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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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范文第1篇

关键词：社会安全感；农村居民；宁波市；调查；分析

“安全感”的概念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来的，是心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安全感，是指人们对自身安全状况及周围自然、社会安全形势的主观感受和评价。社会安全感，则是指公众在一段时间内，对其居住、生活的区域或整个国家的公共服务体系、社会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的相对稳定的感受和预期。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毋庸置疑也会影响人们心态的变化。随着宁波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与此同时，社会安全感问题逐渐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但学术界对社会安全感的研究大多是针对城市居民，而对农村居民社会安全感的研究可谓“人迹罕至”。该课题致力于研究宁波市辖属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进一步增强人们的幸福感和社会凝聚力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数据来源

论文进行分析的数据，来源于对宁波市辖属农村居民进行的实地问卷调查，被调查的地区有北仑区春晓镇的民丰村和凤山村、镇海区澥浦镇的澥浦村和庙戴村、鄞州区古林镇的藕池村和吴家村、象山县西周镇的上谢村和下沈村。共计发放120份问卷，回收120份，其中有效问卷108份，问卷有效率为90％。在接受调查的108位村民中，男性有50位，占总人数的46．3％；女性有58位，占总人数的53．7％。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小学学历及以下的有27人，占总人数的25％；初中学历的有52人，占总人数的48．2％；高中学历的有20人，占总人数的18．5％；大专学历及以上的有9人，占总人数的8．3％。从年龄构成来看，18岁及以下的有10人，占9．3％；19～30岁的有21人，占19．4％；31～45岁的有35人，占32．5％；46～60岁的有23人，占21．3％；60岁以上的有20人，占18．5％。从职业构成来看，学生占8．3％；农民占17．5％；工人占45．8％；机关、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占4．2％；自由职业者占14．2％；失业、无业人员占10％。从月收入来看，月收入小于等于1000元的村民占10％；月收入在1001～3000元的占61．7％；月收入在3001～6000元的占19．2％；月收入大于6000元的占9．1％。

2宁波市辖属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现状

2．1村民安全感水平总体居高

为了更加明确地了解宁波市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现状及其变化情况，该研究在问卷中设定了“您感觉自己的生活安全吗？”和“与过去相比，您的安全感有什么变化？”两个问题，针对第一个问题设置了“非常安全”、“安全”、“不安全”、“很不安全”4个选项，并按照社会统计学中系数制的计分方法，把“很不安全”记做1分；把“不安全”记做2分；把“安全”记做3分；把“非常安全”记做4分。据统计调查结果显示，87．5％的村民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安全或非常安全的，其中65．8％的村民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安全的，21．7％的村民认为自己的生活非常安全，安全感数值的平均值为3．06，总体来说宁波市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水平较高。

2．2村民安全感相比过去有所下降

经统计分析，关于“与过去相比，您的安全感有什么变化？”这一问题的结果是：被调查者中，认为自己的安全感“提高了”的有27人，占25％；认为自己的安全感“下降了”的有55人，占50．9％；认为自己的安全感“没变化”的有26人，占24．1％。由此可见，与过去相比，宁波市大部分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下降了。

3影响宁波市辖属农村居民社会安全感的因素分析

在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后得出，影响宁波市农村居民社会安全感的影响因素主要有4个，分别是子女教育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住房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

3．1子女教育问题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在回答“当前您认为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主要有哪些？（可多选）”时，“子女教育问题”的入选率是91．2％。通过访谈，村民普遍认为子女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教育资源共享不到位，包括硬件设备和师资队伍建设，其中师资力量是最主要的因素。此外，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和学前教育难也是村民担心的主要问题。

3．2社会治安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许多人口流向东南沿海的发达城市。近年来，随着宁波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宁波市的外来人员越来越多且成分复杂，这给宁波市的社会治安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许多村民表示，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为了节省房租和日常生活开支，都选择居住在离市区偏远的乡村地带，这给他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

