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室气体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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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来源范文第1篇

1．中国早期文明演进的模式问题

上世纪90年代，苏秉琦先生提出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演进模式一系列理论成果，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他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并将中国文明与国家的演进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随着王权的确立，于公元前3200年左右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及西拉木伦河地区的诸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内涵是氏族组织已经松散、劳动与社会分工在家族之间展开、聚落已出现分化、祀与戎发展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控制着社会的神权与王权，既不是奴隶制，也不是西周那样的封建制。第二阶段便是龙山时代，他对龙山时代的界定是与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及黄淮平原的龙山文化起始年代相当，内涵是包括龙山文化在内的所有与其同时的考古学文化．尧舜时代或为龙山时代，或为龙山时代的部分时期．但尧舜传说主要同夏王朝有关，故尧舜传说非龙山时代诸考古学文化的传说，而只是同夏文化，即二里头文化前身的那部分属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相关的传说。第三、四阶段为夏、商和西周，可称王国时期。虽有奴隶但并非奴隶制社会。此时期社会的基本内涵是父权家族、贵族、平民、农村公社、神权、王权、宗法制、礼制和分封制。第五个阶段从秦汉王朝开始。中国古代文明进入了以对地方实行郡县管理为特征的中央集权制的帝国时期。

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模式既不是一元的，也不是简单多元的，而是多元一体的。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明起源是指文明因素的起源。文明形成则是指文明的因素发展到足以摧毁原有的社会结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的产生。夏、商、周三代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和发展谱系．并不同源。但中国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进程与途径、环境因素在中国文明起源形成中的作用等课题还有待解决。

有的学者基本上接受了关于“酋邦”的理论，并用它来解释中国前国家时期复杂政治组织的演进，认为尧、舜、禹时期“属于酋邦性质的部落联合体不但久已出现，其内部的运行机制已经相对稳定”。而且从唐尧到虞舜再到夏禹的领导权交接，都不应看作是个人之间的权力转移，而应视作是部族地位变更的反映，因此，过去那种竭力拔高由“禅让”到“家天下”的意义，将其视为我国前国家时代与国家时代的分野的评价，也值得重新审视。同时，世袭制并非夏禹以后才有，故而尧、舜、禹之间的斗争并不如许多学者所分析的那样，是新的王权和旧的氏族制度的斗争，故以部落联合体的最高首领是否世袭来作为判断我国上古社会由前国家时期进入国家时期的分野，并不恰当。首领世袭制必须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正确判定前国家时期与国家时期分野的标志。因此，把尧舜时代看作是酋邦社会的末期，是由前国家形态向国家形态过渡的阶段，而且直到有穷氏夺取有夏氏政权以后，尧、舜、禹时代那种旧有的部落联合体最高领导权力以相对和平方式交接的机制完全被破坏，残存的部落联合体躯壳已彻底失去作用，中国上古社会开始进入以强大邦国间的武力争雄为特征的早期国家时代。据此，不能以夏初作为早期国家时期的开始，而应把我国前国家时代与国家时代的分野定在太康失国以后，以部落联合体政治功能是否完全丧失作为判断两者分野的依据。

2。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

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观点主要有：(一)“满天星斗说”，即认为我国数以千计的新石器遗址可以分为六大板块；(二)“两大集团说”，即前者以半坡文化为代表，属高原山岭型，后者以青莲岗系统文化为代表，属川泽湖泊型；(三)“接触地带说”，即主张以阴山、秦岭、南岭三条山脉为标志划分出几个接触地带，找出各种文化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四)“大小中心说”，仍然坚持黄河文化是一个大的文化中心，在这一大的中心之外也存在若干个小的中心；(五)“辽河流域文化中心说”，理由是赤峰的红山文化并非受黄河仰韶文化的影响才形成的，它有自己明显的独立特征，远古文化北方狩猎民族文化的特点更加突出，远古时期并非落后于中原文化。转贴于

近年有的学者提出了“文明起源三段论”的理论。即据摩尔根的“野蛮时代三段论”，特别是恩格斯文明起源论中的“三次大分工理论”，包括文明起源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文明起源三大要素生成期、文明总体标志国家形成期。关于物质前提奠基期，认为“农业起源一一新石器起源一一陶器起源”这三大创新分别实现了产业创新、工具创新、日常生活用具创新。从而为文明起源奠定了三大物质技术基石。

有的学者通过中国与西亚的两河文明的比较研究后认为，中国的两河文明具有鲜明的不同特征，即黄河文明是连续不断的文明，长江文明是断而再续的文明；在不同的文化圈内，其文明要素也显示出不同的特征。由此，形成了中国古文明多源并起、相互促进的态势。

