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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崇拜、作为人类原初的一种文化现象,起源于原始初民对自然的懵懂无知和对自然力无法控制而产生的惊异、敬畏或困惑的心理。萨满教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蒙古族等阿尔泰语系诸多民族信奉的原始宗教,其宗教基础是万物有灵论。在萨满教的原始观念中,天地、宇宙、人事都是由无法预测的神力掌控的。此外,萨满教认为,草原、山川、江河、树木等均由各自的神灵掌管。所以,在萨满教的自然观中,自然是有目的、有意志、有思想、有各种魔力的人格化体系。在这个人格化体系中,这些神灵都具有神奇的力量,掌控着宇宙时空的升沉祸福。如果人类虔诚地敬奉并爱戴它们,它们就能够保佑人类;如果人类忤逆、违背它们的意愿,它们就会降灾于人类。而且,在神灵和人类之间,还可以通过交流来传达彼此的心愿或想法,这种相互沟通的媒介是通过祭祀来完成的,而萨满就是完成人神之间沟通的神职人员。原始先民通过各种各样的祭祀礼仪,表达他们对神灵的敬畏、敬重,以期获得神灵的庇护。同时,通过祭祀,他们也把神的旨意送达人间,用以表示神灵也会关注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告诫人们要约束自己的行为,善待生灵,否则,就会遭到神灵的惩罚。因而,萨满教的万物有灵论能够时时劝勉或告诫人类虔诚地善待自然、爱护自然。这样,人类就成为虔诚的生态保护论者,如同后藤十三雄所说:“化生万物的太阳、水和大地,对他们来说,恐怕不是所谓自然的抽象观念,而是切身感受到了太阳、水、大地的伟大力量,因而对它们都抱有一种神秘的情感。”久而久之,这种来源于现实生活世界的思维和神秘的情感就转化为先民的原始信仰。信奉萨满教,笃信万物皆有灵魂、深信灵魂不灭的蒙古人,把自然看作衣食父母和守护神,对其加以呵护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良好的生态保护意识并传承下去,生生不息。蒙古族认为,广袤的大地是动植物繁衍生息的根基。因而,蒙古族非常敬畏和爱戴土地之神,一切玷污和破坏土地的行为都要受到谴责和惩罚,其原因就是怕惹怒神秘力量,导致灾难降临。这对草原生态系统的维护和修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蒙古族敬畏自然、敬重生命的生态意识,在他们祭拜天地、神山、圣水等各种习俗中也有集中体现。例如,蒙古族在饮酒时都要祭天,后来,这种祭天习俗逐渐发展为祭神山、祭敖包、祭神树等。在蒙古族先民的思维里,高山丘陵等突兀之处都充满了神秘感,它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是部落的保护神,也是通向天堂的幸福之路。对神山的祭祀膜拜,有很多禁忌。正是这些禁忌,使得蒙古族先民们不能肆意破坏自然。罗布桑却丹在《蒙古风俗鉴》中曾说,如果祭祀湖泊,就不允许人们吃湖泊里的鱼;如果祭山,就不允许折损山上的一花一果、一草一木。土地崇拜、神山崇拜逐渐演化为祭敖包。牧民把敖包看作是神灵居住的地方,“每方土地都有各自的‘精灵’———蒙古语叫‘土地之主’在居住,被认为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所有者”。因而,敖包也是蒙古族经常祭拜神灵、表达心愿的场所。敖包一般设在草原上地势开阔、风景秀丽的高山丘陵之顶、突兀之处或是要道之旁,它一般用石头堆砌成圆塔形的小山,顶端插着一根长竿,竿的顶端系着各种写有经文的布条。每年盛夏之际,虔诚的牧民从各处聚集,奉献牺牲(对牧民来说,祭敖包时供奉的牺牲是返还给造物主的),举行祭祀仪式。仪式由萨满主持,既要感谢自然神灵恩赐各种丰饶之物,又要向天地神灵祈求风调雨顺、牧草茂盛、牛羊肥壮。可以说,在蒙古族的心目中,敖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从蒙古族先民流传下来的习惯法规定,敖包是禁地、圣地,不准在敖包腹地破坏草木、掘土开垦、围堵狩猎。如若有人侵犯禁地,不遵守习惯法,将会受到各种重罚,甚至会付出生命。这种敬畏自然、敬重生命和神灵的祭敖包仪式,不断影响并铸造着蒙古族牧民的内心世界和行为方式,使蒙古族心存善念和感恩之心。爱惜生命、尊重生灵、热爱草原、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客观上起到了保护自然、关爱生命的作用。
二、蒙古族天葬仪式中回归自然的生态智慧
海德格尔说:“只要此在生存着,它就实际上死着。”即人是向死而生的,有生即有死,有死即有生,生命的完整性体现为生与死的轮回过程。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但可以在生前设计好死后的丧葬方式。因而,对于人类来说,丧葬方式和人的诞生同等重要,甚至在原始先民看来,人的死亡比出生更令他们困惑和好奇。也正是这些令人不解的问题,促使先民非常重视丧葬仪式,希望亲人死后可以投胎转世,灵魂可以升入天堂。为此,举行各种丧葬仪式进行祭奠。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丧葬方式因受各自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习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而各式各样,它透射出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家和民族对生死存亡、灵魂转世、生命轮回的认识与体悟。受自然天惠极少的蒙古族牧民,因受到蒙古高原干旱少雨、土地贫瘠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特有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形成了本民族独特的丧葬仪式。蒙古族的丧葬仪式中最具代表性和富含生态意蕴的是天葬,它折射出蒙古族取之自然、用之自然、珍爱自然、回归自然的生态智慧。这种智慧包含着天人合一、天人共存的思想,维系了人与自然唇齿相依、血脉相连的关系,对本已脆弱的蒙古高原生态环境起到了缓解和调适的作用。如今,蒙古族天葬虽然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草原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从而成为一种追忆,但回忆历史、追寻美好生活所给予我们的各种启示,却是令人深思、意味悠远的。就像荷尔德林所说的那样:“万物亲密地存在,我如何表达谢意?要在深刻地考验之际去把握。”对此,海德格尔说:“考验必须透彻。必须使固执之心屈服,使之消隐。”“通过反反复复的倾听,我们将变得更有倾听能力,但也会更加留意那种方式。”蒙古族天葬的精粹在于它的世界观、价值观,及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传统的蒙古族天葬是将死者的尸体以白布裹身,面孔朝天,盖上一块写有经文的白布,放在荒郊野外,让鹰、野狗、狼等食肉动物吞食。三天后,死者亲属前来查看,如果尸体被鸟兽吃得所剩无几,就说明死者前世积德行善、乐于助人,死后灵魂借助鸟兽升天,同时也预示着子孙将获得吉祥福寿;如果死者的尸体未被野兽吞食或吞食得很少,就被认为死者生前罪孽尚未消除,连鸟兽都不愿以其果腹,这时,死者亲属就请喇嘛诵经超度,替死者忏悔、赎罪,同时在尸身上洒黄油或酒,直到骨肉尸身被野兽果腹,才认为对死者已尽心意。这一点与藏族的天葬是类似的,只是在具体细节上略有差别。随着蒙古族生存方式和生活环境的变迁,其丧葬仪式逐渐失去了自身独具的特点,和其他民族的丧葬仪式逐渐趋同,墓(土)葬、火葬逐渐成为主要方式,而天葬逐渐淡出历史舞台。那么,在蒙古族游牧文明所承载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中,为什么会出现天葬仪式?它与蒙古族传统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具有哪些内在的关联呢?其一,蒙古族的原始信仰是其天葬仪式产生与传承的文化根源。蒙古族信仰萨满教,其至高无上的神灵长生天与蒙古族原始先民的“狼图腾”崇拜有着须臾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蒙古族先民认为,狼是长生天派遣到人间的使者。按照蒙古族萨满教信仰观,人死后,灵魂尽快归天转世是一件既重大又吉祥的事情。