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并购逻辑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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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并购逻辑与趋势范文第1篇

1.政府主导型强制性变迁，人为“割裂”供需链

并购作为一种制度变迁过程，从制度变迁的推力来看,可以分为供给主导型强制性制度变迁和需求导向型诱导性制度变迁。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轨过程中体制摩擦和体制约束的“真空”时期，成为政府直接介入企业并购行为的重要根源，使企业并购行为打上很深的行政色彩烙印。理论上，政府驱动的并购动因隐含了公共利益假设，并购中政府行为属于外生变量，基本是出于公共利益目的进行相关调控和公共管制。实际上，政府作为一个层级组织，从中央到地方，是不同层级委托者的人，在多层委托模式下，也有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天然秉性。如地方政府为了控制失业、促进就业，积极地进行“硬性撮合”拉郎配，有动机让优质的上市公司负担地方就业压力,甚至不允许企业在改制中彻底剥离或释放冗员。另一方面，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政府干预也可能是出于部分官员自我私欲的膨胀，投资政府官员而非消费者受益的项目、倾斜的定价方案人为地扭曲分配机制，导致企业并购并非出于企业自愿，破坏资本市场的平衡原则等。

2.机械地“重游”制度变迁路径，创新意识淡薄

从制度创新角度来看,企业并购制度变迁可以分为首创式制度变迁和跟进式制度变迁。首创式制度变迁对于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来说,都是一种不断摸索改进新制度过程,没有现存模板可供复制,没有既定的经验可供借鉴。这种新目标制度变迁需要并购方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探索、设计和试验,并在实践中依据企业自身特点和反馈结果不断地进行调整，制度变迁与环境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制度摩擦成本比较小，有利于企业自身发展，但制度变迁的速率比较缓慢，成效具有滞后性，因而许多企业比较热衷于模仿跟进式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主要是通过整体移植并购企业现有制度或全盘吸收成功企业并购经验，制度设计与探索成本比较低，但由于忽视对“瓶颈焦点”问题特别监控，制度的摩擦成本比较高，容易引起僵化、单一的制度变迁模式与企业丰富复杂的环境背景相去甚远。如海尔激活“休克疗法”进行整体制度变迁的成功经验，许多并购企业竞相模仿，却因水土不服多数以失败告终，原因就在于忽略了海尔作为并购方有一套优质的企业文化，且并购双方具有相似的文化体系，员工有共同的价值观等基本前提条件和配套环境。

3.注重形式整合，漠视非正式制度渗透效应

按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制度就是通过一系列规章程序来规范人们行为的选择范围，引导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念,以适应环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要求，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费用，以实现自身效应最大化的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按照一定意志建立的规范条例，重视人们的理性逻辑，是企业的显性契约，具有强制约束性；非正式制度是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追求等在企业内部自发地形成一系列行事准则和行为规范的立场、观念（如企业文化、管理理念、职业道德等），是企业的隐性契约，比较注重人的情感逻辑，具有隐蔽性和潜伏性(Fciedberg,1997,2)。在企业并购实务中，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是紧密联系、融为一体、互相渗透、相互作用，共同规范和引导着企业生产和经营按照习惯的制度“路径依赖”轨迹进行发展。

政府垂直命令式并购，并购的制度变迁推动力比较大,但主要集中于对规章条例等核心正式制度进行改革,重点变更调整相关人事制度，表象的制度变迁速率比较快，往往忽视对公司价值观、习俗、信念文化、管理理念等非正式制度的整合。另外，政府主导并购并非完全出于双方内在需求，并购企业迫于行政压力容易对目标企业产生敌对歧视心理，目标企业也有寄人檐下屈辱感，致使双方沟通难度加大，阻碍非正式制度顺利融合。非正式化制度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潜伏性，时效性具有滞后性，可以各种方式和渠道向其他企业或其他共同体进行辐射和传播，渗透影响潜力巨大，忽视非正式制度整合效应已成为许多企业并购失败的主要根源。如美国组织心理学家和并购专家米切尔.马科斯(MitchellMarks)指出,“忽视企业文化等非正式制度整合是60-80%的企业合并经历缓慢痛苦死亡的主要原因”。

4.排斥异己的非正式制度，难以达成“共享价值观”

具有浓烈行政色彩的并购行为过于强调“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王者风范，偏激地认为被并购企业文化就属于劣等文化，企图彻底摧毁和同化被并购企业的非正式制度，导致在实际过程中被并购企业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被浪费，完全忽视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企业内部经过很长时间的矛盾、冲突和协调形成的具有共同理想追求和价值观念下比较默契的企业文化道德氛围和管理理念，也忽略了新文化的成功塑造和旧文化的彻底遗忘都需要经过漫长的理解消化和吸收而逐渐达成，并非一蹴而就。如1996年德国博西华收购安徽扬子电冰箱厂，强行灌输“德国企业”严谨管理理念和精益求精文化氛围，与扬子长期采用的粗放管理理念相冲突，受到了中方激烈反对，导致双方管理层很难达成在价值观上达成一致共识，管理和文化制度难以移植，再加上环境日益复杂导致博西扬陷入困境。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企业并购行政色彩还比较浓，以强制性激进式变迁为主，诱致性渐进式变迁为辅；重视整体自上而下式制度变迁，忽视逐步推进式局部制度变迁；重视有形资产的重组整合，忽视无形资产的融合；重视正式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对非正式制度

二、立足本土环境，提高企业并购制度变迁速率

1.刺激企业并购内需，还政府“裁判”本色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政府对企业并购活动的干预利弊兼有，关键是如何减少或抑制不正当的行政干预。并购实质上是相关经济实体产权契约重新协调谈判的过程，完全基于企业自身内部发展的需要，政府不应干预微观实体的具体活动，而应积极营造公平、合理、健康的竞争环境，激发企业内在资本扩张的动机。具体实际中，要求完善我国资本市场，清晰界定政企职能，鼓励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培育需求主导型自愿性并购主体，使并购行为完全出于企业自身生产和经营需要，正确地引导企业通过内部漫长、严谨的调查和审核对目标制度变迁进行前瞻性地探索，有目的地与其他产权主体进行善意的并购合作契约,减少制度变迁过程中摩擦成本和实施成本。

