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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概念是在特定的阶段,主要是一个国家在人口转变的过程当中,其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据的比重比较大,但相反它的抚养率却比较低,这种情况下不但给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人口条件,还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局面因此得到开放,使其投资力度大、储蓄能力高和增长速度高。随着我国经济快速的可持续发展,现阶段我国就在人口红利期,就是人口的抚养比例越来越低而劳动力却是越来越高,在我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中人口红利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将人口红利概念一分为二,即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第一人口红利是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的原因是因为出生率越来越低,还有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阶段,因为人口的总体负担逐渐降低而发生转变;第二人口红利是对于人口年龄的结构变化,人们提前预料到了并随之做出了相应的个人调整,通过提高劳动资本对应的比率,做出了对资本储蓄消费的决策,就是为了可以更好地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
人口在转变的过程中经济增长受到人口结构动态变化的影响。总之,影响经济增长的三个重要途径是促进储蓄和刺激人力资本的形成,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
2.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国经济快速的持续发展中人口红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
2.1人口红利促进储蓄与投资
在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总体都比较年轻,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对较大,在保证能够实现充分的就业条件下,劳动人口基本上不会有什么经济负担,而对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比重也没有太大的负担,这样家庭支出也不是很多,使得家庭储蓄的比例大幅度提高。倘若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增加,那就可以增加其带来的储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也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家庭的规模在不断的减小,在养老方面也不会过多的依赖家庭,这样大大地促使了在年老之后更早的做好储蓄投资工作。
2.2人口红利增加劳动力供给
实现经济增长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劳动力,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化,这样在国际上劳动密集型就有一定的价格优势和非常强的竞争力,而劳动抚养比例的下降也间接地促进增加了劳动力供给。为了能够从家庭中把劳动力解放出來,更好地参与其经济发展,少儿抚养比例的降低,使家庭当中抚养下一代的人口数量有效的减少。
人口红利期的人口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劳动的供给,它包括两点:一是婴儿潮时期出生人口不断的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中。而这个出生列队的人口已经进入到了劳动高峰期,劳动年龄人口不断的增加大大地降低了人口的抚养比例,这种影响已到达了一个巅峰阶段。倘若对于这些新增加的劳动人口劳动力市场可以吸收,那人均收入肯定也会随着提升;二是目前家庭规模也在不断的缩小,女性也就增加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女性的劳动生产率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使其家庭规模有了明显的减少。人口负担降低了其劳动的参与率就提升了,这让有更多劳动力的家庭慢慢地从非生产性的活动向生产性的经济活动中转移。人口年龄结构的有利变动使得其劳动的投入时间大幅度的增加,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再加上充分就业,而且劳动力人口的年龄结构也比较年轻,价格又不是很高,这样就能够更好地创造出社会财富。
3.其政策意见
伴随着人口年龄的结构变化,人口红利期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慢慢的人口红利就会成为人口负债。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预测,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会到达4.8亿,占了全球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意味着人口年龄结构的红利期即将结束,劳动力的供给也会随之减少,这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为了能够使我国经济可以健康稳定的发展,有以下几点意见:
3.1调整人口生育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我国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逐年的提升,少儿的抚养比例在逐年下降,人口红利给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国渐渐进入到老龄化社会。
3.2退休年龄的延长
我国人口越来越老龄化,社会的赡养负担也越来越严重。还有我国在医疗卫生水平方面也在不断的提升,人口的平均寿命也在不断提升,欧盟委员已然计划把其退休年龄调至70岁,这样退休的年龄延长了,劳动力的供给也就大大的增加了,本来应该成为赡养人群的就变成了劳动力人群,又能够继续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份劳动力,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3.3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目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不断的变化,我国已经提前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在渐渐的减少,劳动力的优势也在渐渐的减少,像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将慢慢地失去市场,所以经济增长的方式必须转变。我国劳动力不能长期依靠低成本的优势来维持,需要我们对自主创新能力不间断地进行提升,对劳动力优势进行转化,努力向劳动力技术优势靠拢,有效地对系统集成和关键的技术创新进行推进,早日将劳动密集型转变成技术密集型,技术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力才可以不断的提升。