狼在蒙古族人的心目中是会飞的,当狼把人的尸体吃掉,天葬才算圆满完成。蒙古族天葬的产生,既与其先民的原始信仰有关,也与藏传佛教所宣扬的灵魂不灭、轮回转世的思想有关。对于蒙古族民众来说,不论是作为捕猎对象的禽兽,还是保证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家畜,既然都是由具有神力的自然赐予的,那就要对自然无私的赐福馈赠表达谢意,以自己死亡之后的身体进行天葬来回馈自然,就是一种向神灵表示感谢的现实举动。对大自然、长生天恩赐的每个动物,无论猎物还是家畜,“仅仅意味着是偶然的死,而求其生则是永恒的希望”。当人类的生存与动物的生存发生矛盾时,蒙古族人选择人类的利益,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决不会像当今一些人那样毫无怜悯之心,将动物的生命视如草芥,赶尽杀绝或将其看作为人类服务的工具。蒙古族牧民或狩猎民会带着深深的歉意与动物对话、交流,以求得动物的理解、原谅,并怀着敬畏之心,举行各种仪式,以此表达歉疚之意。其二,草原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草原食物链的动态平衡,是蒙古族天葬仪式得以实施和传承的重要前提和保障。草原生态系统是一个由自然地理环境、动植物和人构成的复杂系统。在草原生态系统中,肉食动物、草食动物与草地资源之间能否实现食物链结构的良性循环,直接关乎整个草原生态系统平衡及其功能的稳定和良性发展。肉食动物通常处于草原生态食物链顶端,它们不仅以草食动物为食,也食腐肉。蒙古高原上大批肉食动物的存在,是蒙古族天葬得以实施、延续的重要保障,它使得天葬的亡者尸体被它们叼食腹中,避免尸体腐烂,发出浓烈腐臭味,滋生繁衍有害细菌,传播疾病、瘟疫,危及动植物良性发展及草原生态。其三,蒙古族自古天成的游牧生产方式是其采用天葬仪式的社会动因。自公元8世纪以来,蒙古氏族开始西迁,进至斡难河和怯绿连河(今蒙古国鄂嫩河和克鲁伦河)流域,游牧氏族形成游牧部落,游牧生产方式借此产生。蒙古族“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产方式决定了蒙古族先民不会选择砍伐树木制作棺椁,以破土挖坑、修造坟墓的形式来安葬死者。其原因是,这既不符合蒙古族民俗法规,也会破坏原本脆弱的草原生态植被;再者,对于“逐水草而迁徙”、没有固定居所、奔波忙碌的蒙古族先民来说,从遥远的地方骑着马或赶着勒勒车长途跋涉去祭拜亡者,既不合理,也不现实。蒙古族天葬是蒙古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具体体现,它包含着人与自然浑然一体、休戚与共、和谐共生的生态思想。这种丧葬方式,既保证了草原食物链的良性循环,促进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又消除了修造坟墓、火葬等丧葬形式给草原带来的诸多不良后果。需要说明的是,草原游牧人除了饲养家畜谋生以外,还猎杀一部分动物为食,所以,蒙古族牧民认为,人死之后以自己的皮囊肉身喂以鸟兽果腹来回报自然万物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种丧葬方式看似不合人情常理,甚至有些残酷无情,实则蕴含着人与自然万物水融、和谐共生、生命同根同源的生态大智慧。当然,这种生命觉解的大智慧绝不是对各种区别的消融,而是与区别于自身的异己之物的共属一体,即“奇异化之运作、畏惧之要求”,是一种对自然无限恩赐的感恩和回馈。
三、蒙古族民规民约、习惯法规中珍爱自然的生态理念
在蒙古族民规民约、习惯法规中处处体现着蒙古民族珍爱自然、热爱生命的文化理念和生态思想。对于生活在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民来说,自然就是衣食父母。也正因为此,在与严酷的自然环境做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形成了自身的独特文化,也形成了对自然的特殊感情。蒙古族牧民可以根据地形地貌来判断牧草的疏密、青草的发芽情况、水源情况,新生的幼畜在哪个位置可以躲避风雪、抵御风寒,甚至可以根据土地所散发出来的气味来辨明方向和地理位置。蒙古族懂得过度放牧会危害牧场,草场的好坏和水资源的状况直接关系到人畜的生存安危。蒙古族牧民每年必须轮换牧场数次,由于冬季不备干草之故,必须调整移动路线,一般冬季就停留于家畜容易获得野生枯草和水源的合适场所。如果不长年逐水草而迁徙,那么,草场就会被牲畜啃光而无法休养生息,草原生态系统就会被破坏,牧民们就无法生存,这就是残酷的生存辩证法。因而,蒙古族很早就形成了很多有关草原、山川、河流、树木等自然保护的习惯法、成文法。人们都自觉遵守,自觉维护,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它使得蒙古族自然保护习俗传承至今。元代以后,有关环境保护的习惯法、成文法逐渐在蒙古社会广泛推行。如在《黑鞑事略》中就曾有“遗火而炙草者,诛其家”的记载。由于北方草原干旱少雨,水源奇缺,生活在这里的蒙古人非常爱惜水源,不准以任何方式玷污水源。为了表达对水神的敬仰之意,成吉思汗的“大扎撒”曾规定春夏之季,禁止人们在河流中洗涮、便溺,不得用金银器皿汲水,以免引起电闪雷鸣。蒙古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和自然环境相互依赖、休戚与共的关系。1251年,当蒙哥称汗之时,便昭告天下:不允许各种生灵和非生灵遭受苦难;不准用骑行、驮用重物、绊脚绳和打猎等方式折磨家畜,使家畜疲惫不堪;要让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草原上跑的禽兽免遭猎人的箭和套索的威胁;要让大地不为桩子和马蹄的敲打所打扰。北元时期的《阿勒坦汗法典》也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规定。这充分体现了游牧文明独特的自然观、价值观和生态理念。
四、结语
【关键词】草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草地畜牧业;现状;存在问题;对策
1.可持续发展的涵义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源于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逐步认识和关注。其产生背景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和资源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并且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人类已不同程度地尝到了环境破坏所带来的苦果。伴随着人们对公平和效率作为社会发展目标认识的加深和范围更广、影响更深、解决更难的一些全球性环境问题开始被认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逐步形成。
目前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涵义理解也是众说纷纭,从不同角度理解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可持续发展观。有着重从发展的社会属性理解可持续发展,有着重从发展的经济属性理解可持续发展,有着重从发展的资源属性理解可持续发展,也有从生态环境属性认识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不可能单从某一方面的可持续而实现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而必须是各子系统的互动促进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2.我国草地资源利用现状
我国拥有可利用天然草地面积为3.3亿hm2,各省区草业资源丰富,类型多样,特点各异。同时,也具有丰富的牧草种类和牲畜品种及野生药用植物等生物资源,且具有类型繁多、地域跨度大、物种多样性等资源优势,为今后大规模开发利用草业资源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环境空间。我国类型繁多的天然草地资源,在空间上的分布主要服从了2个方面的地理规律,即地带性和非地带性规律,其中地带性规律是主要的,非地带性规律是次要的。非地带性是在地带性规律的基础上发生和起作用的。因此,从总体来看,地带性规律是天然草地类型在空间分布因式的函数式。
