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的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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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的基本内涵范文第1篇

1问题的提出

多年来,笔者在观评课、书刊上发现有机化学教学中存在一些严谨性缺失问题,问题涉及的大多既是中学基础有机化学中的发展性知识,又是大学基本的学术性问题。从当今社会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新课程提倡的“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学科教学的科学性和学生持续学习认知的衔接性考虑,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讨论澄清的。

2 问题的讨论

2.1乙炔的不饱和度大于乙烯,所以乙炔使溴水褪色的速率也大于乙烯

这是一个习以为常的模糊认识。乙炔结构上的特点是具有碳碳叁键,它跟烯烃一样能与卤素(如Br2、Cl2)等亲电试剂发生加成反应,反应机理相似,但乙炔同溴水的加成和乙烯相比要困难一些(通过平行对比实验可获得证实),这一实验事实往往使人感到不好理解。因为从成键情况看,乙炔分子中有2个π键,乙烯结构中只有1个π键,由此推测乙炔应该比乙烯活泼,容易起加成反应。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可从二者碳原子成键杂化轨道的不同和键的离解能大小获得解释。根据分子轨道模型,乙炔中的两个碳原子以sp杂化轨道成键,乙炔的sp杂化轨道的s电子成分比乙烯中碳的sp2杂化轨道中s电子成分多,即从乙烯的33.3 %增至50 %,使乙炔分子中2个p轨道电子云重叠程度大于乙烯,碳碳叁键的键长变短(乙烯中C=C键长为134 pm,乙炔中CC键长为120 pm),两个碳原子间电子云密度增大,叁键中电子与碳原子结合得更加紧密,使π键离解能增大。

由于乙炔的π键重叠程度比乙烯中的双键大难以极化,虽然乙炔比乙烯多一个π键,却不容易给出电子与亲电试剂结合,故乙炔等炔烃的亲电加成反比乙烯等烯烃的亲电加成反应慢。还可以通过以下反应来说明:分子中同时存在碳碳双键和碳碳叁键时,滴入溴的四氯化碳溶液,溴首先主要与双键发生加成反应:

CH2=CHCH2CCH+Br2CH2BrCHBrCH2CCH(90 %)

2.2含醛基(-CHO)的物质一定能与新制的Cu(OH) 2悬浊液混合煮沸后生成红色沉淀

通常这一性质实验结论被认为是正确。其实这里有例外的情况。由于苯环和醛基电子效应的影响,或者因为苯甲醛没有α-H,与强碱共热时,一分子作为氢的共体,发生氧化反应;另一分子作为氢的受体,发生还原反应,即迅速发生歧化反应(又称Cannizzaro反应),生成等物质的量的羧酸和醇:

2Ph-CHO+OH- Ph-COO-+Ph-CH2OH

使苯甲醛中的醛基在强碱性环境下还原性减弱,文献[1,2]和对照实验证明,苯甲醛等芳香醛不能还原强碱性环境新制的弱氧化剂 Cu(OH) 2, 从而生成红色的氧化亚铜沉淀。

实验:①取强碱性新配制的试剂 Cu(OH) 2悬浊液约2 mL,滴加0.5 mol・L-1的苯甲醛溶液8~10滴,摇匀,加热至微沸(或沸水浴加热)。未沸腾时即有黑色沉淀产生; 黑色物质的成分主要是Cu(OH)2热分解产生的CuO;②取与实验①相同的碱性试剂Cu(OH)2悬浊液约2 mL,滴加0.5 mol・L-1的乙醛溶液8~10滴,摇匀,亦加热至微沸, 有橘红色或亮红色沉淀。对比实验说明苯甲醛中的醛基不能还原碱性Cu(OH)2。

2.3酯的水解反应不一定是取代反应

该观点从反应机理分析认为酯化反应大多数属于“加成-消去反应”,只有“少数特定的酯”在酸催化下的水解属于取代反应[3],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酯的水解历程主要有以下两种断键方式:

(1)(2)

(酰氧键断裂,简写作Ac) (烷氧键断裂,简写作Al)

酯的水解有碱催化的不可逆和酸催化的可逆反应(酯化反应的逆反应)两种,就绝大多数而言发生的是酰氧键断裂。机理有碱性水解的酰氧键断裂的双分子反应(用BAc2表示,B表示碱性条件,2表示双分子反应)。这种机理的水解反应中,首先氢氧负离子进攻酯分子中的羰基氧原子,生成四面体的加成产物;加成产物再脱去烷氧基负离子得到羧酸;由于羧酸的酸性比醇强的多,生成的羧酸迅速与烷氧基负离子进行质子交换,转变为稳定的羧酸根负离子和醇,使水解反应进行到底。若酯分子RCOOR'中的-R'基团能形成稳定的碳正离子时,在弱碱性(或中性)中该类酯的水解则按照烷氧键断裂机理进行,且是单分子历程(用BAe1表示)。

一般的,一元酸与伯醇或仲醇生成的酯在酸催化下的水解都为AAc2 (A表示酸性条件反应)机理,是通过形成它的共轭酸来进行的。步骤如下:反应的第一步是酯羰基上的氧原子接受一个质子形成共轭酸,使羰基氧原子的亲电性增强,容易接受水分子的亲核进攻;第二步是生成加水产物,随后脱去质子,生成反应的中间产物;中间产物烷氧基上的氧原子接受质子,最后分解成质子化的羧酸和醇,反应速率的决定步骤是羰基加水这一步。当酯分子RCOOR'中-R'能形成稳定的碳正离子时,则与BAl1类似,发生酸性水解反应时酯按烷氧键断裂的方式(用AAl1表示)进行。例如, CH3COOC(CH3)3型结构的酯发生酸性水解,因为水解时烷氧键断裂,能生成稳定的叔丁基碳正离子。

酯的以上水解反应的几种主要机理说明,不论用什么催化剂,也不论哪种历程中的断键方式,酯的水解都属于一种取代反应。

问题中的观点实际上是混淆了有机反应的机理和反应类型概念的内涵。反应机理是研究有机反应是怎样发生的,反应类型是对发生什么反应的判断,是从反应物和产物之间相互关系(组成和结构)看的,与历程无关。这里举两个简单熟悉的例子说明:①乙醇在强酸的作用下消除水生成乙烯的历程,第一步是乙醇结合酸提供的质子生成质子化醇(快),然后失去水产生碳正离子(慢);第二步是不稳定的碳正离子从β-碳原子上失去质子生成乙烯和硫酸(快)。我们能不能据此机理称该消除反应为“化合―分解―分解反应”呢?恐怕不会。②羧酸与醇在酸催化下的酯化历程,依次经历质子化、加成(决速步骤)和消除的步骤,人们仍称这一反应为酯化反应或取代反应,而不是按历程称为“加成―加成―消除反应”,类似以上两例在有机化学反应中不胜枚举。很明显,这种机理历程即是反应类型的判断,有悖常理,不能自圆其说。

2.4 卤代烃和醇类一般可以发生消去反应,但只有一个碳原子的或具有下列结构的卤代烃和醇

这种观点被绝大数教师和教学资料认同,在各种类型的考试中也多有涉及,课堂教学中也常听到教师这样耳提面命地告诫学生。其实这是错误的结论。卤代烃与醇脱卤化氢或水的消去反应不只局限β-消除,还有碳正离子重排消除、γ-消除和α-消除反应等方式;机理有单分子消除(E1,常伴有重排)、双分子消除(E2)和单分子共轭碱消除(E1cb)三种历程。如(CH3)3CCH2Br型卤代烃在乙醇存在下起E1反应时,生成的新戊基碳正离子立刻发生重排生成更稳定的叔戊基碳正离子,然后再从碳正离子的β位消去氢,生成稳定的2-甲基-2-丁烯,机理如下[5,6]:

又如,无β-H的醇[如(CH3)3CCH2OH、 (CH3CH2)3 CCH2OH等]在硫酸存在下也能发生E1历程消除,稳定的碳正离子中间体的生成也易于发生重排反应,生成稳定的烯烃。例如,下列醇的消除由于苯基的优先重排,生成正电荷分散于含苯环的稳定中间体中,所以,主要产物是苯的重排产物烯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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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个碳原子上消去两个原子或基团产生活性中间体“碳烯“(俗称卡宾)的反应,叫α-消除。卤代甲烷、CH2N2等都能发生这种消除反应。例如,氯仿在强碱作用下消去氯化氢生成二氯卡宾(:CCl2)的机理如下[5~7]:

2.5向乙烯与溴水反应后的溶液中滴加AgNO3, 用观察有没有淡黄色沉淀的方法,探究乙烯与溴水发生的是取代反应还是加成反应

这一问题源于高考模拟卷中的实验探究题,见于教师陈述、引导学生思考回答的探究性课堂教学案例。该设计方案提供的理由是:若乙烯与溴水发生加成反应,反应后生成1,2-二溴乙烷不与AgNO3反应,无沉淀;若发生的是取代反应,生成的HBr可以通过与AgNO3溶液反应生成AgBr沉淀检出。其实这种设想结论纯属想当然,缺乏科学性依据。乙烯与溴的水溶液加成反应是亲电加成的两步历程,第一步是解离的Br-与乙烯的π电子结合形成含溴的、带正电荷的三元环状中间体,第二步不稳定的中间体受到溴负离子和氢氧负离子从背面的进攻,即加上负性基团得到加成产物:CH2Br-CH2Br和CH2Br-CH2OH,由守恒原理可知,反应后溶液中同时生成与CH2Br-CH2OH等量的HBr,即向加成反应后的溶液中加入AgNO3溶液,也会有AgBr沉淀生成。

实验:将乙烯依次通入浓NaOH、品红试液,然后通入饱和的2.5 mL溴水至褪色,再通乙烯约10 s,再用pH计测pH,滴加AgNO3溶液。除可观察到小试管溶液中有少量油状液珠外,pH约为3.6,加AgNO3溶液生成浅黄色沉淀。pH=3.6说明反应后溶液显较强的酸性,生成AgBr沉淀说明溶液中产生了Br-。

上述实验事实表明发生加成反应的同时生成了HBr,不仅为乙烯与溴水发生加成反应机理的正确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也说明问题中探究性学习方案的设计、操作与结论缺乏应有的严密性、科学性和可靠性。

3 教学反思

“标新立异的处理教材、创造性的设计探究性教学方案” 生成教学资源,对改变化学教学过分依赖教学资料中已有定论、已设计好的教学程序的现状无疑是有好处的,但“标新立异”又绝不能脱离对教材的正确解读和科学性支撑而想当然,不能忽视学生学习的持续发展,否则必将远离基础有机化学教学和新课程提出的探究性教学本身。

参考文献:

[1]曾昭琼主编. 有机化学实验 (第2版)[M]. 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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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后雄. 高考化学完全解读(课标本)[M]. 南宁:接力出版社,2009: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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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荣国斌,袁履冰,王全瑞等. 高等有机化学(研究生教学用书)[M].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440~441.

双碳的基本内涵范文第2篇

Abstract：Under global warming's big background, develops the low energy consumption, the low pollution “the low-carbon economy” to become the global inevitable trend for the foundation. zai weilai di ji nian nei, our country will have more and more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low-carbon economy, it the system will have the major impact on enterprise's accountant, therefore how to construct accountant who will adapt the system to become the important question which accountant will urgently await to be solved. This article obtains from its concept and the characteristic, the union low-carbon economy to our country economy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s influence, from with its concerned accountant the goal, the management, the investment, financing, the carbon tax system, the information disclosed that six aspects elaborate our country low-carbon accountant specifically system's construction.

关键词：低碳经济 必然性 生存状况 体系构建

key words：Low-carbon economical inevitability survival condi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一、低碳经济的概念与内涵

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创新、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的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炭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打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低碳经济有两个基本点：其一，它是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在内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经济活动低碳化，把二氧化碳（CO2）排放量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乃至零排放，获得最大的生态经济效益；其二，它是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在内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能源消费生态化，形成低碳能源和无碳能源的国民经济体系，保证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的清洁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必然性

(一)低碳经济的国际背景

低碳经济的提出最早源于人类大量使用化石能源，直接向大气排放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究其深层次原因，第一，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工业遭遇发展瓶颈，包括资源瓶颈、环境瓶颈和技术瓶颈。传统工业不仅大量消耗化石资源，破坏自然环境，且愈来愈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第二，低碳经济是继可持续发展后提出的解决当今能源、环境与发展的策略，它既是一种健康发展模式，又是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更是人类的自我救赎。正是由于低碳模式在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同时有利于缓解全球变暖和环境的恶化，符合人类长期追求的理想发展观念，因此低碳经济理念在世界范围内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

(二)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必然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中国加快了经济步伐，在总量上成功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在经济高增长、快发展的背景下，却是用产业的高能耗、高污染换来的。我国单位GDP能耗一直保持数倍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一直停留在“高碳经济”模式，能源消耗居世界第二并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温室气体排放国。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是以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牺牲为代价换取物质产出的不断增长。以我国产业结构分析，我国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第二产业工业，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水平低，第二产业钢铁工业和水泥工业等都是高能耗产业，碳排放程度高。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的能源利用率大概为35%，比发达国家效率大约低10个百分点。我国煤的产出率只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5%.严峻的现实问题逼迫我国要跟上时展潮流，转变低效率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方式，缓解国内生态环境压力，积极推进符合低碳经济发展的变革。

三、低碳环境下企业的生存状况

大多数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不可避免的过度开发自然资源、浪费宝贵的能源甚至为了短期利益不惜一切代价污染环境，使我国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我国企业投身低碳行动，依赖于设备机器的高效低能、资源的节约环保、输出产品的清洁实用这三个方面。毋庸置疑，无论是否参与其中对企业来说都是重要的挑战。一方面，更新环保节能型生产设备和原料会耗费企业大笔生产成本，从而降低企业利润；另一方面，采用传统生产模式，不仅耗费资源，也不利于企业日后发展，造成与相应市场特别是高端市场的脱节。从短期看，低碳发展可能会使企业丧失利益，但是，如果企业将目光放的长远些，在做好成本分析的基础上，自主研发或者购买国外先进技术，这从长期看是可以节约成本、增加利润、促进企业持续发展的。因此企业无论是否积极响应，变革都在所难免。

