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第1篇

随着中国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支持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慢慢弱化。劳动力减少对经济的未来影响之大不言而喻。接受这一事实,并积极做好准备,迎接人口红利彻底消失的那一刻,才是我们应当做的。

中国人口红利渐弱之时,印度将迎来可以享受人口红利的最美好时光。这一对人口大国之间的竞争,是否会因此步入新的阶段?本期《财经大势》,从人口红利的角度探讨中印两国的未来。

此外,《财经大势》长期关注“国进民退”现象,本期推出刘军宁、何伟、曹远征对这一话题的看法。其中,刘军宁特别阐述了一场不涉及所有制性质变化的整合风暴――央进地退――事实上它来得更猛烈,更持久。

两百多年前,一位默默无闻的英国教区牧师出版了一本小书,他相信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并由此描绘了英伦三岛人口膨胀后,必定会出现战争、瘟疫等等灾难,以消灭人口的可怕前景。牧师名叫马尔萨斯,那本书便是后来声名远扬但饱受争议的《人口原理》。如今的世界,早已逃离了马尔萨斯鼓吹的“高出生、高死亡”宿命,却滑向了与马尔萨斯反向的陷阱――老龄化。

消失的“人口红利”

从人口统计来说,进入21世纪,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西方国家比中国更早的受到这个问题困扰。但是正如《经济学人》所说:“人们为中国焦虑还有着额外的理由:工业化尚未完成,便已面临‘未富先老’的尴尬。”

中国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年轻的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社会抚养负担较轻。凭借充沛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中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了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即产生了“人口红利”。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之比)是显示人口红利的指标。研究显示:人口抚养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均GDP的增长率就增加0.115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抚养比下降对中国储蓄率的贡献率大约在7.5%左右,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在1/4强,人均GDP的增长有27%是人口抚养比下降带来的。这些都是“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贡献。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执行,关于“人口红利”消失,转而成为“人口负债”的警告不绝于耳。近日的“民工荒”、“保姆荒”更是加深了人们对“人口红利”拐点提前到来的担忧。

一般看来,人口红利消失所带来的风险主要在于以下三方面:其一,降低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使得中国依赖出口的“增长发动机”大受影响;其二,降低储蓄率,影响到中国的资本形成,进而降低经济增长;其三,人口老龄化会给社会保障带来巨大挑战。

故事的另一面

然而,人口红利的消失也可能是中国经济走向更健康、更持久增长的契机。事实上,要想真正实现可持续的、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就必须要克服“人口红利”带来的惰性。

首先,如果人口红利消失,充分就业时代就会真正到来。如果劳动力无限供给不改变,卖出上亿的衬衫和牛仔裤来进口一架空客飞机,这种低附加值的“比较优势陷阱”可能还会延续下去。劳动力成本的适当提高,可以促进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进步,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的价值。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要义所在,这对于扭转中国粗放式生产有着关键意义。

其次,老龄化迫使我们建立一个更合理、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政策模拟表明,养老保障的转变将使社会养老负担率下降大约19个百分点。这无疑为政策变迁提供了激励。

第二次机会

“我一直在强调,中国还有另一半人口红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表示。他认为,由于一些制度因素,我国并没能充分发掘人口红利,而只是打了折扣地利用已有的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的一个具体体现是农民工进城打工,他们从生产率比较低的务农转向生产率比较高的非农产业,提高了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但是,这种职业的转换是不彻底的,由于没有城市居民身份,不能完全摆脱土地的束缚,他们都还存在一个回去的预期,因此他们的劳动力供给是残缺的和割裂的,他们也不会进行城市化的消费行为,对内需的贡献也没有充分反映。

另外,中西部和沿海地区差异极大。因此,当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成本上升,劳动力即将丧失比较优势的时候,中西部地区还有机会。

这些,都是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另一半。

“我说还有一半人口红利没有充分发掘出来,是针对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主要是由人口年轻带来的,我把它叫作第一次人口红利。”蔡说,“虽然未来,老年人占的比重比较大了,但其实还可以发掘出新的人口红利。也就是发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人是会审时度势的。老龄化以后,人们自己就会未雨绸缪,为退休以后的生活做好准备。如果社会保障制度安全,改变现在“我交的社会保险是马上支付给今天退休的人”的状况,真正成为积累型,而不是立付型的养老保障,未来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储蓄率。

此外,人的寿命延长可以给劳动力供给带来重要补充。现在发达国家的公民多在65岁以上才退休,而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还低于60岁,实际退休年龄很可能小于55岁。如果把实际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劳动力供给会大幅度增加,养老的负担也会明显减轻。但目前的问题还在于,中国接近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大部分教育水平比较低,不能适应今天的需要。所以现在就必须深化教育,对工作中的劳动者进行培训,为将来延长退休年龄做好准备。

