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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的背景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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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的背景与意义

双碳的背景与意义范文第1篇

2011年4月6日,北京环境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在第七届CFO高峰论坛上表示,在低碳时代,企业必须实现低碳化,以较小的成本获得更大收益。如何通过各种的工具、产品以及手段最小化管理风险,发现机会,提升碳资产价值,应该是碳资产管理的最终目的。

作为中国最大的环境权益交易平台,北京环境交易所在2009年6月18日与全球最大碳交易所――欧洲的BlueNext交易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实现了北京环境交易所挂牌cDM项目在BlueNext平台上的同步。这为中国的碳交易卖家直接面向全球买家提供了一个高效的信息平台。

强制减排是趋势

近几年来国际碳市场发展迅猛。交易量从1998年的1900万吨增长到2009年的将近87亿吨。2009年,全球碳市场交易额已经达到1440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预测,2012年后,全球碳交易市场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华称,中国碳市场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

梅德文介绍说,从2005年到2012年,中国碳市场可能都会以清洁发展机制项目(CDM)减排量交易为主,但CDM只是单向双边场外交易活动,尚不能形成完整意义上的国内碳市场。而且整个2009年,中国CDM市场交易量只有13亿美元,还不到全球碳市场的1%。接下来有可能发展的是国家自主减排行动,以及双边合作――NAMA,比如中日、中美、中欧等,这是一个新的产品项目。

CDM是《京都议定书》所引入的3个灵活履约机制之一,其核心是允许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级的减排量低销额度交易。国内CDM项目需要向发改委申请,并在联合国注册。尽管中国CDM项目总减排量占全球的37.25%,但注册成功的CDM项目数量却很少,落后于印度与巴西;同时,我国在CDM交易中的议价能力也比较低。

中国目前还存在自愿减排(VER)市场。很多企业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公共关系、投资获利、管制预期等动机,自愿购买碳减排量,以抵消其自身生产经营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碳中和。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因此产生。

与CDM不同,VER不需要得到国家发改委的批准,也不需要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注册,只要能够找到买家即可进行交易。因此VER交易省去了许多中间申请的环节,节约了大量时间一最快大约一到两个月就可能完成交易。2010年6月5日,中国第一个自愿减排交易平台在北京环境交易所成立。梅德文在平台成立时表示:“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推动“熊猫标准”(中国首个自愿减排标准)的发展、应用与完善,努力使其成为国家认可的自愿碳减排交易标准。2011年3月29日,方兴地产(中国)有限公司(HK,0817)通过北京环境交易所成功购买16800吨“熊猫标准”自愿碳减排量,这是基于“熊猫标准”所开发的减排项目减排量的首笔交易。

梅德文认为,VER由于市场规模具有某种程度的局限性,只能够起到促进中国碳市场能力建没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只是中国碳市场发展的一次“演习”。但就现状来看,VER市场仍是中同碳市场发展的最佳切入点,可以为将来过渡到强制减排市场做准备。

除此之外,最新的政策动向是特定行业、特定区域(双特)碳交易试点的提出,其本质就是局部总量控制下的碳市场。2012年1月1号起,欧盟将向中国航空公司强制收取航空排放费,这有可能倒逼促进中国行业减排机制的发展。

梅德文说:“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碳市场、碳金融,一定是在强制减排背景与金融背景下的碳市场;中国碳市场将会从CDM市场到VER市场,到双特,再到NAMA,并最终走向碳金融市场。”

碳排查是关键

在低碳商业环境下,企业的碳交易需求已经开始浮现。同时,还催生了一大批碳资产管理服务部门、机构的建立。梅德文介绍说,所谓碳资产管理,比较容易理解的定义是指对《京都议定书》中所涵盖的包涵二氧化碳在内的6种温室气体进行主动管理,如:碳监测、碳披露、碳减排、碳交易,以及在低碳时代规避风险、抓住机遇、提高企业竞争力等其他措施。这些行动的自愿或是强制属性,将取决于企业所在的政策监管环境,其目的是获取更大的经营及品牌价值。

碳资产管理一般包括碳检测、治理与战略、碳绩效评估与披露等。梅德文将碳资产管理分为7个步骤:第一是准备工作,第二是摸底监测,第三是设定目标,第四是信息披露,第五是评估改进,第六是实施计划,第七是碳交易。

双碳的背景与意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低碳城市;城镇化;环境承载力

中图分类号:F29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5-0117-03

目前,国内已有许多城市开展并尝试低碳城市的建设,一般都是按照框架论或过程论的思路来建设低碳城市,相比国内其他地区的城市,西部地区中小城市数目偏多,是未来西部地区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方向。加上各个城市城市化水平、能源结构、经济结构、资源禀赋等等存在差异,因此西部中小城市需要根据自身城镇化进程的不同阶段选择适宜的建设低碳城市路径。

