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主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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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主权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国际政治
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和突出,主要表现在:(一)资本的国际化。其标志是以国际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资本的国际化,以国际贸易为主要形式的商品资本国际化,以国际信贷为重要内容的货币资本的国际化等。(二)生产的国际化。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拥有不同资源、工艺和劳动力的国家在更多更细的程度上进行分工协作,国际分工也日益深化:各国在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整合中,更加紧密地与国际产业的更新和转移相结合,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形成生产的国际化统一经营网络。(三)技术创新的国际化。技术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因此技术创新的国际化是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方面,它表现在:跨国公司间的相互控制逐渐增强;国际技术合作与联盟更加发挥积极的作用,在同类产品中更具竞争力的显然已是那些经过国际合作与支持的项目;国际技术转移、高科技产品的国际贸易以及科技人员的国际流动日益增多。在此以前,更多地从政治角度来探析国家主权的涵义也许是天经地义的,而如今,经济的触角已经延伸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国家间的关系也从以战争手段掠夺领土转向以经济手段争夺市场。
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迅速崛起,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单元世界体系正在演变成为多元层次的世界体系。国家主权就是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务,管理自己的国家,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的主权。主权是国家属性的主要特征。而经济一体化的特征是开放、合作、互相渗透。由此,国家主权的排他性和经济一体化的开放性和渗透性发生了碰撞。
最明显的是区域性的经济组织、跨国公司以及国家间在经济上越来越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正在不断“侵蚀”到国家的主权,使得国家在处理本国内外事务的时候,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都受到了制约。以跨国公司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跨国公司飞速发展,到1995年,世界上已有约3.9万家跨国公司,其设在境外的分支机构多达27万家,国际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7万亿美元。世界上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拥有资产3.4万亿美元,一些跨国公司所覆盖的国土面积和运营范围比有史以来任何帝国的地域更加浩瀚。跨国公司在各个领域向主权国家的经济主导权发出严峻挑战:由于拥有巨大的生产规模和庞大的管理组织体制,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要组织者和承担者,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已经并正在继续影响着国际贸易的方式和未来发展的趋向,进而影响到国际贸易理论、政策,并不可避免地涉及民族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同时,生产技术的创新和转移也被牢牢地控制在跨国公司手中,发达国家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控制着这些国家90%的生产技术,在跨国公司内部所发生的技术转移占全世界的80%。跨国公司拥有足够的实力和基础影响到主权国家的决策和利益,从而实现自身的目标——更大的利润。无论对母国还是东道国都是如此。比如一些美国的大公司在把资金和技术向海外转移的时候,为寻求生产的低成本和销售的新市场,也不拒绝把部分产品“返销”到美国。其他国家和地区可能会从中得益,在国与国的争议中,这些有利益关系的大公司未必会站在美国一边。同样,由于跨国公司对技术转移严格而有效的控制,往往使得技术落后的发展中东道国处于被动的依赖地位,形成经济依附性发展,削弱了国家经济主导权。
跨国公司对国家主权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还表现在通过经济手段涉入政治领域。远的,如1953年,英国石油公司在帮助推翻伊朗摩萨德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的,如韩宝事件在韩国掀起的政治经济危机等。
众所周知的是,区域性组织以及一些国际性的经济机构也越来越多,而且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日益不可分割,这些国际性机构实际上已经深深地介入世界政治的运行轨道,对国家主权产生着越来越深的影响。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以及欧盟、东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由此,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全球性问题将不可能由单个国家或国家间的合作来解决,那些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肯定会积极参与。这就必然导致国家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发生变化,国际利益势必出现多样化和分散化。