不能押宝在生育政策调整上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计划生育政策终究还是要调整的。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始于1980年,人们把这种政策归纳为“一代人政策”,就是相信我国会在恰当的时机调整它。上海也已经悄悄的以“二胎”政策替换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

“的确,解决老龄化是要从人口上来解决,但是我不太愿意去提调整人口生育政策。”蔡表示,“也不能把宝都押在人口政策的调整上。”

人口的转变有一个过程,不管是不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阶段必然会到来。实际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政策,也都走了这条路。这意味着,即使我国调整人口政策,还是会必然处于“三低”的人口转变阶段,不太可能扭转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第2篇

关键词：老龄化；人口红利；经济增长；新红利空间；制度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7-0235-05

引言

人口是综合多种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的社会实体。1798年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问世标志着人口理论的正式产生，也引发了学界对人口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热烈争论。“人口红利”最早由Mason（1997）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提出，它是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进而引发生产与消费变动产生的（Mason，2001；Bloom，2001）。人口转变的三个阶段会相应形成“人口负债（少儿型）―人口红利―人口负债（老年型）”的红利区间，在转变的第二阶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少年人口数保持高位但逐渐降低，老年人口缓慢消减，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都较低，此时总人口呈“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年龄结构的变化导致有限时期内高储蓄率与投资率、高劳动参与率、高人力资本、低社会负担，从而实现各个增长要素的充分利用，由此带来的额外的经济增长就是“人口红利”（于学军，2003；蔡，2004；陈友华，2005）。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人口问题一直受到重视与深入研究。（1957）立足1955年上海、浙江地区人口调查数据，结合当时中国人口增长快、资金积累少、粮食匮乏、工业化水低的国情，得出中国人口“非控制不可”的论断。其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实施，从1981年至今，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自然变迁的基础上持续施加行政力量，干预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加速了人口红利期的到来。中国在低收入条件下进入总人口呈“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状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上升的阶段，这种人口结构变迁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随着老龄人口比重快速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开始下降，社会抚养比逐年升高，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面临新挑战。老龄化新背景下，中国人口红利能否继续推动经济增长？我们又如何实现对存续红利的挖掘和兑现？这是亟待我们思考和回答的新课题。

一、中国传统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正如Sala-i-Martin（1996）所分析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实现，是由初始条件、人力资本状况、制度环境、资源禀赋、开放程度、历史机遇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中国来说，20世纪80年代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红利期的到来，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提高储蓄水平的经济政策成为了中国利用人口机会窗口的前提条件。

过去三十多年，人口红利拉动了中国1/4以上的人均GDP增长（蔡，2006）。在部分具备人口红利发挥作用条件的前提下，中国人口红利主要通过要素供给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可归结为三条路径：一是丰富的人力资本及人力资源构成劳动力要素禀赋；二是劳动人口增加以及人口抚养比降低提高了全社会储蓄率，利于资本形成；三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成为重要的非有形生产要素部分。

（一）人口红利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人口红利带来的最直接效应是适龄劳动人口增加和人口抚养比降低，它通过该路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仅在于数量方面，还在于衍生出的人力资本提升与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具体包括：（1）提高劳动参与率。从数量上看，人口红利期存在大量适龄劳动人口，使得中国劳动参与率在1990―2009年一直保持在73.8%～80%的国际较高水平（郭琳、车士义，2011），这是中国人口年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的重要条件（都阳，200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4）分析世界115个国家和地区40年（1960―2000）的数据，也得出了中国人均GDP与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变化呈正相关的结论。（2）增加人力资本投入。人口是劳动力的源泉，人口增长既影响劳动力的数量，又影响劳动力的质量（李通屏，2002）。生产性年龄阶段人口数量的增加，能通过竞争以及传递效应提高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提升人力资本，从而提高社会产出水平。（3）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针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蔡（2008）认为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延缓了物质资本报酬递减，从而维持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农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人口红利的大部分）流动到城市，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创造出了巨大生产力（汪小勤，2007）。而社会抚养负担降低使更多劳动力从家庭非生产性活动转移到生产性活动中，提高了社会总产出（Lindh and Malmberg，1999）。

实证研究的结果很好的支持了上述观点。蔡、王德文（1999）通过对1978―1998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分析发现，在此期间实现的年平均9.5%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4%，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部门转移，即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农业）向生产率高的部门（非农产业）流动过程对增长的贡献率为21%。世界银行（1998）的一项类似研究表明，物质资本对中国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份额为17%，劳动力转移贡献了16%。