四、低碳会计体系的构建

“会计主要是适应一定时期内的商业需要而发展的，并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M.查特菲尔德《会计思想史》）既然低碳经济是我国乃至世界的必然选择，因此它势必会对会计体系带来变革。低碳经济的发展会对企业经济活动和内容产生影响，从而对会计体系和理论进行冲击，包括会计目标、会计核算、会计报告等。

（一）会计目标

从低碳经济下会计产生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途径看，低碳会计的目标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基本目标，即对低碳宏观管理的要求，企业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降低碳排放，合理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努力提高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第二个层次是具体目标，即为组织相应的会计核算，对碳资源的价值、耗费，以及环境保护的支出、改善生态环境所带来的效益等进行确认和计量，充分披露有关会计信息，满足决策者的需求。

（二）经营活动核算

低碳经济下的经营活动是指企业与低碳有关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购买商品等活动。具体包括采购、生产、销售、存储与运输几大环节。企业应将低碳理念贯穿于各个环节，多方面形成合力促使节能减排工作的开展。在购买环节尽量选购低碳环保的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从源头确保产品的低碳化。做账时可以设置碳资产类二级科目，借记资产―碳资产的增加，贷记银行存款的减少。除此之外，低碳会计在使用货币计量方法记录所购买材料及能源价值的同时，在业务摘要中使用非货币方法如含碳比等非财务指标记录材料、能源的碳含量；生产环节应立足于低污染低能耗，将二氧化碳排放量降至较低水平。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计算出合理的分配标准，将碳成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予以分配。针对生产过程中领用的的低碳材料和消耗的碳燃料等经济业务，可以在“碳资产”二级科目下设置若干明细分类账户分别加以核算；完工销售的产品要在产成品上注明碳含量等必要的信息并贴上碳标签，同时做好相关产品碳成本的核算以及碳含量的披露，使其不仅能够真实反应产品价值还能保证企业对碳成本进行正确核算，为日后的财务分析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在核算碳成本时，可以在“营业成本”下设置“碳成本”二级科目用以反映销售产成品中的相关碳成本；在库存、包装及运输环节，企业要努力减少碳消耗量及碳排放量，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做到库存节能环保、包装物回收再利用和运输低碳高效。

低碳经营活动产生的收益包括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直接收益如开发利用新能源下的低碳产品销售收入减去销售成本的余额，间接收益如提高能源利用率引起的能源节约减去低碳技术和设备超额投资的摊销后的差额。企业由低碳经营活动获取的收益可以用于支持低碳绿色产业链的构建。在原材料的采购、生产、物流、销售等重点环节实行低碳环保的基础上，通过低碳收益反哺、回馈的方式来带动产业链条的绿色变革，达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只有让企业的产业链“绿”起来，建立低碳产业圈，企业价值才能得到最大的彰显，这样才能打破国际贸易壁垒，更好的融入国际市场，使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投资活动核算

低碳经济下的投资活动是指企业与低碳有关的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和现金等价物等价物之外的投资及其处置活动。它既包括实物资产投资，又包括金融资产投资。

随着《京都议定书》的签订，国际碳交易市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日益成为推动低碳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机制。《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三种补充性的市场机制，来降低各国实现减排目标的成本，即国际排放权交易、联合实施机制以及清洁发展机制。我国目前碳排放权交易主要基于项目交易，即依托清洁发展机制产生的交易。在清洁发展交易机制下，对于卖方来说，碳排放权是一种具有投资价值的特殊经济资源，同金融衍生品一样具有自由市场，持有的目的是为了销售。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中对金融资产的定义，碳排放权满易性金融资产的特征，应将其确定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对于买方来说，购买方需要从外部购买碳排放权才能满足其生产经营需要，它是日常活动所必需的，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中对无形资产的定义，碳排放权满足无形资产的条件，应将其确定为无形资产。企业在从事碳排放权交易时，可做如下处理：出售企业在确认碳排放权时，可在“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下设置二级科目“碳排放权”，以反映其价值，并确认其所有者权益；在实际出售碳排放权时，对碳排放权的价值进行再确认，其公允价值变动引起的价值变动应计入公允价值变动科目；处置该金融资产时，其公允价值与入账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投资收益，同时调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于确认为无形资产的碳排放权在购买企业实际取得时，可在“无形资产”下设置二级科目“碳排放权”，相关交易费用直接计入成本核算。我国还可以借鉴日本绿色电力认证制度和PSP法案制度以及英国推行的再生能源义务证书来指导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的流通买卖。

其次，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企业应把握时机，迎接挑战，充分利用上述条件来引进新技术、购置相关设备，以此来增强节能减排能力，推动企业低碳技术创新和发展。在账务处理中，根据实际引进及购置发生额计入相关账户并进行核算处理。

（四）融资活动核算

银行业同样是参与低碳经济的一个重要主体，企业可以充分利用银行的资金支持来发展低碳项目。目前，全球已有包括花旗、渣打、汇丰等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宣布进行碳金融改革，在贷款和项目资助中强调企业的环境责任和企业责任，为从事节能减排、科技创新和环境保护的企业及项目提供信贷支持。同时，我国政府和金融界也在积极探索绿色金融项目的开发，如绿色信贷。兴业银行统计显示，截止2010年5月底，该行累计支持了400个节能减排项目，发放节能减排贷款295.52亿元。北京银行的数据显示，截止5月底，该行节能减排贷款12亿元，余额较年初增长9.2亿元，累计审批通过节能减排项目12笔，金额1.53亿元，有效地支持了节能减排类中小企业的发展。工商银行更是执行了“环保一票否决制”优先支持客户在新能源、节能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等领域的绿色信贷项目，新增贷款企业，新增贷款企业与项目全部符合环保要求，全行环保合格项目和客户贷款占比接近100.可以预见，未来金融资源将积极流向发展低碳经济的企业。因此，企业应顺应发展趋势，积极发展低碳项目，通过获取银行的资金支持来达到自身的发展壮大。除此之外，企业还可以通过能源服务公司申请技术融资。目前来看，银行业尚缺乏技术与效率改进方面的专业知识，而能源服务公司却能提供专门技术支持来保障企业低碳项目的实施。

对于的规模大、力量雄厚、技术先进的低碳板块企业可以通过发行低碳概念股票来募集资金。低碳板块企业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和新能源开发有关的企业，包括风能、核能、光伏发电、地热能、氢能等企业；二是与节能减排技术相关的企业，包括智能电网、建筑节能、清洁煤发电和清洁煤利用等企业。据相关数据显示，在过去几年的首次募股筹资中，仅国内的太阳内光伏制造业就发行了超过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帮助中国在2008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太阳能生产国。截止至2008年，国内最大的6家太阳能制造公司的市场价值超过了150亿美元。企业在发行低碳概念股票时，可以通过设置 “低碳股本”来核算募股筹资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者权益，借记资产的增加，贷记低碳股本，其余部分在扣除发行费用后计入“资本公积―低碳股本溢价”。

（五）信息披露

低碳会计体系是否具有可操作性依赖于低碳信息披露的完整、可靠。现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主要提供的是生产经营的效益指标，而对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环境资源指标均未披露。因此，碳会计信息披露应充分借鉴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为了反映企业碳排放承担的责任，企业应该编制独立的碳报告，并把其作为高碳行业的必要补充报表，编制有关碳会计报告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碳会计收支明细表等。碳会计报告应做到内容完整，信息表述真实、可靠。

低碳会计报告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在传统会计报表中增列低碳会计项目和附注中增加低碳会计信息，如在资产负债表中单独列示――碳含量，在损益表中单独列示――碳消耗费用，在附注中列报减碳项目、产品含碳比等信息。二是单独报告，即提供单独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等信息。无论采用何种形式，企业都需要提供诸如能源消耗强度等非财务信息，以便更好的反映企业的碳足迹。目前国际标准化组织已提出公认的计量方法，而且对碳排放的报告信息也有公认的鉴定方法，国际审计和鉴证委员会已开展项目，研究制定新的国际准则《碳排放信息的鉴证业务》。低碳会计信息披露应立足于将涉及低碳的内容列入会计要素，扩充报表体系，成为其必须披露的内容，防止有关部门和企业的短期行为。披露信息的方式除单独对碳要素进行考核，还有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及报表附注形式。资产负债表中增加反映碳资产、碳负债的内容，来披露企业因生产耗用或损害碳资源负担的社会责任；利润表将与环境有关的收益和损失纳入反映系统，计算得出低碳净利润；在财务报表附注中要列示低碳财务评价指标信息，包括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两类。其中定量指标，即以一定比率反映企业的低碳能力，主要有低碳单位收入能耗(年度企业碳能耗总量/企业营业收入)、单位利润碳排放(年度企业碳排放总量/企业净利润) 、碳资产比(年度企业碳资产/企业总资产*100)；定性指标，即从宏观层面做相应的比较分析，包括与政策吻合程度分析、企业低碳理念分析、环境事故情况分析等。通过非财务指标披露，不仅可以反映企业低碳能力和碳减排的履行情况，还能促使管理层按照低碳经济发展战略行事，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

（五）碳税制度

我国税收具有导向性。低碳经济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国家应充分利用税收手段加以扶持。我国可以建立相应的碳税制度从税收上给予引导、利用税收杠杆使资金合理的流向低碳企业、发展低碳经济来促进低碳产业的发展，使之发挥积极作用。

在国外，开征碳税已有先例。1991年，挪威开始对所有碳排放的65%征收碳税，所有制造行业及温室行业的电耗都适用这项税收；丹麦于1993年开始对家庭和工业行业征收碳税；德国于1999年开始对汽车燃料、燃烧用轻质油、天然气等征税；2001年，英国开始气候变化征税，主要在电力、煤炭、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出售给商业和公用部门的环节上征收。其中，瑞士政府1999年开始应用旨在减排的法律，并于2000年5月正式开始实施。根据京都议定书设定的目标，这项法律规定瑞士到2010年的碳排放将比1990年减少10%。

可以预见，碳税制度将成为我国税制一大重要内容。2009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了《关于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及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对清洁基金取得的某些收入实施免征增值税的政策。由此可以看出，碳税作为环保税中的一个主要税种在我国已具备开征的条件。我国开征碳税可以设立直接针对碳排放征收的税种，增强税收对于二氧化碳减排的调控力度，抑制碳排放量，引导企业向低碳经济方向发展，实现环境与效益双达标的目的。同时，可以对低碳企业给予更多的税收优惠，实施税收优惠与征收碳税双管齐下，齐头并进，进一步刺激企业发展模式乃至整个产业链优化转变。碳税的征收对象应暂定为从事高碳高污染行为的企业，对行政事业单位和居民暂不征收。企业在缴纳的碳税时可以借记“营业税金及附加”，贷记“应交税费―应交碳税”。 其次，纳税企业应按照企业活动中的污染物排放量的实际数值作为计税依据，对不同的应税项目采用不同的税率。至于碳税中不同税目的税率制定以及污染物排放量的限度仍需国家税务部门和相关学者结合我国实际国情研究后出台相关规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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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谢晓峰，“低碳经济”对我国企业环境会计的影响和意义【J】.财务与会计导刊，2010（6）

双碳的基本内涵范文第3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 出口贸易 外贸出口模式 碳关税 碳交易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8-0136-05

一、低碳经济概述

（一）低碳经济内涵

“低碳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2003年英国政府发表的能源白皮书《我们的能源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所谓“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低碳经济”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其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和清洁能源开发。“低碳经济”的核心是通过新型清洁能源技术、能效提高技术、降耗减排等能效创新技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各行业的广泛推广和大规模运用，建立清洁能源利用机制，由此促进现代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降低社会生活耗能，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即摒弃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建立新型可持续循环发展的无污染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二）各国低碳经济举措

“低碳经济”是在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与发展产生严重威胁的背景下兴起的，随之“低碳贸易”“低碳社会”“碳关税”等概念也被相继提出，同时各国各种低碳经济措施应运而生。

2003年，英国政府在能源白皮书中提出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计划到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到2050年减少60%，建立成低碳社会。2007年6月，英国公布了《气候变化法案》草案，明确承诺到2020年，削减26%-32%的温室气体排放，到2050年，实现降低温室气体排量60%的长远目标。

2007年12月，联合国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制订了世人关注的“巴厘岛路线图”，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减排25%-40%，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无具体要求。

2008年1月欧盟委员会提出《气候变化行动与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旨在带动欧盟经济向高能效、低排放的方向转型，并以此引领全球进入“后工业革命”时代。根据该计划，欧盟承诺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耗总量的比例提高到20%，将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一次能源的消耗量减少20%，将生物燃料在交通能耗中所占的比例提高到10%。

2009年3月，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表示，如果其他国家没有实施温室气体强制减排措施，美国将征收碳关税。同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除提出美国未来几十年碳减排的框架目标，还规定从2020年起，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未实施碳排放限额的国家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

二、我国传统的外贸出口模式——“高碳经济”

低碳经济的兴起促使国际贸易的低碳化趋势，与之相对的却是我国以“高碳经济”为特征的传统外贸出口模式。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得到了飞速发展。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中国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占全球出口产品比例接近10%。对外贸易的持续快速发展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对外贸易长期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具有“高碳”的特征，随着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传统的“高碳”出口模式暴露出自身存在的严重缺陷。

（一）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以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

我国传统的对外贸易发展模式是出口导向型，出口商品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如表1），具有“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特点。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出口的高能耗产品的能源消耗占国内能源消耗总量的1/5左右，我国出口产品的单位能耗比发达国家高出25%，机电、化工、有色金属等出口贸易重点行业，单位产品能耗高出世界先进平均水平40%以上。

随着对外经贸的不断发展，生产出口商品依赖传统能源支撑所引起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在国内和国际节能减排的双重压力下，为谋求经济可持续发展，积极促进能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迫在眉睫。