当然,主权国家在面临这些矛盾与冲突时,并非是束手无策。首先,在当今,经济一体化趋势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是符合时展规律和主权国家利益的。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给单一的主权国家既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经济实惠。其次,为了巩固国家主权,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国家宁愿付出某种代价——让渡部分经济主权,这种“让渡”是有条件的,即以不构成对国家主权的损害为前提。如跨国公司为母国带来可观的利润,同时,为东道国提供了急需的资本和更多的就业机会。第三,国家在权衡利弊的过程中享有自主权,即经济一体化对国家主权的“侵蚀”是以维护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国家之间仍以主权平等为原则。区域性经济组织、跨国公司以及相互依存的国家仍会小心翼翼地维护这种主权让渡的“契约”。因为任何导致主权国家对“侵蚀”其主权行为作出反弹的因素都会反过来“侵蚀”他们自身的利益,这是不言而喻的。第四,经济的联合毕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主权国家的形成过程是复杂的,影响它的因素除经济外还包括文化、传统、语言等更为深层次的方面。事实上,正是由于文化上逐渐趋同,才有可能在政治上达到共识,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经济的联合,将欧盟国家联结在一起的,是其相近的文化观念,在这个层面上,主权国家存在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同时,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家创新体制也越来越引起更多的国家、政府及经济学家的极大关注。国家创新体制是指在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同时
,各个国家也更加注重具有民族特征的多样性的发展。国家创新体制的兴起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具有同步性。事实上也正是由于区域性经济组织、跨国公司等的发展部分地“侵蚀”了国家的经济主权,才为国家创新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的基础。
世界经济一体化似乎正在与国家创新体制构建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发展,都应当纳入世界轨道,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交流,与其他国家保持合作与协调。这同时意味着,要想发展也必须保持本国民族的特色,这也是国家主权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方面。
概言之,经济一体化与国家主权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但是为了共同的更多的利益,国家宁愿让渡部分主权,而区域性经济组织、跨国公司也不得不让渡部分利益而尊重民族国家的主权,从而实
经济主权论文范文第2篇
日前，“十八届三中全会与民营经济的机遇”论坛暨温州（中国）商人联谊会年会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是，年会上联谊会的工作报告言简意赅只用了20分钟，而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资委高级职称专家评审委员会主任徐东华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副院长、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以及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温州大学教授马津龙所做专题报告以及与企业家互动环节，从上午九点多一直延续到晚上。无论是演讲者还是听课者，无论是作报告还是在互动环节的提问与解答，大家都非常投入，直到结束还意犹未尽。
温州是一方古老、美丽、神奇的热土，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祥地和改革试验区。改革开放以来，受温州“其货纤靡，其人善贾”的传统影响，温州商人发扬“走遍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说了千言万语，想出千方百计”的温州“四千精神”，白手起家、艰苦奋斗；不等不靠、依靠自己；闯荡天下、四海为家；敢于创新、善于创新，闯出了一片片天地，创造了一个个奇迹。温州人的创业精神、自主精神、开拓精神、创造精神长期以来为世人所称赞和颂扬。但近年来温州受金融危机和部分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温州经济在较大程度上受到了制约，一些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了阻碍，需要理清思路，迈出新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召开的消息传出后，就引起了温州（中国）商人联谊会的充分关注。尔后公报提出的“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等内容更令他们感到欢欣鼓舞。因此，他们经过商量，将11月底要举行的联谊会年会内容做了精简，决定请几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举行“十八届三中全会与民营经济的机遇”论坛。
上午论坛上，徐东华研究员就全球经济形势、国内宏观经济、产业政策、工业经济、企业治理结构等情况和政策性工作做了多方面的讲解，精到的分析、详实的数据和今后民营企业要把握的方向等内容，引起了与会者强烈的共鸣。下午，曹凤岐主任就中小微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得地位、作用与困难，建立多层次金融机构体系及民间金融合法化、规范化等内容作了讲解。他的精彩演讲不时引来热烈的掌声。之后曹凤岐、徐东华和马津龙三位经济学家现场回答了与会企业家提出的有关温州历史上的金融改革、最近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列》的意义、具体操作以及如何使以温州中小微企业为典型的中国民营经济如何走出困境等问题。现场企业家提问非常活跃，经济学家解答也很认真、到位，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温州现有780万人口中，有175万人在全国各地创业，有60万人在世界各地奋斗。2013年1月6日，一批温州商界精英和温州籍在京知名人士汇聚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温州（中国）商人联谊会成立大会，北京世纪天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市第三届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北京市政协委员林余存经推选和批准，担任首。林余存表示，温商（中国）联谊会成立后先后举办了几场论坛，尤其是这次论坛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就民营经济的机遇做了深入的分析和互动，意义尤为重大。通过学习，大家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有利于更好地促进企业把握好方向，推动民营经济创新发展。他说，今后联谊会每年都将不定期地举行有关经济、科技、国学论坛和报告会，不断提升联谊会主席团成员的综合修养，把联谊会打造成一个学习型、创新型、紧密合作型的组织，为地方经济和我国的民营经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经济主权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输入型通货膨胀，大宗初级产品，美元贬值，人民币国际化