（二）人口红利对储蓄率的影响

人口红利提高储蓄率的理论源于“生命周期假说”，在消费者理性选择下，储蓄在个人及家庭生命周期中呈“倒U型”趋势，人在处于劳动年龄阶段时储蓄能力最强。如果一个社会少儿和老年人比例增大，储蓄倾向会降低，而适龄劳动力比例较大时，社会储蓄率较高。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人口红利是储蓄率上升的重要原因，而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有着较强的消极影响。Leff（1969）通过对1964年74个国家（27个发达国家与47个欠发达国家）数据的截面估计发现总储蓄率与非劳动年龄人口数成反比；Higgins和Willianmson（1997）分析亚洲国家数据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李克平（2006）认为由于中国家庭户均劳动力比重高，老年和少儿抚养负担较轻，因而出现高达16%的家庭储蓄率。汪小勤（2007）则通过基本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和新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从理论层面证明了储蓄率上升对经济增长的重大作用。在两者数量关系的具体测度上，Loayza et al.（2000）运用面板分析发现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将导致储蓄率分别减少1%和2%。王德文等（2004）利用Leff的模型得出中国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的实证结果。然而，也有学者对上述观点持异议：Mason和 Lee（2004）指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人口数量减少以及老龄化）会带来人均资本增加以及个人养老储蓄动机增强，同样会有力促进经济增长。保罗・舒尔茨（2005）对Higgins和Willianmson（1997）的研究扩展后发人口年龄结构并不显著影响储蓄率。袁志刚和宋铮（2000）构建迭代模型发现发现，人口老龄化一般说来会激励居民增加储蓄，这是造成中国城镇居民储蓄倾向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基于既有的共识与分歧，我们首先要肯定人口红利通过提升储蓄率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继而一方面继续利用现有人口红利带来的较多储蓄，进行适度合理投资；另一方面关注和慎重考量老龄化时代储蓄率变化情况，注重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通过经济增长提高人均收入，通过制度设计促使人们保持足够储蓄率，同时疏通投资渠道，利用好每一单位资本。

（三）人口红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与生产要素单纯的量的扩大没有关系，而取决于GDP增长率中不能用劳动和资本投入增加来解释的那部分剩余，实际上是一种余值增长。蔡（2012）认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在人口红利消散背景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作用，现阶段第二次人口红利能够在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体制改革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后人口红利时代全要素生产率的的改进，并提出应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积极应对老龄化、调整生育政策来改善这一生产率来源。车士义等（2011）利用全要素生产函数分解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出人口红利每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3%的结论，并提出了相似政策建议。

在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角度展开的研究中，人口红利并非单纯被作为劳动力要素的贡献者，而是作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一种隐含着生产功能的投入，这样的考量较全面完整地囊括了人口红利的作用。这也提醒我们在老龄化时代更应注重人口结构转变对人力资本开发、物质资本利用、技术进步带来的作用，而非专注于劳动力数量的增减，以期更好地挖掘人口红利并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老龄化时代中国人口红利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从人口年龄结构演化规律以及其他国家经验来看，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在21世纪绕不开的重大挑战，也将是中国新时期人口红利继续发挥作用的一大掣肘。

（一）来自老龄化时代的挑战

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总人口13.4亿，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26%，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8.87%。根据“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7%的人口结构为老龄化”的国际惯例，中国已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了老龄化时代。据于学军（2003）、陈友华（2006）的预测，中国人口红利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可发挥四十年的作用，延续至21世纪30年代结束。而王德文、蔡、张学辉（2004）得出了更不容乐观的结论，他们经过模型分析，认为2015年将是中国人口抚养比最低点（达39.4%）以及人口红利转折点，此后随着老龄化进程加速，中国将进入人口负债阶段。

曾毅（2005）认为中国老龄化具有老化速度快、高龄老人比例增长更快、老年人数量庞大、老年抚养比与总抚养比大幅度增高、独居老人比例大幅度增加、城乡与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大等六大特征。此外，“未富先老”也是中国老龄化的一大特点。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恰与人口红利的促进路径相反，尽管经济增长是个复杂的过程，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劳动力资源的收缩和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导致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储蓄率的降低和资本的国际流动将导致人口老龄化较严重地区资本形成的减少；老年劳动力比重的提高将损害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不利于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齐传钧，2010）。

除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不足外，值得特别关注的还有老龄化带给社会的沉重养老负担以及间接制约：

1.老龄化加重国家财政负担。在财政包揽传统下，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工资支出规模不断扩大；此外，企业职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贴以及老龄人口医疗补贴等都在快速老龄化趋势下压力大增（高淑红，2011）。据《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2012）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养老金缺口将成为未来中国财政的最大风险。

2.老龄化降低消费倾向，引领消极消费结构。王金营、付秀彬（2006）通过分析中国1978年以来的时序数据，认为老龄化会使人均收入提高所带来的消费水平的提高速度减小，长期将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王森（2010）完善了王金营采取的计量方法，得出人口老龄化目前对居民消费呈现正负交错的影响效应，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后将会对人均消费产生负面影响的结论。在消费结构方面，老龄化增大社会抚养比，使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养老、护理、医疗等）支出增加，减少了个人储蓄和生产性投资，会降低社会总产出水平（钟水映、李魁，2009）。此外，老龄化还会导致农村收入和消费的不平等，尽管目前该影响并不显著，但确实保有增长趋势（曲兆鹏、赵忠，2008）。