西部地区地域广阔,经济欠发达,西部地区城市的工业相对发展不足,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尚且不足。随着近些年来西部地区的就业机会不断增加,加上劳动待遇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回流到西部户籍地就近务工,促进了劳动力相对充足的西部地区的产业化进程。劳动力与产业的“双转移”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伴随着西部中小城市规模急剧扩张,同时带来了城市的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紧缺、公共服务成本高等多种“城市病”。低碳城市建设,正是解决城市从愿景走向现实的困境的重要战略举措。因此,将低碳城市建设置于整个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现实考量

(一)未来城镇化的重心是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

西部地区,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积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71.4%。西部地区中小城市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综合考虑人口、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因素,指除了西安之外,其他城市均为西部地区中小城市;狭义上根据城市人口规模,指在西部地区市区常住人口在100万人以下的城市,其中50万~100万为中等城市,50万以下为小城市。依据2010年《中小城市绿皮书》标准,中小城市是指市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城市。由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西部地区城市共计88个,其中人口在100万以下的城市数共计53个,占据60.23%。中小城市在西部城市体系中数量大,在整个西部经济中占据比重大,而西部的城镇化水平相比其他地区相对落后,造成城镇化中的城市规模过小、城市集聚效应及扩散力不足等等问题。相对而言,西部地区资源要素比较丰富,经济不断发展,东部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逐渐向西部地区发生转移。因此,未来我国城镇化的重心将出现在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

(二)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产生的“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

一方面,伴随着工业经济的飞速发展,城镇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生产要素、人口资源促进了土地等资源的较高效率的利用,降低了城镇化进程中的主体――人类对环境资源的危害;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同阶段,由于人口的大规模聚集于各个城市,工业、建筑等等高度集中,能源和资源的消耗急剧增加,人们对生活质量、社会服务、公共设施等提出更高的要求,也会对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资源等带来更大的压力,城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也会明显减弱。

(三)低碳城市是未来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新思路

城市是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单元。过去的城镇化带来的一系列的“城市病”,实际上是传统工业化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城镇盲目扩张等等。低碳城市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经阶段,能实现西部中小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2008―2013《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中西部各省份综合能源消耗量不难看出,近些年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背后是能源的大量消耗,其中贵州省综合能源消耗量2008―2013年能源消费增长依次为4.2%、6.8%、8.1%、10.9%、8.9%、8.1%,四川省综合能源消费增长依次为7.13%、7.77%、9.62%、10.08%、4.46%、4.56%,广西省综合能源消费增长依次为8.3%、8.9%、11.9%、8.5%、6.6%、6.7%,这些省份这六年的综合能源消费增长几乎接近10%。西部地区由于目前所处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共同推进的发展阶段,其能源需求具有相对明显的刚性特征。当然,现阶段,任何一个地区都还无法做到控制减少碳排放的绝对量,而是根据城镇化所处的不同阶段,保证GDP增速大于碳排放的增速。

二、城市低碳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有的关于建设低碳城市的研究一般都是围绕两种思路进行研究,一是按照框架论从基底低碳、结构低碳、形态低碳、支撑低碳和行为低碳五个方面分析;二是按照过程论的思路来进行分析,从低碳生产、低碳流通、低碳消费、低碳循环利用整个过程来分析。现有的研究大多用层次分析法分析法通过设定目标层(一级指标),包括低碳经济社会、低碳社会发展、低碳资源环境,其辖准则层(二级指标)如人均GDP、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人口密度、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等十五个指标构成进行分析,其得出建设规划低碳城市的结论主要包括:产业规划、交通规划、“绿色建筑”规划和低碳技术等等。

当前,国内许多城市都已进行着低碳城市的建设,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已有的研究表明,城镇化背景下影响城市低碳转型的因素主要有六个方面: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因素、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政府规制。由经典的I=PAT模型可知,环境影响主要受人口结构变量、财富程度和技术因素控制。因此,本文立足于城镇化背景下,依据当前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初中期阶段,提出影响低碳城市建设的因素主要包括:政府支持、人口规模因素、能源强度和经济规模因素。

(一)政府支持

西部地区建设低碳城市,走低碳经济发展之路,需要当地各级政府主导,政府在低碳城市的建设中应发挥领导、指导、引导的重要作用。首先,政府需要制定低碳发展的目标,进而展开相应的科学城市规划,科学的城市规划是建设低碳城市的第一步。低碳城市建设规划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产业规划、交通规划和“绿色建筑”规划。其次,政府还要发挥领导并引导企业、市民共同参与低碳城市的建设。现实中高碳企业能耗高、污染物排放量大,对节能减排目标任务的完成负有特殊使命,需要采取构建低碳文化、研发应用低碳环保技术、加强节能减排人才的培养、完善节能减排的管理体系、加大节能减排投资、实现清洁生产方式的有效运作等战略措施。同时转变居民消费理念,提倡低碳消费模式。最后,政府还需及时进行低碳制度改革,加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顺利执行并监管低碳城市的建设。

