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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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的含义范文第1篇
因为科技进步而下降
《经济》：日本在人口红利期前后的人口结构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张季风：从长期人口结构变化来看，明治维新之前属于“多生多死”型结构、但从明治维新以后至上世纪50年代中叶为“多生少死”型结构，从20世纪中期开始日本即进入“少生少死”型结构。从1974年起总和生育率开始跌破2.1%的替代水平，此后一路走低，1996年以后一直维持在1.4%以下。目前日本老龄化严重，65岁以上人口已高达24%，而零岁至14岁儿童仅占总人口的13%，是典型的“少子老龄化”人口结构。
谈到人口红利，其相关指标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个是“刘易斯拐点”；第二个是劳动力总量的下降；第三个是人口的下降。先看一下“刘易斯拐点”，其主要含义就是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入到有限供给。关于日本的“拐点”来临时间，基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4年，更多的学者倾向于1962年左右。再看一下劳动力的增减情况，日本大约在1995年出现劳动力下降趋势。大多数学者认为从2005年开始出现总人口的下降，但是日本最新一次人口普查表明，2010年比2005年还增加了28.9万人。无论是从“刘易斯拐点”出现的1962年，还是劳动力出现绝对减少的1995年，日本人口结构都处于“少生少死型”结构。
《经济》：人口红利的消失对日本经济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张季风：首先，应当说人口红利确实曾使日本经济获得很大利益。上世纪50年代，日本人口处于“多生少死”阶段，充足的劳动力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巨大动力。劳动力大规模地从农村向城市转移，1959年到1960年之间达到高峰，每年人口流动量达到65万左右。
但是，人口红利的消失真的对日本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了吗？说句老实话，回顾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我实在找不到确凿的证据。1955年-1973年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如果采用普遍认识，将“刘易斯拐点”定在1962年，此后不但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问题，而且还持续了10年的高速增长。
所谓的人口红利“拐点”之后，合理的现象是劳动力不足，失业率下降。但实际情况呢？日本一直到现在都在努力解决就业不足的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的汽车与家电等组装工业迅猛发展，在拉动经济的同时，也很好地吸纳了劳动力，缓解了就业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也确实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状况。但这种现象也仅仅持续了两三年。当时日本从中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引进四五万人规模的“研修生”，就大大缓解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劳动力出现绝对下降的1995年以后，日本非但没有出现人口红利消失后应当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相反出现了严重就业不足、失业率攀升的现象。即便是日本，因人口红利消失可能导致劳动力不足问题也可能在10年乃至20年以后才会出现。
当然，人口老龄化确实给日本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负担，但这并不是因为劳动力短缺，而是因为老龄人口增加导致社会保障资金支出过多，比如说上个世纪90年代初社会保障资金支出占日本财政支出的比例仅为12%，而2012年高达29%。但是，日本的社会保障水平要比中国高得多，几乎不可相比。我并不否认人口红利的消失可能对经济增长率有潜在负面影响，劳动力、资本和技术是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劳动力绝对数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而且人口规模大，个人消费总量也会扩大。但这不是绝对的，在进入近代以后资本的作用增强，随着科技的进步，人口红利的影响逐渐变弱。
《经济》：如果说人口红利的消失对日本经济影响并不大，那么人们常说的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
张季风：首先，我并不赞同所谓“失去的20年”的说法，过去的20年，日本经济下滑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但可以肯定地说人口红利消失并不是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最主要原因。日本经济早已进入成熟阶段，与欧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后发优势消失，国内市场饱和，内需缩小，而经济全球化以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在很多领域赶超日本，使得日本的外需也相对缩小，这是需求方面的原因。供给方面的原因是企业的创新能力相对不足。从日本的统计数据来看，在高速增长时期的上个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高达30%，而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为负拉动。再有一点，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没有及时处理不良债权问题，导致金融功能不全，进而导致金融危机。以上可见，人口红利消失并不是带来“失去的20年”的根本原因。即便到现在，安倍经济学中也把扩大就业、创造就业机会作为其“第三支箭”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就业问题