2.因地制宜，实行多元化的战略变迁

成功有效的制度变迁，不是简单地将一种制度改造成另一种制度或强加给另一方，而是在两者之间找到相互兼容的契机，通过切入点不断强化两种制度在核心价值观和目标远景层面上的融合性和非核心层面上的兼容性。强制性制度变迁比较推崇于彻底改革和同化，双方企业制度的兼容性较差，矛盾协调难度大，人为地增加了不同制度体系间调试频率和磨合成本，减缓了制度变迁的速度，延长并购制度磨合周期。因此，应根据具体环境特征采用灵活多样的制度变迁方式，交互推进“由外及内，层层深入”的新文化或强势文化疏导机制和“由内及外，循序衍生”思想观念的渐进演变，重视应用新企业发展远景规划，调动双方企业员工积极性和凝聚力，鼓励企业实行积极稳妥的渐进式制度变迁，减少制度的摩擦成本。另外，疏通信息沟通渠道，通过与目标企业交流沟通最大限度地争取目标企业的积极配合，采取灵活多变的局部制度变迁,增强对局势的把握能力，减少制度摩擦成本，促进两种不同风格的企业制度自动融合。

3.促进两种制度交汇融合，共创企业佳绩

非正式制度具有“双刃性”，正确引导利用可以调动员工职业道德潜能，塑造共同价值观念与理想追求；反之，非正式制度过度游散可能会削弱正式制度的刚性，形成“人治”大于“法治”，情大于法，灵活性有余而规范严肃性缺乏。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从正式制度的角度研究和制定一系列公司章程条例来协调部门和职位之间的关系，通过强制命令妥善解决企业内部事由；另一方面，依据一定的习俗、文化、共同偏好、情感等积极培育非正式制度，减少并购双方非正式制度的冲突，增进双方的兼容性。具体如下：（1）并购企业可以在目标企业内举行听政会议，广泛征集被并购企业的员工心理状态方面信息，重构目标企业员工的心理契约，最大限度稳定民心，保证人力资源的不完全流动性和成本优势，减少人力资源流失所带来的巨大损失；（2）注意沟通渠道的疏通，规划和宣传企业美好远景，形成一支了解本企业战略发展思路和行业发展趋势、熟悉行业惯例和当地经营环境、善于沟通、事业心强的优秀管理团队，妥善处理企业文化间的兼容与矛盾；（3）加强企业诚信度教育，增强员工敬业爱岗的职业道德感，升华目标企业员工自我价值实现感和安全归属感。

4.弘扬目标企业优异文化，超越自我

企业优势文化、高尚道德情操和员工忠诚度等非正式制度在企业制度整合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非正式制度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企业的经济发展,可促使企业员工在共同目标的追求下增强沟通，形成团结合作、同甘共苦、任劳任怨的良好企业文化氛围，可以有效地弥补并购过程中由于判断失误和经理层居功自傲等原因导致的并购失败，还可以克服环境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和政府失灵带来的负面效应。培育和引导积极的非正式制度是并购能否达到预期效应的关键因素，一个企业财务上的困境并不表示其文化的劣势和缺乏诚信度，这就要求并购企业辨证地看待目标企业制度，大力弘扬目标企业文化中许多积极的、有较高价值的要素，尽量减少文化撞击，加强对“瓶颈焦点”的监控，对整合过程中可能起到重大障碍作用的关键因素进行重点攻关。积极地探讨和拓宽非正式制度输送渠道，稳妥地解决企业间制度移植的过敏反应，培育企业新的共同价值观，有意识地控制制度的摩擦成本和实施成本。

[摘要]并购是企业契约的重新组合协调过程，其实质是企业产权制度变迁，变迁的速率和功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整合是否有效。然而，目前我国企业并购的行政色彩仍很浓，注重正式制度变迁，忽略非正式制度嵌入；变迁形式比较僵硬化，忽视环境复杂性，企业并购成功率不高。基于此，本文结合环境特征深入剖析影响制度变迁效率的诱致根源，并据此提出一些完善建议。

[关键词]并购；制度变迁；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

[参考文献]

1.程兆谦.购并整合中的心理契约重构[J].当代财经.2001.1

2.杨洁.企业并购整合研究[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8

3.梅君.重组并购案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6.1

4.吕中楼.新制度经济学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1

5.周晓华.企业治理观的变迁及其原因[M].经济问题探索.2006.1

企业并购逻辑与趋势范文第2篇

选定可并购的目标企业n个

计算选择，输出n否输出是

三、企业并购的财务边界企业并购的边界是站在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研究公司并购的可行性和风险，其方法是考虑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并购的财务边界则是站在公司价值最大化和公司增值的角度来研究边界问题，这应该是并购投资决策的深层次的研究。除此之外，并购的财务边界分析是站在财务决策中投资决策的角度来分析并购的可行区域。其方法是在对公司并购价值和收益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支付方式，计算并购的价值范围，以回避风险，指导并购方进行合理定价谈判。它是实施有效并购的主要前提条件之一。对于上市公司的并购而言，尤其是在我国现阶段的并购，在并购双方按选定的并购方式进行磋商和谈判，从而确定并购的交易价格和条件，确定可行的财务边界，对参加谈判的双方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从并购财务边界确立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郑明川(1995)[181]和刘可新(1998)[180]的研究成果有：1.现金支付(1.4)、、，分别表示A、B公司和存续公司AB的价值现值。2.股权置换的方式原公司B的股东持有公司AB的股票数占公司AB股票总数为，则

企业并购逻辑与趋势范文第3篇

关键词：并购；整合；价值评估；战略性调整

一、研究动因

对于本文企业并购整合阶段的研究，主要出于以下几点的思考。

首先，大环境中，我国在步入21世纪后已进入企业并购的高峰阶段，已经从初期的个别经济考量转变成大众化的经济现象。这是由于我国宏观经济正在经历一个快速的增长，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所有制结构调整优化以及市场竞争的白热化。这都给企业的并购大潮提供了实施的条件。

