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全球动荡的经济学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作者:【美】艾伦·格林斯潘
译者:余江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定价:65.00元
如果没有次贷危机,格林斯潘的职业生涯可谓辉煌无比——担任第13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任期跨越6届美国总统。他被称为全球的“经济沙皇”“美元总统”,他掌握着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引擎”的秘密,人们称他为伟大的经济学大师、预言家、魔术师……
然而,2006年卸任,2008年就是次贷危机,如果格林斯潘想撇清关系,似乎完全不可能。对于2008年次贷危机,格林斯潘在新书《动荡的世界》中,委婉地说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没能预测到这次危机。
作为职业经济学家,外交辞令在学术界并不鲜见,人们更关心的是,对于次贷危机,格林斯潘怎么看待。
格林斯潘认为,绝大部分风险模型是根据过去25年观察而建立的,而即使用基于过去50年大量数据整合而成的精密模型,也无法预测出这场危机。他认为预测失败的主因之一是,充斥着美国金融市场的“非理性因素”没有被纳入模型。
基于此认知,格林斯潘提出了预测危机的新模型,详细地阐述了“什么样的预测模型才是完美的”。他提出新模型必须更准确地反映出“人性中可预测的方面”,把预测重点放在那些给金融体系和经济带来最重大危害性的领域。
人性中可预测的方面包括哪些?格林斯潘从恐惧与狂热、风险厌恶、时间偏好、从众行为、依赖倾向、互动倾向、家族倾向、竞争倾向、价值观、乐观主义倾向、珍视亲人的心理倾向、自理倾向、自尊倾向这些非理性因素着眼,虽然格林斯潘未必像心理学家那样专业,但是以心理视角来剖析经济问题,我们不得不对这位近90岁的老人表示钦佩。
兴业银行 新闻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指出,希腊退出欧元区,其国内金融系统就会一片混乱,其国民生活和工作的难受影响程度远比他们现在接受紧缩政策要大。其他“欧猪五国”都会面临同样的威胁,欧元区将会动荡不安。
“希腊退出欧元区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 中国银行 新闻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近日引用希腊一位高级官员的讲话说。曹远征强调,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发行自己的本国货币,原来的债务宣布不偿还了,那么所有的居民和投资者都会去银行挤兑,全欧洲一片混乱。
在欧盟统计局官网上,2011年,希腊的政府负债占GDP比重高达165.3%,同比增长13.7%。而爱尔兰的负债率是108.2%,同比增长率比希腊还高,达到17%。葡萄牙的负债率也达107.8%,同比增长15.5%。这两个国家很有后起追之的感觉。另外,西班牙政府负债率的同比增长幅度也达11.9%。
其他几个同样陷入厄运循环的国家,形势可能会大幅恶化。IMF预测,今年西班牙的总体财政赤字将略高于GDP的6%。随着实际GDP不断萎缩,西班牙的财政状况正迅速恶化:预计总债务与GDP之比将从2007年的36%升至79%,而且今年还将继续升高。西班牙国债收益率已逾6%。如果这些数字继续大幅升高,形势就会失控。
这些国家的负债增长速度过高和经济发展低迷的问题如果不解决,都可能步希腊后尘。既然希腊可以退出欧元区,它们为何不能退出欧元区?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中国所持有的欧元债务、欧元现金、欧元资产都将会遭致贬值。
此外,每一次欧债危机加重,资金就会出逃至流动性高的资产如美元以求避险,美元价格就会上升。受此影响美联储更加不敢收紧货币政策,因为如果美联储加息,全球的资金就会更加汹涌地向美元投靠。尽管美联储会拖延量化宽松政策的结束期,但是由于欧元的崩溃,美元将独霸全球,并将不断升值。升值之后的美元更加不利于美国出口,美国对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要求又会增强,进一步压缩了中国出口商的生存机会。
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美国可能施压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受到美元实际升值和避险回流的影响,全球对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的风险投资资产会大量地撤出。这样中国实际上就会同时暴露在两大危险当中:出口大幅下降和资金外逃,中国经济将会受到不小影响。
根据中国央行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看,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贷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在内的对外资产自今年1月份以来一直在下降。比如从今年1月份的1713.87亿元下降到4月份的1597.92亿元,但黄金占款就一直保持在669.84亿元。这显示,中国的金融机构也一直在暗自回避境外金融资产的风险。
展望2015年,世界经济增速将略有回升,但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分化态势可能更加明显。世界经济发展日趋分化,表明国际金融危机遗留的问题比预期更难解决,而经济前景不明朗进而影响到当前的信心、需求和增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避免经济增长持续滑坡至关重要。为减少风险、应对挑战、保持长期经济和金融稳定,各国仍须加强国际政策协调。
一、世界经济增速将略有回升
