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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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起点范文第1篇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 转贴于 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

(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　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　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起点范文第2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教学改革

政治经济学作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政治经济学出现被不断边缘化和被架空的困境，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而把西方某些学派、某些理论奉为教条，从而西方经济学大有取代政治经济学的趋势。比如我们学院的所有经济、管理类专业，只有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其他专业只开西方经济学，由此可以管窥全貌。鉴于我院政治经济学教学不断弱化，师资力量萎缩，课程建设不足的现状，在我院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改革中，重点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保证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效果。

1 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对某一学科研究内容、范围或方向的高度概括，它是学科研究的起点，学科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内容与方法的区别。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对学生把握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理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在物资资料的生产过程中，首先要与自然界发生关系，其次人们彼此之间也要发生关系。前者表现为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问题，也即经济行为的生产力方面，后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经济制度或生产关系方面。当今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均脱胎于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性之一是其研究对象体现在上述两方面内容的统一，即在一定的经济制度背景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把古典经济学中包括的制度分析即生产关系的内容剔除，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数学模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或经济运行机制问题。但是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制度下完成的，不同的经济制度其资源配置效率是不同的，西方经济学把制度因素排除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之外，将古典经济学庸俗化，是其局限与片面的地方。只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在它强烈阶级性的基础上，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现象的本质，以及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规律，揭示资本主义运动的特殊规律，并以此为理论依据，科学地阐明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论证，从而对20世纪社会发展产生了的深刻影响，这是马克思伟大的地方。

2 深化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效果

2.1 教学内容方面

首先，在基本理论知识传授的基础上，注重知识的深化与拓展，同时注意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可以借鉴西南财经大学刘灿教授在讲授剩余价值理论时对教学内容的处理。刘教授在教授这部分内容时，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拓宽。在纵向上从资本生产方式的建立过程说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客观必然性，使学生更深、全面理解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在横向上，结合当前经济现实对剩余价值概念进行拓宽，提出了剩余价值范畴的界定问题，提供了特殊范畴、一般范畴、统一范畴三个问题供学生思考，深化了学生对相关概念的理解，也为学生的经济学思维、科学思维的建立提供了方向。其次，在整个教学体系的把握上，不再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而主要还原为资本主义的教学内容；围绕揭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必然性而展开，至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方式，则不一定是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的唯一途径。

2.2 教学方法方面

在传统的课堂理论教学的基础上，采用多种实践性教学模式，比如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将政治经济学与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实践相结合；还可以采用比较教学法和讨论教学法。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观点、思想主张方面存在差异，导致经济学教学中的“自我否定”现象。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为什么同一经济现象运用不同经济理论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解释，从而解决学生的学习困惑问题。讨论教学法在促使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与研究方法去观察与分析现实经济现象，锻炼学生的沟通能力与应变能力方面很有帮助，讨论教学的目标、内容、过程控制等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教学研究和实践中不断完善。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起点范文第3篇

亚里士多德用大树做比喻，把人类的知识分为三个部分：树根部分是最基础的第一部分，它是一切知识的奠基，即metaphysics，中译《形而上学》；作为主体的树干部分是第二部分，即物理学；表现为树枝的第三部分是其他自然科学。这个树根，也就是这个基础，即亚里士多德的being as being，就是古典哲学中至高无上的第一哲学。由于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分化自哲学，所以现在全世界都是显学的经济学，本质上就是一种哲学，是我们认识经济现象或解释经济活动的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

说经济学是一种哲学，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经济学的发展趋势非常不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的主流经济学追求的是向物理学等所谓的“树干”科学的靠拢，表现为去哲学化或去形而上学化的与树根的分离。琼·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哲学》，就是这一过程中这位英国古典经济学传人以卡尔·波普的方法论和科学价值观为基础向“树根”回归的努力。

