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创产业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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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产业的起源范文第1篇

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对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给其带来了一片繁荣，各地的动漫文化园区少不了动漫企业。然而，产量激增并没有带来质量的飞跃，说到中国动漫，人们脑子里似乎还只有孙悟空、葫芦兄弟、黑猫警长等那几部老的动画片形象。以前的中国动漫的审美价值，今天却不见踪影。

一、我国动漫业出现的问题

我国动漫产业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创意人才的短缺。在我国第八届国际动漫节动漫人才交流大会上，共推出了将近一百多个中高端岗本文由收集整理位，其中有十多家企业推出年薪超过十万元的岗位三十多个，最高年薪达到了百万之多。这就看出一方面我国动画存在巨大的动画设计人才，动画公司希望能够得到真正的制作高手；另一方面，大量科班出身的动画专业学生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和薪资。在南方的一所学院的教授曾说过说，迄今为止中国全国有2/3学校开设了动画及相关专业，但动画类专业就业问题连续好几年被第三方机构列入就业率最低的10个高校专业，这不得不让我们为之深醒。

现在，我们从整个动画制作流程上来看，编导专业、角色造型设计、美术设计等前期创意人员与策划运营等后期商业人才缺乏十分严重，而在这中期的生产人员非常的多；在技术手段上看，能够开发出动画引擎作用、设计系统的人员却寥寥无几，只懂后期使用软件前台的操作人员非常的多，从艺术创作上来看，有思想又有创意的原画角色设计人员非常的少，只能模仿别人设计的“设计师”十分的多。就现在这个阶段来看，中国动画人才中高等的教育还处于摸索的阶段，存在与真活真做的东西基本没有。

二、动漫产业改革的困境

无论我们说什么，到头来只能说是体制上的疏漏。现如今，在我国的一些动画制作公司，无非就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中央电视台动画部等有着传统实力的老牌企业。现在已面临转型的局面，长期形成的“国有化”阴影依然无法消除。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后，除少数几家大企业之外，针对创作方的企业基本都已消失了，这样就会导致创新思想设计者不能满足自身的需求。我国的动漫产业播出方式也大多受到国家电台的控制之中，严重的影响了中国动画片制作的范围和界限。与此同时，中国对国外动画作品势力没有了诸多限制，大量的欧美日韩国家的动画片甚至科幻动画电影来到中国，对国内动画市场来说有着很大的冲击力，由此可以看出一些有能力的设计师走出国门，形成了今天这种动画高手留不住的尴尬局面。

现如今，在新的形势下，政府部分没有很好地远见观，认为传统的发展固定模式可以稳定的带动中国动画的发展，但事实上并不像我们政府我想象的那样，动画设计产业是一个新兴的产业，他需要的不仅在于政府资金的扶持，更是在于政府部门在政策上的全面开放。仅从现在在电视台播放的动画片来看，我们不难看出，大多数动画片针对的年龄层次基本都是10岁左右或者是10岁以下的儿童，不禁让我们感觉难道中国的动画片整体设计思维只能停留在10左右。为了迎合这种儿童作品，我们舍弃了一些好的设计和开放性的华丽的故事和角色。更多的希望政府能够积思广益，开阔设计领域的限制。

由于动画产业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其所涉及的领域也是十分的广泛，不仅在动画片方面、广告、电影、mv等各个领域都有涉及，这就使得我们政府的多个监管部分都在进行联合管理，没有指定或者一个专门的部门来管理动画产业。中国的动画产业起步较晚，发展初期又过于急速，这样不仅没有把动画产业发展壮大，反而使动画产业日趋低迷。就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报考动画专业的学生每年都在减少，其核心问题不仅在生源的减少，更说明动画产业的现状正处于下滑的趋势，导致连锁的反映就是未来数年学习爱好或者喜爱动画的人开始逐年减少。

三、动漫产业改革的新美学价值取向

（1）我们从中国以前的经典动画片中不难看出，其实中国真正的设计灵感不是来是外在的因素，而是由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中提取出来的，这些经典的作品让我们学习到了怎么能够做出国人自己原创的好的作品，同时也反映出我们在设计上其主要表现为传统美术风格上的单纯性、表现手法上的写意性和故事情节上的思想性。

如果说从动画设计美学角度来说，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①传统动画片美术风格上的单纯性。

②表现手法上的写意性。

文创产业的起源范文第2篇

一、文化困境与商品化质变

“文化”是人类对于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表征；而人们则指称那些依循着时间的脉络延续与传承下来的东西为“传统”。虽然学术界已有诸多对“文化”定义的说法，但仍有必要在此阐述笔者对于文化定义的看法：文化是一群人经由行动所产生并共同拥有的生活方式与互动合作模式，并以此经验为依据所开展出来的各种价值观念和有形与无形的符号系统，也就是说“文化观念”就代表了一个族群的“价值观念”。