（二）出口贸易方式以加工贸易为主，“低技术、高能耗、高污染”

长期以来，我国出口贸易方式以加工贸易为主，所占比例高达50%左右。表2显示我国从2007年开始，加工贸易占年度出口贸易总额比例虽然逐年下降，但总体上降幅不大，2012年加工贸易比例仍然高达42.11%。

由于我国长期积极引进外资，实行优惠的外资政策，这使得大量高耗能、高污染的外资项目被引进国内东部和中部地区。这些项目在推动地方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的同时，也以跨国投资形式将大量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环境污染密集型、能源耗费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这些产业都是发达国家的夕阳产业或高技术产业的低端加工环节，不仅使得我国目前能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低技术、高能耗、高污染”的加工产品也使得我国处在国际贸易链条的低端位置，产品附加值低，并经常遭遇各种绿色贸易壁垒。

（三）出口贸易以货物贸易为主，服务贸易总体水平不高

与飞速发展的货物贸易相比，我国服务贸易仍然处于发展初期。从表3可以看到，2003年至2010年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与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对比悬殊。2010年，我国货物输出达到15779.3亿美元，而服务输出仅为1702亿美元，相差14077.3亿美元；在2005年与2006年间，货物出口和服务出口的比例更是分别达到10.60：1和10.01：1。同时，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相比较，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份额都是相当低的。2007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3.29万亿美元的比例仅为3.65%，相当于美国的24.5%，德国的48.4%。①

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长短脚”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短板”，不仅制约了商品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还将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低碳化发展的阻碍因素之一。

三、低碳经济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

“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各国“低碳经济”措施的施行，对我国出口贸易来说，势必产生重大影响。征收“碳关税”，施行“碳标准”等措施，对于具有“高碳经济”特征的我国对外经济来说，都将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但是，不可否认，“低碳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给我国对外贸易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将为我国低碳产业发展，实行出口贸易绿色化从而实现我国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推动作用。

（一）低碳经济对我国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

1.碳关税成为新型的绿色贸易壁垒

2009年6月22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的《限量及交易法案》和《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授权了美国政府从2020年开始，可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惩罚性的碳关税，即对进口排放密集型产品如电解铝、钢铁、水泥、化工产品和机电产品等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而实际上，这是一种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新型的绿色贸易壁垒。

所谓“碳关税”（Carbon Tariffs），是指对高耗能的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税，主要针对进口产品中的碳排放密集型产品而进行的关税税收。

高耗能产品在我国出口总额中占据了很大的份额，其中包括电解铝、电解铜、各类机电产品、化工产品、钢铁产品、家电产品等各类产品。以中美贸易产品中的机电产品为例：2008年我国对美国出口机电产品1528.6亿美元，约占我国对美国出口总额的60.6%。而机电产品恰恰是“碳关税”中所指的主要“高碳产品”之一。由此，可以预见，一旦碳关税开征，我国的对外贸易将受到巨大的冲击。

其次，我国当前的出口企业大部分仍然以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而这些出口企业中不少是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因此，一旦开征碳关税，环境成本就会抵消劳动力成本优势，从而使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大大减弱，国际市场份额不断减少，出口企业整体受到打击的同时，也会使对外依赖度较大的我国整体经济受到重创。

然而，尽管“碳关税”看起来那么冠冕堂皇，却无法掩饰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不公平性。

首先，征收“碳关税”违背了WTO的“自由贸易”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WTO的宗旨在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实现贸易自由化。自由贸易的本质在于在WTO规则框架下，尽可能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扩大成员之间的货物、服务和知识产权贸易。而“碳关税”则是采取了关税手段限制他国产品进入本国，与WTO提倡的“自由贸易”原则相背离。同时，“碳关税”也违反了“最惠国待遇”原则，即一成员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给予任何其他国家（不论是否是WTO成员国）的优惠待遇（包括利益、特权、豁免等），应立即和无条件给予其他各成员国。而征收“碳关税”，各国环境政策和环保措施都不同，对各国产品征收额度也必然存在很大差异，这就会直接违反“最惠国待遇”原则，必然造成国际贸易秩序混乱，导致各种国际贸易战。

其次，征收“碳关税”违反了《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展中国家暂不承担排放额度。在历史和现实上，发达国家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应该承当更大的责任。而征收“碳关税”则意味着实施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以相同的减排标准，这违背了《京都议定书》中的对发展中国家的“区别责任”原则。在全球经济贸易发展中，让发展中国家背负“污染环境”的责任，给发展中国家增加压力是显失公平的。

2.低碳主义可能滋生各种技术性贸易壁垒

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由于各个不同国家的产品标准、法规及合格评定程序对国际贸易造成的阻碍，或者一国有针对性的指定某种标准和法规，将国外竞争者置于成本劣势。技术性贸易壁垒作为非关税壁垒，具有隐蔽性、可操作性和针对性的特点，因此常常被发达国家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

WTO反对非关税贸易壁垒，并为减少和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技术性壁垒，制订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然而，协议同时规定为实现“维护国家基本安全，保护人类生命、健康或安全，保护动植物生命或者健康，保护环境，保证出口产品质量，防止欺诈行为等”合法目标，可以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这就为某些打着“保护环境”口号的低碳主义者实施各种技术性贸易壁垒找到了“合理”的理由。

“低碳经济”的兴起和“金融海啸”过后的经济复苏可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契机。以欧盟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一旦开始设置市场准入的“碳标准”认证，我国的大部分“高碳”产品可能因达不到标准而被排除在市场之外。此外，为使出口产品达到相关技术标准，必然会牵涉到从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的监督与检验从而建立更为严格的管理体系，同时生产商必须将大量的资金人力投入到西方标准的认证工作，因此大大增加了产品成本，降低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3.低碳经济将导致世界政治的博弈和国际经济关系的调整

历史实践证明，两国政治经济关系改善，能够促进两国国际贸易；而两国政治经济关系恶化，则会阻碍两国国际贸易的发展。作为国际贸易的晴雨表和指向标，世界政治格局的改变将影响着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关系。

而低碳经济下，全球气候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演变成当今世界政治的主要议题之一。欧盟将气候变化问题作为重大的外交政策，并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施压者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美国总统奥巴马一改原布什政府的政策，高调宣布要加入世界气候谈判并成为领导清洁能源发展的国家；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则既遭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又由于经济发展必将增加能源消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面对这场激烈的国际政治博弈，各国争论最多的是，谁应该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

实际上，低碳经济是一个关于国际政治经济话语权重组争夺的问题，是发达国家在其世界主导地位遭受新兴国家挑战后，试图利用科技话语和法律话语来继续领导世界的新方式，是约束新兴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工具。

然而，中国的崛起和“高碳经济”与之形成了对应关系。由于中国在最近的30年里是以中国制造和世界工厂不断崛起的，并且伴随着能源的高消耗，使得中国成为“低碳经济”中西方各国争论的指向矛头。

中国如不积极参与到全球气候问题的协商谈判中，在这场政治博弈中取得有利于我国的一席地位，我们将面临的不仅是碳关税和其他碳壁垒，还可能面临着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恶化，进而给我国的出口贸易造成严重阻碍。

（二）低碳经济对我国出口贸易的正面影响

1.推动我国出口贸易绿色化，减轻环境和能源压力

“低碳经济”的兴起将引起国际社会向“低碳消费文化”发展，以及各国积极实施各种“碳关税”“碳准入”等措施。这将会使众多“高碳”出口企业为保持出口产品的竞争力、生产适销对路的“低碳产品”而更加注重节能减排问题，将其作为其经营工作中重要的一环，并努力使企业向低碳企业发展。也就是说“低碳经济”作为一种外力也会反过来促使国内企业不断进行转型升级，节能减排。这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减少我国煤炭资源利用、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碳排放的作用，从而推动我国出口贸易绿色化，减轻国内的能源和环境压力。

2.推动我国低碳产业的发展，增强出口竞争力

“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对中国的对外贸易有着较大的冲击，但同时，它也对我国低碳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随着国际消费者环保节能意识的提高和各进口国对碳排放要求的日益严格，我国一些“低碳”出口产品开始在国际上走俏。以中国制造的电动自行车为例，由于符合环保节能的时尚，近年来中国制造的电动自行车在欧美市场上广受欢迎。而随着中国政府践行哥本哈根会议上提出的“碳减排”承诺和中国政府对新能源汽车的政策支持，中国汽车产业将不仅在劳动力成本上拥有后发优势，而且也能够在节能环保技术上拥有占先优势。“低碳经济”的兴起给我国低碳产业出口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应该对这些产业给予更多力度支持，促使出口产品低碳化，增强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

3.碳交易或成为我国国际贸易的新领域

所谓“碳交易”，是指碳排放权交易，即在量化了各个国家碳排放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体系，买卖碳排放量配额，企业减少碳排放量，其减排指标可在国际市场出售，其他企业则可以买进碳排放量配额。而实质是，一方面让生产企业为了将本企业得到的碳排放配额出售获利，从而采取更清洁的技术和生产能源；另一方面，碳排放量较大的企业在保证正常生产的情况下，为了节省购买碳排放配额的资金，而选择其他可替代的清洁能源，从而使社会总的碳排放量降低。目前，碳交易有三种主要形式：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联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JI），排放交易（Emissions Trade， ET）。

碳交易是低碳经济下，世界各国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取的市场机制。历史经验证明，如果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导和介入，仅仅通过企业和个人的自愿或者强制是无法达到减排目标的。而碳交易则能够将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联通起来，通过金融资本的力量引导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碳交易本质上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动力机制和运行机制，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机结合，成为国际贸易的新领域，是未来低碳经济的“制高点”，代表了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

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通过碳交易取得了显著的环境和经济效益，如美国堪萨斯州的农民通过农田碳交易，获得了新的农业收入来源；日本则把碳排放权交易看做是“21世纪第一个巨大商机”，近年来通过在世界各地大量购买和销售碳排放权，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入。

作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资源国，中国被认为是最有潜力的碳交易市场。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正积极参与碳交易。例如，2005年10月，中国最大的氟利昂制造公司山东省东岳化工集团与日本最大的钢铁公司新日铁和三菱商事合作，展开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业务，成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项目。

随着国际社会积极倡导“低碳经济”，碳交易的大力兴起，碳交易将成为我国国际贸易的新领域，为我国带来环境与经济的双重效益。

四、我国出口贸易应对低碳经济的措施

（一）创造有利的贸易环境

1.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中有利于我国的机制

WTO应该成为低碳经济下我国防止和抵制西方国家“碳关税”和其他碳壁垒的机制。中国要始终坚持世界贸易组织的“自由贸易”和“最惠国待遇”原则，通过加强与国际社会在“碳关税”和碳排放问题上的沟通、协商和谈判，反对各种碳壁垒，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将气候问题和“碳关税”作为不同领域的问题分别加以解决，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争取更为有利的发展时机和发展空间，使我国在国际经济规则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

此外，面对其他国家强行实施的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的措施，我国可以参照美国、英国、日本、丹麦、瑞典等国的措施，在国内开征“碳税”，即通过对燃煤和石油下游的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品，按其碳含量的比例征收来实现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因为从WTO框架来看，对未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征收惩罚性的“碳关税”是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歧视性做法。但在气候变化协议框架下，又是可采用的。如果中国自己先征收“碳税”，就可以通过WTO禁止双重征税原则阻断西方经济大国的碳壁垒意图。故而，我国可尽快开征碳税以防范中国产品出口将面临的全球性惩罚性碳关税的要挟，减少我国与其他贸易国的贸易摩擦。

2.实施积极的“环境外交”战略

低碳经济下，中国应该进行外交战略的转变，即变被动的“环境外交”为主动的“环境外交”。

首先，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要积极参与到国际多边及双边合作，一方面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国家利益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向国际社会展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决心，从而为我国出口贸易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我国政府要积极主动承担环境保护责任，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如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中，中国向世界提出碳自主减排的承诺，为我国低碳之路的发展争取了主动权。

其次，由于目前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碳排放量参照标准，给某些企图通过“碳壁垒”进行贸易保护的进口国以可乘之机，因此，中国应当积极联合各个国家，推动和参与制定合理的国际碳排放量参照标准，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

再者，我国应与国际社会积极协作，加强同各国的技术合作和技术贸易，致力于发展清洁能源和提高能效方面的全面合作，为国际社会低碳化、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保护人类的共同利益作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我国要认真研究和分析国际气候变化形成的新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识别和分析新的利益集团及其相互的博弈和制衡关系，以及其对中国整体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定位的影响，从而识别并应对低碳经济给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带来的影响。

3.企业自身加强国际贸易规则的学习，抵制国际贸易保护主义

在国际社会低碳化的进程中，出口企业要提防某些打着“绿色主义”口号的国家通过制定各种“碳壁垒”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就要加强自身的学习，了解各国法律法规，熟悉国际贸易规则，熟知国际贸易法规，变被动为主动，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

（二）积极响应“低碳经济”，推行绿色贸易

1.出口企业自主创新，节能减排，促进产业低碳化

从企业自身来说，出口企业应当树立良好的绿色环保意识和长远的发展目光，积极参与到企业生产经营的转型与升级。企业应当重视技术改造与技术革新，加大研发的投入，开发拥有自主产权、具特征化和品牌化的产品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

从国家层面上，政府应该制定相关产业政策，给予较大的力度支持和引导，鼓励和支持发展先进技术，限制和淘汰落后生产能力，逐步改变我国出口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的现状，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通过开展低碳产品认证制度，限制高碳产品的出口，促使企业节能减排，增强出口竞争力。

2.调整出口贸易结构，创造服务贸易新增长点

一方面，由于我国出口产业中，“高碳”产业居多，比如加工产业、造纸业、化工业和钢铁业等，为了应对碳关税等贸易壁垒，我国应加大对低碳产业的扶持力度，使竞争优势向低碳产业集中，增加低碳产品在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另一方面，低碳经济下，服务贸易将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新的增长点，因此要进一步推动服务贸易的发展，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为服务贸易注入更多的高科技含量，提高我国服务贸易的整体竞争力，使我国的对外服务贸易从规模到水平上都得到根本的提升。

3.积极响应国际低碳化号召，推行出口行业能源结构改革

“富煤、少气、缺油”的资源条件，决定了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低碳能源资源的选择有限，这就加重了我国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的出口产品的“高碳”特征。因此，我国要推动出口产业低碳化，就要推动以再生能源为核心的能源革命，大力发展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和核电等新能源，改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提高能源效率，节约能源，加强能源技术领域的研发力度与国际合作。这不仅符合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根本转变的需要，而且有利于降低经济增长对能源的依赖，成为我国积极响应国际低碳化号召，实行“绿色贸易”最有效的低碳路径。

（三）建立拥有话语权的碳交易机制，积极参与国际碳交易

作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资源国，我国是最有潜力的碳交易市场。但是，由于国际碳交易规则基本上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我国缺乏话语权。例如，CDM项目是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主要形式。2008年中国CDM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量的成交量，占世界总成交量的84%。但是，由于我国缺乏与国际碳市场二级市场直接交易的平台，我国这些核证减排量只能以低廉的价格卖给发达国家，从而使国外的交易机构获得暴利，而我国沦为发达国家廉价减排的工具。

因此，低碳经济下，我国要建立拥有中国话语权的碳市场体系，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国际交易市场中，通过市场机制的方式来调动全社会发展和利用清洁能源的积极性，促进企业转型升级、节能减排，以最低的成本降低我国碳排放量，推动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从而使我国以高附加值的清洁产品参与国际竞争，提高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最终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重效益。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参考文献】

[1]杨志龙，李奇璘.对我国出口贸易模式的分析和思考[J].北方经济，2009（5）：60-62.