国际金融危机至今过去六年了,许多发达国家的失业率仍居高不下,与此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仍陷于困境。如今,世界经济仿佛走在平衡木上,不均衡的全球经济复苏仍在继续,但下行风险和不确定性时有增大。2015年,美国、英国经济持续增长、中国、印度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经济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石油价格的下滑等因素,将推动世界经济向前发展。美联储提高利率对金融市场和新兴经济体带来不确定性、欧元区经济的脆弱性、新兴经济体增长继续下行、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等,将是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IMF预测,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为3.8%,比2014年提高0.5个百分点。其中,发达经济体将增长2.3%,比2014年提高0.5个百分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将增长5%,比2014年提高0.6个百分点。
2015年,随着美国进入加息周期,要警惕可能引发的国际金融市场波动。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中央央行实施了史上最积极的货币政策。自2008年末以来,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的官方干预利率都一直略高于零。2011年,欧洲央行曾勉为其难地把利率提高到1%以上,但随后又不得不调回至零附近。为遏制经济停滞局面,2014年6月6日欧洲银行宣布,将边际存款利率降至-0.1%,基准再融资利率下调至0.15%,边际贷款利率大幅下调35个基点至0.4%。这意味着欧洲银行成为首个实施负利率的世界主要央行。而在过去20年里,日本央行执行的利率一直接近于零。
随着各经济体经济复苏状况的差异,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走向明显分化。日本央行仍在推行量化宽松(QE),欧洲央行正在酝酿在2015年初推出欧版QE措施,而美联储在2014年正式结束了QE,正在考虑的是何时以及如何上调利率,市场预计美联储将在2015年年中升息。而包括中国在的新兴经济体则在上调利率。世界经济复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发达国家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但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有助于刺激居民增加消费产出、企业增加投资同时,也助长了金融市场的冒险行为,导致流动性风险上升。这将增加金融稳定风险,并可能影响世界经济复苏。
在世界经济艰难复苏中,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影响增大。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地缘政治因素与国际能源、资源战略争夺相交织,成为国际关系中新的矛盾焦点,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2014年,地缘政治危机和突发事件对一些国家经济增长造成严重干扰。乌克兰危机和中东局势动荡,不仅持续对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释放负面效应,影响到区域内国家经济稳定发展,还对全球金融市场和国际商品价格形成冲击。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盟对俄罗斯开展多轮制裁,重创了俄罗斯经济,俄罗斯以反制裁还击,欧盟部分成员国经济复苏受阻。中东地区持续动荡,“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在伊拉克等国兴风作浪,威胁地区稳定,还可能威胁全球石油供应安全。此外,埃博拉疫情阻碍了部分西非国家经济复苏。到目前为止,乌克兰危机的影响尚未扩散到有关国家及其邻国以外,中东的动荡尚未显著影响能源价格水平,但未来发展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可能在较长时期内影响相关国家经济,给世界经济带来重大影响。
二、世界贸易增长仍低于趋势水平
在世界经济增速低于预期,以及疲软的进口需求下,2014年世界贸易增长弱于预期。发达经济体的进口需求逐步恢复,但不及发展中经济体进口需求的放缓程度,造成全球整体进口需求受到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下跌,国际原油价格出现极端波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相关国家和地区贸易复苏造成阻碍,乌克兰危机造成某些农产品贸易受限,中东动荡局势威胁到石油供给安全,肆虐的埃博拉疫情对影响了相关国家经济发展等。这些均影响到世界贸易的表现。
世界贸易组织(WTO)2014年9月预测,2014年全球贸易实际增长率将为3.1%,其中,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出口将分别增长2.5%和4%,进口将分别增长3.4%和2.6%。2015年世界贸易增速将略有回升。WTO预计,2015年全球贸易量将增长4%,仍明显低于过去20年5.3%的平均增长水平。其中,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出口将分别增长3.8%和4.5%,进口将分别增长3.7%和4.5%。