罗宾逊夫人是古典经济学的最后传人，也是自希克斯之后英国剑桥经济学派的掌门人。在经济学理论发展史上，她有过三次革命性创新，即不完全竞争理论的提出、对有效需求理论的阐释以及对正统资本理论的毁灭性抨击。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些只是“一种突破”。由于“革命”是指“改变了对基本问题的思考方式”，而“突破”是指“没有颠覆传统的看法或结果，只是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开始”，因此，尽管罗宾逊夫人在《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中谦虚地认为该书只是“提供了一箱分析工具”，但因为不完全竞争“为置身于荒凉地区的人们提供了旅行指南”并填补了“垄断与竞争之间的中间地带”；而凯恩斯经济学的阐述和资本理论的争论使罗宾逊夫人确立了新剑桥学派分析方法，所以，罗宾逊夫人是“革命”，而非仅仅止步于“突破”。罗宾逊夫人本人也认为她是“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理论和模型做了一次春季大扫除。抛弃所有自相矛盾的命题、不可度量的量以及无法定义的概念，并重新建构一个分析基础”。

《经济哲学》是一次更为彻底的“春季大扫除”。

《经济哲学》出版于一九六二年，全书由罗宾逊夫人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系列讲座的讲稿整理而成。虽说罗宾逊夫人在书中使用了非技术性语言以争取更多的读者，但因为该书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检讨从斯密到马克思以至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基本原理（罗宾逊夫人的另一本著作《经济学的异端》则从历史演变角度对相同问题进行了检讨），所以读者必须首先具有古典正统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知识背景，才能完全读懂该书。

经济哲学是经济学最本质的部分，是经济学构建自身科学大厦的基石。如果理解了维特根斯坦的那句话：上帝准许哲学家洞悉置于每个人眼前的事物（《文化与价值》），那么，经济哲学就是对那些无法用数学公式和统计图表来解决的经济事务和经济制度的性质做的智性思考。由于罗宾逊夫人一直认为“任何一种经济体系都要有一组规则，一种能对经济体系进行评价的形而上学，一个存在于个人心中并迫使他遵循的道德心”，因此罗宾逊夫人的形而上学讨论由来已久，由她挑起的那场两个剑桥资本之争，实质上就是一场形而上学争论。虽然两个剑桥争论的对象是资本，但从那时以来，资本就没有再在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出现过，并一直是当代经济学理论中最为无用的部分。用形而上学概念解决形而下问题的古典分析方法，也在经济学分析中失去了踪迹。贴近物理学分析的形而下分析成了当今显学。在这一过程中，罗宾逊夫人的身份日渐复杂，主流经济学家的身份逐渐模糊，非正统经济学家的形象日渐显现。

表面上看，两个剑桥之争表现为同是以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两个学派对继承和发展凯恩斯理论的争论，究其实质，却是如何进行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在罗宾逊夫人看来，凯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揭示了经济危机的根源。虽然有效需求不足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组成，但消费需求不足是主因，引致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则是社会分配不公。因此，罗宾逊夫人主张从分配入手，对价值、效用以及积累和发展等进行概念式分析，以解决现实问题。萨缪尔森对凯恩斯理论的理解与罗宾逊夫人不同。萨缪尔森也认为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构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危机的根源。但萨缪尔森是根据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以及消费倾向等因素来探讨提升有效需求的途径。因此，使用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现实进行干预的形而下手段，是美国剑桥学派的凯恩斯主题。

不同的分析方法反映了经济学家基于价值评判的不同经济分析指向。

在罗宾逊夫人眼中，“历史不断产生出新的问题，旧的（经济学）讨论马上就成了问题”。因此，经济学要采用包括过去的论证方法和观察世界的方法在内的各种方法来解释现实问题。经济学借以获得发展的第一个问题是重商主义关于国际贸易的讨论，重商主义关注的是海外贸易商人，斯密的经济学虽然从批判重商主义的国际贸易论调开始，但和李嘉图一样，捍卫的是资本家的利益；马克思则将斯密和李嘉图的论点转过来为工人辩护。到了马歇尔，基于贷款利息收入的食利阶级成了理论的主角。鉴于此，罗宾逊夫人认为古典经济学过去采用的是阶级分析方法。从魁奈开始，经济分析的基本对象就是农民、地主和手工业者，斯密只不过将这幅中世纪图景改成了由工人、资本家和地主组成的社会结构。由于三个阶级有三种不同的收入，所以总产品在他们之间的分配决定了经济的发展。斯密之后的李嘉图指出，“确定这种分配的法则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问题”。