文化的存在必须与时代的演变与需求起到互动作用，所以传统必然会因此而有所改变，此现象可称之为“演变中的传统”。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生活要求的变化脚步太快，而具有传统生态的文化社群消化这些新东西的速度太慢，甚至根本来不及消化，所以文化出现了断层。全面的现代性与现代化所揭示的是一种持续变迁的精神，并与过去决裂及对于传统的疏离，传统文化因此失去了现实价值的有用性，缺乏需求性，因此无法与当前的世界强势文化、流行文化相抗衡。尤其是那些曾经属于民俗的、非主流的文化随着生活形态的改变而改变。

文化产业被美国政府认为是娱乐传媒产业的一部分，而所谓的文化产业包含电影、广播、电视、出版和音像制品。将文化或文化遗产作为产品的两个根本矛盾的观点是：一方面，在商业上，文化产品被视为和其他产品相类似的娱乐产品。另一方面，文化产品被视为一种传递价值观、想法和涵义的财富，是一种社会传播的工具，它有利于维持、推广特定社群的文化身份。以上的看法，显然窄化了文化内涵。

姑且不论新文化被如何界定，不容讳言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物质发展与各种思想、行为等多方面“价值观”趋向“全球化”的同时，新的地域文化也不断相应产生。区域性文化的生成、延续与发展不仅与自然条件关系密切，更与人文环境紧密配合。

二、群集形态的文化产业发展现象

基于重新获得重视、创造文化新价值的需求，在全球各地兴起一股文化产业群集化的园区或发展基地形态经营的趋势，试图透过群集的整合力量发扬文化、创造市场，以获取新的文化经济力量。此构想固然美好，却仍存在疑问：群集是否就必然能创造足够力量？文化真能透过群集扩大影响力吗？文化产业如何界定？群集的操作和效益有没有一套准确的事前评估方法？事实上，群集具有创作和商业两种类型功能，就创作而言，群集可发挥彼此砥砺、刺激创作的效果，其作用是相对缓慢的；商业功能则是现今大多数政府和企业的期待，希望透过丰富文化创意内涵来创造经济机会，这个目标讲求的是速效。过往对群集式创作的讨论已经很多，而商业功能文创群集的落实仍众说纷耘、尚在摸索，我们对文化商品化质变和其群集趋势所产生的商业价值应当先予深入探讨。

从商业价值做评估的主要理由在于，商业和文化创意在行为上有极大的不同。如前所述，文化的产生相对缓慢，商业却是快速的；文化创意本身可能是适合独享、不受周遭影响的，商业的成功却需要倚靠市场的聚集才能提升经济机会。因此，以商业目标为主要考虑之一的文创群集基地，必须经过一套和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不同的商业性评估后，才能导出文化商业价值的评估。到此时，文创群集基地内涵的选择，不再纯粹以文化意义本身的重要性来决定，还须加入其对市场是否具有吸引力，或必须创造产生吸引力的方法，甚至不得不有所取舍。换言之，在流行的文创群集基地设立风潮下，文化将产生快速且数量庞大的新创与舍弃。因此，在发展策略上，应以创造新的科技文创特色为主要策略，打造一个崭新但包含既有传统的全新文化。其孕育素材，正是基地所在处的传统精神、文化、产业和观光或科技实力。

以我国台湾地区在2010年参加上海世博会的台湾馆为例，它目前已经落户台湾新竹，将以“产创园区”形式重新运营。世博台湾馆本身就是一个结合多样地方文化和科技的创新型主题文化展馆。在整个产创园区中，同时规划了突显新竹及台湾的文化创意，并与台湾馆既有意象相呼应的精品文创展示商场、特色文创主题餐饮、互动科技展示和体验式文创孵化基地。这个新文创群集基地的设计面临很多挑战，既结合多个专业领域，又包含传统文化创意的转型变革，以达到促成文化培养、地方产业发展和经济效益目的，是经过有系统的市场分析、效益主题发掘、商场规划和文化主题确定，及营销筹资方法研究而成的，与传统文化缓步发生截然不同，更非一般文化和经济专属科目所能独力做到。

从以上文化产业困境、需求和案例反映出几个未来发展机会：

1.地方特色及文创产业势必需要与具有强大吸引力的观光资源结合，尤其是在一些具备打造国际观光景点条件的地方，可以吸引消费采购力高的国际观光客来扩大所在地文创产业的经营绩效，并协助相关业者走向国际市场。

2.透过文创与科技产业彼此间的交流，有机会在科技文创方面做进一步整合与应用，开发兼具文化与科技特质的新型文创商品，甚至跳脱传统工艺品范畴，成为流行时尚产业。将文化创意经济价值有效发挥，成为传统文化产业与科技产业蜕变的契机。

3.对于较难以创新商品化的文化传统产业，如地方美食、食材等，可以透过文化氛围环境营造、科技应用导入等方式，创造出独特的文创美食风格，吸引国内外游客消费，成为文化群集基地另一个创新文化形态。