有的学者则对城市与文明起源的关系提出见解，认为中国古代的城市具有明显的政治特征，不是商业发展的产物，不是市场中心，严格说来是“城”而非“市”。“城”是具有鲜明防御功能的新星聚落形态，城的出现是英雄时代掠夺战争的产物，但并不意味着文明的形成。也有学者通过对牛河梁遗址的重新审视指出，牛河梁遗址至少存在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存，既不能用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来概括全体遗存，更不能用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来代替红山文化的本身，故其中的“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的考古发现，并不代表“文明的曙光”或“原始文明”的开端。因此，不同意关于中国文明起源“满天星斗”式的多元论。

有的学者认为，在运用聚落研究文明起源时一方面要找到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文明起源重点地区的中心聚落(包括都城)，但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对周围聚落及聚落群之间关系的研究，即要回答当时文明演进的程度和社会结构，单纯聚落的规模并不能说明问题，还要展开微观聚落研究，尤其是城址布局和功能的研究，没有该起源研究便难以深入；特别是聚落和聚落群规模的差别，并非进入文明社会才有，史前也是存在的，但那主要是自然环境或人口增长造成的，而进入文明社会之后聚落和聚落群规模的差别才反映了社会结构上的变化。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具体时间，以往学者大多把文明的源头上溯定在公元前2000年的夏代，即“上下五千年”之说；现也有学者根据20世纪后期中国考古发现的成果，将其上推到一万年之前，即分为“上下两个五千年”，上五千年是文明的起源过程，下五千年是文明的发展过程。

3．“古国”问题

“古国”概念是由苏秉琦先生首先提出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古国”理论成为近年来在中国国家起源问题上一种很有影响的解释性框架。

有的学者认为，“古国”作为指称前国家时期复杂政治制度的概念应有其深意，即对那些高于典型氏族制度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关注，特别是苏老后来对“古国”概念的重新界定，更是“对长期以来人们所熟悉的对于中国国家形成和早期国家进程解释的基本框架的重大改变”。但是应当指出，“古国”理论在考古学证据的认定上存在明显缺陷．那就是“在作为古国理论基础的有关考古工作中并没有发现对于国家制度存在能够自明的证据”，而这一缺陷是与“古国”理论在内容上的特征直接相关，即“‘古国’理论不包含关于前国家时期复杂政治组织的概念，从而放弃了对国家形成前夕可能存在的接近于国家的社会一一政治形式的探讨”。特别是由“古国”理论所导致的国家起源与文明进程的多元格局也与古代文献总体内容的“内核”相冲突。

有的学者强调要从社会经济结构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形态，特别是三代社会性质问题，故不赞成学术界关于“古国”、“王国”、“帝国”提法。三代既不是奴隶社会，也同样不是封建的，认为“要把三代各种族组织中的贵族与平民的关系解释成封建主与农奴的关系，就面临着诸多理论与史实上的困难”，而已故史家霄海宗先生的“部民社会”的提法可用来概括当时最普遍的人群结构的性质。

温室气体来源范文第2篇

关键词：气候变化；温室气体减排；温室气体评估；甘肃省

中图分类号：X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3-0055-04

人为来源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当前观测到的全球变暖现象最主要的驱动因素［1］，温室气体减排是目前最重要的气候变化减缓举措，也是国际社会最广泛认同的气候变化减缓行动。但在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分配等具体问题上，国际社会也存在巨大的分歧。温室气体的排放主要来自工业活动和土地利用变化，其中尤以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所产生的贡献最大，在过去150余年间，发达国家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75.3%。温室气体减排意味着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对历史排放少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意味着生存和发展机会的减少。

温室气体减排是重要的环境与发展问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协调减缓气候变化与保持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之间的巨大矛盾。发展中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中的欠发达地区更是如此。目前发展中国家中欠发达地区的温室气体排放与参与气候变化行动的可行性的系统研究还未展开，而这些地区可能是发展需求最迫切、减排空间很大、减排压力也很大的特殊区域。本文以甘肃省为例，从脆弱的生态环境、巨大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艰巨的温室气体减排任务等角度着眼，分析欠发达地区温室气体排放的特征，为欠发达地区制定面向未来的气候政策、参与国际和国家的气候变化减缓行动提供参考。

1.甘肃省的气候变化挑战

甘肃省地处西北干旱―半干旱区，生态系统脆弱，自然生存环境相对恶劣，气候变化潜在威胁较大；社会经济水平总体较低，不能满足当地居民持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作为我国老工业基地，甘肃省具有突出的工业发展与温室气体减排的矛盾，高排放产业比重较高，温室气体排放强度较高，但继续加快发展的需求较强。由于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约束，甘肃省在适应气候变化和减缓气候行动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1.1 气候变暖趋势明显