(二)人口规模因素

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就是实现人的城镇化。城镇化进程中,中小城市进入门槛相对较低,大量人口集聚西部地区中小城市,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城市对终端消费产品的需求会增加,加大了对城市交通的使用量以及对城市建筑的需求量,致使能源消耗量不断增长以及碳排放量增加。而城市市民是落实城市低碳的主要参与者,要为西部地区建设低碳城市发挥重要的积极参与作用。转变市民消费观念,倡导并实施低碳的消费理念,改变过去高消费、高浪费的生活方式,大力提倡文明理性消费、绿色生活理念以及倡导家用技术革新,实现城市低碳发展。节能方面,居民尽量降低对耗能高的产品的使用量;减排方面,居民从日常生活细节做起,减少对含碳产品的使用,践行绿色环保的消费模式,积极为实现低碳经济、建设低碳城市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能源强度

由2008―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整理计算得出2008―2013年贵州省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依次为0.37、0.6、0.63、0.73、0.65、0.65,四川省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依次为0.65、0.54、0.64、0.67、0.35、0.46,广西省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依次为0.65、0.64、0.84、0.69、0.58、0.66,这些省份这六年的综合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几乎接近1,大多高于0.5。近几年,西部地区个省份单位产值能耗也均在1~3之间。因此,能源强度方面的措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低碳生产。按照能耗少、技术密集度高、产品附加值高等的原则,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第二产业“高加工度化”,促使高碳产业的逐渐退出、衰退和低碳产业的不断发展,大力提高第三产业比重。推动能源结构演进,改善区域能源消费结构,发展可再生资源产业和环保产业。同时,进行技术改进和革新,提高对现有能源的利用率,降低单位GDP能耗,另一方面,通过发现新能源,如风能、太阳能、生物能、地热能等进行能源替代而降低对煤炭等化石能源的依赖。

(四)经济规模因素

西部地区大多中小城市处在工业化的初、中期,其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高度依赖物质、能源的投入,属于外延式增长模式,在此阶段,碳排放量一定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逐渐增长。西部地区具有天然的区域煤炭资源优势,煤炭资源型经济体系中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煤炭开采、洗选业及相关行业的发展,而这些行业往往为高能耗产业,且以消耗煤炭能源为主,从而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而低碳经济提倡的是碳排放相对量的减少,实际上是减少碳排放的增量,让GDP的增速远远大于碳排放的增速。因此,合理提高人均GDP的基础上,提高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加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加大第二产业的比重,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三、结语

西部中小城市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低、气候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在城镇化背景下要因地制宜地走出一条具有生态文明特色的低碳之路。从总体上看,西部地区已经开始低碳城市的研究与实践,但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武旭.低碳城市建设的国际经验借鉴与路径选择[J].区域与城市经济,20014,(1):40-47.

[2] 侯景新,郭志远.低碳城市建设的对策研究[J].区域与城市经济,20011,(3):49-51.

[3]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探索中国特色的低碳道路[R].2009.

[4] 付允,马永欢,刘怡君,等.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3):14-18.

双碳的背景与意义范文第3篇

(一)居民消费与碳元素进口伴随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能源消费必然大幅提升。截至2011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348002万吨标准煤,已跃居世界第一。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68.4%、石油占18.6%、天然气占5%、水电、核电、风电占8%,煤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石油居第二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由石油净出口国转变为石油净进口国,至今我国石油供给还大量依靠进口,并且呈增长趋势。2005年我国石油消耗量为32537.7万吨,国内生产量为18135.3万吨,国外进口量为17163.2万吨;2010年石油消耗量上升到43245.2万吨,国外进口量为29437.2万吨,超过国内生产量的20301.4万吨。增加居民消费支出,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必定进一步增加石油的消耗,巨大的石油需求将进一步增强对进口的依赖度。

(二)居民消费与碳元素安全在居民消费领域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汽车的消费。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扩大内需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以及众多车企的快速发展,汽车消费量增长十分迅速。由于汽车价格比较昂贵,而且汽车行业关系到一大批上下游相关行业的发展,所以汽车消费对拉动内需具有明显效果,同时也带来了碳元素排放量增大和碳元素进口的安全问题。生产汽车需要耗用石油在内的大量资源,而购买汽车之后又需要消费汽油、柴油等燃料,使碳元素安全问题凸显。

二、居民消费领域的脆弱性

(一)脆弱性是居民消费领域的特有属性消费是居民生活的重要内容,与居民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并且直接关系到居民物质生活质量、个人身体健康、精神心理效用等切身利益。由于应对消费领域问题而采取的相应行动的成本并不高,所以一旦消费领域出现问题,居民个人、政府部门和整个社会能够立即对其作出反应并采取应对措施,而较少受时滞问题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的三株口服液事件和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都很好地诠释了居民消费领域的脆弱性,企业发展神话和民族品牌巨头在脆弱的居民消费领域中轰然倒塌,留下了世人的感叹与反思。这种居民消费领域特有的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居民消费领域的脆弱性,而消费领域作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脆弱性自然就会影响到整体经济的运行。

(二)信息非对称性冲击导致居民消费领域的脆弱性时常关注信息传播和社会舆论导向,我们会发现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正常、积极的信息往往不能引起社会的关注和舆论的热议,而一些非正常、负面的信息却能够带来更大的舆论效应,从而形成更大的冲击力。这种现象在居民消费领域表现十分显著,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居民消费领域的脆弱性。近年来出现的天价绿豆、天价大蒜、抢盐潮、神药板蓝根脱销等事件都反映出负面信息非对称性冲击对居民消费的巨大影响,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