[2]张向晨.碳关税是否符合WTO规则？[J].WTO经济导刊，2009（12）：87-88.

[3]王双.“低碳经济”——开启绿色增长新时代[J].时代经贸，2009（153）：24-29.

[4]徐瑞娥.当前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政策的研究综述[J].经济研究参考，2009（66）：34-40.

[5]徐冬青.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做法与经验借鉴[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6）：12-16.

[6]杨圣明.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与中国低碳经济发展[J].时代经贸，2009（153）：16-23

[7]周芳.浅析低碳经济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J].科技信息，2009：356-357

[8]徐驰.碳关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分析及应对措施[J].技术监督教育学刊，2009（1）：75-80.

[9]盛立中.中国将积极迎战碳关税[J].大经贸，2009：82-83.

双碳的基本内涵范文第4篇

2009年银行业发展状况

银行信贷猛增推动经济复苏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剧和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中国政府果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2008年四季度至2010年的4万亿元扩大内需的投资计划逐步实施的带动下,随着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带来银行配套资金的大量释放,信贷狂潮持续了整个2009年前半年。据统计,2009年全年新增信贷投放创历史纪录高达9.59万亿元,全年信贷增速高达34%。其中,1月、2月、3月、6月为贷款新增的高峰期,四个月新增贷款合计为6.14万亿元,占总新增贷款比例的64.63%。

2009年商业银行的巨量信贷投放改善了全社会及企业的流动性状况,助推了企业生产的企稳回暖,提升了企业景气和企业家信心程度。银行信贷资金在推动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也拉动了国内GDP的增长。2009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3.54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7%,其中投资拉动占比为80%。毫无疑问,银行杠杆成为中国实现经济复苏的最大功臣。

以量补价难以遏制利润增速下滑

由于执行反危机的降息政策,银行整体息差水平比2008年显著缩小。中国内地人民币业务净息差为2.21%,较上年下降0.49 个百分点;中国内地外币业务净息差为1.44%,较上年下降1.45 个百分点,但与上半年相比降幅明显收窄。

净息差下降的主要因素包括:(1)人民币基准利率和市场利率大幅下降。2008年9〜12月,中国人民银行连续降息,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累计分别下降了1.89和2.16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下调幅度大于存款利率,存贷款利差收窄。基准利率下调对生息资产和付息负债利率水平的影响在2009年充分体现。与此同时,市场利率大幅下行。2009年,人民币七天SHIBOR利率平均值为1.24%,较上年下降1.68个百分点。一年期央票收益率平均值为1.50%,较上年下降2.17个百分点。(2)外币市场利率大幅下降。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全球主要经济体利率维持在历史低位,市场利率震荡走低。2009年,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0.25%的目标区间,欧洲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维持在1%的水平,英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维持在0.5%的水平。截至2009年末,六个月美元LIBOR为0.43%,较上年末下降1.32个百分点,六个月EURIBOR为0.99%,较上年末下降1.98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贷款结构变化显著,贷款收益有所下降。―是2008年下半年起贷款基准利率快速下调,直接限制了商业银行贷款收益水平的提升。二是新增贷款结构欠佳,上半年新增贷款中低收益的票据贴现占比达到23%。虽然中长期贷款占比有所提升,但仍不足以弥补贴现对贷款收益率的影响。三是市场流动性充裕,机构间竞争更趋激烈,贷款定价水平达到历史低位。这些因素使得银行净利差刚性收窄,银行不得不采取“以量补价”策略,持续扩大信贷投放规模,以努力实现银行收入水平、利润水平的增长。银监会2009年年报显示,2009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税后利润6684亿元,资本利润率16.2%,资产利润率0.9%,利润结构中净利息收入占到了63%。可以得知支撑盈利增长的贡献主要来自于信贷规模接近34%的增速扩张。从各大银行年报数据中可以看到,银行以量补价的策略未能奏效,利润增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进入统计数据的17家银行中,工行、中行、华夏、深发展、兴业、民生、浙商、渤海这8家银行2009年资产利润率较2008年获得提升,广发基本持平,其余都是略有下降。从全行业来看,净利润增速从2008年的32.85%下降到14.36%,以量补价难以遏制住利润下滑。

银行资本充足率快速降低,补充资本压力巨大

2009年上半年银行业“以量补价”策略的实施,使得部分资本状况一般的银行在资本充足指标方面下滑明显,接近监管底线。随着银行信贷规模的快速增长,各银行的贷存款比例处于高位,大部分银行接近75%的监管上限,小部分银行比如中信、光大、深发展、民生已经超出监管范围之外,分别为79.62%, 80.35%,79.14%,76.56%。

天量信贷投放使得各银行资本消耗严重、未来资本补充压力较大。在对17家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的资本状况进行对比考察后发现,各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与2008年相比,工行下降0.85%,农行下降0.49%,中行下降1.74%,建行下降0.86%,交行下降1.39%,分别降至9.9%、7.55%、9.07%、9.31%、8.15%。股份制银行中深发展和浦发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处于较低水平,分别为5.27%和5.06%,接近监管红线;而渤海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下降幅度最大,从2008年高水平的13.17%下降到2009年的7.43%。

2009年各类商业银行积极通过发行次级债和混合资本债,以补充附属资本。截至2009年11月,有24家商业银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债券,合计发行规模2655.5亿元;两家银行发行混合资本债,合计发行规模100亿元。其中发行量最大是国有商业银行,其发行量占到了77.10%。建设银行2009年分别于2月、8月、12月发行三期次级债,合计发行规模800亿元,是2009年发行债券规模最高的商业银行。

由于银监会于2009年10月下发了《关于完善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的通知》,规定商业银行持有其他银行发行的资本工具余额不得超过其核心资本的20%的规定,并对银行间存量互持的次级债采取以7月1日为红线的“新老划断”方式扣减的办法,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次级债券和混合资本债券的需求量,使得商业银行纷纷采取各种措施补充资本,包括二级市场配售、定向增发、引入战略投资者、H股上市等。

2010年中国大型银行的资本缺口压力仍然很大,纷纷宣布了筹集新资本以充实自身资产负债表的计划(表1)。上市银行增发无疑会成为2010年资本市场的重头戏。然而,上市银行增发仍然蕴含着风险。就银行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银行并不完全是真的资金紧张,而是信贷结构和资产结构严重失衡。因为,2009年的天量信贷,绝大多数都给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和开发商,而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农村经济组织等获得的信贷支持相当有限。在这样的信贷结构下,银行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就很难发挥,经济复苏的基础也很难牢固。因此,大规模的融资完成以后,银行能否给实体经济以最大力度的支持呢?如果银行继续按照现在的经营思路,继续把信贷资金投向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开发商,那么,融资不仅不能化解银行的风险,反而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监管政策收紧,银行疲于应付

伴随着银行贷款的高速投放,为防范风险,2009年下半年以来,围绕提高拨备覆盖率、资本充足率、信贷投放速度和投放结构以及新业务开拓等方面,银监会进一步提高了对银行风险管理的要求,加强了监管力度,以防潜在风险,特别是《关于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的通知》对于资本充足率的影响是很大的。

资本新规具体包括:将资本充足率达到10%作为审批商业银行新业务、新机构准入及提升监管评级时的硬性指标要求;对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债补充资本充足率的行为有所限制;对银行间交叉持有的次级债计入附属资本进行更严格的限定。在将次级债计入该银行附属资本的过程中,将2009年7月1日定为标准时点,按照“新老有别”的原则将银行交叉持有的新发行次级债从附属资本中扣除等。上述监管新规,将进一步加剧商业银行受到资本充足率硬性约束限制的程度,并将影响其信贷业务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银监会监管收紧对于银行业的影响非常大,银行拨备覆盖率明显提升。从各大行2009年年报可以看到,17家银行中除了农行和中信没有达标之外,其余全部达到了150%拨备覆盖率的监管要求。国内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为144.1%,比年初上升22.7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

除了资本监管加强外,贷款新规也对银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银行面临着经营和监管的双重挤压。中国银监会2009年出台的《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项目融资业务指引》以及2010年2月正式颁布实施的《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在业界被统称为贷款新规的“三个办法一个指引”)都使商业银行在经营活动、符合监管要求的过程中显得左右为难。这些新规的出台,在帮助银行实行贷款全流程管理、规范贷款操作行为、防范潜在信用风险、确保银行业稳健运行的同时,也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观念更新、管理措施跟进、目标客户维护以及人员素质提升等提出了严峻考验。《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初衷在于通过加强贷款支付的管理,强化贷款用途管理,减少贷款挪用风险,避免银行贷款进入股市、楼市而非实体经济领域。而大客户的接受度不高,这给银行维护客户关系、推进《办法》的实施带来了困扰。银行试图通过用流动资金贷款代替固定资产贷款,以及化整为零的变通方法也在《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下再一次受阻。

后危机时代银行业风险分析

存款活期化,贷款中长期化,错配风险集聚

存款活期化。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活跃和经济的企稳回升,存款进一步活期化的趋势明显。从储蓄存款的定、活期结构来看,2009年居民储蓄存款中,活期存款占居民储蓄存款的比重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下半年活期存款新增额高于定期存款新增额。说明储蓄存款的稳定性趋于下降,存款活期化趋势日益明显,流动性风险加大。

新增贷款长期化。2009年上半年,在投资结构上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票据融资占比逐步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企业中长期贷款大幅上升,与前期相比,显示流动性更多地进入实体经济。通过对17家全国性商业银行2009年贷款构成的研究发现,从2009年7月贷款构成中新增中长期贷款规模达到了当月新增贷款规模的2.38倍,9月份更是达到3.41倍,新增贷款长期化趋势非常明显,这种情况和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密切相关,因为绝大部分中长期贷款投向了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和其他投资项目。但是在20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内,为支持宏观经济持续回升,银行新增中长期贷款的规模必须得以保证,因此,商业银行将面临较为严重的资金流错配风险。

从中长期贷款的部门流向来看,中长期贷款过多地集中在了企业部门。目前,企业部门获得的中长期贷款占76.2%,从2007年底流向居民部门的中长期贷款比重持续下降,直至2009年二季度之后有所回升。

再观察企业和居民消费两个部类中长期贷款的占比。首先,居民消费性贷款中中长期贷款占了绝对的份额,虽然近年来持续下降,但仍高达88%。居民消费性贷款主要是住房按揭贷款,其比重如此之高与中国的消费信贷市场的欠发达有关,但居民消费性贷款如此高比重集中在中长期贷款尤其是住房按揭贷款上,实际上大大压抑了居民的其他消费支出。其次,企业部门的贷款快速的向中长期贷款集中。2005年第一季度非金融性公司的贷款中,中长期贷款只占34.5%,到2009年四季度这一比重上升到了50%。企业获取中长期贷款一般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设备购置等,当经济处于下降周期中时,会有大量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甚至倒闭,企业部门贷款中如此高比例的中长期贷款实际上增加了银行体系的风险。

信贷投放集中。观察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贷款投向不同行业的比重发现,中长期贷款集中配置在制造业、交通运输行业、房地产业、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行业以及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行业,这五大行业所占的中长期贷款比重分别为17.1%、20.8%、32.2%、16.7%以及8.1%,共占中长期贷款的94.8%。如果将交通运输、电力和水的生产以及水利算作基础设施和公共投资的话,这部分中长期贷款占到总的中长期贷款的45.6%。从我们的分析来看,中长期贷款过度地集中在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行业,这本身就极大地提升了中长期贷款的风险。

中国银行体系中中长期贷款比重上升过快,与存款期限匹配性差,同时,中长期贷款过度集中地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行业,这些都系统性地提高了商业银行的风险,也制约了下一年度中长期贷款份额的上升空间。反思中长期贷款过度集中的投放特征,实际上集中体现了中国经济当前的增长模式的风险。

中国经济虽然呈现了高速的增长,但我们的增长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房地产行业,这都系统性地提高了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而且增长速度越快,风险就越大。同时,中国目前间接融资规模过大的金融结构也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直接的表现就是我们上述提到的中长期贷款在整个贷款中的占比过高,中长期贷款投向过度集中。因此,要系统性地降低中长期贷款的风险,依靠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是不够的,也是无法实现的,最终的转变还有赖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贷款主体“亲政府化”,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激增,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隐现

