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的基本特征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智慧城市的基本特征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智慧城市的基本特征范文第1篇

关键词：智能电网；智慧城市；发展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1、概述

智慧城市是城市发展的新形态，是城市信息化建设的新阶段。从2008年IBM提出“智慧地球”到2009年IBM与迪比克市合作建立美国第一个智慧城市，全球兴起了智慧城市建设的热潮，对智慧城市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在IBM初步界定智慧城市四个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北京大学等单位专家撰写的《创新2.0视野下的智慧城市》进一步讲智慧城市定义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知识社会下一代创新环境下的城市形态，其四大特征是全面透彻的感知、宽带泛在的互联、智能融合的应用以及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创新。

2、智慧城市的概念框架

2.1、技术层面的理解：信息化

智慧城市技术层面的理解是城市的“信息化”，包括更透彻的感知、更全面的互联和更丰富的信息，也就是“智慧城市＝数字城市＋物联网”。

物联网作为建设智慧城市的关键技术，具有与当年互联网一样的可以推动新一轮全球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潜力，借助物联网的发展，人类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生产力水平，改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全面感知、可靠传递和智能处理是物联网的3个基本特征，在获取位置、态势和身份等信息的基础上，物联网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将水、电、气、交通和环境等基础信息与特定时空下的城市事件紧密关联、实时融合，将全面满足城市中人与物的联通、管理和响应的需要，实现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按需进行信息获取、传递、存储、认知和决策。可以说物联网和智慧城市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和相得益彰的关系：智慧城市是目标，需要物联网技术支撑；物联网是途径和技术手段，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服务。

2.2、应用层面的理解：智能化

智慧城市应用层面的理解是城市的“智能化”，包括面向需求的更深入的应用、认识本质的更科学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更智能的决策，这种智能化主要体现为云计算技术的应用，也就是“智慧城市＝数字城市＋物联网＋云计算”。

云计算是一种基于网络的支持异构设施和资源流转的服务供给模型，可以实现资源的按需分配、按量计费，达到按需索取的目标，最终促进资源规模化和分工专业化，有利于降低单位资源成本，促进网络业务创新。智慧城市是以多应用、多行业、复杂系统组成的综合体，各个不同的应用系统需要共同抽取数据综合计算和呈现综合结果，要从根本上支撑庞大系统的安全运行，需要考虑基于云计算的网络架构，建设智慧城市的云计算数据中心。在满足上述需求的同时，云计算数据中心具备传统数据中心和应用系统建设无法比拟的优势：随需应变的动态伸缩能力以及极高的性能投资比。

2.3、社会层面的理解：人本化

智慧城市社会层面的理解是城市的“人本化”，包括3个目标：通过管理服务精细化实现高效的政府、通过规划发展科学化营造优美的环境、通过生活生产现代化给人们增添幸福，也就是“智慧城市＝全面信息化＋可持续发展”。

智慧政府是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抓手，而智慧社会是智慧城市建设的落脚点。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高效电子政务系统，逐步形成统一的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社会管理、环境保护、公共安全、应急处理等方面的数据库系统与信息网络平台，提高政府信息的利用水平和政策科学的制订水平，促进城市信息资源的共享与开发利用，同时在交通、公共安全等领域推广使用物联网等技术，推进教育、文化和卫生等社会领域的智慧化管理，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便利程度。

3、智能电网的支撑技术

3.1、我国智能电网的基本概念

智能电网是以坚强网架为基础，以通信信息平台为支撑，以智能控制为手段，具有信息化、自动化和互动化特征，包含电力系统的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用电和调度六个环节，覆盖所有电压等级，实现“电力流、信息流、业务流”的高度一体化融合。

坚强智能电网的内涵包括坚强可靠、经济高效、清洁环保、透明开放和友好互动五个方面。坚强可靠是指具有坚强的网架结构、强大的电力输送能力和安全可靠的电力供应；经济高效是指提高电网运行和输送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促进能源资源和电力资产的高效利用；清洁环保是指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与利用，降低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提高清洁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透明开放是指电网、电源和用户的信息透明共享以及电网的无歧视开放；友好互动是指实现电网运行方式的灵活调整，友好兼容各类电源和用户的接入与退出，促进发电企业和用户主动参与电网运行调节。

3.2、智能电网支撑智慧城市发展

为了给智慧城市的建设提供支撑，实现智能电网项目与智慧城市建设思路的良好对接，国家电网各网省公司结合试点智慧城市特点，精心设计、合理安排智能电网支撑项目。智能电网项目给智慧城市的支撑主要体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1）智能电网支撑社会服务互动友好

智能电网通过智能用电管理、双向互动服务平台等方式实现社会服务互动友好。智能小区和楼宇综合利用通信、计算机、控制等技术，基于智能用电运营平台，通过小区配电自动化、用电信息采集等手段对用能设备进行监测与控制，实现用户侧能效智能管理和服务双向互动，为用户提供更便捷、更优质的用电服务。另外，95598等双向互动服务平台也大幅提升了用电服务的互动友好性。

（2）智能电网支撑城市资源高效利用

智能电网通过通信平台的建设，协助打造城市神经网络，实现城市资源的高效利用。电力行业的通信平台，不仅可以服务于电能生产、输送、转换和消费的全过程，也可以服务于其他行业的信息通信需求，使得资源高效利用。电力光纤到户还可以有效承载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信号，推进“三网融合”，减少重复建设，通过资源共享，实现合作共赢。

（3）智能电网支撑城市发展清洁低碳

智能电网通过开展大规模清洁能源并网、电动汽车等项目，实现电源侧的清洁替代和终端侧的电能替代，提高清洁电能在城市能源消费体系中的占比，使得城市发展清洁低碳。对于清洁能源的利用，智能电网一方面通过开展特高压、大规模风电、光伏发电的功率预测及运行控制等项目建设，提升电网对清洁能源的消纳能力，将远离城市的清洁能输送到城市；另一方面通过开展分布式能源接入配电网的项目，实现能源就地平衡，推进新能源利用。电动汽车的大规模应用，使原来污染较大的燃油方式转变为清洁用电方式，大大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促进城市交通绿色发展。

（4）智能电网支撑城市信息资源充分利用

通过电力骨干通信网、电力光纤到户和电力无线虚拟专网的建设，实现高效的电力专网，助推“三网融合”，协助打造城市公共网络平台；发挥电力信息资源价值潜能，建立智能电网数据信息价值分析平台，支撑智慧城市的政府宏观决策、工业生产管理、居民生活服务。

总之，智慧城市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基本理念，通过整合多种先进技术，促进城市各部分功能协同运作，使得管理更高效、服务更优质、环境更清洁、生活更舒适。智能电网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的能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平台等方面提供了有力支撑，对智慧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倩,李强,孙芊.智能电网支撑智慧城市发展[J].河南电力,2013,04:5-7+4.