3.4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现如今,我国是一个人力资源的大国,但在教育水平方面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我们要不断加强人才的培养、加大教育力度提升其劳动生产的效率。未来的经济发展不能再单单的依靠劳动力、资源和资金,必须要发展人才,慢慢将人口红利转变成为人才红利,从中弥补人口红利的消失,同时,还可以提供持久动力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
随着中国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支持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慢慢弱化。劳动力减少对经济的未来影响之大不言而喻。接受这一事实,并积极做好准备,迎接人口红利彻底消失的那一刻,才是我们应当做的。
中国人口红利渐弱之时,印度将迎来可以享受人口红利的最美好时光。这一对人口大国之间的竞争,是否会因此步入新的阶段?本期《财经大势》,从人口红利的角度探讨中印两国的未来。
此外,《财经大势》长期关注“国进民退”现象,本期推出刘军宁、何伟、曹远征对这一话题的看法。其中,刘军宁特别阐述了一场不涉及所有制性质变化的整合风暴――央进地退――事实上它来得更猛烈,更持久。
两百多年前,一位默默无闻的英国教区牧师出版了一本小书,他相信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并由此描绘了英伦三岛人口膨胀后,必定会出现战争、瘟疫等等灾难,以消灭人口的可怕前景。牧师名叫马尔萨斯,那本书便是后来声名远扬但饱受争议的《人口原理》。如今的世界,早已逃离了马尔萨斯鼓吹的“高出生、高死亡”宿命,却滑向了与马尔萨斯反向的陷阱――老龄化。
消失的“人口红利”
从人口统计来说,进入21世纪,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西方国家比中国更早的受到这个问题困扰。但是正如《经济学人》所说:“人们为中国焦虑还有着额外的理由:工业化尚未完成,便已面临‘未富先老’的尴尬。”
中国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年轻的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社会抚养负担较轻。凭借充沛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中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了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即产生了“人口红利”。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之比)是显示人口红利的指标。研究显示:人口抚养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均GDP的增长率就增加0.115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抚养比下降对中国储蓄率的贡献率大约在7.5%左右,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在1/4强,人均GDP的增长有27%是人口抚养比下降带来的。这些都是“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贡献。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执行,关于“人口红利”消失,转而成为“人口负债”的警告不绝于耳。近日的“民工荒”、“保姆荒”更是加深了人们对“人口红利”拐点提前到来的担忧。
一般看来,人口红利消失所带来的风险主要在于以下三方面:其一,降低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使得中国依赖出口的“增长发动机”大受影响;其二,降低储蓄率,影响到中国的资本形成,进而降低经济增长;其三,人口老龄化会给社会保障带来巨大挑战。
故事的另一面
然而,人口红利的消失也可能是中国经济走向更健康、更持久增长的契机。事实上,要想真正实现可持续的、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就必须要克服“人口红利”带来的惰性。
首先,如果人口红利消失,充分就业时代就会真正到来。如果劳动力无限供给不改变,卖出上亿的衬衫和牛仔裤来进口一架空客飞机,这种低附加值的“比较优势陷阱”可能还会延续下去。劳动力成本的适当提高,可以促进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进步,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的价值。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要义所在,这对于扭转中国粗放式生产有着关键意义。
其次,老龄化迫使我们建立一个更合理、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政策模拟表明,养老保障的转变将使社会养老负担率下降大约19个百分点。这无疑为政策变迁提供了激励。
第二次机会
“我一直在强调,中国还有另一半人口红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表示。他认为,由于一些制度因素,我国并没能充分发掘人口红利,而只是打了折扣地利用已有的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的一个具体体现是农民工进城打工,他们从生产率比较低的务农转向生产率比较高的非农产业,提高了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但是,这种职业的转换是不彻底的,由于没有城市居民身份,不能完全摆脱土地的束缚,他们都还存在一个回去的预期,因此他们的劳动力供给是残缺的和割裂的,他们也不会进行城市化的消费行为,对内需的贡献也没有充分反映。
另外,中西部和沿海地区差异极大。因此,当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成本上升,劳动力即将丧失比较优势的时候,中西部地区还有机会。
这些,都是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另一半。
“我说还有一半人口红利没有充分发掘出来,是针对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主要是由人口年轻带来的,我把它叫作第一次人口红利。”蔡说,“虽然未来,老年人占的比重比较大了,但其实还可以发掘出新的人口红利。也就是发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人是会审时度势的。老龄化以后,人们自己就会未雨绸缪,为退休以后的生活做好准备。如果社会保障制度安全,改变现在“我交的社会保险是马上支付给今天退休的人”的状况,真正成为积累型,而不是立付型的养老保障,未来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储蓄率。