(三)科技发展与创新促成了居民消费领域的脆弱性科技的高速发展和创新推动着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也加剧了企业的兴衰,促成了居民消费领域的脆弱性。新技术向新商品转化的速度不断加快,新商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层出不穷的新商品、新功能大大加快了居民消费的节奏。科技创新与商品创新对消费领域的冲击是巨大的,它不仅满足着居民消费需求,更引导着居民消费需求,同时也加剧了消费领域的不稳定性,导致了消费领域的脆弱性。随着科技在经济中份量的不断上升,这种消费领域的脆弱性不断扩张,并足以影响到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诺基亚、三星、苹果是中国人十分熟悉并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企业品牌。在21世纪初诺基亚凭借过硬的产品和集合众多高新科技的塞班系统,在中国乃至世界手机市场上独霸一时。然而,在安卓系统和IOS系统引领潮流的当前,三星手机、苹果手机大放异彩,诺基亚手机业务不得不易主微软。诺基亚的兴衰正表现了科技快速发展下,居民消费需求波动加大,居民消费领域脆弱性不断加剧。这种脆弱性无论是从企业还是从消费者角度,都影响着国家经济状况。

三、正确看待鼓励居民消费问题

(一)微观层面消费是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行为。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和经济状况选择合理的消费行为,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不仅能满足个人对消费的需求而且对于个人品行的修养、未来的发展都是十分有益的。在鼓励居民消费的背景下,扩大个人消费量的同时,引导人们把握适度消费的原则尤其重要。鼓励消费的目的在于提升居民个人消费量,提高公众生活水平的同时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动力,而不是倡导过度消费、非理性消费、奢侈消费。对于个人来说,过度消费是一种欲求膨胀和追求奢华的腐化行为,不仅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使正常生活不可持续,更易养成奢侈浮华的习惯,最终损毁价值观与世界观。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就是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行为。葛立佺、孙英隽和周中之在研究中明确指出美国式过度消费、消费主义盛行是造成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二)宏观层面正确看待鼓励居民消费问题在宏观角度显得更为重要。鼓励居民消费是相对长久以来我国消费需求被过分压抑,居民需求严重不足而言的。通过释放居民合理、适度的消费需求可以改善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现状,对于带动三大产业持续发展、扩大就业、改善民生、减少经济增长的外部依赖等方面具有战略意义。提高国内居民消费水平,能够改善我国长久以来对出口的过度依赖,缓解由于持续顺差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巨额外汇管理风险。但是,如果采取不合理的消费政策,盲目刺激居民消费需求,在短期内可能会带来国民经济的增长,但长期来看必然招致通货膨胀严重、社会奢靡成风、经济发展难以持续等严重问题。一旦不合理地改变了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形成过度消费现象,则国内扩大再生产将难以维继,生产性资本的缺乏会阻碍国内各产业的发展,国内供给不足必然会寻求国外供给,面对不断增加的进口,持续入超的外汇压力自不待言。美国国民储蓄率从二战后占GDP的40%降至不到1%,同时美国政府大造赤字,形成财政贸易双赤字经济,而在这背后是以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巨额超发货币和国债以及大量流入的国际资本为依托的。反观我国,人民币国际化步履维艰,国内资本外流现象屡有发生。因此,必须正确看待鼓励居民消费问题,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四、结语

双碳的背景与意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能源效率;VAR模型;协整分析

[中图分类号]F224.9;F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3)10-0016-05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能源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消耗大幅增长,由此导致的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态平衡和人类自身的健康。目前,我国已经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促进低碳经济增长作为我国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低碳经济要求改变我国以往的高能源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并通过能源结构优化和自主创新来提高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从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发展低碳经济既是承担全球环境义务的表现,也是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因此,我国政府提出要将低碳经济发展作为下一阶段的重点发展模式,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并逐渐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

