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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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经济形势范文第1篇

近年来，的高速增长还能不能维持下去的正在引起经济学家更多的关注。这些年来的经验表明，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难度和成本似乎越来越大。而且，如图1所示，1994/1995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还出现了显著而持续的下降趋势，尽管增长下降的幅度还值得进一步估算[1]。

更进一步，我们基于官方提供的增长率数据发现，1995年以来，不仅增长率的均值有所下降，而且变异系数出现了更显著的下降。在1979-1994年，增长率的变异系数为0.36，而在1995-2000年则下降到0.13。这意味着经济的高度波动可能已被增长率持续下降的趋势所取代。基于这样的观察，我们有理由怀疑，在“短期”的经济不稳定因素背后，1995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很可能反映了某种“长期”因素的制约作用。

为了观察并考察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变动的长期因素，我们在本文计算了改革以来中国的实际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动模式，而且我们发现，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一个清晰的发散变动模式。我们通过进一步懂得，这个发散模式所提供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是，在中国，资本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对经济增长的变动是不太敏感的。这不仅反映出政府的力量在资本形成中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意味着“资本深化”的加速可能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

然后，我们构造了一个简单的说明了资本-产出比率变动的主要原因，并在经验上证实了我们的解释的合理性。它也帮助我们认识到，在中国经济增长率呈减速趋势的背后，技术的选择偏差是主要的原因，因为技术选择的偏差加速了资本的深化过程，使资本的边际报酬过快出现了递减趋势。我们的这个发现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在90年代中期以来的持续减速可能是典型的“外延”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短期需求波动造成的。短期的需求波动（指需求增长率的变化）应主要理解为经济增长减速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在第2节，我们对改革以来的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变动关系做出经验的描述。第3节提供一个理论的讨论。第4节和第5节是经验的验证。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2经验观察及其含义

本文主要探求这样的长期因素是否存在。要观察这样的长期因素，根据（新古典）增长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我们可以选择从观察资本-产出比率的总量指标入手。我们对1979-1998年间中国的实际资本-产出比率及其增长率做了计算（见图2和图3）。如图3所显示的那样，我们发现，在1994/1995年之前，改革显著改变了计划经济原有的封闭的模式，抑制了资本过度积累的速度，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被资本的增长所利用，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在这一时期，资本-产出比率不但没有上升，反而略有下降（1979-1994年平均增长率为-0.89%）。但在1994年以后，资本-产出比率的确显著而持续地上升了（例如，1995-1998年间的资本-产出比率平均年增长1.92%）[2]。其结果，资本-产出比率更显著上升了。

为了从整体上来解释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我们先使用1978-1998年间的GDP的增长率对同一时期的实际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做了一个回归观察。图4给出了两者之间的“散点”分布，直观地显示出了经济增长率与资本-产出比率的负相关关系。我们所估计出的线性趋势方程为：

（经济增长率）（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

()

这个简单的经验观察显示，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动与经济增长率的变动方向是相反的。这个发散的模式可以通过比较图1和图3更加直观地显示出来：在经济增长加速的时期，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动呈现出减速的趋势；而在资本-产出比率加速增长的时期，经济的增长呈下降的趋势。看起来，我们需要从理论上来解释资本的形成方式与经济增长率的这个有趣的变动模式。

在给出这个变动模式的理论解释之前，我们先来进一步来考察一下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动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这个变动模式对资本形成速度有什么含义。为此，我们再回到“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上来。在利用1978-1998年中国经济的数据计算“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时，我们使用了这样的增长率定义：

这里，和分别代表资本存量和产出水平。下标表示即期，表示前期。符号“^”代表“增长率”。上面的计算公式可以帮助我们来探讨我们所估计出的经济增长率与资本-产出比率增长率之间的那个经验方程对资本形成速度的含义。首先，根据估计方程，我们知道，若上升，则下降。根据我们定义的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公式可知，在上升时若要下降，那么，至少不应有上升的压力，即可以下降或者不变。其次，同样根据估计方程，我们知道，当下降时会上升。而依照我们上面给出的资本-产出增长率的定义可知，在下降时若要上升，至少不应有下降的压力，换句话说，可以上升或不变。

上述简单的讨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变化却有重要的含义。因为资本存量的变动是投资的结果，因此，我们对经济增长率与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所估计出的方程显然是有理论意义的。粗略地说，相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资本存量的变动似乎基本是稳定的。也就是说，资本形成的速度对GDP增长率的变动是比较迟钝的：当经济增长加速时，资本的形成速度并没有相应地加速，从而资本-产出的比率下降了；而当经济增长下降时，资本的形成并未减速，结果资本-产出的比率上升了。这也是资本-产出比率在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时依然可被观察到上升的基本原因。

3理论解释

那么，为什么我们在中国的改革后时期会观察到资本形成的这个时间变动模式呢？为了解释这个模式，我们需要寻求资本-产出比率这个总量指标变动背后的“生产理论”，因为在理论上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动应该在微观上反映该经济的“生产方式”的变动。为此，我们求助于索罗（Solow，，1960，1962）以及丹尼森（Dension，1967）等人后来发展起来的所谓“增长的核算”框架来帮助说明资本-产出比率变动的这个微观基础。

首先，给定一个规模报酬不变的库布-道格拉斯结构的生产函数：

（1）

其中以，，分别表示产出、资本存量和劳动，为资本的产出弹性。另外，假定技术

进步为中性，变化率为常量。我们从（1）式很容易推导出“人均产出”（）的增长方程。例如，对（1）式的两边除以，我们可以得到“人均”的总量产出函数：

（2）

为了推导出资本-产出比率变动背后的“技术因素”，让我们首先来资本-产出比率（）。我们知道，资本-产出比率（）实际上可以写成“资本-劳动比率”（）和“人均产出”（）的商，即：

