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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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理论范文第1篇

一、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金融发展理论是由麦金农和肖两人各自在1973年创立的，麦金农和肖深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各自著作中都提出发展中国家走金融自由化道路的激进主张。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亚当・(AdamSmith)等人的自由思想是麦金农和肖理论的渊源。

金融发展理论的另一渊源是有关金融对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思想和观点。这种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熊彼特在其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出版)一书中，强调了金融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他指出，为了试用新技术以求发展，纯粹企业家需要信贷，“他只有先成为债务人，才能成为企业家”。

格利（john Gurley）和肖(Edward Shaw) 1960 认为在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方面，金融的作用在于把储蓄者的储蓄转化为投资者的投资，从而提高社会的生产性投资水平。Hugh Patrick（1966）指出，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上，可以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需求追随”即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主体会产生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促使金融机构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产生。另一种是“供给领先”，强调金融服务的供给方，金融机构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供给先于需求。

雷蒙德・戈德史密斯(R. W. Goldsmith) 于1969年出版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奠定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金融发展理论鼻祖。他的理论主要包括：其一，首先提出并系统分析了金融结构概念，分析并提出金融结构衡量指标及金融结构类型。其二，研究并揭示金融深化的内在路径和规律。这些规律对当前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其三，提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重要性和研究方向。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并特别强调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在金融发展中的明显区别。

麦金农（Mckinnon）1973和肖（Shaw）1973建立了一个分析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框架重点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特有的“金融抑制”现象。麦金农和肖放弃了以发达国家金融体系为研究对象,转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他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麦金农(1973)放弃了传统金融理论中货币与资本相互替代的假设,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金融制度使投资不是依赖于外部融资,而是依靠内部融资；并且提出了衡量金融发展的一个比较著名的指标―M2/GDP(金融深化指标)。虽然这两人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没有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讨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他们认识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因此人们依然把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看作是金融发展理论形成的标志。

其后Kapur（1976）和Galbis（1977）等仍以劳动力过剩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为研究对象通过更加严格的数学模型推导和论证补充建立了开放条件下的模型旨在证明和修补Mckinno n和Shaw的金融深化理论。

二、最新的理论进展

1.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第一，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有关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的相关文献很多,在这里不一一罗列,我们借用Pagano 1993的简易框架,通过一个模型来概括地介绍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在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的作用机制上的观点。正如Pagano 的模型所揭示的一样稳定状态下的经济增长率可以写作：

式中g为稳定的经济增长率，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率，A 为资本的边际社会生产率，s 为私人储蓄率。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够通过促进储蓄以更高的比例转化为投资，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A），通过动员更多的储蓄(S)来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金融发展降低经济波动性。Denizer、Iyigun和Owen的实证分析，主要采纳了King and Levine（1993）提出的四项金融中介体发展指标，即LLY、BANK 、PRIVATE 、PRIVY。基于这些指标和所创建的模型，结合70多个国家的1956年～1998年的年度有关数据，得出如下结论：所有金融发展指标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呈负相关关系，且金融越发达的国家经济波动越小，说明金融发展降低经济波动。

第三，银行股票、市场发展与长期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2.经济增长促进金融发展

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Levine(1993)和Greenwood and Smith（1997）在各自的模型中通过引入固定交易费用和固定交易成本，说明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只有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阶段后才能出现，即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才会实现。说明了金融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增长。此外Santomero 和Seater还从经济规模与资本市场规模资、本市场流动性的角度，探讨了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得出结论：全社会总资本的增加同样使资本市场的规模扩大。经济增长对资本市场流动性的影响促进了资本市场更好发挥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金融发展理论范文第2篇

长期以来，金融理论的核心阵地一直被新古典学派所占据，金融分析的制度范式被排斥在主流金融学的框架之外。这种情形在2005年为之改变，就在这一年，美国经济学家默顿和博迪（Merton & Bodie）在西方理论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并定义了“（新）制度金融学”。从此，制度金融学开始在经济学的理论圣殿上正式“登堂入室”，获得与新古典金融学“平起平坐”的学术身份。

在新古典金融学的视野中，由于忽略交易成本，因此金融交易由谁（银行体系或者金融市场）来完成并不重要。基于科斯定理，若不存在交易成本，则不同金融制度和组织结构会得到相同的最优金融资源配置结果。制度金融学可以帮助我们甄别不同金融制度环境的特征，并确定在某些特定的经济金融发展背景下，什么样的金融制度结构是最具优势的。

基于这种新的理论视角，在新古典金融学那里被“外生”处理的金融体系内部的特殊制度结构和组织形式已然转变成为“内生”的结果。重要的是，金融技术进步可以有效增进这些特定金融制度结构的效率，从而把金融交易成本以及相应的金融行为扭曲的成本最小化。因此，默顿和博迪新命题的核心思想是，在一个得到良好发展的金融体系中，基于金融制度结构的一系列内生变化，新古典金融学关于资产价格和资源配置的结论是大体正确的。