3．3居民住房问题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家是非常重要的，而房子作为家的物质载体，承载了绝大多数人对于安全感和幸福感的定义。近些年，由于许多人热衷于炒房，导致房价不断上涨、大多数人买不起房，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村民的社会安全感。多数村民表示，有房是子女结婚的硬性条件之一，因此，他们的前半生都在为子女的婚房奋斗。

3．4食品安全与环境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对人们的社会安全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经统计，村民在回答“您认为影响农村居民社会安全感的最主要社会问题是？”一题时，选择“食品安全”的有26人，占24．1％；选择“环境质量”的有31人，占28．7％；选择“青少年犯罪”的有16人，占14．8％。

4提升宁波市辖属农村居民社会安全感的路径选择

4．1优化教育资源配套，改善居民子女教育环境

首先，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努力实现城乡、区域教育资源共享，大力扶持乡村教育的发展，使乡村教育跟上时展的步伐；其次，要优化师资队伍，培养高素质的教师，尤其要注重教师责任感的培养，提高乡村教师的薪资待遇和地位，建立相应的激励和奖惩机制，促进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最后，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增加幼儿园的供应，并扶持收费低、面向大众的民办幼儿园发展。

4．2合理管控人口流动，强化社会治安常态管理

面对外来人口的涌入，我们不能“堵”，而要“疏”，这样才能标本兼治。首先，要全面了解外来人员的来源与去向，全面落实居住证制度；其次，要加强对流动人口相关法律法规的教育，提高流动人口的遵纪守法意识；最后，要完善人口流动管理机构，加强社会治安管理。

4．3规范房地产市场管理，大力发展保障性住房

首先，政府应严格土地审批制度，依法规范建房用地，对不遵守《土地管理法》的单位和个人依法给予处分；其次，政府应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管理，对其开发、流转、销售等各个环节进行监督，积极构建良好的住房体系；最后，政府应大力发展保障性住房，主动承担住房市场价格与居民支付能力之间的差额。

4．4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坚持绿色发展道路

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范文第2篇

关键词：社会心态；社会压力感；政府信任感；社会问题感

中图分类号：B8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13）01-0079-05

1.研究背景

中国的快速发展所引起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的深刻变化，令世人瞩目。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生结构性转型的同时，中国人的价值观、社会态度和行为，已经发生了令人惊异的变化（周晓虹，2009）。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心态与社会现实交互作用，是社会现实的产物。社会现实作用于人，便形成了社会心态，社会心态又反过来作用于社会现实；同时，社会心态具有社会性和弥漫性，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心理资源，是了解社情民意、社会热点和社会情绪的重要方面（李友发，2009）。因此，关注和研究社会心态，以帮助政府科学决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研究者对当今中国社会心态问题的关注，非常热切。在中国期刊网中以“社会心态”进行题名检索，论文多达数百篇，可谓研究者众多，学科门类庞杂，涉及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学、人类文化学、历史学等，但社会心态的研究绝大多数仅限于理论思辨或质性研究，较少实证研究，且为数不多的调查报告并没有充分运用统计分析技术，去挖掘数据背后的意义。究其原因，与缺乏有效的社会心态测量工具有很大关系。因此，迫切需要编制社会心态量表，以便为今后深入开展该领域的量化研究有所帮助。

文献研读中发现，研究者论述社会心态的论域和侧重点各不相同，既涉及某一特定群体的特殊心理，也泛指大众的社会心理；既分析社会心态现状，也关注社会心态建设；既有针对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心态，也有针对某一特殊区域民众的社会心态。概括已有文献，社会心态这一概念主要有以下含义：（1）社会主流价值观（徐胜，2009）；（2）认知状况。包括个体、阶层和社会三个层面的认知（王园园，2009）；（3）社会主体与客体的精神中介（程家明，1991）；（4）看法与感受（周东滨，2010）；（5）价值取向、社会共识、社会情绪和行为意向的总和（马广海，2008；杨宜音，2006）；（6）具体心态，诸如民族心态、政治心态、职业心态、婚恋心态、生活心态、教育心态、人际关系心态和价值观等（潘泽泉，李超锋，2010）。概言之，社会心态主要有三种界定：一是将社会心态等同于社会心理，认为是社会成员行为中表现出来的社会心理状态或其层面；二是将社会心态视为社会意识，在此意义上等同于国民心态、民族心态、文化心态或大众心态；三是从哲学层面加以界定，将其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中介环节，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程家明，2009）。