智慧城市的基本特征范文第2篇

一、常州“智慧城市”指标体系构建的意义

（一）指标体系是智慧城市图景设计的“导航仪”

智慧城市的理念、布局、建设是“有规划的社会变迁”过程，刻写的是政府、企业、组织和公民“全面互联、充分整合、激励创新、协同运作”的新模式。智慧城市指标体系是智慧城市的“量化版”，它对城市的布局、重点、层次、结构、空间、流程、特色等都有导向性的意义。目前，全球应用层面的智慧城市评估体系主要有：欧盟中等规模城市智慧排名指标、IBM智慧城市评价标准、上海浦东新区智慧城市指标体系2.0、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南京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智慧台湾绩效指标等，这些指标对本城市以及其他智慧城市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先驱”角色和“导航”价值。

（二）指标体系是智慧城市发展样态的“度量衡”

智慧城市是由城市各个组成要件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反映的是一个城市体态结构与功能的运行质量和水平。基于不同的视角和层级，智慧城市呈现为不同的城市空间和城市意象，因而，测量的指标和维度不尽一致，如IBM认为“互联网+物联网=智慧的地球”，侧重于现代科学技术和通讯技术的感知和运用；欧洲中等规模智慧城市从“智慧人群、智慧经济、智慧治理、智慧流动、智慧环境、智慧生活”6个层面、31项二级指标来测量；国际智慧社区论坛（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n）把“宽带连接、知识型劳动力、创新、数字融合、社区营销与宣传”作为评价智慧城市的标尺；智慧南京走的是“智慧服务、智慧产业、智慧政府、智慧人文”的发展战略，因此，不管“智慧”邂逅“城市”耦合成怎样的面貌和样态，都需要指标体系来度量、细化和修正。

（三）指标体系是智慧城市纵横比较的“方位器”

目前，智慧城市的推进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市场主导型，即市场和企业对智慧资源的研发、推广和运用享有支配权，而政府只是协调者、协作者，这种模式主要存在于美国和西欧；二是政府主导型，即政府是智慧城市构建的主要推动力量，从规划、配置到实施都由政府主治，如上海、北京、深圳、常州等；三是市场+政府型，即把市场、企业的科技力量与政府的规制力量有机衔接起来，共同推进城市的智慧化治理，如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等。智慧城市的发展模式各具千秋，这些根植于民族、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的特色和优势，更能反映城市治理变革和进步的个性，而与之相契合的指标体系就是智慧城市“胎动成型”的方位器，其理念与图景、机制与体制、路径与战略、规模与层次、重点与布局都洋溢着自身的特色、定格自身的方位。

二、常州“智慧城市”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

这是智慧城市指标体系构建的最基本原则，要保证指标体系配置的科学性：首先，明确指标体系设计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既要论证理论预设的合理性、可行性，又要根据经济社会、信息化水平发展和创新，对智慧城市的丰富内涵、框架构成、基本特征、目标愿景、层次结构、发展动态、规律趋向等有科学认知和全面测量；其次，指标的名称、内涵、口径、范围、适用要有精准的界定和目标导向，指标选择与层次划分要合乎自然逻辑和标准尺度，不能有内容重复、标准不一、越界划分、顺序混乱等错误。

（二）系统性原则

智慧城市是许多要素构成的有机系统，因此，指标体系应遵循系统性构建原则，把相关领域纳入系统整体，正确调适和处理好局部与整体、基层与政府、行动与目标之间的关系，信息量得到充分反映，体现指标群的独立和完善，从各个角度、不同层次彰显被评价对象的特征和实态，而且还要体现对象的发展变化趋势。在智慧城市评估指标体系构建、指标选取、分值赋权上，要抓住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要素，注重各个部分、要素的关联，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以保证评价的全面性和可信度。

（三）导向性原则

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将全面反映智慧基础设施、智慧规划、智慧人群、智慧政务、智慧治理、智慧民生、智慧产业、智慧家居、智慧意象、智慧生态等方面的内容，从发展的视角集中展示了智慧城市的最新理念、未来愿景、建设目标、内在逻辑、架框体系、感知能力等核心要素，必须具备强大的导向功能和激励力量，能起到指导和牵引中国智慧城市建设、预测智慧城市趋向、推动智慧城市提升的作用。

（四）可操作性原则

构建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不仅是一项理论研究课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实践工具，要充分利用其进行实践分析，对现有的智慧城市建设情况进行评价，这才是课题研究的目的所在。因此，指标体系的拟设计要充分考虑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其一，数据获取的简易性和精确性；其二，数据的可综合性和可分解性；其三，经济成本的低廉性和可承受性；其四，测量手段和工具的明细化和量态化。

（五）可比性与发展性原则

可比性是构建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及实际操作中的重要环节，它决定着评价结果的公信力。所以，选用指标时必须注重指标口径的一致性，保证指标体系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上的比较优势和鉴别品质，同时在指标选取上注重把不可比要素转化成可比要素，并尽量与国际通用的指标相统一，以提高智慧城市评价的国际性。同时，适应区域和区段的特殊性，智慧城市的建设也有其特色和个性，指标体系的设置和赋权也应相应变动、修正和发展。

三、常州“智慧城市”指标体系构建的依据

（一）理论依据

1.Smart模型理论。此模型由中国软件评测中心智慧城市评价咨询中心设计，通过以下五要素为内涵展开：Service（服务）；Management（管理）；Application（应用）；Resource（资源）；Technology（技术），依托公共信息平台，实现政务、企业、组织和个人之间的深度感知和高效协同。

2.城市演化理论。其代表人物主要为伊利尔・沙里宁和黑川纪章，此理论从城市生命体和城市生态学出发，认为城市的各要素、部分，如设施、物流、资金、信息、人群、服务等是共生关系[1]，具有紧密的“功能性关联”，它们之间有机演化、互动协同、战略联接，共同推动城市从物理城市向空间城市的递升。

3.城市系统工程理论。该理论主要从系统工程论的视角，把城市大系统分解为若干高度联系的次系统，城市规划、景观、水电气资源、建筑、交通、排污、绿化等，以“时空观为理念，城市与发展为主题，城市系统、城市逻辑与城市制度为维度，发展阶段、发展规律、发展战略与发展调控为问题”[2]。

4.数字城市。数字城市是表征城市信息化的新形态，其代表人物有沃尔曼、卡斯泰尔、布互索等，他们从信息空间（I-space）的角度，构建和论证数字城市交互的海量性和虚拟性，认为人类的未来栖身之地不在“钢筋混凝土构造的现实城市中，而是在数字化组建的‘软城市’（Soft Urban）里”[3]。

5.网络拓扑理论。即城市空间中“人与人、人与事物、事物与事物之间的段落、距离”[4]，构成网络拓扑的空间结构，其主要特性为定向性和路径连通性。

6.城市意象理论。该理论由凯文・林奇创立，他认为，城市意象由路径、边界、节点、地区和标志五个元素构成[5]，意象是观察者的主观感知，具有很强的审美性。

（二）现实依据

常州市政府通过了一系列的规范性文件，如《常州“智慧城市”发展规划（2012-2016）》、《常州市“智慧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等，有力指导了智慧城市的发展。

第一，国民经济各领域信息化成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建成了三农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常州名优农产品营销信息系统等一大批为农服务信息系统。互联网宽带实现了全市所有行政村的通达。信息技术广泛渗透到工业经济各个领域，全市建成了省级两化融合示范（试验）区2 个、示范（试点）企业77 家，产业服务示范园3家。