在贷款向市政建设、公共事业项目集中的同时,贷款主体自2008年末和整个2009年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贷款主体向国有大型客户集中,二是2009年以来的新增贷款中的主要投向之一就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由于当前国内信贷业务具有的较高收益能力以及国内商业银行经营转型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各商业银行对于信贷市场的争夺非常激烈,信贷市场占比仍是衡量商业银行经营地位的核心指标之一。在中央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商业银行自然不能错过通过信贷扩张改变竞争地位的机遇。政府融资平台一方面具有政府信用背景,另一方面,融资平台涉及的工程中不少是地方的重点项目和投资热点,所以加大对政府主导的融资平台贷款就成为银行必然的选择。

银行贷款集中投向大国企

尽管国家一再强调向中小客户倾斜,但是出于对规模、成本和资产质量的考虑,大部分商业银行仍把信贷资金向大客户集中。从各大银行2009年年报数据可以看出,华夏、广发、深发展、兴业、民生、恒丰、浙商的客户集中度都比较高,其中广发在图11中比较显眼,单一客户贷款比率达到了10.21%,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率达到了56.43%,全都超过了监管要求,贷款集中性风险较高。

从本次投资增长的结构来看,国有企业投资大幅增加,相反,民营企业及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反而出现下滑,因此贷款集中度大幅增加。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政策、政府刺激计划,短期内在应对危机上确实能够取得一定成效;但政府投资主导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如果操作失当也可能蕴含着较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来自政府部门的投资需求具有不可持续性,如果居民部门作为最终消费者其收入在总体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下降,需求和供给最终将无法平衡。从这个角度看,当前的政府投资能不能带动私人部门的投资、能不能切实转化为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将成为政府经济刺激计划成败的关键。

目前我国所实施的反周期政策在经济衰退时能够拉动经济增长,一旦经济复苏,新一轮的宏观调控就将再次挤压过剩产能,并导致严重的银行呆坏账风险。20世纪90年代经济下滑时期银行信贷急剧扩张之后所引发银行不良贷款率高企,可谓前车之鉴。

地方政府过度融资把银行引入风险境地

2009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成了各级地方政府扩大融资、投资的重要机遇期。2009年地方融资平台的借贷规模猛增2倍以上,即目前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大部分是在过去一年形成的。大规模的投资拉动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的信贷干预问题越来越突出,而与之相联系的道德风险将严重侵蚀商业银行的贷款质量。来自中国监管部门的资料显示,2009年末,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通过超过3000多家融资平台获取的各项银行贷款余额已经累计7.38万亿元,其中2009年新增投放3.05万亿元,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占到了各行一般贷款余额较大的比例,如图12,2009年末光大银行平台贷款余额占到了一般贷款余额的33.1%,兴业银行为29.4%,平台贷款集中度比较高。地方政府在投融资冲动下,基本没有考虑本级政府实际可承受能力。由于地方政府贷款建设的项目,大都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无法用项目本身产生的效益来归还银行贷款,要用当地本级政府未来的财政收入来归还。巨大的还款压力对一些相对财力较弱的地方政府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对商业银行经营产生诸多影响,引发各种风险因素。短期来说,由于投资和信贷政策的收紧,地方政府的一些投资项目可能难以继续融资,从而导致工程烂尾,进而造成银行的坏账;中长期来说,地方政府融来的资金主要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这类投资一般都有回收期长而且低收益甚至无收益的特点,即项目本身的还款能力相当弱,主要靠财政收入偿还,而地方财政收入又是不稳定的,不仅对经济周期敏感,而且因土地收入已占20%以上,直接受着房地产市场冷热的影响。此外,极端情况下,某些地方政府违约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因为近年地方政府较普遍的以财政对借贷进行担保的做法,严格地说在法律上是无效的。这些情况有可能成为银行体系信贷质量方面的长期隐患。

多数银行平台贷款增量集中度超过25%,兴业银行平台贷款增量集中度超过60%,比较突出。如此高的集中度可能会提升银行未来的不良贷款率,进而影响盈利。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多为中长期的基建类贷款,而建设周期通常长达2〜3年,因此在随后两年有进一步融资需求,当偿还本金高峰来临时,融资平台不良贷款对银行业2012〜2014年的盈利将产生较大的影响。按照中金公司的估算,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将在目前7.38万亿元的基础上进一步上升,后续贷款约为2万亿〜3万亿元,直到2011年达到峰值,为9.8万亿元,之后逐步回落,2014年为4.9万亿元,接近于2008年底的水平。从2012年起偿还本金的金额显著上升,2013年达到峰值,为2.3万亿元。假设2013年融资平台贷款的不良率为3.36%,关注类贷款比率为13.45%,商业银行对不良贷款拨备比例为100%,对关注类贷款拨备比例为5%,则2013年融资平台不良贷款和关注类贷款将分别达到2359亿元和9437亿元。如果商业银行将这些不良贷款在2010〜2012年提前拨备,则需拨备2831亿元,相当于银行业2010〜2012年拨备前利润的6.6%,对银行业2010〜2012年净利润的影响为7.9%。如果累计超过地方政府偿债率警戒线的还本付息金额全部变为不良贷款的假设,对银行业2010〜2012年净利润的最大影响为33.1%之间(如表2)。

房地产信贷激增,房地产及与之相连的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信用风险不容忽视

2009年以来,房地产市场明显回暖,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都比往年有大幅的增加(如图14),与房地产相关的银行信贷规模也在大幅上升。一直以来,房地产开发的主要资金来源于银行信贷(自2006年以来银行贷款在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中平均达到21%)。截至2009年底商业银行发放的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达到2.52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6.32%,同比增长29.75%。2009年新增房地产开发贷款5796亿元,占各项新增人民币贷款的6.02%。2009年房地产开发市场显示出比2007年更火爆的状况。与房地产景气度同向发展的是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回暖,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也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截至2009年底,住房个贷余额达到4.76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11.91%,同比增长41%;新增个人住房贷款1.4万亿元,占新增人民币贷款的14.5%。

金融过度支持有可能会激化房地产业危机,特别是长期宽松的信贷政策,过低的利率政策会不断刺激房地产的投资性需求,增加房地产的消费性需求。从各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情况来看,房价上涨,继而出现风险,基本都与银行的进入支持密切相关,特别是房价短期内快速飙升,基本上都是银行金融支持的结果。可见,银行信贷的非理性扩张和收缩会严重影响房地产资金供应,致使各种投机行为愈演愈烈,不断堆积金融风险,给房地产金融风险埋下隐患,引发一连串连锁反应。

当前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主要表现为信用风险,主要体现在土地储备贷款、房地产开发贷款等三个方面:第一,土地储备贷款存在隐性风险。1997〜2009年随着我国房地产的快速发展,房地产土地开发面积也在快速增长,但土地购置面积一直大于开发面积,造成大量土地闲置。而这些闲置土地大量囤积在部分土地开发商和房地产开发商手中,占用了大量的资金。第二,销售的不确定性使房地产开发贷款面临极大风险,经济繁荣时期销售猛增,一旦经济衰退销量会大幅下滑。以2008年为例,房地产市场的突出表现是销售非常低迷,销售面积、销售金额全部下降。开发商销售不畅,资金回笼减缓,资金链趋于紧张,现金流量情况恶化,短期偿债能力下降。由于房地产市场风险转化为房地产开发贷款风险有一定的滞后性,其中蕴含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第三,高房价收入比使个人住房消费信贷违约风险开始上升。房价收入比是指房屋总价与居民家庭年收入的比值。以2009年北京房产均价13224元和城镇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26378元为例,一个三口之家,两个成人的全部年收入来购买一套90平米的房子需要22年,购买一套80平米的房子需要20年,购买一套70平米的房子需要17年。当然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在迅速增长,可能居民房价收入比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下降,但目前高企的高房价收入比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未来购买力的透支,使得个人住房消费信贷潜在的违约风险不容忽视。

“脱媒”压力下银行理财产品疯长,资产表外化潜藏风险

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入,资本市场越来越成为资金融通的重要渠道,对传统的银行经营带来挑战,银行存款减少,分流向资本市场的脱媒现象愈演愈烈,居民和企业对于银行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面对脱媒的压力,银行不得不寻找新业务途径,而理财业务从2004年上市后就成为各行竞相角逐的市场。2006〜2008年间,银行理财产品发售数量一路上涨,到2009年更达到了7566款,募集资金达到了5万亿元,2010年1〜4月信托理财产品发行规模高达1.88万亿元,银行理财业务呈现“井喷”式发展。

在人民币理财产品的初创期,投资方向基本为银行间国债、央行票据、货币市场基金等固定收益工具。在风险管理方面,与初期的外币理财产品相比,人民币理财产品则更为规范,客户资金与银行自有资金相互隔离。应该说,这一时期的理财产品属于商业银行熟悉、专注并具有传统优势的领域,依靠银行自身的平台就可以完成产品销售、资产配置、投资决策、清算分配等职能。

此后,由于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的走低以及资本市场的走强,商业银行纷纷探索新的理财产品运作模式。一是借助信托平台进入股票市场、产业投资市场。银行通过与信托公司合作,将理财资金委托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则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股票和实业投资。在这种投资路径打通后,理财产品形式上的创新层出不穷,比如新股申购、信托收益权转让以及由债券、股票、信托融资等产品组合而成的资产配置产品等。二是与外资金融机构合作推出结构性理财产品,实现覆盖全球市场的投资管理。尤其是QDII的推出,打通了人民币海外投资的通道,扩大了资源配置的半径,理财市场上出现了大量与利率、汇率、股指挂钩的产品。

自2008年二季度开始,风险相对较低、收益相对稳定的信托贷款类产品大幅增加,占主导地位。进入2009年三季度以后,一系列紧缩资金流动性的宏观政策让银行“钱包”收紧,加息即通胀预期又让投资者对存款缺乏兴趣,银信合作理财产品大幅增加,并保持快速增长,2009年11月银信合作理财产品发行规模达到了1600亿元。其中,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市场份额占全部理财产品市场的80%左右。在信贷规模紧缩时期,商业银行借助信托平台实现了对企业的变相贷款,通过与信托公司的合作,盘活了存量贷款或分流了增量贷款,间接地使信贷规模得以扩大。据了解,多家开发商直接走贷款通道屡屡受阻,很多银行通过信托贷款的方式,用理财产品将资金引到房地产领域。这已成为不少银行贷款以外盈利的重要方式,也成为开发商曲线获得间接融资的重要手段。

此外,银信合作理财也成为银行间信贷腾挪的手段。2010年对信贷投放节奏控制严格,四个季度的比例基本控制为3∶3∶2∶2,因此银行必须对信贷投放做好充分计划,比如有哪些信贷马上要发放,有哪些资金可以回收,碰到额度紧张时,就会向总行申请进行信贷资产转移。不过,除了额度控制的因素外,银行还可以进行结构调整。现在信贷利率较高,所以一般转移出去的信贷利率会比较低,比如下浮10%,这样银行就可以用腾挪出的信贷额度投向利率较高的信贷。

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为规避资本监管、计提拨备等要求,通过设计发行信贷资产类理财产品,将存量贷款、新增贷款等转出表外。虽然贷款已转出资产负债表,银行依然承担贷后管理、到期收回等实质上的法律责任和风险,却因此减少资本要求,并逃避相应的准备金计提。不容忽视的是,一旦理财产品未来出现支付风险,银行就会对企业给予贷款支持。这样看似风险低的表外融资立即转为表内,构成商业银行的一大隐形风险。尽管理财产品背后的运作采取银信合作模式,但客户在很大程度上仍将其视为银行行为,因此一旦信托公司不按照信托协议管理、运用信托资金而出现问题,银行则会面临极大的声誉风险。

可以看到,银行理财在我国仍处于粗放式发展的初级阶段,产品同质化、大众化特征较为突出,部分银行在理财业务上一味追求业务规模而忽视风险管理。例如产品研发上,未能按照利益和风险适应性原则设计产品,没有从资产配置的角度进行投资组合,没有运用科学合理的测算方法预测收益率;在产品销售上,没有进行客户风险偏好评估或评估流于形式,没有准确了解客户财务状况、投资目的、投资经验及风险认知和承受能力;在风险管理上,没有设置科学的风险监测指标并建立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体系。

然而,从长远来看,理财业务将会随着国内居民财富迅速扩张而产生巨大的需求,也与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战略相符,因此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商业银行根据自身理财业务发展的特点建立与完善理财业务市场风险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宽货币、紧信贷下催生债券市场泡沫,银行体系集聚巨大利率风险

“宽货币、紧信贷”是2009年下半年到现在金融运行的主要特点,具体表现为:货币供给较为宽松,人民币贷款则持续收缩;银行资产非贷款化倾向加剧,大量银行资金涌入债券市场。由于货币不进行实质性紧缩,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手段管理宏观问题,宽货币、紧信贷下银行体系孕育着巨大的利率风险。

外汇占款投放过多导致“宽货币”,银行资金面宽裕。外汇占款是我国当前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我们可以根据央行编制的“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分析货币的投放情况。“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有:国外资产及国内信贷。负债方则是储备货币、发行债券和政府存款。通过考察2009年以来“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我们发现在国外净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则一直上升。如图16,2009年12月,国外净资产占比已经达到82%,这个趋势一直保持到现在。这说明,随着国内信贷收缩,银行体系购买外汇资产并相应投放外汇占款已经成为当前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

我国现行的汇率形成机制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在“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框架下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在结售汇制度下,为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稳定,银行不得不大量收购居民和企业的外汇。只要国际收支双顺差稳定扩大,企业、居民不断结售汇,银行就要不断收购外汇资产,发放本币。

常规货币政策失灵,政府通过紧缩信贷的方式调控宏观经济。受制于现行的汇率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外汇管理制度,外汇占款持续增加,给银行体系带来了大量的流动性,也同时提高了银行信贷投放的能力,促成了2009年银行信贷猛增。到下半年,政府当局已经意识到了流动性过剩对于宏观经济的危险性,宏观调控开始转向。