《经济》：中国的人口红利期是否即将消失？拐点将于何时到来？
张季风：在改革开放之前乃至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口都是中国的负担，可以试想，如果中国没有这么多人口，可能早就富起来了。就业问题无法解决，中国又何曾享受过人口福利？700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再加上历年未能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都困难，又怎么说人口红利消失了呢？千万要记住，中国还有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距离“刘易斯拐点”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在我看来，现在大谈中国人口红利问题为时尚早。
日本高速增长时期，每年约有50万左右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但是他们立即成为城市市民，享有与原居民相同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而我国每年有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但他们工作状况极不稳定，隐蔽失业很严重。为什么会出现“民工荒”问题？不是劳动力短缺，而是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生存状态也不佳，进入城市之后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障，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关怀。如果能够给予他们足够的报酬与社会保障，还能出现民工荒吗？退一步讲，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即使达到刘易斯拐点后，还出现了30年的黄金发展时期。所以现在大谈中国人口红利消失问题，未免有些杞人忧天。
《经济》：那么，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人口红利的含义范文第2篇
原有的“红利”是怎样消失的？
原有的“红利”消失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原有的各种“红利”是适应于经济发展前期的。因此随着经济继续发展，经济发展方式必然要变化，这样一来，原有“红利”的消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原有“红利”的消失应主要归因于转型的不及时和不到位
原有的红利如果在经济发展方式成功转型的条件下，也会随之而转型，那就不会发生“红利消失”的情况了。但要注意到，@种变化要有市场的催促和压力。换言之，“红利消失”如果不事先做好准备，就会引起社会的不安或动荡，因为经济会突然下滑。
原来“红利”的消失，在相当大程度上也与留恋原有的“优势”有关
如果企业总是存在侥幸心理，以为原有的“优势”不会消失，那就走上了没落之路。生产要素的重组实际上取决于信息的重组。不了解信息重组的必要，就只能失去市场。
经济中缺乏创新的动力和创新的条件，将不可避免地把经济拖入停滞和衰落
创新的必要性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不创新，不仅没有“红利”，连企业也会垮掉、消失。也就是说，任何留恋原有的“优势”而不愿转型的地区，都会自食恶果。
“红利”的新源泉究竟在哪里？
新的“红利”不可能自发地涌现
在原有的“红利”消失以后，新的“红利”不可能自发涌现。这是因为，如果没有一种新的体制或新的机制，新的“红利”就缺乏相应的机制、体制，涌现是不可能的。
“红利”的新源泉首先蕴藏于新的体制之中
这表明，必须有新的体制，才能产生新的机制，新红利才会出现。新体制、新机制就好像一种新的制度环境，不仅能催生新红利，而且能保护新红利的获得者。
资本不足，再聪明的创业者都无能为力。而有些场合，不怕融不到资，只怕融到资以后也不知道如何用好这笔资金。有眼光、有作为的创业者同其他人的差别正在于会不会用好手中的资本。
“红利”的新源泉也来自亿万群众和千万家企业的活力
那么，“新红利”的获得者是些什么人？他们就是亿万群众，就是千百万家企业，包括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他们在新的体制和机制下，发现了发展机会，同时认识到自己必须抓紧机会而不能放弃机会，这才有可能得到新的红利。
有了新体制，再加上群众和企业有活力，新的“红利”就会涌现
“新红利”如何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涌现并把经济社会引向新的方向，既不能放松每一个有志于创造和盈利的群众和企业的拼搏，也不能把致富和发展的信息局限在狭小的圈子内。必须在新体制的激励下使群众和企业的活力充分发挥出来。
新改革红利应当成为普遍存在的“红利”
既然“新红利”首先来自体制改革，那就应当明确近期最需要改什么
新改革红利实际上不仅存在于今天，而且存在于过去，不仅存在于某一个国家或地区，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只要实行了符合国情的改革，都会带来一定的改革红利。
近期最需要改革的项目之一，是农村土地确权和农业产业化
这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承包制改革的继续，但最重要的是：当年的承包制没有明确产权，当然也就谈不到农村的合作制和农业的产业化。因此农村土地确权实际上开辟了一个新的环境。
