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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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的影响范文第1篇
引言
人口红利是指当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较低时，劳动力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的额外源泉。近年，我国人力资源成本大幅上涨，人口红利下降趋势明显。经济环境变化将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产生影响，也必然会波及为人力资源管理服务的人力资源会计，这种“衍生性”影响不应被忽视。
人力资源会计应用仍处于困境中
自20世纪80年代人力资源会计引入我国以来，我国学者对其进行了持续研究，理论上取得了一定成果，应用却相对滞后。笔者选择了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52家公司2009年报，其中A股主板航空运输业6家、高新技术业60家、金融保险业36家、深市创业板50家。通过全面分析其披露的会计信息，没有发现全面实施人力资源会计的企业。大部分企业仅在报表附注中分项目披露了人力资源成本会计信息，其中仅有4家企业对核心人才进行了资产化核算（见表1）。
另外，笔者对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186家公司2010年报披露信息进行了全面分析。其中主板航空运输业8家、高新技术业35家、金融保险业62家、文艺娱乐业31家、创业板50家。没有发现全面实施人力资源会计的企业，多数企业仅在报表附注中分项目披露了人力资源成本会计信息（见表2）。
综上，人力资源会计在我国仅有尝试性的应用，其理论尚未完全演变成实践。要揭示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有必要对我国经济环境变化对人力资源会计应用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从中得出结论和建议，以期对推进人力资源会计应用有所帮助。
人口红利下降将对人力资源会计应用产生深刻影响
（一）放大企业人力资源会计核算需求
图1中展示了全国城镇职工和农民工月均工资在过去8年内的变化。2005-2010年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均工资逐年上涨，同比增长率高于10%。农民工月均工资8年内逐年上涨，2010年达到2049元，是2003年的2.62倍。可见，我国工资呈上涨趋势，人力资源定价提高。随着人力资源稀缺性增强，企业为了维持充足的劳动力必将提高人力资源投入，这也导致人力资源成本上升。一项对于不同类型企业的调查表明，劳动力成本平均提高20%。
会计信息重要性取决于其金额大小是否足以对决策产生影响。人力资源成本占总成本比重上升，其重要性提高。人力资源会计核算应遵守“重要性”基本原则，对于重要的经济业务，应单独核算、分项目反映。因此，人力资源会计信息重要性提高必将增强企业对人力资源会计进行单独核算的需求，有助于推进人力资源会计应用。
（二）倒逼企业开始重视人力资源会计
自2004年首次出现“民工荒”后，这一现象持续至今且情况不断严重。2002-2009年期间，城镇就业总量增加速度快于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两者比率逐步提高。图2表明，2001-2011年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率整体呈上升趋势，2008和2009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略有下降，2010年比率大幅度上升首次大于1，2011年达到1.06。可见，虽然依旧存在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越来越不明显。
劳动力资源稀缺性增强，如何招聘、维持充足的人力资源已成为影响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难以应对劳动力短缺的挑战，企业亟需革新人力资源管理方式。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做出前瞻性决策需要依赖企业人力资源成本及价值信息。人力资源会计作为确认和计量人力资源的会计程序和方法，提供的人力资源会计信息比传统会计更全面，这将促使企业开始重视人力资源会计。
（三）改变企业会计信息供给倾向
我国目前仍然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人力资本为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较少。人口红利下降，意味着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将要消失，企业过去的经营方式难以为继。实施企业转型升级，向知识密集型企业转型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十二五”规划已经通过促进经济转型的战略，而人口红利下降将增加转型的积极性和迫切性，提高人力资本增长率，促进经济增长模式向集约型转变。
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物质资本占据主导地位，企业披露人力资源会计信息的意识淡薄。人口红利下降促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为企业披露人力资源会计信息提供驱动力。我国经济转型进程中，知识密集型企业所占比例将逐渐增大，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源的依赖增强，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作用增大，地位提高。这必将刺激企业披露人力资源会计信息的积极性，进而推进人力资源会计应用。
（四）推进人力资源会计应用制度环境改善
我国人力资源市场处于较低水平，近年，政府有关部门对建设人力资源市场的重视程度提高，在规范建设和发展职业介绍机构上取得了一定成就。2010年、2011年人社部为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分别下发了《关于加强统一管理切实维护人力资源市场良好秩序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管理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别提到要建立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统计制度，认真组织开展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统计工作，按时报送统计数据。这规范了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统计工作，为建设全国性的人力资源信息网络提供了政策支持。