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近40年来，甘肃的气候存在明显变暖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是甘肃近40年中最温暖的时期，多数年份偏高0.4℃以上，特别是1997年以来，年平均气温偏高都在1.0℃以上，明显高于全国和全球平均值。1998年最高，达1.6℃，其中兰州市偏高2.1℃，为1932年建站以来的最高值。冬季增温最为明显，百年平均偏高1.0℃，1998～1999年的冬季是历史上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冬季，全省大部分地方气温偏高都在2.0℃以上，其中兰州、武威、西峰等地超过了3.0℃。

1.2 降水量下降，干旱事件频发

从1961～2000年，甘肃省平均降水量下降接近20%，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干旱频繁发生。近50年来，全省共发生严重干旱13次，而90年代就出现了6次。近100年中(1901～2000年)，20世纪20年代和90年代是甘肃省曾发生的两个最为严重的干旱时段，而90年代的干旱，其持续时间、严重程度、出现范围都超过了20年代。

1.3 极端恶劣天气频繁出现

甘肃每年发生沙尘暴的频率总体呈现增加趋势，目前，甘肃省区域性沙尘暴过程平均每年21次左右，其强沙尘暴过程1次左右，强沙尘暴过程3次左右，一般沙尘暴过程17次左右。近几十年来，甘肃省暴雨次数明显增多，实测和调查24h的点暴雨量超过200mm的特大暴雨发生过15次，冰雹、霜冻天气也呈现增多趋势。

1.4 土地沙漠化形势严峻，可利用耕地面积减少

甘肃省土地沙化面积已达4 800km2，其中河西为4 100km2，占总沙化面积的85％；强烈发展的沙化土地2 270km2，严重沙化土地1 820km2，弃耕农田1 270km2。另外，白银市北部、华池县西北部、环县北部也有沙化现象和沙化发展趋势。

1.5 植被退化，生物多样性损失迅速由于干旱、过牧和毁草开荒等原因，造成草原、绿洲退化。全省草场退化面积

71 300km2，占全省可利用草场面积的52％。其中，重度草原退化面积22 300km2，中度退化面积19 700km2，轻度退化面积29 300km2。草场退化面积占草场面积河西为40.39％，黄土高原为91.8％，甘南高原为10％，祁连山为18.8％，陇南为19.2％。虽然最近几年以来退耕还林措施成效显著，但在一些森林覆盖区域，生物多样性降低趋势仍不容乐观。

1.6 社会经济水平较低，气候变化潜在风险巨大

甘肃省近年来社会发展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社会经济总体状况得到较大改善。但在全国持续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与东部地区社会发展的差距仍在拉大，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总于全国后列，社会各领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及影响社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因素仍然较多，环境与发展矛盾日益突出，社会保障和抵御风险的水平较低［2］。这些问题也是欠发达地区的共性问题。

另外，甘肃省的内陆湖泊萎缩、冰川后退、降水变率增大等变化事实也不容乐观，这些已经或即将为甘肃省脆弱的生态和社会系统带来更大的潜在威胁。

2.甘肃省温室气体排放量评估

当前全球轰轰烈烈开展的温室气体减排谈判、减排活动以及排放贸易等行动，强烈依赖于对各种时空尺度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精确评估，这是讨论、分配各国政府承担温室气体减缓义务的基础，也是衡量温室气体排放效率、公平发展机会的重要依据。

温室气体的排放既受自然因素的影响，也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其评估既涉及基础科学研究，又与技术和应用科学密不可分。在进行一般性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估时，国际上广泛采用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温室气体量为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代用指标。本文主要利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参考方法对甘肃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了评估，以获得甘肃省等欠发达地区温室气体排放的特征信息。

鉴于我国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据的规范不同、数据支持程度差异等实际情况，本文参考相关文献［3-8］中的数据对部分燃料类型和计算系数进行了适应性的修订，并据此对甘肃省2005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了评估和比较分析。

根据计算，甘肃省2005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79 897.96KtCO2，其中，来自石油的排放是11 401.22 Kt CO2，煤炭的排放是66 657.03 Kt CO2，天然气的排放是1 839.72 Kt CO2。甘肃省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自于煤炭消费，煤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甘肃省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83.43%。

为了获得有关甘肃省温室气体排放的特征和规律信息，本文按照同一方法对甘肃省2004年温室气体排放情况、以及与甘肃省在经济发展模式、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具有显著差异的上海市和全国在2005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了评估（表1）；基于获得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结合GDP和人口数据，本文也对甘肃省、上海市和全国的单位GDP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等指标进行了计算（表2）。