其次，并购整合对于并购效果的决定性作用。现今我国的企业并购正处于战略性和较规范化的重要阶段，但其特有的市场经济体制、管理模式和计划经济色彩都给并购效果带来不小的影响。根据国外的多项研究表明，企业并购的失败率在70%以上，大多数并购产生的收益不足并购成本。而从我国的并购实践经验、宏观环境和理论支持上来讲，这个数据更不容乐观。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并购整合的认识和操作不当。

最后，并购整合作为并购行为中的重要环节，对其理论和实践都是一种很好的补充和深化。当前学术界还未形成一个成熟的并购整合理论体系，对一些重要结论还没有统一的意见，如并购整合应遵循的规则或逻辑。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然而当前较多一维的方法或角度无法准确分析多维的企业并购整合事实，这也是本次研究亟待解决的客观需要。

二、并购整合概况探究

通过对当前并购效果不佳的原因分析基本有三点，这三个原因正好贯穿于并购的全过程。

其一，战略决策有误。并购战略的制定是并购过程的第一步，因为在制定过程中并购目标不明确和并购定位失误等原因，导致最终并购的失败。

其二，并购操作不当。操作阶段相对工作量较多，出现操作不当的几率也相对较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并购方对并购目标的确定因信息不对称等可能出现偏差；价值评估体系因评估方法和准则多样化导致偏差过大；并购方的自大假说和竞标现象两者的共同作用也是造成出价过高的原因之一；被并购方采用毒丸计划、焦土战术、金色降落伞、资产重估等抵制行为；中介机构作用不显著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

其三，并购整合不力。并购整合作为并购的收尾阶段，因各种原因导致并购功亏一篑的比例不在少数。主要有：缺乏并购前的整合计划；无法协调好技术路线、管理风格、企业文化和经营哲学等冲突；管理水平不能适配企业规模扩大后的需要；缺乏对核心竞争力的建设，也可以说是并购后的互补效果不理想。

以上第三个原因也正是本文要着重研究的主题，即企业并购中整合阶段的研究。

并购整合，就是并购双方在并购战略愿景的驱动下，通过采取一系列战略措施、手段和方法，对企业要素进行系统性融合和重构，并以此来创造和增加企业价值的过程。一个成功的并购整合，彼得・德鲁克认为应遵循五个原则：一、只有并购方彻底考虑了它能够为所要购买的企业做出什么贡献，而不是被并购方能为并购方做什么贡献，并购才会成功；二、企业需要一个共同的团结核心，需要在生产经验与技能专长、市场等方面具有共同性和一致性，这就是价值观和文化；三、并购方尊重被并购方的产品、市场和消费者；四、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并购方必须能够向被并购方提供高级管理人员；五、并购的第一年里要让两个公司管理队伍中的多数人交叉提升，目的就是并购为他们提供了个人机会。这是目前得到普遍认可的并购整合原则。

对于整个并购整合，架构整合层次是极其重要的工作，形成一个以核心能力为出发点，以战略性资产为核心层次整合，以独特的技能、资源、知识和价值观为要素层次整合，以人力资源、市场营销、企业文化、管理制度、质量控制、生产制造、组织管理和研究开发为职能活动层次整合，各层次内涵之间相互嵌入的整合架构。构建并购整合层次是前提，在实际开展整合工作中还需要注意把握整合边界的“度”，尽快确定专人和专门机构，进行组织和人员的整合，时刻保持整合效率和效果的最大化。

三、整合并购的具体环节

整个并购行为中的整合阶段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复合型工程，需要剖析涉及的每个具体环节，最大化整合效果，是企业在并购中所追求的直接经济回报和后续发展前景要考量的重要工作和目的。

（1）战略整合

战略整合是一种有意识的计划和定位的整合。企业并购意味着新的战略的产生，这在面临内外部环境变化的同时，为追求并购优化目的实现，需要着重对待企业战略的整合。企业战略整合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战略整合的准备。要实现并购给企业创造价值的目的，首先需要制定一个清晰统一的战略蓝图，包括企业未来发展方向、使命、业务组合等内容。目标企业的选择则是后续作业，这就涉及对目标企业的市场、产品、消费群体、员工以及管理功能和程序的分析，基于这些因素分析后再跟战略相匹配的目标企业才是一个适合并购操作的企业。

第二阶段：战略的调整和重新定位。当在并购的过程中带来企业内外环境变化时，可以采用SWOT分析法，这是目前普遍认可以决定企业战略的变化；而当企业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存在变动时，可采用波特提出的由潜在进入者的威胁、替代品的威胁、供应商讨价还价能力、客户讨价还价能力和现有的竞争水平这五种竞争力量分析模型进行战略选择。企业的周期性也是需要引起关注的点，由于技术和市场需求等因素的转变导致“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的界限并非想象中那么清晰，这都需要进行及时的战略定位调整来适应市场发展趋势。

第三阶段：战略实施。在对最终的战略确定下来后，就是落实战略的具体部署，这其中需要协调好并购双方的沟通，保持信息对称和战略理解。同时，在此基础上处理好并购企业之间在战略执行中的自主经营权和相应控制权的关系，这也是保持企业稳定的最要维系。

（2）组织与管理整合

一般意义上的企业组织，是指为了实现企业盈利发展的目的，由具有特定职位和责任的人员组成，进行信息交流，工作协调的一个系统化的结构。在整合中，应发挥出组织结构作为执行管理和经营任务体制所具备的组织、凝聚、协调以及整体强化的功能，才能达到组织整合的既定目标，也就是提高效率，利用并购契机，理顺各自职能，便于工作管理中协调开展。具体操作是组织整合中的核心内容，可分成三步进行运作。