一、2007-2008年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概况
2007年开始，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就在一直高位运行，从年初的2.2%上升到当年12月份的6.5%，然后又上升到2008年2月的8.7%；随后CPI一路下滑，降到7月6.3%，最后12月降到1.2%[2]，形成一个从上升、高峰、再到下降、消失的完整过程。
而同一时期，世界上石油、粮食、铁矿石等大宗初级产品价格在飘升。2008年7月，世界石油价格暴涨至创纪录的历史高点147美元。粮食、铁矿石等其它我国大宗进口资源的价格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而我国又是这些资源性商品的进口大国，石油、铁矿石一半以上需要进口，粮食中的大豆更是90%依赖进口，通过国际贸易使通货膨胀传入我国，并对国民经济造成伤害。
二、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传导路径分析
关于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概念，学术界至今尚无定论。一般是指：在开放经济中，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和国际资本流入规模过大，导致进口商品成本上升和国内货币供给被迫增加，进而引发国内市场价格普遍、持续上涨的经济现象。本文主要分析由于国际大宗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导致我国出现的输入型通货膨胀。
一般而言，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首先推动我国原材料、材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的上涨，然后引起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即工的上涨国际贸易论文，最后再传导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而引起物价的全面上涨。2007年初级品进口中，非食用原料和燃料等生产原料比重占91.67%，这些产品进口价格变化必然改变国内厂商的生产要素价格和生产成本，表现为国内工业品出厂价格的变化，并最终间接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水平。
以石油为例，由于石油是基础能源产品，是工业交通的血液，被誉为“黑色黄金”。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导致国内成品油价格的上涨，又引起国内交通运输、用油工业品以及居民燃气价格的上涨；有机化工产品价格的上涨则与国际原油价格同步，随着有机化工产品价格的上涨，其下游的塑料、橡胶和化纤等工业中间品的价格也进一步上升，并由此一步一步向下传导，最终引起整个社会价格总水平的上升论文开题报告范例。
三、国际大宗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的原因分析
世界上石油、粮食、铁矿石等大宗初级产品除了受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等因素限制外，由于其以美元计价，在世界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以及受次贷危机影响金融资产接连发生危机的背景下，世界大宗商品被赋予了金融投机以及资产储备功能，从而导致这些商品价格出现大幅度上涨的态势。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放任美元贬值，通过贸易逆差向全球输出大量美元，成为全球货币的“供钞机”，造成世界范围内货币供应过多、流动性过剩，国际市场石油、原材料、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形成全球性通货膨胀。衡量美元强弱的指标美元指数在此期间发生了巨大波动，美元指数的上升说明美元升值，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下跌，反之则贬值，商品价格上涨。美元指数由2006年9月1日的85.67一直下跌至2008年3月7日创73.11历史低位，在此期间，国际大宗初级产品价格急剧上涨[3]。
四、对策分析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此轮输入型通货膨胀，与美国的国内经济问题及其“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是分不开的。这些政策给全球带来巨大灾难，但各国也没能牵制美国，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实施了新一轮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向世界输入大量的美元，助推国际大宗初级产品的价格屡创历史新高。据报道国际贸易论文，为刺激经济进一步复苏，美联储计划在近期推出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将造成美元进一步贬值。
因此，治理输入型通货膨胀，除了配合使用相应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外，我们应从问题的根源出发，即美元这种主权货币既是国际储备货币又是大宗初级产品的计价货币还是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美国对经济失衡的汇率调整是无效的，因为多数国家货币都以该国货币为参照。为解决经济问题而制定的政策必将对美元的币值变化产生影响，并最终影响到大宗初级产品的价格。为此，各国应积极加强经济政治合作，协调财政和货币政策，避免出现“以邻为壑”的政策出现；同时还应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最后，还应适时的将大宗初级产品以这种国际储备货币计价。对我国而言，应抓住机遇，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首先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这样我们既可以降低以美元等货币结算的汇率风险，还可以减少以美元等国际货币的外汇储备，降低国际通货膨胀通过货币途径传递的几率。
经济主权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欧债危机;危机原因;启示
过去的2011年,是内忧外患多种因素繁杂交织的一年。 欧洲债务危机持续发酵,主权信用危机恶化,欧美各国经济复苏步履维艰,国际贸易增速回落,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全球经济再度衰退的忧虑充斥市场。整体来看,欧债危机是中国外部经济面临的一场重要危机,怎么应对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探究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和启示之前,我们先简单谈一下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欧债危机的原因分析
