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区别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大众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区别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大众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区别范文第1篇

关键词：影像化传播;民众知识;影视民俗;大众文化传播

有关民俗学的发展前景，是今年我国民俗学界颇为关注的热门话题，为此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程做出评价、把握是重要的。仲富兰在《中国民俗文化导论》一书中指出中国民俗学存在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缺陷：第一，理论准备不足。我国民俗学的孕育是在本世纪初，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因此就使得先驱者缺乏长期完善的理论准备。第二，肇始于文学却又未能跨出文学的视野，民间文艺的研究代替了民俗学的研究。第三，解放以后，民俗学长期备受冷落，同时又受到前苏联民俗学体系的深刻影响，长期徘徊不前。第四，从世界范围民俗学理论产生的背景来考察，中国传统的民俗学，无论是研究主体和客体诸层次，都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1]任骋文在《民俗研究》中提出了民俗学研究要有“从‘民俗’到‘民识’”思想转变。他提到中国民俗学界一直停留在“民间古俗”的学术取向上而没有真正意义的“民众知识”的学术取向上来，所以倡导民俗文化研究者应当正确认识民俗文化内涵的理解，加深对“民间的知识”即“民俗”的理解[2]。

一、影视传媒与民俗文化的现状与问题

(一)“民俗学影视”与影视民俗

最早对“民俗电影”(folklore film)作为民俗研究题目的应用可追溯到1934年在英国电影研究所在《民俗》学刊上所发的征稿启示，其定义是“有关民俗的非商业电影”。在美国，最早的民俗纪录片可溯源到1935年，但直到1970年代，“民俗电影”作品才得到民俗学界的认可。谢尔曼(S.Sherman)在1977年提出了“民俗电影”这一概念，在其《记录我们自己：电影、录像与文化》(1988)一书中进一步论述了“民俗学电影”的概念，并兼用了folkloristic film(琼斯1988)一词。

在中国民间文艺协会研究部副主任黄凤兰女士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民俗影视》一书中，提出了影视民俗学的概念[3]。她认为，影视民俗学是指以影视为手段，对民俗事项进行客

观记录的一门科学。在张举文博士的《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一文中，提出了要为民俗学影视与影视民俗正名的观点。他认为“民俗电影”应理解为“民俗学电影”的简化，提出影视民俗指只存在于影视作品中的想象的民俗，是被制作人创造或改造的模仿民俗的表演[4]。汤拥华在《民俗影视何以为学?——评黄凤兰著》一文中对“影视民俗学”这一理论概念的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从一大堆以民俗为主题的影视片中，我们只能归纳出民俗学的问题和影视学的问题，怎样用影视的手段表现民俗文化的问题[5]。透过这些论著，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民俗事象与影视结合已成为必然。艺术地表现民俗事象已经成为民族与民俗的不可或缺的文化现象，同时，公众的接受与实践又体现了民俗的最基本的娱乐功能。

(二)表现方式

用镜头来记录民俗文化，这决不是简单的机械复制，而是影视工作者通过动态的富有表现力的影像，再现民俗的原态以及民俗文化、民俗心理支持下的民俗事象的文化意义。

在黄凤兰女士的《从民俗影视片的特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文中，着重强调了民俗影视片对于民俗文化的表现力——真实地记录与再现[6]客观自然的影像纪实，能真实地体现民众作为文化主体，对自身民俗文化的阐释和解读。

此外，在罗未玮的《影视作品中的民俗“在场”》文章中，依据民俗的两种存在形态——文化的和生活的，探讨了民俗在影视作品中“在场”的两种形态，即民俗作为文化符号在场与民俗作为记忆因子在场[7]。

(三)存在问题

第一，本体论危机。这一问题。有相当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属于无形的思想、观念等内容，比如说“龙牌会”这种属于民间信仰之类的民俗活动，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和对民俗文化理解的偏差，很难通过影像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而成为一种“机械复制”。第二，缺乏语境关注和“两张皮”现象。黄凤兰女士在《新时期中国影视民俗学的现状与问题》中着重对当今的民俗影视制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析。第三，阐释的理论导向。张文举在《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中提出在探索理论和方法时，要思考认识论和反思人文本质。

二、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在国际合作日益加强、范围日益扩大、节奏日益频繁的形式下，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及不同领域的多种力量交流、互动、协商或妥协的结果。

1.民俗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科基础。安德明博士根据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9年和2003年通过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两份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最终确立取代了“民俗”的定义[8]。

2.经过近几年国际、国内多方面的努力，从政府到民间在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目前的保护工作依然存在着明显的缺欠。

3.近年已有不少民俗学者的文章讨论非遗保护理论，但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保护理论，还应该是能给政府和民间提供操作细则的实践方案，它的实践性决定它的生命力，这则是它区别于以往民俗学研究之处[9]。在取得诸多成绩、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的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表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使得这项工作成了一个充满争议和张力关系的复杂的动态过程。

三、民俗文化与大众传播

民俗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民间传承，而民间传承恰恰是前大众传播的文化传递形式，周福岩博士在他的《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一文中表明了民间传承主要体现为一种人际传播方式的立场，并试图通过对两种传播方式或系统从能量、力量及方向等角度所作的功能比较分析达成对民间传承和大众传播在文化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