近期最需要改革的另一个项目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在企业改革方向，结构性改革是十分迫切的。首先要形成有活力、有竞争力、产权明确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国家控股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这样才能涌现新改革红利。正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才能完善企业主体，才能降低成本，才能调整结构，才能创新，从而才能有改革红利。
这两个项目的改革取得明显的成果后，会给中国带来改革红利，也就是普遍的红利
农村土地确权及此后的进一步改革，不同类型的企业成为有活力企业后的进一步措施，都会带来改革的红利。二者是并重的，缺一不可，二者都是新常态下最重要的改革。这说明了新改革红利是普遍存在的红利，靠改革者自己创造。
在讨论新改革红利时，一定要把保护产权放在重要位置
国有企业通过改革明确了产权，民营企业应明确产权，对私人投资形成的产权进行保护。
新人口红利是无形的，但它的涌现是可以期待的
新人口红利的涌现，实际上表明人力资本的升级以及由此带来的新优势
这里一个重要的经验是，“教育不公平就业不公平收入不公平生活不公平下一代不公平”的恶性循环将被打破，这是新人口红利产生的前提。劳工市场也会随之变化。无论农民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还是农民的人力资本增量增加，都是农民人力资本的升级。
在农村中，土地确权的改革会造成成千上万农民成为有知识有能力的“职业农民”
通过农村土地确权，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而变为一种职业，或称为“职业农民”。他们可能成为“家庭农场主”，并通过土地流转（租赁、转包）扩大规模，也可能引进合作者，解决资金不足、农业科技不足和农产品销路不畅等问题。“城归”是新现象，是人力资本的新突破。这样，农村中的新人口红利涌现了。
新人口红利的另一个来源，就是职业技术教育推广所带来的“新工匠精神”
农村土地确权以后，农民外出务工的积极性增加了，而且也放心了。这就会继续吸引农村劳力外出。但21世纪以来多年的经验告诉人们，社会上缺乏的是技术工人，是工匠。所以职业教育的推广是必然的，这就是新人口红利的另一个来源。
科学研究队伍的壮大和发展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这会不断带来新的“人口红利”
科学研究队伍的壮大和发展会提供新的人口红利，这是毫无疑义的。这取决于两方面的工作进展，一是教育的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提升，二是科研力量的优化配置，动员各方面的科学人才，使科研成果有创新、有突破，这样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新人口红利。
新科学技术红利主要来自创新，但它离不开市场竞争
新科学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产品，无一不来自创新，而创新，又无一不同创意有联系
先有创意，然后有创新和创业。只有新科学技术的发明还不等于创意和创新。创意和l明皆是科学家的事情，创新和创业则归功于企业家，科学家可以兼企业家，但不是一定要兼企业家。
创新只有在市场竞争中才能实现，垄断条件下，任何创新都没有必要性，甚至没有可能性
没有市场竞争，不可能出现创新。垄断，不仅扼杀了创新，而且扼杀了创业。但如果完全没有垄断，只有市场竞争，那么企业都处于观望状态，等待别人发明创新，自己盗用。所以垄断是起作用的，这就是：对于发明创新需要保护知识产权，容许一定时期的专利。
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主要在于：规划、引领、反垄断，以及支持创新主体、创新活动
规划是最重要的，如果缺乏规划，科技创新活动难以取得成绩，特别是难以走向世界前列。这需要政府来领导规划的制定。中国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就是证据。
创新不可能停止，因为市场竞争不会停止，竞争者既来自国内，更来自国际
科技创新即使有成绩，也不能忽视，市场竞争一直存在，包括国内的竞争和国际上的竞争。对于这些竞争，不用担心，竞争既是压力也是鞭策，因为创新活动不会停顿。
新资源红利是创新的成果，但它同样离不开市场竞争
资源红利是指土地、矿产、水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一旦供给趋紧，这种优势就会消失
在经济发展前期，土地、矿产、水资源等资源的丰富与否，是当时各个国家走上工业国道路的发展实力的反映。当时列强之间的争夺，与掠夺廉价资源有关。这种情况至今没有根本改变，所不同的只不过是采取合同方式或合资经营来掩盖掠夺、独占的行为。
新资源优势来自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也就是说新资源优势来自技术创新
但不管怎样，原有资源是在枯竭过程中，人们不断地依赖科学技术去发展新资源。新的资源红利随科学技术进步而产生。对稀缺资源、资源替代品的研究和开发，已经越来越取得成绩。可以认为，新资源红利同新科学技术红利是不可分的，新资源红利也可以被看成是新科学技术红利的组成部分。
水、土地、矿产等资源，只要是在技术创新条件下就不会枯竭，因为总有替代品
所有资源之所以不会枯竭，如果从人类社会的特殊性来看，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人类社会从古至今，始终有寻找稀缺资源的替代品的愿望和对策；第二，人类社会从古至今，还一直在选择原材料和饮食原料，不停地舍弃不易得到的资源；第三，人类社会从古至今，还在利用不断迁移，甚至远距离迁移，来避免资源供给不足的困境。
因此，新资源红利同样是创新的产物，不停创新，新资源红利就会长存
新资源的发现利用和产生新的红利，是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壮大的保证。这对世界不同国家都是重要的。可以说，不会转换资源的选择和开发利用的国家，最终必然落后、衰落。
社会和谐红利是影响最深远的红利，
它有赖于文化建设
社会和谐红利的特殊性，以及社会和谐红利产生的特殊途径
社会和谐红利特殊性之一：它是无形的，而不是像其他红利那样，通过某个主体行为而表现。
社会和谐红利特殊性之二：它是累积而形成的，或者说它可能是通过持久的工作而逐渐形成的。
社会和谐红利特殊性之三：它是无声无息扩散的，默默地影响人们、渗透到人们之中，从而形成一种社会风气。
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实际上是社会和谐红利涌现的前提，医疗保健的新措施也如此