3.甘肃省温室气体排放的特征分析

3.1 煤炭消费对甘肃省温室气体排放贡献巨大

通过比较甘肃省、上海市和全国各种来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发现，甘肃省温室气体排放量中煤炭消费的贡献为83.43%，这一比例要高于中国平均77.63%的排放水平，远高于上海市56.15％的排放水平（图1）。与此相呼应，石油消费对甘肃省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仅为14.2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42%和上海的41.48%。但甘肃省由于区位的相对优势，来自天然气消费排放的温室气体比例要高于全国1.95%的排放水平，与上海2.37%的排放水平基本持平。来自煤炭消费的排放量对甘肃省温室气体排放贡献最大，这成为甘肃省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上海市显著不同的排放特征，这表明甘肃省的能源消费结构具有以煤炭为主的特点。

3.2 甘肃省单位GDP排放量遥遥领先

根据甘肃省、上海市和中国200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可以计算获得2005年单位GDP排放数据（表2）。甘肃省2005年单位GDP温室气体排放量为4.13t/万元人民币，是上海单位GDP排放量的2.51倍，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6倍。但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甘肃和上海的数据均高于全球单位GDP排放量，其中，甘肃省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54倍，上海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81倍。（图2）反映了甘肃省与其他地区在单位GDP排放上的差异。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与多数的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产业分工差异、能源结构不尽合理、单位能耗产值较低等现实情况，这导致我国单位GDP排放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处于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地区的甘肃省，单位GDP高排放的特征更为突出，造成这一局面，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

3.3 甘肃省人均排放量处于较低水平

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反映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水平，在目前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背景下，温室气体排放空间更是被看做一种有限的资源。人均排放量可以反映各地区总体的社会经济水平和享受温室气体排放权的情况。2005年世界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为4.22 tCO2/人，同期，中国的人均排放量为3.48 t/人，上海为8.49t/人，而甘肃省仅为3.08t/人。甘肃人均排放量分别是中国的88.52%、上海的36.28%、世界的72.99％（图3）。这些指标说明甘肃省人均排放量处于较低的水平，所享受的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经济福利较少。

3.4 甘肃省温室气体排放情况总体向好的方向发展

在注意到甘肃省相对全国和作为发达地区代表的上海市的比较形势不容乐观的同时,本文也注意到甘肃省所发生的一些好的变化趋势。相对2004年，甘肃省在2005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了3 970.13Kt CO2，但增长率仅为5.23%，这相对过去几年中超过10%的GDP增长率来说，是一个相对较低的排放水平。就排放结构来看，甘肃省在2005年来自煤炭的排放贡献为83.43%，而2004年煤炭的贡献率为83.98%，来自煤炭的排放贡献有所降低，与之相呼应，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比例略有上升。这些数据表明甘肃省的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总体在向更高效和更清洁的方向发展。

4.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修订、发展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温室气体评估方法的基础上，对甘肃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了评估和比较分析。总体而言，甘肃省的温室气体排放具有：煤炭消费贡献大、单位GDP排放量高、人均排放量低的特点，但随着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甘肃省来自煤炭的排放贡献和单位GDP排放量正在降低。

本文参照国际通行方案、结合中国和案例区域的数据情况，对温室气体排放评估方法进行了适应性的修订，基于修订方法所提出的评估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但由于数据和调查的局限性，本文在非能源利用的燃料消费量、过境加油量、固碳产品转移等数据的获得和计算上具有一定的误差，但本文的工作旨在寻找作为欠发达地区代表的甘肃省温室气体排放的总体特征和规律，这些误差不足以对评估结果和比较结论产生较大影响。

通过评估和比较分析甘肃省温室气体排放的特征，可以为欠发达地区参与国际和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提供决策参考。具体建议：

①欠发达地区需要增进对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和潜在威胁的了解，提高适应能力，加强减缓举措，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综合能力；②利用温室气体排放环境相对宽松的时期，逐步实现经济转型，提高应对未来低排放发展模式的应对能力；③将温室气体减排与生物固碳等工作相结合，发展有特色的欠发达地区的减排模式；④将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承担与国家的政策扶持、补偿机制、资金投入相结合，彻底改善欠发达地区社会经济状况；⑤鼓励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在温室气体减排工作中的合作，实现资源、效益、经验和减排空间的共享；⑥加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工作，逐步增加可再生能源、新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⑦发展、转化先进的低碳排放、碳捕获与封存的先进技术，减少发展过程的累积排放，实现跨越式发展；⑧发展欠发达地区有关气候变化的社会风险评估、保险、预防、预报和救助能力，建立可以积极防御气候变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的检测与分析技术研究”（2007BAC03A11-01）、中国科学院2005年“西部之光”项目“甘肃省利用清洁发展机制的对策与实现途径研究”和甘肃省重大科技专项“甘肃省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开发”（编号：2GS063-A74-014-01）联合资助。

参考文献：

［1］ IPCC. Climate Change 2007: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EB/OL］. ipcc.ch. 2007.

