮助。然而，由于内部审计工作的特殊性，在实际进行内审时，也往往容易出现一些问题，需要进行妥善的解决。

二、信息化环境下企业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

（一）审计信息不完整、缺乏信息共享渠道

当前，我国许多企业内部审计工作效率不高，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审计信息不够完整，缺乏一个有效的信息共享渠道。一方面，内部审计信息不完整，严重妨碍了内部审计工作的全面展开。例如，在审计开始前的准备工作中，无法保证所获取的的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在企业进行内部审计的过程中，取得的相关内部控制信息缺乏说服力。另一方面，缺乏一个有效的信息共享渠道，使得无法最大化的利用手中即有的信息渠道。在企业内部的各个部门，相互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不畅，使得本来就有限的企业内部审计信息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内部审计工作的水平。

（二）企业内部审计人员的业务水平达不到要求

当前制约我国企业内部审计信息化建设的另一个影响因素是企业内部审计人员的业务水平达不到要求。一些审计人员的观念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知识结构过于陈旧，业务上还是以传统的工作方式为主，对计算机软件的掌握程度远远不够；同时，还有一部分企业的内部审计人员缺乏职业道德，在审计过程中常常出现舞弊现象。

在整个企业的内部审计过程中，一方面对于审计信息化的推动力度不足，没有大力推广审计软件的应用和开发；另一方面，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企业承接的业务越来越多，企业内部审计的工作量也随之增加，单纯用人工的方法很难保证审计的质量，这就要求辅以审计信息管理系统。然而目前我国还有很大一部分企业内部审计人员缺乏对于审计信息管理系统的认识，导致审计工作的效率得不到提高。

三、信息化环境下企业内部审计应采取的措施

（一）大力开展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培训

企业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素质是开展审计信息化建设的保障。在信息化环境下，为了全面提高企业内部审计的水平，一方面需要加强对于审计软件的开发和利用，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培训提高审计人员的业务水平。企业内部审计部门应当对工作人员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进行计算机技能的培训，强化他们使用计算机的能力，多多培养那些即熟悉企业内部的审计业务，又拥有较高的计算机应用水平的复合型人才。同时，还要提高准入门槛，在进行人员招聘时不仅注重他们的审计知识水平，还要注重他们所具有的计算机技能。

（二）进一步提高内部审计的独立地位

为确保审计机构独立地开展内部审计活动，内部审计部门应享有经费、人事、内部管理、业务开展等方面的相对独立性，不受来自管理层和其他方面的干扰。针对我国企业内部审计独立性问题，需要建立有效的内部审计管理模式，应重点考虑董事会领导下内部审计的审计委员会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内部审计机构隶属于董事会的审计委员会，独立于管理当局，总经理及公司的全部经营管理活动都必须接受审计。审计结果直接向审计委员会报告，使内部审计保持了独立性、公正性和权威性。

在这种内部审计管理模式下，内部审计具有较高的地位，能够保持较强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在两权分离状态下，不仅能为委托人服务，对管理层进行独立的评价与监督，又能与经营管理层互相联系沟通，有利于加强管理、提高效益。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信息化社会的时代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完成企业的内部审计工作，企业需要充分意识到审计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一方面提高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另一方面强化计算机技术以及网络技术在审计工作中的应用，以最大限度的提高企业的内部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李庆.计算机信息系统环境下审计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注册会计师.2004，15（07）：5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