此外,人的寿命延长可以给劳动力供给带来重要补充。现在发达国家的公民多在65岁以上才退休,而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还低于60岁,实际退休年龄很可能小于55岁。如果把实际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劳动力供给会大幅度增加,养老的负担也会明显减轻。但目前的问题还在于,中国接近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大部分教育水平比较低,不能适应今天的需要。所以现在就必须深化教育,对工作中的劳动者进行培训,为将来延长退休年龄做好准备。
不能押宝在生育政策调整上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计划生育政策终究还是要调整的。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始于1980年,人们把这种政策归纳为“一代人政策”,就是相信我国会在恰当的时机调整它。上海也已经悄悄的以“二胎”政策替换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
“的确,解决老龄化是要从人口上来解决,但是我不太愿意去提调整人口生育政策。”蔡表示,“也不能把宝都押在人口政策的调整上。”
人口的转变有一个过程,不管是不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阶段必然会到来。实际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政策,也都走了这条路。这意味着,即使我国调整人口政策,还是会必然处于“三低”的人口转变阶段,不太可能扭转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发展;影响
中图分类号:C9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5-0004-02
一、人口红利的概述和对经济的影响
(一)人口红利的概述
“人口红利”,传统意义上是指提高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所带来的收益,“人口红利”阶段,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社会储蓄和投资不断增长,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
(二)人口红利对经济的影响
实行计划生育30多年,家庭孩子数量减少,使得家庭负担较低,同时促进妇女走出家庭积极参与经济活动,大量年轻的劳动力人口引起GDP的高速增长,因此,人口红利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30多年的计划生育也导致生育率逐年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增幅减少,老年人口逐渐增多,人口抚养比出现上升,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在逐渐消退,在争夺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时,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结构比中国年轻,已逐渐对中国构成竞争压力,冲击中国的劳动力市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表明,中国大陆2010年总人口13.39亿,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19亿,占总人口的8.87%。这表明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到2015年左右,人口抚养比将停止下降并转而提高,这一现象将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虽然2014年3月28日中央启动实施了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但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的调研,能够享受“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大约只有1 500万―2 000万人,且人们的生育意愿会受到各方面因数的影响,这两千万人也不可能全都选择生“二孩”,所以,这个群体对于人口结构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
但是,“人口红利”的消失也不一定是坏事。对比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情况,美国3.2亿人口,能生产十五六万亿美元GDP(国内生产总值),中国13.5亿人,却只生产8万多亿元GDP,只有美国的一半,这正是中国多年的“人口红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虽然有强大的制造,但背后却是低端的设计、虚弱的品牌、巨大的污染排放和微薄的利润。这都是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不注重技术提高和创新的结果。中国要发展,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只有转靠“劳动力素质”来升上生产链的中高端,也就是“人才红利”。 “人才红利”比“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更为有利。“人才红利”被充分利用所产生的收益往往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它会促进中国经济由“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从“量”的优势转变成“质量并存”的优势。
二、人才红利的概述和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人才红利的概述
人才红利是指由于人才的规模增长及其充分利用所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
(二)人才红利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依赖低成本开拓市场、增加资本积累的优势必然会消退,而教育、科技的投入将会提升劳动者素质,促进企业转型升级。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决定价值的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价值量同消耗的劳动量成正比。他区别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指出在相同的时间里复杂劳动者比简单劳动者能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高质量的劳动力在数量上可以折算为成倍的普通劳动力,从而缓解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的影响。
三、“人口红利”如何向“人才红利”转变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转变消费结构,促进社会公平发展