［2］ 甘肃省统计信息网.甘肃省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报告［EB/OL］. gs.stats.省略/doc/ShowArticle.asp?ArticleID=507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2006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M］.统计出版社：2006.

［4］ 中国气候变化国别研究组.中国气候变化国别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2005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M］.统计出版社，2005.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温室气体来源范文第3篇

农业提供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同时，农业生产又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来源的重要部分。根据2007年中国政府公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有关中国气候变化的主要观测事实表明，近百年来，中国的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根据2004年《中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199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36.5亿t二氧化碳当量，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占73%，甲烷占20%，氧化亚氮占7%。根据2013年2月公布的《中国气候变化第二次国家信息通报》，2005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70.46亿t二氧化碳，其中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和含氟气体所占比重分别为78.82%、13.25%、5.59%和2.34%；按行业部门划分，能源活动占77.27%，农业活动占10.97%，工业生产过程占10.26%，废弃物处理占1.5%。可见，农业活动在中国温室气体排放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二、关注农业生产要素投入

温室气体排放的必要性在目前的气候变化国家信息通报中没有能够体现出农业生产投入品的能源消耗。气候变化国家信息通报是根据《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提供的方法编制的温室气体清单，温室气体报告范围包括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农业活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废弃物处置，其中对农业活动的排放清单仅针对了中国稻田和牲畜养殖的甲烷和氧化亚氮的排放。《中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1994年农业活动相关温室气体中，没有报告二氧化碳排放，仅报告了甲烷和氧化亚氮的排放，两种气体的农业活动排放分别占全国的50%和92%。《中国气候变化第二次国家信息通报》，2005年农业活动相关温室气体中，仍然没有报告二氧化碳排放，报告的甲烷和氧化亚氮的农业活动排放分别占全国的57%和74%。农业生产离不开能源，能源不仅是工业的血液，也是农业的血液。以美国为例，自19世纪初期开始，美国用了100多年的时间从农业大国实现工业、农业现代化强国的转变，其中能源的开发和供给是功不可没[6]。现代意义的农业，从农业生产所需的农药、化肥、农膜等投入品的生产，到农业生产过程中耕种收、排灌等机械的使用，均无法离开能源的投入。仍然以美国为例，美国农业号称是现代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高效率的农业，但是农业生产的燃油消耗份额仍然不容忽视。据美国农业部（USDA）测算[7]，与食品相关的能源利用占到了该国能源消费额的比例在2002年是14.4%，到2007年则增长到了15.7%。因此，不仅要关注农业活动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还要关注与农业生产直接关联的投入品的能源消耗，如农药、化肥、饲料等。以化肥为例，根据中国化工节能技术协会编制的《2012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节能进展报告》，2011年中国化肥行业消耗能源9253.13万t标准煤，占石化行业总能耗的20.3%，与2010年所占比重基本持平。有研究者在部分研究中已经注意将农产品生产的要素投入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一并考虑，体现了完整生产过程的生命周期分析思想。例如，美国密苏里大学的J.E.Ikerd教授在阐述“绿草农业”[8]就指出，“绿草农业”在减少温室气体方面的优势，其分析的畜牧产品生产温室气体排放测算时包括了饲料生产的排放。四、以小麦生产要素投入为例的中美农业生产比较分析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对农业生产的能源相关要素分析和温室气体排放分析的思路：第一步分析农业生产完整的要素投入结构；第二步识别能源要素投入；第三步能源要素投入和结构的分析；第四步，如果技术条件许可，可以开展能源要素相关能源耗费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分析。本文选择小麦生产为例进行分析，同时进行中美的比较分析。受部分能源耗费技术标准条件的限制，本文完成前3步的分析。

1.小麦生产要素的投入结构经过文献检索了解到，中国对农产品生产的成本和费用情况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分类和调查指标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实施新农产品成本调查核算指标体系的通知》（发改价格［2004］207号），本文使用该指标体系。种植业产品的总成本分为生产成本和土地成本，生产成本分为物质与服务费用和人工成本，物质与服务费用进一步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其中，直接费用分为11项：种子费、化肥费、农家肥费、农药费、农膜费、租赁作业费、燃料动力费、技术服务费、工具材料费、修理维护费、其他直接费用；间接费用分为5项：固定资产折旧、保险费、管理费、财务费、销售费。

