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危机的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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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危机的应对之策范文第1篇
在过去的10年之中,有关全球能源体系的预期已经出现了相当大的转变。2001年之前,全球能源市场经过了长期的产能过剩。2001年之后,全球石油以及大多数能源产品的价格急剧上扬,能源供应链也随之更为脆弱。各国对外开放的油气资源相继面临短缺,这一形势迫使全球主要的能源消费国不得不将赌注押在脆弱的全球能源供应链上,从而加剧能源供应的恶性循环。全球油价在持续上升18个月之后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而后下降了2/3。此后,在全球经济持续疲软的影响之下,油价再度上扬至令人担忧的水平。事实上,令人担忧的远远不只油价上扬。例如,欧洲各国政府担心天然气供应的安全,印度等国在未来的数十年中则过度依赖煤炭进口。综上所述,全球几乎所有的能源消费大国对于其能源安全的疑虑,已经超越了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与此同时,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也提出了质疑,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投入资金开发更多的能源以满足预期增长的能源需求。究竟如何才能构建一个更加安全的能源体系?对于这个议题,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尚存疑虑。
能源危机正在迫近。两大截然不同的新趋势加大了各国政府携手治理全球能源体系的难度,由此扩大了这场危机的负面影响。首先,能源消费国出现了重大转变。工业化国家对石油及其他燃油需求不断增长的时代已成为历史,未来全球主要的能源消费国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据国际能源组织(IEA)预计:2030年,中国至少2/3的石油需要进口,印度需要进口的石油比重甚至将超过中国。与过去20年中全球能源消费大国相比,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更倾向于通过双边协议从能源生产国获得必需的能源产品,而不是增进商贸利益以保障稳定的能源供应。比如,中国为了保障其能源安全,通过政府间协议从非洲、中亚及其他富产能源的地区获取能源。鉴于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是全球性的能源商品,排他性的、不透明的能源交易可能会阻碍全球能源市场的顺利运作,甚至危及全球所有国家的能源安全。不仅如此,部分能源生产国还将能源问题与捍卫人权、维护法治乃至增进民主结合在一起,这就给能源合作平添了更多的变数。
其次,环保理念对于能源使用方式的影响。在传统技术条件下燃油释放出的二氧化碳引发了全球变暖问题,全球各国对此已经达成了共识。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初现端倪以来,各国对于气候变化的忧虑与日俱增,因而陆续出台了许多有关绿色能源的政策措施:全球各国用于绿色能源的拨款占财政增长额的15%。部分人士认为,以绿色能源为导向的经济刺激措施,势必引发一场能源革命,由此产生更清洁、更安全的新能源。这种设想或许会变成现实。不过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能源体系将出现重大变革。要想有效地遏制全球气候变暖,必须在未来的数十年内将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减少1/2以上。要实现这一目标,绝不能满足于细枝末节的修补。
在过去30年中,为了增进能源安全,相继成立了许多相关的国际组织和政府组织。面对上述新的形势,这些能源安全组织仍试图维护其既得地位。其中,最为重要的组织莫过于国际能源组织。越来越多的石油消费国逐步偏离了该组织的监督和管辖,加之能源市场中影响能源安全的变数有增无减,故此该组织赋予新兴能源大国更多的决策权。换而言之,国际能源组织需要借助新兴能源大国来履行其标志之一,即协助各国政府积极回应能源体系的波动。相比之下,其他能源安全组织的战略仍然有待改进。许多欧洲国家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为了保障其能源安全,他们已经签署了协约,并创建了相应的国际组织,却并未获得预期的效果。值得庆幸的是,20国集团终于在2009年9月的匹兹堡首脑峰会上宣布削减能源补贴。此前,能源补贴在一定程度上鼓励过度的能源消费,损害了能源安全与环境。不过,20国集团内部在削减能源补贴的时间进度方面存在诸多争议,因而至今尚未推出可行的政策。尽管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中的石油生产大国反复强调能源安全,可是该组织并无实力稳定石油需求。无独有偶,旨在应对环境挑战的机制也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京都议定书》对于二氧化碳排放的限制并不明显。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试图说服各国签署一项继承《京都议定书》的新协议,并为了构建更为清洁的新能源体系而投入巨额资金,然而与会各国却无法就此达成共识。尽管当前许多国际机制均涉及能源问题,但是有关能源问题的治理依然处于真空状态。
