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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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的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组织生态学；外部机会；职业迁移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1-0010-03

近年来，对职业迁移(包括工作、薪酬、职业等)问题的研究受到了社会学和经济学的重视，并且随着组织生态学尤其是组织经济生态学的迅速发展，逐渐引起了生态学的关注。对职业迁移问题研究的视角颇多，所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诸多差异。一般而言，按职业迁移的形成因素及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决定因素可以归为三类：1.个人特征论；2.工作和组织特征论。3.个人与工作的匹配过程特征论。

一、个人特征论

Blau and Duncan 1967，Beeker(1975)，SeweU＆Hauser(1975)，Granovener(1981)，Antel(1986)，Levine(1993)等人主要是从人的技能与人力资本的角度出发，认为职业迁移是由个人特征因素决定的。有关的个人特征如社会经济背景、教育、在职培训等决定了职业分布(The distribution of ioh)及工作报酬。个人的知识、技能水平、个性等状况决定了个人对不同工作的偏好程度，正是这种偏好决定着人的职业迁移行为。

个人特征理论认为，个人特征对职业迁移具有重要影响，看到了职业迁移中属于个人因素的一面，对微观职业迁移行为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但它把个人特征看成产生职业迁移的决定因素，忽视了组织因素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受到了工作与组织观点论者的批判。

二、工作与组织观点论

工作与组织观点论者(spencel974，Thurowl975，S&rensenl977)弥补了个人特征论者在职业迁移研究问题上的缺陷，他们认为，有关工作和组织的特征决定了工作报酬与职业迁移，在他们看来个人特征仅仅只是一个影响因素，而非决定性因素。与个人特征相比，职位特征对报酬的决定作用更大，个人总是试图搜寻更高报酬的工作并努力使自己与工作要求相匹配(Mo~ensenl986)。当在职工作者不满意现有工作或者期望到别的地方找到更好工作时，他们就会产生职业迁移行为(Halabyl998；klein，Spady&Weissl991)。企业组织规模大小，发展机遇以及企业内部岗位设置与职责要求等都是影响企业员工产生职业迁移的重要影响因素。不同企业的比较，包括工资待遇、福利、企业文化、对人才的重视程度、提供给员工的发展空间大小等方面，都会对职业迁移的产生影响。比较差异越大，职业迁移的可能性越大。

三、个人与工作的匹配过程特征论

工作与组织观点论者在研究职业迁移行为时虽然已经引入了“外部机会”这一因素，并且也对外部机会对工作时间长短的影响效果进行一些预测，但他们并没有对其进行检验，因此他们的结论有待进一步验证。此外，他们的研究也仅仅只是一个静态研究，缺乏动态分析，HeatherA.Haveman(1994)弥补了这一缺陷。

HeatherA.Haveman从组织角度动态地研究了组织变迁对职业迁移的影响。他认为，职业迁移的核心机制是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过程中出现的职位空缺和职位消亡，而产生职位空缺和职位消亡的根本驱动力是组织的建立和消亡。因此，他在研究中论证了组织的建立、消亡和兼并对工作及职业变迁的影响，即组织建立创造就业岗位。而组织兼并和消亡毁掉或减少就业岗位。他的研究将有关职业迁移的研究带人了更微观的领域，以前的研究只注重组织变迁对组织本身及社会的影响，而他将组织变迁与职业变迁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并论证了两者的联系。

个人特征论与组织特征论在研究职业迁移行为时，两者都简化了人与工作的匹配过程，忽视了个人对工作的评价以及组织对个人的评价中存在的一些不确定因素，如信息搜寻、迁移风险、待鉴定的合约价值等。工作搜寻理论对不确定因素下的职业迁移及人与工作的匹配进行了研究，弥补了这一缺陷，并进一步研究了产生职业迁移的原因。

四、基于组织生态学视角的职业迁移理论

(一)组织生态学研究简述

生态学在组织理论研究中的应用被称为组织生态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从社会学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组织理论，运用生态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概念、模型、理论和方法对组织结构及其所受环境影响进行研究。

组织生态学认为，组织生态系统是由组织共同体与其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系统，跨越传统的产业边界。这里的“组织”包括营利性的企业组织和非营利性的其他各类组织。由于组织生态研究领域学者的专业学术背景不同，所研究的问题各异，因此，提出的概念、采用的模型、分析的方法也有差别。

国内在应用组织生态的概念时存在不一致性。如在一些文献中，分别用“组织生态”、“人口生态”、“种群生态”、“企业生态”、“商业生态”等不同的术语来分析大致相同的研究对象，产生了一定的概念混淆，更多则称为企业生态学。