(一)区别的意义

在民间传承中，需要传递的信号在编码一经结束，就通过人的发音器官或非语言形式的肌肉动作面对面地诉诸于译码者的听觉和视觉。而大众传播则在编码完成之后，经过了一系列对信息进行的技术转化，最后通过媒介完成这一过程的。因而媒介传达的信息(大众传媒)与我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通过人际联系得到的信息(民间传承)的区别就存在于接收效果上的迥异[10]。

(二)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功能

任何文化都离不开传播，民俗文化也不例外。[11]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积极功能包括：第一，大众传媒表述民俗生活，其媒介特性促进了优秀民俗的传承。第二，大众传媒通过报道民俗活动，引起了社会公众和政府职能部门对优秀民俗传统的关注和重视。大众传媒在民俗文化传播中的缺失包括：第一，有相当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很难通过大众传媒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第二，大众传媒会由于政策、资金、技术、传播渠道等方面的原因，片面或者歪曲报道民俗文化事象。第三，为了追求画面的效果或叙事的完整，大众传媒有时会导演民俗。

(三)大众传播对民俗文化传承的影响

现代传媒对于民俗传承的积极影响：一、现代传媒为民俗传承提供了革命性的技术手段。二、现代传媒推动了民俗文化的发展、融合和演化。三、现代传媒早就新的民俗。现代传媒民俗传承的冲击与负面影响：一、现代传媒对于民俗的保留大于传承。二、现代传媒以虚幻的民俗替代了现实民俗行为，以文化快餐代替了民俗艺术。三、媒介霸权加速弱势民俗消亡。四、现代传媒的商业化加速民俗的商业化。

(四)展望与对策

在即将迈入数字化的社会的今天，想摆脱现代传媒的影响，保持牧歌式的原生态民俗已经是一种奢望，我们目前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发挥现代传媒在民俗文化传承中的积极作用，尽可能地减少其消极负面影响[12]。首先，从传播者的角度来看，传播人要了解民俗知识，加强自身的民俗理论修养，合理运用传播技术，尽可能地减小商业化对民俗传承的负面影响。其次，作为“民俗人”要主动学习传播知识，掌握了解现代传播的规律，熟练运用各种现代传播技术手段，为民俗传承做贡献。第三，在理论上要加强民俗学与传播学、新闻学等学科的融合，在高校开设民俗传播学、影视民俗学等，加强民俗传播规律的研究与人才的培养。最后，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在覆盖面广泛的媒体上建立公共频道或民俗频道，以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的节目内容和形式在全社会普及民俗知识。

四、结 语

在现代社会里，离开了大众传媒，民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很难开展。今天，要做好民俗文化的传承和扩布、保护和开发，离不开大众传媒的介入和作用，而大众传媒要达到“传通”，实现自己的价值，需要对内容、角度方式进行选择，需要充分考虑并努力适合受众的心里思维习惯，大众传播和民俗文化关系密切。因此，我们要强调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留住民族文化的灵魂，充分调动并利用大众传媒的力量，从民俗文化环境中去开展大众传播活动，从大众传播角度去思考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推广。

参考文献：

[1] 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导论[M].江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 任骋.从“民俗”到“民识”──略论民俗研究学术取向的转换[J].民俗研究，1999(1).

[3] 黄凤兰.新时期中国影视民俗学的现状与问题[J].西北民族研究，2002(2).

[4] 张举文.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J].民俗研究，2007(1).

[5] 汤拥华.民俗影视何以为学?——评黄凤兰著《中国民俗影视》[J].中文自学指导，2005(2).

[6] 黄凤兰.从民俗影视片的特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江西社会科学，2005(12).

[7] 安德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俗学的两难选择[J].河南社会科学，2008(1).

[8] 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J].民间文化论坛，2007(2).

[9] 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J].民俗研究，1998(3).

大众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区别范文第2篇

一

大众传媒是日常生活中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但许多人对其含义并不清楚。所谓大众传媒就是“大众传播媒介”。一般来说,大众传媒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电影、图书、音像制品,以及互联网络。大众媒体具有信息传播和舆论表达两种基本功能,其中报刊、电视、广播与互联网是四种主要的新闻信息传播媒介。随着现今信息社会的到来,传媒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大众传媒可以影响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政治立场、道德观念等等,就形成了对人们思想和行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大众传媒环境。

大众传媒环境建构了新的世界图景,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体系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我们知道,从古自今,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经历了四种方式:原始传播方式、手抄传播方式、印刷传播方式、电子传播方式。传媒形式也就经过了四种不同形式的转变,对人们产生着不同的影响。如今,随着计算机的崛起,中国正处于新传播媒体开始兴盛的时期。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泛指利用电脑及网络等新科技,对传统媒体形式、内容及类型所产生的质变,也称第四媒体,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报刊、广播、电视媒体。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区别,不在于出现时间的先后,而在于传播方式和内容形态的不同。大众传媒环境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自然也会影响到学术期刊。中国的学术期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传播群体,它是不同于大众传媒的,是一种社会非常重视、知识密集型的传播刊物,它往往以某一领域的知识为重点,传播和交流这一领域知识的学术成果。从改革开放开始,它得以大力发展,经过裂变和调整优化,走向繁荣,在今天的媒介化社会中又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随着信息化社会的来到,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中的影响已达相当高的程度,以至于个人、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对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了高度的依赖。同样,中国学术期刊作为成长迅速的知识传播基地,也必然受其影响。中国学术期刊与这种大众传媒环境有着非同一般的关联,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的探讨,以期有更好的发展。