3.我国草地利用存在的问题
3.1草原普遍退化,制约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草地作为一种重要生产资料,为我国畜牧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长期以来,人们对草地掠夺式利用和人为破坏,造成草地退化十分严重,生产力低下,草地资源危机重重。目前总体上,我国草地已经利用过度,超载严重,这是导致我国草地资源日益退化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同时已成为制约畜牧业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
3.2自然灾害频发,灾害损失巨大
我国草地大部分处于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地区,自然灾害频发给草地畜牧业及当地人民生活带来巨大损失。靠天养畜方式导致草地畜牧业防灾能力弱,抗灾能力差。近些年,沙尘暴发生频率升高更与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密切相关,并已成为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3.3草原畜牧业经济增长乏力
由于长期超载过牧,重用轻养,加之自然灾害频发,我国草地数量和质量不断下降,其载畜能力大大降低,导致草畜矛盾加剧。草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已经严重破坏畜牧业的再生产条件,草原畜牧业经济增长乏力。目前,我国草地畜牧业的生产水平比较低,因此必须调整牧业布局,改变落后的放牧生产方式,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缓解草畜矛盾,恢复草原生态。
4.草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4.1生态购买
通过国家购买生态,牧民实现致富;其初衷是政府收购生态建设的产品,既帮助牧民脱贫致富,又确保生态建设产品的形成、巩固和转化利用;它以生态建设成果(生态产品)为投资管理的重点,确保生态产品形成效率和转化利用速度,使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标志着从生态建设初始和过程要生态(效益)转为向生态建设结果要生态(效益),从向计划和项目要生态(效益)转为向市场要生态(效益),从向工程和技术要生态(效益)转为向制度和管理要生态(效益)。
4.2生态补偿
牧民既是草原生态环境的破坏者,又是生态环境的直接受害者,如果不改变对草地的这种掠夺式利用的方式,补偿不仅不能起到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作用,而且可能招致牧民扩大牲畜的规模,造成更大的草原生态破坏。
改变单纯的经济补偿,引导牧民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文明有机结合起来。
发展舍饲牧业、实行禁牧、休牧、轮牧是近年来为达到目标采取的普遍手段,但由于大多牧民经济上无投资能力,解决不了制约牧业发展的根本问题――草料与饲料的缺乏,这些政策在现实中不但无法得到牧民真正的配合,相反还会遭到牧民的消极抵抗,如牧民偷牧等,因而这种单靠行政命令的手段已经很难实行,推行草原循环经济模式,在条件相对优势的地区发展饲料种植业、饲料加工业、技术服务业等以牧业为核心的相关配套产业,形成以农养牧、以牧带工、以工补农的自我补偿的循环经济模式。
4.3生态交易――牧权交易
所谓牧权交易就是在承认牧民草地使用权私有和草地有一定载畜量的前提条件下,确立牧民合法的牲畜放牧权,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一样可以自由买卖。通过放牧权许可证的交易,拥有草地的人可以不放牧,但却能靠放牧权许可证享有收益;超载放牧者虽然超过自己草地承载量放牧,但却为购买别人的放牧权许可证而支付了成本,这样国家通过控制总量、放开分量、分量交易的形式,抑制由于牧民过牧草地超载造成的草地生态恶化问题。《青海省草原管理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已经取得草原承包经营权的承包人,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草原承包经营权。
4.4加大草原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力度
2003年~2005年,国家共投资18369万元,下达青海退牧还草工程任务1360万亩,占自治区草原总面积的37%。同时,自治区政府整合各渠道资金资源,使财政、金融、社会资金形成合力,共投入资金13650万元,重点支持草原生态建设后续产业发展。
(1)加强人工草地建设。针对禁牧封育后饲草严重短缺的问题,2003年~2005年,自治区共投入5800万元扶持人工种草,每亩人工草地牧草种子补助20元。三年累计扶持发展种植多年生牧草290万亩。全区人工草地发展迅速,总面积达730多万亩。
(2)积极引导和扶持转变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针对畜牧业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2003年~2005年,自治区政府筹措资金3500万元用于棚圈、饲草加工机械、家畜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其中,饲草加工机械每台1500元,政府补助70%,农户自筹30%;棚圈每平方米补助10元。
(3)为农牧民脱贫致富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2003年~2005年,自治区政府筹措资金4350万元,启动了10万贫困户养羊工程。免费给每户贫困户提供1只基础母羊(每只360元),帮助其发展养殖业增加收入。
5.结语
青海天然草地生态系统在区域生命支持系统中起了重要作用,当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在将来受到更大的压力而变得更稀缺时,青海如何保护脆弱的草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而青海的畜牧业生产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因此必须树立国家生态安全忧患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把青海草地生态与现代畜牧业安全生产建设放在事关实现青海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保护黄河全流域生态平衡的重要地位,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其重要性。
【关键词】草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草地畜牧业;现状;存在问题;对策
1.可持续发展的涵义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源于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逐步认识和关注。其产生背景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和资源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并且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人类已不同程度地尝到了环境破坏所带来的苦果。伴随着人们对公平和效率作为社会发展目标认识的加深和范围更广、影响更深、解决更难的一些全球性环境问题开始被认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逐步形成。