要实现社会和谐，既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又要扎实推进医疗保健制度改革，这两方面的改革都同民生问题紧密相连。具体的说，如果社会上收入差距过大，以及医疗保健制度改革迟缓，都会影响社会和谐，使社会和谐红利显示不出来。
社会资本概念的含义，以及如何建设和谐社会，如何发挥社会资本的独特作用
社会资本是一种无形资本，是一种人际关系，人们相互信赖的关系。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来自诚信。没有诚信，社会资本不存在，社会和谐也不存在，从而也就谈不到社会和谐红利的涌现。
社会和谐红利之所以是影响最深远的红利，因为它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相关
人口红利的含义范文第3篇
“未富先老”与“中等收入陷阱”
一般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富裕国家，恰恰都是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因此，我们本来也不必担心变老。然而，中国的不寻常之处是“未富先老”。近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加快赶超，人均GDP也在赶超。例如，2000年中国人均GDP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现在大概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7.7%，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也在赶超，200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重是6.8%，与世界平均水平一样，但是，2010年我国老龄化比例是8.3%，而世界平均水平是7.5%，也就是说，我们显著赶超了。
有什么办法让老龄化停下来或者退回去？我个人认为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这是经济发展阶段造成的人口转变阶段，引起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不是某一项政策单独造成的。发达国家的早期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所以，政策完善和调整虽然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却无助于阻止人口老龄化的长期趋势。我们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事，但更重要的是加快经济发展。设想10年、20年后，如果我们的参照对象不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发达国家行列中我们并不是很老，甚至还相对年轻一些。因此，关键是如何关闭“未富先老”的缺口。2010年我国人均GDP超过了4000美元，按照过去30年的速度预测，“十二五”结束时，将超过6000美元，到2020年可以达到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即接近12000美元。
还有一个概念，现在讲中等收入陷阱，到目前为止，讲得比较多的是现象，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包括什么东西，如经济停滞、收入分配恶化等。但是，如果回到经济学文献，看最早人们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机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中等收入陷阱和“未富先老”背后有许多相似的东西。说我们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危险，是因为在文献里，经济学家发现在全球化过程中，从全球化中获得比较大收益的是两头，一头是富裕的国家，另一头是比较穷的国家。按照国家排列，各国在全球化中获益的程度，可以用一个U形曲线表示，尤其是把这个全球化时期世界经济格局与全球化之前的倒U形曲线相比，就更加突出了。
用经济理论解释这个现象其实很简单，就是说那些相对穷的国家，在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上有比较优势，可以生产出最便宜的东西拿到国际市场去得到全球化的红利；而富裕的国家，具有较高的管理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有比较优势，可以在全球化中得到兑现。恰恰是处在中间的这些国家，虽然根据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但是它们与处在两头的国家相比，的确没有特别显著的比较优势，因此这类国家在全球化中获益就少，经济增长表现不佳，及至困于中等收入陷阱。
人口机会窗口的关闭
我们来观察“未富先老”意味着什么。“先老”即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变化，意味着我们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变化，劳动力变得昂贵了，资本似乎便宜了，但并未成为丰富的要素，意味着我们在丧失原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未富”则意味着，我们并不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得到足够显著的比较优势。因此，这个阶段就比较优势来说，我们处于相对尴尬的境地，也可以不准确地说，我们面临着“比较优势真空”。虽然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比较优势真空，只是说这个时候我们的比较优势十分地不显著，过去的经济发展方式不能支撑持续增长。不过是否就此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我们进行怎样的政策选择。