第一步，确定符合企业并购后经营发展所必需的组织结构的组成部分。细分后可具体落实为确定关键活动版块、理顺活动间关系、划分职能工作和明确职权范畴，并以此为载体实施整合。

第二步，有效的控制系统建立。组织控制系统发展至今，主流的有纵向和横向的组织控制系统。建立纵向的组织控制系统中相比层级化组织结构，个人比较推崇扁平化组织结构，看重其节省管理费用，提升决策民主性和信息传递及时准确的优点，当然这对管理层的要求和难度也相对更大。而在横向的组织控制系统的建立中更看重的得是并购企业内部各成员企业，各职能部门之间在分工等当面的协作关系，部门化和战略经营单位都是可行的实现方式。

第三步，授权。并购的整合中，关于集权和分权各自利弊的选择一直是困扰高层管理者的两难，面对并购后更复杂的人事结构，企业在组织运营上需要做好三个层面的授权，分别是：按并购组织目标授权，这要求把握好关键活动在整个组织权利等级层次上的适合位置；分级授权，这类直线职权关系是目前普遍的决策权下放形式，但其问题在于存在效率低和责任推诿的情况；按责授权，这就要求得到授权的同时，责任人还需要做好下属合理有效的用权指导。

管理方面的整合，主要针对的是管理制度的整合。管理制度作为企业整个体系运营的标准规章，涉及并购企业内部的切身利益，如资金、人事、物流等信息流的管理，又如劳动报酬与绩效奖励的激励机制。对此，个人认为可根据并购企业的优劣强弱来决定，这也是当前已有的成功经验总结得出的处理方式：一类，优势企业并购劣势企业，这类强弱结合的模式个人倡导并购方主导，将自身的管理制度移植到被并购企业中去，这不是简单的生搬硬抄，而是缓冲初期因不同带来摩擦的基础上优化目标企业的管理制度，注重移植后的效果和可行性；另一类，强强联合的并购，这类个人主张双方共同参与，优势互补的兼容处理，如统一公司并购美国万哈姆饼干公司的动机之一就是对方良好的配送制度。

（3）人力资源整合

人力资源作为生产过程中的主体，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是现代企业的核心资源之一。人力资源以其价值的有效性、稀缺性和难以模仿性等特性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管理层应该能预见到并购的影响会让员工对自身和企业的模糊感会增加，随着带来的就是信任度和效率的降低，甚至是核心员工的流失，这对并购成败是关键性的。在人力资源整合中，需遵循平稳过渡、保护人才、降低成本和积极性优先等原则，做好赫马南的人事匹配模式工作。

落实到具体整合措施，可分两部分着重进行，一方面是沟通安置，另一方面就是激励机制建立。

沟通安置可细分为沟通和安置两个阶段。沟通可从利益相关者需求的角度出发，构建了解员工需求、明确沟通目标和计划、传递信号和监控结果为主线，对一般员工和核心人才分别采取安置措施。

激励机制的建立是对并购前期带来的不稳定的缓冲和后期长效人力资源的培育之举。制定利益效价和期望值合理的激励目标，辅以员工对整合后的认同感，从而建立充分发挥人才效用的用人机制。

人力资源的整合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形成以情感留住人才、以报酬稳定人才、以事业造就人才的机制。

（4）财务整合

财务作为企业价值量的直观呈现，只有将财务管理的方式统一、财务运作体系健全、资产负债账目明确，才能将并购的实际效果准确反映。财务整合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并购后的财务协同效应，以最大化企业价值为中心，就必须做好财务体系层面和资产负债方面的整合工作。

财务体系的整合，首先是财务制度和会计核算体系的整合。财务制度整合主要包括融资、投资、资产运营管理、分配、财务风险管理制度等。会计核算体系则是具体化细节化的整合，包括账簿形式、凭证管理和会计科目等的规范。其次是绩效评价体系的整合，这一般是以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运营能力和成长能力等指标为综合考评标准。最后就是现金流转控制的整合，主要涉及各期的现金收支报告，财务预算执行分析报告等，这其中预算与实际的差异分析尤为重要。

资产整合，就以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和无形资产为例说明。固定资产因其折旧、效率、技术变革、长期等因素，决定了在整合中要进行资产鉴别，对优质资产进行吸纳，对不适合的资产进行剥离操作。流动资产的整合一方面通过资产组合策略来提升流动资产质量和改善流动资产结构，另一方面分析流动资产现存状态和周转渠道来加快周转速度。无形资产具有非实体性和独创性等特点，这要求整合中要评估无形资产的现实价值以及与并购企业的适用程度来决定保留还是转让。

债务整合，在并购中的运作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被并购企业债权债务关系进行转移和调整。二是对调整后的债权债务进行管理。因为债务形成原因和性质的不同，导致整合的方式也不同。如利用被并购企业的被动地位进行低价收购债权；如利用债权人减少利益损失的考虑进行延长债务偿还期；如通过资产重新配置的方式进行债权转股权。

四、中国式并购整合的分析和思考

通过上述对并购整合的研究动机、整合探究和具体整合环节的分析，目的就是服务当前我国的并购整合事业，借助理论知识，发现实际问题，提出可行建议。

当前我国的并购整合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一）企业自不完备，政府对并购整合的作用较明显。

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现存企业所有制形式中有相当一批国有企业，并且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政策差别还是很大。

（二）市场存在多方利益主体，并购目标存在差异。

一般表现为并购方、被并购方和政府三方在对并购所要实现的目标和效果存在不同的利益考量。

（三）并购市场化程度不高，中介服务体系有待改善。

并购市场化与市场体系的发展程度有重要关系，而中介因自身阶段和市场作用在并购与整合中参与有限。

（四）法律法规等政策措施和社保体系需加快配套。

当前并购过程中关于税收安排、人员安置等法律规定尚不完备，同样，我国社保体系的覆盖面和服务体系还不能完全满足并购整合的最终目标。

针对我国当前并购整合中存在的不足，可采用相应的实用性措施：

（一）利用行政资源和政策优惠，发挥政府的宏观指导作用。

借助我国不完全的资本市场，可利用行政机制和政策优惠获取市场资源，并将资源有意识地导入经营的市场轨道中，但在并购企业利用政策等机遇时要把握好政策的时效性和地域差别。