制度环境改善将推进人力资源会计的应用。首先，人力资源市场的健全和完善以及信息统计工作规范性增强，将为企业提供及时准确的人力资源市场价值信息，有效解决人力资源价值评估问题。其次，信息统计工作规范增加了信息的对称性，有利于人才和企业进行自愿理性的双向选择，为人力资源会计的存在奠定了社会基础。总之，人力资源市场的健全完善，必将为推进人力资源会计应用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如上所述，人口红利下降将对人力资源会计应用产生多方面影响，为人力资源会计应用创造机遇。如何采取有效对策，强化机遇的正效应，扩大其积极影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借助人口红利下降机遇深化人力资源会计应用的对策
（一）建立企业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准则以迎合现实需求
通过对沪深证劵交易所及香港联合交易所共338家上市公司年报分析发现，企业对人力资源成本会计信息需求较强，已经显示出应用人力资源成本会计模式的倾向。目前，尚未建立统一的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准则。可以将人力资源成本会计作为推进人力资源会计应用的突破口，建立企业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应用准则，以迎合企业实践需求。具体的，可以设置统一的人力资源成本会计账户，使人力资源成本会计的核算有据可循，进而推进人力资源成本会计的应用。待人力资源成本会计模式应用较为成熟后再逐步推进人力资源会计全面应用。
（二）规范报表附注披露人力资源会计信息的要求以提升会计信息质量
大部分企业已经通过会计报表附注披露了人力资源会计信息，这表明企业有通过报表附注披露人力资源会计信息需求。但是，目前上市公司人力资源会计信息披露比较随意，没有规定至少需要披露的内容。易导致企业对人力资源会计信息进行调整，难以保持会计信息真实性、可比性。可制定《上市公司人力资源会计信息披露指引》，为人力资源会计信息披露内容及格式提供指引，提升人力资源会计信息质量。除了披露规定必须披露的内容，还可以根据自身经营特征，对重要的人力资源会计信息做出单独说明。
（三）在人力资本驱动型企业“先行先试”以求突破
以人力资本作为其经营绩效主要驱动因素的企业可称为人力资本驱动型企业，这类企业主要存在于金融、娱乐、航空和高新技术行业中。此类企业中人力资本占总资本比重较高，对企业贡献较大，其应用人力资源会计的积极性更强。人力资源会计实践应当也最适宜在人力资本驱动型企业中开展。在年报分析中已发现少数人力资本驱动型企业将核心人才资产化，即将人力资源成本作资本化处理计入“长期待摊费用”，事实上已经承认人力资本在企业的地位。因此，应借助人力资本地位已被人力资本驱动型企业认可的优势，首先在人力资本驱动型企业开展人力资源会计，并建立试点企业。
（四）简化计量以降低人力资源会计运行成本
人力资源会计以人的成本和价值作为计量对象，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其价值即使应用复杂计量公式也难以准确计量，反而增加运行成本。故可以将其计量建立在满足人力资源管理需求上，可提供决策相关信息即可。这样可以简化人力资源会计计量工作，降低会计人员培训费用，降低运行成本。这必将减轻企业应用人力资源会计的阻力，有助于推进人力资源会计应用。
综上，我们应抓住宝贵的机遇，有计划地推进人力资源会计应用。针对目前我国企业的现实需求，先进行局部试用，积累经验，再逐步推进人力资源会计深入应用。
参考文献：
1.蔡 .劳动力供给与中国制造业的新竞争力来源.东莞日报，2012-04-16
2.蔡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2“十二五”时期挑战：人口、就业和收入分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人口红利的影响范文第2篇
人口红利理论是国外学者提出的研究非稳态人口转变过程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人口经济理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下降速度和老龄化速度不同步，出生率下降速度快于人口老龄化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即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少儿抚养负担和老年抚养负担比较低，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人口生产性强、储蓄率高，这就形成了十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
在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究竟如何作用于经济增长，也即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传导机制进行，国内学者从三个角度进行了探讨：
第一，基于人口红利期提供丰富劳动力视角。人口红利的显著标志是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的显著性提高，人口红利带来的庞大劳动力数量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途径主要有三个：一是劳动力规模和分工，劳动力比例和规模增大会带来总产出的增加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二是劳动力参与，劳动参与率随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而递增，高劳动参与率会促进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提高，从而加速经济发展；三是劳动力质量，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加经济产出。
第二，基于人口红利提高储蓄率或投资率的视角。从经验研究来看，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抚养负担轻，导致更多的产出转化为储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第三，基于人口红利促进公共投资的视角。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会影响到公共投资的规模和方向。如果少儿抚养负担重，国民收入中用于子女养护、教育等的公共投资会增加，如果老年赡养负担重，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支出会增加。如果被抚养人口负担不重，那么公共投资会倾向于生产性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当然人口红利只是经济增长的潜在机遇，这种机遇能否被获取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策环境，本文基于人口红利期提供丰富劳动力视角，分析湖北省人口红利特点，研究人口红利对湖北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为充分利用湖北省人口红利的有利时期，大力发展经济提供对策。