世界经济低速增长下,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普遍下跌。国际金融危机前,伴随中国实体经济的成长以及美国虚拟经济的扩张,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演绎了长达10年的牛市。但在2011年创出新高后,自2012年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呈现持续下行态势。2012年和2013年,世界初级产品价格指数分别下跌0.2%和0.8%,2014年前9个月该指数同比下跌3.1%。究其原因,一是世界经济低速增长,使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开始全面进入买方市场,供大于求的市场格局导致大宗商品市场黄金期结束。二是美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元升值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三是发达国家经济企稳、股市回报回升,一些投资基金开始从商品市场撤出,大宗商品市场“去金融化”提速,一定程度纠正了过度投机造成的大宗商品价格扭曲。2014年国际原油价格出现极端波动,12月10日国际油价一度跌至5年新低。国际原油价格大幅波动对原油输出国和进口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下跌,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的通缩风险。
三、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继续上升趋势
随着世界经济缓慢增长,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重现增长趋势。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3年全球FDI流入量增长9.2%,规模达到1.45万亿美元,为2007年历史峰值的72%。其中,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FDI再创新高,达到7780亿美元,增长6.7%,占全球流入量的54%。流入发达经济体的FDI为5660亿美元,增长9.5%,占全球流入量的39%。流入转型经济体的FDI为1080亿美元,增长28.6%。
随着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势头渐趋平稳,跨国公司对发达国家业务和资产进行新一轮调整和重组,流入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增长幅度相对较高。某些新兴经济体的脆弱性、政策前景不确定和区域不稳定风险有可能给吸收外资带来不利影响。UNCTAD预计,2014年全球FDI流量有望增至1.6万亿美元,到2015年达到1.75万亿美元,2016年进一步升至1.85万亿美元。
四、美国经济继续释放增长潜能
与欧元区和日本相比,美国经济具有诸多得天独厚优势:人口结构更年轻且合理、有最佳科教制度、具备最优决策团队、有最强创新能力、拥有最丰富的全球资源、最大转嫁危机能力、最优转型政策与架构设计等。推动美国经济可能开始加速的积极因素包括:一是不断改善的收入预期提振了消费者信心,股市反弹让财富效应再现,居民消费进一步改善。而私人消费占美国经济构成的70%以上,在经济复苏中起举足轻重作用。二是在经济企稳、市场利率仍处低位情况下,企业投资的动力增加。“页岩气革命”、“再工业化”和“出口倍增计划”,使美国制造业得以重振,国际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出口对经济增长起到支撑作用。尤其是受益于量化宽松政策,房地产投资增加,拉动制造业重振,创造不少就业岗位。三是金融业明显改善,美元资产受青睐。美联储持续量化宽松政策,使市场流动性充足,大银行经营状况好转,自有资本充足,加之金融改革力度大,监管加强,投机行为有所收敛。在经济较快复苏、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影响下,美元延续2013年以来的走强态势,成为全球投资者热捧的货币。截止12月23日,美国指数升破八年半高位至90.02。四是科技创新成效显现。岩气革命提供了廉价的能源,提升了竞争力,是美国经济成功转型的基础。“再工业化”锁定高端与先进制造,重点扶植高新技术,主攻战略新兴产业,同时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为美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IMF预计,2015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将为3.1%,比2014年加快0.9个百分点。
随着美国经济稳定复苏,宏观经济政策开始向危机前的常态回归。2014年美联储以小步快走方式逐步终止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将在2015年内启动加息进程,但各界对美联储加息时间和节奏的判断仍有分歧。目前强劲的经济数据进一步增强对美国经济前景的信心,提高了美联储加息的几率。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其货币政策历来是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重大因素。对全球经济而言,美联储加息可能导致美元持续走强,吸引国际资本追逐美元资产,引发外汇市场出现新的动荡和国际资本异动。新兴市场可能首当其冲面临资金流出的风险,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也很可能呈现资金外流、价格下跌局面。
五、欧元区经济将处于微弱复苏态势
为遏制经济停滞局面,促进通胀水平向目标靠拢,欧盟政策制定者出台了相关政策。欧洲央行将利率调降至历史低位,还实施了一系列增加流动性的措施。11月17日,欧洲银行行长表示,如果欧元区经济增速和通胀水平持续处于低迷状态,欧洲央行将采取进一步的非常措施来刺激经济,其中包括购买国债。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11月26日向欧洲议会正式提交了总额3150亿欧元、为期三年的庞大经济刺激计划。但市场分析认为,不确定因素将导致政策效果有限。目前欧元区经济的风险主要来自4个方面:一是通缩风险;二是高失业率;三是沉重的债务负担;四是经济持续停滞。欧元区部分国家金融体系脆弱、失业率仍居高位、高债务率和低增长率,是欧元区经济的结构性难题。同时,欧元区潜在通货紧缩风险上升,正在成为困扰经济稳定增长的新问题。IMF预计,2015年欧元区经济增速回升至1.3%,仍处较低水平。而欧元区经济停滞可能通过贸易、金融等渠道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对稳定金融市场、防止经济衰退会起到一些作用,但要实现经济的根本性好转,欧元区仍需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取得突破。