（二）加快发展企业核心竞争力。

利用并购整合为契机，采取有效的整合方式，确定多元的整合重点，立足于增强核心竞争力，关注企业所需的互补因素和相关因素的协调匹配。

（三）注重并购整合规模的适度性。

依据对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社会化程度、产品与服务的市场需求等条件的合理分析，把握规模扩张带来企业边界变化的适度性。

企业并购逻辑与趋势范文第4篇

关键词：跨国并购;现状;特征;金融危机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并购逐渐成为外国直接投资（FDI）最主要的投资方式。跨国并购对国际资本流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极大地影响着国际产业重组的进程、结构和趋势。

有关数据显示，近年来随着全球产业结构的转移，外商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一些变化，外资以并购国内企业的形式进入国内，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外资并购份额日益扩大。不仅跨国并购数量在不断增大，而且在跨国并购案值上也不断增多，2000年以来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有一半以上的单数并购案值超过1亿美元，更有些超过10亿美元。

自20世纪90代中后期开始，中国企业开始了积极的跨国经营探索。深受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不断加速， 尤其是跨国收购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形式， 跨国收购的案例不断增加，2003年度达到44 起， 而2004 年度中国十大并购事件中竟有7件是跨国并购交易。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后，国内有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国内企业实施跨国并购的良好时机，同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在金融危机中深受影响的企业可能会被国外的一些资本并购。本文针对金融危机对黑龙江省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企业并购涵义

“并购”的概念多见于西方的研究论文中，它是企业兼并和收购的简称，由于它们具有相同的动机和逻辑，所以通常把它们并提而简称为“并购”。它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主要包括：

1.兼并

“兼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兼并仅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通过法定方式重组后只有一个企业继续保留法人地位的情形，通常一家占优势的企业吸收另外的一家或几家； 广义的兼并则包括狭义兼并、收购、合并以及接管等几种形式的企业产权变更方式，目标企业的法人地位可能消失，也可能不消失。

2.收购

又称“控股合并”。收购是指企业用现金、债券或股票购买另一家企业的部分或全部资产或股权，以获得该企业的控制权，但被收购公司的法人地位仍保留。与兼并不同，收购着重于表现这种活动的经济内容。企业可以通过证券市场或场外交易进行收购，可以用现金、股票债券或其他资产进行购买。

二、黑龙江省企业跨国并购现状

跨国并购是全球资本、技术、人才和市场的联合与重组。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在政府“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黑龙江省有越来越多的具备实力的企业开始参与全球资源再配置和资产重组活动中去。

1.非金融类对外投资规模近年出现下降

据商务部统计，2006年黑龙江省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21796万美元，列全国第二位，较上年增长93%，并且在2006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6.02亿美元，位于中国2006 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十位的省市区第6位（见下图）。但是自2006年之后，黑龙江省非金融类对外投资规模却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跟经济危机对黑龙江省企业产生的影响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2.投资“洼地”效应显现

在国家实施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来， 对东北地区实施了多项优惠政策， 再加上东北三省竞争意识的加强， 东北地区投资环境明显改善。2006年， 实际利用外资84.6亿美元， 同比增长48.3%， 高出全国增速52.4个百分点。绝对值和沿海省份相比虽然并不算高， 但增幅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还出现了国际企业主动并购东北地区企业的现象。其中黑龙江省实际利用外资17.1 亿美元， 比去年增长18%；吸引省外投资300 亿元。黑龙江省的投资“洼地”效应已经明显表现出来。

2006年黑龙江省境外企业并购投资数量50个，比2001 年增长9倍，投资额5.7 亿美元， 比2001年增长了1139.4 倍。

3.国外企业大举进军黑龙江省

国外战略投资者纷纷看好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的前景， 积极收购、参股国有企业。2004年6月美国AB公司斥巨资收购哈尔滨啤酒厂，在中国十大并购案中排名第三；2004年12月美国华平投资、香港中信资本参股哈尔滨医药集团；2006年韩国庆东株式会社并购了鸡西天增蕴煤矿等都是很好的例证。

4.以俄罗斯为主要方向

2006年， 黑龙江省实现进出口总值128.6亿美元， 比2001年增长2.8倍。其中对俄进出口66.9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17.8%， 占全国对俄贸易额的20%，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52.0%。其中对俄出口达到45.4亿美元，增长18.3%，低于全国对俄出口增速1.5个百分点， 占黑龙江省对外贸易出口总值的53.8%；对俄进口21.5亿美元， 增长16.7%， 高于全国对俄进口增速6.2个百分点， 占黑龙江省对外贸易进口总值的48.6%。2004年俄罗斯远东投资洽谈会签订的12个投资项目中有8个是黑龙江省对俄罗斯投资项目。

中俄贸易往来的不断扩大， 南方一些发达省份对俄经贸热情高涨， 对俄贸易升幅增快。黑龙江省在加快实施“南联北开”、“南引北进”战略的同时， 着眼于本省经济的发展与振兴， 立足黑龙江省对俄经贸合作的优势和基础，进一步加大对俄开放力度，全力推进对俄经贸合作战略升级向更高层次跨越， 继续保持了黑龙江省在全国对俄经贸的领先地位。

三、金融危机对黑龙江省企业跨国并购影响

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未能幸免。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

但是所谓危机，当然是既有“危”，又有“机”的。所以，此次金融危机对于黑龙江省企业来说既是跨国并购的机遇，也是跨国并购的挑战。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环境下，当前许多国家正面临严重缺乏资金的困境，形成了对外来资本的深度需求，而且出价均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各国政府对外来资金的一些限制也有所放松。这自然给黑龙江企业去海外投资收购带来机会，但是同时一些负面的影响也值得我们做深层次的分析。