对于我国如何发展低碳经济,我国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金乐琴,刘瑞(2009)指出低碳经济是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提出的一种以提高能源效率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既拥有降低碳排放量的优势,也受到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等因素的限制。任力(2009)对低碳经济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即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同时指出阻碍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因素主要有能源结构和企业创新不足等。郭印(2009)通过研究发达国家实施低碳经济战略的经验,指出我国正面临着巨大的温室气体减排压力,应在法律政策的构建、能源结构优化以及低碳技术创新方面进行改革与完善。庄贵阳(2009)指出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必然选择,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发展低碳经济有助于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我国学者对低碳经济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技术因素是目前影响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和能源效率提高的主要限制因素。根据以往的研究表明,金融业的发展会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企业通过金融支持可以加强对R&D部门的投资,从而促进能源效率的提高,并且降低碳排放量。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与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阶段,对能源的需求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与此同时,我国目前的能源效率仍然处于较低阶段,经济增长对能源依赖度较高,粗放型发展模式仍占据着经济发展的主要位置。因此,通过发挥金融因素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提升我国能源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对于改善我国企业目前的能源利用率低、技术创新不足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金融因素对我国低碳经济增长的影响,我国学者主要从碳金融体系和金融促进技术创新两个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周健(2010)指出碳金融在我国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碳金融就是与减少碳排放有关的所有金融交易活动,通过金融支持来提高我国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总量。孙力军(2010)参照国外碳信用市场的发展现状指出,我国目前在碳信用市场上存在体系不健全、金融机构参与度不高、碳金融产品数量和创新不足等问题。赵儒煜,张清正(2012)分析了我国碳金融发展的内外部因素,提出我国的低碳金融发展的合理路径,包括完善政策法规、建立统一的碳交易平台、构建碳金融市场体系和加大金融产品创新等。对于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孙伍琴、朱顺林(2008)通过对23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随着金融发展,这些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呈现出逐年提高的趋势。钱水土,周永涛(2011)通过对我国省份数据进行分析,利用两步GMM系统估计方法检验了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实证结果证明金融可以促进技术创新,并提出通过金融体系改革促进我国产业升级的政策建议。综上所述,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来提升企业的能源使用效率。与此同时,通过我国碳金融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碳排放量会进一步下降,金融业发展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和能源效率的提高具有正向作用。

二、我国能源消费现状及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能源消费量也大幅增长,2012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达36.2亿吨标准煤,比前一年增长3.9%。如何提升能源效率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虽然近年来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有了明显改善,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以往的研究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具有稳定的关系,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通过对比我国1990-2011年之间的能源消费量与经济增长量年度数据,我们可以发现能源消费量与经济增长具有同步增长的趋势,如图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1990-2002年间我国能源消费量与国内生产总值呈平稳上涨趋势;而随着200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开始快速增长,能源消费量也随之开始大幅增长。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是以提高能源消费量为基础的。与此同时,我国目前的能源效率较低,经济增长对能源依赖度高,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因此,如何提高能源效率才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问题。

国际经验表明,自主创新与技术进步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关键。金融体系不仅可以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提供外部的资金支持,还可以优化信息传递、降低交易成本,并构建创新激励机制。金融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传导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技术研发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金融支持可以帮助企业克服资本约束,为企业提供外部资金支持。其次,金融中介具有信息产生的功能,可以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相关的投资回报信息,帮助企业更好地进行投资决策。与此同时,金融发展不仅可以有效降低技术交易成本,还会通过建立债权关系来促进激励和监督企业的技术创新投资。综上所述,金融发展有利于全面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金融业总产值达到2.50万亿元,占第三产业12.1%,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同时,对我国近年来的能源效率和金融相关比率数据也进行了归纳整理,如表1所示。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自2000年之后我国金融发展速度开始明显加快,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加强,逐渐成为了推动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进步,我国的能源效率产生了大幅提高,由1990年的0.19提升到2012年的1.87。从表1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我国的能源效率与金融相关比率都在逐步上升,企业通过金融贷款可以加大对技术创新的资本投入。因此,金融业发展对能源效率的提高具有一定的支持作用。

三、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我国金融发展对于能源效率的影响,我们构建了能源效率和金融相关比率的双变量VAR模型,并进行相关检验分析。本文中,我们以能源效率(Energy efficient,EE)作为衡量我国能源经济效率的指标,能源效率的计算公式为当年GDP总量与能源消费总量之比,即单位能源消耗的产出。对于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我们采取国际上通用的金融相关比率(FinanciMInterrelations Ratio,FIR)来进行计算。金融相关比率是一国金融资产总量与经济总量之比,通常可以用经济货币化指数来进行替代,即FIR可以表示为一国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

(一)平稳性检验

本文使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分别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我们对金融相关比率及能源效率进行对数化处理,记为LnFIR和LnEE。通过STATA软件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分析,得到的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从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LnEE和LnFIR在5%的置信水平下均无法实现平稳。我们继续对LnEE和LnFIR进行一阶差分化处理,结果证明了LnEE和LnFIR在一阶差分后均可实现平稳,数据为I(1)单整。因此,可以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还可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二)VAR模型

建立VAR模型首先要确定模型的阶数,我们利用Stata软件对LnFIR和LnEE这两个变量VAR模型的阶数进行反复测试,结果证明AIC和SBIC在2阶时达到最小,分别为-7.4616和-6.97148。因此,我们选择2阶滞后期。综上所述,我们构建了我国金融发展与能源效率间的VAR模型,其结果如下所示:

lnEE=-0.197+0.5681nFIR1-1+0.1981nFIR1-2+1.807lnEEtt-1-0.9891nEE1-2

根据公式中我们可以得知,金融发展可以提高我国能源效率,金融发展在滞后1期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可以带动能源效率提高0.568个百分点;在滞后2期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可以带动能源效率提高0.198个百分点。由此可见,金融发展对能源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作用。