六、日本经济扭转颓势的任务依然艰巨
“安培经济学”旨在摆脱困扰数十年的通货紧缩,提振日本经济恢复增长。迄今,安培已经射出第一支箭(货币刺激)和第二支箭(财政支出),但第三支箭(提高日本竞争力的结构性改革)尚未得到充分落实。2014年11月,日本核心消费价格指数(CPI)从10月份的0.9%降至0.7%。日本经济复苏遭遇挫折,“安培经济学”遭到质疑。随着安培获得连任日本首相,将会有更多时间推行“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经济振兴计划。安培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将日本经济重新拉回到增长的轨道。12月27日,日本内阁批准了3.5万亿日元(约合291.7亿美元)的额外经济刺激方案,用于提升消费水平,支持中小企业运作。这项刺激计划也凸显出,安倍必须艰难地在提振经济和抑制高额债务之间进行平衡。日本经济面临的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如消费者信心下滑、产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高额公共债务等,解决这些问题都将带来严峻的宏观经济和财政挑战。日本经济的关键点是要寻找新的产业增长点。未来日本政府推进结构改革、扭转经济颓势的任务艰巨。IMF预计,日本经济2015年将增长0.8%,比2014年0.9%进一步下滑。
七、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增长继续走低
在维持了近十年接近于零的低息政策后,美联储在2015年底首次调高利率,虽然只有25个基点,但却是长期固定不变的宽松货币政策转变方向的一个信号。因为各界预期此后将会逐渐提升基点,在美国经济维持当前增速的情况下,会在接下来两年内逐步提高利率。
美联储在最近几十年里有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是“稳通胀”,这符合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通胀率高了,经济就会有过热迹象,那么就紧货币、提高利率,收一收;通胀率低了,经济可能就会有趋冷迹象,那么就松货币、降低利率,放一放。当然这同时要顾及就业目标和经济增长的情况。就业率和经济增速稳定或者走高的情况下,以通胀目标操作货币政策几乎就是美联储的常态了。
但这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所以“美联储稳步加息”这一预期还存在变数。从美国国内来看,由于油价持续下跌,经济放缓趋势不减,也可能压低通胀。而从国际上来看,尤其是近期中国经济下滑以及金融市场动荡,也有可能会压低美国的通胀率。特别是在美元对人民币表现强势的情况下,美国的通胀率可能并不会像之前预期的那样一路走高。这就可能影响美联储后续的进一步加息与否、加息幅度等决策。
这里面的逻辑并不复杂。如果全球经济持续下滑乃至疲软不振,那么美国经济也会受影响。就贸易而言,其他国家经济不振对美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也会降低,这样就会影响美国的出口行业;就资本流动而言,虽然存在资本回流到美国的可能,但并没有保证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美国可以一枝独秀,所以也可能出现资本流向其他收益更高的国家。如果出口萎缩、投资流向其他国家,那么美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目标就难以得到保障,自然也就无从谈及“稳步加息”了。
周边地区金融市场的动荡引发了人们的担忧:亚洲金融危机是否会重演?中国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中国是否也会步东南亚后尘,出现外资大规模撤离,给经济带来严重后果? 反应为何如此剧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市场受到严重的冲击。亚洲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在外需低迷的情况下,都采用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撑内需。在美国数轮量化宽松、全球主要央行的零利率政策之下,国际资金在过去几年大量流入新兴市场的债市和股市,并为亚洲各国的信贷扩张提供了流动性支持。五年来,日本以外的亚洲经济体债务占GDP的比重平均上升了30个百分点以上,债务负担堆积,一些国家在汇率坚挺、内需旺盛的背景下出现了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
单从信贷扩张程度和债务负担规模来看,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东北亚经济体普遍高于东南亚,为什么东南亚(尤其是印尼)和印度此番所受冲击最为剧烈,而东北亚表现相对稳健呢?在笔者看来,在境外资本流动波动加剧的背景下,流动性风险才是引发金融动荡的关键。系统性的流动性风险主要取决于以下三点因素:(1)经常账户收支,即一个经济体依赖于海外融资的程度;(2)资本账户开放度,即海外流动性撤离的便利程度;(3)贷存比,即国内流动性的松紧程度。从这些角度看,印尼和印度恰恰拥有经常账户逆差、国内贷存比高企、资本账户开放的不利组合,这意味着外资撤离时它们将面临着最显著的流动性风险。
而海外资金的撤离难免带来国内流动性的紧缩,这又恰恰是在信贷扩张和繁荣已步入尾声时发生,进一步放松货币的空间几无,难免对经济增长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而这又让市场更加担心资产质量的变坏进一步打击市场信心,加速资本逃离。
但是,谈论新一轮亚洲金融危机还言之尚早。亚洲各经济体的经常账户逆差除印度和印尼外,都比1998年小。即使印度和印尼,目前外汇储备“家底”都比较厚实,短期外债覆盖度明显比1998年要充裕。另外,虽然QE退出会促使亚洲经济体国内货币信贷条件收紧,但欧美增长正在好转,会帮助提振亚洲出口。与1998年大不一样的是,印度、印尼及其他受冲击的国家都没有为死守固定汇率而浪费大量外储,而只是试图稳定汇率的贬值过程。汇率本身的大幅贬值又会帮助这些国家增强竞争力,降低经常项目逆差。 中国有什么与众不同?