湖北省人口红利特点
1、湖北省老龄人口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对比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见表1），可以发现，十年间，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湖北省0—14岁少儿人口比重有较大幅度下降，由2000年的22.87%下降到2010年的13.91%，15—64岁人口比重上升较快，上升了6.18%，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略有增加，十年间增加了2.78%。根据国际通用的人口年龄结构类型指标数值（见表2），湖北省65岁及以上人口数比重已超过了7%的老年型人口类型标准，人口年龄结构已属老年型。由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湖北省65岁及以上人口数高于全国8.87%的平均水平，达到9.09%，湖北省的老龄化程度较全国平均水平高。（见表1、表2）
2、湖北省人口红利水平较高
“人口红利”水平一般用人口的抚养比来衡量。按照人口学家的划分，小于15岁和大于64岁的人口被视为需要抚养的“依赖人口”，而15岁和64岁之间的人口则被视为劳动人口。0—14岁人口数与劳动人口数之比称为少儿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与劳动人口数之比称为老年抚养比，依赖人口数与劳动人口数之比称为总抚养比。如果总抚养比小于50%，就意味着社会进入人口红利期，更进一步地，有学者还对人口红利划分了类型，见表3。
分析湖北省人口红利水平（见表4），可以发现，2000年湖北省总抚养比为41.29%，到2010年，总抚养比下降到29.86%，按照表2—3的人口红利类型划分标准，属于人口暴利类型，说明湖北省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2010年湖北省的总抚养比小于同期全国的总抚养比，说明湖北省的红利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主要是因为十年间，湖北省的少儿抚养比由2000年的32.22%下降到2010年的18.06%，超过全国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幅度，从而使湖北省的总抚养比由2000年低于全国1.57个百分点到2010年低于全国4.32个百分点。
3、湖北省人口红利利用效率大幅上升
人口红利能否最大化利用关系到地区经济发展能否最大化受益于人口红利，本文通过计算人口红利利用率（就业人口数∕劳动年龄人口数，为简便起见，劳动年龄人口中未剔除正在接受教育的劳动年龄人口）来分析人口红利利用水平。从表5可以看出，2000年湖北省人口红利利用效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两者相差21.39%；但到2010年，人口红利利用效率提高迅速，达到70.27%，但仍然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差5.5%。（见表5）
人口红利对湖北省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为了分析湖北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选择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对湖北省劳动力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影响和作用进行分析和测度。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具体形式为：Y=AL%ZK%[
将两边取对数，建立如下模型：
lnY=lnA+%ZlnL+%[LNk+%e0
其中，Y代表国民经济总产出，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A为全要素生产率参数；L为劳动力投入，用从业人员数表示；K为资本投入，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Z为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为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为模型的随机误差项。
（1）数据说明
本文分析所用的数据包括扣除价格因素影响的不变价GDP（Y）、从业人员数（L）、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用以代替资本投入K），样本区间为2000—2010年。
（2）估计与检验
利用湖北省相关数据，利用SPSS软件对模型采用OLS法进行回归估计，得到如下的模型：
人口红利的影响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人口转变; 人口年龄结构; 人口红利
中图分类号: C9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8631(2010)03-0033-02
中国人口多,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大问题,但中国人口目前面临的大问题还不仅是多,更在于由多所引起的诸多人口问题,例如,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转移、性别比失衡问题等。“人口红利”是西方学者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关系提出的新学说,“人口红利”之所以在我国引起广泛关注和相关研究,并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是因为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等的影响下,在人口转变中,正处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阶段,不少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或“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然而,更值得深思的是究竟什么是人口红利?