（3）

将此表达式（3）代入上面的资本-产出的定义中去，我们就得到了用资本-劳动比率表达的资本-产出比率：

（4）

现在再对（4）式的两边取对数并将对数表达式变换成“增长率”的形式（我们还用符号“^”表示增长率，另外把A的增长率定义成“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简单的关于“资本-产出比率”的核算方程：

（5）

在新古典生产理论的假设条件下，（5）式清楚地表明，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动是资本-劳动比率（即人均资本或者称为“资本装备率”）变动的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化率之间的“差”。因此，对我们所关注的中国经济增长问题而言，我们显然需要将注意力放在改革以来资本-劳动比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发生变动的时间模式上来。

根据上面的表达式（5），现在就可以给出我们对资本形成相对于经济增长表现出“迟钝”的基本解释。假设投资不断增长，并且假设投资的增长能够持续有效地驱动更多的劳动投入生产过程以致于资本-劳动的比率没有上升的压力，这时候，根据（5）式，除非TFP在不断恶化，否则，资本-产出的比率并不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因为进入资本的增长被劳动的增长所匹配。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就可能观察到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伴随着资本-产出比率的显著上升，即使这种增长主要还是依赖要素投入的增长来实现的。对一个资本稀缺而劳动富裕的经济来说，这意味着，只要技术效率（TFP）不断改善，技术的选择不过分朝资本替代劳动的路径偏差，经济的增长仍有更长的持续性。

相反的情况是，技术的选择出现了不断朝资本替代劳动的路径偏差。在这种情况下，投资的增长导致资本-劳动比率的上升，出现了所谓的“资本深化”过程的加速趋势。结果，由于资本的增长持续快于劳动的增长，导致资本的边际回报出现递减趋势，最终导致到经济的增长速度下降。在现有的里，这正是增长的“外延假说”所针对的情况：一旦出现过快的“资本深化”，或者说经济中的资本密集度持续上升，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因为投资的边际回报递减而下降，甚至经济会最终出现衰退。我们猜测，正式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观察到中国经济在增长减速的情况下反而伴随着资本-产出比率的上升趋势。其实，根据我们的上述解释，这个经验观察背后的因果关系是，过快的“资本积累”导致了资本的边际回报率的持续下降和经济增长的减速。

4经验证据

以上的表明，观察改革以来的技术变动路径是否出现“偏差”以及何时出现了“偏差”对于证实上述理论解释的合理性是至关重要的。不过，我们在本节将经验考察的重点集中在部门，这是因为工业部门的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工业的增加值（工业GDP）占全部GDP的70%[3]。所以，观察工业部门的技术选择路径对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动模式是有典型意义的。至于工业部门的TFP的变动情况，我们在本文不作重点的考察，原因是，虽然在新古典的里对技术进步做了外生的处理，但是在经验上，技术的进步与技术选择的路径是非常相关的。资本-劳动比率的上升往往也会导致TFP的增长减速，这在我们的另一项（张军和施少华，2000）以及谢千里、罗斯基和郑玉歆（1995）的实证研究中都已得到证实。所以，我们在本文集中于对资本-劳动比率的考察。

为了观察中国不同所有制工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动，我们在表1利用所获得的官方数据并给出了1980-1996年国有部门、集体部门和大中型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及其增长率。在计算资本-劳动比率时，我们这里分别使用了官方公布的名义值资本数据和按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平减的实际值资本数据[4]。显而易见，在1980-1996年间，特别是80年代后期以来，无论是国有企业部门还是集体企业部门都经历了资本-劳动比率的持续而显著的上升趋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集体企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上升得比国有部门更快，而且无论是按名义值计算的资本-劳动比率还是按实际值计算的资本-劳动比率，结果均为如此。这说明，集体企业部门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实际上经历着非常迅速的资本深化过程。考虑到的“乡镇企业”是集体部门的主要涵盖对象，这个结果的含义就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说，乡镇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实际上在快速地上升。

我们的这个观察结果与现有的一些研究也是一致的。例如，陈剑波（1999）的研究也发现，8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乡镇企业的开始表现出了令经济学家不能完全预料的变化和特征，那就是它的技术选择路开始出现偏差，它的技术变化并没有如正统的理论所期望的那样沿着技术中性或节约资本要素的路径发展，相反，资本的密集度却有不断提高的趋势。在陈剑波的数据里，乡村两级企业在1978-1996年间经历了资本-劳动比率以及平均资产规模的显著上升（见表2）[5]。

除了国有企业部门和集体企业部门之外，在表1我们还计算了大中型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率。结果显示，大中型企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率明显低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部门。出现这个结果的一个原因自然是，在改革初期，大中型企业本身已具有相当高的资本-劳动比率并始终保持着与小型企业在资本-劳动比率上的差距。例如，我们在计算中发现，在1980年，大中型企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几乎是集体企业部门的7倍。众所周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和长期执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策略，在大多数工业部门，国有企业不仅规模大而且装备了资本非常密集的技术。但是，由于集体部门的资本深化速度非常快，所以到1996年，集体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已经上升到大中型企业部门的1/4。当然，大中型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仍在增长，不然的话，按照现有的增长模式，集体企业部门在资本-劳动比率上很快就会赶超大中型企业。