罗宾逊夫人认为李嘉图的阶级讨论比斯密纯粹。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商品的价值由劳动的支出时间决定，不过商品要由资本、劳动和土地三者分配。在分配中，劳动者得到相等于满足劳动者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即工资；资本家得到利润；地主得到地租。因此，在劳动生产率一定的条件下，如果想提升利润，就必须实行自由贸易，用进口廉价粮食的方式压低满足工人生存所必需的粮食的价格和地租。

很多人据此认为，罗宾逊夫人的分析是回归李嘉图，美国的新古典综合是回归斯密。理由很简单，罗宾逊夫人重视分配，所以她以李嘉图的分配为分析起点；新古典综合则以斯密的分工为分析起点，重点讨论分工以及专业化和自由市场经济交换的均衡。但这里有个矛盾。罗宾逊夫人一直认为“经济学缺少爱”，她的经济学不仅要反映现实问题，还要为社会送去爱。基于这种观念，罗宾逊夫人认为，斯密的经济分析“是以自然规律为依据的道德哲学，他不赞成人们之间的关系缺少人情味”，相反，“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表明他非常重视道德，并且当然希望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个伦理基础”；但是，“功利主义者李嘉图认为，三个阶级之间的关系是理所当然的关系”。正统经济学承续李嘉图分析，认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必将导致社会的共同利益，因此道德问题被一笔勾销。虽然道德问题与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密切相关，但是既然正统经济学告诉人们，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没有利害冲突，那么，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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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追求个人利益了。在罗宾逊夫人看来，正统经济学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并不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斯密本人的学说与正统经济学的斯密理论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从经济学的人文关怀上看，与其说罗宾逊夫人回归李嘉图，不如说罗宾逊夫人回归到了真正的以道德伦理为基础的斯密理论。

但是罗宾逊夫人又不太看得上斯密对剩余产品在利润和地租之间分配的讨论，尤其不屑于斯密借原始森林中的猎人以鹿交换海狸所做的关于价格与交换的讨论。在罗宾逊看来，斯密的这个“自然价格”不太自然，应该是有了交换才有价格；有了专业化分工才有交换；有了有组织社团才有专业化分工。“自然的”技术成本根本不能脱离组织生产的社会形态而独立地决定价格。因此，斯密根据原始条件下“自然的”劳动耗费（时间）比对而产生的互利交换决定的分工，显然不符合罗宾逊夫人对“价值是一种社会现象”的认识。

价值是一种社会现象的说法充分体现出罗宾逊夫人对经济学的认识，罗宾逊夫人认为，经济学不是中性科学，经济学理论与概念受形而上学意识形态的驱动。从价值观念向效用概念的发展，就不仅仅反映出经济学从古典劳动价值论向边际效用论的演变和发展。

严格地说，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是一个循环论证且无懈可击的形而上学概念。众所周知，消费者带着收入进入市场购买效用。他们不会把全部收入都花费在一种商品上。消费者如果有理性（他们当然有理性），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经济学的最大化原则，将花费在各种商品上的一元钱的边际效用（预期从购买数量的增加所获得的效用增加）和节省一元钱的预期效用的边际效用均等化，从而使自己获得最大量的总效用。理性人都这么做！

但麻烦来了。因为每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会随着购买量的增加而不断下降，因而从这里推出的逻辑是：我们手中全部收入能给我们带来的边际效用（钱总是用来花费的），一定会因为我们有更多的收入而不断下降。

那么，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

所以马歇尔就说：“对一个富人而言，一个先令所能度量的愉悦和满足，比一个穷人要小。”按照这个逻辑往下推，平均主义最符合经济学原则，再往下推，富人们都把自己的钱转给穷人好了。正是因为如此，威克塞尔才说：“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彻底的革命纲领’。”但是埃奇沃思不同意，他觉得“享受能力是进化的特征，是文明的根本标志”。帕累托则认为，将不同的效用加总计算，从而证明一个富人花费一元钱得到的效用小于穷人的做法没有意义。

