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社会责任的表现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1当前高职学生社会责任感的现状
当代高职院校大学生普遍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他们中不乏有理想有抱负的技术人才他们积极进取,易接受新事物,可塑性强,有着较高的综合素质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是主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仍然有部分高职生社会责任感淡漠,这不能不引起全社会和教育工作者的思考。具体来说,当代高职院校大学生责任感的缺失主要表现如下:
1.1在利益取舍上,轻社会利益,重个人利益
利益观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具体体现。随着市场经济的浪潮涌至校园,高职生受利益的驱动也日渐增强,他们的利益观念也慢慢凸现出来,对社会责任感在高职生思想中的形成与强化是个巨大的挑战。社会的责任是通过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反映的,社会的整体利益始终是社会责任的价值取向。但当代高职生作为大学生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却在对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或社会利益的关系的理解和处理上存在着明显的偏颇与失衡。在关于"当个人、集体、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你会怎么做?"的调查中,高达65.30%的同学选择了"在不损害个人利益基础上,考虑集体和国家利益"21.4%选择"集体、国家利益优先",仅13.3%"牺牲个人利益,顾全集体和国家利益".由此可知,当代高职生的社会责任感呈现明显的向个人利益倾斜的趋向,他们持有的义利观建立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两者之间的一种既能满足个人利益,又能满足社会需要的平衡点的基础之上,这种平衡非常脆弱,一旦两种利益发生矛盾时,尤其是涉及到个人具体利益时,一些高职生往往首先考虑个人会利益。
2.2在理想追求上,轻社会理想,重个人理想
对于处在人生成长关键期,而又比其他大学生更早面对社会的高职生来说,理想在他们的人生历程中发挥重要的导向功,是他们思想与行为的定向器。毫无疑问,当代高职生是有理想的,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抱有美好的设想并乐意为此而奋斗, 大部分学生认同社会理想,推崇奉献精神,拥护社会责任感,但部分学生却容易受个人主义支配,在社会实践中,对个人的专业技能的掌握、自我发展的程度和个人价值的实现水平更加注重,对个人前途发展、幸福指数等十分强调,而对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却表现相对淡漠,不能将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有机统一起来,缺乏对自身历史使命的准确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认识的对社会理应具有的主人翁精神,仅仅将理想局限于个人范畴内。在调查"你努力学习的目标是什么?"的问题时,47.9%的同学选择"为了自己将来更美好的生活和更高的自我发展",26.5%的同学选择"为了报答父母",25.6%选择"为了学以致用,使国家越来越强大"。由此可见,高职生当中,淡摸社会政治理想,而偏重个人理想、生活理想的同学占据绝大多数。
1.3在价值取向上,轻社会价值,重个人价值
价值取向,是指人们基于某种利害关系所作出的意义认定与选择,具有相对稳固性。价值取向是人们责任行为导向系统的核心因素,对人的行为起着至关重要的调节功能与导向作用。价值取向有两种定向:社会定向和个人定向,这是当代高职生社会责任感形成的关键所在。作为各种价值中的首要价值选择,社会价值取向具有以为社会为人民奉献为最大的乐趣,以无私关心爱护他人为自己的职责的显著特征。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与日俱增的人才竞争压力,部分高职生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偏移,由重社会价值转为重个人价值,将目光仅仅定格于个人的发展,对个人价值有着不合实际的夸大,认为人的价值在于自我奋斗,这样的极端表现就是凡事从"我"出发,以"我"为中心。还有一部分高职生十分注重"自我超越",强调个人本位主义,对自我的关注程度大大超越了对社会、他人以及父母的关注。如在"你认为幸福是什么?"的调查中,45.6%的同学选择"全面实现自我价值和自我发展",33.7%的同学选择"拥有良好的物质生活",只有20.7%的同学选择"奉献社会,为人民服务"。这充分显示出部分高职生存在着将个人价值凌驾于社会价值之上的观念,在面临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选择时,往往最先考虑的是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否,这种行为,使社会责任感的形成与社会责任的自觉履行成为空谈。
1.4在义利选择上,轻社会道义,重个人得失
社会道义是人们理性升华的一种高尚情操,一直以来被人们所尊崇。这本该是当代高职生所具备的素质和修养,但许多高职生在义利的选择过程中考虑条件、讲求策略,力求在社会道义和个人得失之间找到"折中点",希望既能保持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同时又能够兼顾自己的个人得失,或是至少要将个人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在调查"假如在路上看见古稀老人跌倒在地,你会怎么做?"时,高达67.6%的同学选择"不会主动帮忙,但会拨打急救电话", 8.9%的同学"怕惹事上身,一旁观望",只有23.50%的同学选择"立即走过去搀扶并送医院",可见,当代高职生对利益观、社会道义有一个基本正确的认识,但存在着知与行的严重脱节现象,这反映出高职大学生生在面对义利选择时,处在一种既不破坏他人利益,又不主动维护社会道义的消极"不作为"层次上,这对于其社会责任感的形成和社会义务与责任的自觉履行产生了巨大的阻碍。
2造成高职生社会责任感缺失的原因分析
2.1高职教育的功利性
责任教育是学校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功能在于夯实学生道德修养,培育学生人格品质。高职教育是以就业为目标、专业技术应用能力为培养主线、专业技术性人才的培养为落脚点、社会需求为价值取向的一种典型的专才教育。高职院校作为生产发展第一线劳动者的输送渠道,其学时紧、学制短的特点使高职院校不可避免的打上了"授人谋生技艺之作坊"的烙印,在"专业至上"观念的引导下,当代高职院校对学生的培养远远偏离了使学生得到全发展的轨道,这种培养体制下的高职生往往忽略了自己在社会应担当的责任与义务,只懂得如何才能让自己得到在技能上和专业上的自我提升,暴露出其深刻的功利性。在越来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很多高职院校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课程编制上,主要依据将来所担任职业所需能力的要求或工作过程导向来确定。在课程评价中,高职院校的评价体系大部分以学生对技能的掌握程度与操作的熟练程度为衡量标准,对学生的责任意识、责任感的考评基本流于形式或者完全忽略。这种教育下的高职生只能是被技术化、功利化和平庸化的"职业人",越来越失去其人文意义,更谈不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责任教育恰恰是作为一线工作者,最为重要和不可缺少的部分,它决定着高职生走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后是否能对自己的工作、对社会履行应有的责任与义务。
2.2对知识实用性的过分强调