默顿和博迪试图通过弥合两种金融学的裂痕完成金融学发展进程中的一次“新古典综合”。与经济学曾经的“新古典综合”相类似，他们倾向于将制度金融学视为新古典金融学在考虑交易成本情形下的一种特例。不管金融交易过程在制度金融学那里的表现多么变化多端，最终都要归结到新古典金融学的均衡解中来。

“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尔德”新范式

默顿和博迪对于制度金融理论发展的建树与其所拥有的“冠名权”并不相称。相比之下，重建金融分析制度范式更为实质性的努力早在20世纪初期已在货币理论层面展开。传统的货币理论一贯忽视信息成本、风险以及激励等制度因素，这种忽视使得货币经济学的宏观框架长期缺乏微观经济基础。2002年，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尔德（Stiglitz & Greenwald）提出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通过把一些关键性的制度因素“内生化”于既有的分析框架，尝试性地将传统的货币理论建立在银行行为理论的基础之上，从而在理论上扭转了微观信贷市场和宏观货币运行长期相互隔离的局面。

“新范式”的构建也是从挑战所谓“古典二分法”的基本理念入手的。由于将一些被长期搁置的因素引入货币经济学的框架，因此信贷和银行因素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该理论框架的核心位置。在“新范式”中，银行因素是如此重要，它不仅为经济社会提供和记录信用依据、判断当事人的还款承诺以及确保所贷资金的合理使用，而且还是一国货币政策制定和操作的基本环节。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范式”还进一步注意到了银行制度结构的变迁及其影响，这就意味着该理论已经触碰到了制度金融学的要害部位。

如果考虑到金融制度结构的国别差异以及其他制度性因素，“金融竞争可以单调增进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这一新古典金融学核心命题的普适性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货币经济学“新范式”的一个重要理论发现。长期以来，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和自由化曾经成为席卷全球的潮流，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借此极力“推销”和“输出”所谓的市场化金融体系，其核心理念就是“竞争越充分则经济效率越高”。基于这一理念，一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之所以低效率，就是因为在那里普遍存在着与新古典要求相左的各种各样的特殊制度因素，由此形成的制度障碍影响了金融竞争的充分性。因此，合乎逻辑的政策选择就是尽快拆除这些制度障碍，重新打造竞争性的金融体系。由于这些国家随后被认为是原本就缺乏竞争性金融体系的基本要素，因此，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整体“引进”或者“移植”这种金融体系就成为虽然迫不得已但总归是正确的政策选择。

以默顿为代表的金融学的“新古典综合”和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学“新范式”都试图通过强调“制度”因素来修补和拓展新古典金融学或者传统货币经济学的既有框架，这种努力有意无意间为制度金融学的肇建开辟了新的道路。相比之下，斯蒂格利茨等的努力重新开启了观察货币金融运行的微观视角，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金融学就是包含“微观金融基础”的货币经济学或者新古典金融学。

“分工均衡”货币分析框架

及其制度涵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一些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之下，借助制度经济学特别是交易费用经济学迅速发展的势头，分工问题开始重返经济学以及金融学的核心位置。人们对分工演进与货币金融关系问题的重新关注和讨论实际上预示着，现有主流经济学框架将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转型。总体看来，此次转型将使经济学的基本分析视角回归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命题，而制度金融学将无疑成为此次经济学转型的一个重要结晶。

在理论史上，经济学家对货币与分工的关系早已有所察觉。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经济学家对分工与货币金融制度关系的讨论长期停留于简单描述的层面，相比之下，有关分工与货币信贷制度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是由杨小凯（Borland & Yang）做出的。由于此研究是杨小凯重建经济学“古典传统”长期努力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这种努力的核心之一就是为现有的经济学框架找回制度、经济组织等关键要素并形成一个全新的体系，从而重塑经济学质朴务实的气质。因此，杨小凯有关讨论对于构建制度金融学的基础框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杨小凯的真正理论贡献是将分工、货币与信贷以及法律、政府等多种因素引入一个严密的一般均衡模型之中，并在它们之间建立了可信的逻辑联系，据此揭示了货币的性质以及货币制度演进的深层涵义。商品货币是一种过渡性货币安排，它的基本特征是“信用含量”较低。或者说，由于它自身具有价值且“眼见为实”，经济交易双方对持有这种货币具有较低的信用需求。特别是，随着分工水平的增进和经济交易频率的提高，人们觉得，继续使用这种货币的交易成本会越来越高。就这样，商品货币触碰到自身无法跨越的交易效率边界，货币制度也走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之上。在此刻，信贷体系的重要性开始浮现，高信用含量的货币注定成为分工经济的“新宠”。

不过，要用“信用因素”替换既有货币的“自身价值”，除了基于长期的经济交易过程所逐步内生并积累起来的相互信任之外，还需要一些关键的外部条件，其中以法律和政府制度最为重要。对于货币制度而言，政府制度具有显著的“双刃剑”效应，这在理论上并非新鲜事。政府制度是一个多功能交织的复杂体系，在其效用函数中，难免存在效用目标之间的冲突。就拿维持货币体系的合理“信用含量”而言，它本身就时常包含着成本与收益的尖锐较量。如果政府制度出现“功能失衡”，一般是公共财政功能“挤出”了信用提供功能，则政府便可通过增发信用货币来向其持有者间接征税或者抢劫公民财产。由于信用货币的“信用含量”与其发行量成反比，而且信用含量过低会使信用货币变成比商品货币交易效率低得多的交易媒介，从而阻碍分工经济发展，因此一个受到约束的政府总能将信用货币规模控制在能够体现“均衡信用含量”的适当水平。