不管有没有意义，对效用概念进行逻辑推理的结论是，如果没有更为根本的干预经济体系的手段，放任因商品分配的不公平而使商品的效用凭空消失，就证明了工会和累进税以及福利国家这类公平原则的正确性。但从另一方面看，效用的逻辑也证明了自由放任的正确性。每个人都自由地按自己的意愿花费自己的收入，一旦他将每一先令的边际效用均衡地花费在每种商品上，他就获得了最大的福利。再往下推论，对每个个人来说，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为了获取利益而自利的行为。“个人为改善自身境遇自然而然地、不断地所做的努力，就是一种保卫力量。”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斯密，但却是“与教授们所解释的斯密学说完全不同”的经济哲学，揭示的是经济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内容。

虽然以罗宾逊夫人为代表的将科学哲学与经济学研究融为一体的方法成为一时之时髦，并引发了对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研究范式的质疑与批判，但实用主义的美国经济学显然已经不耐烦这种思辨经济学。杰文斯早就说过，经济学如果是一门科学，那么，经济学一定是数理科学。萨缪尔森也认为，在牛顿时代之前，运用数学语言的科学就已经取代了希腊和罗马的经典理论。就像大爆炸之后的宇宙尘埃逐渐分离扩散形成不同的星体那样，经济学逐渐远离思辨传统，走上了唯科学至上之途，以至于很多人甚至认为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就在于经济学要使用数学方法并依靠数学模型进行“演绎”。威克塞尔针对瓦尔拉斯用数学方法证明“自由竞争能使效用最大化”的做法曾经说过：“仅仅因为使用数学公式表达了他认为当时自由贸易主义拥护者们使用普通语言无法表达的观点，就认为他已经对他们未曾注意的地方进行了严格证明，基本上是一种可悲的看法。”罗宾逊夫人却认为，虽然使用代数非常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x与y之间的对称关系稳定而且和谐，但数学轻而易举就完全抹掉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

或许这就是罗宾逊夫人从正统变成非正统的原因。

经济学肯定需要数学，数学推理在很多方面都比思辨推理更为清晰和简单。但经济学毕竟不是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虽获得了独立，但仍然必须紧紧扎根在哲学基础之上，就像树干只能生长在树根之上。马歇尔曾经说过，数学可以检验我们的直觉，并用来为分析结果进行速记。但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数学应该是个陪衬。但现在很多大学的经济系里，数学不是陪衬而是根本。经济学学生在学术论文中使用数学成了一个硬性要求。比如为求证“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否过大”这样一个普通人都知道的问题，学生要动用数种计量方法，寻找出十个变量进行数理推导；比如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是由央企主导”这种没有任何疑义的问题，也可以弄出n个导数求导并且扯上洋洋数万言。统计学和数学将形而上学从经济学中清除得干干净净。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起点范文第4篇

关键词：《资本论》；西方经济学；工资理论；比较

工资理论作为分配理论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形成部分，其结构和形式也就取决于生产结构以及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不断革新，生产结构有了重大变化，处于不同生产结构阶段的工资理论也发生着变化，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此外，基于不同价值理论，对工资理论的认识也存在差别。鉴于此就有必要对处于不同生产结构进程中和边际革命之前以劳动价值论与之后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工资理论做一个比较。

一、《资本论》中的工资理论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然而，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决定了“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它包括：（1）维持劳动者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2）劳动者养活他的家属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3）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费用。

马克思在阐述了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量的变化时指出了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相对量（即剩余价值率）取决于三种情况：一是工作日长度，二是正常的劳动强度，三是劳动生产力。并就其不同组合，对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相对量的变化作了详细的论述。

工资的运动规律。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论述中，指出在积累和伴随的积聚的进程中可变资本部分相对减少。并认为对劳动的需求随总资本的增长而递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和产业后备军以比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更快的速度增长。并进一步指出决定工资的一般变动的原因，即不是工人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而是工人阶级现役军和后备军的比例的变动，是过剩人口相对量的增减，是过剩人口时而被吸收、时而被游离的程度。