公认的组织生态学开山之作是Hannah和Freeman在1977年发表的论文《组织种群生态学》。他们认为，在一个特定边界内的，具有共同形式的所有组织构成种群。那些同处于一个种群中的组织对环境的依赖程度的不同影响着这些组织的活动方式及其结构。1988年，Carroll主编的《组织的生态模型》(“Ecological Model 0fOrganizations”)出版，对组织生态学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起十年间的成果作了归纳，收录了十个经验研究和两个理论研究的成果。1989年，Hannan和Freeman合著的《组织生态学》(Organizational Ecology)对早期组织生态学的理论、方法和经验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1990年，Singh编辑的《组织演化：新方向》(OrganizationalEvolution：New Directions)提出了由生态向演化转变的思想。1992年，Hannan和Carroll出版的《组织种群动力学：密度、合法化与竞争》则对组织种群动力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进行了实证与模拟分析。认为环境所能够提供的资源量有限，种群内的组织必然会以不同的方式展开资源竞争，并且因所占有的资源量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创建率、变化率和消亡率、综合表现出不同的密度依赖性。1994年，Baum和Singh编辑的《组织的演化动力学》侧重讨论了组织演化的层级本质，比较详尽地说明了演化的思想，并且开始尝试着去整合对不同层次演化问题的分析，并据此把收录的文献分成了四个层次递进的部

分，即组织内演化、组织演化、种群演化和群落演化。1995年，Carroll和Hannah出版了《产业中的组织：战略、结构与选择》一书，对多种产业的演化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实证研究。1999年，Aldrich的《组织演化》，从组织演化的角度对组织生态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2000年，Carroll和Hannah再度合作，出版了《公司与产业的种群统计学》一书，借鉴统计学的方法深化了组织生态学的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借鉴现代生态学的理论成果，西方组织生态学将研究的对象拓展到包括组织内单元、组织、组织种群、组织群落和组织生态系统，这样一个递进的层次系列。并运用生态位的概念具体描述了一个种群和其他所有种群不存在竞争的特定资源空间。用“生态位重叠”和“生态位宽度”描述了种群间的竞争。2002年，Baum在出版的《组织指南》一书中，则按照组织内、组织和组织间三个层次对组织生态学研究的成果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和分析，并提出了各个专题未来研究的方向。

(二)生态学在职业迁移研究中的运用

Takako Fujiwara-Grcve(2000)对外部机会进一步作了深入研究，他认为，组织生态是影响工作者外部机会期望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并运用了匹配理论和评价理论对员工外部机会期望是如何受组织特征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不同企业生存发展的环境构成一个相互影响制约的生态系统。组织内的各个因素。如组织规模大小、就业结构、就业人数、员工知识技能水平构成等都受到了组织生态的影响。组织生态构成丰富，包括行业分布、行业互补性与替代性强弱、企业组织数量与规模等，Takako Fujiwara-Greve(2000)在其研究中，根据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与显著性做了取舍。在《Organization E-colojy and Job Mobility》一文中，他将组织规模分布的特征归结为两个方面：组织的多样化，即只考虑组织数目的多少。而不考虑组织的规模大小；组织的不均衡性，即只考虑规模大小，而不考虑组织数目的多与少。同时他从职业迁移的产业部门迁移和地域迁移两个视角来研究，在此基础上作出四个假设：

假设1：一个产业内组织差异化越大，产业内的职业迁移越多，产业间的职业迁移越少；假设2：一个产业内组织不均衡性越大，产业内的职业迁移越多，产业间的职业迁移越少；假设3：一个地区内组织差异化越大，产业内的职业迁移越多，产业间的职业迁移越少；假设4：一个地区内组织不均衡性越大，产业内的职业迁移越多，产业间的职业迁移越少。

Takako Fujiwara-Greve从NLHS(Norwegian Life HistoryStudy 1991)获得了研究职业迁移所需要的相关数据，对提出的几个假设一一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予以检验，结果证明了假设盼合理性和正确性。通过研究作者还发现，不均衡性比多样化在影响职业迁移方面作用更大；组织生态对产业内的职业迁移具有重要影响，但与个人教育水平相比，对产业间的职业迁移较小。通过研究还预测到同一部门内组织多样化越大、组织不均衡性越大，部门内的职业迁移越多，而部门间的职业迁移越少，并从产业角度和部门角度搜集了相关数据验证了这种预测的正确性。

Takako Fujiwara-Greve对职业迁移的研究注重了外部性机会结构对职业迁移的影响，将组织生态看成这种外部性机会结构组成的一个决定性部分，对现代职业迁移的组织生态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意义。

生态学的理论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在对生态伦理学进行界定的基础上，结合生态伦理学所涉及的主要流派对其内部自然观念的发展变化进行梳理，指出生态伦理学发展的基本理论趋向；进而厘清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发展路向，即个体主义路向和整体主义路向。

关于生态伦理学的界定问题，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生态伦理学是环境伦理学内部以生态学为依托对传统伦理学进行改造的环境伦理学。…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生态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是指自然界有机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生态系统，所以生态伦理学强调人只是生态共同体中的一员，而非其中心。正由于生态伦理学以生命实体乃至整个自然为研究范围，关注生态系统中所有自然存在物，强调生态的整体利益，所以理论相对较为激进，因此在环境伦理学中具有独特的理论地位。