1. 人口红利评介
关于对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不同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红利的进行了定义,并表达其观点及看法。究其根源,人口红利是从西方引进的,研究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概念,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首先提出的。David E. Bloom,Jeffrey G. Williamson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首次提出“demographic gift”, 即人口红利。此后,David E. Bloom,David Canning, Jaypee Sevilla明确提出人口转变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即“demographic dividend”,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蔡对认为建国以后的人口转变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在社会抚养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负担较轻的条件下,产生了两个潜在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即所谓“人口红利”。也就是说人口总体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下,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较轻,储蓄和投资增长,并能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该定义是以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从社会抚养比的角度出发,用储蓄和投资因素对人口红利的解释。汪小勤和汪红梅认为劳动力的高参与率和较高的配置效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这种促进作用就是“人口红利”。
以上关于人口红利的定义,都是从人口红利产生的原因和条件角度出发,其所谓的“人口红利”是产生人口红利的充分条件,其实质是一定时期内,劳动力资源丰富给经济快速发展所提供的一个机会,利用好这个机会,才可能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红利,如果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未得到充分的利用,错过这个机会并不一定导致经济增长,相反,可能会产生劳动力剩余,失业率较高等方面的问题。因此,能否收获人口红利,关键在于劳动力资源能否充分利用。
在汉语词典中红利一词的意思是指:①企业分给股东的超过股息部分的利润或分给职工的额外报酬。②参加集体生产单位的个人所得的额外收益。红利没有定率,视利润多寡而定。而额外报酬和合额外收益都是定量的,可以用量来衡量红利的多少。彭希哲认为人口红利就是将人口转变过程所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变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并由此获得超出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
真正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应是经济概念,即人口发展或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人口因素发挥积极作用所引起的经济的快速发展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即为人口红利。在这一过程中,人口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特殊结构,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口抚养比低,社会负担相对较低,为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如果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所产生的经济收益,则就是人口红利,反之,会产生一些阻碍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
2. 我国人口结构现状
到2008年底,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状况为:0-14岁人口所占比重为19.0%,15-64岁人口占得比重为72.7%,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为8.3%。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中老年人比重日益上升的现象。促使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是生育率和死亡率降低,主要是生育率降低。一般认为,如果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7%,或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0%,那么该人口就属于老年型。
按照这个标准,在2000年我国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从表中可知,我国人口老龄化正在一步步加剧,老龄化的加剧意味着社会抚养负担将加重(详细数据见表格1)。
因我国采取了严格的人口控制措施,在生育率大幅下降的影响下,0-14岁人口所占比重一直在下降,从2004年的21.5%下降到2008年的19.0%,减轻了社会抚养负担,这是三十年来我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取得的瞩目成就,人口过快增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优生优育观念已深入人心。而人口年龄是动态的变化,按动态分析法推算,生育高峰期的人口逐渐进入中年或老年期,15-64岁人口呈上升状态,从2003年的70.4%增长为2008年的72.7%,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良好的资源配置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前提。而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呈上升状态,由2004年的7.6%增长到8.3%,该年龄段人口上升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快的主要原因。虽然计划生育带来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一些负面作用。在这中年龄结构中,15-64岁人口比重较大,且处于增长状态,即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多,劳动力资源丰富,保障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这就是有些学者所说的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而年龄的动态变化意味着65岁及以上人口的持续增长,将会不断加重社会抚养负担,因此,面对目前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实现人口红利,将人口红利最大化,积累资源,以应对老龄化的加剧。
根据以上分析,我国现在属于老龄化国家,且老龄化在加剧。将目前的养老保障制度统一化、规范化、社会化,并建立完善的老龄化社会机制,制定相应社会福利措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制度和机制,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中老年人口比重大,人口增长的潜能将会下降。从长远来看,劳动力资源也会随之波动,人口红利将存在降低甚至消失的可能。