目前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涵义理解也是众说纷纭,从不同角度理解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可持续发展观。有着重从发展的社会属性理解可持续发展,有着重从发展的经济属性理解可持续发展,有着重从发展的资源属性理解可持续发展,也有从生态环境属性认识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不可能单从某一方面的可持续而实现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而必须是各子系统的互动促进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2.我国草地资源利用现状
我国拥有可利用天然草地面积为3.3亿hm2,各省区草业资源丰富,类型多样,特点各异。同时,也具有丰富的牧草种类和牲畜品种及野生药用植物等生物资源,且具有类型繁多、地域跨度大、物种多样性等资源优势,为今后大规模开发利用草业资源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环境空间。我国类型繁多的天然草地资源,在空间上的分布主要服从了2个方面的地理规律,即地带性和非地带性规律,其中地带性规律是主要的,非地带性规律是次要的。非地带性是在地带性规律的基础上发生和起作用的。因此,从总体来看,地带性规律是天然草地类型在空间分布因式的函数式。
3.内蒙古草地利用存在的问题
3.1草原普遍退化,制约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草地作为一种重要生产资料,为内蒙古畜牧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长期以来,人们对草地掠夺式利用和人为破坏,造成草地退化十分严重,生产力低下,草地资源危机重重。目前总体上,内蒙古草地已经利用过度,超载严重,这是导致内蒙古草地资源日益退化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同时已成为制约畜牧业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
3.2自然灾害频发,灾害损失巨大
内蒙古草地大部分处于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地区,自然灾害频发给草地畜牧业及当地人民生活带来巨大损失。靠天养畜方式导致草地畜牧业防灾能力弱,抗灾能力差。近些年,沙尘暴发生频率升高更与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密切相关,并已成为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3.3草原畜牧业经济增长乏力
由于长期超载过牧,重用轻养,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内蒙古草地数量和质量不断下降,其载畜能力大大降低,导致草畜矛盾加剧。草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已经严重破坏畜牧业的再生产条件,草原畜牧业经济增长乏力。目前,内蒙古草地畜牧业的生产水平比较低,因此必须调整牧业布局,改变落后的放牧生产方式,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缓解草畜矛盾,恢复草原生态。
4.内蒙古草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4.1生态购买
通过国家购买生态,牧民实现致富;其初衷是政府收购生态建设的产品,既帮助牧民脱贫致富,又确保生态建设产品的形成、巩固和转化利用;它以生态建设成果(生态产品)为投资管理的重点,确保生态产品形成效率和转化利用速度,使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标志着从生态建设初始和过程要生态(效益)转为向生态建设结果要生态(效益),从向计划和项目要生态(效益)转为向市场要生态(效益),从向工程和技术要生态(效益)转为向制度和管理要生态(效益)。
4.2生态补偿
通过委托专业的投资机构或投资管理机构,国家只提供投资方向,具体的管理经营完全依靠企业自主投资经营的方式,通过市场行为刺激各市场主体,通过利益关系的纽带建立健全草原各市场主体,以增强草原各利益主体的造血功能。
《内蒙古省草原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因建设征用集体所有的草原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内蒙古省土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补偿;因建设征用或者使用草原的,应当交纳草原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专款专用,由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用于恢复草原植被,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第二十七条规定:临时占用草原的期限不得超过两年,不得修建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占用者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草原承包经营者支付临时占用草原补偿费。
4.3生态交易――牧权交易
所谓牧权交易就是在承认牧民草地使用权私有和草地有一定载畜量的前提条件下,确立牧民合法的牲畜放牧权,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一样可以自由买卖。通过放牧权许可证的交易,拥有草地的人可以不放牧,但却能靠放牧权许可证享有收益;超载放牧者虽然超过自己草地承载量放牧,但却为购买别人的放牧权许可证而支付了成本,这样国家通过控制总量、放开分量、分量交易的形式,抑制由于牧民过牧草地超载造成的草地生态恶化问题。《内蒙古省草原管理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已经取得草原承包经营权的承包人,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草原承包经营权。
4.4加大草原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力度
2003年~2005年,国家共投资18369万元,下达内蒙古退牧还草工程任务1360万亩,占自治区草原总面积的37%。同时,自治区政府整合各渠道资金资源,使财政、金融、社会资金形成合力,共投入资金13650万元,重点支持草原生态建设后续产业发展。
4.4.1加强人工草地建设
针对禁牧封育后饲草严重短缺的问题,2003年~2005年,自治区共投入5800万元扶持人工种草,每亩人工草地牧草种子补助20元。三年累计扶持发展种植多年生牧草290万亩。全区人工草地发展迅速,总面积达730多万亩。
4.4.2积极引导和扶持转变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
针对畜牧业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2003年~2005年,自治区政府筹措资金3500万元用于棚圈、饲草加工机械、家畜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其中,饲草加工机械每台1500元,政府补助70%,农户自筹30%;棚圈每平方米补助10元。
4.4.3为农牧民脱贫致富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
2003年~2005年,自治区政府筹措资金4350万元,启动了10万贫困户养羊工程。免费给每户贫困户提供1只基础母羊(每只360元),帮助其发展养殖业增加收入。
5.结语