我们进一步来看中国的“未富先老”挑战。迄今为止，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特点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大、比重高，保证了劳动力供给的充足性，创造了高储蓄率的条件，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期间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红利。按照我们的估算，人口抚养比（即少儿和老年依赖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的下降，对1982-2000年期间人均GDP的增长，做出了26.8%的贡献。但是，这个人口红利正在减少。
我们讲的人口红利期也可以叫做人口机会窗口，通常用人口抚养比结束其下降趋势的时间来表示，抚养比的计算定义是：把16岁以前和65岁以后的依赖型人口做分子，把16岁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做分母，计算两者的比率。我们看一看中国的挑战何在？日本其实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遇到我国今天的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二元经济最显著特征即劳动力无限供给开始消失，发展经济学家把这个变化叫做“刘易斯转折点”。韩国则是在1970年前后迎来这样的转折点。
假设我们今天遇到了这样的转折点（我更倾向于认为发生在2003年），来跟其他亚洲国家就人口机会窗口的关闭做一比较。首先，日本人口红利消失是1990年之后，到1995年人口抚养比才降到最低点，随后开始上升。其次，韩国在2015年几乎和中国一起，人口窗口关闭，或者说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然后迅速失去人口红利。泰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时间，也和我国几乎是重合的。但是我们目前人均收入水平距离日本1990年的水平以及韩国目前的水平，仍然有着巨大的差距，2010年我国人均GDP只是韩国的25%，甚至也低于泰国的水平。最后，再看一看比我们收入水平低的印度、越南，他们还有若干年人口红利可以收获。总之，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在我们前面还是在我们后面的国家，都可能有显著的比较优势，或者在资本和技术上，或者在劳动力上，但是我们人口机会窗口关闭太早了，新的比较优势窗口尚未开启。
“未富先老”
是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
我想具体列举几个“先老”的表现，也就是人口转变早熟的表现。首先，劳动力供给即劳动年龄人口的新增量，在“十二五”时期迅速降到零。我们用的是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这个劳动力供给大概念。实际上，更准确地说，16岁的人还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60岁以上的人，按照我们退休规定其实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但是，即使用16岁到64岁这个大概念看，在整个“十二五”期间，正好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转移数量，不再足以补偿城市的需求的变化时期，两者相抵消，在2015年的时候，全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量等于零，从那以后变成负增长。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劳动力开始持续短缺，是“先老”的一个表现。
与这个相应，我们可以看到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加速上涨，无论是观察一般的非农行业，即主要反映正式工人的工资水平，比如建筑业和制造业，还是单独挑出农民工的工资，还是看农业中的雇工工资，2003年以来上涨都十分迅速。例如，农民工工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0%，农业中雇工工资上涨幅度更高。如果几个部门显示出同样的趋势的话，我们就不好说是结构性原因或者是暂时现象，结论应该很明确，工资上涨是劳动力短缺造成的，所以应该是一个长期趋势。
同时我们看到，长期以来我们缺的是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但是今天出现的则是非熟练工人或普通工人的短缺，因此这部分人的工资增长更快，以至出现比较显著的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趋同。这个趋同导致一个结果，即对教育的负激励。如果做更细的计量研究的话，我们会发现农民工这个群体教育回报率在下降。例如，我们以初中为参照组，高中也好，高中以上也好，他们的相对回报率在下降，而小学相对初中的低水平的教育回报率反而相对提高。也就是说，工资趋同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来说固然是好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创造一种受教育的负激励。对普通家庭特别是贫困家庭来说，人们上学不仅要付出直接物质费用，还有推迟就业造成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的机会成本很可能导致在一定时间发生不读书或者辍学的现象。
“未富”，即我们还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也有几个重要表现。首先我们来看世界银行对中国潜在增长率所做的一个预测。由于我们的就业增长越来越慢，因此这部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显著下降的，“十二五”期间会降到微不足道，“十三五”的时候变成负的，是压低潜在增长率的。到目前为止，我们为什么还没有发生实际增长率的下降？是因为政府主导的投资，因为刺激性方案，而且区域发展战略都还是资本密集型的，因此靠资本劳动比的提高支撑我们现在的增长速度，它占的比重相当大，然而未来是不可持续的。人力资本贡献变化不是非常显著。再看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未来不会有显著的提高。这里世界银行专家用的假设还是非常乐观的，许多其他的研究甚至认为，以前的一段时间内，至少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不好，还有人说这段时间是负的。因此，从中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支撑，未来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不可避免。