1.金融危机对黑龙江企业跨国并购的积极影响

(1)低迷的经济形势为黑龙江企业跨国并购提供了新的机遇。金融危机现在不仅危及到金融行业，而且也危及到了实体经济，这一方面为有能力寻求国际化、进行产业升级的黑龙江企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使其得以较低的价格并购国外企业；而另一方面，跨国巨头们也不得不拓展新的利润增长点，而对黑龙江省的庞大潜力越发表现出强烈兴趣。多方因素均为中国并购市场中的跨国并购提供了强劲动力。

黑龙江省着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而且还有着巨大的消费市场，因此，中国一直是商家们争相抢夺的肥肉。在之前由于相比于国外甚至是经济较为国内发达省市，黑龙江省的资金和技术都处于弱势，即使能够对国外的企业进行跨国并购，但是能够进入的行业基本上受到诸多限制，国外的企业很少能够让黑龙江的企业参与投资，黑龙江省企业很少有实现跨国并购的可能。

但是，现在国外企业在经受金融危机的打击之后，大多遭受重创， 而黑龙江省的资本市场与外界相对处于隔绝，黑龙江省遭受的损失相比于其它的一些国家或者国内的广东等外向型省份而言较小，因此，黑龙江省企业可以抓住机遇，实现跨国并购。

(2)金融危机下，跨国并购更有利于提高黑龙江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购的核心要素在于市场支配能力和获得垄断地位。对企业的成长而言，单靠自身的积累是非常缓慢的，必须借助于并购重组这一外生扩展形式。近年来，全球相继多次发生了企业并购浪潮，在每次并购浪潮之后都产生了一批巨型公司，黑龙江企业有必要而且完全有可能通过并购重组，迅速带动规模和效率的提升。

在目前的经济危机下，国外许多企业都发生了财务危机，陷入财务困境，此时黑龙江企业如果能够及时进行跨国并购，将可以迅速获得新的市场机会，在不加载行业生产能力下达到临界规模，是增强黑龙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获取更多利润的主要途径。

企业并购逻辑与趋势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制度环境； 跨区域并购； 并购绩效； 元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6）08-0027-08

一、引言

跨区域并购效应是指并购双方之间存在地理距离或地理位置不同对并购绩效产生的影响。制度环境指企业外部影响并购绩效的经济自由化程度。在实践上，研究制度环境与跨区域并购效应关系契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国发〔2014〕14号）中跨区域重组与市场环境优化话题。这一意见继《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国发〔2010〕27号）再次将消除跨地区兼并重组障碍列为健全企业兼并重组体制的主要内容。

在现有文献中，跨区域并购包括针对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并购、海外并购以及混合多国并购样本的研究，其测量指标包括“同一区域”、“异地”或“地理距离”等。在主并方为中国企业的研究中，跨区域并购效应存在正向[12]、负向[9] [11] [14]以及不显著情形 [15]。乐琦[12]采用问卷调查数据检验发现，中国企业不同区域相对于同区域并购能够获得较高的并购绩效。蒋先玲等[13]以2004―2009年期间中国上市公司样本检验发现，跨地区混合并购企业的经营绩效在并购完成后明显下降。吴超鹏等[15]基于中国1997―2005年间发生的1 317 起上市公司连续并购事件为样本实证发现，跨区域并购与同地域并购绩效没有显著差异。Bhagat et al. [2]利用中国、巴西、印度等国1991―2008年的数据检验发现，跨区域并购与同地域并购绩效并没有显著差异。

在制度环境与并购绩效关系研究中，Zhu[8]利用多个国家的主并方企业样本检验表明，目标方所在国经济自由度、腐败指数对并购短期市场反应CAR的影响在统计上不具显著性。潘红波等[14]利用中国企业异地并购样本检验发现，市场化、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以及法律人数与当地人口的比例测度的投资者保护水平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也不具统计显著性。杜晓君等[10]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样本检验发现，在控制了企业异构性和东道国制度质量等因素后，“法律制度距离”会削弱收购方的国际并购绩效而“经济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皆对国际并购绩效有正向作用。阎大颖[17]以2000―2007年由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上市的非金融类企业发起的跨国并购交易为样本，对跨国并购前后多种财务绩效指标超额收益的变化趋势及决定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东道国管制制度越严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后的绩效越差。

显然，在现有文献中，存在“跨区域并购效应之谜”，即跨区域并购效应既存在显著为正或负的证据，也存在不显著结论。制度环境与并购绩效关系的证据也不一致。进一步看，现有文献基本关注跨国并购中东道国制度或者东道国与母国间制度距离的影响，对主并方或者母国的制度约束的影响尚需深入研究。因此，本文研究两个问题：一是作为研究制度环境影响跨区域并购效应的起点，与同区域并购相比，跨区域并购绩效整体上到底有没有优势？二是制度环境如何影响跨区域并购效应？

本文实证检验上述问题，创新至少有三点：一是建构了理论，推演了跨区域并购效应方向以及制度环境影响跨区域并购效应的假设；二是发现跨区域并购效应整合证据为负，解决了跨区域并购效应争议；三是提供了制度环境对跨区域并购效应影响呈现先减后增趋势的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

（一）跨区域并购效应方向

本文假设建立在图1所示的研究框架上。作为研究起点，跨区域并购效应整体上到底是正还是负？在理论上，预期为负的观点主要有：一是信息不对称和文化差异会导致跨区域并购效应低于同区域并购。国外相关研究认为，距离越远，信息不对称问题越严重；文化差异越大，并购整合难度也越大 [1] [7]。二是制度环境不同，实施跨区域并购需要买卖双方所在区域经营、贸易、财政、税收、货币政策等方面协调与配合，这需要相应时间和成本。三是在跨区域并购中，目标方与主并方所在区域的政府政绩目标一般并不相同，这样会导致企业并购中具体政策措施以及监管手段不同，宽严不一，甚至存在地方保护现象。国内有研究指出，同地并购在税收优惠和信贷上会获得更多的支持 [14]。