内蒙古天然草地生态系统在区域生命支持系统中起了重要作用,当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在将来受到更大的压力而变得更稀缺时,内蒙古如何保护脆弱的草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内蒙古的畜牧业生产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因此必须树立国家生态安全忧患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把内蒙古草地生态与现代畜牧业安全生产建设放在事关实现内蒙古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保护黄河全流域生态平衡的重要地位,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其重要性。 [科]
一、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的重要意义
目前,对于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的认识,往往局限于其生态环境功能,但实际上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是一项具有多重意义的国家战略。
首先,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举措。三江源地区是我国淡水资源的重要补给区,水资源蕴藏量超过2 000 亿立方米,长江总水量的 25%、黄河总水量的 49%、澜沧江总水量的15%源自于此,有“中华水塔”之称。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起源,是中国经济社会最发达的地区,三江流域( 长江、黄河、澜沧江) 省市总人口和 GDP 总量均占到了全国的90% 以上。因此,三江源地区承载了极其重要的生命负荷和经济社会发展负荷,保护好三江源的生态环境对于三江流域乃至整个中国的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将为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落实特别是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根据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被划分为重点开发、优化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其中,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一般是关系到国家或区域生态安全的生态屏障区和自然保护区。如何平衡好这些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的保护与发展,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要难题。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三江源等生态屏障地区为流域地区乃至国家提供的是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生态财富和生态服务,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特征,理应由公共财政( 包括中央财政和下游各地区财政) 来购买其生态财富和生态服务,共同维护好流域和国家的生态安全。因此,三江源地区的生态保护建设不仅对当地人民的生存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更对其他类似地区特别是我国西部广大的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制开发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先行探索意义。
第三,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将为探索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生态补偿提供参考和借鉴。如何进行广范围、跨区域、不同主体间的生态补偿,是一个极少有成功案例的世界性难题。三江源在生态保护建设过程中,同样面临如何确定其生态服务的受益者、受益范围、受益大小,以及如何通过生态补偿体现其生态价值的难题,其探索和实践将为我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建立生态保护的长效投入机制提供有益参考。
最后,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是中国参与全球环境保护、强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媒介。三江源及其所在的青藏高原是世界大江大河发育的集中地,是亚洲国家的江河之源。三江源区独特的地形,阻截了西南气流携带的大量水汽,形成了充沛的降水,对大江大河起着源头补给和初始循环的作用。同时,三江源也是最重要的世界高原生物基因库,有 9 个植被型、50 个群系、70多科、390 属、1 700 多种植物,其中包括重点保护植物 34 种; 有各类野生动物396 种,其中国家级重点保护动物69 种; 对维护亚洲生态安全和世界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在生态外交日益成为国际外交重要内容的今天,中国可以通过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以水为纽带,加强与澜沧江下游、东南亚 5 国的生态合作与经贸文化交流,进一步巩固地缘政治。同时,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提升在国际生态环境领域的地位和话语权。
二、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实施效果评估
为确保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实现其预定目标、发挥其重要作用,需要对工程实施情况进行动态评估,发现问题,及时反馈,以期为工程的顺利推进提供参考。截止目前,我国先后启动了两期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其中,一期工程于 2005 年启动,2013 年完成。二期工程于 2014 年启动,保护面积和规划投资均扩大到一期工程的2 倍以上( 具体见表1) ,是一期工程的延续和深化。由于二期工程刚刚启动,本文将主要对一期工程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与评估。
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一期工程总投资 75 亿元,覆盖范围包括青海省玉树、果洛、黄南、海南 4 个藏族自治州、18 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15. 23 万平方公里,主要内容包括生态保护、农牧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支撑项目三大工程和退牧还草、鼠害防治、草地保护、退耕还林、水土流失治理等 22 个子项目。2005-2013年一期工程实施期间,三江源地区累计完成封山育林 511 万亩、退牧还草 5 671 万亩、退耕还林近 10 万亩、湿地保护 160 万亩、黑土滩综合治理 523 万亩、地面及地下鼠害防治 11 781 万亩和沙漠化防治 66 万亩[1],同时配套开展了生态移民、基础设施建设、新农村建设和小城镇建设等工作,取得了较为明显的生态保护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水源涵养能力提升,流域供水能力加强。根据监测,一期工程的实施使得三江源地区的水资源总量增加了约 85 亿立方米,湖泊面积增加了 760 平方公里,湿地面积增加了 104 平方公里,草原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量增加了约 29 亿立方米,由 2004 年的 169 亿立方米提高到 2012 年的 198 亿立方米,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年出境水量比工程实施前的 2004 年增加了 20% 以上[2].