3. 人口结构转变中的人口红利及其实现条件
人口红利是由人口因素发挥积极作用所引起的经济的快速发展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即人口红利来源于人口因素。也就是人口红利是在人口因素发挥积极作用的条件下产生的。人口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收入、家庭人口及生命周期等。本文中所说的人口因素主要是指人口年龄结构因素和人口迁移因素。简而言之,人口红利即来源于人口转变过程中产生的年龄结构优势,也来源于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掌握好人口红利的实现条件,才能使得人口红利最大化。
3.1 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是获得人口红利的前提条件
经济的发展是由经济发展政策、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环境、经济发展本身规律所决定,而人口年龄结构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效用。陈友华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改变了国民收入消费和储蓄分配比例,进入劳动年龄之后,个人储蓄变化是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如果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大,这部分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将有助于提高储蓄率。蔡认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也高,则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导致的储蓄率的提高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如果处于人口年龄结构这个生产性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阶段上,并能合理利用此阶段的劳动力资源,经济增长就能获得额外收益,这个额外的收益即为人口红利。
3.2 人口的迁移流动是获得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
人口红利也来源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不仅为工业、服务业和城市的发展带来大量廉价劳动力,在全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盘棋”机制建设会上,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说“80后成为流动人口主体,占到总量的60%以上。”,即30岁以下人口成为流动人口主体,流动人口不但丰富了人力资源市场,还将大量人口卷入新型的消费模式。首先,经济发展依赖于工业部门的发展,而工业部门的发展又需要从断地吸收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胡兵,赖景生,胡宝娣在《二元结构、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中用经济增长模型,对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得出1980―2003年间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7.26%,超过了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0.85%)。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意味着社会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将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其次,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来推动,作为总需求构成因素之一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具有持久的推动力。消费对增长具有拉动作用,刺激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
4. 对策研究
4.1人力资源具有稀缺性
在我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人口所呈现的特殊结构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然而资源存在稀缺性这一特点,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观点,资源的稀缺性会导致竞争,良性的竞争会引起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弥补资源稀缺所带来的限制。在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既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也是获得人口红利的的前提条件,因此如何有效配置有限资源尤为重要。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是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的保障。
4.2 人力资本开发
虽然人口结构转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经济能否快速发展取决于资源能否得到充分的利用。在现代经济活动中,人力资本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目前,人力资本开发是人口红利最大化的关键问题。人力资本开发的关键是提高人口质量,通过加大教育投资,进行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来实现充分就业,从而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
4.3 迁移流动与区域均衡发展
在当前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对人口的迁移流动应进行适度的干预,避免不规范的人口流动给各地区间造成劳动力资源的不均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区域之间的竞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是必要的。有序的人口迁移流动不但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并且能保证各区域的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各区域间能够均衡的发展。人口的迁移流动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有序的人口迁移流动和区域均衡发展是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的保障。
5. 结论