1、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高赤字
如果将债务杠杆比喻成潮水,那么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政府联手利用公共财政的“再杠杆化”掩盖了金融体系的“去杠杆化”。但是这种掩盖是暂时性的,自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人们最常想起的词语就是“高赤字”。
2、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欧元区经济政策结构不平衡
欧元区现阶段实行的是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然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常年的不对称性使得各项矛盾和问题得以积累。在08年全球次贷危机的冲击之下,矛盾开始暴露,直指主权债务危机。尽管货币一体化为欧元区成员国政府搭建了更大的融资平台和竞争优势,但是由于经济状况的差异而形成的不对称冲击,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些优势。另一方面,欧元区签订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并没有完全遵循最优货币区的要求,各国的实体经济结构不尽相同,这样更容易遭遇“不对称冲击”的影响。由于各成员国经济周期不同步,欧元的诞生也未能显着缩小这种差异。同时欧洲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的选择上,无法也不可能满足成员国不同的货币政策偏好,从而增加了危机蔓延的可能性。
3、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历史原因:高福利政策
高福利意味着政府的高支出,必然伴随的则是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使得欧洲各国在经济发展上缺乏一种活力,并且在财政支出上远高于非高福利国家。不得不说,高福利是高赤字的一个重要源头。
二、欧债危机给中国的影响
欧债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断显现出来。欧美经济的不景气,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出口。由于中国的经济主要还是外向型经济,出口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很高。出口的下降,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各个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
(一)导致人民币“升值”
最近在欧债危机的冲击下,避险资金纷纷转向美元资产,随着美元走强,人民币也跟着升值。从1月4日到5月28日,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升值达到15.9%;同期人民币对英镑升值了10.7%。在不到半年时间内,人民币已经因欧洲债务危机而对主要非美货币出现较大幅度的升值。人民币“被升值”还将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调整。
(二)影响中国对欧洲国家出口
由于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中国出口到欧洲的产品价格竞争力下降。出口企业如果用欧元和英镑收汇,则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此外,由于欧系货币贬值,欧盟对中国动出口将会增加,中国的贸易盈余还可能会继续下滑。
(三)外汇储备缩水
欧元和英镑贬值,将使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出现缩水。我国防范外汇资产的缩水问题,必须采取动态的资产管理模式,即不仅需要关注投资的收益,也要关注汇率变动带来的资产价值变化,以保证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
(四)投机资本流入可能增加
现在人民币对欧元和英镑升值,欧元和英镑投机资本流入同样可以获得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因此防范走弱货币如欧元和英镑等资产的流入。
(五)欧债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对中国的外需影响较大
欧债危机已经影响了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恢复步伐,同时还增加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欧洲国家经济恢复增长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外需短期内继续承压。
三、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一)财政刺激计划要在可控的范围内,把握好财政赤字的“度”
目前我国的国家债务和财政赤字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但是不能太乐观。因为首先,我国地方政府仍然存在“GDP考核观”,使得地方政府盲目举债搞发展,财政入不敷出;其次,当面临经济下行是,政府刺激计划会使财政负担加大,可能造成通胀的压力以及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所以中国必须高度警惕地方政府的债务结构与债务负担,做好债务测算和偿债平衡工作。
(二)注重转方式、调结构,由投资出口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
希腊的局面警示我们不能过分地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出口是我国促进经济发展的杀手锏,但是这种方式极易受到外部冲击。从长期来看,出口导向型模式是不可维持的,中国应该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外需转到以内需为主,扩大内需是经济结构转换的核心环节,消费是拉动经济更好更长效的动力。此外,在出口战略上,将主要向欧美国家出口转向亚洲新兴国家、东盟、非洲国家的出口,出口产品也应全面转型升级。
(三)与国际接轨,增加中国财政的透明度
目前中国财政透明度整体较低,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化,中国应与国际接轨,加强与国际机构的沟通、协调,缩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财政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的差距。
(四)正视地方债务风险,防范于未然