二

从过去到现在,学术期刊与大众媒体的关系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传统的媒体(既以报刊、广播、电视为主要工具的传播媒介)中,学术期刊以其自身的独特性而受到专家学者们的重视,因为知识的专业性与集中性,学术期刊始终只被一小部分人所知的,不能被称为大众性的媒体。尽管近年来学术期刊发展迅速,对学术的繁荣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也方便了人们对专业知识的了解,但除了本领域的学者,一般人很少会翻阅学术期刊。特别是一些不太知名的期刊,更是鲜有光顾者,所以即使是一些很有成果的论文也会被忽视。新媒体发展迅速,它在信息的收集、、传播等方面有着传统媒体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因而越来越受到大众的欢迎。 这些使学术期刊在读者数量和传播范围等方面受到更大的冲击和威胁。为此, 中国学术期刊要发展,就必须顺应大众传媒环境发展的趋势,不落后于时代;必须要更新理念,重新定位,更要充分认清环境,利用现有条件,融合媒体,实现发展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学术期刊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需求。

首先,学术期刊应学会利用大众传媒环境,选择并创造发展良机。应该看到,如今新媒体的发展或许会对传统媒体造成冲击,但不会造成致命性的打击。相反,我们可以利用新媒体的工具作用,来促进属于传统媒体的各种刊物的发展。比如,学术期刊可以用大众传播媒体来宣传自己,这已是学术界的共识。在2006年11月初,第五届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一个专题是“沟通科技期刊与大众传媒”。这次会议希望能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使科技期刊发展更快,能促使各个国家利用大众传媒来使科学论文得以迅速与广泛传播,让公众及时了解最新的科学成就与学术成果。中国科协也从2007年1月起在国内率先启动了“科技期刊与大众媒体见面会”制度,认为学术期刊与大众传媒的结合有着潜在的市场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提出了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促进二者的结合,呼吁更多的科技期刊认识到与大众媒体联姻的重要性并积极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打造出具有综合影响力的中国科技期刊,使科技成果更好地为提高全民的科学素质服务。从中可以看到学术期刊与大众媒体的结合无论是于国于民还是对期刊的发展来说都是有利的事,也是势在必行的。

其次,如果说传统学术期刊的形式是单一的出版物,那么在当今时代,学术期刊不再是单一的纸质形式。学术期刊与大众传播的联姻更是通过期刊的网络化、数字化来实现的。期刊的网络化、数字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近年来,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在网上阅读、查找资料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据统计,期刊的网络阅读率正在持续攀高。而且由于期刊出版频率的不断加快,半月刊和旬刊的不断普及,这些期刊在网络上也得到了很大的点击量。许多期刊都一改传统媒体只出现于纸上的格局,同时还在网络上开辟新天地,创办网络期刊,获得了不俗的成绩。期刊阅读移至网络之后,网络显示出了对传统期刊格局的巨大重塑力,使学术期刊呈现出不同于以前的面貌。期刊通过网络平台能够获得巨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这是以往纸质出版物难以企及的。顺应新的媒体形态,有些学术期刊从印刷版转变到网络版。这种方法是切实可行的,学术期刊出版者可以从单一的纸质期刊出版向跨媒体出版转变,即把相同的内容到不同的媒体上。在将多媒体资源进行转换之后,经过内容管理系统中的加工和整合,再以不同的格式到相应的媒体上,如手机、电脑网络等,以满足读者的需求,从而获得更大的时市场份额。

很多人把如今这个时代称为网媒时代,的确,以网络为代表的新的大众传媒环境是学术期刊发展所绕不过去的台阶。如何运用大众传播媒体是学术期刊发展要解决的问题之一。网络化的即“数字化学术期刊作为一种新型的出版载体,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可以积聚海量信息,进行超文本链接,获取信息的高效、便捷,实现编者、作者和读者间互动交流,为期刊功能的最大发挥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空间。快速发展中的数字化期刊尽管尚需在网上安全、出版规范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加强管理和防范,但作为未来出版的一种主流发展方向,它将与传统型印刷版期刊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共同推进期刊出版事业的不断发展繁荣。”①

再次,要实现学术期刊传播的“大众化”。即让学术成果被更多专家、读者所知,或说让中国的学术水平为世界上更多学者所知,以确立中国在世界上的学术地位和文化影响。为此,我们要实行学术期刊传播的国际化,实现学术期刊在大众传媒环境中为更多学者所认知、其价值得到认可并顺利发展。

现在中国不再是闭关自守、畏缩不前的国家,我们需要学术上的获知,也要向别的国家来展示自己的成果,从而实现东西方之间的对话。学术期刊作为一种知识的传播载体,不应局限于一个国家、一个学术圈子里,特别在大众传媒发达的时代,学术期刊应该积极参与,迎接其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发展壮大自己。