然而,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难以达到引导信贷均衡投放的效果。尽管央行可以通过央行票据进行对冲银行过剩流动性,但随着央票发行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冲效果正在不断减弱,而且,庞大的央票发行规模也给人民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利息支出成本。除发行央行票据外,人民银行还可以通过调高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达到锁定银行过剩流动性的目的,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也的确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始终会有一个上限,在目前已经高达16%的水平上,进一步的政策空间还有多大,并不十分清楚。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在目前如此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银行机构的流动性依然充裕,2009年末,银行业整体的超额准备金率仍维持在3%左右。另外一个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利率调整,或许可以在缓解通货膨胀预期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但对于信贷投放所能起的影响比较微弱。而且,在目前经济复苏前景尚不确定的情况下,贸然的大幅升息恐怕还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由以上分析看来,常规性的货币政策很难实现引导货币信贷均衡投放的效果,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强化和窗口指导、直接控制信贷规模等银行信贷紧缩手段发挥了主导作用。从2009年以来,监管当局在提高对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同时,也加强了对资本结构以及计算方法的管理。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资本约束,对银行信贷能力形成了很大的制约。其次则是通过窗口指导,对各行实行贷款限额控制,从而直接控制银行信贷规模。

宽货币紧信贷下大量资金涌入债券市场,银行业积聚利率风险。在人民币流动性总体较为宽松、贷款增速受限的情况下,银行资产非贷款倾向加强,尤其是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市商业银行为了提高资金运用效率,加大人民币债券投资力度,把大量资金投资投向国债及央票。以广州银行为例,2009年投资收益占到营业收入的一半以上,投资收益全部来源于债券投资利息收入。

2010年年初以来中国债市能形成一波牛市,便拜赐于“宽货币、紧信贷”的杰作。三年期央票2.7%的利息率,认购率居然达到了两倍。从长远来看,“宽货币、紧信贷”的格局将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银行的资金必然需要寻找出路,债券投资的配置压力很大,造成众多资金积压在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使得债券市场收益率节节走低,并且我国市场收益率有近一步走低的趋势。

由于短期利率尚未市场化,长期利率又受银行信贷政策变化的影响而失真,使当前国内债券市场风险在价格上得不到真实反映。目前中国利率尚未市场化,法定利率和市场利率都还未充分反映未来的通胀风险,然而随着生产成本上升向消费物价的传导使通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有较大机会持续上行。并且实际利率在较长时间内较大幅度地体现为负时,法定利率和市场利率最终将不可避免地上升。利率上行必然对银行的资产价格带来影响,如果管理不当会造成银行业巨大的利率风险。因此,通胀趋势及其背后的利率变化风险将是近期银行业的担忧所在。目前中国债券定价对通胀的麻木,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完全体现未来的利率风险。商业银行要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对长期利率飙升带来的冲击有所准备。

2010年商业银行经营转型拐点

2010是中国经济转型年,也是银行业转型拐点。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和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内商业银行经营发展面临新的市场发展环境。如何顺应市场发展要求,加快推进经营转型,提升市场竞争力,进而提高盈利能力和运营水平是银行业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加快发展非资产业务和零售业务,走资本集约化发展道路

中国的银行在高速发展中基本经历着融资、扩张、再融资这种传统的业务模式,对资本消耗甚巨,使得资本稀缺性日益突出,成为制约银行业务发展的瓶颈。金融危机后,监管当局对资本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对资本的约束也越来越严格,银行将面临更胜以往的资本压力。在这一背景下,银行业发展资本消耗少、盈利水平高的零售业务与中间业务,经营方式由外延粗放型转变为内涵集约型,提高中间业务贡献度是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实现内含价值增长的内在需求。能否通过加快发展非资产业务和零售业务,进而加快转变以批发性信贷业务为主导的传统经营模式,以及以利差收入为主导的传统盈利模式,成功实现转型,对国内商业银行来说,是生死攸关的战略选择。

2009年10月,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对外界表示,招商银行的发展已经进入第二次转型阶段。招行的二次转型是以降低资本消耗、提高贷款定价、控制财务成本、增加价值客户、确保风险可控为目标,通过继续推进并深化经营战略调整,促进经营方式向内涵集约化转变,保证盈利的持续稳定增长,不断巩固和发展招行的核心竞争力。同时,招行提出了相应的竞争策略:集中力量发展零售银行、中小企业贷款和非利息收入这三块业务,推进以低资本消耗的方式来发展业务,扩大低资本风险、高收益业务的规模,并且提高贷款的定价能力和非利息收入的比重。事实上,招商银行“二次转型”要解决的问题并非招行所独有,而是所有规模扩张中的银行或迟或早都要面对的问题。

国际大型银行在10年前就基本完成了从批发业务向零售业务的转型,业务增长的动力不是资产业务而是非资产业务、不是批发业务而是零售业务。例如,花旗银行业务结构主要包括全球零售银行业务(消费者金融)、公司与投行、全球财富管理三大类,其中零售银行与投行业务起决定作用,利润贡献度占比超过8成。美国银行业务结构包括全球消费与小企业银行业务、公司与投资银行业务,股权投资及其他业务等四大类,其中前两项业务对盈亏起决定作用,利润占比高达70%以上。汇丰银行则形成了个人金融、私人银行、商业银行以及公司、投行和市场四大类主营业务。德意志银行则全力发展投资银行、资本市场、个人理财、资产管理、清算交易等新兴金融业务。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近几年尽管发展比较快,但是以息差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盈利模式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利息收入仍然占据全部收入的绝对比重。2009年,我国大型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占比平均不到10%,最高的中国银行为19.82%,但是与国际大型银行相比差距很大,未来有着巨大的增长空间。

深化组织架构改革,提升风险管控水平

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是决定业务经营转型成败的关键性因素,只有内部组织架构、业务运营模式与业务经营转型相匹配,才能更好地保证业务经营转型的市场效率。国际主流商业银行组织架构模式以事业部制居多,通过扁平式、矩阵式、网络型等组织形势替代传统的科层组织,呈现出“大总行、大部门、小分行”的特点,其优点在于成本费用大幅降低,工作效率、服务质量、客户满意度大大提高,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我国银行业应该积极借鉴国际主流商业银行经营经验,改革“三级管理、一级经营”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缩短运营管理层次,提高市场响应速度,提升组织效率。

目前,国内许多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都在加快这方面的转型,如民生银行对私业务和对公业务已经开始事业部制管理。民生银行公司业务事业部制改革的核心,就是把高风险的公司业务从总行――分行――支行“三级经营、三级管理”的体制改革为事业部“一级经营、一级管理”的体制,通过实施专业化评审、进行专业化营销和组建专业化团队来全面提升对客户的专业化服务能力和水平,从而有效地控制风险、提高收益。事业部制在业务线内部,减少了协调成本,强化了决策和上级对下级的业务支持,能够形成区域优势和快速反应;在业务线内部有利于产品创新、产品多元化,有利于改进产品设计,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另外由于业务线从上到下的垂直管理,减少了管理层次和管理环节,经营管理的效率得到提高。这样的安排,体现了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最重要的是能借助专业化的团队,延伸服务链条,增加中间业务收入。

此外,构建与业务转型相适应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确保安全稳健发展,对于银行经营转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实施业务经营转型时,由于业务品种、经营范围和盈利来源等出现新的变化,风险控制显得十分重要。通过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切实强化对市场、资本、风险、成本和价值的认识,通过风险的系统化控制和全方位管理,实现业务经营转型的可持续发展。

加快向中小企业信贷市场的转型

面对中小企业市场旺盛的融资需求和大型优质客户市场挤压形势,银行业要逐步转变和淡化传统的“大户”战略,果断向中小企业信贷市场转型。中国劳动力相对富余,短期内资本相对稀缺的要素禀赋结构不会改变,所以劳动密集型生产优势的中小企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小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必然带来巨大的物流、资金流,其中隐含着除信贷之外更大的金融业务空间。面对这一基本的经济结构,银行机构应努力发挥为中小企提供金融服务的灵活性和便利性。

中小银行应该在中小企业信贷市场发挥主导作用。城市商业银行由于从业人员本土化、与客户地域联系密切、熟悉客户资信与经营状况,可以对地方中小企业进行监督,与国有大银行相比,能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达到有效避免“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可以充分保障放贷资金的安全性和提供服务的效率。另外,由于城市商业银行决策机制灵活,更能符合中小企业的融资需要,可以降低双方的成本而提升价值,因此城市商业银行定位于为中小企业服务具有比较优势。

因此,城商行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集中自己的资源,搞好特色经营,避免与大银行的同质化竞争,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出发,结合本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寻找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同时不断扩大自身的发展空间,实现与区域经济的良性互动。也就是说,城市商业银行的定位还应当是所在的城市,为所在的城市提供金融服务才是最为核心的竞争力。虽然国家放开了城市商业银行的地域经营限制,但城市商业银行还是要耐得住这份寂寞,冷静思考一下自身的优势,不能盲目搞扩张。条件成熟的可以适当在外地设立一点分支机构,同全国甚至国外一些银行建立业务关系,以便更好地开展业务,但最重要的还要保持在所在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抓住碳金融发展机遇,加大金融创新

面对气候环境变化带来的巨大的生存压力,世界各国或协作、或独立地采取了相应的环保措施。这必将导致产业和金融资源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低碳已经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公益性概念,而是一个潜力难以估量的发展机遇。服务于温室气体减排形成的碳交易市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及地区,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等在内的众多金融机构,目前已经成为国际碳交易市场上的重要参与者,其业务范围已经渗透到该市场的各个交易环节。

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经过几年的发展,碳交易市场已渐趋成熟,出现了参与国范围不断扩展,市场结构向多层次深化,财务状况更加复杂等显著变化。全球碳交易市场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2007年碳交易量从2006年的16亿吨跃升到27亿吨,上升了68.75%。成交额的增长更为迅速。2007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价值达400亿欧元,比2006年的220亿欧元上升了81.8%。在全球经济衰退的2008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依然保持强劲增势,低碳行业的收入增长幅度仍然达到了75%,仅2008年上半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总值已经接近2007年全年总额。据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碳交易在2008〜2012年间,市场规模每年可达600亿美元,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碳交易市场产生的业务机会在我国也已经出现,商业银行如果能紧紧把握这一机会,在短期内就能获得可观的收益,在长期更是能发展出新的竞争力。仅仅将低碳概念作为一种公益形象投资是对这一机遇的莫大浪费。目前来看商业银行有如下几项业务:

双碳的基本内涵范文第5篇

作者简介：王昌海，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与环境经济。

通讯作者：温亚利，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与环境经济，林业理论与政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0803005）;国家林业局重点立项基金课题（编号：621720）。

（1.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2.北京林业大学生物学院, 北京 100083；3.临沂大学生物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5）

摘要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研究在界定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概念及分析其内涵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专家咨询法及文献参考方法，建立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指标体系，利用市场价值法、等效替代法以及机会成本法等方法，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保护生物多样性产生的生态效益进行了经济计量及分析。结果表明：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产生了巨大的生态效益，总生态效益约88.16亿元/a，其中涵养水源效益为31.77亿元；水土保持效益为17.85亿元；固碳制氧效益为3.41亿元；净化环境效益为7.56亿元；调节区域气候效益为5.32亿元；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为22.25亿元。本研究计量指标及计量方法为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基层工作人员及类似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及评价提供参考。

关键词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内涵；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6-0125-10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6.021

森林作为陆地上最复杂的生态系统，是地球生命系统的支撑，发挥着显著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1］。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是我国西部生态林业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西部地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天然绿色屏障，它对改变和影响区域气候、水资源分布、涵养水源、净化水质、保持水土、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维持生物稳定性和多样性、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在传统森林的效益分析与评价中，森林具有的生态功能和效益常常被忽视，仅仅局限于对森林的立木和林副产品等有形产品的效益进行分析与评价，从而造成了林业经营上的决策失误，结果使森林资源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和生态环境逐渐恶化和加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清醒认识到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开始思考建设和管理自然保护区的规范化和科学性以及维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问题［2］。然而，由于自然保护区生态效益的外部性问题导致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缺损，而且缺乏根本性的有效解决措施和手段，加之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国家和社会对保护区投入的不足，严重影响和威胁了保护区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自然保护事业的健康成长［3］。

从现有国外参考文献看，早在19世纪后期,在国外的生态学及其分支学科中就已有关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报道,但是由于科学水平和技术手段的限制,当时的认识只能停留在定性的描述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生态系统服务的科学概念得以提出［4-5］,并经过Holdren和Ehrlich等人的探讨和扩展后［6-8］，逐渐为人们所公认和普遍使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外的一些生态经济学家对生态系统服务经济价值的综合测算进行了探索,尤其是Daily、Costanza以及联合国等有关机构与国际组织做出了杰出的贡献［9-10］。基于此，如何客观、科学、全面、准确地对我国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进行分析与评价，使生态效益的模糊性得到明晰化，并得到社会接受和认可，成为我国学者研究生态林业建设实践中亟待解决的一个应用性理论与技术课题。从现有国内参考文献看，20世纪90年代,国内对深入认识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并量化其经济价值有了强烈的实际需求。生态学家欧阳志云等系统阐述了生态系统生态服务价值内涵及其价值计量方法［11］，后来又有学者中国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进行了初步估算［12］;赵同谦等评估了我国草地、地表水等生态系统类型服务功能的价值［13］;谢高地等对中国自然草地和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研究与评估,并制定了中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14］;水土保持研究学者余新晓等对中国森林和北京市山区森林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测算［15］。因此，从国内参考文献看，虽然有学者对秦岭地区单个自然保护区生态效益或者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过一些计量经济学分析［16］，但对我国秦岭地区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产生的生态效益计量分析研究尚显得不足，特别是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产生的生态效益计量指标体系的构建需要开展这一方面的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在界定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概念及分析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指标体系并对此指标体系进行计量分析。

1 研究区域

1.1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

本研究选取了陕西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为研究对象，自然保护区群主要是指在某种特定生物栖息地保护中，由于其栖息地生境的破碎，在地理分布上不连续，通过在特定地理区域内建立若干个有联系的保护区，形成一个自然保护区网［17］。本文研究的秦岭自然保护区群范围界定为秦岭保护区群的主体自然保护区，主要包括太白山、周至、佛坪、长青、朱、牛背梁及天华山7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本文研究全部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一定代表性。