中国同样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信贷高度扩张、刺激内需,目前也面临着加杠杆边际效果递减、债务负担堆积的压力,但是,中国尚不至于面临同样的风险。第一,中国仍保持着可观的经常账户盈余;第二,较封闭的资本账户意味着“热钱”进出中国难度较大、成本较高;第三,封闭的资本账户也意味着央行有足够空间掌控国内流动性,而不是被美联储牵着鼻子走。因此,美联储退出QE本身不会给中国带来显著的流动性风险,东南亚、印度的金融市场动荡不会在中国上演。
近两年来,虽然由于外需低迷、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大幅缩水,但到2012年仍有近2000亿美元。这意味着我国并不依赖海外融资来支持国内信贷和经济的扩张。我们预期未来几年经常项目的顺差还会维持在GDP的2%左右。
中国与大多数新兴市场不同的是,资本账户尚未开放。虽然近期央行加快了资本账户开放步伐,但总体来看中国对于直接投资以外的跨境资本流动仍然实施着较严格的管制。较封闭的资本账户意味着中国企业和居民对海外短期流动性的依赖度远低于其他亚洲经济体。
此外,中国金融市场也相对封闭,外资在中 国股市和债市中所占比重非常有限、远低于东南亚一些债券市场上动辄50%多的外资持有比例。近来的短期外资本来就少,外逃的自然十分有限。
与其他亚洲经济体被动引入美联储货币宽松的做法不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始终维持了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在2009年大幅放松货币信贷政策后,2010年-2011年上半年通过上调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回笼资金、对冲外汇流入的增加;2012年前三季度通过降准和公开市场操作又注入流动性,应对外汇流入的枯竭。近几年,中国基础货币增速主要取决于央行政策立场等国内因素,而非外汇流入规模。
从目前来看,央行仍然有充足的空间和工具来应对海外流动性冲击。虽然未来可能出现资本账户逆差,外汇储备停止增长,外汇占款明显减少,但央行下调高达19.5%的存款准备金率,或是通过逆回购等公开市场操作来保证国内流动性的充裕。必要时,央行可以采取其他创新工具,如常备借贷便利、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甚至直接购买银行所持证券,来向货币市场注入流动性。因此中国能够抵御较大的海外流动性风险。 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美联储淡出量宽,应该是在美国经济稳健复苏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我们不要忘了美国经济持续复苏对中国出口和经济的正面拉动作用。而淡出量宽本身对我国的流动性和金融市场的直接影响相对有限,因为我们拥有较为封闭的资本市场和独立的货币政策。
但是,淡出量宽对中国的间接影响是负面的。虽然中国的基本面情况比东南亚、印度等其他新兴经济体稳健,但在全球经济紧密联系的今天,市场恐慌情绪极易蔓延,各经济体都将遭受不同程度的冲击,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
第一,其他新兴经济体遭受冲击后,需求下滑将拖累中国出口。包括东南亚和印度在内的主要新兴经济体占中国2012年出口额的17%,因此这些地区经济减速会对中国出口有一定程度的拖累。当然,G3经济体占中国出口增加值的比重高达60%,因此发达国家需求好转可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其他新兴经济体的需求滑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