“未富”还有其他方面的表现。一个是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力素质的需求没法得到保障。除了我们的教育市场上出现负激励之外，我们看一看现有劳动力存量，随着年龄提高，人力资本的禀赋显著下降，这同日本和美国在每个年龄段教育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外，虽然在《全球竞争力报告（2010-2011）》中，中国竞争力指数被排在第27位，但是，那主要是得益于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性和市场规模等因素，而反映科技水平的因素则大多排位较低。例如，金融市场成熟度排在第57位，高等教育与培训排在第60位，而技术准备仅仅排在第78位。这些表明我们在教育科技上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延长比较优势
应对“未富先老”挑战
一个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甚至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之后，并不意味着从此可以一路凯歌前进，顺理成章地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是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中国面临的类似挑战，集中表现为如何应对“未富先老”的困境，即一方面，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已经发生了变化，传统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另一方面，人均收入处于较低阶段，新的比较优势尚未显示出来。因此，保持既有支撑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并挖掘新因素，要求尽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目前对中国来说，政策选择最重要的立足点，是如何在最大限度延长既有比较优势、避免休克式调整的前提下，进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正确轨道。为此，我们提出几个紧迫的政策建议。
第一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向内需拉动型。紧迫性何在呢？一方面，在中等收入阶段，由于比较优势的变化，外需的减少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伴随着资源禀赋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调整本来可以以渐进的方式进行，但是，由于世界性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复苏缓慢，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调整也趋于降低主要进口国家的需求，美国“无就业复苏”及保护主义抬头，也将抑制中国出口的增长。因此，中国经济面临着过于紧迫的调整任务。既顺应发展阶段变化的客观要求，也为了应对这个特殊的国际经济变化趋势，中国经济只有转向以内需，特别是最终消费需求拉动的增长模式，才可能实现再平衡，获得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内需与我们目前的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以及资源禀赋仍然是适应的，这样使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不至于采取休克的方式或过于剧烈，从而可以避免出现比较优势真空的状态。内需扩大可以继续利用现有产能，为产业结构调整赢得时间。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分类，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日均消费在2美元-20美元的“中等收入者”人口占比为66%，消费总额占79.2%。这个特征显示，第一，占总人口比重很大的中等收入者仍然是一个收入水平较低的群体，与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乃至出口结构的层次，即相对低端的消费品制造业，是比较适应的。第二，由于他们的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较大，随着这个群体的继续扩大，其消费需求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支撑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