中国有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已经日益凸显了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地位,未来的经济发展可以充分依赖于城乡消费和民间投资。这就对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不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要缩小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从而拉动不了经济的增长。调节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才能转变消费结构,促进社会公平发展;同时,缩小收入差距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更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转变产业结构,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中国目前有上百万家代工企业,它们助力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但代工有代工的好处,代工也有代工的缺点。代工能迅速获得竞争力强的产品,但代工没有定价权,利润低、依赖性强、抗风险能力差。代工企业与授权企业之间永远处于不对等的地位。授权企业找代工的目的就是帮他们降低成本、减少风险,他们追求成本的最小化,因此增产不增收已经成为中国代工企业痛苦的生存方式。中国为此还付出了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代价。欧美日韩品牌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做品牌始终是一个终极方向。“中国制造赢粒糖,跨国公司赚间厂。”中国代工企业已经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关键时刻。目前,中国企业有很多,如“三星” 、“格兰仕” 、“安踏”、“特步”、“匹克”等,都已经转型成功。这些企业都是紧紧抓住了中国的消费市场,在国内形成了自己的品牌阵地,并将自己的品牌又成功输出到了国际市场。所以说,企业必须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变,大力发展一些技术含量高的新型产业、高新技术行业,把发展的轨道真正转到质量和效益上来。
(二)注重人才的培养
现在有很多跨国公司准备将低端的生产线迁出中国,却准备将研发机构迁往中国。目前,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甚至全球研发总部至少有1 600余家。他们正是看中了中国的人才优势。因为中国的工人技术水平远高于一些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但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技工工资又比较低,因此相对价廉的高素质人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新的优势。
1.加大科教投入是培养人才的主要力量
根据相关调查显示,目前社会上紧缺的是大量实用型技能人才,他们既要懂理论,又要能动手。现在的一些大学高等教育忽视了对学生基本技能的培养。很多大学生拿到了较高文凭,但动手能力不行;掌握了一定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限。高校对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投入力度不够,培养模式滞后,缺乏自己的特色。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还停留在比赛、竞赛等层面上,与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脱节。
(1)改变人才培养方式
高校要从改变人才培养方式入手,看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要立足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创业意识的灌输,重点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能力和素质。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
(2)以改革的思路办好职业教育
要促进社会形成“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良好氛围,激发年轻人学习职业技能的积极性。要创新职业教育模式,扩大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人事管理、教师评聘、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办学自。大力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三对接”,做到学以致用。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鼓励中外合作。完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到职业院校担任专兼职教师的政策,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允许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探索公办和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的机制。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完善资助政策,健全就业和用人政策。让职业教育为国家和社会源源不断地创造“人才红利”。
2.引进海外人才是实现“人才红利”的重要力量
中国拥有许多优秀的海外人才,可以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来华创业。同时,各省(区、市)也可以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目标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引进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参与地方建设。但在引进人才的同时,中国还必须建立一套国际化的人才选拔、激励、评估制度,这样,当海外人才入籍中国后才能够更好地发挥才能,中国也才真正能从人才战略中得到较为丰厚的回报。
结语
在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情况下,要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方式就是变“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这样,才会改变“人口红利”期的缩短对经济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张毓敏.浅析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的影响[J].财经研究,20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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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丰.人口红利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吗?[J].人口研究,2007,(6).
[5] 刘元春,孙立.“人口红利说”:四大误区[J].人口研究,2009,(1):81-90.