就生态伦理学的特点和关注的问题而言，可以把动物权利论／解放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涵盖在其研究范围之内。其中，生物中心主义立足传统伦理学理论，以生命个体的权益作为自己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而生态整体主义立足于生态学，以生态整体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试图把伦理关怀的范围由生命个体拓展到整个自然系统。

在生态伦理学内部，针对自然的伦理观念从生物中心主义到生态整体主义经过了一个从关爱生命实体到关爱整个生态系统的过程，其目的都是要扩展人类道德关怀对象的范围。而这种自然伦理观念的转变恰恰体现出它的两条基本致思理路，即个体主义路向和整体主义路向。

一、生物中心主义视角：从个体生命角度出发的生态伦理学

生物中心主义包括施韦泽‘傲畏生命的伦理学”、泰勒“生物平等主义伦理学”以及辛格“动物解放的伦理学”、雷根“动物权利论的伦理学”，它们的基本观念是把人以及人之外的其他生命个体纳人道德关怀对象的范围之内。

1923年，施韦泽提出一种以生命为中心的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冲破了传统伦理学只限于关注人与人之间行为和关系的观念束缚，力图把善赋予其他的生命。在他的哲学视域里，一个人能否成为真正有道德的人，不在于他是否是一个理性的存在物，不在于他是否具有内在的善，而在于他是否把一株植物、一个动物的生命看得与自己的同胞的生命同等重要，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没有所谓的高低贵贱之分。敬畏生命的基本原则就是：‘菩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生命原理。”这一伦理观念的显著特点就是要求我们对生命采取一种敬畏的态度，其目的是通过直觉、体验等培养、提高我们的德性。本质上，这种伦理观对以往的传统伦理观提出了革命性的挑战，使人们发现伦理在本质上不是有限的，而是无限的。

泰勒尊重自然的伦理思想是对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思想的延续和发展。生命在施韦泽的观念中不仅仅指的是人类的生命，还包括自然界的其他物种，像动物、植物等。泰勒继承和发展了施韦泽的生态伦理学思想，以善为基础概念提出，任何生物均是由自己的本性决定了它们都拥有自己的善，善是对其生命事实的描述，所以，人类与其他的生命形式一样都拥有绝对平等的天赋价值和道德价值。

从理论形态上看，这类生态伦理学关心的对象仅限于生命个体，只重视生命个体的权利和价值，而对生物共同体所具有的实体属性却视而不见，而且也没有看到人对生物种群及生态系统的道德责任。但是，无论是动物权利论还是动物解放论，乃至生物平等主义都是从关爱个体生命出发，试图重建人类对自然的伦理观念。

二、生态整体主义视角：从生态整体角度出发的生态伦理学

生态整体主义以生态学思想为理论范式，利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把自然界的有机体、有机体及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过程和生态系统整体都预设为道德主体。其目的是通过道德主体范围的拓宽，对生态环境问题做出伦理解答。生态整体主义主要有三个流派：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和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伦理学。

三个流派通过对问题的解答，力图转变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建立一种生态的、整体的观念。例如，利奥波德大地伦理学的基本思想是要扩展道德共同体的边界，他说“土地伦理只是扩大了这个共同体的界限，它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把它们概括起来：土地”0141193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被大地伦理学视为最高的善。利奥波德同时认为现代生态学已经证明人类只是生物共同体中的一员，他曾这样表述道：“……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重，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重。””我们人类要学会像山一样思考，大地伦理学的建构不能缺少人类对自然的情感体验，共同体的拓展过程不光要依托生态学所提供的知识，而且也需要我们的情感。

从理论形态上看，同前类生态伦理学相比，生态整体主义认为不仅生命个体具有道德主体的地位，而且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也是一个道德主体，所以人类应把自己伦理关怀的范围从个体生命延伸到整体生态系统，应对整个生态系统负有道德义务和责任。为此，生态整体主义的哲学家们都从整体生视角出发，依托生态学的相关知识，力图对生态系统所具有的道德主体地位的合法性进行确证。他们认为，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是其他有机个体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在其中无论是有机物，还是无机物都处于相互依存、内在关联之中，生态系统本身固有的整体性、过程性、相关性使其具有不依人为判据的内在价值，所以自然本身就是一个价值主体、伦理主体。

正是基于上述两个理论视角，生态伦理学内部形成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两条基本进路。这一方面是源于生态伦理学内部自然伦理观念的变化；另一方面是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应用伦理学，担负着一个责任，即为解决环境危机所表征的一系列问题提供指导人类行为的道德准则，但在理论实践上，它却无现成的伦理原则可以直接运用。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就在于，从起源上说，应用伦理学不是单独发展了传统伦理学中‘原理’之后的‘应用’这一部分，而是起源于现实生活中无法‘应用’传统伦理学的原则来加以理解和解决的问题领域，换言之，是起源于现有的原则在同一问题上的相互冲突、以至相悖而使现实实际上无原则的问题领域”。所以，生态伦理学采用了多元化的方法来探寻解决问题的途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是它的两条基本路向。