4.经由导入专业化的管理及精品化行销，加上国际观光客集中采购所创造的消费氛围，文化群集基地有机会协助地方传统文创与科技经济发展。

5.由于多数文化创意业者并不具备经营专长，或缺乏商业化资源，透过前述具有商业化市场分析、运营单位的辅导和管理，将能够协助这些文化创意业者弥补其不足，并且经由文化感受、传播与消费享受的综合价值，达成互相带动效果。

6.对一些希望导入文化或创意作为其产品或销售元素的非文化创意企业而言，文创群集基地中有足够的商品与文化创意可供选择，部分商业也可以此类型具消费功能的基地为验证场，测试大量商业化可行性。

三、在商业化过程中的文化内涵维持

从现实角度而言，世界上没有不质变的文化。所差者在于在一定的时间段里的质变程度替代了多少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或者说有多少新文化进入了主文化圈并融合于其中。文化既已往商品化、商业化和群集经营形态发生质变，如何维持其中文化内涵将是长期运营必须注重的核心问题；虽然世界价值体系笼罩在消费文化的宰制下，然而，在当前全球化之下所产生的各种各样新的地域文化，仍是由传统的“人文”为基石建构起来的。

传统中各种有形、无形的媒介文化被现代化进程一点一滴地淘汰，但我们仍可以将“传统”与“文化”通过现代世界能够接受的文法展现出来。可行的方法之一就是以“重塑形象”“创造价值” 与“文化精神扩展”作为策略。文化的起源基于生活条件的限制与适应方式，因此评估生活环境并改变与调整生活方式，就成为文化取向的第一选择，所以我们不应该存有哪一种文化比哪一种文化更优秀的观念。更关键的是，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发展不应该只以维持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义或意识形态为主导，所谓的文化多元必须建立在尊重“选择”的自上；没有人有权力决定某一类人应该怎么样过生活，而应该以世界为前提，寻找对世界有帮助的传统文化精髓并予以发扬。这样的思维模式与从前的如何复兴与保存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是站在世界的高度来发现世界的缺陷并以传统文化来填补，这样文化的价值才有发挥的空间，并且跳脱由自身维持自身文化的局限。

对于文化的变革议题，必须认识到所谓“变革”，不论是自愿的或是被迫的，在一定意义上来说首先意味着“传统”的接受或容忍。因为“变革”是基于某种定义上的“外来文化符号”，并以符合其生存需要为前提，最终达到“适应”目的，因此所有的改变都必须符合当前我们所身处的商业化、市场化和技术化的大环境之下。许多地方文创基地发展时，相当排斥这类“变革”或“外来文化的侵略”。事实上，倘若外来文化不符合生存需求，那么也不会出现“变革”，也就不会有“文化侵略”的说法，更不会有复兴传统文化的必要。若是以“文化观念”是“价值观念”这样的命题来看待“变革”，文化的改变就是因为需要、由于交流成长而发生，它或许和传统不同，但却是新元素带来的新生命，是文化精神的延续，在商业化过程中亦是如此。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内涵存在的形式就像一张蜘蛛网，彼此间相互制衡也相互影响，在创意与商业化过程中，必然同样面临矛盾、冲突和反复地消长。例如中国文字经过几次改为拼音文字的争论，甚至当计算机普及时，对于汉字不利于数据输入的论调使汉字面临“落后的文字”的说法，然而积极创造、研究、开发与运用汉字的优势，探索汉字在结构上、思维逻辑上与新科技的内在关联，并以此得到汉字在数据处理、思考学习、大脑开发及有助于智力均衡方面有优于拼音文字之处，自然增强汉字持续存在的条件与优势。这是一个合乎理性且印证文化内容优秀的成功案例，我们不能将某个文化的丧失归结为商业化所致，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创造自身文化的存在价值与合理性并提升自身文化的优越性，使它不因为商业化等目的性扩展而丧失其价值。

四、新文化创意时代学术单位的角色

为了延续文化精神，文化创意单位在某种程度上必须要深入了解文化精神及其创意演化过程，否则就只是一般的商业创意。然而，一般企业并不具备此类研究能量，学术单位以其充足且全面的学术研究能力、丰富的研发人力，在无获利压力、时间弹性较佳之下，可累积更多文创知识和技术，成为企业投入文化创意的人才与技术后盾；另一方面，不可否认，学术单位的确缺乏实务化及商业化能力与经验，使得部分研究与开发和社会发展方向脱节而被弃置，成果未必能付诸实施。

求取学术研究价值最大化，在相当比例层面上可导入企业合作关系。以台湾的做法为例，很多学术研究单位成立产学合作中心，或在设计中心具备产学合作功能；而合作内容依其性质原则上分为“产学计划”“服务性检测与调查”“人员训练与讲习”“专业咨询或诊断”“技术移转”等五种方式。