3.老龄化牵制劳动适龄人口生产率。“养儿防老”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和客观现实，当下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正开始承担“四二一家庭”养老重担。根据国家统计局1994年10月1日的人口变动情况抽样数据分析，在中国老年人主要经济来源的排序中，57.1%的老年人主要依靠子女或其他亲戚提供帮助，占最大比重。除过物质上的投入，子女还承担着老人大部分的生活照料内容。① 而中国农村老年人口数量尤为庞大（占全国老年人口的60%以上），其中95%没有养老金，只能靠家庭养老。如此一来，不得不考虑到老龄化时代适龄劳动人口在供养较多老人时投入的机会成本和对经济造成的拖累效应。

（二）老龄化时代继续发挥人口红利的应对之策

基于中国实际情况，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等制度性客观约束致使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并未得到充分开发，仍有挖掘的潜力；与此同时，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也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彻底消失，在带来挑战的同时，它也赋予我们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新机遇。新背景下如何继续挖掘与合理利用人口红利是我们的探究方向。

1.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刘元春、孙立（2009）指出特定的人口年龄结构只是反映了潜在的劳动力资源数量，只有劳动参与率保持比较高的水平，同时失业率能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才能充分地发挥人口年龄结构所带来的优势。学者们普遍认为充分就业是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的关键（于学军，2003；蔡，2004；都阳，2007等）。如果劳动力人口不能充分就业，劳动力人口与未成年人口、老年人口就没有区别，同样是人口负担。郭琳、车士义（2011）通过对1990―2009 年的时序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劳动参与率在20世纪90 年代以来一直趋于下降，降低了人口红利的作用力度。另外，车士义（2009）还提出个人参与工作的意愿也对劳动力资源是否充分利用起作用，由于退休年龄的规定和某些福利制度的刺激，导致目前相当一部分劳动适龄人口不愿参加工作。虽然中国目前劳动力市场还未表现出明显而全面的供不应求，但在老龄化时代劳动力资源禀赋逐渐弱化的新背景下，只有保证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实现劳动人口比例上的提升，才能弥补其总量上的降低，为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2.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中国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东、中、西部发展也很不平衡。在此背景下，劳动力特别是庞大的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是人口红利兑现的重要条件。据 Francis （1997）的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年均9.2%的GDP增长率中含有劳动力流动方面16.3%的贡献。中国当下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与老龄化构成并生共存、相互影响的态势。此背景下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方法可总结为两个方面：（1）城市化、对外开放进程自然诱发劳动力流动。毛新雅、彭希哲（2012）认为城市化与对外开放政策为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优势提供了政策制度保障，是引发劳动力流动、获取人口红利的重要条件。而通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均等公共服务，又可以从城市化领域继续开发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另一半（蔡，2010）。（2）用一元户籍制度、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制度支持劳动力流动。沈丽君（2005）提出只有通过建设城乡间统一公平的劳动力市场、破除限制流动和转移就业的政策制度障碍，将农村的劳动力禀赋与城镇的经济机会结合，从而延长农村人口红利期、延缓城镇老龄化，才能打通兑现人口红利的渠道。车士义（2009）从中国现实出发，提出只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才能使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得到充分发展，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而这需要通过户籍制度的逐渐松动与大幅放开来实现。

3.实现劳动力结构优化升级。人口结构优势能否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要看劳动力结构是否适应中国的产业结构、工作岗位需求。在老龄化背景下，我们更要量体裁衣，实现有限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发挥其促增长的作用。根据中国实情，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将人力资源发展为人力资本是我们应迅速展开并长期坚持的重大策略。郭振威、齐险峰（2008）指出人力资本快速积累，不仅可以补偿人口数量红利的消失，而且可以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源泉。车士义（2009）提出劳动力素质应该适应新的产业结构，中国目前仍然存在大量的结构性失业，尤其是广大农村劳动力，虽然大量存在，却无法适应社会对农业以外劳动力的需求。在具体实施方面，依赖于对教育、公共卫生及健康、就业及培训等公共投资（胡鞍钢，2011）。