综合上述观点，对社会心态做出如下操作性界定：所谓社会心态，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现实作用于社会群体，产生的具有弥散性和普遍性的社会心理感受与反应。这一操作性界定突出了社会心态的经验性特点，即社会心态是人们对社会现实各个方面的感受与体验。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既相对独立，又互为交叠。

2.中国人社会心态量表维度的经验建构

程家明曾提出社会心态的五层次结构（程家明，1991）：（1）本能――需要：社会非理性层次；（2）性格――态度：社会心理结构层次；（3）认识――评价：社会理性逻辑层次；（4）意志――选择：社会实践观念层次；（5）文化――传统：社会历史沉积层次。这种结构具有明显的思辨色彩，是逻辑建构的结果，跟人们的生活经验相去甚远，也难以对相关概念操作化。

还有人依据其对社会心态的概念界定（马广海，2008），提出从社会情绪、社会认知、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意向四个方面对社会心态的概念进行操作化。然而，这样的构建同样失之宽泛，很明显是比照“知、情、意、行”这一心理现象结构来建构的。若照此操作化，那么社会情绪该如何测量？社会认知的测量指标又怎么去界定？因此，这样的结构实际上也是难以操作化的。

鉴于此，该研究认同社会心态即社会心理这一界定，在此基础上，参照中国社科院、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及王俊秀等人（2007）的研究，确定以生活满意感、社会压力感、政府信任感、社会公平感、社会安全感和社会问题感六个方面的测量指标对社会心态进行测量。这六个方面的测量指标各自形成分量表，从不同侧面反映人们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发展状况的感知及情绪，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人们的社会心态，且便于操作化。各分量表构念、指标及计分方式如下：

生活满意感分量表。单因素量表，涉及职业满意、收入满意、社会地位满意、人际关系满意、工作单位满意、生活环境满意等指标，从“不赞同”到“非常赞同”5级计分。

社会压力感分量表。两因素量表，由家庭生活压力和社会生活压力两个因子构成。其中家庭生活压力包括子女教育、住房问题、务工就业、看病就医和物价上涨等指标；社会生活压力包括人际关系、人情问题、税费负担、交通问题、社会安全、受人歧视和结婚成家等指标。从“非常小”到“非常大”5级计分。

政府信任感分量表。两因素量表，由中央政府信任度和地方政府信任度构成，包括总体满意、服务百姓、政策评价、领导力、工作宗旨和办事感受等指标。从差到好5级计分。

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范文第3篇

【中图分类号】R9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83（2013）11-0633-01

问题是影响社会安定和谐的不良因素之一。涉毒犯罪的人群中，吸毒者往往以青年人为主。大学生正处于吸毒高发年龄段，部分大学生可能出于各种原因自觉或不自觉的涉足。为了加强对大学生的禁毒教育，预防大学生吸食及涉足其他犯罪，我校自2003年开设了16个学时的校级公选课《、药物依赖基础知识及防治措施》，面向全校所有全日制大学本科生开放选修。为了了解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程度，2013年春季课程结束后，我们对于选课的同学进行了不记名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90份，有效回收90份。其中女生51人，男生39人。

