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交通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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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道路交通安全法》；问题；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答复》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自颁布以来，引起了社会各界关注。尤其对该法第76条关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规定，存在不同的理解，争议不断。[1]论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认为该法充分体现了人本主义的立法思想，充分保护了作为弱者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利益;反对论者则认为该法对行人的“偏袒”和对机动车的“苛刻”损害了社会公平，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2]于是，侵权法学者纷纷在各大报纸上撰写文章，以表明自己观点和态度，同时，对其他观点进行了评析。[3]这些观点无疑对我们从宏观上正确理解和适用该法第七十六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问题远没有解决，因为该条及第17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我国将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该制度与原有的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需要正确理解与适用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随着《道路交通安全法》于2004年5月1日起施行，原有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随之废止。《办法》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也随之失去法律效力。《道路交通安全法》又没有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项目的标准。于是，因道路交通事故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从特别法步入了普通法，在审判实践中就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的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众所周知，《办法》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远低于《解释》的相关规定，同时，《解释》规定2004年5月1日后新受理的一审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本解释的规定，也就是说，不管事故是发生于2004年5月1日前，还是发生于2004年5月1日后，只要是2004年5月1日后受理的，均适用《解释》的规定。由此，2004年5月1日后受理，就成为适用《解释》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的惟一标准，而对事故发生的时间，特别是对车辆所有人（即车主）与保险人签订的保险合同中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的约定等均在所不问。这就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新的人身损害赔偿审理标准是否适用于未到期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问题。对该问题，已引起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关注。该委就此问题向最人民法院咨询，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以法研[2004]81号《关于新的人身损害赔偿审理标准是否适用于未到期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称，“投保人与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有关‘保险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以及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单载明的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约定只是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的计算方法，而不是强制执行的标准，它不因《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失效而无效。《解释》施行后，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既可以继续履行2004年5月1日前签订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也可以经协商依法变更保险合同。”《答复》对该问题的回答是否适当与全面，就成为另一个需要正确理解与适用的问题。
二、第三者责任保险与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50条第2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故在我国法上，责任保险即为第三者责任保险。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前，第三者责任保险属于自愿保险的范围，即投保人和保险人通过自愿的方式，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保险合同来实现的一种保险。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该规定中的第三者责任保险与《保险法》第50条第2款规定的责任保险相同，不同的是该责任保险属于强制保险，即指依照国家的法律规定发生效力或者必须投保的保险，而不是当事人自愿购买的保险。可以看出，二种保险均属于责任保险，这是相同点。
二者的主要区别是：(1)前者是自愿的；后者是强制的，即法定的。（2）前者的目的集合危险，分散损失；[4]后者不仅包括前者的功能，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填补受害人的损害，使其得到快捷、公正的赔偿。[5]（3）前者，保险公司以赢利为目的；后者则不以赢利为目的，在保费与赔付之间总体上应做到保本微利。（4）前者属于自愿的保险，故，保险人是否决定承保、如何承保或承保的多少均有选择余地；后者则属于强制或法定保险，保险人不得拒绝投保人投保，即属于强制缔约。[6](5)前者属于商业保险，保险公司可以其他保险捆绑销售；后者则属于法定责任保险，保险公司不得与其他保险捆绑销售。（6）前者的保险金额与保费，原则上由当事人协商确定；后者则由保监会做出指导性规定并随着经济发展适时调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有相同的规定。如日本《汽车损害赔偿法》第13条。[7]我国台湾地区《台湾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25条。
综上，第三者责任保险与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不是一回事。不能将《保险法》上的第三者责任保险等同于《道路交通安全法》上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将二者混同的观点，都将导致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错误理解，更将导致不妥当的适用。关于二者的关系，在适用时，有三种情形应引起注意：
（一）作为机动车的所有人能否在投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后，投保第三者责任保险，如能投保，发生交通事故时，保险公司如何进行理赔？
如前所述，二种保险属于责任保险。而责任保险又属于财产保险的范畴。根据《保险法》第41条第2款规定：“重复保险[9]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各保险人的赔偿金额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该规定是财产保险责任限定原则的具体体现。因此，机动车所有人在投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后，可投保第三者责任保险。但各保险人赔偿金额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需要注意的是，该条适用的前提是保险险种均属商业保险，基于保险当事人的自愿而发生，因此，在第三者责任保险属于商业保险，而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属于法定保险的情形下，不能适用该条后句，即除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而应当先由承保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理赔，不足部分，再由承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公司理赔。但各保险人的赔偿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这样适用的目的在于充分尊重保险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体现约定优先的民商法原理。另外，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设立目的是为了填补受害人的损害，使其得到快捷、公正的赔偿。而第三者责任保险的目是主要是为了被保险人的利益，即分散损失而设立的。二者相比较，首先由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能更充分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
（二）机动车所有人先后向不同的保险公司投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当发生保险事故时，各保险公司应如何承担责任?