4.改革与完善养老保险体制。尽管中国已经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型养老保险制度模式，但实际实行的是混账管理的办法，① 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多年且规模剧增，不仅造成巨大养老金缺口，而且对人口红利的发挥造成束缚。蔡（2010）提出要建立起一个具有积累功能，而不是主要依靠家庭养老功能或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制度，可以利用劳动者的养老期望来增强储蓄动机，以及资本市场的增值来保持高储蓄率。在具体的实施方面，学者研究了以下途径：（1）全面构建积累制的养老金。杨娟（2012）提出以EET 延期纳税模式鼓励积累制养老金计划发展，以信托模式构建积累制养老金计划的安全运营机制，参考英国SERPS 计划的退出选择（contract out）机制，构建与收入相关联的强制型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划。（2）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袁志刚（2004）提出达到养老金增值目的首先要规范资本市场，现阶段可让社会保障基金通过委托国际性基金公司走向国际资本市场，得到尽可能高的资本回报。王怡等（2012）提出应借鉴英国经验，由政府设立专门投资运营养老保险基金的部门，来统一运营养老保险基金；并降低银行存款及国债投资比例，适当放开股票市场。而唐均（2012）呼吁“投资不等于入市”，反对证券投资，认为既有国情下仍应通过中央专管机构给予有保障的利率（譬如设立社会保险银行，保证比CPI 高1个百分点）以实现养老金增值。

虽然中国目前正在迈入高速老龄化阶段，但短期内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并不会消失殆尽。鉴于中国城市化虽然经历了超常规增长，但仍然有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土地城市化等方面的非典型特征（蔡，2010），传统人口红利仍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结语

过去三十多年里，人口红利作为中国最为典型的要素禀赋，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全要素生产率三条路径促进了中国经济腾飞，而其作用的顺利发挥是以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等相应制度的建立为前提的。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与有所改观但不甚完善的制度激励相容，从而对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用。

面临老龄化时代的新挑战，一些不完善的经济、行政制度，以及长期存在的不良经济结构已经丧失了过去劳动力要素禀赋对其的替代和弥补作用（户籍制度束缚劳动力自由流动；养老保险体系面临日益增大的资金压力；不健全的市场经济环境造成劳动力市场低效率等）。当老龄化打破了中国经济增长原有的稳态时，其对中国人口红利的继续兑现和进一步挖掘产生了客观的阻碍。而为了保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我们一方面要在给定人口资源约束条件下，纠偏人口要素的错配，提高既有红利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度设计，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这些设想的实施需要落实在养老保障体制、金融体制的完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户籍制度的打破，以及一系列经济增长要素的联动之中。

可以说，能否兑现既有人口红利以及创造人口红利新空间，就在于灵活贯通的劳动力市场、完善的教育体系、合理健康的产业结构等一系列良好外部环境能否建立起来，其关键还是得依靠相关政策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这也是新的资源约束条件下提升经济效率的最优途径。

参考文献：

[1] 保罗・舒尔茨.人口结构和储蓄：亚洲的经验证据及其对中国的意义[J].经济学：季刊，2005，（7）.

[2] 蔡.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7――人口转变的社会经济后果[M].北京：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06.

[3] 蔡.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4] 蔡，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J].经济研究，1999，（10）.

[5] 蔡.未富先老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J].国际经济评论，2012，（1）.

[6] 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2）.

[7] 蔡.被世界关注的中国农民工――论中国特色的深度城市化[J].国际经济评论，2010，（2）.

[8] 蔡.关于中国人口及相关问题的若干认识误区[J].国际经济评论，2010，（6）.

[9] 车士义，郭琳.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J].人口与经济，2011，（3）.

[10] 车士义.人口红利问题研究[J].西北人口，2009，（2）.

[11] 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5，（11）.

[12] 都阳.人口红利的谜思[J].人口研究，2007，（2）.

[13] 郭琳，车士义.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2）.

[14] 高淑红.人口老龄化的财政负担及对策建议[J].地方财政研究，2011，（1）.

[15] 郭振威，齐险峰.“四二一”家庭微观仿真模型在生育政策研究中的应用[J].人口研究，2008，（3）.

[16] 胡鞍钢.从“六普”看中国人力资源变化：从人口红利到人力资源红利[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1，（4）.

[17] 李克平.人口结构、医疗保障、储蓄率以及国际比较[C].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研讨会论文集，2006.

[18] 李通屏.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日本的经验[J].人口研究，2002，（6）.

[19] 刘元春，孙立.人口红利说“四大误区”[J].人口研究，2009，（1）.

[20] 毛新雅，彭希哲.城市化、对外开放与人口红利――中国1979―2010年经济增长的实证[J].南京社会科学，2010，（4）.

[21] 齐传均.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0，（S1）.

[22] 曲兆鹏，赵忠.老龄化对中国农村消费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8，（12）.

[23] 沈丽君.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人口红利及其实现[J].南方人口，2005，（1）.

[24] 唐均.社保基金保值增值：投资≠入市[J].中国社会保障，2012，（5）.

[25] 王德文，蔡，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J].人口研究，2004，（5）.

[26] 王金营，付秀彬.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中国消费函数计量分析――兼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J].人口研究，2010，（1）.

[27] 王森.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1978―2007年的数据[J].西北人口，2010，（1）.

[28] 汪小勤.“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家，2007，（1）.