三、生态伦理学的基本进路：个体主义路向和整体主义路向

如何把道德身份拓展到人之外的其他自然存在物，既是个体主义路向，也是整体主义路向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一般意义上，传统伦理学只承认人的道德身份，认为人对自然并无直接的道德责任和义务。所以，道德身份范围的拓展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如何拓展的问题，是生态伦理学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作为个体主义路向主要流派的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和生物中心论是以人之外的生命个体作为道德的主体，从个体生命的权益、价值出发论述它们应具有何种道德地位、道德权力和责任等问题。在本质上，这些理论是建基于传统伦理学的情感范畴框架之内，用人的情感来感知动物，所以具有西方传统情感主义的理论特质。就具体而言，个体主义路向的生态伦理学是对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思想和康德的道义论思想的借鉴和运用，其实质是对传统伦理学理论及概念的延伸和移植。例如，辛格对平等的基本准则进行重新诠释和扩充，试图使平等原则运用于其它物种，论证了所有动物拥有平等权益的正当性。他提出，各种动物之间感知能力、智力水平的差异并不能成为他们能否享有平等原则的依据。这一思想直接源于边沁功利主义伦理学，边沁认为感受痛苦和享受快乐的能力是获得权益所不可或缺的条件。

整体主义路向在对个体主义路向进行批驳时，首先肯定了个体主义路向以生命本身作为判据对道德身份的拓展，是伦理思考的重要转折点。这一思想把道德关怀的对象由人推及到自然界的大多数生命存在物，从而赋予伦理学新的理论意义。但是这一思想过于强调生命个体的权益，而没有考虑非生命自然存在物和生态共同体的实在性以及整体性，使其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显得过于片面。而‘一个完整的伦理学必须给非生命的自然物体(比如河流和山川)和生态系统予以道德关注……生态伦理学应当体现‘整体性’，比如物种和生态系统以及存在于自然客体间的关系等生态‘总体’应当受到伦理上的关注”。整体主义路的这种观念的确立，完全得益于生态学思想蕴涵的整体性。现代生态学的深入发展，使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界中的物种是普遍联系的和相互依存的。受到现代生态学对生态系统的生物物种之间相互依存关系以及生物与非生物环境间紧密关系和相互作用的启发，整体主义路向的学者通过强调系统的整体『生使道德身份拓展到人类以外的其他非生命存在物。他们基于生态学的相关知识提出，这些非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是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系统整体的观点来看，它们本身就具有价值，这种价值是道德身份的判据。

生态学的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字]园林景观生态学；任务；发展趋势

园林景观生态学以整个景观为研究对象，强调空间异质性的维持与发展，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大区域生物种群的保护与管理，环境资源的经营管理，以及人类对景观及其组分的影响。在景观这个层次上，低层次上的生态学研究可以得到必要的综合。作为一门学科，园林景观生态学是在60年代在欧洲形成的。早期欧洲传统的园林景观生态学主要是区域地理学和植物科学的综合。土地利用规划和决策一直是园林景观生态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园林景观生态学直到80年代初才在北美受到重视，但迅速发展成为一门很有生气的学科。园林景观生态学给生态学带来新的思想和新的研究方法。它已成为当今北美生态学的前沿学科之一。

1.园林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及任务

1.1园林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对象

园林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复合生态系统的景观，景观是自然和人文系统的载体。园林景观生态学家对“景观”的理解不尽相同，这些观点既有所联系，又不完全一致，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是从景观的直观景象来认识。这是景观的最原始和最普通概念，它主要应用于景观建筑学，这里寓有美学因素。尽管现代景观建筑学对景观的理解不限于此，但它依然是景观建筑学的主要目标。

第二是从个体的属性结构上理解景观。在地质学、地貌学、土壤学和植被科学中，景观原理用以说明个体各属性在地表的结构格局，这个属性是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如岩石、地表形态（地形）、土壤个体、植物群落等。地质景观、地貌景观、土壤景观和植被景观常被用来描述格局。

1.2园林景观生态学的任务

目前，应遵循系统整体优化、循环再生和区域分异的原则，为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保护与建设生态环境提供理论方法和科学依据；探求解决发展与保护、经济与生态之间的矛盾，促进生态经济持续发展的途径和措施。园林景观生态学的基本任务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景观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研究。包括对自然景观生态系统和人工景观生态系统的研究。通过研究景观生态系统中的物理过程、化学过程、生物过程以及社会经济过程来探讨各类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稳定性及演替。研究景观生态系统中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和价值流，模拟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建立各类景观生态系统的优化结构模式。景观生态系统结构研究主要包括景观空间尺度的有序等级。景观功能研究主要包括景观生态系统内部以及与外界所进行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及这种交换影响下景观内部发生的种种变化和表现出来的性能。