对该问题，因我国还未制定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具体办法，所以，在我国法上没有规定。在司法实践上发生此类案件，可以借鉴日本《汽车损害赔偿保障法》第82条之2[重复契约情形的免责]的规定，即就一辆汽车缔结二个以上的责任保险（在此指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契约，保险公司就上述契约中最早缔结的契约以外的契约，免除在与最早缔结的契约的保险期间内发生的因汽车运行事故产生的损害真补、损害赔偿额的支付、先付金的支付。[10]该条规定确定了投保时间优先规则，由最早缔结保险契约的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其后的保险公司免责。同为法定保险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适用投保时间优先规则，能充分体现法律的公平与公正。但无论如何，不得超过保险契约约定的保险金额。同时，对法定免责事项以外的赔偿，其他保险公司应当赔偿。
（三）投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车辆共同致人损害，保险人之间应如何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根据《解释》第3条第1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说，机动车的所有人或使用人之间，在无意思联络的情况下，[11]只要其违反操作规范[12]的行为直接结合而共同致人损害的，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之间即应承担连带责任。但作为承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各保险公司之间对此应如何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我国现有法上没有规定。可资借鉴的是台湾地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34条：“汽车交通事故系由数汽车所共生或涉及数汽车者，依下列规定处理：
一肇事汽车全部或部分为被保险汽车者，受害人或受益人得在本法规定之保险金额范围内，请求各被保险汽车之保险人连带给付保险金。”[13]该条规定设立了各保险公司对支付保险金负连带责任。结合我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立法，可以证明上述立法可以适用于我国司法实践。我国《保险法》第50条第1款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日本《汽车损害赔偿保障法》第16条第1款：“第三条规定的保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发生时，受害人可以政令之规定，在保险金额的限度内，请求保险公司支付损害赔偿额。”[14]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28条规定：“被保险汽车发生汽车交通事故时，受益人[15]得在本法规定之保险金额范围内，直接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据此，学者认为受害人可以直接以保险公司为被告提讼主张损害赔偿，请求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对受害人负有无条件支付义务。这种请求权是法定的请求权，并且独立存在。[16]当受害人直接向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金时，各保险人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连带责任，使受害人及时、足额地得到赔偿，有利于受害人利益的保护。
三、《答复》回答的问题是否适当、全面
道路交通安全法范文第2篇
这里牵涉到的上位法,指的是2004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该法第76条确定了交通事故中的无过错赔偿原则,它被认为是交强险费率高的一大主因。
《道交法》第76条是这样规定的: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
根据该条款,所谓的无责赔付,也就是该条的第二款,是针对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发生事故的赔偿原则,体现的是对弱者的特殊保护原则,并不适用于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在实际生活中,如果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发生涉及人员伤亡的事故,则基本上已被列入交管部门的事故统计范畴,基本上属于已有数据做参照的“可控”范畴;如果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发生事故却不涉及人员伤亡,则牵涉到财产损失赔付的概率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小概率事件”。因此,机动车与行人、非机动车之间的无责赔付原则,应该不会导致交强险费率的大幅度提高。
但在实际生活中,无责赔付原则有可能被误解误用。有一位网友留言说:“俺在停车场停着的车被人撞了,俺还要赔撞俺的人,大家说天下还有讲理的吗?”如果在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也大量实施甚至滥用无责赔付,则不仅与法律责罚相当原则、弱者保护原则相悖,也与人们的生活常识人情世故相悖,不仅相当滑稽,而且必将导致保险资源和机动车主之间时间、精力的巨大浪费。因为一个再小的交通事故,都会把相关的所有车辆及其背后的多家保险公司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它在极大地浪费了保险资源及其他人力物力的同时,却不可能增进社会的福利。
导致交强险费率高企的,是机动车之间大量不涉及人员伤亡的轻微交通事故导致的财产赔付。一次小小的刮蹭,就导致两辆车甚至更多车辆高低不等的维修费用。就是在这其中,可能浪费大量的交强险保费资源。
道路交通安全法范文第3篇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这是我国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明确提出机动车必须参加强制三者险。业内人士指出，尽管此前我国许多地区已经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实施了第三者强制保险制度，但覆盖面仍不完整，该法的实施无疑也将会扩大其市场规模。而通过执法机关的行政强制权力，保险机构在提高三者险承保率的同时，可以带动车损险、附加险等车险业务规模的扩大。