三

大众传媒的发展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在这样的变化中,传统的一切,包括传统的媒体,如传统的纸质杂志甚至电视,都要因新的大众媒体环境的出现而发生变化,并受到挑战。可以说,大众传媒环境是一把双刃剑,对学术期刊是威胁还是提升,取决于学术期刊是否能适应环境。利用不当的话,学术期刊将萎靡不前,最终将因不能适应环境而被淘汰;反之,大众传媒环境将会为学术期刊的发展插上翅膀,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大众传媒环境下,学术期刊要尽量地发挥自己的价值,实现其社会功能,必然要对自身进行重新审视。通过以上分析,学术期刊应该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开拓。

1.建立类似新闻的学术期刊宣传系统。怎样让公众知道发表在期刊上的成果呢?即如何利用大众传媒来传播学术期刊的成果呢?“美国有向全球传播科学新闻的EurekAlert网站,该网站将500多个学术机构提供的科学新闻即刻传达给世界各地614位注册记者;欧洲有阿尔法-伽利略网站(Alpha Galileo),该网站每天将来自欧洲的最新研究新闻提供给世界各地的5700多位专业媒体人员。”②据报道,在国外许多学术期刊都与媒体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比如《自然》、《科学》等。

但是,目前在中国并没有一个帮助学术期刊重要科学新闻的网络平台,记者不知道期刊最新发表的重要成果,期刊编辑也不知道记者需要什么,双方形同陌路。据调查,中国的学术期刊与大众媒体非常缺乏交流,大众媒体有关科学进展的报道很少来自国内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许多学者出于对大众媒体的不信任,认为媒体会扭曲报道(实际上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不管是客观原因还是主观原因导致的),通过这种途径来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是不严肃的,因此拒绝与大众媒体的配合。虽然有些学术期刊的编辑很想通过大众媒体介绍期刊上的重要论文,但并不懂得用通俗的语言写作,更有编辑不想因此费事。种种原因造成了学术期刊与大众媒体的“隔阂”。这种格局中,人们很难把学术期刊这种专业性的、精英性的传播载体与普及性的大众传媒相联系。长期以往,学术期刊必然越来越处于边缘化的境地,特别是一些不太知名的期刊,处于被人遗忘的角落,即使有优点也会被忽略。其实,媒体对学术论文中研究成果的报道非常重要,因为媒体的报告有益于论文的作者、作者所服务的研究机构以及的期刊。普及科学知识有益于社会的发展,在信息时代的大海里,公众需要了解有价值、经同行评价的科学知识。因此,学术期刊应积极主动地和媒体建立成长性的关系。利用大众传媒,建立类似新闻的学术宣传平台将会使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为更多人所知、所用,促进学术的繁荣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有利于学术期刊本身的发展。

2.进一步加快期刊网络化的步伐。在当今大众传媒环境中,学术期刊的网络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现在更多的人愿意在网上阅读,查找数字化的论文,中国的学术期刊没有是否进行网络化的选择权,学术期刊要扩大自己的领地就必须利用网络,在网络上来展现自己。在这种环境中,学术期刊出版者的观念要进行必要的转变。首先要看到期刊读者角色的转变,即读者由单一的纸质期刊的读者变成更加宽泛的读者,这其中有许多网民、甚至是手机用户等。发行时应从仅仅出版发行纸质传统期刊的角色中跳出来,不但把作品出版在传统纸质期刊上,还应到网络上,手机上等等。同时,数字出版的出现要求学术期刊经营者的经营意识也要相应转变。比如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的分发方式不一样,传统纸质期刊只能按册卖给读者,而网络期刊可以把论文按篇销售给读者。另外,网络期刊不仅仅只是把论文放在网上就行了,同样要解决“发行”问题,注重“网上发行”。要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获得好的经济效益,必须做好网上发行工作,可以采取多种办法,比如在一些知名网站的搜索引擎上建立索引,在相关专业领域的网站或网页上建立友情链接,还可以在纸质期刊上宣传网络期刊网址等。著作者投稿、编辑处理稿件、专家审稿都可以通过网络快速高效运作,可以缩短期刊的出版周期,这也是期刊网络化的一个优势。学术期刊的读者大多是学者、专家或研究者,他们具备了利用网络的条件,随着计算机网络在我国的迅速发展,必将有更多的人通过网络来获知专业知识。尽管在学术期刊网络化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制度需要完善,但是毫无疑问,这是学术期刊的一个发展趋势,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是不应忽视的。

3.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学术期刊的国际化也是被争议的问题。大众传媒环境对学术期刊的另一个要求就是在传播的范围方面。当今信息化社会里,中国的学术界不仅需要知道别国的知识,也要让自己的成果为人所知。否则,学术界将会处于“失语”的困境。“失语”这个词起于文学理论界。改革开放以来在文艺理论界引进了很多的西方理论,国内学者对这些理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而本土传统的各种理论却被相对忽略,国外的理论界更是对这些传统理论知之甚少,造成了一种只能说别人的话的尴尬局面。

学术如何走出去,而不是只引进来,是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对学术期刊来说,如何被更多的学者所感知是生存的关键问题。而如何被感知就需要一定的措施。现在,即使在国内非常有名的期刊,有在国际上也并不太有名,中国的学问是游离于国际主流之外的。这其中虽然有政治上的原因,如西方对中国的忽视,但是我们仍然应该争取话语权,让自己的学术成果发扬广大。否则,长期以往,除了影响中国的声誉外,更会让中国的学术发展举步唯艰。