假如依照传统的解决方案,构建一个新的全球性能源组织来取代“国际能源组织”,恐怕是行不通的。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构建一种新的协调机制,平衡各国在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利益分歧。为了充分发挥新机制的效力,协调措施必须着重考虑全球最重要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说服这些国家的政府满足其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能源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资金需求。
建议设立一个能源协调机构,协助各国政府及现有的国际机构更有效地应对当前的能源问题。这个新的机构可以与新的能源消费大国(例如中国)共同制定符合多方利益的投资标准,使之适用于大多数能源产品的市场规范。除此之外,它还能帮助那些全力推行绿色能源的政府事半功倍。如果没有适用的协调机制,推进绿色能源的计划便很有可能引发贸易战并且浪费大量资金。参照以往成功的个案,有效的协调机制无疑会提升现有能源机构的效率,并且丰富其他有关能源安全的规范。
经济学模型
在过去的30年里,有关构建国际能源安全机制的尝试可以说是差强人意。其中,一个令人瞩目的亮点就源于《国际经济法》。目前,全球各国普遍遵循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便出自于《国际经济法》自下而上的实践,其成功之处便是立足于国家利益:唯有在政府将遵循原则与自身利益结合起来时,才会切实地履行义务,确保相关的一系列法律原则的实施,并维护相关机制的良性运作。
基于全球经济治理的历史总结出的首要教训在于,任何旨在协调全球能源体系的政策必须兼顾全球所有大国的利益。时至今日,即使是最具声望的国际机构也未能做到这一点。国际能源组织增加成员国的设想之所以举步维艰,就是因为该组织要求其成员国必须是联合国经合组织的成员国。因此,目前国际能源组织的28个成员国基本上能源需求较小或者能源需求不稳定,却将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的能源消费大国排除在外。对此,国际能源组织制定了一些解决方案,比如给予许多国家观察员身份,并与各国联合展开研究。可是,这些解决方案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一旦出现能源危机,国际能源组织构建的协调机制需要做出反应时,拥有巨额原油储备的国家却无法拥有与相称的发言权。对此,唯一有效的解决方案在于,修正国际能源组织接收会员国的条款。可是,这一方案近期变成现实的几率微乎其微,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该组织不愿变成一个大规模的论坛;此外,部分成员国还担心,增加新成员会影响其既得利益,就像20国集团中的原八国集团成员国那样处境尴尬。
另一个从全球经济治理中得出的深刻教训在于,成功的国际合作决不能仅限于全球大国之间的合作。以往的全球贸易谈判之所以能取得辉煌的成绩,是因为注重实效、尊重共同利益并且便于执行,例如降低关税等等。基于成功的贸易谈判,世界贸易组织将现有的贸易规则延伸拓展至更多的国家并致力于应对更严峻的挑战,例如构建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无独有偶,20国集团的“反避税条款”在列支敦士登和瑞士等国取得了明显成效,因而赢得了更多国家的支持和响应。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许多国家意识到部分包庇避税的国家在实质上支持影子经济,破坏了全球金融治理,由此认识到执行“反避税条款”的必要性。正因为如此,少数避税集团在过去两年内遭到了全球范围内的打压。
综上所述,全球能源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消费大国和生产大国,任何有关能源体系的协调机制都必须顾及这些大国的利益;与此同时,任何协调机制必须令能源消费大国和生产大国通过合作获得实际的利益,相关机制设计必须尽可能地适用于大多数国家。
无能为力的群体
当今全球能源市场并不缺乏协调机制,最大的不足在于缺乏一种行之有效的战略,未能制定规范来治理全球能源经济。虽然国际能源组织依然在发挥重要作用,却没有吸纳全球新兴的能源消费国;欧佩克的影响力集中于全球石油生产国,其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全局影响是有限的。通过“国际能源论坛”的平台,欧佩克和国际能源组织的部分成员国展开对话,分享石油生产和贸易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全球能源市场的透明度。除此之外,“国际能源论坛”尚未实施其他实质性的行动;国际原子能机构正致力于解决核扩散问题,目前该组织尚缺乏应对能源危机的先例。