二、西方经济学的工资学说

斯密在工资理论上体现着二重性。一是“劳动生产物构成劳动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二是“需要靠劳动过活的人，其工资至少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否则劳动者就不能赡养家室而传宗接代了”。他认为工资的数额即劳动的市场的价格是资本家与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的结果。

李嘉图工资理论的特征是把工资理论和劳动价值论联系起来。他从劳动自然价格或价值上阐述决定工资数量的基础。这事实上已正确地确定了工资的自然基础。他也认为市场价格由劳动力供求决定。并认为货币工资有上涨趋势，但实际工资有下降趋势。

边际革命之后西方经济学的工资学说中，马歇尔的均衡工资理论认为工资并不是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独自决定的。但对于一个既定的劳动供给水平来说，工资衡量边际生产力并且等于边际生产力。“当马歇尔说工资率是在边际上决定的而不是被边际所决定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主张生产力的边际是终极原因”。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针对大萧条时期的就业问题提出刚性工资理论。并用工会、集体谈判和长期合同来解释工资刚性。

新凯恩斯主义以经济面临总供给或总需求的冲击时，就业剧烈波动而工资却呈黏性这一经济现象为背景提出效率工资理论。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在1984年建立了一个效率工资的动态模型。效率工资理论最突出的理论特色在于注意到了物品不具有能动性，而劳动力具有。

三、比较

（一）价值理论基础

马克思将正确区分劳动力价值和劳动的价值作为突破点，第一次科学完整地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其对工资理论的阐述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并以其为起点。认为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结合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对资本主义工资的运动规律给以合理阐述。

边际革命之前西方经济学的工资学说，如斯密，因其价值规定上的二重性导致的其工资理论的二重性；又如李嘉图，不能认识到工资理论的本质，最终导致其学说体系解体。这些理论的不正确性都因其不能够正确区分劳动力价值和劳动的价值。

边际革命之前西方经济学的工资学说不能正确区分劳动力价值和劳动的价值，只能说明他们在揭开劳动价值论神秘面纱时走了弯路。而边际革命之后的西方经济学的工资学说因其理论建构在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上，把客观的价值标准转向了主观的价值标准，表明他们走上了方向错误的另一条路。虽然其强调人的主观效用，但也消除了人的劳动在价值生产中的主体地位。

（二）生产结构

“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生产工具的分配，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这种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在马克思看来，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取决于生产的结构。从属于分配的工资理论也应是生产的产物，取决于生产的结构。马克思是把劳动力当做是商品来论述其价值，因此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同样由再生产它的劳动时间决定 ，亦即在生产中决定，并把劳动力的价格同剩余价值量相联系；而在考察工资时更是直接将其置于生产之中，并通过资本生产与积累的过程而造成的相对过剩人口和产业后备军来说明工资的运动规律。故马克思的工资理论是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一般的，逻辑与规律相统一的理论。

第二次工业革命及其以后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技术革命因科学的发展和燃料问题的解决得以广泛地进行，生产力极大提高，生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的有机和技术构成日益提高。资本的地位也日益突出，资本支配和统治劳动更加严重。也正基于上述原因，以边际生产力工资为基础的一些理论相继出现。

（三）分析方法

马克思的工资理论与边际革命之前西方经济学的工资学说更多的是在逻辑推理上对基于其价值理论的工资理论进行阐述，而边际革命之后关于西方经济学的工资学说的数理分析方法不断改进和丰富。

参考文献：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起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的一致；从后思索法；资本批判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10-0066-04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马克思在其经济学手稿、特别是在其《资本论》的叙述中运用的重要方法。对此方法，学者们在其论著中虽多有提及，但深究其确切所指、细致剖析其内容者甚少，且大家的理解确有很大差异，因而尚有辨析的必要。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对此方法谈得最详细，所以，我们的辨析就从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文本解剖开始。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篇构想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中心议题是说明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篇构想及其理由。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文末，马克思这样来阐述“分篇构想”：“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