同时,水体质量得到有效改善,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干流水质连续 8 年达到 II 类以上。上述数据说明,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使该地区水源涵养能力提升、水量增加、水质改善,对于保护地区生态环境和保障长江、黄河、澜沧江流域的水资源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区域生态系统改善,生物多样性逐渐恢复。2005-2012年,三江源地区森林面积增加了 150 平方公里,工程区域内草原植被覆盖度提高了 11. 6 个百分点,植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各种野生动物种群明显增多[3].目前仅玛多县境内的藏羚羊数量就已达到 4 万只以上,比 10 年前增加了 1. 5 万只; 藏野驴达到 3万多头,增加了 0. 2 万头; 岩羊达到 0. 7 万只,增加了近 0. 5 万只。区域生态系统有所改善,生物多样性正在逐渐恢复。
3. 草原退化得到初步遏制,水土保持能力提高。自 2005 年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实施以来,工程区域内的植被明显恢复,中等覆盖度草地面积呈现稳定态势,高覆盖度草地面积以每年 2 378 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 黑土滩治理区的植被覆盖度由治理前的 20%提高到 80%以上,大面积沙化地区的植被覆盖度由治理前的不到 15% 提高到 38%.工程区内的草原退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水土保持能力有所提高,特别是人工增雨工程对缓解荒漠化的作用尤为显着。
4. 城乡基础设施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提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是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实施以来,三江源地区共完成生态移民 5. 6 万人,建立了 86 个生态移民社区,改善了 23 个小城镇的基础设施条件,增加了 5 万亩灌溉饲草料基地,投入了 3 000万元生态移民创业扶持基金,解决了 13 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农牧民纯收入年均增长 10%左右,吃水难、行路难、用电难、上学难、就医难等民生问题都得到明显改善。
5. 生态环保意识提高,生态文明理念增强。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实施以来,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培训和各种生态工程的建设实践,当地干部群众对加强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有了明显提高,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明显增强,传统过度放牧的“掠夺性”生产方式也发生很大改变。
三、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探析
尽管三江源地区的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已经初见成效,工程区内的生态环境也得到较为明显的改善,但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1. 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并未得到根本性遏制。一期工程实施以后,虽然工程区内的生态环境有所改善,但据监测,整个三江源地区的草地仍在以每年近 8 万亩的速度退化和沙化,水土流失情况和荒漠化趋势依然严峻。究其原因,一是生态恢复的艰巨性与资金投入的有限性矛盾使然。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历史欠账过多,生态恢复、保护与建设的成本高、任务重、难度大,需要长期、持续和稳定的资金投入。目前,尽管国家已经陆续投入大量资金,但总体上依然存在较大缺口,环境治理的速度跟不上生态退化的速度[4].二是生态建设的长期性与工程项目的短期性矛盾使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恢复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但目前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主要是以阶段性、项目式的工程建设为主,缺乏可持续的长效机制。
如国家从 1998 年开始实施的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政策纷纷到期,根据《国务院关于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通知》( 国发[2007]25 号) ,还草补助期限仅为 2 年,而三江源地区的牧草生长周期很长,恢复原生草原植被大约需要 15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三是生态保护的整体性与具体建设的局部性矛盾使然。区域生态系统的保护建设要求整体性和协同性,但 2005 年启动的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一期工程覆盖面积只占三江源地区的 40%,尚有60% 的地区未能开展协同建设。二期工程虽然涵盖了整个三江源地区,但生态保护建设资金多头管理、分散使用、政出多门现象比较普遍,生态保护建设尚未形成合力,给区域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整体建设带来难度。四是特殊地理环境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使然。如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实施以来,工程区内的植被覆盖度明显提高,但由于高寒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那些对于水土保持更具意义的植被根系层却恢复缓慢[5]; 又如全球气候变暖使三江源地区的冰川融水增多、区域水量增加,但随着冰川消融速度加快、雪线持续退缩,从长远看,冰川对河流的补给可能经历先增后减的倒 U 型变化,使三江源地区未来的持续供水能力堪忧。
2. 生态移民“留不住、难致富”的难题亟待解决。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实施以来,先后有 5 万多牧民实施了退牧搬迁,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面临着“留不住、难致富”的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 一是生活补助低。围栏禁牧、退牧还草等措施的实施,使众多迁移牧民失去了放牧、养殖等基本生活来源,且很多日常生活必需品,如牛羊肉、牛奶、酥油等,由自给自足变为对外购买,生活成本大幅提高。而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一期工程对每户牧民仅给予每亩 5. 5 斤饲料粮、折合现金约 2. 5 元的补助,整体搬迁牧民每户每年补贴 8 000 元、连续发放 10 年,补贴标准明显偏低,不足以弥补其发展成本和生活成本的损失。二是就业能力弱。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移民大部分以畜牧业为生,文化素质低,劳动技能差,很多藏民讲不好汉语,很难找到正规稳定的工作和持续的经济收入来源[6 -7].三是接续产业发展难。三江源地区海拔高、气候恶劣、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生产建设和产业发展的成本高,受生态保护的限制大,当地市场消费能力不足且又远离主要市场,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发展困难,移民就业渠道十分狭窄。很多牧民特别是老一代牧民在搬迁后找不到工作,只好靠国家发放的退牧还草补助勉强维持生计,部分生态移民的生活水平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而且一旦退牧还草政策结束后,这些移民的长远生计将会面临更大困难。如果不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未来这些移民可能存在回流的危险。