有关责任的知识和教育是对待社会、他人、以及自己的态度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帮助高职生完善自身人格品质、道德修养的必要保障,属于一种非专业性、非实用性、非功利性的知识。而专业知识具有高度的职业性、功用性、实用性,能帮助高职生提升自己在其专业领域的水平,从而能更好的适应所从事的工作。专业知识和社会责任感孰重孰轻的衡量,取决于高职生的知识价值观。高职生是与社会一线工作最为接近的大学生,他们对知识功能的判定,基本上是与自己将要从事工作的需求挂钩。多数学生能对专业知识和人文知识持肯定态度,并在两者能得以兼顾时并重,但在二者选其一的情境下,大多高职生以能为自己带来什么为标准,他们学习知识的价值观方面很大程度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生存技能,其次才是为社会做贡献。这种只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而对社会价值淡漠的思想与社会责任感此消彼长,往往造成了高职生社会责任感的弱化甚至消解。高职生对知识实用功利性的过分追求势必对社会责任感的形成造成巨大障碍。
2.3社会对高职生的社会认同感偏低
高职院校是输送我国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主要渠道,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批服务于生产、管理第一线的高职人才。高职院校的不断发展和高职生队伍的逐渐扩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果,但与此相悖的是,社会和高职生自身对高职教育的整体认同度并不高。首先,受传统教育观念影响,人们认为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学生才叫真正的大学生,而对职业教育十分冷淡。这种消极影响使社会难以形成对高职教育的正确的认识和理解,从而造成了高职生的社会认同度持续走低。其次,在就业方面,有相当一部分用人单位在衡量一个人是否适合自己单位时,唯文凭独尊,盲目追求高学历、高学位,对高职生的认同度很低。用人单位认同度的低下也造成了高职生对社会产生怨恨,导致了其社会责任感的减弱。最后,高职生自身对高职教育的不认同也是造成高职生社会认同度低下。很多高职生选择高职院校只是他们不能上高等普通院校后,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因而高职生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自卑心理,这样的心态也使高职生对自己的定位欠准确,或者自暴自弃,最后毕业后难于找到合适的工作,造成了"高职毕业生能力有限"的印象,这也很大程度降低了高职生和高职教育的社会认同度。社会认同度是社会对一个群体的价值肯定,从根本上影响着这个群体对社会的情感,社会对其肯定度越高,其对社会产生的回馈意识和责任情感就越强烈,反之则低。这就造成了高职生对社会的感恩回馈意识薄弱,更谈不上自觉担当社会责任和义务了。
关键词:社会责任投资指数
一、 社会责任投资指数概述
社会责任投资指数实际上是一种建立在社会责任投资基础上的成分股指。社会责任投资是一种新兴的投资理念,社会责任投资者认为企业在社会、环境和公司治理三个方面的综合表现与其未来收益和投资价值密切相关,所以在选择投资对象时,社会责任投资者不仅仅关注公司在经济方面的表现,还关注其在社会和环境方面的表现,致力于投资那些能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经营与发展的公司。社会责任投资主要包括正面筛选、负面筛选、股东主张和社区投资四种投资策略。
二、编制社会责任指数的意义
(一)社会责任投资指数反映了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变动趋势
社会责任投资指数是一种股票指数,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反应成分股股价的变动趋势。该指数反应了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与投资价值的关系,如果该指数表现良好,则说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与投资价值成正相关,即社会责任绩效良好的公司同时具有良好的财务绩效表现和较高的投资价值。
(二)社会责任投资指数为社会责任投资提供参考和依据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热潮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同时国际著名社会责任投资指数,如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等表现突出,这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关注社会责任投资。但是单独的投资者和投资机构往往不具备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能力,也就难以筛选出那些社会责任表现良好的投资对象,更无从考察社会责任绩效良好的公司是否真的具有更好的市场表现和投资价值。这就需要专业机构开发社会责任绩效评估方法,并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进行评估,然后筛选绩优者,计算指数,为社会责任投资者提供指导。
(三)社会责任投资指数推动社会责任投资的发展
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富时四好指数等著名社会责任投资指数的良好表现,不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关注社会责任投资,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社会责任投资指数的编制工作,使更多的社会责任投资者有了可供参考的投资工具,这会进一步推动社会责任投资的发展。比如,南非的约翰内斯堡股票交易所为了推动本国社会责任投资的发展,与富时公司合作编制了适用于本国的社会责任投资指数,为国内外的投资者在南非进行社会责任投资提供建议。社会责任投资理念在我国刚刚兴起,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已经开始了社会责任指数的编制工作,以推动社会责任投资在我国的发展。
(四)社会责任投资指数推动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投资者进行社会责任投资的初衷是追求投资收益,但是对于企业和社会来讲,社会责任投资指数能够通过市场传动机制把投资者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企业关注和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力。
理想的市场传动机制:市场表现――社会责任投资指数――投资者行为――公司行为
(1) 市场表现――社会责任投资指数
(2) 社会责任投资指数――投资者行为
(3) 投资者行为――公司行为
简言之,社会责任投资指数成为了引导投资者对公司社会责任绩效进行评价和奖惩的机制,通过引导投资者的投资方向来逆向推动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但是上述机制是在一个完全理想的状态下进行的。实际上,这个传动机制的成立与否和作用程度受到诸多因素影响,比如社会责任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社会责任投资理念是否成熟、社会责任绩效评价机制和成分股筛选方法是否合理等都会对社会责任指数的表现产生影响。
三、社会责任投资指数计算
1、社会责任评价
(1)收集社会责任方面的理论、法律法规、标准、倡议、指南等,为建立社会责任评价系统收集理论。
(2)建立打分系统。目前有两种比较典型的打分方法。
①建立一套指标体系,包括维度、一二级指标、得分标准、权重等,然后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对各指标进行打分,最后运用一定的计算方法得到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总体得分,例如SAM公司可持续评估就使用了指标体系打分法。
②建立一套综合各方面因素的评分方法,比如富时公司在对公司进行ESG评估时,先对公司进行风险评级,然后再根据公司所处的风险等级和实际情况分别计算主题分数、维度分数和总分数,最后根据总分数进行ESG评级。