人口发展或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人口因素发挥积极作用所引起的经济的快速发展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即为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即来源于人口转变过程中产生的年龄结构优势,即劳动力资源丰富,也来源于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在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不但要认识到人口红利实现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还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构建我国人口发展特有的模式,制定相应人口政策,发挥人口年龄结构优势,把握好人口迁移规模与数量,充分利用这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实现充分就业,达到人口红利最大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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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的影响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增长；持续性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3-0010-02
1 引 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强劲经济增长。GDP增长率在1979―2009年平均为9.8%,其中,2007年增长率接近12%,虽然遭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2008年和2009年的经济仍保持高增长,增长率达到9.6%和8.7%。
是什么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这种高增长的潜力有多大？中国在未来10年或更长时间里能否保持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问题的研究著作、论文如汗牛充栋,体制改革、资本积累、技术模仿、教育、贸易、全要素增长率等解释不一而足。不过,从人口红利角度分析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则是近几年的事情,人口红利一度成为关注的焦点。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本的影响占28%,劳动力数量的影响占24%,劳动力质量的影响占24%,人口流动或要素配置的影响占21%,其他因素(如管理水平等)占3%。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学者指出,这些国家(地区)的高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资本投入的增加、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劳动力质量的改善,而非技术进步。劳动力的高参与率和较高的配置效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这种促进作用就是人口红利。
近来对人口红利的关注又进一步深入,有研究指出,中国很快将走出人口红利阶段,2015年前后进入“人口负债阶段”。国际经济竞争力将随着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而大大下降,未来的经济高增长将无法持续。
本文认为人口红利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重要原因,人口老龄化未必能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中国经济至少可以持续增长20年。
2 人口红利的概念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导致的高劳动参与率,即总人口中劳动力人口比重较大,对一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人口红利期是指当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抚养比例下降、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例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时期。目前,中国人口正值年龄结构较合理、适龄劳动人口比例较大,且农业劳动力大量剩余并有进一步转移的潜力的阶段,大量廉价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可为经济增长提供大量机会成本为零的劳动力要素投入。这种人口转型带来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效应。
最近,人口红利的概念又进一步得到扩展,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第一人口红利是指由人口转变所导致的生产性年龄段的人口份额的增加,而人口总体负担相对较轻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即使假定劳动力生产率保持不变,劳动供给数量相对较高也意味着总产出同比例上升,同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能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但是该人口红利期的效应短暂,持续时间为50年或稍长些。
第二人口红利则源于理性主体为了应对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期变化,而相应调整个人行为与公共政策。人口转变是一个长期过程,它既包含了个人生命周期的变化,也反映了代际更替关系。根据生命周期假说理论,消费者各阶段的消费水平取决于他一生的总收入,而不是当期收入,人们会选择一个接近其预期一生的平均收入水平的消费水平,且其长期储蓄水平将与生命周期紧密相关,因此,整个社会的储蓄率和人口结构变动密切相关。在生产效率较高的壮年阶段,其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例将明显高于其他阶段(比如养老金积累)。如果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大,那么,这部分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将有助于提高储蓄率。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比相对较低,他们所承担的抚育和赡养等经济负担较轻,从而减少了家庭支出,提高了家庭储蓄的比例。由此反映出在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因高比例的劳动年龄人口所带来的国民储蓄率升高和资本供给增加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推动作用。
3 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重要因素
人口红利从三方面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第一,高劳动参与率。高劳动力比重意味着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参与率高。第二,高储蓄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储蓄存款经历了几个显著的增长阶段。改革开放最初的10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30%以上,这一阶段是增长最快的时期。1989―1996年,进入第二个增长高峰期,存款余额年增长率达31.6%。1998―2000年,增长率开始一路下滑,甚至出现了负值,其主要原因是股市火暴促进了储蓄的分流,更多的资金从银行流入了股市。2003―2008年,居民储蓄存款冲破了几个大关：2003年9月首破10万亿元；2005年超过了14万亿元；2006年12月,突破16万亿元；2007年,17.25万亿元；2008年,21.79万亿元。按现价计算,2000―2008年年平均增长率达16.5%。第三,较高的劳动力配置效率。配置效率是相对于技术效率而言的。技术效率是指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高,而配置效率是指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现存资源的重新配置带来的效率。