金融发展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金融中介 金融业 银行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7)08-16-04

引言

经济学对金融中介的真正关注始于20世纪的金融发展理论。Gurley和Shaw(1955,1956)认为金融中介在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传统的金融中介理论基于不完美市场理论，从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角度证明了金融中介机构存在的必要性。随着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等经济理论的发展，金融学家陆续提出了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说、价值增加说等金融中介理论。从西方金融中介理论的产生、发展中，我们从中可以找到以资借鉴的东西，来指导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实行综合经营，取得改革实效。

一、西方金融中介理论研究简述

（一）传统金融中介理论

1．交易成本说

Benston和Smith(1976)认为在没有任何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和不可分割性等摩擦的市场上，也就不会有金融中介存在。在完善的市场上，资金供求双方能够得到多种选择和最优美的风险配置。但是现实中，市场交易过程中的摩擦不可避免。如果没有金融中介的存在，金融交易可能会因为交易成本太高而无法完成。银行等金融中介可以将众多存款人的资金集中起来发放贷款，通过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通过分散投资降低投资风险。Benston和Smith第一次运用交易成本理论通过模型证明金融中介存在的必要性。此外，他们还证明金融中介可以通过期间内(intra-temporal)的消费转换和跨时期(inter-temporal)的消费转换来降低金融产品的交易费用。

2．信息不对称说

Akerlof(1970)的二手车市场模型证明，逆向选择的存在会影响金融市场的有效运作，导致拥有投资机会的企业无法得到外部投资者的融资。Leland和Pyle(1977)从分析借款人如何使信贷市场相信其项目的真实价值入手，强调了内部投资的信号作用。他们提出，金融中介可通过投资于他们拥有专门知识的领域以显示其在信息方面的优势地位。Diamond(1984)研究的是事后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认为投资者可以委托金融中介作为监督者来克服企业的道德风险，因为金融中介可以通过规模经济降低投资者的监督成本。

3．传统金融中介理论评析

交易成本说认为金融中介可以通过规模经济减少投资者的交易成本，这也是金融中介相对市场存在的意义；信息不对称说则认为金融中介具有信息处理和监督管理的比较优势，能够有效地减少资金供求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上述两个学说共同论证了金融中介存在的必要性。但是随着市场的日趋完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大大地减少，金融中介机构的作用并未曾降低，像养老基金、共同基金等非存款类金融中介机构却明显增加。显然传统的金融中介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个现象。

（二）现代金融中介理论

1．风险管理说

Allen和Santomero(1998)认为传统的金融中介理论过分强调中介在减少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方面的作用。而这些作用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完善正日益变得无关紧要。他们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金融中介的最大变化是，风险管理业务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并成为许多金融中介的核心业务。传统金融中介理论无法对此给出合理的解释。Allen和Santomero认为管理者的自我利益，税收的非线性，财务困境成本和资本市场的非完美性等四个原因的存在使企业(包括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有风险管理的需求，它们需要金融中介为他们规避风险提供相应的避险产品和增值工具。这也是当今金融中介广泛开展风险管理的原因所在。

2．参与成本说

Allen和Santomero(1998)认为传统的金融中介理论假定所有的投资者都无成本地参与市场交易，但大量事实表明市场只是一个有限参与市场，Allen和Santomero认为对有限参与市场的合理解释是，投资者要有效地参与市场，就要花时间和精力学习市场的运作规律、资本收益的分布情况以及如何监控金融工具的跨时期变化，这就是投资者参与市场的固定成本。此外，投资者还要支付平时监控和跟随市场的边际成本。但是，随着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投资者的时间价值也相应上升，这也就意味着投资者参与市场的机会成本迅速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效的办法是让金融中介代替投资者参与市场和进行投资，这样可以降低投资者的参与成本。

3．价值增加说

Scholtens和Wensveen(2000)认为参与成本说不能很好解释金融业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巨大变化，诸如共同基金的发展和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在他们看来，这些金融产品迅速发展的关键仍然是风险而不是参与成本。他们认为，金融中介积极地进行金融产品创新，参与金融转换，通过转换金融风险、期限、规模、地点和流动性为客户创造价值。金融中介所扮演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介于储蓄者和投资者之间人的角色，而是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是价值的创造者通过金融产品的创新为客户提供价值增加。

4．现代金融中介理论评析

与传统金融中介理论不同，现代金融中介理论不再局限于分析金融中介对于弥补市场缺陷的意义，而更多的是从金融中介提供风险管理服务和降低参与成本等具体功能进行分析。如果说传统的金融中介理论是从市场缺陷出发，关注的是“金融中介为什么相对于金融市场而存在”的话，那么现代金融中介理论则是从投资者需要借助金融中介以更有效地参与金融活动的角度来分析金融中介存在的意义，它侧重于探讨“金融中介为什么会相对于投资者而存在”。