3. 生态补偿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所需资金巨大,必需建立完善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形成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的长效投入机制,对三江源的生态环境进行可持续的保护和建设,真正维护好其生态安全。
从目前来看,三江源地区的生态补偿机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一是补偿主体单一。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水源涵养区之一,三江源地区的生态效益惠及范围广、涉及主体多,但目前其生态补偿资金主要来自于国家,体现其巨大生态价值的流域间、区域间、上下游之间的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建立。二是补偿标准相对较低。2005-2013 年,国家为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累计投资 75 亿多元。但实际上,为保证长江、黄河的水质和流量,三江源地区每年仅禁伐和休牧就要损失数十亿元,生态补偿与三江源地区放弃发展的成本相差很大[8].三是缺乏持续稳定的利益补偿机制。退牧还草、退耕还林补偿等政策都是为了通过对生态移民进行经济补偿而进一步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但目前这些政策大多以工程、项目的方式组织实施,具有明确的时限,缺乏延续性,存在较大变数和风险。
4. 专业化管理体系建设相对滞后。面对大规模的生态建设,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的专业化能力和管理体系建设明显滞后。一是组织机构不匹配。实施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以来,当地政府的主要职能由经济建设转为生态环境保护,但政府的机构设置和承担职能并没有进行相应的改变。三江源办公室等管理部门大多属于负责项目实施的临时性机构,生态环境保护缺乏有效的组织机构保障。二是专业化人才匮乏。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专业化人才,如生态监控、草场管护、水土涵养、沙化治理、动植物保护等,同时地区建设如社区管理、产业发展等也需要一支具有现念和专业素养的人才队伍。而三江源地区地处偏远、气候恶劣、条件艰苦,很难吸引和留住人才,各类专业化人才都严重匮乏。三是管理措施不到位。特别是对退牧、禁牧出来的草场管理出现真空,既无相应的管理机构和管护人员,又缺乏必要的管理措施,禁牧区草场管护问题日见凸显。
四、推进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的对策建议
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的规划目标是: 林草植被得到有效保护,生态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生物多样性显着恢复,农牧民生产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生态系统步入良性循环[9].
根据上述目标,针对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当前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 创新生态保护模式,推动自然修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从三江源地区以往的生态保护实践来看,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封禁管护、围栏封育等措施对短期内减轻草场负荷、增加地面植被、遏制土壤沙化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从长期来看,一味强调“退、封、禁、围”,单纯使用人工修复手段,既缺乏科学性,阻隔了动物迁徙途径、割裂了食物链条; 又不尊重自然规律,忽视了牛羊群、野生动物适度啃食、排便对草地牧场所起到的非常重要的强化与养育作用,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因而,在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过程中,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采用人工手段与自然修复相结合,逐步减少人为干扰,促进并最终实现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和动态平衡。
2. 建立生态移民的多元途径,让移民“稳得住、能致富”.在三江源地区,当地牧民通过千百年的游牧活动,已经成为草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江源地区的生态恶化虽然是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掠夺所引发,但如果因此而因噎废食,通过大规模生态移民和简单禁牧、制造无人区,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事实上,野生动物的采食量远大于家畜,如一头藏野驴的采食量大约相当于 6 只羊,如果缺少人类制约,野生动物无序增长,会对草原生态造成新一轮的破坏。因此,在生态移民的实践过程中,要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灵活多元的移民模式。在空间上,要根据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以及外围区域自然生态的不同情况,科学制定移民规划,引导牧民有序迁移,优化人口空间布局,合理确定畜牧数量,促进草畜平衡、人与自然平衡; 在结构上,对于很难实现职业转换的老一代牧民,可以通过定畜定量、减牧补贴、聘用为生态保护监督员等措施,让他们在合理放牧的过程中主动参与到草原生态的保护中来。
对于知识结构较新、职业转换相对容易的新一代牧民,可以通过加强职业培训和定向劳务输出等,引导他们走出去,向周边城镇乃至外省转移和集聚,实现非农化和异地城镇化; 在措施上,可以一方面加强对迁移牧民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生产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等,提高他们自身的人力资本和就业创业能力; 另一方面综合运用财政补贴、税费减免、创业扶持基金、产业引导基金、低息和贴息贷款等多种优惠手段,促进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特色文化产业、民族手工业、农牧产品加工、藏药藏香等产业的发展,积极拓宽生态移民的就业创业渠道,让牧民“移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3. 建立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形成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首先,要正确认识和充分体现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价值,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中的生态补偿比例[10 -11],从实际出发,对因保护生态环境而造成的财政减收,应作为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并尽可能减少或取消地方财政配套,使生态补偿资金发挥最大效益。其次,应借鉴国际类似地区的先进经验,探索建立流域上、中、下游地区之间的生态补偿机制,根据中、下游地区的用水分布、用水规模以及生态受益范围,征收不同标准的生态补偿基金,直接或通过第三方转移支付给三江源地区,用于加强生态涵养、保护和建设。第三,可探索建立多元化的转移支付方式,如人才支持、技术转移、设备转移、资产转移、教育培训转移等,促进三江源地区的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最后,应根据三江源不同地区的生态贡献和生态保护建设需要,确定不同的资金分配和补偿标准,立足整体层面,形成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多层次生态补偿体系。