2、指数计算
(1)筛选成分股。一般是以每个公司的社会责任绩效得分为基础,按照一定方法筛选成分股,以保证进入股指的都是在社会责任有良好表现的公司。比如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运用“best-in-class”的思想,层层递进选出得分最高绩效最好的公司进入指数,而富时四好指数,则是根据ESG评估得分,所有主题得分都在3分或者以上的公司才有资格进入股指,否则,则不能进入股指。
(2)计算股指。关于股指计算方法争议不多,一般采用传统的股指计算公式即可,比如道氏使用的是拉式股指计算方法,而富时四好使用的是派氏股指计算公式。
参考文献:
[1]张济建,张为为,浅析我国社会责任投资筛选体系的构建[J],商业会计,2011(6)
[2]王逸凡,一个金融上的省会运动的观点:社会责任投资重要[J],中国外资,2011(16)
[3]王俊,美欧日社会责任投资(SRI)的发展模式及绩效比较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01)
一、企业社会责任国外研究发展阶段性的梳理
本文借鉴国内学者沈洪涛的研究成果,根据企业社会责任课题的研究和不断演进的过程,把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之前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阶段;20世纪70年代的企业社会回应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社会表现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期与利益相关理论的结合阶段;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的企业公民阶段。本文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值得声明的是,由于对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延续性,各个阶段的时间点有可能存在着交叉和重合,但就其内涵来看,并没有实质性区别。
(一)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阶段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最初阶段是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阶段,20世纪70年代之前,企业社会责任在这一阶段形成了基本的框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界定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企业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和承担社会责任到底有哪些等。在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最初阶段实际上是其概念的提出到确立并得到进一步深化的过程,因而普遍称该阶段为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阶段。该阶段主要观点包括鲍恩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观点、安德鲁・卡内基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萌芽思想、克拉克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伯利与多德和伯利与曼尼之间的两次论战,同时还包括自由主义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批驳等。
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阶段主要是企业社会责任思想萌生、概念的提出、确立和不断的演变过程,这一阶段主要从两方面进行研究,一方面是总结或概括历史上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类型及性质等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是讨论企业是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和承担什么社会责任等问题。虽然这一阶段大部分定义比较模糊和抽象,并且缺乏内在一致性,但这一阶段研究的最大意义是使人们意识到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企业社会回应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人们对企业的期望逐渐增大,因此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拘泥于概念等问题上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或社会的需求,研究的焦点逐渐转向企业如何满足社会需求和社会预期、应对社会压力等问题上。企业社会回应阶段对企业社会回应的概念、内容等做深刻的研究,代表学者有基思・戴维斯和罗伯特L.布罗斯特罗姆(1971)、阿克曼(1973)、普雷斯顿和波斯特(1975)。在企业社会回应的初步研究基础上,学者们对于企业社会回应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企业社会回应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领域中的定位等问题的研究尚未形成一致观点。以塞西和弗雷德里克为代表的观点认为,企业社会回应可以取代企业社会责任,理由是企业社会回应是研究企业与社会关系的延续。而卡罗尔、沃蒂克、寇兰、爱泼斯坦和伍德等则不赞同企业社会回应可以取代企业社会责任,认为这两者各有其侧重点,但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社会回应将企业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清晰和规范的描述。但由于企业社会回应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企业社会回应与企业社会责任并存于该研究领域。企业社会回应产生和运用的重大意义在于企业社会回应从环境评估和管理等方面将企业社会责任的抽象概念转变为管理者的具体行动。
(三)企业社会表现阶段 企业社会表现的概念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首先,企业社会责任在概念上仍较为含糊且维度单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次,企业社会回应关注的重点只局限于企业的反应过程,而在道德和伦理等方面缺乏研究,只能解决企业社会责任某一方面问题;最后,企业社会责任本身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其内涵等内容也将会受到不时的挑战,企业社会表现就是企业社会责任争论和修正的产物,也是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研究进步的佐证。普雷斯顿和波斯特在《私人管理与公共政策》中第一次提出了企业社会表现的论断,认为公司社会表现的内容有三个核心即企业社会责任的原则、回应过程和结果。塞西提出了包含“社会义务”、“社会责任”和“社会回应”的企业社会表现维度。卡罗尔(1979)的公司社会表现的三维概念模型即企业社会责任、社会问题管理和公司社会回应三者共同构成公司社会表现的维度空间。卡罗尔吸纳了各派观点并有一定超越,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为从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回应转向企业社会表现提供了一个过渡的阶段,最大的贡献在于将之前所争论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观点系统化了。