国内学术期刊社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要办成国际名刊是非常不容易的。首先便是语言的障碍。如前所说,国内不少的期刊开始要求英文摘要,出英文版,这无疑是走向国际化的方法。互联网的出现也使得国内期刊与国际知名期刊之间的联合办刊变得容易实现,甚至合作双方不用见面就可以达成协议,进行合作。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其实是学术的国际化,在大众传媒环境中,我们应该利用有利条件,让自己的学术成果为世所知。

综上所述,大众传媒的发展是渐进的,它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着日益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学术期刊成长迅速,也是世界知识传媒格局中发展很快的领域。它的市场仍然不尽成熟,但也因此具有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如今的大众传媒环境下,更多的学术期刊认识到了与大众媒体联姻的重要性并积极投入其中,致力于打造具有综合影响力的中国学术期刊,使学术成果更好地为国家的繁荣、人民的进步服务。

注释:

①张积玉:《中国期刊业发展趋势探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4月

大众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区别范文第3篇

传媒人是传媒的内行，至少是行内者，一般已对传媒有较多的认识。然而人们对传媒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时代的发展又使大众传播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传媒人的对传媒的认识也要与时俱进，及时更新。例如，以往对新闻传媒的宣传作用有较为充分的认识和重视，而对其信息沟通作用、意见交流作用、舆论监督作用、实现民主政治作用等，则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或把它们与宣传作用对立起来，而不是统一放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最终目标之下，进行全面的认识和思考。从“三个代表”及“三贴近”的要求来看，显然有失偏颇了。

随着全球化和新科技的发展，随着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经济、社会和政府管理的转型，大众传媒的环境、结构、组织和运作方式，各种传媒的功能、地位、作用和工作方式，都出现许多新的变化。传媒人要适应这些变化，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需要很好的媒介素养，首先是认识上的及时、深入和前瞻。即时、互动、分群化、核心竞争力等新的概念，受众为中心、效果为目标等新的运行理念，都值得传媒人好好琢磨。

但是，据去年的一项抽样调查结果，新闻从业人员很少接触新闻理论、业务期刊和新闻业界网站。（陆晔、俞卫东：《传媒人的媒介接触和使用行为》，《新闻记者》2003年第6期）这从反面证明了对传媒人进行传媒素养教育的必要。

职业精神是传媒人媒介素养的集中表现。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有联系又有区别。传媒人的职业道德，是传媒工作中属于道德范畴的行为规范，如新闻工作者要忠于事实，坚持真理，注意保护采访对象，不以私利影响工作，尊重对手，正当竞争等等。而职业精神，则是传媒工作中的尽职（对社会尽职，而非仅仅对媒介机构）和尽力精神，如新闻工作者追求真实、全面、客观、公正、及时，尽力履行职业使命，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

要能够尽职尽力，就需要对自己职业的要求、使命有明确的认识，对传媒的功能、作用、社会责任，以及新闻规律、传播规律、传媒运行和发展规律，都有自觉的把握；需要有很强的责任感、事业心和奉献精神；还需要有科学化管理基础上的竞争、激励机制。

职业精神还体现在对媒介传播的把关上。要把好思想政治关，舆论导向关，还要从媒介专业要求的角度，把好业务质量关。比如新闻报道，既要政治思想、舆论导向正确，又要有新闻性。如果没有新闻价值，就不能作为新闻，更不能放在头条新闻的位置；如果不够真实全面客观公正，也必须尽可能地修改，否则或没有社会效果，降低传媒的吸引力，或误导受众，贻害社会，损毁传媒的声誉。

这种把关很不容易。新闻媒体对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来说，都是有效的宣传工具，都具有议题设置功能，赋予地位、树立形象功能。这使许多组织（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各种方法影响、利用媒体。其中有的是合理的、有益于社会的利用，有的则仅仅有利于个人或小团体，而牺牲传媒资源，牺牲受众的时间、精力和经济付出，甚至牺牲传媒的社会责任和声誉。传媒人要有很大的勇气和公心，高度的为社会和公众服务精神，才能顶住各种压力和诱惑，严格把关，防止传媒功能贬值，或成为个人和小团体的私器。

传媒领导者的媒介素养对整个媒体的行为和其他传媒人，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同时我们又看到，大众传媒的许多问题，受各种外部因素的制约，传媒人非不为也，乃不能也。如果选择传媒机构及其主办、主管单位领导时，忽视其媒介素养水平，如果在传媒的运作中，许多媒介素养不高而又不自知的领导者任意干预，就会使传媒的职业水准缺乏基本保障，就谈不上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积极作用、防止其消极影响。

大众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区别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村； 现代化； 传播媒介； 社会观念； 交往格局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B

[作者简介] 顾炜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04级硕士研究生。

朱娇娇，复旦大学新闻学院04级硕士研究生。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大众传媒的普及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农民对大众传媒的接触也在增强。传播媒介的使用情况以及对农民观念、行为等方面的影响如何，乃至对转型中的农村社会的影响如何，这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关心的话题。