――本报记者 姜洪军
虎年春节刚过,“用工荒”再度刺激了沿海制造业的神经,有报道称仅珠三角地区的劳工缺口就达百万之多。
早在2007年3月,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局局长伊曼纽尔・吉米内兹就表示,由劳动力队伍扩张和赡养率下降形成的人口红利将于2010年左右在中国消失。伊曼纽尔・吉米内兹的预言效果不是一种巧合,而是经济与社会规律的自然演绎。
人口红利是指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利的黄金时期。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曾有一个论断:拥有人口红利的国家,必然会经历一个从劳动力过剩到劳动力短缺的过程,这个转折点就被称为“刘易斯拐点”。这个拐点一旦出现,就意味着人口红利优势的反转、消失。
由此看来,虎年伊始的用工荒,无论在正月十五过后能否缓解,中国制造业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逐渐衰退,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许多人印象中,中国制造业从业主体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背景下的农民工形象,但新一代劳动力主体已经是80后甚至90后,他们时尚,眼界比父辈们开阔,劳动技能也更强,困扰他们的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未来三五年自己的人生规划,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简单体力工作对他们没有吸引力。
看清潮流的企业应该在信息化升级上下工夫,这样做有三大益处:
首先是提升企业的制造效率,减少对工人数量的需求,在完成同样产能的前提下,能够开出一份比较有吸引力的薪酬。
其次,信息化升级后的企业,相应的岗位也更多呈现白领化,这对80后甚至90后的新一代从业人员有吸引力。产业升级应该与劳动力自身素质的升级保持步调一致,这会更有利于留住他们。
最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使企业逐步摆脱加工车间的角色,拓展企业的前端研发和后端营销能力,提高企业在国际化生产与营销链条中的地位,而不采用信息化手段很难实现这个目标。
实现技术与产业升级,是沿海城市企业的生存手段,也是承接产业转移的内陆地区制造业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人口红利期关闭的紧迫性,正逐渐给中国企业的产业升级形成“倒逼压力”。
人口红利期关闭的紧迫性,正逐渐给中国企业的产业升级形成“倒逼压力”。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应该逐步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变。
――本报记者 姜洪军虎年春节刚过,“用工荒”再度刺激了沿海制造业的神经,有报道称仅珠三角地区的劳工缺口就达百万之多。
早在2007年3月,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局局长伊曼纽尔・吉米内兹就表示,由劳动力队伍扩张和赡养率下降形成的人口红利将于2010年左右在中国消失。伊曼纽尔・吉米内兹的预言效果不是一种巧合,而是经济与社会规律的自然演绎。
人口红利是指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利的黄金时期。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曾有一个论断:拥有人口红利的国家,必然会经历一个从劳动力过剩到劳动力短缺的过程,这个转折点就被称为“刘易斯拐点”。这个拐点一旦出现,就意味着人口红利优势的反转、消失。
由此看来,虎年伊始的用工荒,无论在正月十五过后能否缓解,中国制造业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逐渐衰退,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许多人印象中,中国制造业从业主体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背景下的农民工形象,但新一代劳动力主体已经是80后甚至90后,他们时尚,眼界比父辈们开阔,劳动技能也更强,困扰他们的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未来三五年自己的人生规划,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简单体力工作对他们没有吸引力。
看清潮流的企业应该在信息化升级上下工夫,这样做有三大益处:
首先是提升企业的制造效率,减少对工人数量的需求,在完成同样产能的前提下,能够开出一份比较有吸引力的薪酬。
其次,信息化升级后的企业,相应的岗位也更多呈现白领化,这对80后甚至90后的新一代从业人员有吸引力。产业升级应该与劳动力自身素质的升级保持步调一致,这会更有利于留住他们。
关键词:人口红利 刘易斯拐点 人口红利的积极作用 人口红利的消极影响
用工荒 弥补人口红利衰减的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持续9年实现了9%的增长速度,这在世界各国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因此被称为“中国奇迹”。对于这种经济增长奇迹的解释,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其中有研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和适龄劳动力的大量低成本供给密切相关的,并把这种劳动力的优势成为“人口红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窗口期即将关闭。
何为人口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过去三十年中国人口红利对经济的积极影响
过去三十年里,在改革开放的领导下,中国GDP持续高速度增长。当然这有很大一部分功劳在于中国的人口红利。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在中国沿海地区,尤其是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大量的工厂涌现,中国开始快速进入和发展加工制造业,同时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一段时间廉价劳动力成为中国的一个标志。