二、金融中介理论对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启示

（一）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稳定

从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的新发展可以看出，不论是风险管理论还是价值增加论，它们都是建立在功能观的分析方法之上。金融中介功能观的核心内容可以表述为：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稳定，亦即在地域和时间跨度上变化更小，而且功能观首先要搞清金融体系需要行使哪些经济功能然后去寻求一种最好的组织机构，而一种组织机构是否最好则又进一步取决于时机和现有的技术。因此可以判断，金融中介机构今后的发展也必定是功能导向型的。

（二）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之间具有各自不同的比较优势

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在提供金融产品上具有各自不同的比较优势。金融市场倾向于交易具有标准化条款，能够服务于大量客户并且在定价上能够被交易所充分理解的金融产品；而金融中介更适合提供那些为具有独特金融需要的少量客户特别定制的金融产品。由金融中介提供的金融产品一旦适应了市场，或者说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较好解决后，就会从金融中介转向金融市场。因此就单一产品的时间路径可以推断：标准化金融工具的交易市场会最终取代金融中介。但对于金融中介整体而言，这一观点并不成立。因为，金融中介除了“提供定制的产品和服务外，还具有重要的创新和检验新产品的功能，是整个创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三）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竞争表现为一种金融创新螺旋式的互动发展

当由金融中介特别定制的金融产品标准化、适合大量交易后，就会从金融中介转向金融市场。金融中介通过创造构成新市场基础的产品和加大市场上已有产品的交易量来帮助市场成长，而市场则通过降低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帮助中介创造出更具特色的新金融产品。市场交易的活跃和产品创新的成功会激励金融中介更积极地进行金融产品的创新，依此循环，螺旋前进。

三、中国现代金融中介体系的构建

（一）以功能导向规划中国金融中介机构的格局

1．由分业经营逐步走向综合经营

从理论上来说，金融中介今后的发展方向必定是功能导向型的。银行的发展历史表明它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机体，因为它同时可以承载一些其它金融中介的功能，因此总能够在不断变革的金融系统中拥有一席之地。目前我国虽处于分业经常模式之下，但商业银行同证券及保险公司已经开展了丰富的合作业务，这些业务被定位于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一方面它们为商业银行创造了新的利润增长点；另一方面良好的市场效果也促使商业银行同证券及保险公司寻求更加深入的合作。眼下综合经营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它也将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2．由分业监管逐步走向功能监管

功能监管按照金融机构业务的风险性质开展，而不论这些业务是由单一金融机构开展还是分散在不同的机构。实践证明，功能监管有利于业务的专项监管，有利于信息的集中、沟通和披露，有利于监管责任的明确。在功能监管理念的指导下，市场经济国家对商业银行综合经营活动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监管体制。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仍然是分业监管的格局。但是，中信集团、中国光大集团公司、平安集团公司等机构已经以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开始了综合经营，随着金融业综合经营的逐步推进，必然会对金融监管提出更高要求。对中国而言，目前在金融业综合经营方面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目前比较好的建议是在保留功能性监管的同时，实行伞型监管或牵头监管。伞型监管和牵头监管要求设立一个领头监管者来负责对整个全能银行或金融集团的监管以便在危机出现的时候能够及时介入。领头监管人必须有直接处理金融问题的权威，包括有效协调各个功能监管者行为的权力。

（二）完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的发展

1．融资结构的优化

从目前中国的贷款融资与证券融资情况来看，中介贷款融资所占比重基本上保持在80%左右。显然，中国一直保持着以中介贷款融资为主、市场证券融资为辅的格局。而中国证券融资中股票融资所占的比重基本保持在30%左右，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股票市场融资能力有限，尚处于发育阶段，发展也不是很稳定。经济要高速发展，一定需要非常强大的资金来支撑，因此一个极发达的金融系统是必须的。中国目前的融资结构是金融中介主导型的，相对于股票市场而言，银行体系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然而另一方面，资本市场的弱小与银行过多的融资负担又使得金融体系整体发展水平落后，效率低下。所以，加快中国融资结构的优化，突破融资障碍，充分发挥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刻不容缓的。

2．金融结构的改善

金融中介理论的发展启示我们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之间存在螺旋式的互动发展的关系，因此只有当它们共同发展才能使金融系统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能力。因此，应同时改善中国的中介融资结构和市场融资结构。金融结构的改善，一方面要确保银行等金融中介的顺利改革，另一方面要坚持发展资本市场。银行的改革关键是完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而资本市场的发展关键在于建立完整的规范制度。同时，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迅速发展的金融中介机构对资本市场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催化作用，而资本市场的激励作用又促进了金融中介机构的日益完善。因此，加快基金、保险、信托等机构投资者的发展也是十分必要的。