预期跨区域并购效应整体上为正的主要理由有：一是相比于同地并购，跨区域并购有机会进行多文化融合，这能够取长补短，有利于创新文化形成。二是跨区域并购提供了迅速进行多地区市场拓展的机会和能力，使企业有可能成为多地区市场领导者。三是跨区域并购更有可能是区域之间经济一体化的后果，从而有可能获取区域经济一体化利益。四是当目标方地区制度环境较优时，跨区域并购还有可能获得制度红利。由于上述观点针锋相对，因此，本文提出两个对立假设。

H1a：整体上，跨区域比同区域并购绩效低，即跨区域并购效应均值为负。

H1b：整体上，跨区域比同区域并购绩效高，即跨区域并购效应均值为正。

（二）制度环境与跨区域并购效应关系

本文从制度环境视角进一步推演跨区域并购效应变化规律。从《华尔街日报》、美国传统基金会编制的经济自由化指数看，与跨区域并购有关的制度环境改善意味着企业面临的营商环境改善、政府干预经济程度减弱、货币政策自由以及社会越发清廉。

一是营商环境主要体现在跨区域并购中企业变更登记涉及手续数目、办理时间以及费用等。由于各地资源配置和流动政策不同，在企业变更中甚至是存在人为限制，导致跨地区资源流动不畅。并购重组作为资源重新配置和流动的战略行为，不仅需要资源重组，同时需要资源合理利用，这样便利的营商环境既有助于并购目标方选择，也有利于并购后整合效率。

二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主要体现在政府支出等方面的规范性。在转型经济下，政府或类政府机构（如所谓的“红顶中介”）掌握项目资源审批、监管与分配等权力，特别是拥有优质经济资源审批分配权力。由于地方政府政绩目标不同且具有区域性，跨区域并购可能不仅得不到本地政府支持，还得不到目标方所在地政府支持。显然，随着依法治国和简政放权改革进程的加快，政府之手会越发规范，从而减弱跨区域并购负面效应。

三是货币政策环境主要体现在币值稳定性与物价合理性等方面。币值稳定有利于跨国并购交易，资本与要素价格合理有利于资源重新配置和使用。在较低的货币政策自由化环境下，政府往往拥有或控制大部分稀缺资源及其定价权力，如低价土地、优惠的银行贷款、税收减免等；同区域并购一般能够符合地方政府制定的行业规划和管理政策，从而有利于发展地方经济，因而能够得到这些稀缺的相对廉价的资源[16]。

四是社会清廉环境。一般而言，制度缺陷的存在给企业寻租创造了机会。企业往往通过与政府建立管理者关联等手段获得关键的制度资源。此外，同区域并购能够让企业管理者获得相应政治晋升机会或者其他类似利益，同地并购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也有助于政府官员升迁。当然，同区域并购带来的企业并购绩效提升是有条件的，即在市场化程度不高、制度缺失，甚至是腐败较为严重的环境下上述利益更容易实现。相比较同区域并购，跨区域并购中寻租成本较高，这是因为跨区域经营时主并方企业与目标方当地政府建立关联需要时间、金钱等方面投资，这在短期内难以获得预期效果。因此，相比于同区域并购能够运用现存的关系资源，跨区域并购效应自然较低。

当然，随着社会清廉程度提升，运用不符合伦理道德甚至有违制度规定方式获取资源的难度会增加，企业为获得这类资源的寻租空间也会被压缩。随着制度转型，政府会逐步放弃直接掌握稀缺资源分配的做法或者这样的做法只在一定范围内适用，这意味着企业通过与政府关联或寻租方式来获得稀缺资源的好处会逐步消失。政府正式制度越发稳定与透明，以与政府保持某种社会关联来获得好处也显得没有必要。运行有序的法律制度体系也弱化了企业与政府关联的重要性。因此，在制度环境改善进程中，政府控制与干预下降而制度法律体系变得更为有效，企业向政府寻租的作用在下降[4]。这样，无论是跨区域并购还是同区域并购均难以获得寻租利益，从而导致并购绩效下降。

基于资源有限性假说，由于企业资源有限性，随着制度环境改善，企业用于寻租的成本下降，将会有更多的资源用于价值提升方面。例如用于寻租上的企业资源减少会导致经营企业与企业之间战略联盟上资源增加。企业与企业建立战略联盟过程中，更多要依赖信任，才能使得这种伙伴关系带来共享价值创造[5]。

利用从寻租领域退出来的资源，企业能够与竞争者、供应商、销售商以及渠道商构建互利的战略关系：一是与销售商建立业务关联能够让企业获得重要的信息资源，如市场情报，这在公开公平市场上难以获取；这类紧密的关联有助于企业及时掌握顾客偏好，反过来提升顾客忠诚度、销售额和回头率。二是与原料供应企业构建良好网络关系能够让企业获得高质、及时的原材料供应和可靠的支付。三是与同业或相近企业具有紧密的合作关系有助于伙伴间相互学习、促进企业之间知识获取、转移和分配。

因此，从企业生存与发展角度看，政府作用一方面在于营造清廉的环境和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以利于降低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提升企业资源流动、配置和利用效率。社会清廉程度提升，法制建设更为完善，有法可依、执法必严环境塑造，必然使得企业有所为有所不为，有利于企业的经济价值实现。另一方面，制度环境改善使得企业向政府的寻租空间被压缩，导致寻租利益减少。相比较，制度环境改善导致的寻租利益减少与用于寻租的资源转投于运营企业战略联盟等价值增值领域带来的利益中，由于后者依赖于信任，而信任的累积往往是个漫长的过程，因而，前者下降幅度快于后者提升幅度。从这个角度看，随着制度环境改善，跨区域并购效应呈现先下降后提升的演化过程。综合上述，提出H2―H2d。

H2：制度环境质量与跨区域并购效应呈现“U”型变化关系。

H2a：经营便利程度与跨区域并购效应呈现“U”型变化关系。

H2b：政府开支规范程度与跨区域并购效应呈现“U”型变化关系。

H2c：货币政策自由程度与跨区域并购效应呈现“U”型变化关系。

H2d：社会清廉程度与跨区域并购效应呈现“U”型变化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文献与数据