第二，电子政务促进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建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三合一”网络平台，实现了行政权力运行、法制监督、行政监察三大功能的全覆盖。“金审”、“金财”、“金税”等“金”字工程的建设推进了政务系统的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人口基础信息数据库、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基础信息数据库等项目初步建成运行。

第三，社会公共领域信息化水平获得较大提升。社会保障市民卡已初步推广，逐步开始发挥服务公众的载体功能。社区管理信息系统全面运行。建成城乡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城市公共安全应急响应系统投入运行，实现110、119、120、122 的应急联动。

第四，信息产业快速发展。“十一五”期末，全市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1000亿元人民币，是“十五”期末的3.6倍，太阳能光伏、新型电子元器件等优势产品群的市场竞争力得到较大提高。全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101.38 亿元，是“十五”期末的10.5倍。

第五，以集约化为特色的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信息通信网络基本实现了宽带化、数字化和广覆盖。信息通信应用水平显著提升，固定电话、移动电话、数字电视、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服务基本实现按需接入，生活信息化主要指标在全省领先。

第六，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初步建成。市电子政务安全体系逐步完善，网络和信息安全协调工作机制基本建立。建立了网络与信息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安全监管和应急保障能力不断提高。信息安全产业有所发展，涌现出一批从事企业、机关、公共机构信息安全保障的专业企业。

四、常州“智慧城市”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从智慧城市的系统性出发，构建智慧城市“智慧资源”、“智慧动能”与“智慧精神”三维一体的指标体系，在一级指标之下创设二级指标，并赋予5%的权重，彰显智慧城市建设的一般性与特色性，蕴含智慧城市构建的物质性与人文性，催生智慧城市发展的丰富性与国际性，进而实现常州智慧城市的可持续化。

三个一级指标分别是：智慧资源、智慧动能和智慧精神，相对应的二级指标分别是：智慧法律政策制度体系、智慧化基础设施与资金保障、信息化网络化物联化覆盖率、智慧产业集聚与发展、智慧组织和智慧人群、智慧社区和智慧家居、智慧生态与可持续城市化；电子政务与高效政府、智慧治理与协同服务能力、智慧安全与智慧城管、智慧优质民生保障、智慧发展与推动能力、智慧生活便捷性、智慧救济与法治回应力；智慧城市安全感认同感和幸福感、智慧创新创意能力、智慧智力资源潜能、智慧人文底蕴与软项目发展、智慧城市意象与个性化、智慧城市品牌文化体育卫生等的国际化。

参考文献：

[1][日]黑川纪章.共生城市[J].建筑学报，2004（1）：7-12.

[2]寇晓东，薛惠锋.城市系统工程的理论框架探讨[J].中国会议，2004（6）：380-382

[3]徐静，陈秀万.基于信息空间理论的智慧城市模型构建[J].科技导报，2013（8）：5.

智慧城市的基本特征范文第3篇

关键词：智慧城市；智慧产业；智慧城市服务运营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伴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迅速推进，在信息技术变革的推动下，城市服务运营产业也面临巨大的变化，如从降低成本到获取附加值的趋势、从维持运营到实现转型的趋势等等。在此背景下，本文分析了智慧城市服务的基本内涵，论证了智慧城市服务运营产业在智慧城市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并对智慧城市服务运营产业兴起的背景、产业细分及运营商类型、产业效益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并介绍了温江发展智慧城市服务运营产业的基本做法。

一、智慧城市服务运营产业的基本内涵

智慧城市服务运营产业，目前业界还没有正式的定义。根据笔者研究，可做如下概括：智慧城市服务运营产业是以云平台为依托，以服务租赁为主要模式，以大数据存储、处理挖掘和利用为主要内容，以向城市政府、企业、居民提供信息设施、数据、平台、应用等项目的可持续运营、维护服务为基本特征的产业。

智慧城市服务运营产业是智慧城市产业链的一个最贴近用户的环节，由于其距离客户最近、掌握客户信息最多、了解客户需求最深，往往成为市场采购的发起环节，因此又是居于主导地位的龙头链节，在整个产业链条中扮演着需求发掘、服务策划、资源组织、建设管控、后期运维的角色，成为智慧城市产业的驱动引擎。同时，从经济收益来看，智慧城市服务运营产业将是智慧城市建设完成和成熟阶段收益最大的产业。智慧城市产业链条如图-1所示。

图1-1 智慧城市产业链条

智慧城市服务是通过信息技术作用于城市，为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产业运作带来模式创新。而智慧城市服务运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业务模式创新：

1、由满足用户需求转变为帮助用户成功，实现用户所倡导的价值；

2、由直接提品获利转变为依靠产品服务获利，实现企业可持续性获利；

3、由依靠低成本获取竞争优势转变为掌握关键资源获取高额利润，实现产业的产出效应最大化。

二、智慧城市服务运营产业兴起的背景

1、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是智慧城市服务运营业产生的内在动力

服务的质量是满足用户规定或潜在需求的特征和特性的总和。在智慧城市高度信息化环境下，依托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可以为用户提供量身定制的城市综合服务和可持续服务。智慧城市服务通过动态化感知、协同化管理、系统化融合使智慧城市服务系统具备强大的综合服务能力，能使服务对象更加精准、服务内容更加前瞻、服务机制更加完善、服务效率更加高速，贯彻以人的最大便利为宗旨的城市服务理念，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2、大量IT服务外包需求是智慧城市服务运营业产生的外在推力

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在各行业、各领域、各层次的迅速推进，各类智慧化应用正潮水般涌入政府公务、企业商务、居民事务中。而无论从精力上还是专业上看，都需要拥有更加专业的人才、更加稳定的队伍、更加规范的流程、更加具备实施能力的机构来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同时，智慧城市需求不断变化和技术不断演进决定了运营的必要性。一方面，由于智慧化需求发展迅速，时时处在量变到质变的演进过程，导致各类智慧应用需要适时因应变化而持续升级；另一方面，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迅速、更新迭代快，导致各类智慧应用需要跟进调适，尤其是进行丰富、拓展和创新，这也需要专业的运营商来应对处置。

3、IT项目交付模式变革是智慧城市服务运营业产生的必然驱动

在IT项目的生命周期中，大约80%的时间与IT项目运营维护有关。用户开展IT购买的资金，其中用于够买服务的比例将超过硬件，IT用户正在发生“从购买产品”向“购买服务”的变革；与之相对应，IT提供商也在从传统的“IT产品交付”向“IT服务交付”转变。未来，服务将在IT的业务中占有更大比重。目前，日本、欧美发达国家在IT服务方面的投资占IT总支出的60%以上，而中国在IT服务上的花费不足30%，发展空间还很大。IBM认为，未来中国在IT服务上的比重将逐年递增。随着智慧城市发展，IT厂商正逐步由传统的产品或解决方案供应商向IT服务运营提供商转型。据国际数据公司（IDC）预测：2014年15%-20%的传统购买IT产品的消费将在智慧城市时代转变为在云端购买IT服务的消费。