除了上述专业国际组织面临的困境之外,全球能源体系的发展前景也不容乐观。尽管《欧洲能源条约》志在整合东欧与西欧的能源体系,实际上对于欧洲的能源市场并无实质性影响。究其原因在于,该条约没有吸纳欧洲的能源大国――俄罗斯。作为欧洲至关重要的能源生产国,俄罗斯认为遵循该条约就意味着接受西方国家的监督,这并不能给俄罗斯带来预期的战略利益。
至于那些致力于气候变化的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尚未走出2009年12月哥本哈根峰会的阴影。虽然,八国集团在过去10年中几乎每年都把气候和能源问题列入其议程,却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八国集团宣布将21世纪全球变暖的增长幅度限制在每年增长2%。即使这一目标能够兑现,也无法从实质上逆转全球变暖的恶化趋势;尽管八国集团在扩大过程中吸纳了全球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和南非),却没有改变八国集团原有的合作机制,无法充分发挥新成员国的作用。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20国集团曾经在构建新的国际金融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被国际社会视为应对未来能源和气候问题的中坚力量,可是20国集团在应对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的表现却令人大跌眼镜。2009年10月,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在伦敦召开特别论坛,试图给温室气体排放谈判设置灵活的限制条件,但是这一努力最终也陷入了僵局:他们最近一次会议既未达成新的协议,也没有取得其他进展。
亟待填补的“治理真空”
要想解决上述这些问题,应当切实关注全球能源体系中的最关键阻碍――“治理真空”,而不是一味地构建更多的国际机构。改变未来数十年全球能源体系的关键在于:如何增进投资并开发当前急需的主要能源(石油和天然气)?如何研发适用于绿色能源的科技?
油气供应的安全之所以备受质疑,一方面是现有的能源产品消耗过快,另一方面是因为投资者希望将其投资用于研发新的能源资源。实际上,能源领域技术创新的增长额抵消了传统矿物燃料的消耗量。问题在于,新的能源供应项目,尤其是跨国界的能源供应项目,往往伴随着诸多经济、政治风险。能源生产国担心,能源需求不足以支撑其生产投资,尤其是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的凸显,迫使国际社会日益倾向于使用更为清洁的替代能源。
要确立正确的油气供应激励机制,必须解决多个领域的向题。其中,政府治理既是最为薄弱的一环,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环。作为全球能源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亟待加强政府治理,中国在非洲、中亚、拉美地区以及中东地区的主要能源供应国也面临类似的问题。近年来,中国政府定期向上述地区的能源合作伙伴提供捐赠,特别贷款和基础设施发展项目。中国的部分精英更加确信,中国获取战略能源资源以维持其经济奇迹的难度正在逐步增加。一旦中国与西方国家在这一问题上出现僵局,便难以说服中国接受西方的能源安全理念,即有效的国际机制才能确保能源市场的透明和运作良好,不应过多地依赖不透明的特别交易。
在与中国打交道之前,西方大国的政府必须明确,当前中国的能源交易既不可以被视为例外,也未必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回溯历史,全球最大的国际能源供应项目,大部分源自于针对特定大国的融资协议,而这一特定大国则可以在特定时期内稳定能源市场的需求量。一旦中国开辟了新的能源渠道,其对全球能源市场提供的能源产品也会相应增加,所有国家都可能因此而受益。对于全球能源市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观点类似于对待全球金融市场:接受并遵循现存的规范更为有利。如果全球能源市场运行良好,那么中国的能源安全状况便相应地有所改善。中国逐步意识到,能源生产国的政府治理越完善,其能源供应就越稳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全球开辟能源渠道的战略,在不同程度上遭遇了阻碍,部分预期中的长期能源供应伙伴反而将中国卷入了复杂的政治纷争。对于中国及其主要能源供应伙伴,乃至全球能源市场的大国而言,当务之急是制定统一的投资标准,借助西方运转良好的能源市场经验及政府治理规范确保中国进一步稳定其能源供应。当中国针对石油部门管理较为完善的国家(例如安哥拉)展开新一轮的投资时,可以借此机会制定新的投资标准,也为今后其他国家在能源领域的投资开创一个值得借鉴的范例。