经济主权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遗传资源及与其相关的传统知识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延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生物海盗”现象严重损害了遗传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国家经济主权是对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进行保护的国际法依据之一。对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进行保护也是承认国家经济主权的必然结论。在遗传资源的保护问题上否认或不当限制国家经济主权会加重“生物海盗”现象，从而不仅损害资源国的国家利益，也会损害原住民和本土社区的利益。
无论是在进入工业社会以前，还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代，遗传资源及与其相关的传统知识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延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这些动植物资源在过去还只是以其自然形态满足人类的基本物质需要和某种精神需要，那么在生物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许多动植物遗传资源经过开发之后已具有重大的商业价值。在这一背景下，发达国家医药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甚至个体研究人员，凭借其资金和技术优势以及其它便利条件，大肆从发展中国家获取生物遗传资源作为研究材料，取得成果后申请专利并进行大规模商业开发，从而获取巨额利润。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不仅依赖于其从发展中国家采集的遗传资源，也依赖于资源提供地本土居民有关这些遗传资源的传统知识，而提供遗传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或仅得到微不足道的象征性回报。这一现象在发展中国家被称为“生物海盗”现象，已引起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遗传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的强烈不满。由于生物遗传资源丰富的地区多为发展中国家，而拥有资金和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却多数生物遗传资源相对匮乏，围绕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保护问题①，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立场尖锐对立，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保护问题已成为南北关系中—个新的紧张点，也成为国内外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热点。本文拟从国家经济主权的角度，探讨遗传资源以及与其相关的传统知识保护的正当性。
一、 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确立
国家主权具有两个特性，即对内至高无上和对外独立平等。经济主权作为国家主权的—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内效力首先即体现在对本国自然资源、全部财富和一切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国家经济主权的确立和逐步完善，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过长期激烈斗争的结果。1962年 2月，第 17届联大通过了1803号决议，即《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根据该《宣言》，对自然资源之勘探、开发及处置等，均应符合资源国自行制定的规则及条件，不能导致对资源国主权的损害，否则即违反联合国的精神与原则。但这一《宣言》尚只涉及国家对其自然资源的主权。此后，经过发展中国家的进一步努力，联合国在 1974年先后通过三个重要文件，即《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及其《行动纲领》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这些文件不仅扩展了国家经济主权的内容，对其地位也有进一步强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明确宣告，每一个国家对本国的自然资源和一切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为了保护这些资源，各国有权采取适合本国情况的各种措施，对本国资源及其开发实行有效控制《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更进一步规定，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包括占有、使用和处置的权利，并得自由行使这项主权。
与《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宣言》相比，《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对国家经济主权的拓展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将国家经济主权的内容扩展到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一切经济活动享有主权权利；二是强调这种主权权利是“充分的永久主权(permanent sovereignty)” 和 “不可分割的权利(in~ienable fight)”。这种强调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在上述《宣言》和《》通过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殖民地自然资源的掠夺主要针对矿产资源，尤其是石油。“一些西方国家鼓吹，石油应视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英国代表“公开扬言第三世界国家对各国本身的自然资源只能享有‘有限的主权 ’，主张各国对本国自然资源只是行使‘监护人’的职责”嘲 。很显然，《宣言》和《》的措辞是对发达国家上述观点的明确否定。
二、国家经济主权原则在遗传资源领域的发展