不过，我们想指出的是，乡镇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快速上升并不是主要因为乡镇企业面临的劳动力价格上升过快（陈剑波，1999；大琢启二郎等人，2000，中文版，第9章）。而是一个需要从工业组织/市场结构的角度来解释的。为此，我们曾发展了一个简单的“过度进入”的概念框架来解释转轨中的工业组织的结构特征（Hallagan and Zhang，1998；张军和哈勒根，1998）。我们模型的含义是，由于特定的财产制度和需求环境，特别是地方政府的介入，乡镇企业向工业部门的进入遵循了“古典竞争”的特征，从而导致过度进入和不断升级的投资。根据这一解释，不断提高的资本密集度主要不是劳动力实际价格的上升或上升过快的结果，而是乡镇企业部门过度投资和过度进入的产物。

诚然，在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之前，乡镇企业的技术来源还主要还是依赖于与国有企业的非正规途径而获得的。国有企业淘汰的设备以及来自于国有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成为乡镇企业获得技术的重要来源。因为如此，乡镇企业实际上选择了劳动高度密集的产品的生产。典型的情况是，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不同，它往往不是生产许多产品，而是集中单个产品的生产，而大多数产品的生产是向城市国有企业分包来的（Naughton，1995，p 155；陶友之，1988）。然而，这种分包关系并没有演变为稳定的分工和合作的契约关系。不仅如此，在一些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乡镇企业试图减少和摆脱对国有企业依赖的动机非常强烈。据江苏省院的调查发现，在无锡乡镇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中，向城市国有企业的分包所占的比重在1981年超过了70%，而在1985年下降到了21%[6]。

事实上，在80年代中后期，作为政策，虽然政府鼓励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进行广泛的所谓“横向联合”，但是这个努力并未得到乡镇企业的积极响应，最后以失败而告终[7]。而如果没有与国有部门之间形成特定的分工和合作的稳定契约关系，那么，乡镇企业的进入在事实上就成为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对手。我们认为，认识到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两大部门的这个进入-竞争关系对于解释乡镇企业部门快速的资本深化是非常重要的。为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的竞争方式提供任何理论的解释并不是本文的目的，相反，我们希望为这个竞争方式提供一些经验的描述以帮助说明乡镇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快速上升的基本原因。

为了描述这种竞争方式，首先我们必须指出，乡镇企业的大规模进入并不能简单地和孤立地用乡镇企业较之国有企业的“比较优势”来解释。由于在80年代初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种种扭曲还存在，乡镇企业的进入既可能是因为它们有较之国有企业的所谓“比较优势”，也可能是对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现存的一些经济扭曲的理性反应。具体而言，在一些国有部门留下的未被满足的需求场合，乡镇企业的进入有助于矫正过于重化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在这些劳动非常密集的生产领域，乡镇企业的确发挥了它们在利用廉价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

而在另外一些场合，如纺织业，乡镇企业的进入则更可能是因为被扭曲的高利润环境所吸引，而且它们的进入实际上争夺了国有企业的产出和利润。世界银行出版的中国企业改革的研究报告（Byrd，1992）提供了反映80年代中国工业组织结构特征的一些背景资料。例如，中国的纺织行业典型地表现出了多种所有制和不同规模的企业并存的组织格局。尽管有大量的国有大型企业，但80年代初，在17100家纺织企业中，有2/3的企业为地方小企业，仅有1/3隶属于纺织工业部和地方政府的纺织工业局。这当中，国有企业为3261家，城市集体企业2314家，国有与集体联营以及与香港企业合资的有66家（Sabin，1987，p231）[8]。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乡镇企业的进入是否在总体上提高了经济的效率，似乎是不能肯定的[9]。不仅如此，由于过度的进入和竞争，该部门的赢利能力实际上恶化了。诺顿（Naughton，1995，p.159）曾经分析了乡镇企业进入纺织业的情况。他发现，由于乡镇企业过度使用了劳动力，其生产并不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因此他也倾向于认为，在一些制造业部门，乡镇企业的进入和增长实际上可能恶化了社会福利的水平。

对于前一种情况，虽然乡镇企业发挥了比较优势，但是由于乡镇企业之间的竞争非常严厉，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乡镇企业的社区产权的性质所决定，这种竞争往往带有典型的“新古典调整”的特征：一个新的市场机会将迅速诱导大量的模仿者进入，价格和边际利润随之下降，直至市场饱和，利润趋于为零，出现均衡（Byrd and Zhu，1991）。这种竞争虽然会导致效率的一次性改善，但由此形成的工业组织则毫无疑问缺乏持续的和动态的改进机制（如创新、重组、稳定的买卖关系和信誉等）。

在与国有企业直接竞争的场合，由于国有企业部门，特别是大中型企业部门的资本装备水平比较高，所以乡镇企业必然面临如何能跨越较高的市场进入壁垒的问题。这就意味着，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的直面竞争实际上就是乡镇企业不断缩小（和赶超）与国有企业装备水平（即资本-劳动比率）差距的的过程。这可以从乡镇企业新建项目的固定资产的平均规模和每个项目的投资总额的增长速度中得到部分的证明。1986年，乡村企业新建项目固定资产的平均投资规模为17.51万元，平均每个项目的投资规模为17.21万元，而到1992年则分别为42.83万元和26.19万元，比1986年分别增长144.6%和51.65%[10]。