选择青浦农村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转型中农村社会的传播媒介与观念、交往格局之间的关系，是考虑到其代表性。青浦集中体现了转型中农村的特点：经济发达，文化先进；正经历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以及城市化的变迁过程；地处上海远郊的地理位置使它深受城市的辐射，现代传播的影响力也充分渗透，各种传播手段的普及程度和接触度均相对较高。并且，近二十年来前后四次相关的调查[1]，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丰厚、翔实的资料。

本文主要基于2002年“传播网络下的青浦农村家庭调查”及2006年“传播网络下的大都市新郊区新农村调查”的资料，同时结合更早的两次研究的有关结果，分析青浦农村传播网络的发展状况、传播媒介的接触和使用情况，以及农民观念和交往格局的现状。并试图从青浦这一个案研究出发，探讨转型中农村社会的传播发展与观念、交往格局之间的关系。

二、青浦农民的媒介接触与使用情况概述

“传播网络下的青浦农村家庭调查”在问卷的第一部分对青浦农民使用媒介的总体情况作了调查。从数据中大致可以归纳出几个方面的特点：

（1）传播网络的覆盖程度比较高。如电视机、收音机、有线广播、电话、手机这些传播工具的拥有量上都比较高。

（2）在接触频度方面，选择报纸、电视、广播（见表1）三种大众传播媒介作为比较对象，计算出三种媒体的接触度平均得分[2]分别为3.0、1.7、和3.6，即接触度依次为电视>报纸>广播。而在祝建华1984年的调查中，上海农村的媒介接触为广播>报纸>电视。[3]数据还显示出看电视和看报纸是青浦农民闲暇时最主要的活动。青浦农民几乎每天都看电视，而看报纸的时间每周只有2.7次，每次读报时间平均为26分钟。

（3）在接触这三种主要媒体的动机方面，最多的选择是“了解国家大事”。对于电视和广播，排在第二位的需求都是“消遣娱乐，打发时间”，其次是“了解市场信息”，而对于报纸，第二位的需求是“了解市场信息”，第三是“增加科学文化知识”。

三、青浦农民的观念变迁状况

农村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人的现代化，这又集中反映在农民在观念和行为上的变化。英格尔斯认为，具有现代人格的人应有能够接受新事物、顺应社会变革、主动获取新知识、乐于参与社会事务、不为传统所束缚、具有个人效能感等12个方面的特征。[4]在“传播网络下的青浦农村家庭调查”中，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涉及社会观念的问题和命题，得到的态度量表和种种具体回答均反映了被访者的观念与“传统”的距离，即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了“现代性”，而调查的结果也应证了青浦农民正在走向现代化的趋势。

在面对公家的事情应该如何决定的问题时，81.9%的人选择了让大家参加讨论；67.8%的人认为即使在丈夫有能力养活全家的情况下，妻子应该出去工作而不是在家料理家务；在如何对待祖宗的问题上，53.4%的人选择了上坟扫墓的形式，另有24.1%的人认为不需要什么仪式，77.5%的人倾向于告别传统的祭奠方式；在年轻人是否应该尊重老年人的问题上，有99.3%的人认为年轻人应该尊老；在关于年轻人应该怎样对待传统的问题上，众值出现在了“应由他们自己决定”这一选项上（55.1%）；同时，决策权在家庭内部开始分散，传统的“家长制”已不再明显，而且民主决策在家庭生活中也开始被更多的认同（选择的比例为15.2%）。

问卷还通过考察居民们对一系列说法的态度来检验其观念的现代化程度，涉及的类型大致可分为价值取向，政治观念，家庭观念，交往观念。问题中含有的一些对于传统观念的预设，而调查的结果呈现出了明显的反传统的趋向。（见表2“态度量表”部分）

从以上的调查结果中可以大致归结出青浦农民在观念变迁上的几个特点：

（1）平等和民主日益深入人心，青浦农民更多的愿意尊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不论在公共事务领域还是在家庭生活内部，决策已由传统的权威制向民主决策转变；决策中的“经验至上”原则逐渐转向对于知识以及集体智慧的尊重；政治生活中的干部权威也日益被否定，民主参与的意识普及程度较高，农民更多的重视政治生活中的公平与公开原则。这些都进一步反映了青浦农民在观念上“由权威基础向实效基础转变的趋势”。[5]

（2）“家长制”的观念渐趋淡化。曾指出“随着父母年老依赖程度的增加，他们的权威按比例的缩小”。[6]经过数十年的巨变，农村社会的“老人权威”的消解不仅是经济变迁的结果，也是观念变迁的表现。青浦农民对于“传统”的态度体现出相当的包容性。代际之间出现了更多的尊重与理解。

（3）传统条件下农民封闭的、小农色彩的意识在淡化，农民越来越多地将自己视为社会的一份子，更加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观念更加开放，自尊感和责任意识也在增强。

（4）在人际交往的观念上，情感的因素逐渐被对于实际利益的考虑所取代，传统的乡情纽带转为以经济利益为纽带。同时，过去一些沟通“情义”的方式已越来越多地被视为“虚礼”，人们更注重的是交往方式的实在性。人际交往观念在经历了“从重义轻利到义利并重”[7]的变化后，情感的因素逐渐退居次席，交往观中“厚利薄义”的取向越加明显。