当社会处于人口红利期时,由于人口结构较好,劳动力供给十分充足,同时,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带来了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并因此导致了较高的资本积累。20年来,中国投资率一直居高不下,同样奇高的储蓄率也助推了这种高投资率。当然储蓄率高,部分的原因有养老保险与医疗制度不完善、中国文化对较高的储蓄水平的偏好等,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中国目前的“抚养比率”较低。所谓“抚养比率”是指不工作的孩子人数、老人数与工作人数之比。当家庭中孩子年幼、无工作时,家庭的储蓄率较低;当孩子长大,且自身也处于最佳创造期时,家庭的储蓄率较高;退休后,储蓄率则开始下降。因此,不工作的人越多(因为太小或太老),储蓄率越低,反之亦然。
虽然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效应以及中国人预期寿命的延长,将使人口红利这种较低的抚养比率因素逐渐消失,但在未来的10年甚至20年里,低抚养比率仍将持续,从而可以预计的是：储蓄率和投资率也将继续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曾经有过的关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预测认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可以一直增长到2030年。
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后,劳动力数量不足的问题会很快到来。但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中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仍然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城镇提供劳动力资源。中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之中,如果按城镇人口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计算,则城镇每年会新增1500万左右的劳动年龄人口。设想中国步入比较发达的阶段时大多数人口如70%的人会选择居住在城镇,则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还会持续20年以上的时间。因此,在可见的将来,我国似乎仍然拥有比较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从劳动力供给来看,人口红利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或者说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储蓄率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在老龄化的初级阶段,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有人也因此把老龄化的初级阶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年龄人口丰富的人口红利期结束并非人口红利的真正结束,只要能够发挥好储蓄的资金效率,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则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综上所述,人口红利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利好因素。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同时也是人口红利回报最丰厚的时期。从今后20～30年的时间来看,我们不仅没有理由怀疑我国的经济增长会失去动力,相反,经济增长将会更加强劲。
4 最优化利用人口红利的建议
人口红利效应终将因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劳动参与率降低而逐渐消失。但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面前,我们仍能有所作为,我们可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提高劳动力素质、消除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减少劳动力闲置和浪费,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从而使我国人口红利的效应最大化。
由于历史和国情的原因,中国走的是一条依靠农业积累和廉价劳动力推动的工业化道路。短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可以支持经济的发展,但长期看,劳动力的低成本必然是低劳动力素质和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反映,它无疑将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应大力提高劳动力素质，以更好地支持经济发展。
为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应通过扩大就业,最大化开发尚存的人口红利,并加快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意味着形成一个更具有报酬递增性质、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并且,为了迎接人口老龄化冲击,中国需要通过扩大就业、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建立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这三条途径来充分挖掘未来潜在的人口红利,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经济增长的源泉应当从依靠良好的人口结构(即人口红利)转为以技术的创新能力为主。人口红利在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终究会成为一个历史现象,调整政策延缓一点时间只是短期效应。从长期而言,需要依赖产业换代,依赖技术的创新能力,才可以长治久安。实际上,我们只有通过不断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才能不断地实现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增长,改变中国在国际市场处于低端产业低利润环节的局面,提高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以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提高劳动力成本,将有助于释放潜在的消费需求。资料显示,中国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倾向明显高于中高收入家庭。通过增加收入,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人口和城镇低收入人口以及其他中低收入人口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将加速消费品市场的启动过程。基础消费品的爆发式需求增长,新消费群体的各类时髦需求增长,居民消费观念的更新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将启动中国庞大的内需消费市场。