二是景观生态监测和预警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是对人类活动影响和干预下自然环境变化的监测，以及对景观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可能改变和环境变化的预报。景观生态监测的任务是不断监测自然和人工生态系统及生物圈其他组成部分的状况，确定改变的方向和速度，并查明种种人类活动在这种改变中所起的作用。景观生态监测工作，应在有代表性的景观生态系统类型中建立监测站，积累瓷料，完善生杰数据库，动态地监测物种及生态系统状态的变化趋势，及时发出，为决策部门制定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与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三是景观生态设计与规划研究。景观生态规划是通过分析景观特性以及对其判释、综合和评价，提出景观最优利用方案。其目的是使景观内部社会活动以及景观生态特征在时间和空间上协调化，达到对景观优化利用，既保护环境，又发展生产，合理处理生产与生态、资源开发与保护、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开发速度、规模、容量、承载力等的辩证关系。根据区域生态良性循环和环境质量要求设计出与区域协调和相容的生产和生态结构，提出生态系统管理途径与措施。主要包括：景观生态分类、景观生态评价、景观生态设计、景观生态规划和实施。

四是景观生态保护与管理研究。运用生态学原理和方法探讨合理利用、保护和管理景观生态系统的途径。应用有关演替理论，通过科学实验与建立生态系统数学模型，研究景观生态系统的最佳组合、技术管理措施和约束条件，采用多级利用生态工程等有效途径，提高光合作用的强度，最大限度地利用初级异养生产，提高不同营养级生物产品利用的经济效益。建立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保护区，经营管理和保护资源与环境。保护主要生态过程与生命支持系统；保护遗传基因的多样性；保护现有生产物种；保护文化景观，使之为人类永续利用，不断加强种种生态系统的功能。

2.园林景观生态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问题的不断复杂化，传统的园林景观生态学已越来越不适应问题的解决。为了保持未来园林景观生态学的活力，园林景观生态学需要发展得更全面和更平衡。园林景观生态学不仅要保持其自然科学的属性，还要加强同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其他学科的联系，不断地改造和创新。这样，园林景观生态学才能拓展成为综合的景观科学。发展景观科学遵循的3个途径是：

2.1尺度一致性

即在时间和空间上必须同社会、行政和管理中相关的过程保持尺度一致性。由于景观是处于生态系统之上，大地理区域之下的中间尺度，许多土地利用和自然保护问题只有在景观框架下才能有效地解决，全球变化的影响及反应在景观尺度上也变得非常重要，因而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景观生态过程研究十分重要。

2.2整体性

即景观科学是①园林景观生态学；②经济学和心理学／社会学；③包括设计、规划和管理的各学科；④决策学的有机统一。

当前人类对地球和景观的干扰日益严重，产生的问题也日益复杂。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经济学、社会学和其他包括公共管理学在内的各学科在景观尺度上同生态学密切合作。尽管园林景观生态学也提出了一些一般原理，但如何在真实的景观中应用这些原理还不甚清楚；同时，由于实际的景观管理需要多部门的协调组织，许多景观模型只是停留在理论水平上。这些迫切需要将传统的园林景观生态学和其他包括设计、规划、管理以及决策等学科紧密联系起来，也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园林景观生态学科研成果和信息在空间规划、决策和实施中的有效性，同时，反过来，提高园林景观生态学在评价各种规划和管理政策效果中的作用。

生态学的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养殖水域生态学；理论联系实际；教学

Abstract：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course aquatic ecology in ecology learning and status of aquaculture in Hainan. The teaching method of link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can benefit students in 4 aspects: to deepen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to stimulate interest in learning, to strengthen the ability and to cultivate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Key words：aquatic ecology; link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teaching

养殖水域生态学涉及与水产养殖有关水域的生态学，主要研究这些水域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养殖容量、生产力、人类生产与水产养殖生产的相互作用等，是生态学的主要分支学科之一。水产养殖是海南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养殖的浅海、滩涂和内陆水面积为27多万公顷，水质优良。2007年已开发利用的水产养殖面积为109万亩，其中海水养殖面积为30万亩，淡水养殖面积为79万亩。水产养殖产值40亿元，占渔业总产值的42%。理论联系实际在养殖水域生态学教学中的应用尤为重要。

一、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直观理解，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如果只是按照传统的知识讲解方式，生硬、枯燥地照搬书上的概念与内容，学生往往不能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达不到好的学习效果。因此，将现实中的事例与书本上的理论结合起来，不但能够加深学生对于知识的直观理解，而且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变被动为主动，从而更好地掌握知识。以富营养化为例：富营养化是一种氮、磷等植物营养物质含量过多所引起的水质污染现象；赤潮是海洋中某些微小的浮游生物在一定条件下爆发性增长而引起海水变色的一种有害的生态异常现象。在介绍完基本的定义与特征并展示图片后，阐述文献中海南陵水在2006年爆发的赤潮及其基本规律，学生听完后对“富营养化”和“赤潮”这两个概念就有了比较具体、直观的印象，深刻理解了赤潮是富营养化（氮、磷的异常增加）在海水中的表现。以后在海边遇到类似的异常红色水体，就能很快地明白是赤潮爆发，从而做出快速反应。