同时，由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加大了对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如第91条对酒后驾车和第101条对肇事逃逸行为的处罚规定，都有利于遏制交通事故，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频率，从而降低车险的索赔频率，改善车险的经营风险水平。这对于目前经营业绩普遍不理想的车险业来说，无疑是一个潜在的“利好”。
有关专家表示，由于强制三者险属于责任险的范畴，随着《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逐步深入实施，将会使社会公众进一步认识责任保险这样的保险产品，有利于增加责任险的社会认知度，这对财险业加快发展包括公众责任险、雇主责任险、职业责任险等责任保险产品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尽管推行强制三者险对财险业是好事一桩，但有关专家也认为，是机遇不假，但更多的是考验。比如，《道路交通安全法》将当前依据事故双方的过错划分责任模式改为过错推定模式，也就是说，当行人或非机动车驾驶人和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时，机动车作为过错推定方，除非后者能够证明前者有过错。同时也提高了受伤事故的经济赔偿标准，将交通事故的人身死亡补偿费赔偿最高年限由目前的10年调整为20年，这些都可能增加强制三者险的赔付率，甚至带来该项业务的亏损。
同时，该法规定，发生受伤事故时，保险公司要在保险限额内垫付抢救资金，这与目前理赔业务中受伤人员出院后再结案的操作流程完全不同；对于损失金额小、未发生受伤的事故，交管部门将采取快速处理方式，这也与目前车险业务理赔过程中，要求交管部门提供责任划分证明的做法产生矛盾。而在这两个环节中，机动车驾驶者道德风险的控制难度也将进一步加大。
而该法第70条“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未造成人身伤亡，当事人对事实及成因无争议的，可以即行撤离现场，恢复交通，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等规定，意味着部分交通事故可以“私了，这就给保险公司的车险经营带来挑战。因为当事人一旦迅速撤离，事故第一现场就会消失，保险公司的现场查勘率将会大大降低，从而为理赔的定责定损工作带来更多困难；同时，由于”私了“缺乏第三者的监督，也会增大道德风险。因此，如果不能把好可以”私了“事故的理赔关，将会给保险公司的经营带来巨大损失。
与此同时，在强制三者险的运作过程中，保险公司需要和交管、医疗、财政、监管等部门，以及事故当事人、业内其它主体进行沟通协调，与商业性三者险业务相比，需要保险公司的沟通协调效率要大大提高，否则可能直接影响强制三者险的顺利运作。
道路交通安全法范文第4篇
另据不完全统计，今年5月至9月，全国公安交警部门处罚减少80％，扣留车辆减少40％，扣留证件减少74％。
杨钧表示，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一年来，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严格按照新法确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基本制度，部署工作进程，调整工作措施，制定和完善执法程序、执法依据，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工作，积极推进地方立法进程。5月1日起正式实施以来，全国交通秩序总体情况有所好转。新法内容在较短时间内为广大交通参与人所知晓、理解并遵守，交通参与人的交通安全意识和自觉守法意识有所提高。
杨钧介绍，很多地区的交通违法行为，特别是一些容易引起交通事故，带来交通事故隐患的交通违法行为明显减少，比如北京，交通法实施以后，原来每天有交通违法400人到500人，现在经常不到100人，违法行为大大减少。
“道路交通安全法要求，交通警察在处理违法行为的时候要把教育的手段用到位，要适当减少处罚，特别是对轻微的违法要减少处罚。”杨钧说，道路交通安全法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如果这个理念在公安交管部门的执法过程当中得到更好的执行，我国的交通致死数量会减少，我国的整体交通环境会有较大改观。
道路交通安全法范文第5篇
这起行政复议案件的事实并不复杂，但行政复议决定的作出却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状态，无论是作出维持、还是变更、撤销等决定都存在值得推敲之处。
一、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人民法院对犯罪嫌疑人（被处罚人）作出有罪判决前，不能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决定。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1条第1款规定，“ 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
由此可见，“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在下文论述）。这其中隐含两个条件关系，其一，“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 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其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 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被处罚人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必须以被处罚人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为前提。
《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即人民法院的判决是确定有罪的必要条件。具体到本案，非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任何人不得确定严某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
在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之前，公安机关不能对严某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决定，这主要是由该行政处罚的依附性决定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1条第1款规定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从表面上理解“依法追刑事责任”与“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二者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是并列的，但因为均以“构成犯罪”为必要条件，必要条件的特征是无之必不然，有之未必然，否定前件则否定后件，行政责任必然地依附于刑事责任。