乡镇企业能够实现快速的资本深化自然又得益于地方政府在信贷上的支持。在现有的中，地方社区政府与乡镇企业的关系常常被解释为乡镇企业的一个效率源泉（Weitzman and Xu，1996，Nee，1994），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地方政府的介入降低了乡镇企业在进入市场中的过高的交易成本。但所忽视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的介入干预了信贷市场，帮助乡镇企业形成了一种特定的预期，导致了普遍的过度进入和过度投资（过度生产能力）的形成。而面对过度的进入，地方政府和乡镇企业又往往进一步选择提高装备水平作为竞争的策略，因为地方政府干预了信贷市场使得资本的取得比现有生产能力的组织重构更容易。因此可以说，地方政府的全面介入既是乡镇企业高速扩张的原因，也为乡镇企业增长的持续性施加了技术层的约束条件。

5收益率变动的时间模式

概言之，基于表1和表2所提供的数据信息，我们已经证实，工业部门的资本深化整体来说在90年代中期以后显著地加速了，而在此之前，资本装备率的上升一直是缓慢的。这也是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在9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持续减速的重要因素，因为资本的深化加速是导致投资收益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改革以来中国工业部门的资本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已是众所周知。不过，问题是，虽然工业部门的利润率在80年代的下降在改革后时期具有正常回落的成分，但是，90年代以来持续的恶化显然已不为“正常回落”所解释了（张军，2001a）。我们进一步的观察发现，中国工业企业的亏损比重和亏损额只是在1989/1990年以后才急剧而持续地增长（张军，1998）。我们在图5给出了国有部门的亏损变动的时间轨迹[11]，为了更突出亏损在1988/1989以后的急剧增长特征，我们这里使用了国有部门的利润额减亏损额的“剩余”作为观察的曲线。不难看出，这个“剩余”在1988/1989年以后急速下降了，到1995年，这个“剩余”已持续为负。以上这些观察都似乎说明，投资回报率的恶化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显明的时间模式。

按照本文的理论框架，我们认为，投资收益率的下降应该主要可以用工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的过快上升来解释。对这个命题的统计检验可以通过估计有待解释的部门利润率函数来进行。为此，我们在表3报告并汇总了国有部门、乡镇企业部门和全部工业部门的利润率函数的分别估计结果[12]。其中，国有部门和乡镇企业部门的估计结果（1）和（2）来自于大琢启二郎、刘德强和村上直树（中文版，2000，第8章），而全部工业部门（样本）的利润率估计结果（5）来自于本文作者的另一项研究（Liang，Zhang and Murakami，2000）。

在估计部门利润率函数中，主要考虑的解释变量分别是资本-劳动的比率、企业的投资规模以及乡镇企业的进入份额等。根据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变动性质的解释，我们期望在统计上发现，（1）资本-劳动比率的上升对部门利润率有显著的负面效应；（2）乡镇企业的持续进入争夺了国有企业的利润，使部门利润率恶化；以及（3）企业的投资规模对利润率没有显著的“规模效应”。对于国有部门和乡镇企业部门，回归使用的利润率估计函数为

（1）∏it=αit+∑αijDij+β1（K/L）it+β2（K）it+γ（X）it+εit

这里，∏it为利润率，D为工业部门的特征，K/L为资本-劳动比率，K为企业投资规模，X代表乡镇企业的进入份额，ε是误差项，假定它符合正态分布。统计检验使用了1987-1992年6年的39个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即t=6，i=39），样本数为234个。（3）和（4）使用一年滞后的乡镇企业的份额，数据样本减少为195个。另外，全部工业样本混合的利润率估计函数使用了下列形式：

（2）∏ij=bi+b1ln(K/Lij)+b2ln(K ij)+b3ENGij+b4EXPij+b5WELij+b6SDY+b7TDY+u，

其中∏ij是第i个四位数工业和第j种所有制类型的利润率（%），K/Lij是资本-劳动比率，Kij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ENGij是行业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比重（%），EXPij是出口比重（%），WELij是福利支付比重（%）。SDY是国有企业的虚拟变量，TDY是乡镇企业的虚拟变量。a是回归方程的常数项，ak（k=1…9）是系数，e是误差项。bi是与第i个四位数工业有关的常数项，该值在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间保持不变，但在不同的四位数工业部门间却是不同的。bh（h=1…7）是系数，u是误差项。要指出的是，我们在估计全部工业的利润率函数中使用了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1995年）所提供的“截面”样本数据（样本数是1266[13]）。事实上，如果我们在截面上能够发现部门利润率与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之间存在着统计显著的负相关性，那么，这个经验结果对我们的理论假说也不失为一个有意义的经验支持。

为了突出我们所期望的估计结果，我们在表3只选择性地给出了与我们的问题有关的变量的估计系数。根据回归结果（1）和（2），我们发现，资本-劳动比率的上升和乡镇企业的份额的增加对国有部门的利润率有着显著的负面（其系数均为负并且它们的t统计量的绝对值都非常高）。考虑到（1）和（2）是使用1987-1992年的“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有部门的利润率在这段时间的下降可以用其资本-劳动比率的上升以及乡镇企业的进入来解释。不仅如此，根据（2），乡镇企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的上升也同样降低了乡镇企业的赢利能力。为了避免联立方程偏差问题，（3）和（4）是改用一年滞后的乡镇企业份额重新做出回归的结果，但其结果与（1）和（2）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而且，对乡镇企业部门来说，资本-劳动比率和企业投资规模的显著性反而都显著改善了。