二、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高等学校特别是综合性院校在人才培养方面，除具有广泛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外，还要具备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而能力培养主要来自实践性教学环节。在讲授“水域生态因子”这一个知识点的时候，教师带领学生到学校的内湖旁边，现场讲解GPS的使用原理及如何测定高程，经纬度，内湖的周长、面积，然后让学生自己操作GPS，然后通过一些软件做好地图并标记相应的GPS点，既加强了动手能力，也培养了创新精神。

实践证明，在教学中合理地运用理论联系实际可以提高学生对于养殖水域生态学课程和其它相关专业课程学习的积极性，保证课堂教学的效果，从而提高教学的质量，以达到优质教学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董双林，赵文.养殖水域生态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

生态学的理论范文第5篇

1生态伦理学的提出及理论价值

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化浪潮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利益，但是由于对人类主体能力的过分张扬与市场、资本的无序扩张，人类对自然生态资源过分利用，地球生态系统遭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从而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对立。基于现代性而形成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使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中，形成了过分强调和彰显人在世界中的中心地位和主体能力的“集体无意识”。特别是经过近代以来科技突飞猛进所引发的全球化浪潮，曾经对自然的敬畏和自然价值的观念已经荡然无存，自然对人而言不再是神秘的了，[1]它只不过是一种客观存在和人类实践、认知的客体，人的理性才是这种自然客观存在的基础，自然可以为人的理性随意支配和塑造，对人而言它仅具有工具价值。在这种思维惯性驱动之下，人实际上已经将自己从自然中剥离出来，以天地万物的主宰者自居了。然而人越是想驾驭自然，就越是发现自然不可驾驭。自然作为整体的生态系统存在，经过长期的物质进化，不断地塑造和创造着自然生命，维系着地球生态系统的存在与进化，虽然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具备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可以持续地为着一个目标不懈努力；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的自然属性，即人仍然是地球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分子，人仍然需要遵守自然生态整体的客观律则和价值准则。令人堪忧的是，人类究竟希望如何更舒适自如地存在于地球，这远非一个已经明确的问题，其答案是否可行，将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自然或友善，或残酷，只是自然的本色而已，人类对自然不可为所欲为。如果承认生态道德的最高境界就是尊重自然秩序和生命秩序，那么人类就必须对传统的生态观进行认真反思和清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自觉顺应自然界的发生、发展规律，重新把人定位在恰如其分的位置之上，而不是可以主宰世间万物的“超人”。正是在对人类这种生存困境的反思中，20世纪中叶生态伦理问题被提出来，并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生态伦理学是伦理学研究的新领域，是现代生态科学和社会伦理学的交叉学科，是一面冉冉升起的旗帜。西方学术界又称之为“环境哲学”或“环境伦理学”，是关于人和自然的道德学说，是如何对待生态价值、人与生物群落之间、如何调节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伦理学说。生态伦理学的核心思想是接受整个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它所要处理的问题是人对与自己的生存密切相关的地球上其他物种和自然界抱什么态度的问题。也就是说，它在理论上的要求是确立关于自然界的价值和权利；在实践上要求按照生态伦理学的道德标准和规范约束人对自然的行为，从而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和生态系统。生态系统作为一个价值主体，有着自己的系统价值。传统伦理学一般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仅仅关注人这样一个物种（群）的福利，生态伦理学关注构成地球进化的几百万物种（群）的福利。生态伦理学的最主要特点是把道德研究从人与人关系的领域扩大到人与自然关系的领域，研究人对地球上的生物和自然界行为的道德态度和行为规范。随着生态伦理学的兴起，人们逐渐意识到，生态危机的深层次根源在于人类文明所奉行的错误价值观，即人类中心主义。这种价值观忽视了人对自然的义务和责任。在生物学及认识和实践意义上，人类以自身利益为中心，本无可厚非，但是在价值论的层面上，人类必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在近代社会推崇理性的前提下确立的。人类具有理性，理所当然具有内在价值，其他存在物没有理性，因而只有工具价值。由此，人类社会道德原则的制定与选择的惟一因素必然是人和人的利益。这种伦理观如果不是促进了当代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等负面效应，那么它也无法调整和制约人类破坏自然的行为方式。取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是非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是随着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形成而形成的。在非人类中心主义看来，人类和其他生命的权利是相等的，皆有权利从自然界中索取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物质能量。但是，作为自然界的“道德代言人”，人类必须同时在道德上关心其他物种，因为自然存在物本身具有内在价值，而且自然存在物的价值不能完全还原为人的兴趣和偏好。非人类中心主义使人类的道德关注目光投射到更多的生命体上，给人们提出了更多的伦理问题。