也许有人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1条规定的“构成犯罪”与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涉嫌犯罪”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我们认为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在此不再赘述。
在办案实践中，有些民警坚持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是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主要依据是公安部颁布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49条，该条是这样规定的，“对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需要吊销当事人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在移送案件之前，由设区的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决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已扣留的机动车驾驶证标记吊销，存入交通事故案卷，并将公安交通管理转递通知书转至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车辆管理所，由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车辆管理所注销其机动车驾驶证。对交通肇事逃逸人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由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车辆管理所将对其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决定记入全国公安交通管理信息系统备案”。“移送案件之前”的涵义该规章没有明确规定，但从全文的结构分析，应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起诉前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决定。这条规定从立法技术上来看是值得商榷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以自己无权最终确定的事实为依据对被处罚人进行处罚是明显不适宜的。如果法院作无罪判决，那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所作出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将以什么为支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二、被处罚人的行政司法救济权利是张“空壳”，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三种救济途径均为死胡同。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1条第1款之规定，“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不仅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充分条件。充分条件的特征是有之则必然，无之未必不然，否定后件则否定前件。换句话说，就是要想撤销、变更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先要否定被处罚人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
对被处罚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进行重新评价，不是行政复议机关的职能，只能由人民法院通过启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来解决，而启动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权能属人民法院或经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行政复议机关是无权启动该程序的。
人民法院是否可以作出撤销或者变更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行政处罚决定的判决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在行政程序中，人民法院是不能作出撤销或者变更之判决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侦查交通肇事犯罪的公安机关往往与有权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行政处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属同一人民法院地域管辖。如本案中，侦查机关是A县公安机关，具体部门即是A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而有权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行政处罚决定的是B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审判交通肇事犯罪的是A县人民法院，而受理不服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行政处罚行政诉讼案件的是B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两个同级人民法院之间，一方不能要求另一方启动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也不能对另一方已审结的刑事案件进行重新评价。即使是同一人民法院管辖，该法院又采取什么方法以行政诉讼程序去解决刑事诉讼程序问题呢？――只有另行启动刑事审判监督程序。
被处罚人另一个寻求救济的途径是请求国家赔偿。基于同样的理由，必须启动刑事审判监督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