[29] 王怡，苏扬，孙国庆.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国际经验及启示[J].当代经济研究，2012，（7）.

[30] 杨娟.老龄化中国人口红利实现的可能性与途径探讨[J].南方经济，2012，（1）.

[31] 于学军.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J].中国人口科学，2003，（1）.

[32] 袁志刚，宋铮.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制度与最优储蓄率[J].经济研究，2000，（11）.

[33] 袁志刚.养老金在资本市场获高回报的前提条件[J].中国劳动保障，2004，（8）.

[34] 钟水映，李魁.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J].人口与经济，2009，（2）.

[35] 曾毅.中国人口老化、退休金缺口与农村养老保障[J].经济学：季刊，2005，（4）.

[36] Andrew Mason，Population and the Asian Economic Miracle，Asia-pacific Population Policy，1997.（11）43：1-4.

[37] Andrew Mason，Population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Challenges Met，Opportunities Seize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38] David E.Bloom，David Canning，Jaypee Sevilla，The Demographic Dividend：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m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RAND，2001.

[39] Higgins.M and J.Willianmson，Age Structure Dynamics in Asia and Dependence on Foregign Capital，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997（23）：261-293.

[40] Lees，Francis A.，China Superpower ：Requisites for High Growth，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97，p.66.

[41] Leff，Dependency Rates and Savings Rat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9（59）：886-896.

[42] Lindh，T.and Malmberg，B.1999.Age Structure Effects and Growth in the OECD，1950―1990.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2（3）：

431-449.

[43] Loayza，N.Schmidt-Hebbel，K.and Servn，L.，What Drives Saving across the World.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0，

82（2）：165-181.

[44] Mason，Andrew and Ronald Lee，Reform and Support Systems for the Elder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Capturing 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Internat ional Seminar on the Demographic Window and Healthy Aging：Socioeconomic Challenges and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第3篇

人口红利概念是在特定的阶段，主要是一个国家在人口转变的过程当中，其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据的比重比较大，但相反它的抚养率却比较低，这种情况下不但给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人口条件，还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局面因此得到开放，使其投资力度大、储蓄能力高和增长速度高。随着我国经济快速的可持续发展，现阶段我国就在人口红利期，就是人口的抚养比例越来越低而劳动力却是越来越高，在我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中人口红利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将人口红利概念一分为二，即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第一人口红利是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的原因是因为出生率越来越低，还有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阶段，因为人口的总体负担逐渐降低而发生转变；第二人口红利是对于人口年龄的结构变化，人们提前预料到了并随之做出了相应的个人调整，通过提高劳动资本对应的比率，做出了对资本储蓄消费的决策，就是为了可以更好地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 

人口在转变的过程中经济增长受到人口结构动态变化的影响。总之，影响经济增长的三个重要途径是促进储蓄和刺激人力资本的形成，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 

2.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国经济快速的持续发展中人口红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 

2.1人口红利促进储蓄与投资 

在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总体都比较年轻，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对较大，在保证能够实现充分的就业条件下，劳动人口基本上不会有什么经济负担，而对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比重也没有太大的负担，这样家庭支出也不是很多，使得家庭储蓄的比例大幅度提高。倘若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增加，那就可以增加其带来的储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也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家庭的规模在不断的减小，在养老方面也不会过多的依赖家庭，这样大大地促使了在年老之后更早的做好储蓄投资工作。 

2.2人口红利增加劳动力供给 

实现经济增长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劳动力，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化，这样在国际上劳动密集型就有一定的价格优势和非常强的竞争力，而劳动抚养比例的下降也间接地促进增加了劳动力供给。为了能够从家庭中把劳动力解放出來，更好地参与其经济发展，少儿抚养比例的降低，使家庭当中抚养下一代的人口数量有效的减少。 

人口红利期的人口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劳动的供给，它包括两点：一是婴儿潮时期出生人口不断的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中。而这个出生列队的人口已经进入到了劳动高峰期，劳动年龄人口不断的增加大大地降低了人口的抚养比例，这种影响已到达了一个巅峰阶段。倘若对于这些新增加的劳动人口劳动力市场可以吸收，那人均收入肯定也会随着提升；二是目前家庭规模也在不断的缩小，女性也就增加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女性的劳动生产率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使其家庭规模有了明显的减少。人口负担降低了其劳动的参与率就提升了，这让有更多劳动力的家庭慢慢地从非生产性的活动向生产性的经济活动中转移。人口年龄结构的有利变动使得其劳动的投入时间大幅度的增加，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再加上充分就业，而且劳动力人口的年龄结构也比较年轻，价格又不是很高，这样就能够更好地创造出社会财富。 

3.其政策意见 

伴随着人口年龄的结构变化，人口红利期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慢慢的人口红利就会成为人口负债。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预测，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会到达4.8亿，占了全球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意味着人口年龄结构的红利期即将结束，劳动力的供给也会随之减少，这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为了能够使我国经济可以健康稳定的发展，有以下几点意见： 