第二是实现产业的区域转移，形成国内雁阵模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在东部地区逐渐丧失的同时，可以通过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在一定时期内得到延续。因为我们国家大，在一个地区出现了劳动力成本提高的情况，其他地区可能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劳动力低廉。虽然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中东西三类地区之间工资水平相差不多，但是在沿海地区这个工资水平人家不去了，天天要谈判提高工资，而在中西部还有足够的吸引力。因此，通过产业转移可以延长我们的比较优势。此外，中国到目前为止，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中更多是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而不是微观的技术效率。如果我们形成这个雁阵模型，就可以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为此，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十分重要。政策选择中值得注意的历史教训是，政府应该推动这些地区的体制改革，使其依靠比较优势保持长期可持续的经济赶超，而不是单纯加大投资和给予补贴，避免日本“失去的十年”和欧洲“梅佐乔诺现象”的发生。目前，在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中，中西部地区资本密集程度迅速提高的趋势值得警惕。2000年-2007年期间，东部地区制造业的资本劳动比年平均增长率为4.2%，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9.2%和8.1%。在2007年，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比，已经分别比东部地区高20.1%和25.9%。
人口红利的含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建筑业 回归分析 集聚
一、集聚经济概述
集聚经济是指各种产业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产生的经济效果以及吸引经济活动向一定地区靠近的向心力，是导致城市形成和不断扩大的基本因素。经济地理学认为集聚效果产生经济集聚，集聚效果是指在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有关生产和服务职能在地域上集中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果，规模经济以及外部经济往往是其实现的基本途径。集聚经济或集聚效果通过规模经济与外部经济产生了集聚，过度集聚产生集聚不经济导致扩散。
集聚经济会带来集聚经济效益。集聚经济效益是各种产业或企业由于在空间上的集聚所获得的经济效果，其大小取决于两种因素：一是在集聚区内，各企业由于交易成本降低、信息流畅、规模经济等因素产生的综合收益；二是集聚成本，即由于产业集聚而花费的成本（不包括生产成本）。
二、微观企业集聚经济测度
从微观企业层面来看，集聚经济的存在意味着企业的产出不仅是一般投入的函数，还是所在地区本产业、工业或整个经济活动规模的函数。在投入一定的情况下，企业的总产出随着外部总量增加而提高，产出平均成本将下降。那么最基本的生产函数类似于如下形式：
yij=g（Sj）f（Kij，Lij，Gij，Zij） （1）
其中，yij表示在第j个城市第i个企业的产出，Sj可以是城市的总人口，K、L、G、Z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力、公共基础设施和其他投入。
对（1）式进行简单变换，可以得到对生产率的估计函数：
qij= f（kij，eij，Qij，Nj） （2）
qij表示在j城市i产业的平均劳动产出；kij，和eij，分别表示按照劳动者计算的人均资本和人均受教育程度或人力资本存量；Qij，表示i产业在j城市的总产出；Nj表示j城市总人口或总就业。
三、假设
一般认为，城市规模越大，各种要素都比较充分，越容易促成集聚经济。城市规模可以通过城市人口得到反映。所以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城市人口越多，某产业生产率越高。
四、数据分析
通过生产率函数，变量含义已定，由于变量教育的数据很难找到，故建立回归模型：
log（q）=c+β1log（k）+β2log（Q）+β3log（N）。
其中，q表示平均劳动产出；k表示人均资本；Q表示建筑业总产出；N表示总人口。
本文数据来自各省统计年鉴，收集了2014年云南和陕西两地城市建筑业各变量的数据，运用Eviews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β3=-1.08，|t|为1.4。说明生产率q与人口N成负相关，即建筑业不存在集聚。反而城市规模增加1%，建筑业生产率下降1.075507%。这与上述假设不符，出现了悖论。
五、结论
针对建筑业回归分析后得到的不集聚的结果，本人认为有下列几个方面的原因：各地区投入的生产要素的差异。比照数据可以看出，陕西的城市投入的资本与劳动力比明显大于云南的城市，也就是说陕西的城市用更多的资本去替代劳动力，最终使得虽然在劳动力更少的情况下，建筑业的劳动率大于云南省与之规模相近甚至更大的城市。可参见附录1中的宝鸡市与昆明市的数据。此处城市规模用人口来表示，人口因素只是影响经济发展因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人口结构处在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阶段，也未必就能施展其正向作用，所以，Dav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在其研究别指出，人口红利阶段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能否实现还取决于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环境。可能模型本身有不合理之处，造成了结果的偏差。
参考文献：
人口红利的含义范文第5篇
一、“刘易斯转折”的含义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主要描述了发展中国家在“起飞”阶段的发展形态，表现为传统部门为现代部门提供“不变制度工资”和“无限供给”的充裕劳动力。但这种状况将随着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亦即出现“转折”。根据刘易斯的观点，现代部门扩张之初的一段时间里工资将保持不变，之后经济发展进程将面临第一次转折，工资水平从不变制度工资开始上升，我们称之为工资转折。但是他在这里强调了导致这一结果的内生变化和外生变化两种机制。所谓内生变化，就是指随着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或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乃至短缺，进而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导致工资水平上升。但在实际中，工资上升往往独立于内生因素，而由外生变化引起，如劳动力价格会因某些导致传统部门更加富裕的因素的发生，进而增加供给的机会成本而导致工资率的上升；他们可能有限制资本利润率的伦理观，如也许认为25％的边际利润是合理的，这样他们就会在生产率增加时适当提高工资(见刘易斯《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一文)。