关键词:喀什地区;生态环境现状;问题;对策
Abstract: Kashi is located in the edge of the Taklimakan Desert, the unique eco-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he lack of an effective and unified management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construction,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e fairly severe.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e Kashi existing ecological problems and propose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f promote Kashi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Keywords: Kashi; ecological state of the environment; problems; countermeasures
中图分类号:X17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喀什地区处于我国中纬度大陆腹地、西北内陆干旱区,三面环山,北有天山南脉横卧,西有帕米尔高原耸立,南部是绵亘东西的喀喇昆仑山,东部为一望无垠的全国最大的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并且远离海洋。由于地理位置独特,喀什气候呈现干旱、降水量少(年降水量200mm以下)、蒸发量大、气候干燥(干燥度>4.0)等特点。随着国家在喀什成立经济特区政策的确立,各兄弟省市援喀力度的加大,极大的促进了喀什的开发与建设。但在大开发,大建设,大发展中如何有效地保护脆弱的生态环境,使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当前急需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
1喀什地区生态环境现状
1.1土地资源现状
喀什土地总面积1394.79万公顷,现有耕地57.5万公顷,后备耕地资源58.81万公顷,年均开发约2万公顷。土壤有机质含量低,一般在1%以下。长期以来,以农业为主,但多是粗放种植。近几年随着棉花价格的高涨,土地开荒面积逐年增加,很多开荒土地因水资源缺少又弃荒,造成边开发边弃耕现象时有发生,使一些地方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1.2草地资源现状
喀什草地总面积161万公顷,可利用草场 11.48万公顷,其中改良草场2.96万公顷,围栏草场1.38万公顷。草地总体结构不良,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土壤肥力差,生物生长极为不易;植物稀疏,种类少;生物量低,食物链简单,植被呈现荒漠.荒漠草原景观,草原生态系统脆弱而不稳定,自我调节能力差,极易遭受破坏。
1.3林地资源现状
全区现有林地面积35.53万公顷,其中天然林 22.93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 2.75%。植被总的面貌是低矮而稀疏,且分布极不均匀。
1.4水资源现状
根据喀什水文资料,喀什地区水资源总量逐年呈下降趋势。喀什地区的河流都是季节性河流,流程短,水量小,主要靠冰雪融水补给。随着雪线上升,河水流量逐年递减。喀什地区的帕米尔山、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冰川分布很广。全区有叶尔羌河流域和喀什噶尔河流域,大小河流共有10条,其中较大河流有叶尔羌、提孜那甫、克孜、盖孜、库山等5条。全区河水年径流量11445.7亿立方米,还有地下回归水10亿立方米,河流的来水特点是枯、洪期差异较大。6~9月洪水期的径流量为年径流量的60%~80%,此时水位涨落急剧,昼夜变化明显。喀什地下水的储量约在50~60亿立方米(包括上层滞水)。
2喀什地区生态环境主要存在的问题
2.1喀什地区土地总面积16.2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占57% 、沙漠戈壁占23%,平原绿洲面积仅占20% 。由于受地理,自然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自然环境恶劣,干旱少雨,沙漠.戈壁广布,植被稀疏,风沙灾害频繁。自然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和人为干扰后的抗逆性和承受能力相对小,大多数县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能力受到外界干扰后修复能力差,生态环境的敏感性和不稳定性较突出 。
喀什地区虽然坚持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并举。加大生态环境建设力度,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的原则,开展了大规模植树造林活动、农田建设和防沙治沙工作,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近年来,受世界气候变化影响,加之盲目开荒、生态用水不足等因素,导致河流下游绿色屏障胡杨林大面积减少,土地盐渍化加剧、沙化草场退化日趋严重,生态形势十分严峻,制约了我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发展不是免费的午餐,它是有代价的。
2.2矿产资源未综合开发,浪费严重。
2.3缺乏有效管理手段,环保部门无法有效履行生态环境建设的统一监督管理职能。
2.4 机构设置不健全,缺乏具有专业知识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人员。
2.5 生态监测能力急待加强,以适应西部大开发的需要。
2.6 资金投入不足制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正常开展。
3.搞好喀什地区生态环境的几点建议
3.1转变发展方式,建立长效机制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良好的唯一途径。事实证明,经济发展可以通过不牺牲环境和未来的方式来实现。喀什地区应坚持生态立区。以规划为龙头,产业为支撑,改革为动力,紧紧围绕污染减排,低碳发展,环境责任三条主线,实现绿色增长。
一个地区发展,有其资源承载,环境容量,气候变化等生态制约,在这些约束下的经济增长才是科学的增长。喀什地区生态脆弱,在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中,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如果环境污染了还可以治理,生态系统一旦破坏,就很难恢复。在现实中,污染问题容易受到关注,而生态问题往往易被忽视,因为环境污染造成的后果往往是直观的.直接的,而生态问题具有滞后性,不易被察觉。例如,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等都是在大气遭受污染多年后才逐渐显示出来的。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环境污染一般可以治理,而生态一旦被破坏,恢复起来就很难,将会引起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反应。生态系统想要回到和原来的状态,往往需要很长时间,并且整个过程是不可逆的。生态问题影响范围很广,一个地方的生态失去平衡,别的地方也会尝到苦果。即使是在工业化,信息化高度发达的当代,生态问题依然是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喀什地处风沙前沿,必须保护绿洲植被,禁止滥坎乱伐天然林草,坚决反对因任何理由破坏生态环境,开展各种植树造林活动,营造农田防护林,防风固沙林,合理配置宝贵的水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