这五种合作方式中，“产学计划”是指接受民营事业机构与政府机构委托研究开发之项目研究计划，也是深入进行共同或委托具体文创开发的合作，这是教育单位吸收企业经验、企业利用学术力量量身订做所需项目的最佳方式。“产学计划”和“人员训练与讲习”在产学合作方面是扎根型的项目，其进行时间通常也较长，许多时候企业已然具有部分成果或成见，或希望速成，此时学术单位所拥有并累积的庞大文化创意资源，就成为企业可依赖并调整其既有成果的必要支持。

透过这些共同产出和资源支持，学术与企业均得以在文化创意发展上，进一步掌握以文化艺术语言、艺术社会学等观点诠释不同文化与商业新趋势的融合能力，扎实并快速反映文化和时代变迁与价值延伸上的新表征。

结语

关于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可以从认识文化本身的价值和把文化当作一种资源这两种概念综合起来进行：

1.认识文化自身的价值，理解它在历史进程中所以持续传承的理由、意义与价值。

2.把文化视为一种资源，积极开发与创造符合现代的有用性并认识。文化资源价值的潜在性、认识文化资源价值的滞后性与认识文化资源价值的整体性。

文创产业的起源范文第3篇

【关键词】战略新兴产业；分工协同；创新协同；产业聚集

协同论最初起源于德国。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教授、著名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 Haken）于1971年和他的学生合作发表了“协同学：一门协作的科学”一文，第一次提出协同的概念。后来，哈肯相继出版了著作《协同学导论》（1977），《高等协同学》（1983），系统地论述了协同理论，并开展了运用协同理论解决生态、物理等方面问题的实践。此后，协同理论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各种研究中。产业协同发展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产业从追求各自独立的系统演化向追求产业间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转变，从而成为一种以互惠双赢为动力的新型系统。产业协同发展可以促进系统内人、财、物、信息等各种要素的相互补偿、优化配置和高效整合，从而有助于产业间要素耦合效应、技术波及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共生经济效应的发挥。因此，协同发展已经成为促进产业、区域经济及宏观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本文将协同理论应用到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中，以期研究成果对战略新兴产业的协同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产业基础是战略产业协同发展的基本保证

（一）产业基础雄厚

济南是一个拥有百年开埠史的传统工业城市，工业基础雄厚。济南市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显示2011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1650家，比年初增加11家；实现增加值1355.2亿元，同比增长13.1%。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重点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浪潮集团、二机床等重点企业发展势头良好。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1979.7亿元，增长12.2%，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38.66%，比年初提高1.01个百分点。新信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310.8亿元，增长10.6%，33个项目列入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项目。创新型城市建设取得新进展，成为全国第二家中国软件名城，新增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2家、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1家、省级工程实验室2家，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2.1%以上。

（二）产业门类齐全

济南市产业门类齐全，形成钢铁、机械、石化化纤、汽车、电子信息、食品药品等代表性产业，特别是在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领域优势明显。在战略新兴产业方面，济南市新能源产业起步较早，是全国最大的太阳能热利用产业研发和产业化基地。作为国家新能源汽车示范城市，济南目前已在整车制造、车用动力电池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山东省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联盟成立运行。在新材料方面，济南市有机高分子材料、特种功能纤维、高性能金属材料、光电子材料、等领域产业基础较好，建立了国家火炬计划章丘有机高分子材料特色产业基地，拥有国内最完整的氟材料和氟化工产业链。在医药产业方面，济南市生物产业涉及生物医药、生物制造、生物农业、生物环保、生物服务等多个领域。生物制药研发和产业化能力居全省前列。在现代装备制造业方面，济南市已经形成门类齐全、优势明显的产业体系，规模水平在全省居首位。在关键设备制造领域拥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在电子信息技术产业方面，济南市拥有电力软件、通信技术、动漫、交通软件、服务外包、射频识别等六大产业联盟。“十二五”期间，济南选取了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四大产业为战略性产业加以重点培育，并将加快培育新材料、节能环保和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济南市经济发展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推动力。

二、产业集群是战略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必要条件

产业集群区在产业协同发展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技术、人才以及地缘优势。产业集聚不仅仅是单一产业在地理上的不断集中的过程，更应伴随着相关产业和支援性产业的集聚，相关生产业的聚集会使产业集群内部产生协同效应有利于产业的协同发展。济南的战略新兴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多实现了集群化发展。

（一）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济南市是山东省最大的电信网络枢纽，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储备居全省之首。济南的信息产业以计算机和服务器、软件开发及服务、通讯和网络设备、数字化家电、电子元器件为主要产品，以浪潮集团为龙头，以齐鲁软件园为基地，集合了中创软件、地纬软件、山大鲁能以及山东松下等企业，已具备相当规模。现已形成以国家信息通信国际创新园（CIIIC）为核心，国家软件产业基地（齐鲁软件园）、国家动漫产业发展基地、国家软件出口创新基地等多个国家级园区协同发展的产业布局。