同时城镇化加剧,城市建设也在快速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硬件设施要不断改善,中国的公路桥梁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社会基础设施大大的扩大了内需,人们对住房要求要逐步提升导致了中国的房地产业的快速的发展,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巨大动力。同时大量的人口也使中国的内需加大,人民的大量生活基本生活品需求也随着生活的水平的提高逐步增加,同样强有力的提升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人口红利的消极影响
中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并且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这就造成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的不充分。这样一来,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成为需要社会负担、抚养的人口,而这部分人却不能创造财富,从而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布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发达地区。低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同时决定了创造力也相对较低。从长期看,一国的“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人口转型理论告诉我们,“人口红利”期只是一国人口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即当人口出生率尚未显着下降,而死亡率明显下降的阶段。
中国人口红利现状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尽情享受着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优势,然而新一轮的“用工荒”已经敲响了警钟,这样的“人口红利”正在面临挑战甚至是行将枯竭。中国目前现状是老龄化加剧,到2015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16亿,约占总人口的16.7%,年均净增老年人口800多万,超过新增人口数量。 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严重缺乏高技术人才。随着“民工荒”的出现,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中小型企业的日子越发难过。珠三角、长三角的“民工荒”是一个用工供需的表层现象,更深层次的还是印证了中国的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人口红利正在迎来转折点。到2010年,刘易斯拐点越来越清晰的展现在人们眼前。两会期间“民工荒”再次成为热门话题。民工荒 、工资上涨只是一个表面的经济现象,从本质上说,我们可以看到刘易斯拐点出现,中国的人口红利顶峰正在过去。
如何应对中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
面对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为了保证中国经济仍然高速增长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弥补人口红利衰减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下手。
一、加大教育投入:中国现阶段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这个是为了整体提高全民素质而实施的一项基本国策。目前我国基本全面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少年文盲目标。我国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将义务教育普及到高中,实施灵活多样化的成人教育方式,鼓励多种方式形成全民终生教育,努力提高国民素质。提倡到高中的义务教育并取消各种名目繁多的学校收费,减轻家庭负担,扩大受教育人口的范围,真正让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公平的受教育权,从而提高全国人口素质。
二、防止人才的流失:每年都有大量的高级人才流向外国,他们不仅带走了大量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大量的技术外流,这是我国的一大重要损失。为了防止人才流失,应该为人才营造发展空间,提供广阔的市场,在管理上给予优秀人才自由发挥的机会,安排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增加人才的薪金和福利,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对待人才公平,公正。改革中国教育制度,使其适应社会进步,国家发展。列举一下外国防止人才流失的政策:美国为了吸引全球最优秀的青年,把三分之一科学与工程的博士学位都给了外国留学生,并提供丰厚的奖学金,最终择其优才挽留成为“新美国人。
三、转变经济结构:中国2011年三大产业的比重是第一产业占10.12%,第二产业占46.78%,第三产业占43.10%。由此可见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第二产业,而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却大不相同。比如美国三大产业比重为第一产业:1.8%左右 第二产业:22%左右 第三产业:76%左右 。在经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并且继续呈上升趋势,已经成为这些国家最庞大的产业部门。我国第二产业需要加大技术投入,提高其科技含量,技术改造投资占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技术装备投资占技术改造投资比重和自主知识产权技术装备投资占技术装备投资比重也将显著提高。建设集约型可持续发展型产业。第三产业要大力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就要改善对中小企业、民营经济、乡镇企业等的金融服务,大力推广小额信贷,鼓励创业和自谋职业。改善金融结构建立合理完善健全的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