“分篇构想”之前的所有论述。可以视为马克思对于自己为什么这样来分篇的说明。马克思着重说明了如下两点：第一，不能从具体开始，只能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第二，经济范畴的排列，不能依据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而应依据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第一”是说明把“（1）”放在最前面来阐述的缘由；“第二”可以用于论证：为何把“土地所有制”放在“资本”之后。

先说第一点。马克思认为，从人口等“具体”开始是错误的，因为：“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这一错误的逻辑却是思想史曾经存在的事实：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不过，错误逻辑的结果，却可以成为正确逻辑的起点：“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才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因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

关于第二点，马克思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接下来，马克思说明了“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的“普照的光”的差别：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工业、城市、资本从属于耕作、乡村、土地所有制：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情况则相反——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所以，剖析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从地租开始，从土地所有制开始”是最错误不过的了——必须把资本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

二、“逻辑与历史的一致”

在谈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时，马克思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比较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也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对此，马克思作了肯定的回答：“在资本存在之前，银行存在之前，雇佣劳动等等存在之前，货币能够存在，而且在历史上存在过。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可以说，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在此谈及的思想被学者们概括为“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它的准确内涵是：在历史上，比较简单的范畴所表现的关系存在于比较具体的范畴所表现的关系之前：正确的叙述逻辑是，从比较简单的范畴上升到比较复杂（具体）的范畴；因而，理论叙述的先后顺序与经济学范畴所表现的关系在历史上出现的先后顺序是一致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对此，马克思先后以货币和劳动为例进行说明。

货币在资本之前存在，但它在前资本主义条件下从来没有掌握劳动的整个领域，它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获得了“充分发展”，即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出它的充分的力量。而劳动，马克思认为，劳动过程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是人类生活的自然必然性，是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而与它的任何社会形式无关。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在此马克思想表达的意思有三个层次：第一，劳动贯穿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劳动一般”是“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第二，在“前现代社会”，人们往往终生、甚至祖祖辈辈从事某种（至多是极其有限的某几种）劳动；只有在“现代”社会，劳动才获得了充分发展，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因而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在此意义上，“劳动一般”，只有在“最现代的”社会形式下，“才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第三，在“前现代社会”，劳动往往只是在其特殊形式（比如农业劳动）上被考察。创造财富的劳动通常被认为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只有在“现代”社会，人们才对任何种类的劳动同样看待，“劳动”、“劳动一般”“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

马克思在这里谈及的思想同样是“逻辑与历史的一致”：经济思想的成熟程度取决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程度；只有劳动在“社会现实”中成为“无差别的”，经济学才把任何种类的劳动同样看待，“劳动一般”才“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这其中承载着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主义逻辑。

三、猴体与人体——“从后思索法”

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具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它是借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的；其中一部分“残片和因素”是还未克服的遗物，得以继续存留（比如地产、地租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存留）。原来还只是“征兆”的东西的另一部分“残片和因素”，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比如货币在资产阶级社会才得到了“充分发展”，才具有了“充分意义”）；只有认识了“征兆”在其中得以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经济”才能理解上述“征兆”（比如，在“现代”条件下，才能揭示“货币”的秘密），从而也才能理解“古代经济”。在此意义上——也只有在此意义上——“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这就是我国学者口中经常谈论的（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在我看来，这一方法只不过是在提醒人们：有必要站在历史发展的最高处，“俯瞰”较为低级的历史进程。对于这一方法，马克思还有两点非常重要、却较少被人提及的补充说明：首先，不能把“人体”与“猴体”等同起来，否则，就会像“经济学家”那样“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其次，“人体”只有在进行“自我批判”的基础上，才能理解“猴体”，才能避免对于“猴体”的片面理解。在此意义上，只有跳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狭隘眼界，才能理解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也是“片面”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所说的“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的论断，往往被我国的研究者们解释成马克思对“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说明。其实，这里的“地租”、“土地所有制”都不是前资本主义的（因而它们不是与“资本”这一“人体”相比较而言的“猴体”），乃是特指“资本主义的地租”、“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用资本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地租”、“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只不过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逻辑的要求。另外，还需提醒人们注意的是。抽象和具体的关系，不能与猴体（低级）和人体（高级）的关系等同地看待。比如，资本（具体）在一定意义可以说内在地包含商品（抽象），但资本主义生产（高级）并不能完全地包含封建的生产（低级）。