2003年，为了从娃娃开始抓禁毒教育，教育部针对在校中小学生的禁毒教育提出了比较具体的要求。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会同教育部制定的《中小学生预防专题教育大纲》中规定，预防教育要在小学五年级至高中二年级进行，每年2学时，旨在提高学生的禁毒意识和防毒能力，培养禁毒的社会责任感。但是落实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对参选本公选课的大学生们第一次接受禁毒知识教育的时间做了调查，结果显示：小学阶段39人（43.3%），初中23人（25.6%），高中11人（12.2%），大学17人（18.9%）。可见目前我国的禁毒教育已经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接近半数（43%）的同学在小学阶段便开始接受禁毒教育。但是由于同学们来自全国不同地区，各地形势和大家受到教育的背景有较大差别，并不是所有的中小学都落实了教育部关于学生禁毒教育的要求，仍有将近1/5同学直到大学才首次接受禁毒教育。这个事实提示在大学里开展合适的禁毒教育活动或开设相关课程是有必要的。那么从大学生角度看禁毒教育问题又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从同学对相关问题的回答中了解了参加了学习的同学们对于该公选课的看法。通过提问此次公选课对个人认识问题是否有帮助，回答认为本课程对自己认识问题有帮助的同学为83人，占92.2%，认为一般的6人（6.7%），觉得帮助不大的1（1.1%）人。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同学觉得学习后有帮助，尽管在回答选课动机时，仅有53位同学（58.9%）是出于对此问题感兴趣而主动选修，其他被动选修者有的是出于挣学分原因不得不修的13人（占14.4%），因其他原因选修者24人（26.7%）。这一结果表明大学阶段的青年学生有一半以上已经能够主动关注这个社会问题，并有大部分同学愿意为解决这个问题付出实际的个人努力：因为有70人（77.8%）表示今后若有机会愿意成为为禁毒志愿者，仅有6人（6.7%）表示不愿意，认为无所谓者14人（15.6%）。

为了了解问题对于象牙塔里的学子的生活学习环境及安全感有什么影响，我们设计了两个问题。一是个人生活环境中是否接触过吸毒者或涉毒犯罪者，回答中有17（18.9%）人称接触过，未接触者73（81.1%）人。是否未亲自接触到这些个人就对个人生活中的安全感没有影响呢，从第二个相关问题即：“你认为问题对你生活环境安全感有无影响”的回答中，得到的答案是否认的。90人中，认为问题对个人生活环境安全感有影响者为77人（85.6%），远远高于有过实际接触者所占比例。认为无影响者仅13人（14.4%）。可见目前我国问题的形势已经对在校大学生的安全感产生了影响。

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学校环境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学生作为社会个体存在着，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中想“两耳不闻窗外事”、独善其身也是有一定困难的。本调查显示此次选课的江汉大学同学大部分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愿意成为禁毒教育志愿者。这些青年学生拥有一颗愿意远离，积极向上向善的心灵，应该是我国禁毒事业的希望所在。

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范文第4篇

要；环境创设；家庭

【中图分类号】 G6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6）09―0033―01

人是身心结合的统一体，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幼儿的心理是否健康不仅关系到幼儿身体的正常发育，而且关系到幼儿今后的人生走向。在工作实践中，我们发现，相当一部分幼儿存在心理障碍，他们的孤僻、妒忌、胆怯等心理，以及由此产生的任性、自私、霸气等行为，难以适应未来社会的生存环境，因此，维护和增进幼儿的心理健康已成为我们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下面，笔者结合工作实践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心理需要对幼儿心理健康的影响

首先，要热爱幼儿、关注幼儿。幼儿渴望着我们的爱与关注，我们的爱与关注对幼儿心理的健康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幼儿说喜欢某某老师，因为“她帮我梳小辨”、“出去散步时，她总是牵着我的手”，老师的这些行为，有些是有意的，有些是无意的。但在幼儿的心理却都代表着老师对他们的爱和关注，所以，我们应通过各种形式向每个幼儿明白地表示我们对他们的爱与关注，满足幼儿被关注和被爱的心理需要，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

其次，满足幼儿心理安全需要对其心理的健康成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离开父母来到幼儿园的孩子来说，如果教师能关心他们的情感需要，对他们温柔友好，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是处于安全的心理环境之中，反之，如果幼儿入园后得不到相应的关怀和温暖，就会处于心理不安全、情绪不稳定的状态中，就会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因此，幼儿园应建立民主、平等、和谐、宽容的师生关系，关注幼儿的心理安全需要，让幼儿在一个宽松、愉快、没有外在心理压力的环境中健康茁壮地成长。