4、云服务技术的出现为智慧城市服务运营业产生提供了技术支持

智慧城市服务需要处理前端物联网传导的海量数据资源，云计算所支撑的城市服务后台系统可以对整个城市数据资源进行充分利用和有效整合实现无远不届、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城市“云”服务。云服务技术的出现使得传统IT服务交付模式将更加灵活高效，软件、平台、基础设施均可实现基于云端的集中服务运营，客户端成为瘦终端，客户使用更加傻瓜化，更加安全，这也就导致支付方式，由一次性购买转变为长期多次的租赁式支付，对于客户来说，实际上市在购买一种专业服务。

5、海量数据的存储、处理、挖掘及安全管理需要专门的服务能力

智慧城市应用带来数据量的急剧增长。海量信息的存储、处理，以及对这些信息的不断挖掘分析利用需要强大的基于云方式部署的数据中心来支撑，从而达到最有效的最高效的信息处理、最广泛的信息共享、最安全的数据存储与备、最经济的基础设施支撑。而大数据技术的出现，则让更深入的数据挖掘、分析，进而对城市服务需求进行规律性统计和预测成为可能，并衍生出新的服务项目，这些业务也是智慧城市服务运营的组成部分。

三、智慧城市服务运营产业的分类

根据智慧城市向用户提供的服务方式的不同，可将智慧城市服务运营产业分为基础设施服务类（Iass）、平台服务类（Pass）和软件服务（Sass）三个大类。具体细分如表-1所示。

表3-1 智慧城市服务运营产业的分类

四、智慧城市服务运营商分类

当前，智慧城市服务运营商仍然以传统的电信运营商为主体。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平台运营商加入进来，不少的系统集成商也迅速转型，同时国家还开放了一批虚拟运营商参与进来，智慧城市服务运营市场将进一步按行业、领域、区域进行细分。

1、电信运营商

主要是指电信、移动、联通三大传统电信运营商；其提供的业务主要是以网络通信为主的基础设施类服务，但随着智慧城市的深入发展，传统电信运营商纷纷采用联合、并购或自开发方式，投入巨资开拓更具多样性、市场潜力巨大、高附加值的平台服务、软件服务。

2、虚拟运营商

虚拟运营商是指拥有某种或者某几种能力（如技术能力、设备供应能力、市场能力等）与电信运营商在某项业务或者某几项业务上形成合作关系的合作伙伴。2012年6月2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一步进入电信业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民营资本进入的领域。2013年底到2014年工信部已发放了天音通信、浙江连连科技、乐语、华翔联信、京东等3批共计25家虚拟运营商牌照。

未来，电信运营业的市场开发方式将向“电信运营商――虚拟运营商――用户”转变。虚拟运营商将在整个电信运营业的链条中，处于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是21世纪电信企业新的组织运营模式和提供电信服务的前台主角，同时也是智慧城市运营产业的重要组成力量。虚拟运营商一般都会通过租赁主运营商的电信网络，或者通过运营增值业务进行业务开展。

3、平台/软件服务运营商

相对传统电信运营商来说，公共服务平台、软件服务的商企，是智慧城市产业的新锐力量，也是未来智慧城市服务运营市场的主体，其具有业务多样性、创新能力强、市场潜力大的特征。如：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网易、优酷、土豆等社交、电商、搜索、电邮、视频服务等门户网站，以及提供各类一卡通平台服务的天府通、杭州通等；提供视频监控平台服务的海康威视、天地伟业等；提供公共信用服务平台的德信行、远东资信等；提供智能交通服务平台的高德导航、四维图新等；提供健康顾问服务平台的熙康、毗邻等。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深入、智慧应用的普及，平台/软件服务运营商将不断涌现出来，以更加多样的服务区满足政府、企业、公众的智慧化需求。

五、智慧城市服务运营产业的效益预测

根据统计分析，智慧城市运营服务产业是智慧城市建设完成和成熟阶段收益最大的产业，将是智慧城市产业的主导产业。

2012年，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与服务运营产业链总产值达14283亿元，年均增幅超过20%，高于同期工业增长水平7.1个百分点，在智慧城市产业链中，服务运营业总收入为4285亿元，占比30%。

图5-1 2012年城市信息化产业收入结构（亿元）

预计到2020年，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与服务运营产业链总产值将突破6万亿元，在电子信息产业中的占比将迅速增大，其中，服务运营业总收入将达36000

图5-2 预计2020年城市信息化产业收入结构（亿元）

亿元，占比60%；相关设备制造业收入将达 7500亿元，占比12.5%；网络服务收入将达3000亿元，占比5 %；软件开发收入10500亿元，占比将达17.5 %；系统集成收入3000亿元，占比将达5%。

六、温江区智慧城市服务运营产业探索

温江区作为住建部智慧城市试点城市，根据温江地处中国软件名城――成都市的优势，在对成都周边区县信息产业发展情况调研基础上，提出了“高位切入，抢占智慧产业高点；错位发展，打造区域经济亮点；借势发展，拔高智慧产业起点，挖潜发展，发挥温江资源优点”的策略，将智慧城市服务运营产业作为温江智慧城市建设的补充和效益延展，并作为智慧城市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确定了加快建设“以服务运营为核心的智慧城市科技产业园”的任务。

为此，温江区编制了《智慧城市科技产业园规划》，提出了“大力引进和培育基于云数据中心的基础的数据存储、数据处理、挖掘和利用的智慧城市服务运营平台产业，倾力打造智慧城市服务运营产业总部基地和企业集群，并以之为基础，进一步带动下游产业配套发展，逐步完善、形成以智慧城市服务运营产业为主导，集系统集成、软件研发、网络通信、硬件设备制造、科研咨询等产业环节为一体的智慧城市特色全产业链。”的发展定位，其中，在核心链条――智慧城市服务运营产业方面，重点将发展以云数据中心为基础，以数据存储、数据处理、挖掘和利用为技术支撑的行业服务平台类产业，包括医疗卫生平台、养老服务平台、企业云服务平台、政务类数据托管灾备平台以及城市呼叫中心、视频监控、社区服务、智能安防等产业。预计到2020年，温江智慧城市服务运营产业将形成以运营商网络和平台为承载中心，广纳合作伙伴业务和产品，实现面向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智慧城服务运营体系，成为西部最大的智慧城市服务运营企业总部聚集区、四川省及成都市智慧城市服务运营中心。

结论

全球已经进入服务经济、信息经济主导时代，智慧城市的建设为信息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市场需求，并正在催生“智慧城市产业”这一新经济板块，在可预见的未来，智慧城市产业将产生强大的经济拉动力。而由于云计算及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IT项目交付方式正在由“交付产品”向“交付服务”的变革，IT服务交付将取代传统的IT产品交付成为智慧城市项目的主体交付模式，“智慧服务运营产业”作为智慧城市产业链条的龙头环节和主导力量，其经济效益可观，是智慧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具备大力发展的价值。

参考文献

注：[1]赵刚.智慧城市的运营商

[2] 周俐.发展智慧城市运营服务

[3] 张克平.无锡正筹备建立智慧城市运营中心

智慧城市的基本特征范文第4篇

在新形势新时代的要求之下，各国均将“智慧教育”作为国家信息化的战略重点优先部署，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全面深度融合，加快提升教育信息化整体水平。为实现教育现代化，发达国家均采取了各种措施促进“智慧教育”的发展。