由于上述《宣言》和《》并未对自然资源的范围加以限制 ，因此，生物遗传资源理应包括在内，也就是说，上述《宣言》和《》的原则和精神也应适用于生物遗传资源。但发展中国家在当时似乎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矿产资源尤其是石油上。由于生物技术在当时尚不发达，发展中国家对生物遗传资源在国家长期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意义认识并不充分。例如在世界粮农组织于 1983年通过的《植物遗传资源国际约定》(以下简称 《国际约定》)中明确宣称：“植物遗传资源是人类共同遗产，因而应可不受限制地获取。”《国际约定》主要是在发达国家的掌控下通过的将遗传资源(至少在《国际约定》的框架内将植物遗传资源)视为“人类共同遗产”在当时也未引起发展中国家的足够重视。但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生物遗传资源大量流失，与遗传资源有关的传统知识被大量盗用这种“生物海盗”现象引起发展中国家的高度关切，对遗传资源及与其相关的传统知识的保护，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抗的新领域。在这一轮对抗中发达国家总体上已不再否认各国对其境内的遗传资源所享有的主权权利以及保护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正当性。不过，这一局面的形成仍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是从《国际约定》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有关条款的演变。1983年的《国际约定》明确声称植物遗传资源是“人类共同遗产”，1989年的修订虽然仍重申了遗传资源作为人类共同遗产的立场，但同时承认了植物育种者权和农民权(前者反映了发达国家的立场，后者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并申明，对遗传资源的“自由获取”并不意味着免费获取。而 1983年的《国际约定》文本却明确规定应免费获取。此外，1989年的修订还承认了国家对遗传资源的获取施加一定的限制的权利以及农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从对他们所保存的自然资源的利用中获取“充分利益(benefit fu)”的权利。这些变化是对“人类共同遗产”说的一种明显软化。1991年的第二次修订不仅明确承认国家对其植物遗传资源享有主权，同时承认获取植物遗传资源的条件需要进一步澄清，承认育种者和农民控制对其所掌握的遗传资源获取的权利。而在2001年通过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中，“人类共同遗产”的观念已被彻底抛弃，转而承认各国对其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主权权利。
此外，1992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也明确表明了承认国家对其生物资源拥有主权权利的立场。
三、国家对遗传资源的经济主权应否受到限制
尽管国家对其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主权权利在国家层面已得到各国承认，但一些西方学者、国际环境主义者和一些主张保护地方权利的国际组织仍然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承认国家主权将有害于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保护。在很多国家，遗传资源丰富的地区往往也是原住民聚居的地区，掌握相关传统知识的也主要是本土社区或个人，而这些地区在经济上大都贫穷落后，现有的对遗传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并没有使这些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提供者充分受益，他们甚至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因此，当国际社会强调国家对这些遗传资源的主权，讨论如何用知识产权来保护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时，上述学者和组织认为，这些措施实际上起不到保护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效果。
首先，就传统知识而言，对其最好的保护方式是促进其广泛传播和应用，而不是将其固定和封存起来。对传统知识加以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无限期的保护将限制其传播和应用，从而实际效果可能与保护的初衷并不一致。其次，知识产权的保护手段在很多场合难以适用。这可能是因为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很爹隋况下不符合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要求，也可能是因为原地或异地获得的遗传资源已被修饰、合成等，其最终产品与原来的遗传资源已有较大的区别(如育种者育出的杂交种子等)。在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上的知识产权能否及于这些衍生物，不无疑问。由于这些衍生物的开发和应用并不在发展中国家境内，因此发展中国家制订的相关立法(如事先知情同意)事实上对这些活动可能无法适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剥削被夸大了，而发展中国家本国的精英阶层和政府对原住民和本土社区的剥削则被忽视。例如有学者指出，有人指责跨国公司以发展中国家传统医药为线索生产新药所获利润只有不到 0．001％回馈给了那些发展中国家，但却忽视了另一个事实，即这些回馈给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最终也可能只有不到0.001％真正落实到了那些给跨国公司研究人员提供线索和引导的原住民手中。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本国政府为从外国获取利润，对原住民生存环境的破坏(如热带森林的砍伐)给他们造成的损害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剥削造成的损害更大。由于发展中国家国内政治环境不稳定，市场和公共设施落后，使得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得不到保护，或其保护所获利益根本到不了本土社区原住民手中。本国政府和精英阶层的剥削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原住民更倾向于离开他们所居住的生物多样性场所，而不是留下来保护它们。发展中国家精英阶层之所以主张以知识产权保护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只是为了从发达国家获得更多的利润，而不是为了保持生物多样性，同时也是为了将发达国家的剥削作为反驳对其生态恶化和人权状况的指责的工具。基于上述原因，承认国家主权在很多情况实际上有害于对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保护。不仅承认国家主权会产生这种结果，承认权利持有人个人的主权(如在某些传统医药的场合)同样有害于对原住民利益的保护。由于原住民和本国政府的利益缺乏同一性，因此不论是国家主权还是个人主权都应受到限制。由非政府组织来分发从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开发和利用中所获惠益因而是必要的。