最后，多给幼儿自由活动时间。自主活动是幼儿心理健康成长所必需的，幼儿生性好动，每个幼儿都有自主活动的心理需要，因此，我们应该创造条件，尽量满足幼儿各种合理的心理需要，以便能更好地促进幼儿心理的健康发展。

二、环境创设对幼儿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

环境是孩子成长的摇篮，是孩子的乐园，幼儿的学习乃至整个发展都是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完成的。陈鹤琴先生曾经说过：“怎样的环境就得到怎样的刺激，得到怎样的印象。”也就是说，幼儿可以依据不同的环境，建立起新的行为习惯和方式。

1. 要加强外部环境建设。幼儿园的园舍建设应有足够的空间，满足幼儿正常的活动及起居的需要，应尽量保证幼儿园内及周围的空气清新、光线充足、无噪声污染。园内应有足够的绿化面积，室内外装饰和布置应烘托出一种促使儿童积极向上的气氛。

2. 创设良好的游戏环境。一个良好的游戏环境，必须渗透在一个富有情感色彩的心理氛围之中，幼儿期是情感体验迅速发展的时期，随着年龄的增长，其社会性要求开始增强，伙伴之间的情感交往、教师的和蔼可亲都是他们渴望得到的心理环境，而只有在这种心理环境的支配下，孩子才会安全、自信、大胆地进行游戏，因此，教师要真正读懂孩子这本书，一切从孩子出发，多给孩子一些微笑与鼓励，以一个孩子的身份去观察孩子，了解孩子，尊重他们的意愿。此外，应设置内容新颖、构思巧妙、使孩子能想、能说、能做，并富有情趣的环境，如在室内设置语言区、结构区、益智区、美工区、表演区等天地，充分开发孩子智力，调动挖掘每一个孩子的长处，培养他们的自信心与竞争意识。

3. 建立良好的幼儿群体，培养幼儿健康的心理品质。同伴关系对儿童的全面发展具有长期的、重大的影响，在同伴中受欢迎的幼儿有安全感，而被排斥的幼儿和被忽视的幼儿会产生孤独感、自卑感。当前，独生子女占大多数，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对其社会性发展更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教师要以“大朋友”的身份参与到幼儿同伴交往中，并积极引导幼儿建立起平等融洽的同伴关系。

三、家庭对幼儿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

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范文第5篇

如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下一步改革的难度会越来越大。第一，资源配置方式的多样化引发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激烈冲突，资源配置存在的一些不合理、不合法方式导致人们利益直接受损的现象引发了人们对社会的不满；第二，市场经济主体的多样化导致人们就业方式多样化，带来了不同行业、不同单位的收入差距，由不合理收入分配方式造成的收入差距日益成为人们对社会不满的重要因素；第三，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要素日益多样化，目前劳动要素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所占的比重明显偏低，引发了占劳动就业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对社会的强烈不满；第四，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改制导致一部分职工下岗分流甚至权益受损，引发了分流下岗职工及其家庭对社会的不满；第五，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国外市场变化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日益扩大，由此可能引发员工权益保护和大规模失业等社会问题，―旦应对不及时，员工合法权益得不到合理维护，就可能引发社会不满甚至酿成事端。种种对社会不满的因素会聚在一起，很容易造成社会心理失衡，进而影响社会安全稳定，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甚至可能酿成影响社会安全稳定的重大。因此，如何及时了解、把握广大人民群众的各种诉求，引导人们把对社会的不满情绪通过正常合理的途径反映、宣泄出来，切实保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逐步实现各种利益关系的合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是社会管理工作必须研究的新课题。