二、如何看待“民工荒”
应当说，我国当前“民工荒”在局部地区客观存在，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但其背后的原因需要审慎分析。造成劳动力短缺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追溯：
(1)随着中央政府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力度的不断加强，农村税费的大幅下降、粮食价格的提高都提升了农业部门所带来的经济价值，从而提高了劳动力进入工资经济的机会成本，致使一部分劳动力回流农村，从而减少了劳动力市场的短期供给；
(2)从劳动力市场结构来看，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劳动力教育水平和素质的普遍提高，在劳动力细分市场中，表现为“金字塔”结构的整体上移。这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处于金字塔较下端的低技能和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带来工资上涨。事实也确实如此，民工荒伴随着大学生就业难。我国的教育体制培养了大量学历型人才，教育深化使学历型人才在市场中供过于求，而技能型人才培育不足，形成技术工人的结构性短缺。因此，当前的“民工荒”更多的是技能人才和低技能人才的结构性短缺，而非劳动力的整体性短缺；
(3)从劳动力的特质和对劳动力的典型态度来看，我国劳动力供给正面临代际转换，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市场的主力。由于他们的物质条件相对优越、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他们的就业观念同第一代农民工具有很大的差异。第一代农民工对于工资偏低、长时间加班、工作条件不好等都能忍耐，但这却对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吸引力，他们对工作条件、工作待遇有更高的要求，劳动力的局部性短缺正反映出他们对于超低工资、差工作条件的无声反抗。调查表明，我国民工工资待遇10年中基本没有大的变动，在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幅度12年来只有68元人民币；
(4)从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来看，刘易斯观察到依据“不变制度工资”理论，充裕的劳动力供给应使工资保持不变，但实际上工资仍然保持上升，而且“城市工资的增长比我们预言的要快得多”(见刘易斯：《再论二元经济》一文)。传统工资制度总是基于劳资对立的分析框架，利益在劳资双方博弈中“此消彼长”。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现代企业倾向于采取诸如工资分享制、效率工资等手段来激励工人和共享企业发展成果，这无疑提高了工资水平。总之，当前中国出现的“民工荒”是短期性、结构性、局部性的，而远非长期性、整体性、全局性的，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工资形成机制上，而非绝对供给的因素。其结果是助推工资的适度上涨，而这正符合刘易斯“第一转折”的真实含义。
三、两个转折点不能混淆
针对这个第一个转折点，刘易斯如此评论，“达到第一个转折究竟需要多少时间，即是否真正存在一个工资不变的阶段，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为此，刘易斯提出了“第二转折点”的概念，“决定性的转折点并非第一个，而是第二个，正是在这里我们超越边界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所谓第二转折点是指劳动需求赶上劳动供给，此时劳动力资源将出现短缺，符合新古典的分析框架，我们称之为供求转折。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是工资转折而非供求转折。
显然，国内学术界对此的解读是存在偏差的。当前，国内学者广泛使用“刘易斯转折”这一术语，其意所指是劳动力供求关系从无限供给转向供不应求，并由此导致工资上涨。显然，混淆了第一转折点和第二转折点。刘易斯强调经济摆脱长期“不变制度工资”开始上涨的原因往往是外部因素，而非供给短缺的内部因素。也就是说，工资上涨并非意味着劳动力短缺，相反，工资上涨仍将在较长时间内伴随着劳动力的充裕供给，而这正是中国将要面临的情形，切不可将工资上涨和劳动力全面短缺相等价起来。
而且，在刘易斯的理解中，第一次转折点并非至关重要，而非当前国内诸多讨论中所视为的“洪水猛兽”――人口红利的结束，比较优势的消失、发展战略的转向等等。应当说，工资增长往往先于劳动力短缺，“自然不会跳跃”，工资水平的调节使得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是一个渐进而非突变过程，大可不必诚惶诚恐。
四、低工资不等于比较优势
中国将进入一个工资上涨的时间通道，工资上涨无疑会部分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也许有学者担忧由此会带来就业机会减少和失业问题。事实上，工资上涨同时也会带来内需的增长，由此通过产品需求的扩张引致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而这正是西方凯恩斯主义的成功之处。因此，这种担忧言过其实。而且，坚持农民工就是廉价劳动力和“比较优势”的观点本身就是对农民工的一种文化歧视，更有一种用歧视逻辑来进行制度安排的潜在倾向。将低工资完全等价于所谓的比较优势的传统观点无疑是片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