表3中的第5列（即（5））是使用第3次工业普查所提供的截面数据对利润率函数（2）所做的回归结果。这里我们省去了对其它变量的回归结果的讨论，仅仅给出了资本-劳动比率和固定资产规模的系数的估计值。与我们预期的一样，资本-劳动比率的上升对工业部门的利润率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对利润率也几乎没有什么正面的效应，1%的资本存量的增加值导致了仅仅0.007%的利润率的增加。这个结果实际上与（1）和（3）的结果基本相同。不过，我们注意到，在结果（2）和（4）中，乡镇企业的规模系数为正并且非常大，似乎令人费解[14]。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回归使用了仅包含少量解释变量的非常简单的方程，数据还比较粗糙。另一个可能性是，尽管乡镇企业部门的企业平均规模较大，但是由于资本市场高度不完全，大型的乡镇企业比小型乡镇企业在资本的获得上还是更有优势[15]。

6基本结论

当大多数学家都在谈论经济增长下降的“宏观”因素时，本文把目光转移到了增长的“长期”因素。尽管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维持了世界上最高的平均增长率，但是经济增长变动的一些统计性似乎清晰可见：资本的形成速度与经济的增长轨迹有显著的发散趋势。这样一个经验的观察有理由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技术层（长期性）。

我们并不否认要素投入的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问题是，一个劳动力供给如此充裕的经济，为什么经济的增长这么多年一直步履艰难？本文发现，从增长的技术层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主要在于资本-劳动比率在90年代以来上升得过快了，从而使得投资的收益率在此期间出现了持续的和显著的恶化趋势。虽然改革以来的技术效率或生产效率（TFP）有了显著的改善，但是投资的效率却在90年代以后下降得更加严重，部门的赢利能力以及不断增长的企业亏损在90年代以后戏剧性地出现了恶化趋势（张军，2001a）。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率在90年代中期以来的持续下降在逻辑上应该是一个资本深化速度过快和投资收益出现递减的结果，而不应解释为短期的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不仅如此，依照我们的解释逻辑，1994/95年以来总需求的增长下降只不过是经济增长下降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下降的原因。

本文发现，中国经济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增长和1992-1994年的超常规增长之后，资本形成中所累积的一系列低效率问题就开始显露端倪。导致这个结果出现的主要原因是那个众所周知的过度投资和过度竞争的混合型转轨体制。由于过度的投资和过度的竞争，企业的技术选择显示出资本替代劳动的偏差，使技术路径逐步偏离了要素的结构，资本-劳动比率持续上升，加快了资本的深化过程，导致了投资收益率的持续而显著的恶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这个解释与杨格最近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认真的评价在逻辑上也是一致的。在最近的中，杨格（Young，2000）从统计上证实，中国的工业部门在改革以来逐步显现出了区际间的趋同结构，地区间生产能力的重复和区际竞争严重威胁了中国工业部门的赢利能力，导致地区间的生产模式在越来越偏离了其比较优势。他发现，这个偏差在90年代以后反而更加严重了。

我们的研究揭示了制约在我们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体制性扭曲，它的存在导致了过度性地投资和区际间的过度竞争。在典型的集权计划经济里，要素的价格被严重扭曲以“创造”更多人为的工业租金来补贴工业化和城市化。在转轨经济中，对要素（主要是资源和资金）的计划控制被放松了，取而代之的是地方政府的控制。同样，地方政府深受捕捉租金的激励驱动，竞相利润率高的制造业。资本的形成不断提高资本-劳动的比率。从融资方面来讲，虽然改革以来的投资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并没有伴随真正的资本（所有权）市场的迅速发育。投资体制的改革使财政资金变成了信贷资金，投资的集中决策由分散决策替代了，但是，因为还没有形成有效的资本的所有权制度，资本还没有真正变成稀缺的要素，信贷资金的使用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干预。在这种体制下，对资金的过度使用还相当的普遍，这可以从中国工业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乡镇企业）普遍具有的高负债比率中略见一斑。

毫无疑问，工业部门的赢利能力的持续恶化以及严重威胁投资收益率的资本形成体制和金融制度将是中国经济未来高速增长的严重制约。它们的存在及其作用也使得中国维持一贯高速经济增长的代价会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在的体制下，大量无效率的资本一旦形成，就会进一步强化金融资源的无效分配，而在短期，对投资的鼓励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加强长期因素的形成，这些问题都将对增长的持续性产生负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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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文不打算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统计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现有的研究文献。例如，罗斯基对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下降有过一系列的研究（pitt.edu/~tgrawski/）。他甚至重新考量了1997/1998年中国的GDP的增长率，将官方的增长率数据下调到了5.7%以下（Rawski，2000，2001）。另外，对于改革以来中国官方GDP增长率数据的可靠性问题，近年来也多有研究文章问世。例如，有的经济学家发现，在1978-1991年，中国的GDP增长率平均被高估了1个百分点，而在92-1997年则被高估了2.5个百分点（孟连和王小鲁，2000）。

[2]我们想提醒的是，根据伊斯特里和费雪尔(Easterly and Fischer，1994)提供的资料，由于长期外延增长的结果，前苏联的资本-产出率在苏联解体前的1950-1987年间平均每年上升大约2.5%。我手头未能找到作者的原文，这里转引自我对他们这一研究的部分记录。

[3]以1999年为例，GDP增长7.1%，其中4.3个百分点是工业增长的贡献（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课题组，2000）。所以，观察和解释GDP的增长，可以主要关注工业增加值的增长。

[4]这些价格指数的数据来自于卢荻（Lo，1999）。

[5]需要提醒的是，由于作者在他的论文中没有提到数据的来源和对数据的处理，所以，陈剑波（1999，表1）的数据可能是没有进行价格平减的名义值。当然，基于我们在本文表1的结果可以知道，使用名义值实际上并不影响他的基本结论的有效性。