仰海峰教授在谈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时指出：如果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可以用物质生产逻辑来加以说明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逻辑只有在资本逻辑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说明；我们不可能把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简单地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只有从资本逻辑出发，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要理解生产逻辑，先要理解资本逻辑，这是资本逻辑统摄地位的确立。对此，我想说明以下几点：第一，前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可以简单地用物质生产逻辑来加以说明。马克思有云：“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第二，“在资本逻辑的基础上”说明生产逻辑，只有在“资本逻辑是生产逻辑的充分发展”的意义上，亦即马克思所说的“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这一意义上才是正确的；而且，能够在“资本逻辑”的基础上谈论的“生产逻辑”已不是生产逻辑一般。而是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第三，所谓“生产逻辑的局限”也只应理解为“抽象”（生产一般）之于说明“具体”（资本）的不充分性——正因为不充分，才需要“上升”，亦即需要说明“抽象”历史地“获得”和“叠加”的“社会形式规定性”。第四，“在……基础（高度）上理解”不能混同于“用……来理解（解释）”—科学的方法只能用“抽象”来解释“具体”，而不能反过来！（比如，只有在货币不仅是“作为货币的货币”、而且是“作为资本的货币”的“现代”条件下，才能揭示“货币”的秘密，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在逻辑的叙述上，先剖析资本，才能理解货币。逻辑叙述上，思维进程上，必须用货币、使货币发生“增殖”的社会关系来说明“资本”。）第五，生产逻辑（抽象）与资本逻辑（具体）并非“猴体”（低级）与“人体”（高级）的关系，资本逻辑对于生产逻辑的“统摄”，只是在理解为“内在地包含”（而不是“外在地支配”）时才是正确的。

四、马克思的实际叙述并不只限于“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

还有一个需要追问的重要问题是：马克思在自己著作中运用的叙述方法是否仅限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马克思认为，通过分析“人口”这个“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可以“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对此，马克思以“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来描述。而后。思维的行程又从“最简单的规定”开始“回过头来”，最后再回到人口。此时，“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对此，马克思称之为“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认为，剖析资产阶级社会从“人口”开始是错误的，但这是否意味着对“人口”这一“完整的表象”进行分析是错误的？不是的。《资本论》就运用了“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的叙述逻辑。我们以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为例对之进行说明。

马克思是以“商品”为起点开始《资本论》的叙述的。但作为《资本论》的叙述起点的并不是“商品”概念。马克思首先是把“商品”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对其“现象形态”进行分析。就“商品”呈现给人们的“现象形态”而言，它就已经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体——这也是“事实”。对这一“事实”进行“分析”的方法是，把构成“统一体”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提取”出来分别进行考察。并指出二者的差别（即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尤其是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暂时“撇开”，着重分析它作为“劳动产品”这一属性，从而“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商品价值”、“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等被“分析”出来了。接着，马克思考察了商品的二因素与劳动的二重性的关系，尤其是考察生产商品的私人劳动所取得的“二重的社会性质”，结果发现：商品不仅是“单纯作为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这样一种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而且同时又是“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的东西。从而，商品就作为“融合”了平凡的自然物和神秘的社会形式的“二重物”得到了初步的把握。此时，思维、叙述的进程才走到了初步的商品概念。至此，我们可以明了：在达至商品概念的进程中，马克思不仅运用了“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这一“综合”方法，而且是首先运用了“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这一“分析”方法。

马克思对“资本”的考察也是如此。马克思首先是在其“实现了增殖的一定量的货币”这一现象形态上展开自己的分析的。他追问的是：这里的“增殖”是如何发生的？在相继排除了三种可能之后，马克思“找到”了“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于是，“资本”作为“实现了增殖的一定量的货币”就被置于一定的“关系”——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之中了。此时，通过货币与“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综合，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资本（一般）”概念。