（二）新医药产业集群

新医药产业集群区主要集中在济南市高新区聚集了齐鲁制药、宏济堂、博士伦福瑞达等规模大、科技含量高的骨干企业，又有山东省国家重大新药创制平台、山东省国家创新药物孵化基地。集群区内有企业150余家，其中生物制药研发类企业80余家、生产类企业40余家。生物制药研发和产业化能力居全省前列。

（三）新能源产业集群

新能源产业集群区也主要集中在高新区。形成了以北车风电、浪潮华光、久兆太阳能和桑乐太阳能为龙头的骨干企业，开发了一批以风力发电设备、LED照明设备、高效太阳能光伏电池等为主的国际先进新技术。目前正大力推进风力发电装备、太阳能热水器、绿色电池、地热利用等产品创新，推动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

（四）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

机械制造业是济南工业传统优势所在。高端装备制造业集群区以柴油机、电力设备、机床、通用机械、仪器仪表和机械基础件为主要产品，以济柴股份、齐鲁电机、机床一厂、机床二厂、锅炉集团等企业为龙头。集群的产品种类和技术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济柴集团是国内最大的非道路用大功率柴油机制造企业。中型汽轮机、万能试验机、大型磨煤机、循环流化床锅炉等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重汽集团已形成9大系列1700多个车型，产品技术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居全国重卡行业之首并成为世界重卡企业前3位。

产业集群已成为济南市提升现有产业竞争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主要途径。在实践中，围绕战略新兴产业集群的发展推动新企业成长、提升创新能力、发展高技术服务业、加强金融支撑体系培育并发展能够高效创造和收获创新价值的企业群体，促进产业价值形态向高端转移。

三、战略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具体路径

（一）分工协同

分工协同主要是通过集群区内产业链上各个不同企业之间来实现的。以济南高新区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为例，医药产业集群形成了从新药设计、高通量的药物筛选、样品库的建立、先导化合物的优化、活性产物的分离、分析和制备、药物早期评价、药效学和安全性评价、药物分析和质量控制、药物新制剂的研究的完整分工协同体系。这使得该集群表现出极强的产业抗风险能力，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影响最重的时期，表现出较高经济效益，在2009年工业总收入为131亿元，是济南高新区唯一保持盈利的产业集群。

（二）创新协同

创新协同是指创新资源和要素有效汇聚，通过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彼此间人才、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的深度合作。以力诺集团为例，2007年12月，清华大学、力诺集团联合成立“能源光电子研究所”，双方携手开发世界顶尖级太阳能光热利用技术。2009年1月9日，力诺瑞特与山东建筑大学合作，共同打造了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实验室。2010年10月24日，力诺瑞特、上海交通大学共建太阳能研究院签字暨揭牌仪式在力诺瑞特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成功举行。2011年4月12日，力诺再牵手“蓝色巨人”IBM，为其光伏技术创新注入新的活力，宣布在晶体硅太阳电池技术方面达成合作。力诺也成为亚洲地区与IBM合作的唯一一家光伏企业。力诺瑞特通过协同创新和全球领域的太阳能技术交流，在国际高端技术合作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三）资本协同

资本协同是指企业通过各种方式促使资本存量的增加，从而有助于弥补产业发展资本的稀缺性。为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济南市政府决定设立了济南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基金首期出资2000万元，成立两家创司。其中，以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发起人，合作设立济南科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深圳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主发起人，合作设立山东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两家公司注册资本均为1亿元，为济南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资本协同还表现为人力资本协同，是指劳动力产业之间的流动和交流。校企对接是齐鲁软件园提出的一种协同模式，是指在软件人才需求基础上的院校或培训机构与企业互动培养人才方式。目前，齐鲁软件园推动山东师创、浪潮优派等机构与山东经济学院、山东财政学院、山东理工大学、济南大学等16所高校在原计算机类、软件类、外语类专业基础上，设置服务外包特色专业。力诺等许多战略新兴产业也采用了该模式。各产业正利用济南高校多的这一特点源源不断地为行业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

战略新兴产业的协同发展就是在遵循产业系统中各企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基础上，实现产业间共享知识外溢以及吸引相关第三产业在周围集聚。政府可以建立健全各种公共资源服务平台、科研研发平台、法律等支撑体系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向规模化、集聚化、高端化发展，力争把济南市建设成为产业规模雄厚、特色优势突出的全国重要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