1996年，世界基金会在我国秦岭地区启动秦岭自然保护区群项目，我国政府在秦岭相继建立了太白山、佛坪、周至、牛背梁、长青、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形成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主体，使这一重要的地域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为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做出了重要贡献［18］。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是全球环境基金资助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试点项目之一。秦岭保护区群地处长安区、周至、太白、眉县、宁陕、洋县、佛坪、柞水等县境内。地理位置为东经107°20′-109°04′，北纬33°16′-34°05′。东西长约150 km，南北宽约95 km。保护区群总面积约251 300 hm2。保护群位于秦岭山脉的中段，是秦岭生物多样性的精华所在，也是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地区之一。其中太白山、周至、佛坪、长青、朱自然保护区己经连成一片，东部有牛背梁自然保护区，西南部有朱保护区构成了秦岭自然保护区主体网络。

1.2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特点

本文研究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特点是在自然保护区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总结秦岭区域的各种实际情况，简单归纳起来，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特点至少包括保护区群能有效缓解生境破碎化。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能够导致不同程度地珍稀动物栖息地生境破碎化，从而引起区域生物多样性的改变，这是学者们公认的事实。破碎化不仅仅导致生物适宜生境的减少丢失并对其生态功能的降低产生影响从而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影响物种的迁移、扩散和建群，且对生态系统的生态过程和景观结构的完美产生重要影响［19］，因此，生境破碎化已成为国内外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的热点问题。生境破碎化是由于人为因素或者环境变化而导致斑块或者是由于生态功能降低而形成的。生境破碎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总生境面积的减少；其二是剩余地区分裂成非连续的碎片。而有学者认为生境破碎化不仅仅是在数量或者形态上的变化而且更有生态功能上的变化［20］，他们认为破碎化有两方面的表现：①形态上的破碎化；一方面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强而导致景观中破碎生境地的增加，其结果是适宜于生物生存的栖息地面积急剧减少，另一方面随着斑块形状复杂化，结果是导致斑块边缘效应的增强，导致自然栖息地核心区面积减少。②生态功能上的破碎化，这主要是由于气候条件、人为活动的影响而造成栖息地内部生态环境质量的下降，或由于自然环境因子在空间组合上的不匹配而导致生境适宜性的降低或者在空间分布上的破碎化。

综上所述，陕西秦岭区域从建立太白山自然保护区开始，就不断完善自然保护区的区域化，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自然保护区群，各级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发展迅速，已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珍稀动物本身生存的质量大大提高，进一步扩大大熊猫等珍稀动物的活动范围，生态景观及环境有效改善。从这个意义上说，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初步达到了延缓珍稀生物生境破碎化的目的，这也是当初世界自然基金（WWF）设想建立自然保护区群的初衷，也是我国自然保护事业发展的需要。

2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效益计量分析

2.1 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效益界定

科学合理地界定自然保护区群的生态效益是计量工作的关键，这一项工作因为生态资源的多功能性而变得相对复杂和困难。在计量自然保护区群所产生的生态效益时，既可能因对某一生态功能认识不足而产生遗漏，又可能因不同生态功能交叉及相互作用而产生重复计算。因此，我们生态效益计量的前提是科学地界定其内涵。

本研究认为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所产生的生态效益是指在人类干预和控制下的保护区生态系统在有序结构维持和动态平衡保持方面向人类化的环境系统输出的年增长效益之和，包括调节气候、涵养水源、水土保持、固碳制氧、改善大气质量等效益，这些效益已经得到社会的认可。根据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所产生的特点以及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我们把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效益计量分为：①涵养水源效益；②水土保持效益；③固碳制氧效益；④净化环境质量效益；⑤调节区域小气候效益；⑥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

2.2 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的特征

自然保护区群主要提供生态功能等无形产品，大多属于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无法进入市场。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以长期服务流的形式出现，能够带来这些服务流的生态系统是自然资本。根据国外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从经济和社会角度来看，自然保护区生态效益很明显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征：

（1）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公共物品是指公共使用或消费的物品。公共物品是可以供社会成员共同享用的物品，严格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所谓非竞争性，是指某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并不会影响别人同时消费该产品及其从中获得的效用，即在给定的生产水平下，为另一个消费者提供这一物品所带来的边际成本为零。所谓非排他性，是指某人在消费一种公共物品时，不能排除其他人消费这一物品（不论他们是否付费），或者排除的成本很高。如新鲜的空气，无污染的水源。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在许多方面为公众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生命支持系统服务，如涵养水源、保护土壤、放风固沙、净化大气等。

（2）具有显著的外部经济效益。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能够社会带来多种服务，如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固定二氧化碳、提供游憩、保护野生生物资源等，而这些服务其他部门如农业部门、水利部门可以不用支付任何费用而免费享用，因此，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属于典型的外部经济效益。

（3）属于社会资本范畴［21］。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提供的生命支持系统服务有益于区域，甚至有益于全球全人类，决不是对于某个私人而言，如保护区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功能对整个区域有利，保护区生态系统的固碳作用能抑制某地区或某区域甚至全球的温室效应。

（4）不属于市场行为［22］。私有商品都可以在市场交换，并有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但公共物品不能在市场上进行交换，也没有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因为消费者都不愿一个人支付公共物品的费用而让他人来消费。西方经济学中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灯塔效应”和“免费搭车”。由于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不属于市场行为，给保护区生态效益计量分析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5）具有不可移动和地域局限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效益是不可以移动的，表现出地域限制性，随着离保护区的远近或其影响区域的远近，所获得的效益大小是不同的，尽管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不排斥任何个人或集团的消费，但必须是个人或集团靠近其影响范围内，方才有效。如处在保护区河流源头的水源涵养林，其下游沿岸都享受其生态服务，但下游远离沿岸的地区，必然较少地享受这种服务。

2.3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指标体系构建

生态效益的计量方法仍不完善，计量指标或多或少，计量结果存在较大差别。因此，建立一个社会公众和专家学者能认可的生态效益计量指标体系是进行生态效益计量的重要前提。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生态效益是三大效益的基础部分，因而设计的指标要比较全面、准确系统地反映秦岭保护区群的生态特点，尽量选择那些信息量大，综合性强而又易于计算的指标。本文构建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指标体系见图1。

（1）涵养水源效益（B1）。森林，享有大气和水资源“绿色卫士”的美称，它在水资源的保护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涵养水源就是保持住区域的水分能够正常的循环，不至于流失及破坏生态环境。自然保护区群生态系统涵养水源的生态效益主要包括蓄水效益、防洪效益、净化水质效益三部分。即：涵养水源效益蓄水效益+防洪效益+净化水质效益。

（2）水土保持效益（B2）。水土流失直接影响到农牧业生产。流失泥沙的养分不仅高于径流量中的养分浓度，氮、磷、钾和有机质也较富集，因此防止泥沙流失是防止土壤养分衰减的关键。从林学机理上看，森林水土保持效益与森林涵养水源效益有很好的相关性（正相关），前者是后者的派生作用［23］。因此，为了避免重复计算，本研究所述的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水土保持效益定义为同无林地相比的减少土地资源损失（固土）效益与保护土壤肥力（减少肥料损失）效益两类，即：水土保持效益固土效益＋保肥效益。

（3）固碳制氧效益（B3）。森林在生长过程中，不仅林木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并固定空气中的CO2，而且通过凋落物转化为有机质将部分CO2存贮在林地土壤内。这一功能对于人类社会、整个生物界以及全球大气平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森林是全球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库。森林植物在光合作用过程中每年吸收大量CO2的同时，还释放大量的O2。因此，吸收CO2和释放O2是森林最基本的生态功能，本研究把固碳制氧效益界定为保护区森林每年固定CO2中C的效益和制造O2的效益。即：固碳制氧效益固定CO2中C效益+释放O2效益。

（4）净化环境质量效益（B4）。随着工矿企业的迅猛发展和人类生活用矿物燃料的剧增，受污染的空气中混杂着一定含量的有害气体，威胁着人类，其中二氧化硫（SO2）就是分布广、危害大的有害气体。据测定，森林中空气的SO2要比空旷地少15%-50%。现代工业排放的烟灰、粉尘、废气严重污染着空气，威胁人类健康。高大树木叶片上的褶皱、茸毛及从气孔中分泌出的粘性油脂、汁浆能粘截到大量微尘，有明显阻挡、过滤和吸附作用。一般说，林区大气中飘尘浓度比非森林地区低10-25%。因此，保护区生态系统对环境具有净化作用，对于改善保护区社区及周边地区环境质量的改善发挥了重大作用，本研究把净化环境质量效益界定为吸收的SO2效益和阻滞降尘的效益，即：净化环境质量效益吸收SO2效益+阻滞降尘效益。

（5）调节区域气候效益（B5）。森林是保护区内最高的植被。在成片的森林地区以及林冠层的下部都能形成一种特殊的气候。此外，森林对邻近地区的气候也有较大的影响。森林小气候的主要表现是林冠内外的辐射、温度、湿度、降水和风都有相当大的差异。森林不仅使林内产生特殊的小气候，而且对邻近地区的气候也有较大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学者研究成果，即按照单位面积的森林气候调节效益对自然保护区群调节区域气候效益计量，对促进农牧业生产，农业粮食增产将会起重大的作用。

（6）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B6）。物种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基础，森林物种多样性保育功能是指森林生态系统为生物多样性物种提供生存与繁衍的场所，从而起到保育作用的功能。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属于生物多样性非使用价值范畴，目前大多采用支付意愿等主观方法去衡量，这样评估结果受人为主观影响因素较大。因此本研究采用定量化的客观评估方法（Shannon-Wiener指数）计量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即：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物种多样性保育效益。

2.4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

2.4.1 涵养水源效益（B1）计量

目前一般用保护区森林涵养水源的效益来代替保护区涵养水源的效益。本研究把保护区群涵养水源效益分为以下三部分计量：

（1）保护区群蓄水效益（B11）

国内外关于涵养水源量的计算方法很多，根据秦岭山地及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特点，还有就是目前容易掌握的研究资料（见表1），本研究决定使用蒸散率计算蓄水量。

年保护区森林蓄水量（林区年降水量R-森林植被年蒸散量E）×保护区群林区面积

表1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面积统计表

Tab.1 The statistical table of areas of

Qing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数据来源：各相关保护区管理局统计数据。

我国学者对陕西秦岭山地降水量及森林蒸散量已有研究，根据陕西省水文监测局井涌工程师的研究结果［24］，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多年平均年降水量850.3 mm（其中秦岭南北坡多年平均年降水量分别为850.8 mm和848.7 mm）。另外，采用陕西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资料:秦岭山地森林植被多年平均蒸散量为496.5 mm（其中北坡为491.5 mm，南坡为501.4 mm）,用蒸散率法计算保护区群内森林植被蓄水量,根据公式：

W10 000 （R-E） D

10 000×年保护区森林蓄水量×保护区群林区面积

① 1 hm210 000 m2

（0.850 8-0.496 5）×222 528hm2×10 000①

788 416 704 m3

保护区群涵养水源的效益本研究用区域平均水价作为衡量标准，即2008年陕西省平均水价2.00元/m3。因此，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年蓄水效益年蓄水量×2.00元/m3788 416 704 m3×2.00元/m31 576 833 408元157 683.34万元。

（2）保护区群防洪效益（B12）

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编写组的研究［25］，中国针叶林的防洪能力为1 447.1 m3/hm2,阔叶林的防洪能力为1 773.7 m3/hm2，针阔混交林的防洪能力为1 684.2 m3/hm2,裸地的防洪能力为850 m3/hm2。根据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管理局统计资料（见表2），可以得出保护区群防洪量。

表2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林地面积统计表（hm2）

Tab.2 The statistical table of woodland areas

Qing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数据来源：各保护区管理局统计资料。

根据研究公式得：

保护区防洪量（阔叶林防洪能力-裸地防洪能力）×阔叶林面积+（针叶林防洪能力-裸地防洪能力）×针叶林面积+（混交林防洪能力-裸地防洪能力）×混交林面积（1 773.7 m3/hm2-850 m3/hm2）×95 214 hm2+（1 447.1 m3/hm2-850 m3/hm2）×55 075 hm2+（1 684.2m3/hm2-850 m3/hm2）×71 235 hm287 949 171.8 m3+32 885 282.5 m3+59 424 237.0 m3180 258 691.3 m3

保护区群防洪效益的计量本研究采用水库蓄水成本作为定价标准。根据最近几年来中国传统模式修建水库的平均修建成本［26］6.25元/m3，因此，保护区群防洪效益B12为：

B12180 258 691.3 m3×6.25元/ m3

1 126 616 820.63元

112 661.68万元

（3）保护区群净化水质效益（B13）

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具有良好的水质净化作用。研究表明，森林植被分布均匀，生长良好，覆盖率高，具有防止水资源污染、改善水质的强大作用。另外，根据于志民等的研究［27］，在森林生态系统中，森林的拦截降水和对比试验相差很大，森林生态系统对拦截降水具有良好的过滤效应，普遍能达到生活饮用水的标准，有的甚至是最好的水源。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内植被覆盖良好，目前还没有大的工业污染源，属于水质良好的生态区或者水源地。按照陕西省水文局提供的资料，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基本能够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规定的要求水质良好。可见，净化水质量可以用蓄水量来表示。即保护区蓄水量保护区净化水质量。

本研究国内森林生态系统净化水质效益的计量方法，采用污水净化费用来替代净化水质的生态效益。根据唐慧中研究结果［28］，陕西省污水处理平均费用为0.6元/m3。

因此，保护区群净化水质效益

保护区净化水量×污水处理平均费用

保护区蓄水量×污水处理平均费用

788 416 704 m3×0.6元/m3

473 050 022.4元47 305.00万元

综上所述，保护区涵养水源总效益（B1）蓄水效益+防洪效益+净化水质效益157 683.34万元+112 661.68万元+47 305.00万元317 650.02万元。