[6]这一数字是从世界银行的研究出版物中间接得到的。参见波德和林青松主编的版《中国的乡村工业：结构、发展与改革》（Byrd and Lin，1990）第5章“市场关系与工业结构”的有关论述（尤其是第97页）。

[7]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在1987年组织了对上海地区的国有企业与外地乡镇企业的“横向联合”的大型调查为我们了解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进行联合的复杂动机和方式提供了大量值得认真分析的信息。参见这一调查的研究报告《企业改革与发展新路：上海工业企业横向联合调查报告集》（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1988）。

[8]从分部门来看，1990年乡镇企业进入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行业的企业数量分别为5648和3839家，进入运输设备制造业和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企业数量分别7603和3506为家。在钢铁工业这个规模报酬递增并以国有大企业为主导的部门，乡镇企业也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些乡镇企业主要生产最终产品（钢材）。《中国统计年鉴（1995）》（国家统计局，1995）显示，1994年生产钢铁的乡镇企业达到17455个，它们提供了钢铁工业总产值的26%。

[9]哈勒根和张军（Hallagan and Zhang，1998）发展起来的关于“过度进入”的福利分析的模型讨论了这种过度进入的福利后果。最近杨格（Young，2000）关于中国区域生产结构趋同问题的统计分析似乎也支持了这样的观点。

[10]这个数据来自于陈剑波（1999）。

[11]实际上，整个工业部门发生亏损的时间模式与国有部门是基本相似的，参见张军（1998）。

[12]计算所需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1998），未做价格平减处理。

[13]严格来说，我们模型中的几乎所有解释变量都不是外生变量，而是内生变量。然而由于缺乏合适的变量定义，很难构造联立模型。我们只能假设这些变量是预先决定和/或制度性决定的。

世界各国经济形势范文第2篇

关键词：宏观经济；形势；预测；

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在稳步进行，经济增长速度也正朝着预期方向行进。但由于国际经济形势起伏不定，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受其影响也出现相应变化。

一、国际宏观经济形势

目前，世界经济总体上保持着复苏态势，总体上看，2013年世界经济仍将呈现低速增长态势，2013年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4.5%左右，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为2.5%，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为6.5%。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将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地位提升必然要求对相关国际经济金融机构进行改革，经济格局的变化将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增加我国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包括20国集团在内的多种对话机制的形成将为我国广泛参与全球经济金融事务提供了更多的国际舞台；世界经济格局变化还将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变。

从区域宏观经济来看，欧洲债务危机导致欧洲金融体系崩溃和欧元区解体的可能性很小。欧债危机使整个欧洲将陷入停滞，各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也将明显下降，并严重危害世界经济的复苏。虽然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虽然立场存在明显差异，但最终均达成有效的短期救助方案；而从中长期看，随着欧元区在财政、金融等方面进行大幅度的制度调整，债务危机将会逐步得以解决。美国经济不景气对我国出口的影响也将逐渐显现。另外，今年以来由于经受自然灾害的日本经济处于恢复期，需要大量进口，使我国对日本的出口一直保持较快增长，但是随着日本经济形势好转，进口将有所下降。

二、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当前，国内的经济增长处于短期回调状态，支撑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各类要素组合仍比较好，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良好：工业化、城市化都在快速增长；投资需求虽然有所降低，但仍然比较旺盛。与此同时，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将上升，地价将上升，资源环境使用成本也将上升，而且人口老龄化将更加明显，这些因素将导致我们传统的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渐丧失。

当前我国经济正在经历两个转变，即从高速增长转为平稳增长，从规模扩张式发展转为质量效益型发展。我国经济总的形势是好的，且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工农业投资机会多，供给仍然不足，需要满足市场需求。笔者重点介绍以下几个方面的经济形势。

首先是经济增长形势，我国经济仍处于增长“长周期”。从短期来看，房地产行业和制造业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另外，企业自主投资较强，制造业增长较快也将推动经济增长。从中长期来看，企业设备升级等投资需求势头不减，国内较高的储蓄率对拉动内需仍有很大空间，我国经济将长期处在一个增长通道中。但是，我国经济增速开始放缓。2013年世界经济极具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金融动荡已致外需明显下降，国内高通胀下的投资拉动模式难以为继，加之土地可开发数量减少，土地财政拉动经济的空间缩小，也使内需增长有限，经济增速呈现逐渐回落趋势。

其次，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严重。国内消费严重不足，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虽然国家已经启动刺激内需计划，但截至目前为止效果并不明显。过度依赖投资，不仅影响消费，也存在生产能力过剩和闲置，加大金融风险的隐患；依赖出口，国际贸易长期失衡，不仅具有较大的风险，也导致贸易磨擦加剧。

再次，曾经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劳动力、土地、矿产资源等传统要素，其供求关系已发生较大变化，价格持续上升，原有竞争优势逐渐减弱，一些地方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已近极限。国内外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使得过去那种依赖出口快速增长的外需拉动模式不可持续，凭借要素投入的快速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凭借低水平竞争和产能过度扩张的粗放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另外，通胀方面，首先，通货膨胀压力减缓。经济回落降低通胀压力、输入性通胀逆转以及国内食品价格进入回落周期促使我国通胀回落。PPI也快速回落。但是，在全球货币宽松的情况下，通胀预期短期难以轻易改变；当前经济内在扩张压力依然存在；可能存在的自然灾害、舆论炒作等都可能成为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因素。

三、我国宏观经济形势预测

2013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运行环境，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国民经济运行总体良好，但是，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际宏观经济形势和，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以下重点对几个方面进行预测。