一、“智慧教育”的特征

“智慧教育”是指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处理、无线宽带网络为代表的一批新兴信息技术为基础，以智能设备和互联网等为依托，以教育资源建设为中心，以各项配套保障措施为基础，以深入实施教育体制改革为主导，全面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智能化的现代教育体系。“智慧教育”是政府主导、学校和企业共同参与构建的现代教育信息化服务体系。该体系由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数字课件、公共服务平台和先进的云端设备组成开放校园。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借助电脑、数字电视、手机等各种云端设备进行主动、高质量和个性化的学习。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也可以通过该体系实现廉洁高效的管理。对照“智慧城市”、“智慧教育”的概念、内涵，可以清楚看到，“智慧教育”正是“智慧城市”建设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

“智慧教育”具备以下基本特征：“智慧教育”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教育信息化的手段，来实现教育信息与知识的共享。“智慧教育”具有“教育”的属性，同时也具有“信息化”的属性。

从教育属性来看，“智慧教育”的基本特征是开放性、共享性、交互性与协作性。开放性打破了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教育体系，使得教育社会化、终生化、自主化；共享性是信息化的本质特征，它使得大量丰富的教育资源能为全体学习者共享，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交互性能实现人-机之间的双向沟通和人-人之间的远距离交互学习，促进教师与学生、掌生与学生、学生与其他人之间的多向交流；协作性为教育者提供了更多的人-人、人-机协作完成任务的机会。

从信息化技术属性来看，“智慧教育”的基本特征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多媒化。数字化使得教育信息技术系统设备简单、性能可靠、标准统一；网络化使得信息资源可共享、活动时空较少受限制、人际合作易实现；智能化使得系统能够做到教学行为人性化、人机通信自然化、繁杂任务化；多媒化技术使得信息化传媒设备一体化、信息表征多元化、复杂现象虚拟化。

二、国内外智慧教育建设成功经验

1.国内“智慧教育”建设成功案例

旨在加快湖南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步伐而着力打造的职教新干线，是基于云计算服务、覆盖湖南全省职业院校、以个人空间为基础的实名制、开放的网络学习互动交流平台。至2012年，“职教新干线”已建有机构平台161个，师生教学空间30余万个，发表文章660万篇，教学内容为主的视频25万个，其中录制的湘绣大师刘爱云、湘菜大师许菊云等技能大师的技艺视频2万多个。

佛山市南海区通过一个中心（云计算管理中心）、3个平台（云基础平台、资源平台和管理服务平台）的建设，打造云计算环境下的区域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简称南教云），主要有电子政务云、学校管理云、教育资源云、互动社区云、智能课堂（电子书包）学习云等。目前，教育资源总存量达25.6TB，自主创作的中小学新课程资源容量达39，500件，资源课程化率达到95%，在线使用人数日均两千多人次。从2009年开始，南海区在部分小学逐步试点电子书包项目。通过3年的实践，一对一数字化学习模式试点班级里，学生成绩突出，自得学习之乐。在好效果的鼓励下，从2011年10月开始，南海在7所区直高中16个班级中正式试点，并于2012年推广到15所区直高中。到2015年，南海区所有高中、初中及小学将逐步普及使用“电子书包”。

2.国外“智慧教育”建设成功案例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格雷汉姆小学开展了教育云计算项目。全校600名师生通过“通用云计算服务”来获取虚拟电脑桌面，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学习材料。弗吉尼亚州Passage中学允许学校学生在课堂上利用手机进行学习。学生为此备受鼓舞，发明了很多能够使用手机的学习活动，并写成博客或录制视频在网络上分享。一些教师也开始使用手机来加强互动，譬如课堂提问不再指定某位学生回答，而是通过短信的形式将学生们的答案投影到教室前方的屏幕上，也有英文教师带领学生在Twitter上协作创作故事。

2010年，日本总务省启动了“未来校园”项目。这是日本最大的国家级教育信息化项目，项目将建立其一对一电脑应用系统、互动性白板以及连接家庭和学校的协同教育平台，为所有6～12岁的学生提供电子课本和学习资源，并于2020年前，完成全国范围的普及和应用。

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协同国家信息化战略委员会于2011年6月向李明博总统汇报了《智能教育推进战略》，其核心内容为：自2015年起将在一线学校正式实施“量体裁衣”式的智能教育，用纸张制作的传统教科书将在学校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数码教科书。韩政府为此将投入2兆2281亿韩元（约合21亿美元）。根据战略要求，至2015年韩国将在所有学校建设以云技术为基础的教育环境，即将教育内容存放在网络服务器中，学生们可以通过计算机、智能平板、智能电视等各种数码终端灵活使用。韩国教科部计划自2014年起从小学课程开始制作数码教科书，至2015年扩展到小学、初中、高中的所有教学科目，推行初期将采取数码教科书与纸张教科书并行的方式。

三、“智慧南京”建设总体架构设计

智慧南京的总体架构为1+4：即一个综合应用体系加上组织领导、政策法规、信息共享和安全保障等四个支撑体系。

（1）综合应用体系是智慧城市顶层架构的核心。其内部可分为基础服务层、行业应用层、集成应用层三个层面，体现系统融合和信息共享的导向。

（2）组织领导体系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组织领导体系包括组织协调、实施推进、专家咨询体系

（3）政策法规体系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保障。从以下4个方面进一步加强智慧南京政策法规的制定工作：一是强化依法管理。二是完善绩效考核。三是完善投入机制。四是出台信息化项目建设绩效评估办法。

（4）信息共享体系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主线。在市级信息资源体系数据的采集方面，分为两种方式，一是部门交换，二是自建自采。在智慧南京建设过程中，将广泛征集部门业务需求的基础上，梳理数据源，推进共享交换，逐步实现基础信息资源的大集中。

（5）安全保障体系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在全市网络与信息安全的总体架构下，智慧南京将遵循贯彻落实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要求，从组织、管理、技术与运维等多方面入手，提升基础信息网络和核心要害信息系统的安全可控水平，保障核心要害信息资源的安全，形成可靠、完善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四、对南京市“智慧教育”建设的展望

根据“智慧南京”总体架构并结合国内外“智慧教育”建设的成功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智慧教育”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各方面的配合支持，如智慧城市的统筹规划、教育政策的倾斜、硬件建设的持续发展、软件资源的开发与应用推广等。只有各种规划、政策、措施以及资金投入等相互配合，协调一致，才能够推动“智慧教育”的发展。为使南京市“智慧教育”迈出较大的步伐，我市应该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市“智慧南京”建设实际，有效促进“智慧教育”建设，真正使教育实现现代化。

1.加快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多媒体教学的普及、教育信息资源的汇聚、云服务模式的推行，都需要较高的带宽、较强的运算能力和较大的存储空间。因此，提高教育基础设施水平，推进教育数据中心建设，是发展“智慧教育”的先行条件。按照加快创建智慧城市的要求，全面建成“标准统一、全面覆盖、互联互通、智能服务”的市、区、校三级“智慧教育”网络，切实解决郊区、农村教育网络覆盖问题。同时应统筹规划建设全市教育数据中心。