四、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路径选择

（一）加快银行全能化，为客户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

客户的金融意识不断提高，金融需求日益复杂多样，即使对于银行的需求也已不同于传统的银行服务，而是希望银行也能提供综合、高端的金融服务，包括资本市场产品或是便利他们进入资本市场的服务，以更丰富的产品和更高质量的服务争夺优质客户越来越成为银行业竞争的主题。在证券化浪潮下，银行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开始从事证券业务：本身发行、持有的证券，通过担保、咨询服务等形式为企业发行证券提供服务以赚取手续费等。银行与证券、保险的业务结合与金融业的发展变迁使各业务界限越来越模糊，顺应了全球金融混业的趋势。这也可以从金融中介“功能观”中得到一点启示。金融中介的功能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为了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下帮助在不同地区或国家之间，在不同时期配置和使用经济资源。但无论业务如何结合，最终目的都是为客户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只是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全能性银行可能是提供服务最有效率的组织形式。

（二）加大金融创新，提高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力

根据Scholtens和Wensveen(2000)的价值增加学说，现代金融中介机构是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它创造金融产品，并通过转换财务风险、期限规模、地点和流动性为客户提供增加值。商业银行的本质也是企业，企业的生存之道是增加产品收入，降低生产成本。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增加产品收入就是要不断创造出新的金融产品。因此，商业银行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注重产品创新，努力创造出具有更高价值增值能力的金融产品来吸引顾客，扩大收入来源，提高盈利能力。综合看来，商业银行更应该重视发展“理财师、顾问”的角色，因为它不仅有着低风险高收益的优势，还能更好地满足顾客的需要，因为这些产品能够带来更丰富的价值增加。同时商业银行也要不断树立自己的品牌，从现实来看品牌作为吸引和维持客户忠诚度工具的重要性正日益增加，品牌属于企业的无形资产，在其产品销售中也能带来更丰厚的利润，即可以理解为商业银行为自己提供了价值增加。

（三）调整银行资产结构，积极开拓为金融市场融资活动的服务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成本的下降，开始出现融资非中介化，这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国银行在尽力与大客户保持持久联系的基础上还必须摆脱业务过分依赖大企业贷款这种单一的资产结构，积极开拓为金融市场融资活动的服务，加大对信用较好的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同时，由于我国仍然存在着商业信用不完全、商业票据和票据市场不完全(只有银行承兑汇票，没有开放商业本票，实际是由银行信用承担了本应由企业本票承担的信用风险)，消费信用没有推行的状况，我们还可以大力发展消费信贷、消费金融，填补信用方面的这块空白，以应对国外银行的竞争。

（四）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

正如Scholtens和Wensveen(2000)所说，自从金融中介机构诞生以来风险管理就是它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因此，建立一整套风险管理机制是国有商业银行成功完成市场化改革的有效保障。

1．构建完整独立的风险管理体系

首先，要培育先进的全员风险管理文化。我国商业银行需要采取多种方法加强风险管理知识教育，树立“全面风险管理、全员风险管理”的风险管理理念，让员工充分认识商业银行能够通过主动的风险管理来实现风险和收益的平衡。同时全面培育健康的风险管理文化，实现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目标由“管住风险”向“为股东创造价值”过渡，将风险管理贯穿到所有员工和所有业务中去，建立良好的风险控制文化。其次，建立独立而权威的风险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和实施银行的风险管理工作，负责全行风险管理政策、制度和标准的执行、监督，实现对银行风险的统一管理。最后，通过科学的风险管理模式，对各类风险实现全面管理。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和金融工具的创新，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金融风险越来越大，风险种类越来越多，表现形式也越来越隐蔽。因此，商业银行应建立健全全方位的风险管理体系，既在加强对信贷风险管理的同时也应将市场风险、国家风险、地区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投资风险、结算风险、财产风险、财务风险、操作风险等方面的风险纳入风险管理范畴，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

2．完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机制

内部控制是风险管理框架的要素之一，是防范金融风险最主要、最基本的防线，也是银行风险控制的一项专门技术。可以说，健全的风险控制，特别是操作风险控制有赖于有效的内部控制。内部控制的关键是要求银行的业务操作和各项活动遵循既定的风险控制原则和授权限制，风险控制的任务和目标则是在风险识别、风险定价的基础上，在银行的不同业务领域分配资本，权衡风险和回报，追求风险和资本的最佳配比，或者利润的最大化。目前应加强内部控制组织建设、加强内控管理文化建设、理顺业务内部控制程序，完善岗位授权机制，加强对内部控制的监督和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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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choltens & Wensveen. The theory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 essay on what it does (not) explain [Z]. Vienna: The European Money and Finance Forum,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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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 金融 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 内生增长

一、前言

近几个月来，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并开始波及世界各国的实体经济，这使得学术界不得不再次审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关系。近年来学术界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主要建立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内生增长理论通过将技术(知识)积累过程引入典型的增长模型，一举突破了长期困扰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技术外生性问题，实现了技术进步的内生化――技术进步不再受经济系统之外变量的控制，而是由消费者偏好、资本投资、R&D和教育等经济系统内部因素所决定。因此，金融发展可通过动员更多储蓄、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增加R&D投资和加速人力资本积累等方式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为增进人们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二元关系的理解，本文将沿着熊彼特主义技术创新思路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及二者因果关系作初步的理论分析。