上述论断的出发点或许是为了更有效地保护那些为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保存和保护作出了贡献的原住民和本土社区。但一般性地否定国家(在上述学者的论证中 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对其遗传资源的主权权利，毫无根据(至少是以偏概全)地从负面理解主权国家要求保护其遗传资源的动机，显然既无正当的法律依据又欠客观公正。
这种论断的问题在于：首先，国家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是一项久已确立的国际法原则。如前所述，这一原则已为多个国际法律文件所申明。遗传资源也属自然资源，国家当然对其享有主权权利。不仅如此，《生物多样性公约》、《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等还专门规定了国家对其境内生物资源和遗传资源的主权权利。以对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开发和利用所获惠益不能实际落实到原住民和本土社区为由对国家主权加以限制，显然缺乏充分的国际法依据，也很难为各国所接受。腐败和不公正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背景，这种现象在各国都存在。试图以一个超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取代主权国家来解决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利用中的腐败和不公正现象，似乎不太现实。其次，对原住民和本土社区的界定也尚未统一，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所谓的原住民 (indigenous people)和本土社区(1ocal community)问题，更不是所有的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都与原住民和本土社区有关(如中国的中医药和印度的传统医药等)。因此，仅以原住民和本土社区利益的保护为着眼点而设计的制度，可能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从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利用中所获取的惠益如何在有关权利主体间进行分配，应该是一个由国内法解决的问题。惠益分享的法律依据和方式应该是主权国家的国内法和其接受的国际规则，而不是由超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将自己的规则强加给主权国家。再者，上述论断客观上有可能成为跨国公司拒绝获取权利主体事先知情同意和实施惠益分享的借1：1，加剧生物海盗现象，从而不仅使资源提供国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使原住民和本土社区的利益受到损害。 但是，反对否认国家对其遗传资源的经济主权并不意味着国家在其遗传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可以不受任何限制。事实上，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深，国家的经济主权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由于任何一国的生物遗传资源都可能对全人类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国家对其生物遗传资源的主权同样会受到限制。这种限制可能表现为以下两种情形：
一种隋形是国家在特定条件下有义务允许他人(外国国家、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获取本国遗传资源，并为这种获取提供便利。这是因为，这些遗传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可能影响全人类的生存质量，如提供重要的食物或药品来源等。对这一义务，《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有详细规定。《生物多样性公约》在承认国家对其遗传资源的主权权利后，也明确规定了缔约国便利其他缔约国取得遗传资源用于无害环境的用途，不对这种取得施加违背本公约目标的限制的义务。《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就有关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方便获取问题规定，各缔约方应采取必要措施向其他缔约方提供这种获取的机会。上述规定意味着，国家不能任意拒绝他人对本国遗传资源的获取。当然，根据上述两个法律文件，外国国家或者私人只有在满足特定条件时才可能享受方便获取。易言之，遗传资源提供国只在特定条件下才有提供方便获取的义务。
另一种情形是国家自身对其遗传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考虑环境因素，不能造成生物物种的灭绝或造成环境的重大破坏。由于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对国家经济主权的这一限制显得尤为必要。早在 1970年3月，在东京召开的一次关于公害问题的国际座谈会所发表的《东京宣言》就呼吁“把每个人享有的健康和福利等不受侵害的环境权和当代人传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认下来”。1972年6月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国政府的责任。1982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环境宣言》也规定，“地球上的遗传活力不得加以损害；不论野生或家养，各种生命形式都必须维持其足以生存繁衍的数量，为此目的应该保障必要的生境”，“生物资源的利用，不得超过其天然再生能力”。《世界自然》并要求将所列各项原则列入每个国家以及国际一级的法律中，并予以实行。
上述两个法律文件的相关内容虽然都是笼统地针对自然环境做出的规定，但由于生物遗传资源是自然环境的重要构成要素，因此生物遗传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当然也属于上述规范的调整对象。事实上，上述文件中也确有若干条款是直接针对生物遗传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而规定的。除上述两个法律文件外，《生物多样性公约》则直接规范了生物遗传资源的获取和利用。
由此可见，国家对其生物遗传资源所享有的经济主权是可以而且应当有所限制的。但是必须明确，这种限制是国家根据其自身及全人类的长远利益而自觉作出，而不是外部强加的，即这种限制是国家对其主观意志的自我限制，具体表现是国家接受有关的国际规则并将其转化为国内法，或在国内经济活动中作出自觉的自我约束。这种限制绝不意味着国家对其遗传资源所享有的经济主权的丧失或消亡，相反，它实际上是国家行使其经济主权的一种体现。因此，有关遗传资源保护的任何国际安排如果要得到大多数主权国家的接受，都必须建立在承认和尊重国家对其遗传资源的充分的永久主权的基础之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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