“治理真空”的另一特征在于:各国政府在环保问题上难以实现共同利益,因而对绿色能源的技术支持不足。能源部门是当今科技创新的前沿之一,一方面是因为气候变化正在改变国际社会对传统能源的预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各国政府普遍希望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能够推动经济复苏。2009年,各国政府曾经多次协商,计划携手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然而,在大多数议题中,各国首先考虑的都是自身的利益。有鉴于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国际机构纷纷呼吁,更有效的协调机制才能切实推动全球经济发展。
近期,全球各国商议投入2.5万亿美元发展“绿色能源”以刺激全球经济的复苏。美中两国共计出资1.5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能源项目投资;在韩国政府用于刺激经济的计划中,85%的资金用于“绿色能源”,旨在提升发电厂的能效并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英国政府已拨款数亿英镑支持“绿色能源”产业的研发。“绿色能源”的技术市场毕竟是全球性的,因此必须构建相应的协调机制,这样一个国家支持高新技术的政策很快就能令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受益。例如,美国大力扶植可再生能源的政策,不仅极大地推动了美国、中国和欧洲生产太阳能电池和风力发电的企业,更有效地推动了这三大经济体。由此推究,中国大力投资开发新型电力网络,不仅能给西方企业带来商机,也给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所需的高新技术。
从理论角度来看,协调上述国家的“绿色科技”研发项目为全球“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在实践中,“绿色科技”研发项目往往带有经济民族主义倾向。例如,美国的研发项目设定了有利于美国供应商的条款,结果迫使中国公司处于相对不利的投资环境,甚至放弃在得克萨斯州风力厂的投资项目。假如高新技术始终处于国有化的桎梏之下,那么真正的能源革命是不会发生的。事实上,最具竞争力的能源科技都是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一种相对有效的协调方式是,“绿色科技”领域的主要投资国(例如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减少研发订单,阶段性地评估研发成果,考量如何展开必要的合作。如果能配合适宜的论坛加以协调,那么早期的技术研发最终将会令更多国家受益。
开诚布公
现有的协调机构无法填补能源体系中的“治理真空”,小规模的灵活协调机制显然更管用:应当效法国际金融业的“金融稳定委员会”,成立“能源稳定委员会”。设想中的“能源稳定委员会”必须吸纳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至于行政结构,“能源稳定委员会”应当遵循“金融稳定委员会”依托于国际清算银行的先例,依托于国际能源组织。此外,“能源稳定委员会”的活动应当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以便其他机构(如欧佩克)携手合作,“能源稳定委员会”应当重点吸纳中国、印度及其他重要国家,它们至今尚未受到现有国际能源协调机制的足够重视,考虑到能源投资在各国经济发展计划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能源稳定委员会”必须重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能源消费大国,共同协商制定海外投资标准并协调中国在绿色能源方面投资。简而言之,吸纳利益最为攸关的国家,并兼顾这些国家的利益,才能形成广泛的实际影响。
对于“能源稳定委员会”而言,关键的考验在于如何证明其有能力应对全球各国的私营企业。在未来的数十年中,如果政府出台的政策不能确保私营企业在能源领域的投资获益,那么这些私营企业不可能投入数万亿美元的巨额资金。如何促成私营企业与政府在能源领域展开合作,已成为“能源稳定委员会”的一项重大使命。例如,领军企业应当正式地评估政府提出的“绿色经济”刺激计划,并确定政府需要加强协调的领域(通常政府对于技术研发及投资缺乏足够的掌控,因而不善于把握前沿科技的研发)。“能源稳定委员会”可以为私营企业搭建与国有企业的合作、研讨平台。国有企业控制了全球最重要的油气资源、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电网。从实力角度来看,它们堪称全球能源体系的中流砥柱,却没有被这个体系充分吸纳。
假如上述举措能够变成现实,那么其他重要领域的能源合作也会受益。为了治理所有类型的外国投资,各国政府曾多次商议签署一项多边投资协议,均因意见分歧和利益争端而无果而终。比较而言,各国更容易在能源基础设施方面达成共识。此外,尽管全球性的能源问题日益凸显,各大国政府对于能源领域的研发投入依然不足,目前研发资金在全球经济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甚至低于20世纪80年代初。“能源稳定委员会”在证明自身能力之后,国际社会才会赋予其新的使命。从全球能源体系的长远发展着眼,该委员会还可以制定有关能源技术研发及其他领域的行业准则。在合作激励机制方面,“能源稳定委员会”也能发挥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促成美中两国构建更为安全的核能源体系。