沃蒂克和寇兰(1985)认为企业社会表现反映了企业社会责任准则、社会回应过程和用于解决社会问题的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逻辑关系使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财务业绩的关系在实证上成为可能,新的研究领域由此而开启。而后卡罗尔、沃蒂克和寇兰、伍德等对企业社会表现与财务绩效之间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企业社会表现模型所强调的是在管理背景中加入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发展和管理实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企业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相结合阶段弗里曼(1984)认为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所影响的所有个体或群体。企业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相结合,为该领域的研究带来了较大变化,明确了企业应当为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卡罗尔把企业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者结合,认为企业主要针对利益相关群体来考虑社会责任问题。伍德和琼斯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应基于利益相关者的理论进行研究,有以下方面的原因:企业社会表现的要求者是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是企业社会行为的接受者;利益相关者是企业社会行为影响以及企业是否满足其预期的评判者;利益相关者将根据他们的利益、预期、承受程度和评价结果采取行动。由于社会责任基本概念含混不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早期实证研究中,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有较大困难。可用的衡量方式的局限性主要有主观判断较多、样本数量不足。在伍德和琼斯的研究的基础上,拉夫等人以利益相关者概念置换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角度,企业业绩则是用企业是否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来进行衡量。
利益相关者理论奠定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研究理论基础。利益相关者理论通过相关利益者预期一体化目标和股东价值最大化理论的讨论,为企业社会责任思想奠定理论基础。
(五)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公民研究阶段 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2002年1月,在纽约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上,由34个全球最大的跨国企业的CEO联合签署了一份声明即《全球企业公民――CEO与董事的领导挑战》,由此企业公民概念从美国推广至全球范围,在强调企业对所处社区责任的同时,一种全球性的社会责任必须要企业承担。纵观对企业公民概念的本质和核心研究,存在三种不同的企业公民观即狭义的企业公民观、广义的企业公民观和延伸的企业公民观。从历史发展和传统的继承方面看,一方面,企业公民是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企业社会责任相结合的产物,它把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回应、企业社会表现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等概念融入统一的框架之中,传承了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中企业对社会承担责任的传统;另一方面,企业公民在公民权的高度,重新审视了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在理论上有较大突破。企业公民的研究虽然理论上有一定突破,但由于处于初期研究阶段,仍存在着较多有待改进的地方。
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及分析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从一般性介绍国外学者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着手,把已有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与我国实际相结合,逐渐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体系。
(一)法学角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袁家方(1990)把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在争取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同时,面对社会需要和各种社会问题,为维护国家、社会和人类的根本利益,必须承担的义务。他论证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从纳税、自然资源、能源、环保和消费者等方面进行,奠定了中国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基础。目前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国内主要集中在法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相关代表学者有,刘俊海从法学角度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系统研究,运用比较法学、历史考察、法解释学等方法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研究,其《公司的社会责任》重点研究了公司对劳动者和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并提出了相应的法律对策。刘连煜(1999)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其《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焦点集中在企业如何落实社会责任即在企业社会责任之下探索公司治理机制与制度、寻求内部监控组织在监控企业有效地履行社会责任中如何发挥作用。卢代富(2001)在《国外企业社会责任界说述评》一书中对国外具有代表性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做了评价,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自己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观点。卢代富(2002)运用经济学和法学相结合的方法,在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涵义、产生和其发展背景的基础上,对重新定义企业社会责任,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当性进行了阐述。刘继辉和吕家毅(2004)的观点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多元性即法律责任是前提,经济责任是基础,道德责任是补充。喻勤娅和吴勇敏(2004)在《企业社会责任之思考》一文中认为,企业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法人,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作为社会人占有和处置了大量的社会资源,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因而企业不仅要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也应考虑企业利益相关者预期的实现。