2.能源要素的识别小麦生产相关的完整投入要素中，土地成本为存在成本或土地租赁的机会成本，与能源投入无关；生产成本中人工成本，涉及劳动人员的用工时间和能量消耗，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在本研究中暂不作为分析对象；物质与服务费用中的间接费用主要涉及金融和财务等费用，鉴于费用比例较低且与能源投入不形成直接关系，故在本研究中暂不分析。与小麦生产直接相关的能源投入主要体现在直接费用的要素。刘万秋[9]对山东省昌邑市主要农作物能源消耗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在不考虑劳动用工能量消耗的情况下，2007/08年度当地小麦生产的能源消耗以肥料能耗为主，占78%；其次是农业机械能耗，占15%；种子折算能耗占7%。据此，小麦生产中化肥、租赁作业、燃料动力的能源投入要素分析是必要的。鉴于种子、农家肥、技术服务、工具材料、维修护理等其他费用与能源投入不是直接相关，同时农药和农膜生产是化工行业能源消耗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选择化肥、农药、农膜、租赁作业、燃料动力作为小麦生产的主要能源投入品来源要素。

3.中国和美国小麦生产能源要素投入和结构分析（1）中国。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2》数据，笔者计算整理了2006—2011年中国小麦生产，每公顷主要能耗投入品成本为：2729.25、2957.10、3384.75、3905.25、3790.80和4263.75元，每100kg单位产量的主要能耗投入品成本为：51.72、54.78、58.11、68.86、68.30和73.04元。可见，中国小麦生产单位面积和单位产量的主要能耗投入品成本，在2006—2011年期间基本处于稳定增长状态，其占小麦生产直接费用的比例基本稳定在82%左右。（2）美国。《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2》收录了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中心（USDAERS）的部分农产品成本收益数据。该数据对小麦生产成本分类中“运营成本”基本与中国“直接费用”相对应，包括种子费、肥料费、农药费、作业费、燃料动力费、修理费、排灌费、利息。根据上述分析，笔者选择肥料、农药、作业、燃料动力、排灌5项作为美国小麦成本中主要能耗投入品。计算整理结果，2006—2011年美国小麦生产每公顷主要能耗投入品成本为：1223.55、1335.90、1636.50、1631.55、1199.85和1401.45元（人民币价），每100kg单位产量的主要能耗投入品成本为：54.80、53.11、58.92、60.05、39.64和54.84元（人民币价）。美国小麦生产单位面积和单位产量的主要能耗投入品成本，在2006—2011年期间基本处于稳定、略有波动状态，其占小麦生产运营成本的比例基本在70%~76%。

4.中国和美国小麦生产能源要素投入的比较比较分析得出，中国小麦生产单位面积主要能源要素投入成本为美国的2~3倍，且处于增长期，在2006年是美国的2.23倍，2011年为3.04倍。高投入伴随着高产量，中国小麦生产单位面积产量约为美国的2倍，但是高产量比率并未伴随高投入而继续保持，中国单位面积产量在2006年约为美国的2.36倍，在2011年约为2.28倍，期间略有波动。体现在单位产量的主要能源要素投入成本差异上，2006—2008年中国小麦生产单位产量的主要能源要素投入成本基本与美国持平，2009年则超过美国，是美国的1.15倍，2010年更是达到了1.72倍，2011年回落到1.33倍。

三、小结

温室气体来源范文第4篇

摘 要：两会委员提出推动“碳期货”市场建设使碳交易再一次成为了热门话题。本文在介绍碳交易市场概况及其相关机制的基础上，根据相关学者曾经提出的理论，以北京交易所碳交易价格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并结合模型和当下我国经济形势对我国碳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碳交易市场;碳排放权定价;实证分析

1. 研究背景

随着人类社会、科技的高速发展，环境、资源问题日益凸显，尤其是温室气体大量排放引发的全球气温变暖，已成为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紧迫问题。我国对节能减排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在“十二五规划”中明文提出，必须“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把大幅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并提出于2020年将实现碳排放强度降低40%-45%的减排目标。

世界上第一个为有效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减缓温室效应影响的国际公约是1992年5月9 日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制定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联合公约》），在此公约中便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态度。公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规定的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程序有所区别，要求发达国家积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发展中国家只承担提供温室气体源与温室气体汇的国家清单的义务，由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履行公约的资金支持。其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不对气候系统造成危害的水平上。

而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可谓是《联合公约》的进一步发展，使温室气体减排进一步成为发达国家的法律义务，要求从2008年到2012年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六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5.2%。2009年12月7-18日召开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是继《议定书》后又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球气候协议书，它商讨了《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于2012年至2020年的全球节能减排方案。我国对此一直表示积极的配合态度，中国政府代表表示，2016～2020年中国将把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控制在100亿吨以下。