二、金融发展与技术进步

关于金融发展对于技术创新的最早论述，首见于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研究成果。熊彼特于1912年出版《经济发展理论》一书，论证了货币、信贷和利息等金融变量对经济创新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就在于创新的实现，而创新的实质则是生产要素的组合。银行信用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体现为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提供必需的购买力，这种购买力不是来源于银行所吸收的储蓄、真实票据的贴现和抵押，而是来源于银行的信用创造，正是这种信用创造的能力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为金融发展理论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博奕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广泛应用为金融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到20世纪90年代，一些金融发展理论家不再满足于对麦金农和肖理论的修修补补，他们明显意识到金融抑制模型的诸多缺陷，以及根据这些模型提出的政策主张的过于激进。他们在吸取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金融发展理论：对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形成机制的解释是从效用函数入手，建立了各种具有微观基础的模型、引入诸如不确定性(流动性冲击、偏好冲击)、不对称信息(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监督成本之类的与完全竞争相悖的因素，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做了规范性的解释。

在金融内生增长理论中，关于金融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市场方面。希克斯（Hicks)在关于金融市场效率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的历史性论述中指出，产业革命的发生最重要的条件并不是技术，而是使得这些技术能够在较大的范围内广泛实施的投资，而这种投资需要恰当的金融安排才能实现，因为新技术的采用往往需要大规模的、连续的、长期的资金注入。因此希克斯提出了“产业革命发生之前有必要发生金融革命”的论断，他认为产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英国是因为在18世纪早期英国的金融市场有了快速发展，为技术的广泛运用创造了前提条件。史密斯（Smith)指出，当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较高时，一个经济只能选择那些发展期较短的技术。而只有交易市场的活动效率逐步提高以后，市场才会倾向于选择那些发展期较长的技术，这些技术也暗含着高投入和高产出，当这种技术的产出效果足够大时，就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显著的影响。也就是说，金融市场的效率会直接影响到技术的选择，从而对一国的均衡经济增长率也会带来深远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界针对流动性风险建立金融市场出现的模型，比较深入地探讨了金融安排、流动性与技术创新之间的联系。在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和菲利普?迪威格（Philip Dybvig）流动性模型中，对高回报项目投资的流动性风险创造了对流动性、低回报项目投资的激励。随着证券市场交易成本的下降，会激励更多的资金投入到非流动性、高回报项目上，如果非流动性项目有足够大的外部性，那么证券市场较强的流动性就会诱发稳定的技术创新。

三、技术进步与内生增长模型

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以在生产中的累积资本代表当时的知识水平直接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但却忽视了人力资本所体现的技术进步；沿着罗默的思路，卢卡斯进一步引进人力资本要素，认为技术进步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及从事人力资本建设的投入程度，但却忽视了累积资本中所体现的知识水平。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生产中的累积资本(机器设备等)体现了有形资本的技术水平，这种技术水平的高低来源于研究开发部门所生产的新设计、新发明等；另一方面，从事教育、研究开发及产品生产的人力资本水平(如劳动者的素质及技能等)体现了劳动者从事生产与管理的效率水平，这种技术水平来源于人力资本的建设。技术进步本质上就是知识资本不断积累和更新的过程，它包含了使劳动力技能提高的人力资本，以及使机器设备技术含量增加的R&D资本，这两个部分共同推动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推动了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

设代表一个国家的知识资本水平，并假定知识资本水平的增加主要源自于原有的知识资本水平的高低、社会对知识资本建设与创新的投入力度(包括国家在教育、科研活动上的投入力度，企业从事技术创新的投入程度，以及个人从事在职培训、干中学的投入程度)以及从事知识资本建设与创新所投入的劳动力份额，因而有

R&(t)

其中，是从事知识资本建设与创新所投入的劳动力份额，是社会对知识资本建设与创新的投入程度，是知识资本建设与创新的生产效率。

在经济增长模型的数理分析中，可以在不影响分析结论的前提下对效用函数的形式作必要的假定。这里，定义跨时期消费的替代弹性为常数的效用函数如下：

效用函数，

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即使得全体消费者的消费效用最大化：

其中，p为时间贴现率，表示人们对于推迟消费的耐心程度； α为消费的边际效用弹性的负值(α>0)。同时，将实物生产部门的产出分为消费C与储蓄S，即：Y＝C+S，c为边际消费倾向，且不妨假定劳动力总数即为人口总数。

因而，经济增长的最优增长路径可以由下述动态优化问题给出：

运用Pontryagin最大值原理求解此动态最优化问题，可以获得一组微分方程系统，由此微分方程系统即确定了决定内生变量的最优增长路径。

四、包含金融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

现代经济增长中，创新投资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金融发展对通过储蓄积聚、储蓄向投资（包括创新投资）有效转化以及生产效率提高方面对经济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尽管不同的派别思路各异，但所关注的问题的实质是共同的，都在寻求金融部门与稳定增长之间的联系，其基本思想是，金融变量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主要渠道是投资资源的有效使用及生产效率的提高，完成的途径是通过较高水平的金融发展以及有利于对投资项目的监督和资金向有效投资者的转移的金融自由化。