(二)经济学和管理学角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杨瑞龙等(2000)从公司治理的视角出发提出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是利益相关者的联合体,不仅对股东要负责,而且还应对企业利益相关者负责;陈维政等(2002)在对国外关于企业社会绩效评价的利益相关者模式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企业实际情况,在建立我国企业社会绩效评价体系方面提出了建议;沈艺峰和沈洪涛(2003)阐述了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社会责任结合的背景、影响、面临问题及发展方向;陈宏辉和贾生华(2003)提出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观应从历史的视角来予以审视。
企业社会责任是与利益相关者紧密结合的,企业的契约包含显性的社会契约和隐性的社会契约,在履行社会契约时,企业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陈宏辉(2003)在《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理论与实证研究》一文中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观推动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发展。刘长喜(2005)在《利益相关者、社会契约与企业社会责任》中,从企业与社会的角度,在利益相关者理论和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分析框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含、结构和研究对象进行了系统分析和划分,把企业社会责任分为自律层次和他律层次,并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历史演变过程做了深入分析。
(三)财务管理角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李心合(2004)在《公司价值取向及其演进趋势》一文中,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公司价值从股东价值最大化取向向利益相关者价值取向演进的基础;李世英(2004)比较分析了利益相关者与契约理论的股东的差异,并扩展了契约理论的分析框架;陈迅和韩亚琴(2005)建立了企业社会责任分级模型,认为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时应该分层次;姜万军等(2007)对我国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我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体系;喻勤娅(2005)在《SA8000标准下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之研究》一文中,分析了在SA8000标准下我国通过立法来保障劳工利益的途径,从而创造和谐的劳资关系,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推动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李正(2006)以沪市2003年5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问题进行了研究;沈洪涛(2005)从财务学的角度,对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产生、本质、发展及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结合等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将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业绩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在我国出台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法规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再次成为焦点,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出现了多样化特点,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度也逐渐上升。
三、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现状与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取得的成果颇丰。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背景下,我国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并愈发重视,从对社会责任不多过问到主动申请SA8000认证,从不注重企业社会表现的披露到定期公布社会责任报告。从学术界到政府部门再到企业界,企业社会责任在我国已逐渐形成从学术研究探索到政府监管鼓励再到企业主动承担的良好氛围。
(一)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发展现状纵观近年来的学术研究、政府部门的法律法规和企业实际履行情况,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总结:企业对政府的责任;企业对股东的责任;企业对消费者的责任;企业对员工的责任;企业对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责任;企业对社区的责任等。因此,笔者认为,所谓企业社会责任就是对企业奉行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的修正,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还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和维护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利益群体的利益即企业应对其影响到的他人(群体)、社会和环境的所有行为负责。这既包括法律规定强制履行的如环境保护等经济、法律责任,同时也包括企业自愿履行的伦理责任。