社会结构调整滞后于经济结构变化带来的社会不适日益明显

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两个最基本结构，其中经济结构是观察、认识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社会结构是观察分析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状况、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重要指标表明，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有些经济结构指标甚至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但社会结构指标并没有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而实现整体转型，多数社会结构指标仍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第一，经济主体日益多元化，社会管理的原则日益遇到挑战，对不同经济主体的管理难度明显加大；第二，社会组织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的管理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第三，中国的就业市场不完善，就业结构不合理，就业压力巨大，社会困难群体在就业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害；第四，中国的消费结构不合理，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支出过大，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沉重的经济负担，严重影响了我国消费结构的改善和升级，严重制约了人们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提升；第五，中国社会建设水平滞后，社会建设支出比重偏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会建设工作刚刚起步，社会保障覆盖率低，社会安全保障水平低，导致人们抗社会风险的能力普遍较低，对社会的总体满意度较低。因此，如何适应经济主体多元化的形势，加快我国社会结构调整，提升社会安全保障水平，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社会管理工作必须破解的重大难题。

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收入差距继续拉大引发的社会分化正在凸显

第一，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越来越趋向于表现为职业的分化，造成体力劳动者与非体力劳动者、管理者与非管理者的日益分殊；第二，根据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不同，中国可大致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社会阶层的分化十分明显，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第三，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开始出现刚性化和固化的趋势，贫困阶层和富裕阶层的社会地位出现了代际传递迹象；第四，贫富差别、城乡差别、行业差别、地区差别持续拉大，激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第五，收入分配秩序的混乱进一步降低了人们对现行社会分层结构的认同度。人们对上层精英群体所拥有的财富和声望的合法性或正当性产生了质疑。因此，如何更好地调节好过大的收入差距，调整好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社会整合，重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认同、信任与团结，是社会管理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快速推进的城市化与滞后的社会管理导致的社会失序正在增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9年的46％左右，总计有超过4亿人口进入城市就业、生活，给城市和农村的社会管理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第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导致大量的农村集体土地被政府征用为城市建设用地，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原有的传统村民社区在短时间内被“瓦解”，一些村民成为没有土地、没有职业、没有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第二，由于城乡二元体制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等现实原因造成农民工很难享受基本公共服务，难以参与城市公共生活，特别是随着90后等新一代农民工的出现，劳资矛盾和农民工维权事件将逐渐增多；第三，城市化进程产生了一个因失业、下岗、患病、残疾、孤寡等而形成的城市生活困难群体，他们居住的老旧小区、平房区，危旧房多，卫生条件差，市政基础设施缺乏，公共服务匮乏，社会管理薄弱；第四，城市化进程中的旧城改造涉及众多主体的利益格局调整、原有居民的安置补偿等，容易引发矛盾纠纷；第五，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导致农村出现大量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群体，由于自我保护能力弱，他们普遍缺乏安全感，精神和情感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家庭生活和劳动负担重，生活质量不高；第六，随着大量农村精英的流失，大多数农村的基层组织建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第七，快速城市化造就了数量越来越多的由陌生人组成的城市社区，社区居民之间普遍缺乏畅通的互动渠道，基层社会管理力量薄弱，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常常出现矛盾纠纷，却缺乏有效的化解途径。因此，如何适应快速城市化的需要，适时调整完善包括户籍管理、社会保障等在内的社会政策，推进社会建设，切实加强城乡基层社会管理，加大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力度，为城乡居民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是社会管理工作无法回避的难题。

高度流动性社会引发的社会风险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开始在不同地区之间大规模流动，人口流动的范围已经从国内不同地区扩展到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据统计，全国有约2亿多人口处于流动状态，有300万外国人在中国长期居住生活。学者们指出，包括人、财、物、信息等在内的社会资源的大规模流动已经蕴藏了巨大的风险，而且会强化其他原因产生的各种社会风险。中国社会正在由低度流动性的社会演变成高度流动性的社会，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都因社会流动性的增加而被放大。因此，如何更好地认识和把握高度流动性社会的规律，更加充分地认识和控制现代社会的各种风险，创造出更具适应性、更具灵活性的现代社会动态管理模式，是社会管理工作面临的艰巨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