能源危机的应对之策范文第2篇
关键词：西方思潮；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发展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
在资本主义初期，城市环境恶化等因素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社会改革家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的伟大构想，揭开了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序幕。
在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西方社会，伴随着文艺复兴思想的延续，人文主义思潮在西方主流社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其对于西方社会各阶层思想的深远影响，在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上世纪90年代伊始，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发展，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全球变暖、全球沙漠化等危及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给寄希望用科技战胜自然的人类当头一棒。生态城市、低碳城市等寻求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新的城市规划思潮，开始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1 理论来源及阶段划分
1.1 规划理论来源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起源是复杂多元的, 主要可以归结到以下几个基本事件：（1）田园城市；（2）城市美化运动；（3）公共卫生改革。
部分学者持有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柯布西埃的“当代城市”和赖特的“广亩城市”三者才是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起源的观点。现代城市规划的思想根源, 则应追溯到更早的欧文、圣西门、傅利叶等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和社会平等传统的思潮。
1.2 按照历史时期划分
1.2.1 以时间的自然延续划分
如D．Kruekeberg采用年代分段法, 将过去多年城市规划发展历史划分为三阶段：（1）1880-1910，有固定规划师的非职业时期；（2）1910-1945，规划活动的机构化、职业化时期；（3）1945-2000，标准化、多元化时期。三个阶段互不交叉，将某时段的规划理论或规划实践作为这一年代的特征。
1.2.2 以主流思潮为主线
以主流思潮为主线, 再划定年代的上下界线。如P.Hall采用思潮分段法, 以规划理论对待城市的观察角度作为依据，将其划分为七个阶段：（1）1890-1901,病理学地观察城市；（2）1901-1915,美学地观察城市；（3）1915-1939,从功能出发观察城市；（4）1923-1936,幻想地观察城市；（5）1937-1964,更新地观察城市；（6）1975-1989,纯理论地观察城市；（7）1980-1989,分别从企业、生态、病理学角度出发观察城市。
1.2.3时代和思潮相结合
先按照十年为一个时代单元进行划分。通过对每一个年代各类思潮的梳理，深刻认识挖掘各类思潮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与作用，希望能从人类思想发展历程中认识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同时以人类当今社会的主流思维角度（包括经济、人文、环境）出发，主流思潮进行划分，从而构建其知识构架。
1.2.4 本文采用的划分方法
本文采用的是以时代和思潮相结合的方法，将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
（1）二战前：田园城市理论，综合规划的思想，带形城市理论，工业城市理论，城市美化运动，城市形态研究，城市艺术设计，市政工程设计，城市发展空间理论，当代城市，广亩城，基础调查理论，邻里单元，新城理论，历史中的城市，城市社会生态理论，战后重建，历史城市的社会与人，都市形象设计，规划的意识形态，综合规划及其批判。
（2）二战后至1960年代末：批判城市规划, 公民参与, 规划与人民, 社会公正, 保护文化遗产, 环境意识, 规划的标准理论, 系统理论, 数理分析, 控制理论，理性主义。