首先，“十二五”期间我国将不断加强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根据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到2015年我国工业化率将由现在的50%上升到65%左右，城镇化率将由现在的45.7%上升到60%左右。工业产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可以带动GDP增长0.6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GDP增长1.5-2个百分点。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力。

其次，预计投资增速将继续下滑。与2013年一样，随后的拖累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因素为房地产投资及其相关投资。基建投资，制造业投资在地产相关产业链，政策相对紧缩的大环境，以及财政收入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下将继续下滑。预计今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继续放缓，在房地产、基建、制造业的投资组合中，制造业相对增速最高。

再次，预计今后宏观调控政策从整体政策框架和总基调上，不会有太大改变，可能仍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正确处理物价稳定和消费需求的关系努力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的方向，促进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可能会更加关注正确处理投资、出口和消费的关系， 有效防止经济风险。此外，继续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使其有所成效。

综上所述，当前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在国际金融危机重创之下，世界经济由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面对当前依然比较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只要我们采取正确宏观调控手段，运用合适的金融调控政策，就能使我国经济健康发展。（作者单位：江苏省电力公司大丰市供电公司党群工作部）

参考文献

[1]高艳秋.我国宏观经济走势及政策调控分析 .科技创新与应用.2013.25

世界各国经济形势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 风险分析 应对机制 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便捷了世界各国经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现代企业依托于互联网进行网上订单和网上汇款，比实地进行交易的效率更高。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世界各国对于互联网金融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这就不得不引起一些经济学家对于互联网金融的重视。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会对传统金融模式产生多大的影响，会多国际经济形势造成怎样的影响是我们所以谈论的重点问题。互联网金融的出现，重组了资本市场的投资金融结构，对传统金融市场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下面我们就重点介绍互联网金融在实际运转中存在哪些问题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对于国际经济形势有着怎样的影响。

一、互联网金融的概念

在分析互联网金融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之前，我们应当明确什么是互联网金融。所谓互联网金融是由传统金融行业与互联网技术相互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兴的领域。不同于传统金融的是，互联网金融所采用的媒介不同，而且金融参与者的形式也不同。在互联网金融中，金融参与者依托的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交易效率，使得参与者的资金运转速度更快。互联网金融比传统金融具有业务更加透明、金融参与者的参与度更高、协作性更好、中间交易成本更低、操作更便捷等特点，而这些特点也正是当下金融者所需要的，所以，可以说互联网金融的出现符合大众对于金融市场的需求，满足了大众的基本需要。所以当互联网金融出现之后就被大众所接受和推广。互联网金融在交易方式上依托的是第三方支付，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交易双方的经济利益。而且我们所说的互联网金融也不是单纯的指互联网技术和金融业之间的结合，而是指在经济活动中依靠安全快速的运转被广大金融参与者接受并推广的一种新模式和新业务。互联网金融在推广之处也曾受到大量的质疑，但是随着国际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创新和进步，人们对于互联网金融进行了重新的定位和认识，并接受和自觉推广互联网金融模式。现如今，互联网金融已经涵盖了个人贷款和企业融资等方面，并且也开创了网上银行和第三方支付等业务。可以说，现在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已经趋于成熟，在未来的国际经济金融市场上互联网金融也会越来越多的被采用，且会同传统金融市场一起促进国际经济的融合和发展。

二、互联网金融的主要特点和模式

我们所说的互联网金融指的是互联网技术和金融行业的结合，但也并不是这二者的简单结合，而是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金融参与者自愿加入并推广的一种金融模式。之所以互联网金融被广泛的接受和推广是因为它具有以下几种特点和独特的金融模式。

（一）互联网金融有以下几个特点：

1、互联网金融的成本比较低

互联网金融是一个大的金融平台，金融参与者可以依托于互联网在这个平台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产品以及找到自己所能接受的价格。从这个层面进行分析的话互联网金融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交易平台，减去了现实生活中所需要的市场成本。另一方面，在互联网金融中，供求双方是进行的自助交易，减去了中介的费用，也没有交易成本和垄断利润，所以在交易中就省去了很多的成本，从这一层面进行考虑，互联网金融也减去了很多现实中所需要的成本。就这两点分析，互联网金融的成本比传统金融业的成本更为低廉。

2、互联网金融的交易效率很高

互联网金融依托的是互联网技术，不同于传统金融行业的是，供求双方在进行交易时的速度很快，并不需要等待。传统金融市场上，买方在进行交易结账时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而互联网市场则不需要，在进行交易时是一对一的进行。交易速度很快，效益效率很高。

3、互联网金融覆盖面很广

互联网金融的覆盖面很广，因为是依托于互联网而存在，所以在互联网这个平台中，任何地域，任何时间都可以进行交易。而在传统金融市场中，仅能够在一段时间内进行交易。所以在这一点上，互联网金融的覆盖面是很广的。

4、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很大

作为新兴的一个领域，互联网金融存在很大的运行风险。具体而言，互联网金融涉及到供需双方之间的资金交易。而现在情况下，与互联网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健全，所以出现资金纠纷时没有法律依据进行参考。这就容易导致钱到货不到或者货到钱不到的恶性时间的发生。另外，由于是网上交易，所以也存在一定的网络风险，例如黑客通过电脑技术盗取客户账号进行交易或者直接到去账户资金问题的发生。在这种程度上讲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很大。

（二）互联网金融的主要模式

互联网金融的一个主要模式就是信息处理模式。这个模式也被大家所熟知，这是互联网的一个特点。在互联网上面，我们可以查找我们所需要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信息。从金融角度来讲，互联网金融向参与者提供了大量的金融信息，让其能够通过对各类信息的整合和处理，以归纳出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对自己的投资做出参考依据。