(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发展方向展望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作为跨越了会计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研究空间。随着各学科之间的整合不断加强,围绕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问题,通过对已有研究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未来研究可以在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完善:(1)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度量的改进。一是改进社会责任信息内容的评价体系。随着企业社会责任在我国的影响进一步加强,普通民众、非政府组织和学者们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热情也将不断增加,今后研究的方向将是寻找符合我国上市公司实际情况的社会责任信息内容、及时调整评价体系、减少评价体系的主观性、以达到更为准确评价企业社会责任内容。二是企业社会责任体系测量的提高,提高测量的可靠度。三是扩大研究样本的容量,以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度量的稳健性。(2)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探索。结合传统的公司财务理论与管理学,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的关系,研究股东与管理者关系、利益相关者与公司的委托关系以及股东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3)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如资本成本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关系,市场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反应,这些方面需要更为深入的研究。(4)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研究。维系人类生存的重要课题即是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既是外生的,更是内生的。信息披露在连接企业内部与外部之间架起一座桥梁,那么,企业内外的关系如何通过这座桥梁连接?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关系如何?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陈胜蓝、魏明海:《投资者保护与财务会计信息质量》,《会计研究》2006年第10期。
[2]杜兴强、雷宇:《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冲突还是融合》,《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3]李世英:《对公司股东与利益相关者的比较研究――一个契约理论的扩展分析》,《当代经济科学》2004年第6期。
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针对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与CEO特征之间的关系进行文献综述,结果显示,CEO 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有显著影响:CEO 任期与社会责任表现呈倒U 型关系;CEO 教育程度和薪酬与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同时也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CEO薪酬对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更大;与CEO不持股的企业相比,CEO持股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更好。本文有助于理解CEO特征在企业社会责任中的作用。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CEO任期;CEO教育程度;CEO薪酬;CEO持股
一、引言
企业社会责任近年来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公司除了承担为股东创造价值的责任外,还需要对债权人、消费者、供应商、员工等不同利益相关者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一般包括保护环境、做慈善活动、捐助公益事业、提高员工福利等方面。大部分大公司非常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并且采取措施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进行投资,然而CSR 的目标对象经常是冲突的或是不清楚的,因为公司需要对各种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作出回应并且公司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企业在履行哪些社会责任和如何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带有很大的任意性(Matten andMoon, 2008)。Campbell(2007)认为公司管理者的教育背景会影响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而关键决策者的主要特征和个人品质对公司社会责任产生主要的影响。CEO作为公司的关键决策者,负责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方面的企业战略的制定和执行,所以,CEO的特征必然会影响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的情况。从目前的研究文献来看,研究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的文献比较多,但是研究CEO 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文献比较少,本文试图在研究CEO 的学历、任期、薪酬和持股等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以有助于理解CEO 特征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的作用。
二、企业社会责任
李正(2006)发现从当期来看,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呈负相关;但是从一个较长的期间来看,由社会资本理论和关键利益相关者理论可得,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并不意味着企业价值的降低。叶敏华2008 年的一个研究表明,上市公司提高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意识对监管企业再融资有积极影响。陈煦江(2009)则是从成本的角度来研究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问题。蔡剑和沈艳(2009)的研究发现,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越强,那么它从金融机构获得融资的机会就越大。刘计含和王建琼(2012)认为良好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可以有效减小公司资本约束降低企业发展阻力,同时也会提高企业形象以及社会认知度。
三、CEO特征
管理者关注利益相关者利益的程度取决于管理者的价值准则和道德准则。Hambrick 和Mason(1984)提出了“高层梯队理论”,即高层管理团队的认知能力、感知能力和价值观等心理结构决定了战略决策过程和对应的绩效结果。但是,高层管理团队的心理结构在实际研究中难以准确度量,而高层管理团队的其他如年龄、任期、职业、教育等可以客观度量的人口背景特征与管理者的认知能力和价值观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这个较为特殊的公司治理和管理环境中,CEO是企业的关键决策者,对企业的战略决策发挥着重大影响,同时,中国权力距离较大,在决策时有自行决定的自由,所以CEO 在战略决策中的作用更为重要。CEO的价值观和认知结构影响了战略选择,即CEO 的人口背景特征导致不同的战略选择(Cannella,2008)。Wiersema 和Bantel(1992)认为年龄、任期和教育背景都是影响战略选择的主要变量,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