碳交易市场是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了进一步达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缓解全球变暖现状，《议定书》实际上创造出了一种新的交易对象――碳减排额度，即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了对二氧化碳排放权配额的交易。《议定书》建立了三种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国际合作减排机制。其一是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即某一缔约国（一般为发达国家）与某仪非缔约国（一般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在清洁发展登记处的减排单位的转让，在非缔约国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协助缔约国通过此机制项目获得“核证减排量”也即CERs，以降低缔约国履行两河国框架公约的成本。

清洁发展机制赋予有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向不具有强制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投资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减排项目，从而获得CERs。其二是国际排放贸易机制（简称ET）。这一交易机制的核心是允许发达国家之间相互交易碳排放额度。赋予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其许可排放量的缔约国从其他拥有剩余排放量的缔约国购买CERs，其过程包括“分配数量单位”、“排放减量权证”、“排放减量单位”等减排单位核证的转让或获得。一个发达国家将其超额完成减排义务的指标，以贸易的方式转让给另外一个未能完成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的同事，从转让方的允许排放限额上扣减相应的转让额度。其三是联合履约机制（简称JI），其核心是缔约国之间以项目为基础的一种合作机制。所实现的减排单位可以转让给另一个发达国家缔约方，但是同时必须在转让方的分配数量配额上扣减相应的额度。通过此机制实现了减排成本较高的缔约国在减排成本较低的缔约国实施温室气体排放项目。通过以上三种不同机制的对比可以看出，碳交易分为两类，一类是以CDM和JI为代表的以项目为基础的减排交易形式;另一类是以ET为代表的配额型交易，由管理者制定总的排放配额，并在参与者之间分配，参与者根据自身需要进行排放配额的买卖。由于我国是《京都议定书》的非缔约国，因此不能直接开展配额型交易。我国碳排放交易的主要类型是基于项目的减排交易形式，最主要的是CDM机制。

目前世界上的碳交易所共有四个：欧盟的欧盟排放权交易制（EU ETS）英国的英国排放权交易制（ ETG）美国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国家信托（NSW）其中EU ETS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在世界碳 交易市场中具有示范作用。2012年1月13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宣布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深圳、广东省、湖北省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逐步建立起了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以实现低成本2020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由此可见，中国碳交易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交易大部分比较分散，多是企业之间的场外交易，缺乏价格机制，而且以CDM为主的品种较为单一，再加上市场和价格不够公开、透明，因此还没有建立成一套完整的定价、核证体系，导致我国碳交易成交价格明显低于国际碳市场价格，不利于争取国际价格决定权。

2.变量选取

温室气体来源范文第5篇

关键词：进出口；机电产品；碳标签；碳壁垒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6-0175-02

众所周知，碳壁垒已逐步成为下一轮贸易壁垒的主要内容。机电产品是中国传统的出口优势产品，也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进口商品。有关机电产品碳排放的研究，目前尚无统一、完善的理论。在此背景下，进出口商品的监管机构适应形势变化需要，进一步创新并选择检验监管模式，科学监管，方便进出，帮助企业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帮助企业有效应对国外技术法规的能力，提高监管工作的有效性，适时开展了基于LCA的进出口机电产品碳排放模型评价及贸易壁垒研究辖区内先后有20余家企业进行了GHG温室气体清单核查。

一、国内外碳排放研究的现状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对的重要挑战，为此各国积极采取行动，在哥本哈根的联合国气候谈判会议上，各国承诺 “遵循科学，在公平的基础上实现减排目标”。中国也积极采取措施推进节能减排工作，随着“低碳”概念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开展温室气体排放的研究，更关键的是温室气体排放极有可能成为新的绿色贸易壁垒。因此用科学规范的方法来核算碳排放，特别是核算主要进出口机电产品的碳排放值得认真研究。机电产品碳足迹将协助消费者与生产者藉由生命周期内各阶段量化数据，了解温室气体在环境和经济面的影响，使企业能鉴定并优先处理具温室气体减量潜力的环节。

国内现有碳排放/碳标签基础较弱，标准体系基本等同或等效采用ISO标准，具体如下：

目前中国也有少数具有强烈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开始尝试碳足迹评估，但方法不统一，可信度不高，由于中国企业的碳排放量普遍较高，如果碳标签的做法普遍实行，将严重影响未来中国产品在全球的销量，给中国产品，特别是机电产品出口形成重大壁垒。英国、美国等都在对碳排放进行研究，监管部门应在碳排放，特别是在进出口机电产品的碳排放评价方法上多做探索，形成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研究碳标签监管方式和方法，指导企业跨越国外技术壁垒。