本文检索2014年12月31日之前公开发表的论文作为样本数据来源，分别通过中国知网、维普、万方等数据库或检索源，以“并购”“跨国并购”“海外并购”“重组”等关键词组对标题、关键词、摘要进行检索。

通过对初步检索得到的文献细致审读，并对重点文献的参考文献进行追溯检索与阅读之后，进行以下筛选程序：一是样本文献中必须含有跨区域并购与并购绩效关系的方程；二是样本文献的主并方为中国企业；三是样本文献每一方程的主并方必须只含有中国企业，即剔除含中国企业在内的多国样本研究，最终获得了17篇样本文献（表1）。本文从这些文献中提取了98个跨区域并购效应方程。

本文研究的解释变量中，制度环境使用经济自由度，并选取了经营（营商）便利性、政府开支、货币自由以及清廉程度四个分指标。数据来源于《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Hertitage Foundation）的年度报告《经济自由度指数》。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跨区域并购效应方向检验

表4采用固定与随机效应估计方法，即模型（3）与（4），得到跨区域效应均值分别为-0.029与-0.030，在95%置信水平下，固定效应区间估计为（-0.041，-0.017），而随机效应估计区间为（-0.051，-0.008），均有不含0在的估计区间，说明无论是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估计，都支持跨区域并购效应为负值的假设。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Z统计量均在0.001水平上显著，也支持了跨区域并购效应显著为负的观点；这些均值低于表2中跨区域并购效应简均数。从上述证据看，H1a得到了支持，即包括较低的制度环境因素在内的负面影响的观点得到了支持。根据国外一般研究经验，本文证据表明跨区域并购对绩效的负面影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二）制度环境检验

表5中方程（1）至（5）是运用模型（5）采用混合估计方法检验制度环境与跨区域并购效应之间假设的结果。方程（1）Insitition quality2与Insitition quality的系数分别为0.076、-7.933，在0.00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以经济自由度总指数表征的制度质量提升，跨区域并购效应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方程（2）中Business freedom2与Business freedom的系数分别为0.367、-3.67，在0.001水平上显著，说明经营便利性与跨区域并购效应呈“U”型变化。方程（3）中Government spending2与Government spending的系数分别为0.653、-11.81，在0.001水平上显著，说明政府开支等规范程度提升，跨区域并购效应先减少后增加。方程（4）中Monetary freedom2与Monetary freedom的系数分别为0.149、-2.36，接近0.1边际水平显著。方程（5）中Freedom fromcorruption2与Freedom fromcorruption的系数分别为1.36、-8.68，在0.001水平上显著，说明反腐倡廉的环境阵痛之后会改善跨区域并购效应。因此，除了货币政策自由度外，H2、H2a、H2b、H2d均得到了显著的支持证据。

（三）稳健性检验

表6中方程（1）至（5）是运用模型（5）采用聚合标准误稳健OLS估计方法检验制度环境与跨区域并购效应之间假设的结果。方程（1）Insitition quality2与Insitition quality的系数分别为0.075、-7.824，在0.001水平上显著，支持H2；方程（2）中Business freedom2与Business freedom的系数分别为0.344、-3.46，在0.001水平上显著，支持H2a。方程（3）中Government spending2与 Goverment spending的系数分别为0.648、-11.73，在0.001水平上显著，支持H2b。方程（4）中Monetary freedom2与Monetary freedom的系数分别为0.146、-2.32，在0.05水平上显著，支持H2c。方程（5）中Freedom fromcorruption2与Freedom fromcorruption的系数分别为1.18、-7.48，在0.05水平上显著，支持H2d。显然，上述证据与表5基本一致，表明相应结论具有较强稳健性。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基本结论

本文研究了制度环境对跨区域并购效应作用原理，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发展了并购理论。利用元分析技术，基于样本文献98个方程涵盖1994―2011年间25 998个并购事件样本以及《华尔街日报》、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制度环境数据检验发现：（1）跨区域并购效应均值为负，这意味着整体上跨区域并购绩效低于同区域并购。（2）经济自由化为核心的制度环境，即制度质量、营商环境、政府干预、货币自由以及清廉环境的改善会导致跨区域并购效应出现先降低后提升的变化规律。

（二）政策启示

本文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有益启示。一是制度环境改善的过程是促进资源配置自由化、资源使用效率提升与压缩寻租空间和减少企业寻租收益的过程。根据国发〔2014〕14号文，除了加快推进审批制度改革，改善金融服务，落实和完善财税政策等共性问题外，与跨区域并购有关的制度障碍主要有市场分割与地区封锁。这些与地方政府政绩目标相关的制度环境的核心在于地区间利益协调问题。根据国发〔2014〕14号文，解决上述障碍措施包括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平衡地区间利益关系；落实跨地区企业所得税分配政策，协调解决企业兼并重组跨地区利益分享问题；解决跨地区被兼并企业的统计归属问题。显然，这些措施一方面能够缓解地区之间人为设置的阻碍资源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影响；另一方面，制度改进带来的制度缺陷减少，从而利用制度缺陷进行寻租获取企业收益的机会也会减少。

二是塑造清廉的社会环境存在“阵痛”。作为热点，反腐败到底影响不影响经济发展？从理论上看，反腐在于塑造清廉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这与保持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在逻辑上一致；至于将当前反腐败斗争和经济增速放缓放在一起得出“反腐败影响经济发展”结论则缺失逻辑上的严密论证和细致的经验检验。本文证据表明，社会清廉程度最终有利于提升跨区域并购绩效水平；不过，随着清廉程度提升，跨区域并购效应的确存在先下降的规律，即社会清廉程度改善存在“阵痛期”。这样，从微观视角看，处于“阵痛期”中的企业通过寻租获得收益减少，势必需要重新寻找价值增长点，进而资源得到优化组合，并得到合理利用；宏观上，这必然带来国民经济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