四、CEO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
CSR是一个战略层面的主观选择,企业是否要履行社会责任以及企业怎样履行社会责任是由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来决策的,尤其是最高层次的决策者CEO 对企业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ick Borghesi(2012)发现CEO可能不仅仅是出于道德原因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原因而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可能是出于自身利益(比如自身声誉和政治关联)而积极参与社会责任活动。本文主要从CEO的个人特征、薪酬和持股这几个方面来研究其对社会责任产生影响。
(一)CEO任期和企业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活动已经被视为一项投资,而这项投资在长期内是可以增加企业价值的,并且这项投资可以增加CEO 的声誉,吸引媒体关注。当CEO 的任期很短时,CEO 更多关注的是短期利益,Jensen and Meckling(1979)表明,当企业的管理者做出投资决策的时间比其潜在资产的生产能力的寿命期要短时,管理者在进行投资项目的选择时,就会去掉现金流的头和尾,用较高的贴现率来进行资本的预算,从而导致投资的减少。李培功和肖珉(2012)认为,CEO 的既有任期越长,企业的投资水平越高。同时,任期越长,CEO对董事会的控制权越长(Bebchuk and Fried,2004)。所以,当任期到达一定时,社会责任绩效并不能为他的声誉和权力带来更进一步的提高,CEO不再需要这项投资来增加自身的声誉和权力。所以CEO作出有利于利益相关者的决策的动力会降低,可能会更多地追求自身的利益,社会责任绩效会降低。
(二)CEO教育程度和企业社会责任
有研究表明,管理者的教育水平也会对他们其他各种能力的培养与发展产生影响,这些能力包括创造能力、认知能力以及辨别能力等等。Herrmann 和Medata(2005)认为CEO 的教育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CEO的认知倾向和知识基础。CEO的教育程度越高,对社会责任的认知度也越高,邓丽明和郭晓红(2012)表明,企业管理者对社会责任的认知比较高的企业,比对社会责任认知比较低的企业在法律责任、慈善责任和经济责任方面的履行情况都要高并且存在着及其显著的差异,它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也会越好。
(三)CEO薪酬和企业社会责任
薪酬作为一种激励工具会影响CEO 的决策行为。
当企业对利益相关者贡献越多, 就越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 那么他们对企业各方面的投入也就越多, 企业的长期价值也就越大。同样的道理,当CEO薪酬越高,他们就越愿意考虑到企业长远的发展,比如创造一个良好的企业声誉等等, 从而就更容易做出利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价值的决策。Johnson等(1999)认为对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控制和有效的激励,能够使得企业更有效率地应对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从而使得公司的社会绩效更好。LoisSchafer Mahoney and LindaThorn(2005)在对加拿大公司的实证研究后表明,高层管理者的报酬对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起着一定的作用,CEO长期薪酬更可能消除产品和环境弱点。朱秀明(2012)以沪深两市上市银行2006至2009年数据为样本,发现CEO 薪酬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正向的激励作用。并且,根据马洛斯需求层次理论可知:当CEO 的薪酬水平越高时,他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就会得到满足,那么他就会追求非物质层面的东西,而企业更主动得去履行更多社会责任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将企业的非经济责任放在首位,而且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国企CEO 很多是由政府直接任命,所以CEO 在做企业社会责任决策时,更多的是考虑自身的政治生涯,而不是自身的薪酬,所以与非国有企业相比,CEO 的薪酬激励对其在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会降低。
(四)CEO持股和企业社会责任
CEO 持股是使CEO 利益与股东利益一致的方法,所以当CEO 持股时,能够降低公司的问题,会更注重公司的长远发展,而企业社会责任在长期内能够提高企业的价值,Zahra 等(1993)研究也发现公司内部的管理层的持股比例越高,公司履行社会责任越好,Johnson 等(1999)发现高层管理者持股的比例越高,其产品的质量和环境也就越好,而与员工和社区等不太相关。这是由于企业的管理者在持有企业一定比例的股份后,就会更多的考虑到企业的长远发展与长远利益,在配置企业的资源时更具战略性,更加兼顾各个利益方的利益,努力地为企业谋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收益,使公司更有条件去很好地承担其社会责任,CEO作为高层管理者,在制定决策时,会做出有利于利益相关者价值的决策。
五、结论及相关启示
本文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和高阶梯队理论,研究了CEO 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CEO的个人特征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存在显著的影响,首先,CEO的任期跟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呈倒U型关系,即CEO 任期越长,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会越好,但当CEO 任期到达足够长时,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会越差;其次,CEO 的教育程度越高,其认知能力也越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第二、CEO的薪酬对企业社会业绩有显著的影响,CEO薪酬越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但是由于国有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特殊性,使得这种影响在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第三、与不持股的CEO相比,持股CEO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更相关一致,所以CEO持股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
参考文献:
[1]Cannella Jr. A, Park J, Lee H. 2008. Top managementteam functional background diversity and firm performance: examiningthe roles of team member colo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1 : 768– 784.
[2]Jensen, M. C. and W. H. Meckling: 1976, ‘Theory of the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 (4),305–360.