3.1调整人口生育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我国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逐年的提升，少儿的抚养比例在逐年下降，人口红利给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国渐渐进入到老龄化社会。 

3.2退休年龄的延长 

我国人口越来越老龄化，社会的赡养负担也越来越严重。还有我国在医疗卫生水平方面也在不断的提升，人口的平均寿命也在不断提升，欧盟委员已然计划把其退休年龄调至70岁，这样退休的年龄延长了，劳动力的供给也就大大的增加了，本来应该成为赡养人群的就变成了劳动力人群，又能够继续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份劳动力，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3.3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目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不断的变化，我国已经提前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在渐渐的减少，劳动力的优势也在渐渐的减少，像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将慢慢地失去市场，所以经济增长的方式必须转变。我国劳动力不能长期依靠低成本的优势来维持，需要我们对自主创新能力不间断地进行提升，对劳动力优势进行转化，努力向劳动力技术优势靠拢，有效地对系统集成和关键的技术创新进行推进，早日将劳动密集型转变成技术密集型，技术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力才可以不断的提升。 

3.4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现如今，我国是一个人力资源的大国，但在教育水平方面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我们要不断加强人才的培养、加大教育力度提升其劳动生产的效率。未来的经济发展不能再单单的依靠劳动力、资源和资金，必须要发展人才，慢慢将人口红利转变成为人才红利，从中弥补人口红利的消失，同时，还可以提供持久动力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第4篇

人口机会窗口开启

20世纪70年代初是我国人口转变过程的重要分界线，主要表现为此前的高出生水平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生育以后人口过快增长趋势的扭转，形成了以少儿人口比重稳步下降、老年人口比重开始上升、劳动适龄人口供应充足为主要特征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变。

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为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优越的人口环境。当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较低的社会抚养压力所形成的高储蓄率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并由此获得超出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人口红利”也就产生了，这一阶段也被称之为人口机会窗口开启的时期。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等）成功地把握了人口转变的机遇，收获了“人口红利”，取得了经济的迅速增长。

2005年1%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表明，我国目前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20.27%，60岁以上人口占11.03%，15―59岁劳动适龄人口占68.7%,社会总抚养比为45.56%。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而结束。我国目前正处于人口机会窗口开启的时期。计划生育的成功为我国带来了40多年的 “人口红利”期。

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主要是由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而产生的，人口转变过程必然会导致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随着老龄化的进程，社会抚养负担会不断增大，并最终关闭人口机会窗口，形成人口负担。

城乡互动，充分收获“人口红利”

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只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有效的政策措施来兑现收获“人口红利”就显得非常紧迫和必要。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并不会自动地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而只是为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机会。“人口红利”的收获不仅需要有一个相对年轻和丰富的劳动力人口，而且需要为这样一个劳动力大军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目前，越来越高比例的劳动适龄人口没有实现充分就业，成为社会被抚养人口，失业问题日益成为困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城乡和地区间人口转变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这两类地区都常常面临无法同时满足收获“人口红利”所需要的各种条件的困境。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但由于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而无法兑现“人口红利”。城市地区由于老龄化的加速正在迅速地接近“人口红利”机会窗口关闭的时刻。

人口的合理流动迁移可以有效地促进城乡地区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条件的实现，构建了上述两类地区都能收获“人口红利”的桥梁，为城乡地区带来了双赢的局面。在城市地区，来自农村的年轻劳动力人口的流入，显著地延缓了老龄化的进程，延长了收获“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开启的时间。就农村地区而言，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人口与城市的就业机会相结合，在城市中找到工作，获得了收入，提高了技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成真正的劳动生产力，城市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为农村“人口红利”的兑现提供了经济机会。

在我国目前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有序的人口流动将在整个国家层面上将人口机会和经济增长机会结合，解决城乡劳动力供需矛盾和充分就业的问题，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的人口环境。在这个意义上，城乡人口转变态势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的人口迁移流动，可能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红利”的基本特征之一。而就具体的地区而言，利用各地老龄化程度的差异，采取相应的错位发展的策略，有可能使得各地区都能延长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时期，最大限度地收获“人口红利”。

各种预测表明，我国人口机会窗口将在2025年前后关闭，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会关闭得更早。也就是说我们应当采取适当的社会政策，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以巨大的代价所取得的人口控制的成功所带来的好处，及时顺利地收获“人口红利”，将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充分转化为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源泉。

合理投资，善用“人口红利”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一个必然结果，我国在2000年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从国家总体而言，人口老龄化正在改变随着生育率下降而形成的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机会窗口的关闭是必然发生的，只是时间的问题，今天的优势在不久的将来会转化为沉重的老年负担或“人口负债”。