(三)模型检验

Granger检验主要用来分析VAR模型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我们利用STATA对本文中VAR模型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的结果,我们可以得知,金融发展是我国能源效率提高的格兰杰原因,而能源效率的提高不是促进我国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同时,为了分析两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关系,我们对LnEE和LnFIR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根据表4的结果可知,金融发展和能源效率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这说明了金融发展与能源效率间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进一步证明了我国通过金融发展对提高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了进一步分析金融发展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我们对模型进行了脉冲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从脉冲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当期给LnEE一个冲击,对LnEE就会产生明显的正向作用,LnEE的波动会逐步增大至第3期,达到最大2.27212,并在第6期后逐渐平稳,这说明能源效率的提升对新一轮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同时,如果当期给LnFIR一个冲击,LnEE在第2期后逐步变为正向增长,且在第6期达到最大,这说明金融发展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在中长期才会产生明显效果。并且,为了分析金融因素对能源效率提高的贡献度,我们对模型进行了分差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通过Cholesky方差分解表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LnEE对自身变动的贡献度由第一期的100%逐渐降低,在第8期仅为38.6%;而LnFIR对LnEE的贡献度则随着预测期增多而逐渐加强。金融发展对能源效率提高的贡献度在第一期就达到36%,且贡献度不断增加并在第6期达到最大值45%。因此,可以得出金融发展对能源效率的提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度。而且,随着预测期的增加,金融因素对于能源效率提高的影响程度越来越显著。由此可以证明,金融发展是我国能源效率提高的主要影响因素。

四、政策建议

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对能源燃料的需求急剧增加。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的能源利用效率较低,粗放型发展仍占据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约束日益加剧,提高能源效率已经成为我国“十二五”期间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碳金融是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碳金融不仅可以为低碳企业提供融资产品与服务,还可以有效带动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在发展碳金融的过程中,政府首先应加强我国的碳金融体系构建,为我国的碳金融市场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其次,金融企业要不断推动碳金融产品创新,通过金融支持功能来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并以此来促进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综上所述,发展低碳经济既离不开政府的指导,也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对于我国利用金融体系发展低碳经济战略,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构建与完善我国碳金融市场机制

在实施低碳经济战略的过程中,政府应发挥其主导作用。首先,政府应不断完善我国碳金融制度体系,将碳金融的分类标准与考核体系加以明确,搭建完善的信息管理平台,并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环境保护机构应定期将企业的碳排放信息进行整理和公布,银行可以根据企业的碳排放状况来开展低碳金融业务,对不符合低碳标准的企业限制其贷款和融资,而对于低碳型企业则给予一定贷款优惠。其次,政府应建立与完善我国碳金融市场机制,促进我国碳金融信用交易平台的构建,并不断鼓励与引导我国碳金融向市场化发展,推动我国碳金融产品创新。碳排放交易市场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必须有相关交易制度来维持市场交易秩序,才能保证碳交易双方的合法利益,促进碳金融活动的不断创新与发展。目前我国部分主要城市已经建立起排放权交易所,但我国目前的减排交易仍以自愿减排为主,考虑到我国目前能源需求持续上升和能源效率低等问题并存,下一阶段我国应逐步建立“总量控制”的交易机制,即按地域或行业对碳排放总量进行配额,对超过排放量的企业和行业进行处罚和治理,以此来兼顾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公平和效率。

(二)推进金融机构的碳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我国进行低碳发展战略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融资不足,碳金融体系的建立不仅可以解决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还可以有效地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首先,商业银行应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碳金融业务模式。由于低碳项目资金需求较大,银行业应针对低碳项目的自身特点开展新型贷款业务,并不断加强对碳金融产品的创新,从而为企业进行低碳创新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同时,银行业还要建立健全低碳贷款管理机制,严格审核企业的排放标准,制定差异化的贷款补贴措施。其次,银行业还应加强碳金融业务模式的创新,针对项目自身的特点开发合适的融资产品,开展低碳项目资产证券化和碳金融衍生品交易,并为碳交易双方提供结构性理财产品和金融风险管理服务。除此之外,相关职能部门应不断监督与完善我国碳金融市场,积极引导我国金融机构对低碳发展提供相应的金融支持。并且,加强金融机构与企业间的合作,通过“绿色信贷”等机制有效地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总体而言,银行业应配合国家低碳发展战略,将环保节能、新能源开发与低碳技术作为银行授信的重要参考标准,加大对节能减排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由政府带头建立低碳基金,并鼓励其他机构、企业和个人在地方建立相应的基金项目,以此来对我国目前的碳金融体系进行有效的补充与完善。

(三)完善碳金融组织体系,积极与国外低碳金融机构合作

开展碳金融要求银行不断完善自身的组织体系,将碳金融业务的计划、实施、监督与管理做到协调统一,为低碳金融业务的开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一方面,金融业内部应建立专门的低碳金融业务管理部门,培养专业化的人才,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低碳金融业务的组织结构。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参与,不断完善我国碳金融组织体系,通过保险、基金、信托等多种金融中介来提供更为全面的碳金融产品与服务。除了与国内金融机构进行合作外,我国低碳企业还应加强与国际市场的合作,吸引国外低碳项目,充分利用国际资金来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通过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在碳金融方面的合作,我国金融机构不仅可以学到国外先进的碳金融管理经验,加快与国际碳金融市场接轨的步伐,还可以促使我国低碳企业直接在国际资本市场中进行融资,从而获得更多的国际资金和技术支持。