由此可知，《资本论》综合运用了“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和“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的叙述逻辑，马克思在自己著作中运用的叙述方法并不只限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五、对“从抽象升到具体”的方法本身的几点补充说明

第一，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方法。与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正相反，唯物主义者马克思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像有些学者那样，把这里的“上升”过程理解为经济学范畴的自我展开或先验演绎过程。

第二，两种不同的“上升”。从“商品”到“货币”的“上升”，不同于从“货币”到“资本”的“上升”。前者是事物内在矛盾的必然发展的产物——由“商品”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货币”从“商品”中的“分离”。后者的必然性应该到“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去寻找，而不应从“货币”中去寻找。由“货币”的所谓“内在矛盾”是推不出“资本”的，“资本”是一系列历史变革、一系列陈旧的生产方式的灭亡的产物。

第三，该方法有非常广泛的运用。马克思的这一方法通常被理解为“从商品上升到货币，再从货币上升到资本”的方法。这种理解是正确的，但还只是一个总的、一般的说法。实际上这一方法至少还应包括“从劳动产品上升到商品”、“从劳动过程到价值形成过程，再到价值增殖过程”、“从剩余劳动一般到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从剩余价值到利润、利息、地租等具体形式”，等等。

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与马克思的资本批判

所谓“批判”，就是考察一事物之为这一事物的独特性所在，考察它的存在条件、历史起源和历史命运。因而，所谓“资本批判”，就是考察“资本”区别于其他生产方式的特性，考察“资本”得以存在的前提，考察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的历史暂时性质。

“货币”之“转化”为“资本”，是以“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为前提的——只有在“资本一雇佣劳动”的“关系”中，“货币”才是“资本”，同时“劳动”也才是“雇佣劳动”。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其本质上，就是使“劳动”成为“雇佣劳动”的过程，也就是使“劳动者”从原有的“关系”“解放”出来（使其“自由”）。同时又使其不得不被“雇佣”（使其出卖“劳动力”）的过程。“资本”，是“物”所获得的独特“社会形式”。这一“社会形式”可以“历史地获得”，同样也可以“历史地失去”。而且，由于“资本”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的发展，会达到这样的程度：“剥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这就是“资本”的历史暂时性。

众所周知，马克思是运用“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展开其“资本批判”的。之所以必须如此，乃是因为：要说明“资本”须先说明“货币”，要说明“货币”须先说明“商品”，而说明“商品”须拿它与“劳动产品”进行比较、参照。所以，“资本批判”的“叙述逻辑”就成了从“抽象”（劳动产品）到“具体”（商品-货币-资本）的“上升”过程。“抽象”在思维中（从而在理论的叙述中）上升为“具体”的过程，“理论地再现”了“物”历史地“获得”和“叠加”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而获得其“二重性”）这一现实历史过程——“商品”是“劳动产品”获得了一定“社会形式”的产物，“货币”是作为“劳动产品”的金银获得了“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这一“社会形式”的产物，“资本”则是在“货币”的基础上“叠加”了“能够带来剩余价值”这种“社会形式”的产物。“上升”过程的主要理论任务在于。剖析那个能使“抽象”上升为“具体”的独特“社会形式”。因为“上升”过程的主要困难并不在于说明“具体”是“抽象”，而是在于说明“抽象”为何、如何是（成为）“具体”：劳动产品在何种条件下会成为商品（生产商品的劳动的独特社会性质何在）？商品生产的发展为何必然地会分离出货币？“作为货币的货币”在何种条件下才能转化为“作为资本的货币”？剩余价值通过怎样的“社会机制”被必然地分割为利润、利息、地租等具体形式？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⑾⑿⒀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41、41—42、42、48、48—49、43—44、44、44、44—45、46-47、47、29、42页。

⑩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2页。

⒁仰海峰：《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哲学研究》2010年第11期。

⒃所以，当我们说“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体”时，我们只是说出了一个“事实”，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而绝不是在给“商品”下定义。

⒄之所以是“初步的”，乃是因为：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所具有的神秘性质，此时还尚未被“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