参考文献

文创产业的起源范文第4篇

引言：核心能力理论的历史溯源

企业核心能力理论起源于传统的企业能力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早亚当·斯密的企业分工理论，而20世纪20年代马歇尔的企业内部成长论可以说是该理论的雏形，企业内部成长论指出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企业之间、产业之间存在着“差异分工”，这种分工与其各自的知识与技能相关，这种知识与技能就可以看作是企业的能力。其后门人艾迪斯·潘罗斯 (Edith Penrose) 于1959年发表了《企业成长论》，在这本书中她进一步企业成长并提出了企业内在成长理论的思想。她认为被新古典企业理论视作“黑箱”的企业资源和能力是构成企业经济效益的稳固基础。企业不仅仅是一个管理单位，而且是一个具有不同用途、且随时间推移由管理决策决定的生产性资源的集合体。企业的内部存在通过知识积累以拓展生产领域的机制，而且这种知识的积累是一种内部化的结果，这一过程节约了企业稀缺的决策能力资源，从而新的管理者才能释放出可以用来解决新问题、促进企业成长的能量。马歇尔的另一位传人乔治·理查德森（George B .Richardson）则在20世纪机60-70 年代从企业与市场间的协调制度入手提出了组织经济活动的企业知识基础论，进一步了企业成长论。1957年学家塞斯内克（Philip Selznick）在《行政管理中的领导行为》一书中首先用独特竞争能力来表示企业同其竞争者相比在某方面做得更好的情况。随后，又有学者通过实证得出了拥有独特竞争能力的组织有望获得更高的经济绩效的结论。另外，飞利浦·萨尔尼科在对领导行为的分析中指出过企业特殊能力的概念。这些理论的不断提出和发展为企业核心能力理论的出现奠定了基石。1982年理查德·尼尔森 (Richard Nelson)和西蒂尼·温特 (Sidney Winter)合作出版了《经济变迁中的演化理论》，该书明确肯定了企业与企业经营战略中能力观的重要意义，书中不再依据规模对企业进行分类，而是赋予拥有不同智力资本的企业不同的类别名称。同样在1982年，尼尔森和温特的著述得到了史蒂芬·里普曼 (Stephen Lippman)和理查德·罗曼尔特 (Richard Rumelt)的支持和发展，通过“不确定模仿力：竞争条件下企业运行效率的差异分析”一文的分析研究，他们认为，如果企业无法有效模仿或复制出优势企业产生特殊能力的源泉，各企业之间具有的效率差异状态将永远持续下去。这些论述开创了把企业经营战略作为由于企业内在的固有效率差异而积累和保持的、用以产生超额利润的来源来进行精确的经济分析的先河。1984年随着伯格· 沃纳菲尔特 (Birger Wernerfelt)发表的“企业资源学说”一文，提出了公司内部资源对公司获利并维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意义。他的观点对对整个80年代以来的战略管理产生了重要的。从此企业能力理论开始分化为两个相对独立又互为补充的流派，其中一派是资源学派，它以沃纳菲尔特及其发表懂得《企业资源学说》为起始标志，经过里普曼、罗曼尔特温特、巴尼（Jay B. Barney）、申德尔（Dan E. Schendal）、库尔（Karel Cool）、迪瑞克斯(Ingemar Dierickx)、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库勒(Kathleen R. Conner)、皮特瑞夫(Margaret A. Peteraf)、柯利斯(David J. Collies)、蒙哥马利(Cynthia A. Montgomery)等人的发展而形成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另一派继续称为能力学派，这一派以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哈默（Gary Hamel）在1990年5-6月的《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划文章“企业的核心能力”一文为标志，经过斯多克(George Stalk)、伊万斯(Philip Evans)、舒尔曼(Lawrence E. Shulman)、蒂斯(David J. Teece)、匹萨若(G.Pisano)、苏安(A. Shuen)、福斯(N. J. Fosse) 、兰柯路易斯(R.N. Langlois)、贺尼(A. Heene)等人的发展，也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Intel、Microsoft、Cisco、DELL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新技术型公司的快速发展，以及GE、IBM、SONY等一大批老牌企业不断更新，颇具发展后劲的现实，也愈加清晰地使管理学家捕捉到了企业成长与发展的关键因素（即使是一部分）。在理论上，以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为代表的竞争战略理论风靡一时。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实际上是建立在产业组织理论的结构一行为一绩效（SCP）范式的基础上，这一范式认为产业结构决定了产业内的竞争状态，并决定了企业的行为及其战略，从而最终决定企业的绩效。因此波特提出的企业战略管理的基本过程：（1）产业结构分析——“五力竞争模型，即产业环境中存在着五种基本的竞争力量，即新的竞争对手的进入、替代品的威胁、买方的讨价还价能力、卖方的讨价还价能力和行业内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这五种力量决定了一个产业的结构及其赢利能力。（2）识别、评价和选择适合的竞争战略：低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目标集聚战略。(3)实施选定的战略，取得竞争优势，获得经营业绩。但是，波特的理论仍然以产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的侧重点是产业的特性、产业的发展趋势、产业内外相关企业的相互关系和力量对比，对企业内部重视不够，不能突破把企业视为“黑箱”的局限。这对企业短期战略是适用，对中长期战略则明显存在缺陷。企业中长期发展和竞争优势依赖于企业自身构建、培育和拥有的特殊资源和能力，这已是当今各国战略管理专家学者的共识。