2中西方生态伦理学研究进展

早在19世纪，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就有扩展道德共同体（moralcommunity）之议；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H.Haeckel)又提出“生态学”（ecology）的概念（1886）；美国博物学者玛什（G.P.Marsh）的《人与自然》（1864）、英国医生赫胥黎（T.Huxley）的《进化与伦理学》（1893）都主张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某种亲和的伦理关系。但是，生态伦理学是由法国哲学家、医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史怀泽和英国环境学家利奥波德创立的，他们主张，把道德行为的领域从人与人、人与社会领域扩大到人与自然之间，人类需要将善良、良心、正义、义务等观点应用到处理自然生态关系中去，“人与自然”应作为伦理学的一项基本准则。史怀泽从对生命的崇拜出发，进一步提出尊重生命的伦理学。他认为尊重生命是伦理学的基础，维护生命、完善生命和发展生命是善；毁坏生命和损害生命的行为是恶，在这种伦理学中最主要的是人应对所有生物负有个人责任[2]。利奥波德则提倡大地伦理学。他主张伦理学研究的对象要从人和社会领域扩展到人和大地（自然界），因而需要改变伦理学的两个最重要的概念：一是，伦理学正当行为的概念必须包括对自然界本身的关心，尊重所有生命和自然界。当一种行为“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否则，它就是错误的”[3]233-234；二是，道德权利概念应当扩大到自然界的实体和过程，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3]194。1975年，美国哲学家罗尔斯顿发表《存在生态伦理学吗？》一文，从生态规律转换为道德义务的必要性论证了生态伦理学的合理性。此后他发表一系列论文和两本专著：《哲学走向荒野》（1986），《环境伦理学：自然界的价值和人对自然的责任》（1988），建构了当代环境伦理学的理论框架。

20世纪末叶，日本学者丸山竹秋提出了“地球伦理学”（1992）：将地球作为目标和对象的伦理学，包括人与人之间关系方面的伦理学，以及环境伦理学、生命伦理学、景观伦理学。虽然伦理学本来是关于人与人之间道德关系的学问，但是，人与人以外的事物的关系却多得多和复杂得多，对这方面的道德关系视而不见无疑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大地是生存之源，是值得尊敬、爱惜和感谢的。因而他认为，在现代科技发展的情况下，有必要重新界定伦理学的观照系列，伦理学的对象不仅是对人，还必须扩大到人以外的生物，地球上的非生物，甚至太阳和天体诸现象。也就是说，规范人类行为的道德，不限于人间之道，还应包括：①对人及人以外事物的“人之道”；②对宇宙的“人之道”；③对大地的“人之道”；④对生物的“人之道”。全部学问的最大目标是探求真理，其最终目标应该是保全地球，对人类文化的健全发展作出贡献[4]。基于西方伦理学的发展以及中国现代化正面临同样的问题处境，中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生态伦理的建构和论述。立足于本国实际，国内学者在对西方伦理学进行解读、讨论之外，更多地开始注意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发掘、探究。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其本身就孕育着大量非常精致的生态学思想，可以为解决人类生态问题提供许多有益的资源支持。中国古代的生态伦理思想之光无疑将继续照耀着我们的未来之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从先秦时期开始，经过两汉、隋唐到宋、元、明各个时期，便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大量深刻的思考，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生态伦理道德观。他们所提出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珍惜生命、仁爱万物；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利用和保护资源等思想，对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起到了相当显著的作用。[5]今天，挖掘、弘扬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中的积极合理因素，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和有益的启示。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爱万物”的主张。其实儒家之“仁”术，归根结蒂就是对各种关系的阐述。他要求把“仁”、“爱人”这些人际道德原则扩展到自然界万事万物之中去，以此来协调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把人对自然的态度作为善恶评价的一个尺度。他认为生物都有自己的生长规律，对它们的获取要有度，“钓而不网，弋一射裔”[6]30。他指出：“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防，非孝也”[6]608。可见，孔子是把人们对待生物的态度当做儒家道德规范之一——孝道来看待的。凡仁爱万物的行为就是孝，就是善；反之则是不孝，就是恶。孟子继承和发展了“仁爱万物”的思想，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6]131。他要求人们由敬爱亲友而泛爱他人，由泛爱他人而仁爱万物，主张君子之爱应该从对亲人的爱扩展到对百姓的爱，再延伸至对自然的爱。这是君子施行仁政的主要内容。这种思想后来发展成宋儒张载“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名句。张载[7]63认为：仁爱就是爱人、爱物、不私己。在他看来，人是天地万物中的一员，同万物具有共同的本性，所以不能偏私自己。他主张“是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7]22。意思是说立要立己立人，知要知人知物，爱要爱己爱人，成要成己成物。“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即百姓是我的兄弟，万物是我的朋友。人和物都是大地所生，在天和地面前人人都是同胞兄弟，人与物是同伴朋友。朱熹从理学角度也谈到了人与生物的关系。他说：“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兽，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杀，好生恶死。‘仲夏斩阳木，仲冬斩阴木’，皆是顺阴阳道理。自家知得万物均气同体，‘见生不忍其死，闻声不忍食肉’，非其时不伐一木，不杀一兽，‘不杀胎，不夭夭，不覆巢’，此便是合内外之理”[8]296。