二、研究进出口机电产品碳排放研究的意义

首先，对现有的各类进出口机电产品碳排放模型进行对比、评价。有关机电产品碳排放的研究，目前尚无统一、完善的理论，在这一现实情况下，监管部门牵头对各方法/模型进行对比分析，客观评价，引导相关企业采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对产品进行碳排放的科学计算。

其次，对研究进出口机电产品的碳壁垒，探索、保障中国进出口机电产品质量安全，建立以实现宏观监管为目的、以验证和监管为主要手段，更有效地履行监管职能，正确履行监管职能，提高执法公正性、准确性和有效性。

另外，推动机电产品的进出口企业增强减排意识。寻找在产品设计、生产和供应等过程中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机会，降低产品的CO2排放量，最终开发、生产、销售更小碳排放的新产品。同时监管部门可利用该模型评价机电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用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对产品进行分类监管，并利用碳排放这一指挥棒指导生产，主动调整机电产品检验监管的相关政策。

三、LCA碳排放评价方法简介

碳标签概念源自于20世纪90年代关于“食物里程（Food Miles）”的探讨。所谓 “食物里程”，指的是消费者饮食消费与食物原产地之间的距离，是评估食物对环境造成影响的其中一个方面。“食物里程”越远，表示食物经过的运送过程越漫长。

有关碳排放的研究，较为公认的是采用的是生命周期评价方法（LCA，Life Cycle Assessment）。LCA方法是计算从产品的原材料采集、提炼到生产、运销、使用、报废直至最终处理过程中直接与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来综合评估其环境影响。LCA模型的宗旨是帮助企业管理自身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寻找在产品设计、生产和供应等过程中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机会，降低产品的CO2排放量，最终开发、生产、销售更小碳排放的新产品。同时监管部门可利用该模型评价机电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用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对产品进行分类监管，并利用碳排放这一指挥棒指导生产，主动调整机电产品检验监管的相关政策。

LCA碳排放评价方法较其他方法，更准确、更具体。统计机电产品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各种温室气体排放，即从原材料获取、生产（或提供服务）、分销、使用直至废弃物的处置/再生利用等所有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碳排放量计量包括六类温室气体其范畴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氮氧化物（N2O）、氢氟碳化物（HFC）、全氟化物（PFC）和六氟化硫（SF6）。LCA可以不同的方式实测每个阶段过程的所排放的六类温室气体，并将每一类温室气体转换为二氧化碳当量（Carbon equivalent）。最终通过对碳排放进行评价，机电产品生产企业可以寻找在产品设计、生产和供应等过程中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可能，争取开发出更低碳排放的新产品。LCA碳排放评价的程序如下：

1.选择产品。企业进行产品的碳足迹评价分析，首先需要选择可能产生最大的温室气体减排的产品进行研究。

2.确定适宜的供应商，碳排放评价作为一种产品/服务全生命周期的评价，需要供应商，特别是主要供应商的配合才能相对准确有效。

3.绘制过程图。进出口机电产品的碳排放评价是从商业到消费者（B2C）评价：包括从原材料，通过制造、分销和零售，到消费者使用，以及最终处置或再生利用整个过程的排放。

4.确定系统边界。确定系统边界就是要确定哪些生命周期阶段应该包含在评价范围内，哪些输入和输出应该包含在评价范围内。在确定系统边界时应遵循将产品单元中所有的实质性排放包含在内的总体原则。

5.数据的收集。为了计算产品的碳排放，必须考虑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数据和全球增温潜势（GWP）。

6.碳排放的计算。产品温室气体排放的计算通常采用如下方法。（1）活动水平数据乘以该活动的排放因子得出温室气体排放量，以产品每个功能单位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形式计算。（2）将具体的温室气体排放值乘以相应的GWP值，将温室气体数据换算为CO2当量的排放。（3）与产品有关的碳存储CO2当量，应当从相应的温室气体CO2当量中扣除。（4）将各个活动所获得的每个功能单位CO2当量相加得到产品温室气体排放量。（5）将温室气体排放按比例放大，来计算任何次要原料和次要活动，避免数据质量的不确定性。

7.分配问题。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有共生产品的情况下，必须对GHG的排放进行分析。

8.不确定性分析。通常不确定性来自供应链中某些数据的缺失和数据质量存在问题，如不是特定的数据、数据来源不可靠等等。

9.编写报告。产品/服务碳排放评价报告内容包括碳排放评价结果外，还包括如下内容：产品介绍，系统边界，运行边界，内部数据收集系统说明，假定、排除及解释，其他支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