文创产业的起源范文第5篇

【关键词】博物馆；功能角色；转变

博物馆无疑是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精神传承最为主要的承载媒介之一，其所具备的重要文化意义不言而喻。追溯博物馆的起源，学界普遍公认的观点倾向于以欧洲为核心，如石击湖面泛起层层涟漪般，扩散发展至全世界范围的。从古典时代（classical times，约BC5 -CE1）的古希腊、古罗马，用以公示炫耀帝国战利品的形式；到中世纪（middle ages， 约CE5-CE14）成为附庸于宗教的文艺收藏空间；再到18世纪之后，除了民族国家权力的象征载体外，博物馆的影响作用更延展到对大众“生活秩序”与“集体身份”的构筑上，并日益成为其中更重要的面向。

作为一项不可取代的生产、提供“知识”渠道，博物馆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定位可以从其展现方式的不断演化中一窥端倪。Museum的说法被固定下来是来自于希腊语mouseion，意指缪斯女神（Muse）的神殿。16世纪，欧洲人对知识的认知方式尚未脱离“神创世界”的沿袭传统，博物馆的展示方式尤以著名的意大利思想家卡米罗创立的“记忆舞台”最具代表性：按照神用七天创造世界来安排七排陈列――上帝（角锥体）、七大行星、简单物质、复合物质、人类制品、灵肉结合和自然中人的行为和艺术，参观者可以像俯瞰宇宙一样俯瞰展示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这种模式可以帮助唤醒人的沉睡记忆， 激活他们头脑中先已存在的那种无所不包的知识”（徐贲，2005）。

到了17世纪，欧洲在观念上对什么是知识的本质、以及如何实践求知等问题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不再局限于原先神秘的“相似关系”知识系统中（着力揭示与宗教神创世界的密切对应），而开始转向一种更为纯粹直接的“自然历史观”，选择通过“比较”来获得认知。这种认知方式的改变必然会紧紧牵系到博物馆展现理念的更新。“先前的物品展览十分依赖于文字和文本，否则无法说明物品背后的那些复杂而隐秘的相似关系。相比之下， 新的物品展览则无须文字说明， 只要将同类的物品陈放在一起（体量的比较或者是类别的比较），关于‘自然’的知识也就展现在人们眼前。这种博物馆展览使人能够直接与‘自然历史’产生对话，而世界也就是一个由世间万物构成的自然秩序。” i

18世纪是欧洲开启“民族国家”观念的时代。1765年，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在其主编的《百科全书》中提出的“国家博物馆”的设想同样是争取平等公民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博物馆的馆藏应当开放参观，藏品归国民所有，而不再是王公贵族的私有收藏。由此为19世纪至今，博物馆模式经历的三次变革拉开了序幕。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博物馆模式第一阶段的变革时代，在这一时期，大致符合于现今规范化、常态化的馆邸型博物馆形式逐渐在西方接踵涌现，相关的行业道德、国际组织、培训教育一一创立，作为一种专业视角，博物馆学也正是在此语境下被引入界定的，不过博物馆仍旧保持着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几乎完全受制于布展方法、应用艺术等一类封闭的展现思维下。20世纪中后期开始了博物馆事业的第二次变革革命，世界各地博物馆数量的不断增长，以及其它类型公共文化设施（如美术馆、歌剧院等）的迅速膨胀，环境转变的挑战使得“博物馆越来越深地卷入市场的竞争中”（严建强，2000），为了生存下去，就必须适应时展的要求而做出反思。这一阶段的博物馆解冻、摆脱了原本狭隘的单纯“器物”论，尝试着把注意力转向与整个社会关系有关的更广泛的范围，向人文主义靠拢。博物馆的社会角色愈加受到强调，尤其是教育的职能从组织结构中得到壮大，经营管理、通信、设计等多元跨学科的视角为博物馆展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相当重要的辅助，同时也促成了当下又一轮第三次变革的产生――文化创意产业模式。

“文化产业”（Culture Industry）在20世纪40年代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眼中还充满着贬义色彩，到了21世纪初始，英国把“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y）作为一种新的全球经济促进形式而大力推崇，而“文化创意产业”则是台湾地区融合了“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精华特质的首创，将其定义为：“以文化与创意为核心，透过知识产权的生成、利用与保护，以创造财富与就业机会的产业。简言之，就是文化产业化，以扩张文化创作的消费市场；产业文化化，以文化内涵强化创意设计动力，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朱纪蓉，2004）国际博协的章程明文规定：博物馆不追求盈利。但“不追求盈利”并不等同于“不能盈利”，博物馆不应在现代丰富的生活环境中变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而应当在新一轮“文化经济”产业的崛起之下寻求新的拓展。