（3）1970年代至1980年代：理性批判, 新, 开发区理论, 现代主义之后理论，都市社会空间前沿理论，积极城市设计理论，规划职业精神，女权运动与规划，生态规划理论，可持续发展。
（4）1990年代后：全球城，全球化理论，信息城市理论，社区规划，社会机制的城市设计理论。
2 理论的演进纲要
2.1 二战前
2.1.1 人本主义思想
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把城市当成一个整体来研究，提出了“田园城市”的理论，并在《明日：一条迈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一书中提出为适应现代工业的城市规划问题，“城市应与乡村结合”。他对人口密度、城市经济、城市绿化的等重要问题等都提出了见解。
作为另一位西方人文主义大师，盖迪斯提出了综合规划思想，他把生物学、社会学、教育学和城市规划学融为一体，创造了“城市学”的概念。他强调城市规划不仅要注意研究物质环境，更要重视研究城市社会学以及更为广义的城市学，因此，盖迪斯事实上是使西方城市科学由分散走向综合的奠基人。
2.1.2 现代机械理性规划思想
以玛塔的“带形城市”、戈涅的“工业城市”为起点，通过高科技手段建设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后以建筑师柯布西耶为代表，通过巴黎城市改造的理想方案和其出版的《光辉城市》、《明日之城》两本理论书籍，系统的阐述其思想和理论体系。理性规划思想的巅峰之作是柯布西耶的《雅典》，其以功能理性主义为思想核心，提出了“生活、工作、交通和游憩”的城市四大功能，并以这种思想指导了世界上大量的城市实践活动。
2.1.3 其他规划思潮
美国建筑师赖特以自然主义、分散主义为思想基础，提出了广亩城市的规划思想，并在1932年出版了《广亩城市：一个新的社区规划》。他反对大城市的集聚与专制，追求土地和资本的平民化，并通过新的技术使人们回归自然。但由于广亩城市以小汽车作为通勤工具来支撑极度蔓延城市发展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遭到“新城市主义”思想的竭力反对。
芬兰建筑师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是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和赖特的广亩城市的折中方案，他在1943年出版的《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一书，详细的阐述了其核心的思想和理念。
2.2 二战后至1960年代末
2.2.1 系统论思想
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三门学科诞生于1948年左右，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了重大发展，并对人类自然、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系统论的思想对于城市规划的影响最为显著，将城市视为一个复杂的整体――是不同土地使用活动通过运输或其他交流中介连接起来的系统，城市内的不同部分是相互连接和相互依存的，而城市规划的实质就是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系统的控制。系统分析方法的建立是理性主义的巅峰，也标志着功能理性主义规划思想的巅峰。
2.2.2 卫星城实践
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卫星城理论，在二战后的大城市开始发挥价值，并被广泛用于空间、功能疏散和新城建设中。并在1944年大伦敦规划等重大的战略举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1946-1955年期间的第一代卫星城，1955―1966年间建设的第二代新城，1967年后建设的第三代卫星城。
2.2.3 整体环境观
随着城市的扩张与蔓延带来了严重的城市环境问题，人们开始担心自然资源被粗暴地践踏，担心人类生存环境遭受灾难性的破坏。P.盖迪斯从自然生态观的角度论述了环境背景在区域发展中的至关重要性。E.沙里宁提出了有机疏散思想，就是力图使城市“既符合人类工作和交往的要求，又不脱离自然环境”。1959年首先在荷兰桂花街产生了整体主义和整体设计的思想，提出了要把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环境，以全面地分析人类生活的环境问题。
2.2.4 人际结合
Team10提出以人为核心的“人际结合”思想，为了适应人们要争取生活意义和丰富生活内容的要求，按照不同的特性来研究居住问题。Smithson夫妇提出了簇群城市这个具有 “后现代”特征的，体现了流动、生长、变化思想的新城市形态的概念。
2.3 1970―1980年代末
2.3.1 转型期发展
二战以后，因为经济、社会、政治转型以及电子信息技术、传播媒介的发展，西方国家进入了“后现代社会”。在城市规划领域，简.雅各布斯对于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进行了极为尖锐的批判，其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引起了规划师对于社会公正、人性化等全方位价值判断的深刻思考，一部分人开始转向对现代城市设计思想的探索。