早期的“Harrod-Domar”模型假定产出一资本比σ为常数，这里假定资本折旧率为0，并将净投资I定义为资本存量的变化。因而有：

Harrod-Domar模型强调了储蓄率s及资本的产出效率σ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产出一资本比为常数的假定意味着资本的边际产出是常数，与经济现实不太相符，另外储蓄等于投资的均衡条件忽略了金融部门在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中的作用。

放松这些条件后,假定储蓄能够转向为投资的比例是,则

其中，是生产率；是储蓄转化为投资（创新投资）的比率；st为储蓄率。金融部门通过以上三个方面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由于R&D活动风险高、成功概率低，并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一般的投资者不愿意从事R&D投资，而这就为金融系统的出现提供了激励。金融系统不仅可通过对R&D项目事前的评估和事中、事后的监督，避免资源配置的逆向选择和创新企业的道德风险行为， 提高了技术创新成功的概率，而且可投资于大量R&D项目，分散了投资风险，从而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具体的促进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金融发展通过提高创新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升储蓄向创新投资的转化比率，而金融市场运行的成本将影响储蓄一投资转化比率，金融资源的漏出比率(1-)反映了金融市场的效率损失。金融市场的信息功能及项目筛选功能使得经济主体能很好地选择高收益投资项目，使资金投向回报率较高的项目上，从而提高了投资的生产效率，同时金融市场使得消费者通过多元化投资组合化解了流动性风险。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储蓄率也将发生变化。可见，金融发展通过作用于以上三个参数，从而影响创新投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金融部门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何有效地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假定其效率表现为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比率，这一转化比率的提高依赖于金融部门的工作效率λ，以及投入到金融部门的劳动力比例μ2，以下为储蓄一投资转化方程及储蓄―投资转化比率方程：

从而可以把上一部分关于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模型扩展如下：

运用Pontryagin最大值原理求解此动态最优化问题可以获得一组微分方程系统，由此微分方程系统即确定了决定内生变量的最优增长路径。

此动态优化问题很好地描述了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作用的内生机制。金融发展通过发挥风险管理功能，促使储蓄增加以及储蓄向技术创新投资的有效转化，从而有利于创新投资的增加。而随着创新投资的增加，必然伴随着知识的更新与技术的提高，从而提高了资本与劳动力的生产效率，进而导致产出水平的增长。产出增长导致储蓄的进一步增加，并通过金融发展促使创新投资进一步增加，通过技术进步促使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进而推动经济的更快增长。

五、结论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互相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即金融工具、机构和市场既促进经济增长，又被经济增长所推动。金融部门通过发挥动员储蓄资金、缓解信息不对称、分散投资风险、监控企业行为和消除流动性风险等方式，鼓励了技术创新和技术应用，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互为因果关系将导致以金融发达、经济高增长为特征的高度均衡与以金融欠发达、经济低增长为特征的低度均衡并存。

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为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使人们更深入地认识到金融系统的重要性。若要深化人们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解，以下领域继续值得深入研究，如R&D融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等对金融发展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等问题。

参考文献：

金融发展理论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金融数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金融高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数学的研究目标是利用数学在某些方面的优势，围绕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通过建立模型模拟为实际金融部门提供较深入的技术分析咨询，从而解决金融行业实际运行中存在的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金融数学相关理论也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为解决金融实践中的问题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本文将就金融数学的相关理论及现实应用进行论述。

一、金融数学的定义

金融数学或数学金融学亦或数理金融学都是由mathematical finance翻译而来，可以理解为是以数学为工具解决金融问题的学科。金融数学是通过建立适合金融行业具体实情的数学模型，编写一定的机软件，对理论研究结果进行仿真计算，对实际数据进行计量经济分析研究的一门应用学科。

金融数学的最大特点是大量应用数学工具，特别是伴随着控制理论和随机过程的研究成果在金融领域中的创造性应用，金融数学——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应运而生，国际上也称数理金融(Mathe--matical Finance)。金融数学起源于金融问题的研究。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学越来越与数学紧密相连，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广义来说，金融数学是指应用数学理论和方法，研究金融经济运行的一门新兴学科，狭义的来讲，金融数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关于在不确定多期条件下的证券组合选择和资产定价理论，而套利、最优和均衡则是这一理论中最重要的三个概念。

金融数学从一些金融或者经济假设出发，用抽象的数学方法，建立金融机理的数学横型。金融数学的范围包括数学概念和方法(或者其他方法)在金融学、特别足在金融理论中的各种应用，应用的目的是用数学的语言来表达、推理和论证金融学原理。金融数学是金融学的一个分支，因此金融数学首先以金融理论为背景和基础，这倒并不意味着从事金融数学一定要受过金融方面的正规的学术性训练(这确实大有益处)。尽管金融学由于具有自己充足的特征而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但它毕竟是作为经济学的应用分支学科发展起来的，因此金融数学也以经济原理和技术为基础和背景。由于金融还同学、财务学、税务理论等有密切的联系，金融数学还需要以会计原理、财务技术、税收理论等方面的知识为基础。