（5）青浦农民的一些价值观念、生活观念更加趋于理性、进步和文明。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妇女的权利受到尊重；封建迷信现象有所改观，科学的、文明的生活观念为多数人所认同；尊重和理解老年人的情感需求……这些变化都反映出现代化农村的社会生活在观念层面已经越来越多的具有了和城市相近的意味。

四、传播媒介与农村观念变迁的关系

调查问卷还探察了影响观念的渠道。在所列的“父母”、“家人行为”、“大众传媒”、“学校”、“亲朋好友”这些选项中，除了“大众传媒”外，其余则基本涵盖了人际传播的渠道。（见表2“影响渠道”部分）

可以发现，涉及到价值观念时（Q1-Q4、Q6），大众传播的影响力与人际传播不相上下，

但大众传播的影响力却明显高于每一项单独的人际传播渠道；对于交往观念（Q5、Q9、Q10、q14），人际传播的影响力明显高于大众传播，并且所有这四题的回答中，均有一种或多种人际传播途径的影响力在大众传播之上；而在民主观念方面（Q11、Q12），大众传播的影响力则远远高于人际传播；考察生活观念方面（Q7、Q8、Q13、Q15）的影响力时，对比前面关于态度倾向的数据可以看出，若态度具有较多“反传统”倾向，则大众传播对其态度的影响相对更重，而若态度相对模糊的，则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对其影响的对比相对较弱。

因此，传播方式对于转型中农村社会观念变迁的影响并不如我们预想的那样。早在1984年，祝建华就曾对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接触度做了比较：通过大众媒介进行的传播活动，已经比人际传播活动更为频繁、活跃。[8]时隔二十年，媒介的飞速发展早已使大众传播的接触变得更加容易，但大众传播的对于观念和态度的形塑和改变能力确为何仍然没有超过人际传播呢？所以研究的出发点并不应该仅限于“能接触多少”和“接触了多少”，而更应该关心“接触的内容如何”、“接触的目的是什么”。因此，研究的视角不应该是企图解释“说服”，而应该是“使用与满足”的。

卡茨等人的研究曾将人们对于媒介使用的需求分为五类：认知的需要，情感的需要，个人整合的需要，社会整合的需要，舒解压力的需要，[9]以此来检验受众使用媒介与满足程度之间的关系，但他们的研究结果却显示：在检验的所有需求里，非媒介来源比大众传播媒介更能满足人们的需要。青浦调查的结果也与此相符。首先，受众认为报纸、电视和广播这样的大众媒介对自己的帮助主要在于了解国家大事，消遣娱乐、打发时光和掌握知识，这说明青浦农民接触媒介时具有认知和情感的需求，然而调查也显示：在对报纸和电视的内容作出评价时，青浦居民的满意程度并不高。可见大众传播对于这些需求的满足是不够的。其次，卡茨在态度研究中指出形成态度的条件之一是“对理解的需求，对有意义的认知组织方法的需求”，[10]青浦农民接触大众传媒时的特点是电视的接触度远远高于报纸和广播，然而电视这种媒体由于信息的清晰度太高而恰好缺乏对受众理解需求的满足，更能满足这一需求的报纸在农村的接触程度却并不高。从总体上说，大众传播并不是影响农民态度变化的最主要因素，至少其影响力并没有超过或取代人际传播。

五、青浦农村交往格局的变迁

在对青浦农村的交往格局进行研究时，调查主要围绕着与亲友以及乡邻的人际交往展开。问卷的设置直接从交往行为的层面入手，而不是在观念层面。

对于不住在一起的亲戚， 多数人半年以上看望一次（选择半年一次的有34.8%，其次为选择一年一次，有30.3%，共计65.1%）；在关于借钱三个问题中，有59 . 3%的人同意会借给亲戚钱，另有36.4%的人会作出有条件的决定，同时，最多的借钱渠道是从亲戚那里来（有69％的人选择此项），可见，借钱的行为在亲戚之间是最常发生的，而紧急时，向邻居借钱也是多数人认可的选择（有59.8%的人认为开得了口）。在青浦农民看来，影响现代人人际关系的最主要因素的排名情况依次为金钱、友谊、地位、情面、公众利益。

总体上看，青浦农民的交往格局仍以亲缘和地缘为主要联系方式。1993年朱谦领导的青浦农村调查指出，“交往对象的急剧扩大；交往空间的延伸；交往内容的更新”[11]是交往格局转变的主要特点。这其中涉及到的一个最主要的变化是对血缘和地缘的突破。由于第二、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经济活动的范围不断拓展，农村中更多的出现了因生产和经营活动而出现的业缘关系，这种关系的出现是与交往对象和交往空间的扩大密切联系的。但是，业缘关系的扩大并没有改变农村内部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主体地位，由它们所决定的交往方式和交往频度等也没有明显的改变。

如前文中对交往观念所描述的，人际交往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元素，但是这些变化都没有撼动传统农村的人际关系格局，围绕在个体周围的仍然是有亲属和乡邻所构成的同心圆。“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12]“借钱”就能很好的反映出农村交往格局对于亲缘、地缘关系的依赖。信用社会的借贷渠道应该是建立在个人与组织化机构之间的，这种借贷关系是以业缘关系为基础的，而传统社会中的做法则是把渠道建立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因此像与邻居借钱这种建立在地缘之上的借贷关系在商业化现代化的社会中是极少出现的。