2.4.2 水土保持效益（B2）计量

自然保护区群水土保持的作用通过森林生态系统来减少土壤肥力流失和泥沙淤积，达到了保护土地资源，使水土流失达到有效控制。

（1）固土效益（B21）

根据目前研究成果，自然保护区内森林生态系统固定土壤效益的计量一般是通过计算保护区林地土壤侵蚀减少量，并把减少的泥沙量按相等费用替换的方法换算得出固定土壤的效益。土壤侵蚀减少量可根据保护区林区和保护区内非林区土壤侵蚀的差异求的，根据王夏利研究，秦岭森林系统保护区内林区崇林茂密、植被良好，土壤侵蚀量很小，土壤侵蚀量可以约等于0。因此，保护区群土壤固土作用可以直接通过减少保护区内非林区土壤侵蚀量计算。根据西安中煤航测遥感局张光超等研究可知，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所属的县域侵蚀模数在1 000 t/km2・a以上,另外根据《陕西土壤》研究结果可知［29］，秦巴山地土壤轻度侵蚀模数值在800-3 000 t/km2・a。因此，本研究取非林区土壤侵蚀模数的保守数1 000 t/km2・a，自然保护区群固土量为:

自然保护区群固土量保护区内非林区土壤侵蚀模数×保护区群面积1000 t/hm2・a×251 316 hm225 131.6万t/a。

由陕西省水利厅资料得知，目前挖取或截取1 t泥沙的平均费用为3.5元（1990年不变价格），求得保护区固定土壤效益B21为：

B21自然保护区群固土量×3.5元

25 131.6万t/a×3.5元

87 960.6万元

（2）保肥效益（B22）

保持土壤肥力效益可以通过计算自然保护区群内土壤侵蚀减少量，同时把土壤侵蚀减少量中的有机质、氮磷钾的含量折合成化肥量，按照市场价格换算成货币量进行计量。根据陕西省土壤普查鉴定委员会办公室《陕西土壤》研究结果,陕西省秦巴山地年均积累土壤表层厚度为0.4 cm-1 cm［29］，本研究取保护区群林区土壤表层积累厚度为0.6 cm。秦岭山地各类土壤中的有机质、全氮、全磷、全钾等营养物质的含量均值分别为：1.998%,全氮0.118%、全磷0.181%、全钾2.231%。本研究根据《陕西土壤》中土壤容重的研究结果，陕西省所有类别的土壤容重值在1.13-1.45 t/m3,本文研究取其均值1.295 t/m3。

因此，保护区群土壤中N、P、K的含量为：

有机质含量保护区群面积×土壤侵蚀模数×表层土有机质含量×表层土有机质容重

251 316 hm2×10 000×0.006×1.998%×1.295

390 154.52 t

N的含量保护区群面积×土层厚度×表层土N含量×表层土N容重

251 316 hm2×10 000×0.006×0.118%

×1.295

23 042.16 t

P的含量保护区群面积×土层厚度×表层土P含量×表层土P容重

251 316 hm2×10 000×0.006×0.181%

×1.295

35 344.33 t

K的含量保护区群面积×土层厚度×表层土K含量×表层土K容重

251 316 hm2×10 000×0.006×2.231%

×1.295

435 653.02 t

采用替代市场法,即以市场销售的有机肥、尿素、磷酸二氢钾的价格反映保护区群保肥效益。2008年陕西地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销售的有机肥价格、陕西华山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销售的尿素、西安大唐化工有限公司销售的磷酸二氢钾的出厂报价分别为8 000元/t、1 680元/t、5 500元/t。其中有机肥中含有机质5%、尿素中含N为46.67%，磷酸二氢钾中含P为22.79%、含K量为28.68%。保护区群保肥效益计算式为

B22390 154.52 t×8 000元/t×5%+23 042.16 t×1 680元/t×46.67%+35 344.33 t×5 500元/t×22.79%+435 653.02 t×5 500元/t×28.68%

15 606.18万元+1 806.63万元+4 430.24万元+68 719.91万元

90 562.96万元

综上所示，水土保持效益固土效益+保肥效益

87 960.6万元+90 562.96万元

178 523.56万元

2.4.3 固碳制氧效益（B3）计量

根据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空气中的CO2，生成葡萄糖等碳水化合物并释放O2。即:

CO2（264 g）+H2O（108 g）C6H12O6（180 g葡萄糖）+O2（193 g）多糖（162 g）

因此，植物每生产162 g干物质可吸收固定264 gCO2，释放193 gO2，即每生产1 g干物质需1.63 g CO2，同时释放1.19 gO2。此过程显然是一个双效益过程，使用市场替代法分别计算植物光合作用固定CO2和释放O2的效益。文中研究采用的中国造林成本为260.17元/t（C）［30］；文中采用中国造林成本352.93元/t（O）和工业制氧成本0.4元/Kg［30］。本研究取中国造林成本和工业制氧成本之均值376.47元/t。

根据本研究统计数据，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活立木总蓄积量年增加量为120.95万m3，平均每立方米按照0.5 t干物质计算，可求的秦岭自然保护区群2008年干物质生长量为60.475万t。由此，可根据1 g（干物质）1.63 gCO21.19 gO2进行计算。

因此，2008年保护区群固定CO2的量为60.475t×1.6398.57万t；

释放O2的量为60.475t×1.1971.97万t。

因此，固碳制氧效益固定C效益+释放O2效益

（固定CO2的量×12/44）×260.17元/t（C）

+释放O2量×376.47元/t

26.88万t×260.17元/t（C）+71.97万t×376.47元/t（O）

6 993.37万元+27 094.55万元

34 087.92万元

2.4.4 净化环境质量效益（B4）计量

本研究根据资料的可获取性，估算出不同生态系统吸收SO2和滞尘的物质量，然后使用生产成本法将生态系统净化污染物的量价值化。

（1）吸收SO2等有毒气体效益B41

保护区内植被生长较好，植被对SO2具有一定的吸收、积累、转化、降解的作用。因此，吸收SO2的效益可以采用面积-吸收能力法进行计算［30］。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得知，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取215.60 kg/hm2，阔叶林为88.65 kg/hm2,针叶林为117.60 kg/hm2,灌丛为8.9 kg/hm2。针阔混叶林吸收SO2的能力取针叶林和阔叶林的平均能力103.13 kg/hm2，每消减1 t SO2的投资成本为600元。根据表2可知各种林分面积。因此，吸收SO2量阔叶林吸收SO2能力×阔叶林面积+针叶林吸收SO2能力×针叶林面积+针阔混交林吸收SO2能力×针阔混交林面积215.60 kg/hm2×95 214+88.65 kg/hm2×55 075+103.13 kg/hm2×71 23520 528 138.4 kg+4880746.5 kg+7 346 465.55 kg32 755 350.45 kg32 755.35 t。

吸收SO2产生的效益吸收SO2量×消减SO2成本32 755.35t×600元/t19 653 210元1 965.32万元。

由于数据的获取困难，本研究只计量吸收SO2产生的效益，其他有毒气体暂不考虑。

（2）阻滞降尘的效益B42

本研究采用等效替代法来计算阻滞降尘的效益［23］，即：阻滞降尘的效益单位面积滞尘能力×保护区群林种面积×阻滞降尘的成本。

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研究成果，阔叶林的滞尘能力为10.11 t/hm2,针叶林为33.20 t/hm2,灌丛为1.5 t/hm2,针阔混交林的滞尘能力为取针叶林和阔叶林的平均值21.66 t/hm2。阻滞降尘的成本为170元/t。

因此，阻滞降尘量阔叶林滞尘能力×阔叶林面积+针叶林滞尘能力×针叶林面积+针阔混交林滞尘能力×针阔混交林面积10.11 t/hm2×95 214+33.20 t/hm2×55 075+21.66 t/hm2×71 235962 613.54 t+1 828 490.00 t+1 542 950.1 t4 334 053.64 t。

阻滞降尘产生的效益阻滞降尘量×阻滞降尘成本4 334 053.64 t×170元/t736 789 118.8元73 678.91万元。

综上所述，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净化空气的效益（B4）为：

B4吸收SO2产生的效益+阻滞降尘产生的效益

1 965.32万元+73 678.91万元

75 644.23万元

2.4.5 调节区域气候效益（B5）计量

根据我国生态著名学家谢高地、鲁春霞等学者研究［31］，认为中国陆地生态系统中森林单位面积气候调节值为2 389.1元/hm2。因此，调节区域气候效益本研究欲采用谢高地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即秦岭自然保护区群调节区域气候的效益可计量为

B5保护区群面积×2 389.1元/hm2

222 528 hm2 ×2 389.1元/hm2

531 641 644.8元53 164.16万元

2.4.6 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B6）计量

本研究采用森林物种多样性保育效益来反映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即计算研究区域不同森林生态系统的物质丰富度指数（Shannon-Wiener指数），每个级别给予一定赋值后，再乘以林分面积，即可得到自然保护区群物种保育效益（见表3）。

表3 物种保育Shannon-Wiener指数分级价值表

Tab.3 Shannon-Wiener index classification

value in species conservation

数据来源：国家林业评估标准《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LY/T1721-2008）。

根据全国林分类型的Shannon-Wiener指数等级及其分布，陕西省所有林分均处在Ⅴ级［31］，即：物种多样性保育的效益为：10 000元/hm2・a，因此，B6222 528×10 000222 528.00万元。

根据谢高地、鲁春霞等研究成果［31］，中国陆地生态系统中森林单位面积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为2 884.6元/hm2。

综上所述，本研究欲采用谢高地等研究成果，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为

B6保护区群面积×2884.6元/hm2

222 528 hm2 ×2 884.6元/hm2

641 904 268.8元64 190.43万元

2.4.7 小结

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群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效益计量体系，本研究依据生态学者及经济学者们的成果，研究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生态效益的内涵、界定了自然保护区群的定义，在此基础上计量了各部分生态效益的货币值，计量结果基本反映了自然保护区群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生态价值。

2.5 计量结果与分析

本章节通过大量一手资料及二手数据（主要是参考文献资料及保护区统计资料），对七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构成的保护区群进行了生态效益计量，最后得出了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的相对值，自然保护区群各种生态效益构成结果。

2.5.1 生态效益计量结果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结果见表4。

表4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结果（万元）

Tab.4 Results of Measurement of Ecological Benefit in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104 yuan）

2.5.2 生态效益计量结果分析

本研究对自然保护区生态效益及其计量理论、方法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探讨，探索了一套适合于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生态效益分析与评价的理论、计量模型，在此基础上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生态效益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得出的如下结论：

首先，运用等效益替代等计量方法，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产生的生态效益进行科学地分析与计量结果表明：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生态效益综合效益约88.16亿元人民币，此研究结果可以作为衡量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现阶段保护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

其次，从各项生态效益比较来看，B1＞B6＞B2＞B4＞B5＞B3。涵养水源的效益B131.77亿元人民币是单项里面最大的，自然保护区群内森林、植被最主要的生态功能之一就是涵养水源。这个计量结果也符合现阶段保护区建设的作用。保护区群的建设就是为了把破碎的生态环境、珍稀动物栖息地规整，让保护区更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计量结果来看，保育土壤效益B2也显示了相当大的效益（约17.85亿元），森林生态系统的自然保护区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特别是为珍稀物种提供了优质的栖息地，这和防止水土流失是分不开的。建立自然保护区的首要日的就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及其生存环境，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B6的计量结果排在第四位，从计量结果来看，虽然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没有涵养水源效益大，但本研究认为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22.25亿元）还是非常显著的，从一个侧面说明自然保护区群不仅起到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的，也起到了其他相当显著的生态效益，这是值的肯定的。需要指出的是，净化环境效益（7.56亿元）是本研究计量相对来说较小的效益，但这不是绝对的，只是相对的数值，保护区群森林覆盖率在95%以上，森林吸收的SO2等有毒气体的量是极大的，为区域环境改善发挥了极大地作用，这一点不用质疑，数值的大小只是相对的。

最后，从单个效益来看，保护区蓄水效益最大，约合15.76亿元。有研究认为，在森林涵养水源计量中，可以把涵养水源效益用蓄水效益代替。不过本研究根据秦岭实际情况，同时根据《森林生态服务功能评估标准》（LY／T 1721-2008，2010）把保护区净化水质效益也应该列入涵养水源效益之中。这也是秦岭山系自然保护区的特点。另外，由于保护区良好的水源涵养功能，在保护区周边社区，每年雨季时节，为周边居民减少了自然灾害的发生，特别是泥石流。研究认为，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生态环境有着其他保护区无法比拟的优势。其他几个单项效益中，值得一提的是调节区域气候的效益，这个数值（5.32亿元）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这是由于数据的限制所致，本研究采用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这样既有其优点也有其劣势，优点就是省去了繁琐的计量，劣势就是不能有针对性的反映秦岭实际，只是相对情况。

3 讨 论

本研究尝试性的计量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保护生物多样性产生的生态效益，继而分析了计量结果的一些数值及生态效益的特点，这些具有尝试性的计量，并不是唯一结果，根据研究实际，本研究对生态效益中很多无法收集的数据回避了计量，这也是本部分生态效益计量的原则，必须保证数据的获取性及可计量的原则。计量数值的大小不是保护区发挥的生态效益的大小，只是相对的，本研究深知，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效益绝对是个极大地数值，本研究计量里涉及了很多人为因素，比如水定价、资源成本等。但值得肯定的就是本研究设计的计量指标能够反映出保护区生态效益的范畴，适合保护区基层技术人员评价保护区群的管理工作以及国家制定保护成本的投入的参考标准。应用最新的研究方法，特别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定量化方法（Shannon-Wiener指数）的应用，使定性问题直接转化为定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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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easurement of Ecological Benefit in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Based on Connotation Analyses

WANG Chang-hai1 WEN Ya-li1 LI Qiang1 GAO Hai-bo2,3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China；

2. College of Biological Sciences and Biotechnology，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China；

3.College of Life Science， LinyiUniversity， Linyi Shandong 276005，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