金融数学的理论基础当然还包括现代数学理论和统计学理论，其首要环节是数学或统计建模，也就是从复杂的金融环境中筛选出关键因素以分辨出相关因素与无关因素，然后从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出发，推导出各种关系，最后得到结论对作出对结论的解释。这种建模活动不仅非常有用而且极为重要，因为在金融中，假设中一个小的失误、一个错误的推导、一个有误的结论、或者一个对结论的错误解释甚至都会导致一次金融的灾难。此外，在金融数学的研究中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也具有十分突出的位置。

综上可见，金融数学是金融学、数学、统计学、经济学与计算机科学的交叉学科，属于应用科学层次。金融数学也是金融学继定性描述阶段以后的一个更高层次的数量化的分析性学科。

二、现代金融数学理论的发展

1 随机最优控制理论

现代金融理论一个更值得重视的应用领域是解决带有随机性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手段是随机最优控制理论。随机最优控制是控制理论中在相当晚时期得到发展的。应用贝尔曼最优化原理，并用测度理论和泛函分析方法，是数学家们在本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对于这一新的数学研究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金融学家们对于随机最优控制的理论方法的吸收是十分迅速的。7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几篇经济学论文，其中有默顿(Merton)使用连续时间方法论述消费和资产组合的问题，有布罗克(Brock)和米尔曼(Mirman)在不确定情况下使用离散时间方法进行的经济最优增长问题。从此以后，随机最优控制方法应用到大多数的金融领域，在国内以彭实戈为代表的中青年学者对此也做出了卓越贡献。

2 鞅理论

现代金融理论最新的研究成果是鞅理论的引入。在金融市场是有效的假定F，证券的价格可以等价于一个鞅随机过程。由Karatzas和Shreve等人倡导的鞅方法直接把鞅理论引入到现代金融理论中，利用等价鞅测度的概念研究衍生证券的定价问题，得到的结果不仅能深刻揭示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律，而且可以提供一套有效的算法，求解复杂的衍生金融产品的定价与风险管理问题。利用鞅理论研究金融理论的另一个好处是它能够较好地解决金融市场不完备时的衍生证券定价问题，从而使现代金融理论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目前基于鞅方法的衍生证券定价理论在现代金融理论中占主导地位，但在国内还是一个空白。

3 脉冲最优控制理论

在证券投资决策问题中，大部分的研究假设交易速率是有界的和连续变化的，而实际上投资者的交易速率不是有界的，也不是频繁改变的。因此，用连续时间随机控制理论来研究，仅仅是一种近似，使得问题变得更容易处理，但是事实上往往与实际问题有较大的距离。因此，若用脉冲最优控制方法研究证券投资决策问题看似更为合适。

4 微分对策理论

现代金融理论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研究动向是运用微分对策方法研究期权定价问题和投资决策问题，目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当金融市场不满足稳态假定或出现异常波动时，证券价格往往不服从几何布朗运动，这时用随机动态模型研究证券投资决策问题的方法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都存在着较大偏差。用微分对策方法研究金融决策问题可以放松这一假设，把不确定扰动假想成敌对的一方。针对最差情况加以优化，可以得到“鲁棒性”很强的投资策略。另外，求解微分对策的贝尔曼方程是一阶偏微分方程，比求解随机控制问题的二阶偏微分方程要简单得多。因此，运用微分对策方法研究金融问题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对重复对策、随机对策、多人对策理论在证券投资决策问题中的应用研究更加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三、数学理论的应用

金融数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检验什么类型的数学理论适合于运用在金融理论中以及预算新的数学理论应用于金融领域的可能性。金融系统的本质特性与系统是一致的，即经济利益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金融实体的行为。能够描述或者表征着本质特征的数学理论与方法就会得到充分的应用，而不能描述或表征着本质特征的数学理论与方法将逐渐被“扬弃”或者淘汰；如果数学武器库中尚没有这类武器的话，数学家们就会同金融学家一道去这类武器以满足金融领域的需要。长期以来，人们用以描述金融经济的数学模型从本质上来说只有两类：一类是牛顿(Newton)的决定论模型，即给定初始条件或者状态，则金融经济系统的行为完全确定，第二类是爱因斯坦(Einstein)的随机游动模型或者布朗(Bro~vn)g：动模型。简单地说，即确定性模型和随机性模型。确定性状态和随机性状态也被认为是两种对称的状态。

同时，所用模型的数学形式也基本上是线性的，或者存在非线性也是假设金融系统运行在线性稳定而加以一阶线性化处理，这些似乎成了一种传统和定式。尤其是近30多年来，金融界已分成两派。一派是技术分析学者，相信市场遵从有的周期性循环；而另一派即定量分析学者则认为市场不存在周期性循环。最近的研究利用物中开发出的方法来分析非线性系统，认为真实情况介于两者之间。这样，金融数学至少面临下列四个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对金融经济现象的变与动的直觉三性(随机性，模糊性，混沌性)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已确定从此到彼得过渡条件、转换机理、演变过程、本质特征、产生结果以及人们所采取的相应的金融对策，尤其是货币政策。

其次，对以信用货币为核心的三量：货币需求量、货币共给量、金融资金流向流量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对货币均衡和非均衡的合理界定提供正确的金融理论以及数学模型，为改善社会总量平衡关系将对财政、金融、物质、外汇四大平衡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