我们正面临着一种风险，即我们在还没有充分收获因生育率的快速下降而形成的“人口红利”，还未就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好必要的准备就迎来了老龄化加速的时期,我国人口控制取得成功的长期效益将由此而大大缩水。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范文第5篇

关键词：后“人口红利”时代，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

过去30年，中国人均GDP从400美元跃升到现在的4000美元，从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主要的增长动力。

一、“人口红利”是我国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由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中国在相当早的阶段就开始了人口的转型，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和少儿抚养率的下降，导致了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储蓄率的提高，带来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时代。

过去30年，中国有两个阶段经历了少儿抚养率的较大幅度下降，分别为上世纪80年代初和2001年至2008年。人口抚养比的下降造就了更具生产性的人口结构，即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从而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社会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后一个周期少儿抚养率的下降，是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并维持高顺差的重要原因。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年上升，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人口总抚养比从1982年的62.6％下降到2007年的38.0％。2005年后，人口总抚养比一直保持在40％以下。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年至2007年间，总抚养比下降推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升2.4个百分点，大约对同期人均GDP增长贡献了25％-30％左右。

国际经验也表明，所有的先行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或多或少地得益于“人口红利”。被美国兰德公司相关研究称之为东亚奇迹和新大陆国家奇迹的是，1970年到1995年间，在东亚诸国超出常规的高增长率中，由劳动年龄人口高比重所做出的GDP贡献比例高达1／3至1／2。北美新大陆开发之初，人均GDP增长率比旧大陆高出的部分中，90％至100％可以归于富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优势。

二、“用工荒”凸显我国“人口红利”时代趋于结束

“用工荒”、“招工难”现在已经不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局部性问题，而是全国普遍出现的全局性问题。其中有西部制造业的崛起，民工回流的原因，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国适龄劳动力人口增长率下降，“人口红利”趋于结束。在调研中发现，民工荒从2004年开始蔓延全国，随之而来的是农民132资水平普遍上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研结果也显示，中国目前已经转移出2.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仅剩下2481万人，而且基本为难以转出的老弱病残。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民工荒”并未引起我们的警觉，而在专家眼里，却隐藏着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中国人口红利的危机。“从经济学角度讲，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直至枯竭的那一刻，就是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这就是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往往是人口红利消失的前兆。其间，初级工人薪资水平和劳动成本会成倍提高，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将逐渐减弱，对各行业发展影响很大，且趋势难以在短期内被扭转。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红利”，在很多情况下与“债务”相对应。根据中国社科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研究”课题的研究结论，2009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达到72.35％的峰值，而后总量开始下降，预计2030年或下降到67.42％。据联合国预测，2010年以后，中国的少儿抚养率将基本停止下降，而老年抚养率将开始显著上升，总抚养率在2013年到达最低点之后开始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以后将进入零增长和下降。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系主任、复旦大学讲座教授王丰分析认为，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获利期即将结束，取而代之的是老年人口负担呈累进式加重趋势的人口负债期。据民政部门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增至1.69亿，占总人口的12.79％，并正以年均近1000万的增幅“跑步前进”。人口老龄化将带来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加大消费性人口比例、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严重影响劳动生产率。届时，人口红利将彻底消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活力。

从人口学角度讲，工作压力大、不婚比例有所增加、生育子女费用和抚养教育费用大幅提高、人们乐于新生活方式等因素，导致当前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持续下降，使我国在低生育率的背景下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惯性。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说，这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在向老年人口转变的过程中，由于缺少人口补充而造成人口红利的消失。无论从经济理论还是人口理论上分析，人口红利并非某些人认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坐享人口红利的时代即将逝去，尽快着手应对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以保持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

三、加快城市化和经济转型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未来20年，如果中国经济能保持6％左右的增长速度，中国就将步入现代化发达国家的行列，人口红利优势带来的增长动力已经难以为继，要想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城市化推进带来的农村劳动力向现代化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转移，将导致中国的有效劳动力供给不会因为总劳动数量下降而下降。城市化发展将改善目前2亿多流动劳动力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使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主流，并且有意愿有能力为下一代的人力资本而投资，从而有利于提高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动力。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大约是50％，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大部在80％以上，我国城市化进程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是近年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却出现了土地城市化快于人的城市化的现象。城市行政区的条块分割，户籍制度改革的滞后，越来越高的城市生活成本，很多农民工根本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人的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城市土地城市化，中国需要更有效率和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化过程。当前中国以廉价劳动力、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为增长点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红利趋于结束，将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淘汰落后生产力，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产品、新服务和新的经济发展方式。

四、结语

有效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大力提高城市化率，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调整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未雨绸缪迎接后“人口红利”时代的到来，将对我国未来30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实现经济强国梦想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王银洁：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及人口红利的实现[J].职业，2011，(05)：90-91.

[2]任福兵

郭强：后红利时代中国人口红利走势的影响因素及特征[J].桂海论丛，2010，(06)：6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