在保证了中国的自主创新持续增长力的同时,我们还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正视后人口红利时代的社会安全和秩序问题。而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将是我们这个社会发展的安全阀,只有通过它才能保证我们的经济能够在既有轨道上良好运行。在此前提下,我们再通过进一步将农村人口和农民工不断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地充实社会保障基金。这样我们的社会保障就将会有一个较大的改善,在面对后人口红利时代的时候,就会更加的从容不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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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的影响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负担系数流动人口
近年来,合肥市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2010年合肥生产总值2702.5亿元，同比增长17.5%，分别高于全国、全省7.2和3个百分点，连续七年保持在17%以上（沈娟娟、刘甜甜，2011）。对于解释这一现象,大多是从技术进步、体制创新等方面着手分析。比如，杨增权认为“总结合肥近年来又好又快发展的经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紧紧抓住了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杨增权,2009)”合肥市统计局工交处在统计分析中指出，合肥经济的飞速发展，得益于“‘十一五’以来，合肥市大力推进“工业立市”战略，狠抓工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工业经济加快发展的政策。（合肥市统计局工交处,2010）”。但较少有人对影响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特别是合肥市正在经历人口红利期这一因素进行研究。
1. 研究背景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迅速降低,仅用30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型人口增长模式转变。在人口结构上,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上升，同时，老年人口比例尚未达到较高水平。因此，中国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高,人口抚养负担轻,人口生产性强这样的一个阶段: 劳动力负担从1978年的68.35%下降到2007年的37.42%(李魁, 2010)。人口经济学家称这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阶段为“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期”是指一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形成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使得总人口中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在同一时期内都比较低、储蓄和投资增长，经济由此获得额外增长源泉的时期。
合肥市人口发展同样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出生率从1990年的21.47%下降到2009年的10.23%（见表1）,连续多年保持在全国水平以下;在人口结构上同样也进入了劳动力供给丰富、人口抚养比负担轻的历史时期,即“人口红利期”。因此,对合肥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人口红利及其影响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考察分析,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相关研究综述
人口因素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早期的人口经济理论多集中于人口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直到20世纪中叶后,人口经济学家们才将关注的重点从人口增长扩展到人口年龄结构,认为不同年龄的人群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人口负担系数流动人口，人口中劳动力对经济产生影响。Brander和Dowrick(1994) 、DavidE. Bloom和David Canning (2004) ,他们将总人口分为被抚养年龄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认为被抚养年龄人口的增加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会促进经济发展。第二，人口结构通过影响储蓄率作用于经济。Kelly (1973)认为,人口结构的变动改变了国民收入中消费和储蓄分配比例,这是人口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之一。
国际上许多人口学者对人口红利的衡量指标做了数量界定，把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抚养0～14岁少年儿童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总抚养比低于50%的年份,作为在人口年龄结构上最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可能获取生育率下降所带来的“人口红利”的时期(桂世勋,2006) 。这对于某一国家、地区“人口红利期”的分析和探讨,以及制定相应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同样对于求证并分析我市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产生的人口红利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篇文章正是从自然增长率变动、人口负担系数变动、流动人口的影响等方面多角度对合肥市进行人口红利的研究，以探究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合肥市的人口要素是如何对合肥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以及如何将人口红利转化为切实推进经济增长的人口动力。
3. 合肥市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期”
3. 1 合肥市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动态势
从图1和表1可以看出, 1953～1957年“”期间，合肥市出现了第一次生育高峰。1958～1963年，前3年国民经济困难，出生率降到最低点，死亡率上升，自然增长率锐减到历史最低水平。1961～1963年，经济形势好转，出生率回升，死亡率降到正常水平。1963年左右出现了第二次生育高峰，自然增长率也达历史高峰。1964～1976年，合肥人口自然增长呈逐年减少趋势。13年间出生率除1967～1968年略有回升外，其余年度均连续下降。与此同时，死亡率保持正常偏低水平。1977～1985年虽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但自然增长率仍有缓慢回升。1986～1990年，60年代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生人口进入婚育年龄，处于第三次生育高峰期。之后，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都降低到了一个稳定水平。在2000年到2009年期间出生率维持在10‰ 附近,死亡率在4‰ 左右小幅波动，人口自然增长率稳定在6‰ 左右。
总体来说,建国以来,合肥市人口增长经历了由高峰期进入低谷期,又转入高峰期,继而于推行计划生育工作后进入稳定期的4个阶段,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过渡的现代型人口增长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