所以，从总体上看，青浦农村社会中亲缘和地缘的联系程度并没有减弱。而本次调查研究假设之一就是随着农村现代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发展，亲缘和地缘联系将弱化，传统的人际联系会变得松散，所以调查的结果证实这一假设并不成立。但否定假设并不意味着研究就没有意义，相反可能意义更大。

六、传播媒介与农村交往格局的关系

事实上，当大众传播在农村普及和发展的同时，人际传播的空间并未被挤占。从青浦的情况来看，电话、手机等人际传播工具的普及程度已是相当高的。传播手段的发展提高了人际传播的效率，也促动人际传播在规模和效果两个层面上与大众传播展开竞争。尽管大众传媒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足可以渗透进农村的每个角落，但从效果来讲，它却远不及人际传播那么有力。人际传播的效果主要在两个层面展开。（1）个人整合层面：表现为获取知识，获取身份地位和稳固性和对于意义的理解。（2）社会整合层面：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交流价值观和传承规范。青浦调查所反映出的农村社会交往格局“反现代性”或者说“滞后现代性”的倾向充分表明农村社会的交往格局所牵涉的不仅仅是社会行动层面，更包括文化层面。吉登斯曾将文化定义为“一个社会所有成员的全部生活方式”。其组成包括“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所持有的价值观，他们所遵循的常规，以及他们所创造的物质产品”。[13]因此，作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交往格局也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和一种深刻的固守倾向。

人际传播效能的发挥强化了人在乡村社会中在一定首属群体中或是某种关系圈中的归属感，从而也强化了人对于这种归属感的来源――基于血亲关系和地域性共同体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的认同。所以人际传播天然的和亲缘的、地缘的交往格局相联系，并为其稳定性与固守倾向提供了一种基于个体心理需求的最坚固的保障。虽然人际传播具有维护传统交往格局，延滞其“现代化”进程的功能，但在交往观念和交往行为的变迁上，它也比大众传播更具影响力，因为从内部的调整总比外部的改变要容易的多。还有一点值得强调：与都市社会不同的是，乡村社会的居住空间本身就是开放的，因此农村的人际传播是连续的，持久的，自由的；而都市的人际传播则是间断的，短暂的，受局限的。这种传播特性上的区别导致了交往特性的不同：都市的交往更注重如何树立规则来实现交往的效率，而农村的交往则更多的着眼于感情的培养，这也是业缘与亲缘、地缘最根本的区别之一。所以，人际传播与交往格局具有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得人际传播对于交往格局在变迁与否、怎样变迁上的影响比大众传播来的更为强烈和深远，并且当大众传播试图改变交往观念和行为的朝向新的形态发展时，人际传播具有维持传统交往格局的作用。

七、结论

大众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区别范文第5篇

本文拟对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进行简单的综合介绍，重点选择在传媒研究历史上有过重大突破和影响的研究机构及其研究成果，并希望借此能为国内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

1.早期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对大众传媒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有声电影开始盛行之际。由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缜密与理论的贫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用途，不在于从根本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则无关紧要。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Veblen）和米尔思（C.WrightMills）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

2.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也是难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汤姆逊（E.P.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其理论和方法资源上集大成的原则⑦。

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大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则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则把大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对开始对英语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词源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探讨，从词义的变化中把握社会的变迁，反之亦然。英语中culture一词，从原来的拉丁词根发展而来，并延伸出种种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为英语中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当culture从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众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为“文化”，也才有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说法。但是，对当代文化研究来说，以上culture的两个定义一个过于狭窄，一个过于宽泛。学者们因而试图在这一窄一宽之间找到更为确切的说法。目前比较为人接受的一种定义认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包括言说、物品、行动、事件等等。其实，这个定义本身也有过于宽泛和含糊其辞之嫌。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导致了后来的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展和杂乱无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逐渐盛行并变异，使得企图对这一领域进行整体综述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7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一切经济决定论，与20世纪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论不约而同。在研究实践中，则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达到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达到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开始被成批生产和仿制，并逐渐成为英语世界高等学院中又一门专业“学科”，其实际社会批判功能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英国的文化研究从80年代中开始在英语世界里流行起来。在美国，素以实证经验主义为方法论依据的传播研究主流，受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岛国的理论冲击，因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繁荣”。澳大利亚由于引进英国的研究人员，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文化研究热。近些年内，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论坛，除了原来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欧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国出版发行。这都说明文化研究领域正在试图超越英语世界，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展开。然而，英语世界中新近的一场文化研究热，在过多地关注当下流行文化现象的同时，忽略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对各种压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与其说是本领域研究的发展深化，不如说是学术市场对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功能，经常被表面上的喧闹所淹没。其中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动放弃了对深层社会批判的追求，反而对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谓反抗霸权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随意夸大。这种形式上的文化激进，其实已经蜕变成实质上的政治保守了。（未完待续）

注释：

①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研究结果由H.J.Forman论编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个是英国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学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讨论电视的到来对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另一例是美国传媒研究史上经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80年代初期英语世界大众传媒与传播领域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与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讨论，讨论结果发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专号“本研究领域中的争鸣”（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编辑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