他还把儒家的“仁”作了发挥，把“仁”定义为“心之德，爱之理”[8]111，从根本上把爱人与爱物统一起来。王阳明认为虽然人与物是同体的，但人与物的地位是不同的，爱万物也需分清先后主次，先爱至亲，家庭，再爱路人，最后是草木禽兽[9]。因此，他认为“仁、义、礼、智、信”这五德不仅适应于人，而且可以推广到自然界。儒家学说里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他们所提出的“天人合一”、“仁爱万物”的思想，以及对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论述，以朴素的、直观的形式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具有极高的生态伦理价值，是全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当代，人们更是提出了整体主义生态伦理观[10]。整体主义生态伦理观的基本原则是公正，公正的实质就是协调好人与自然及人与社会内部的利益关系，体现了人类对自身生活的完整的终极关怀。

3生态伦理学的当代趋势及意义

包括太阳能在内的各种物质和能量，作为人类必需的自然资源，构成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部物质基础。相对于人口的急遽增长和由此不断扩展的对资源的需求，资源的增长（如植被资源等等）是极为有限的，人类社会要能持续稳定地发展进化，就必须转变现有生存哲学，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选择可持续发展道路，提倡生态伦理。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人类发展的正确方向。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在这个报告中提出“持续发展”的定义：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损害的发展。它在人和自然关系中所包含的内容是，发展必须要有利于保持基本生态过程和保护生命维持系统，保证人类对环境资源的永续利用。人类应当在发展过程中有节制地向自然界索取有关的资源，而不可超过环境的承载力、负荷力。惟其如此，经济发展才能既满足人的基本要求，又不危害环境；既满足当代人的福利，达到“代内公平”；又保护子孙后代的利益，达到“代际公平”——“一个基于当今世代和未来世代对于健康、多样性环境的平等权利的、更为根本的——承诺，将使可持续发展获得坚实的哲学和法律基础”[11]。生态伦理学尊重生命和自然界的主张，核心是扩大道德关怀的对象和领域，规定人类行为中的生态道德的基本原则和行为规范。在人与自然关系中，没有绝对的王者，自然对人的力量有所掣肘，人也可以对自然有所能动作用。因此，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互相促进各自的利益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在确保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权利的前提下，以全新的生态文化价值观为指导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承认地球上其他生命的权利，尊重生命和自然界，切实承担保护生物多样性之责。不能以经济价值的高下来决定“低价值”物种的生死，要给那些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存在物(如沼泽、泥塘等、滩涂、荒野)以继续存在下去的自由，因为它们依然具有其他方面的价值——即生态价值。如果以单一经济利益为目标，任意毁掉那些没有商业价值的物种和群落，那就恰恰毁掉了大地系统的完整性。而且，当代人的发展不应当危害后代人的发展，当代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也应以不危害后代人的需求为限，否则就应主动采取代际财富转移政策。总之当代人既要留给后代一个健全的环境，又应为后代积累足够发展的自然资源财富。西方生态伦理建设最显著的成效是社会生态伦理实践。西方生态伦理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应用伦理来建设，生态伦理思想在轰轰烈烈的生态运动中走向了现实。与西方相比，我国生态伦理建设已经过去了二十几年，但是并未取得决定性的成功，甚或即使到今天依然有许多人认为生态伦理紧紧是一治污的问题。至于生态伦理实践的深度和广度则更并无明显加强。我国的生态伦理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步入了一个误区，即：把生态伦理视为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忽略了更为艰巨的生态伦理实践，理论与实践的脱离，导致我国生态伦理研究长期滞留在“象牙塔”之内，在现实层面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中国生态伦理研究应该在继续深入的同时走出学理层面，走向社会实践，促进生态伦理思想向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渗透，以期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实践活动都能起到积极的影响作用。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对生态环境高度关注，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和谐社会的重要指标之一，为当前中国的生态伦理建设提供了非常好的政策平台。生态伦理关涉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关涉人类的福祉，具有普适价值，但生态伦理的思想体系博大精深，若要深深扎根当前所有人的心中，必须首先形成浓厚的生态文化，使环境保护的理念真正落到实处。目前中国民众参与环保的自觉性还不够高，热情还远远低于西方国家的民众，许多人在生态环境的保护方面无所作为，一味指望政府拿出强有力的措施来治理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