2.3.2 文脉主义理论
在后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中最突出的是文脉主义理论，其核心思想是人与建筑、建筑与城市、整个城市与其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的内在、本质的联系，城市规划的任务就是要挖掘、整理、强化城市空间与这些内在要素之间的关系。
这一时期提出的“拼贴城市”受到了文脉主义思想的影响，此理论不赞同现代城市规划割断文脉、文化多元性和按照功能划分区域的方式，认为城市的生长、发展应该由具备各种功能的部分拼贴而成。
1960年K.林奇出版了《城市意象》，其提出了著名的“城市认知地图”概念，其独特的城市设计思想区别于传统城市设计的精英意识和傲慢的姿态，在于它真正关注人的心理感知，重视人的切实需求，体现了人本主义的规划原则。
2.3.3 功能理性影响
针对在功能理性影响下城市更新存在的严重问题，1970年代后，城市更新不仅是城市物质空间的改善，而且更注重通过一系列政策的整合行动来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口素质、改善城市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为打开社会需求而开辟资源等等。通过大量的功能理性影响下城市更新的实践，新的社区理念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2.3.4 社会公正命题
在1960年代后期，西方社会面临的尖锐矛盾导致 “规划的社会公正”的命题被广泛提出。在美国，“区划法”作为追求市场公正问题而出现。而社会公正命题的提出，导致了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思想的蓬勃兴起，“交往规划理论”、“倡导性规划”、“联络性规划”等理论都成为公众参与在规划领域的重要理论。
1977年，在智利制定了《马丘比丘》，其与雅典比较，最明显的变化体现为几点：（1）从理性主义向社会文化主义思想的转变；（2）从空间功能分割到城市系统整合思维方式的改变；（3）从终极静态向过程循环的思维观改变；（4）从精英规划观到公众规划观的改变。
2.4 1990年代以后
进入20世纪19年代后，规划理论的探讨出现了新的面貌。约翰.弗雷德曼发表了《世界城的假想》，为世界城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开创性的理论，认为各种跨国经济实体正在取代国家的作用，使得国家权利空心化，全球出现了新的等级体系结构，分化为世界级城市、跨国级城市、国家级城市、区域级城市、地方级城市――即形成了“世界城市体系”。
1990年后，针对美国无限制的城市蔓延引发的巨大的环境和社会问题，J.康斯特勒提出了新城市主义思想，认为通过重新改造传统废弃的旧市中心区，恢复其居民集中区的面貌，并重建密切邻里关系。其后发展到对郊区城镇采用密集开发模式的探索。
“生态城市”的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后得到了全面地阐述和发展。广义上是人类对于人与自然关系更深刻的认识，是有效利用环境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的产生、生活方式，是按照生态学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型社会关系；从狭义方面，是按照生态学原理建立高效、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聚居环境。
3 结语
在百年的城市规划理论发展历程中，人本主义、功能理性主义、生态主义思想作为城市规划对于各类思潮在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应对之策，指导了全球各个地区的城市建设活动。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求，使城市规划活动向更严谨、深入、贴近实际情况的方向迈进，新的城市规划思想体系在实践活动中不断的发展和成熟，并向着广泛分析、严格论证、柔性成果的方面发展。我国目前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有着大量的新城建设和旧城改造的城市建设工作。中国的城市规划发展沿着两个方向不断前进：一是要快速解决大量的小城镇的建设问题并对无序蔓延和向郊区化发展的大城市问题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二是探求一条可以有效解决我国资源短缺、自然生态环境问题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建筑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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