(四)建立健全我国碳金融的相关法律法规

政府应加快构建与完善我国碳金融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政策法规,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目前,我国碳金融正处于发展初期,碳金融相关法律还不健全,通过建立与完善我国碳金融的相关法律法规,可以为我国碳金融业务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同时可以有效降低银行开展低碳信贷业务的金融风险。通过构建法制化的执行标准,可以加强政府对地方污染企业的监督,为银行开展低碳金融业务提供可参考的具体操作标准。碳金融法律法规的制定可以帮助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明确各方的责任,相关部门可以直接向高污染、高排放企业提供贷款的银行进行处罚,以法律建设推动我国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且,我国政府还可以通过税收和补贴政策来保障我国低碳经济战略的实施,政府对于高能源消耗的企业可以征收部分碳税,对能源消耗超过国家标准的企业和行业,则应进行限制和强制改造。

双碳的背景与意义范文第5篇

海拉尔盆地是东部一个中新生代陆相断陷盆地[1],近几年的油气勘探不断取得突破,发现了乌尔逊和贝尔两大富油气凹陷,并且在呼和湖、呼伦湖、巴彦呼舒凹陷钻探获工业油气流[2-5]。巴彦呼舒凹陷位于海拉尔盆地扎赉诺尔坳陷西南部,是一个孤立的呈北东向展布的二级负向构造单元,面积约1470km2。该凹陷勘探始于20世纪50年代,1999年在哈尔达郎构造群上钻探的舒1井揭示南屯组为半深湖—深湖相沉积,暗色泥岩厚度为231.3m,南屯组扇三角洲、近岸水下扇砂体发育,埋藏深度浅,物性较好,形成良好的生储盖组合[6]。2007年在巴中次凹南洼槽部署探井楚4井,钻探揭示,南屯组泥岩发育,钻遇暗色泥岩厚度193m,其中在1700m以下暗色泥岩厚度117m。2009年,在巴中次凹陡坡带部署预探井楚5井(图1),钻探揭示,在南屯组一段和铜钵庙组都见到相当好的油气显示,2010年蒸汽热采在铜钵庙组获33.2t/d的高产工业油流。通过对巴彦呼舒凹陷成藏条件综合研究,认为西部陡坡带和东部缓坡带是非常有利的构造带,构造带生储盖组合配置较好,圈闭发育,具较好的勘探潜力,楚5井、舒1井钻探成功证实了巴彦呼舒凹陷是海拉尔盆地中部断陷带有力的储量接替区。笔者针对巴彦呼舒凹陷楚5井、舒1井与楚4井原油地球化学特征,结合巴中次凹南屯组、铜钵庙组生油岩地化特征,探讨了巴彦呼舒凹陷西部陡坡带原油的油源情况,对深化该区的勘探具有重要意义。

2原油物性及地球化学特征

2.1原油物性特征巴彦呼舒凹陷西部陡坡带原油主要产层是南屯组二段(简称“南二段”,K1n2)、南屯组一段(简称“南一段”,K1n1)和铜钵庙组(K1t),按原油物性可分为稠油和正常油。其中,楚5井、舒1井原油密度为0.9184~0.9401g/cm3(表1),黏度为57.75~360.1mPa•s,表明为稠油;楚4井原油密度为0.8552g/cm3,为正常油。原油含蜡量在5.9%~14.9%,为中等含蜡量原油。与海拉尔探区其他凹陷原油相比[7],这3口井原油的含蜡量要低一些。原油的含蜡量与原油密度、黏度均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含蜡量高,密度和黏度也高一些,舒1井原油尽管密度高,但其含蜡量并不高,表明该井原油的成因与其他2口井原油相比是不同的。

2.2原油族组成特征原油族组成中饱和烃含量、非烃含量的高低与原油成熟度密切相关。原油成熟度越高,饱和烃含量越高,非烃含量越低;相反,原油成熟度越低,饱和烃的含量越低,非烃的含量则越高。有两种情况下原油中非烃和沥青质的含量可以较高:①原油的成熟度比较低,在低成熟原油中常常是饱和烃含量低而非烃含量高;②原油遭受了生物降解,生物降解作用可以使原油中饱和烃的含量降低而非烃和沥青质的含量增高[8]。楚5井原油组分中,饱和烃含量为48.86.%,芳烃含量18.43%,非烃+沥青质含量为32.72%(表2)。舒1井的两层原油族组成中饱和烃含量在30%左右,非烃含量在33%左右,沥青质在20%左右。从原油饱和烃色谱分析可知,饱和烃分布完整,表明原油没有遭受到生物降解。舒1井原油的族组成特征表明其成熟度比较低,为低成熟稠油,而非生物降解稠油。