2.推行教育资源云服务

云计算技术、云服务模式将对“智慧教育”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基于全市教育云服务平台，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和教育管理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实现教育部门业务协同。因此，有必要构建南京市“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该平台是基于云计算与大数据的信息化服务平台，是“智慧教育”的大脑和枢纽，在整个“智慧教育”系统架构中起到匹配、整合、协调、联动各个应用系统和管理系统的作用。通过“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实现各类教育资源的整合，一方面可为各类教育应用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开发平台及应用服务，此外可将“智慧教育”各子系统高层业务数据统一抽取，形成报表供实时查询，以及各种指令与信息高效、完整的下达到各个应用系统末端，从而实现领导决策与控制的完美循环。公共服务平台也是“智慧南京”的其他模块，或其他的“智慧城市”与南京“智慧教育”的进行系统交互的中枢。市、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可利用公共服务平台实现网络化办公协同、教育数据采集分析，并实现全局的监督；全市学校可通过公共服务平台构建独立的数字化校园环境，以提升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同时降低学校的信息化建设资金投入和IT专业管理人员的投入；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可通过公共服务平台便捷、低成本地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创新的教育服务，体现教育公平，实质性地提升教学质量和教育管理水平。

制订和规范一批信息化教育管理、教学应用的制度、措施。逐步形成合理的信息资源开发与应用框架，以统一的规划和标准规范跨区域、跨学校的信息资源开发，实现信息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广泛共享。

3.构建智能化学习环境

构建数字化、网络化、个性化、智能化的校园和教室，教育者可以通过多种媒介直观呈现教学内容，学生可根据个人兴趣、知识盲点进入智能学习系统进行学习和体验。有条件的学校可推广数码教科书，减轻家庭为子女额外购买学习资料和参考书所带来的经济负担，提高民众对公共教育的满意度，降低学生对课外辅导的依赖程度。

4.加强教育信息资源建设

智慧城市的基本特征范文第5篇

关键词：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社会；终身学习；概念辨析

作者简介：蒋亦璐（1986-），女，浙江嘉兴人，国家开放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比较成人教育、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7）03-0053-05

自学习型城市（Learning City）的概念被提出以来，对于“学习型城市是什么”的讨论从未停歇，不同的组织和个人基于自身立场，对其表达了不同的理解。与此同时，与其相近的概念也在终身学习的推进过程中不断“崭露头角”并与学习型城市“纠缠”在一起。所以，在对学习型城市的概念进行梳理的时候，我们一方面需要剖析概念本身，另一方面还需要分辨相近观念间的关系，从而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产生更加清晰的认知。本文将基于教育学（特别是成人教育学）的研究视角，就不同组织和个人对学习型城市概念的理解进行概括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学习型城市的内涵和特征，同时辨析学习型城市与相近概念间的关系，进而更为清晰地把握学习型城市的丰富内涵。

一、学习型城市概念研究综述

199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ECD）主办的第二届国际教育型城市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if Educating Cities）在瑞典哥德堡（Gothenburg）举行，指出城市是终身学习的最佳实体[1]。学习型城市这一概念用语正式形成，并逐渐受到世界各国及其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999年，时任上海市市长徐匡迪提出“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努力把上海建成适应新时代的学习型城市”，学习型城市这个词儿开始被广泛传播，拉开了国内探寻学习型城市建设及其相关研究的序幕。

（一）来自国际组织的理解

学习型城市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如此迅猛地扩展，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国际组织的积极倡导和推动。其中，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简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经合组织、欧洲联盟（简称欧盟，EU）三大组织在全球的学习型城市推进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鉴于这些国际组织的职能定位和组织影响力，它们对学习型城市概念的理解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指导性。

经合组织认为，学习型城市的功能或作用包括：促进城市范围内各利益相关者（包括公立部门和私立部门）的合作；整合工作导向和闲暇导向的教育与培训；协调各年龄段学习者的学习；运用当地的媒体；推动社区共同体的学习[2]。可以看到，该组织非常强调在学习型城市中的“合作”和“面向全体”，认为学习型城市就是在城市范围内，借助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并运用多种手段（如媒体），来为每个人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机会。

欧盟认为学习型城市最为基础的工作是协调并利用社会各部门的资源，来开发市民潜能，进而促进个人发展、社会融合与繁荣创新[3]。该组织推行了多个与学习型城市有关的项目，其中在地区终身学习（Regions of Lifelong Learning，R3L）项目和“迈向欧洲学习型社会”（Towards a European Learning Society，TELS）项目中，其分别对学习型城市做了如下界定：其一，学习型城市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公正且积极地为市民提供学习和培训机会，以挖掘其潜能，进而营造一个充满活力、市民积极参与、具有文化意识以及经济稳步发展的人文环境；其二，学习型城市形成了一个组织结构和心理结构，有助于社会各界认同并理解学习在促进社会稳定繁荣、个体潜能挖掘及社会各方资源（人力、物力和财力）创造性的利用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帮助市民去认知社会的转变并做出回应[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只能通过一个一个省、城市、社区来建设学习型社会（Learning Society）[5]。基于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之快以及城市所具备的基础条件，该组织首选将城市作为推进学习型社会的“主阵地”。该组织对学习型城市内涵的理解表现在对其特征的诠释，包括：调动好配置（城市的各项）资源、促进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包容性学习、提升家庭和社区学习的活力、促进工作场所学习、推广现代学习技术的应用、提高学习质量、培育终身学习文化[5]。

这些组织对学习型城市概念的认知，都基于自身的组织立场，以终身学习理念为指导，寄希望于更好地发挥学习型城市建设在推动全球抑或地区发展中的作用。经合组织尽管是从“教育”出发，强调在城市中借助教育的手段来促进社会各方面的发展，然而基于工具理性的价值导向，该组织对学习型城市根本任务的认知主要围绕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且最根本的期待是提升市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与之相似，欧盟的认知也多少带有经济理性的价值取向，但随着社会公平观念的引入，这种价值取向发生了一些转变，表现为该组织对个人自我实现和社会融合发展的愈发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知除了强调社会包容外，还突出学习在提升个人能力方面的作用，倡导为城市每一成员提供公平的学习机会，其次还涉及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来自学者们的理解

随着学习型城市的发展及其概念内涵和外延的不断扩展，国内外教育领域的学者纷纷加入到学习型城市概念的讨论中，并各自产生了以下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国外学者方面，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将学习型城市为知识和观念的收集者和储存者，认为其能够营造促进知识、观念和学习传播的潜在环境和基础设施[6]。朗沃斯（Norman Longworth）认为学习型城市是在城市范围内，设计计划和策略，以开发市民个人潜能并建立所有机构或组织间的合作，进而有助于个体发展、社会凝聚和财富的可持续创造[4]。法里斯（Ron Faris）基于国际组织（主要为经和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学习型城市概念的阐释，提出学习型城市需要以终身学习作为组织原则和社会目标，一方面将市民、经济组织、公共组织、教育机构和部门、志愿服务组织中的学习资源利用起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营造融合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有助于市民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彼此信任并分享各自的价值观，以使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在（城市）学习网络的构建中得以完善[7]。瓦尔斯特（Waters S.）基于经济、社会和全球化竞争等方面的考虑，提出学习型城市能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升城市的竞争力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并与终身学习密切相关[8]。卡恩斯（Kearns P.）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出发，提出学习型城市的传统关注点包括：终身学习、社会公正和平等、社区建设计划等；此外，他认为学习型城市需进一步关注环境、健康、文化、福祉等主题[9]。