【关键词】大众传媒 社会责任 特征
传媒社会责任是指作为责任主体的大众传媒在某一特定时期以一种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方式从事信息收集、生产、传播的行为与活动,并且在这些行为与活动中承担相应的后果。传媒社会责任的指向是公共利益,传媒在传播活动中是否尽责就看传播行为是否符合或有利于公共利益。但大众传媒及其从业者的传播行为总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的,这让传媒社会责任呈现出许多特征。现结合传媒活动的实际,我们对大众传媒社会责任的特征作一番讨论。
一、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传媒社会责任既是社会的一种客观存在,又表现在传媒及其从业者的主观能动性上,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传媒社会责任的客观性一方面指传媒所追求的社会责任是客观的。传媒所追求的社会责任表现在很多方面,如传媒机构的规章制度、传媒一段时间的选题策划、传媒对其从业人员的要求等。观察传媒社会责任客观性的一个直观方法是看传媒的发刊词、改版告读者书、刊头词与频道栏目的片头词。这些传媒自身言说不仅向社会展示了该媒体的定位、理念、风格,更重要的是还向社会宣告了它的追求与价值观念。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以“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为自己的追求;《南方周末》以“反映社会、服务改革、贴近生活、激浊扬清”为理想。这用种文字表达的传媒追求本质上是传媒社会责任的宣言,它是客观实在的。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对传媒社会责任的期待是客观的。人们希望传媒传播真实、客观、公正的信息,而不是虚假、主观、偏颇的信息。这种要求是客观的。
但传媒社会责任也有其主观性。传媒社会责任的主观性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媒社会责任的最终实现者—传媒从业者决定了传媒社会责任的主观性。作为个体存在的从业者有着不同的教育程度、家庭背景、和文化意识,这些个性化的因素构成了个人的道德价值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们对责任的认知和责任履行的程度。在承担传媒的社会责任时,个人的道德价值体系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在其行为中,使社会责任的结果带有主观性。即使这一责任是集体行为,期间的个人烙印也是难以消除的。二是对传媒社会责任的评价是主观的。比如传媒的一条新闻,有人认为传媒尽到了社会责任,也会出现相反的意见。2005年10月,《东南晚报》记者柳涛抓拍雨中骑车人摔跤的照片就引起了褒贬不一的评价。有人认为报纸和记者尽到了社会责任,也有人认为这种抓拍行人摔跤的行为是社会责任缺失的表现。当然,评价的主观性并不否定主流价值判断的存在。
二、自觉性与强制性的统一
传媒及其从业者承担社责任既有强制性的一面,又是主动行为的结果。是自觉性与强制性的统一,或者说是自由性与规范性的统一。
传媒社会责任的自觉性与强制性的统一体现在“责任”二字中。美国学者路易斯·霍奇斯首先触及了传媒社会责任理论中的责任问题。他认为,经常使用的“责任”一词有两种表述:一个是“Responsibility”,另一是“Accountability”。①这两个表示“责任”的英文单词有不同的含义。若把大众传媒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理解为“Responsibility”,那“Accountability”则是指一种外部权力,包括政府、法院或其他权力机构,对大众媒介的“责求”。顾名思义,责求隐含着有能力或有权力要求大众传媒负责,并对此作出解释。由此可见,“Responsibility”更多的是指大众媒介自发地负责,包括对自身所传播内容的准确性和传播行为的正确性负责,它规定了媒介“应该做什么”。“Accountability”强调的责任带有强制性。
具体来说,大众传媒在承担社会责任时,有三种责任承担形式:一是以社会心理意识约束力为表现形式的道德责任;二是以社会团体约束力为表现形式的纪律责任;三是以国家强制力为表现形式的法律责任。
道德责任即我们经常说的“铁肩担道义”。传媒从业者与传媒机构在从事信息采集与生产的过程中,受自身的觉悟、良知、责任心等内驱力,自觉自愿地承担和履行责任。如2007最早报道“山西黑窑工事件”的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及其记者付振中;2008年最早报道“三鹿毒奶粉事件”的《东方早报》及其记者简光洲都是如此。可以肯定地说,作为客观事实,“黑窑工”、“毒奶粉”早就存在,而且知道这两起事实的媒体与记者绝不止他们两家,但对于如此重大的新闻事件,有的三缄其口,有的挺身而出,这其中的原由,还在于道德责任感的差异。
法律责任是国家强制规范人行为的一种形式。它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规范人们某些积极行为;另一方面以强制对后果负责来规范人的消极行为。如《刑法》第364条规定:传播书刊、影像、图片或者其他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等。法制规范传播行为的目的,在于保障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害。
纪律责任从强制力来说,是处于道德责任与法律责任之间的一种责任。它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亦不具有道德责任所能达到的自觉性,它是人的社会性在一定程度上的自觉实现或一定程度上的强制实现,一般多体现为传媒机构的规章制度与价值追求。
三、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