2.3原油碳同位素特征稳定碳同位素比值常用来描述有机质中13C丰度的微小变化。不同的生长环境和不同的生物种类,其碳同位素的组成不同。原油继承了其母源有机质的碳同位素组成特征,但在生烃、运移过程中发生分馏,与原始母质的组成又有一些差异。一般来说,相同母质而不同成熟度的原油由成熟度导致的δ13C的差异可达2‰~3‰,但是如果原油的成熟度相近,若碳同位素比值相差2‰~3‰,那么一般认为它们是不同源的[9]。研究区原油的碳同位素组成都比较轻,δ13C值在-32‰左右(表3),舒1井南屯组上段1511.6~1521.8m处原油的全油碳同位素δ13C比值为-33.6‰,是3口井原油中最轻的,原油族组分碳同位素值也都较轻,与1262.0~1268.6m处的原油明显不同。较轻的碳同位素组成意味着生成该原油的有机质富含12C轻碳同位素,类脂物质丰富,有机质类型很好,应该以水生低等生物藻类物质为主[10]。

2.4原油正构烷烃和类异戊二烯烷烃分布特征巴彦呼舒凹陷西部陡坡带原油的全烃色谱特征比较相似,原油正构烷烃分布均以C21为主峰。楚5井、楚4井高碳数部分正构烷烃奇偶优势不明显,OEP比值分别为1.13和1.09(表4),舒1井高碳数部分正构烷烃略呈奇偶优势,OEP为1.28~1.36,表明舒1井原油成熟度较低。从原油中类异戊二烯烷烃之间的相对丰度来看,均以植烷占优势,姥鲛烷含量相对低一些,Pr/Ph比值为0.49~0.89。从原油中类异戊二烯烷烃相对于正构烷烃的丰度来看,舒1井两个原油中类异戊二烯烷烃的丰度比较高,甚至超过邻近的正构烷烃,其中Pr/nC17比值分别为0.69和0.96,Ph/nC18比值分别为1.62和1.17。烃源岩或原油中类异戊二烯烷烃的丰度与成熟度密切相关,在未成熟和低成熟源岩和原油中,常常具有较高的丰度,而在成熟较高时则相对较低。舒1井两层原油中类异戊二烯烷烃相对于正构烷烃丰度高,表明其成熟度应该较低,而其他原油的成熟度要高于这两个原油。

2.5原油生物标志物特征巴彦呼舒凹陷西部陡坡带原油中都含有伽马蜡烷、β-胡萝卜烷(图2),其中舒1井原油伽马蜡烷、β-胡萝卜烷含量较高,而楚5井、楚4井原油则含量相对低些。β-胡萝卜烷是一种全饱和的C40双环烷烃,该化合物的存在主要归因于缺氧的、含盐湖相沉积中的藻类有机质[11-12]。因此,根据这3口井原油中含有的β-胡萝卜烷和伽马蜡烷以及植烷优势明显等特征说明,有机质的沉积环境为缺氧的咸水或者半咸水湖泊强还原环境,而且形成该原油的烃源岩是有机质类型很好的优质烃源岩。本区原油中三环萜烷含量较低,五环萜烷含量较高,在五环萜烷中,以C30藿烷为主,其他藿烷如C2717α(H)-三降藿烷(Tm)、C31以上升藿烷系列含量相对较低(表5)。C2718α(H)-三降藿烷(Ts)、C29Ts丰度既与成烃母质来源或沉积环境有关,又与成熟度有关。在咸化湖泊沉积环境中,水体一般具有一定的碱性,Ts、C29Ts的含量一般较低,而在酸性水体或黏土矿物酸性催化比较强的环境下,Ts、C29Ts的含量一般较高。另一方面,成熟度越高,Ts、C29Ts、C30重排藿烷的含量越高。在舒1井的两层原油中这些化合物含量低,说明这两个原油的成熟度均不高,沉积环境也不利于它们的形成;而楚5井、楚4井原油中这些化合物的含量则相对高一些。这些特征都反映了高盐、强还原的沉积环境,生油母质主要以藻类等低等生物的输入为主。原油化合物的甾烷组成中,均以ααα-构型规则甾烷为主,且C29甾烷的含量最高,C27、C28甾烷的含量相差不大,舒1井原油不含重排甾烷,这与伽马蜡烷、β-胡萝卜烷含量较高而Pr/Ph比值较低一致,反映了形成原油的有机质沉积于咸水湖泊且偏碱性的水体环境。通常,C29甾烷S/(S+R)比值小于0.25时为未熟油,0.25~0.40为低熟油,大于0.40时为成熟油。楚5井、楚4井原油C27甾烷S/(S+R)比值分别为0.42和0.58,C29甾烷S/(S+R)和C29甾烷ββ/(αα+ββ)比值都大于0.3(表6);而舒1井两个原油中,ααα-20S构型甾烷和αββ异胆甾烷的含量很低,其中C27甾烷S/(S+R)比值分别为0.35和0.32,C29甾烷S/(S+R)和C29甾烷ββ/(αα+ββ)比值均小于0.3。甾烷的这些表征原油成熟度的参数均说明舒1井原油为低成熟原油(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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