在现代博物馆研究学者们看来，博物馆也是一种特殊的“企业”，也是城市消费文化的重要组成（吴武林，2010），现代博物馆由“专家型”向“通俗化”的转变是必然所趋。现代博物馆应当是一个“积极主动”的机构，能够具备“凭空创造大众对园内藏品的兴趣”的能力。物质环境形成了一种文化氛围，而民众在其间氛围下所产生的需要就体现了“经济价值”，把博物馆与经营管理之间建立起联结的可能性，这种“利用过程”是“注重实效的、有审美感”的运用（彼得・冯・门施，2007）。台湾前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长、台湾艺术大学校长黄光男教授富有创见地指出，博物馆的产品也可分为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两种，所谓藏品只是作为展览、研究之用，是为中间产品；真正的最终产品是指为人们提供的回想、经验与体验，包括“非博物馆服务”、外延以及能够直接与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一切，而这恰恰是长久以来最容易被忽略的根本性部分。《体验经济》的作者约瑟夫？派恩也同样认为，尽管是对博物馆，消费者同样渴望一种体验经济式的接触，强调了博物馆挑战这种“氛围”、体验真实可信的重要意义，即通过一些专门活动与营销策略，甚至能够让原本很少进入博物馆的人变成文化物品的活跃分子，形成一种改变人生的体验方式。对比现今三种大致的博物馆分类，或许传统博物馆仍在埋头收集保管着各种藏品；社会博物馆已经关注到了对大众需求、意愿和参与的倡导，博物馆与来访者不再界限分明，并呈现出一种合作关系；而包容性博物馆则更是被视为“社会重建的人”（彼得・冯・门施，2007）， （下转第402页）

（上接第400页） 把博物馆应当在社会变革中承担的任务上升到推动个人生活质量提高的高度。

台湾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起步较早，与国际前沿观念的交流也日益成熟，频频焕发出引人注目的光彩，尤其选择以博物院为案例，是因为的经验己成为台湾文创中一项广受认可的“标杆性”成果范例。

博物院也经历过饱受战火威胁与迁移的颠沛历史，在此不再长篇负累。但通过《挑战2008》（2003-2007）以及《创意台湾》（2009-2013）两大规划的重点打造以及不断规范化的经营管理，现如今，它就是动人的“公民美学”策略的诠释者与践行者，精准运用多元化、多样态的营销手段，培育品味、带动消费，落实“艺术融入生活”的核心价值；它开创了育成经营的制度，在博物馆基础上引入文化企业、开发创意设计，使原本彼此唯恐避之不及的公共文化事业与文化市场产业良性结合，不仅满足了现代社会对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也进一步成为了助推其自身影响力提升的重要管道之一，打造出传统文化资源更融于日常生活的时尚现代感，成效卓著。博物院营销处处长金士先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一个民族只要累积50年以上的共同经验就会形成文化，而只要有需求、有期待，创意便因运而生……”在台湾地区的发展历史中，首先大陆的渊源自然是无法分割的，而荷兰、日本殖民时期也同样或多或少对台湾文化的形成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这种“兼容并蓄”高度包容的灵活性就是台湾文创与众不同的竞争利器。谈到之于台湾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意义，金处长认为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内容的提供”――区别于北京故宫，让文物和产品诉说台湾的故事，传达台湾的生活态度。从2008年举办至今的“文化创业发展研习营”就是在通过教育训练的方式，将文物蕴藏的深层内涵授予厂商，把历史知识转化为艺术元素，从而打造出一件件充满巧思的产品，赋予传统的文化精神以新的活力与生命力。

博物馆是民族与国家文化精髓的强有力象征，特别是在当前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得到极大富足，导致以博物馆为代表的典型传统文化事业必须面临转型的时代中，如何令博物馆成长为更加贴近人心的载体？怎样更好地实现博物馆从历史教育到艺术普及的多层次功能涵盖？以及它又是否能够为现今各种新兴的文化产业群体、为更广大的大众，做些什么、带来些什么、提供些什么呢？不断努力尝试着放低身段，使自身成为一种审美生活方式的推广平台，关注在追求和开发“美感”，令创意得以传递、渗透于每一个普通民众的点滴生活，这样的转变显然是深具正面价值和意义的。

注释：

i 徐.全球化、博物馆和民族国家[J].文艺研究，2005（5）：50.

【参考文献】

[1]徐贲.全球化、博物馆和民族国家[J].文艺研究，2005（5）：43-53.

[2]严建强.当代西方博物馆学理论化倾向及其特征[J].中国博物馆，2000（2）：2-7.

[3]彼得？冯？门施.博物馆学与经营管理学：敌人还是朋友？――欧洲理论博物馆学和博物馆经营管理学的当前走向[J].中国博物馆，2007（1）：20-30.

[4]约瑟夫・派恩.体验经济[M].北京：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5]朱纪蓉.博物馆与创意产业：台湾的迷思[J].艺术家，2004（12）：4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