国内学者方面，马仲良、吴晓川基于学习型城市与学习型社会间的密切联系，将学习型城市界定为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不断推进教育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教育化，推进全民学习、终身学习，逐步实现市民工作学习化，学习生活化，工作生活化和工作、学习、生活一体化的城市[10]。杨进立足个人和社会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学习型城市是能够在区域内充分动员全部资源开发和丰富人力潜能以便促进个人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创造社会繁荣的城市、城镇或地区[1]。

鉴于研究视角、出发点、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地域等的差异，上述国内外学者对学习型城市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概括而言，他们共同的关注点大致可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个人和集体学习需求的满足；终身学习的推进；城市各方面的发展，特别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竞争力提升；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与国际组织的理解相比，学者们的理解也关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相比之下更加强调终身学习理念对学习型城市的指导意义。

二、学习型城市内涵探究

我们可从“学习型城市”这个词中，拆分出两个关键词“学习”和“城市”。这两个词汇本身内涵极为丰富，两者结合构成了内涵更加丰富的“学习型城市”。就“学习”而言，我们可将其广泛地理解为：学习者因经验而引起的行为、能力和心理倾向的比较持久的变化[11]。这种变化不仅有助于个人发展，也能转化为社会及其城市发展的动力。在学习型城市中，学习主要存在如下特点：对象覆盖面广，面向城市范围内的所有人；内容丰富多样，涉及个人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组织形式灵活多样，诸如个人学习、集体学习、正式或正规的学习、非正规的学习和非正式学习等。就“城市”而言，如芝加哥学派大师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er）所言：“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绝非简单的人工构筑物，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12]。学习型城市可以说是学习型社会实践的表现形式，而之所以将城市作为“主阵地”，原因可能有二：其一，漫长的发展历史赋予城市丰富的内涵和多样化的功能；其二，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使得城市更加具备实现学习型社会的需求和条件。在了解各国的行政区域设置、文化并分析与学习型城市相关研究资料后，我们可以发现各个国家、地区、组织或个人对“城市”本身的理解存在一定差异，所以我们可将这个“城市”放在相对广泛的意义上进行理解，它是一个能为所属居民提供终身全面发展的空间载体，集合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保等多重功能。

基于以上对“学习”和“城市”概念的理解，我们从教育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可以明确学习型城市需围绕人的发展和学习型社会的实现，并强调推进全民终身学习给城市带来转变，表现为知识水平的完善、市民的终身全面发展、城市凝聚及竞争力提升等。其中，学习的推进过程强调知识的积累、市民个人潜能的挖掘、各方学习资源的凝聚与整合等，且与社会各要素（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科技等）紧密联系。在此基础上，结合目前全球学习型城市的实践进程，得出学习型城市具备一些动态构成要素，包括：领导力、伙伴关系、信息与沟通方式、学习庆典（活动）、调查与研究、教育支持框架、学习动机和权利、持续改进策略等。由此，我们首先需明确：学习型城市是学习型社会在城市范围内的一种表现形式或实践途径。基于这一基本定义，结合国际组织和国内外学者们对学习型城市概念的理解，本文认为学习型城市就是在城市范围内，调动所有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来贯彻并落实终身学习的理念，从而促进个体潜能的挖掘与全面发展、提升市民的生活质量与思维品质、维护社会的融合与稳定、推动城市各方面可持续发展与繁荣的一个“学习型社会”缩影。

依据学习型城市的概念界定，我们可进一步挖掘其基本特征，以使内涵的探究更为清晰和饱满。目前国际社会引用率较高或者说普遍较为认同的是英国学者朗沃斯对学习型城市主要特征的概括，包括：领导能力、就业和就业能力、愿望、资源、网络、信息、需求、生长、应对变革、投入、技术、参与、环境、家庭策略[13]。这14项内容所涵盖的内容，构成了学习型城市的理论框架，主要诠释了学习型城市的作用、任务和基础条件等。据此并结合之前对学习型城市概念定义的阐释，本文进一步将学习型城市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终身学习，强调学习涵盖人的一生，并需要适应个体和社会的发展；第二，全员参与，强调参与需囊括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不仅包括学习者也包括学习提供者；第三，资源整合，强调城市中各种有助于推进终身学习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有机结合；第四，全面发展，强调个人和社会的协同发展和整体提升，一方面通过学习完善人性以推动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借助学习营造更好的社会环境以使个体获得更高品质的生活。

三、学习型城市与相近概念间关系辨析

我们在对特定概念进行辨析的时候，除了可以直接研究特定概念所指代事物的本质属性外，还可以间接通过辨识特定概念与相近概念间的关系来加深理解。在对学习型城市概念进行探索的过程中，我们有可能会将其与一些概念相混淆。下文从这些易混淆的相近概念中，挑选出目前受关注度较高且容易被混淆的几个概念，进行基础性的辨析与说明。

（一）学习型城市VS学习型社会

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赫钦斯（R. M. Hutchins）在《学习社会》（The Learning Society）一中，提出“学习型社会”的概念。他认为在这个社会中，每个处于人生不同发展阶段的成年男女们提供可供其空余时间参与的成人教育，最终在社会所有部门的帮助下，通过学习、自我实现和完善人性这些目标来促进社会本身的价值转换[13]。在他之后，许多学者都为学习型社会这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代表人物包括舍恩（Donald Schon）、伊里奇（Ilvan Illich）、博希尔（Boshier. R）、胡森（Torsten Husén）、兰森（Ranson， S.）、贾维斯（Peter Jarvis）、门德依（van der Zee）等。从这些学者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学习型社会与终身学习理念之间的紧密联系：前者以后者为思想引领，后者在前者的发展中得以延续和发展。如贾维斯所理解的学习型社会是一个学习共同体，能够为每个人提供学习、自我实现和充分挖掘自身潜能的机会。对照学习型城市的概念，两个概念内涵非常相近，均是在终身教育、终身学习思想指导下得以延续和拓展，且具备共同的旨归。其中，学习型社会的概念内涵为学习型城市概念框架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二）学习型城市VS学习型地区等

依据我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地区大于城市，城市与乡村相对应，社区及其街道隶属于城市。在此基础上，还存在学习型地区（Learning Region）、学习型乡村（Learning Country）、学习型社区（Community）（强调空间概念）等这些与学习型城市相对应的具有地域空间指向的概念提法。读者们可能会对这些概念间的交替使用感到有些混乱，并对其间的关系产生疑惑。就此，朗沃斯在他的书中专门提到了这一现象及其处理方式。在他看来，这些概念之间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但为了避免使读者混淆，他统一选用学习型城市这个概念。所以，这些概念只是在空间指向上存在差异，而本质上都是在限定的地域范围内推进全民终身学习。在此，我们可能需要了解一些词汇在中西语境中的差异，以及由此形成的在相关概念上的理解差异。如“社区”（Community）这个词在西方语境中既可以被表述为一群具有相同兴趣爱好的人所组成的非正式组织，也可以被看成一个由空间地理条件构成的邻近区域，包括了地区或城市。相比之下，我国的理解更多基于地域空间视角，多地将社区理解为城市组成要素，是人在一定地域范围聚居形成的共同体。

（三）学习型城市VS学习型组织

在对学习型城市理论进行探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学习型组织（Learning Organization）是一个“高频词”。朗沃斯在其著作别强调学习型组织的建设，类似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在解析学习型城市如何促进工作场所学习时，突出帮助公立和私立组织成为学习型组织[5]。上世纪90年代，彼得・圣吉（Peter Senge）在《第五项修炼》（The Fifth Discipline：The Art and Practice of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一书中，提出学习型组织理论。当时，一些组织和个人正在寻找学习型社会的实现路径，受该理论启发，学习型政党、学习型机关、学习型企业、学习型学校、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社区（强调组织概念）、学习型家庭等被认定为学习型组织的表现形式而得以推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习型城市是一类学习型组织。然而，目前的文献资料中，较多地将学习型组织置于学习型城市的下一层级，认为组织是比城市更小一级的组织单位。就此，结合目前的实践，我们可以认识到学习型城市的一项基本特征就是学习型组织的普遍化。学习型城市作为学习型社会在城市范围内的一种表现形式或实践途径，其对学习型社会的推进，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各类学习型组织的创建。基于此，我们可将学习型组织建设看成推进学习型城市的重要手段或途径。

（四）学习型城市VS教育型城市

上世纪70年代，经合组织提出教育型城市（Educating city）的概念，并从其成员国中选取七座城市作为试点①。教育型城市工作最初主要关注学校教育的发展，特别是青少年的教育，之后才慢慢转变为面向全体的终身学习；同时，地方政府在教育型城市中发挥核心作用。相比之下，W习型城市从最开始就明确学习应该是“时时，处处，人人”且贯穿人的一生，所以其最初包含的内容更为广泛，同时由于强调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其实践主体更为多样化。然而，两者可以说都是学习型社会的一个具体的实践方式和途径，并且基于相同的教育维度和社会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的意思大致相同，但学习型城市似乎为何更受到“追捧”呢？原因在于“教”向“学”的转变，学习者正受到更多的关注。这正符合美国成人教育之父诺尔斯（Malcolm S. Knowles）在成人教育中对学习者地位的捍卫，在他看来，成人教师（成人教育工作者）是帮助者、指导者、鼓励者、咨询服务者和资源提供者，而不是知识传递者，学科主宰，法官和权威[14]。

（五）学习型城市VS智慧城市等

伴随移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智慧城市（Smart City）、无线城市（Wireless City）、数字城市（Digital City）等概念盛行，它们强调城市需利用先进技术来管理和运行，旨在提升市民生活品质、促进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朗沃斯认为，学习型城市与智慧城市（这类概念）可以等同，后者更加强调科学技术的应用在促进个人和城市发展中的作用[4]。从教育出发，两者都希望通过实践去挖掘个体潜能、开发人力资本，进而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比较而言，学习型城市列举的途径更为广泛，包含了智慧城市等这类概念所专注的现代信息技术途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前者涵盖后者，而后者为前者的发展增添活力和动力。

综上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学习型城市与以上这些概念之间存在诸多异同点，但可以说均为终身学习理念引导下的学习共同体。基于此，我们可将以上分析进一步提炼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学习型城市可被视为学习型社会的表现形式和实现途径，而学习型社会是学习型城市的概念原型；第二，学习型城市与学习型地区等具有空间意义的概念在内涵上最为相近，其主要区别在于这些概念指代不同的行政区域层级，同时不同国家对行政区划及其隶属关系存在不同的认知；第三，学习型城市中更加具体的实践主体是众多不同类别的学习型组织，尽管它们在具体实践中基于不同的组织范围或空间载体，但与学习型城市秉持一致的理念主旨，即推进全民终身学习；第四，学习型城市的概念由教育型城市演化而来，前者在学习过程中强调以学习者为主体，并吸引了更加多样化的实践主体，其囊括的内容更为丰富；第五，学习型城市为智慧城市等类似概念的推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后者可以作为前者的重要“生长点”，为其建设增添动力与活力。

四、小结

综合以上对学习型城市概念及其与相近概念间关系的辨析，我们可总结出学习型城市通过学习来推进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学习型城市带来了一个终身学习理念贯穿始终且更具包容性的时代，其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倡导借助学习来挖掘城市中每个居民的个人潜能，从而推动人力资本的集聚并由此促进社会资本的增长。然而，就教育而言，学习者是教育活动开展的核心要素；同时，就社会发展而言，“人”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如朗沃斯所言，我们需要牢记城市和地区（的发展）最终依赖于市民，而不仅仅是其社会部门（组织机构）[4]。也就是说，在辨析学习型城市的概念时，需要认识到并时刻把握住“人”这一最为核心的要素。此外，本文之所以对学习型城市概念进行辨析，目的不在于限定这一概念，而是希望进行符合时代特点及本国国情的解读，以为我国学习型城市实践内涵的拓展与深化提供一定参照。

注释：

①七座城市分别为：加拿大的埃德蒙顿（Edmonton）、瑞典的哥特堡（Gothenburg）、奥地利的维也纳（Vienna）、苏格兰的爱丁堡（Edinburgh）、日本的挂川（Kakegawa）、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Adelaide）、美国的匹兹堡（Pittsburgh）。

参考文献：

[1]杨进.国际社会构建学习型城市 推进终身学习策略[J].天津电大学报，2012（2）：9.

[2]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y prepared for the Congress on Educating Cities[R]. Gothenburg（Paris， OECD）.1992.

[3]Longworth， N. Making Lifelong Learning Work： Learning Cities for a Learning Century[M]. Kogan Page Limited， 1999：109，187-188.

[4]Longworth， N. Learning Cities， Learning Regions， Learning Communities ―Lifelong Learning and Local Government[M].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2006：23，9，37，137.

[5]UNESCO. Beijing Declaration on Building Learning Cities――Lifelong Learning for All： Promoting Inclusion， Prosperity and Sustainability in Cities[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Cities， Beijing， China， October 21-23，2013.

[6]Richard Florida. Calibrating the Learning Region. Local and Reg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J]. Economics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1998（14）：19-28.

[7]Ron Faris. Learning Community by Community： Preparing for a Knowledge-based Society[J]. Education Canada， 2003，43（1）：4，6-7，42-43.

[8]Shirley Walters. Researching indicators for a learning region[C]. 36th Annual SCUTREA Conference， 4-6 July 2006.

[9]Kearns， Peter. Living and learning in EcCoWell cities： Discussion Paper[J]. Australian Journal of Adult Learning， 2012， 52（2）：392-396.

[10]窍川，马仲良.建设学习型城市[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50-51.

[11]施良方.学习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5.

[12][美]帕克・麦肯齐.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M].宋俊岭，吴建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