世界各国经济形势范文第4篇

【关键词】国际经济贸易，中国，对外贸易

随着中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在参与到国际合作与竞争的过程中，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对中对外贸易的影响也随之加深，其在给中国带来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中国的对外贸易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当前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特点及趋势

1.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成崛起之势。20世纪90年代前后，美日欧以均衡的经济实力形成世界格局中的“三足鼎立”，但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而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经济就走入了低迷的状态中，欧洲经济增长稍有放缓的趋势。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呈崛起之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2013年世界各国的GDP总量排名中，中国的GDP总量为9.3万亿，巴西的GDP总量为2.5万亿，印度的GDP总量为2.2万亿，俄罗斯紧随其后，GDP总量为2.1万亿。据预计，未来10年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不相上下。

2.多边贸易体系谈判进程迟缓不前。贸易自由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形式，是各国参与国际经济贸易、充分利用世界资源的最基本途径，但是无论在任何时期，贸易自由化都是相对的，是与贸易保护政策同时存在的。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纪经济不平衡趋势在逐步加强，由于美国的经济发展要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这就使世界各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中竞争逐渐加剧。在进入21世纪以后，发达国家的经贸呈迟缓态势，从而使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再一次加剧，致使贸易冲突升级，新贸易保护政策随之诞生。但是，在新一轮的多边贸易体制谈判中，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自由贸易竞争的激烈化，致使谈判进程缓慢，并不断在寻求各国统一利益立场的解决办法。

3.区域自由贸易相对比较活跃，并得到蓬勃发展。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转型国家的经济转轨使区域经济合作现象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由于双边贸易谈判进程迟缓，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成为了世界各国家进行贸易合作的新途径，从而促使国际经济贸易自由化途径变得方便。目前，大多数国家都加入到了区域合作经济中，从而推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WTO成员国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贸易协定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区域自由贸易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二、基于国际经济发展的我国对外贸易的战略制定

1.转变对外贸易的出口方式，提升出口产品的质量。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得到了蓬勃发展，从我国关于对外贸易的政策上分析，目前我国是以出口贸易为主要贸易战略。虽然我国的出口贸易为国民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是，我国的出口贸易在结构与方式上都存在着局限性。首先，出口产品的结构大多数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因此，有着世界加工厂的称号；其次，我国的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相对比较低，缺少市场竞争力。由此，我国应及时改变对外出口产品的结构和方式，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转变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方式，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品的生产制造，并积极的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以提升我国出口商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

2.强化我国对进口贸易重要性的认识，制定相应的进口贸易战略。进口贸易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不仅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增长，还关系到了我国的经济安全问题。因此，应强化我国对进口贸易重要性的认识；与此同时，国家还应制定相应的进口战略，以更好的引进并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并保障我国经济的安全。在战略制定的过程中，要着重突出进口贸易的重要性，并积极的扩大进口，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要注重对技术原料资源的引进，以保证我国资源进口的多元化，确保国家经济安全，更好的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

3.提高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面对服务贸易的发展形势，为了提高我国的对外贸易竞争实力，我国应全力提高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这就要求国家要鼓励服务贸易企业积极的引进先进的技术，提高服务贸易的整体竞争实力。与此同时，政府也要加大对服务贸易的扶持力度，同时，要完善关于服务贸易的相关法律法规，净化服务贸易的环境，从而吸引更多的外商来中国投资。服务贸易企业也要提高自身的服务质量，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完善管理体系，大力引进先进的技术来武装自己，从而提升自身的综合竞争实力。

4.积极地参与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当中。在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要积极的参与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当中，以提升自身的综合竞争实力。这就要求做到以下三点：首先，要积极的加强与港澳台之间的贸易合作，使我国的经济共同的繁荣发展并走向富强。其次，要用全面的眼光看待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世界格局中，寻找与自身利益需求互补并关系友好的合作对象。

总结：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是当下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我国最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的参与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并在经济转轨探索中，纵观全局的把握好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以完善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提高我国对外贸易的整体竞争实力，以更好的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黑龙江省国际经济贸易学会2000年学术年会在哈召开[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0（06）

[2] 庞兴忠.《国际经济贸易知识》系列丛书即将问世[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1992（01）

世界各国经济形势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国际经济贸易;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推动

一、前言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背景下，国际经济一体化形成，国际贸易的发展呈现出更多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国际贸易自由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后，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强劲趋势，给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不断探索发展我国对外贸易经济的过程中，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推进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二、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最新动态

（1）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深。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愈发密切，各个国家实现了经济的合作，相互间的影响也在加深，从而形成了以经济合作为核心的统一整体，全球统一市场由此诞生。第二，全球经济体制逐渐形成，从而各国之间的经济行为得以规范，经济运行的全球化战略在此基础上建立。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国际市场在形成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这就使丰富的资源、先进的技术、雄厚的资金实现了共享。[1]

（2）贸易自由化进一步升级。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贸易自由化的进一步发展。从20世纪最后十年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国际市场分工的进一步明确，国际贸易的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从其发展的广度上分析，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和国际经济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世界各国要么强势加入世界经济发展中，要么被卷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浪潮中，但是无论是以何种形式加入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浪潮中，都促使各国将本国的经济延伸到了他国。从其发展的深度分析，由于全球经济战略体系的形成，以及世界经济发展观念的更新，国际经济贸易已从传统的以货物贸易为交易对象，逐渐深入到以经融、技术等为交易载体的交易行为。贸易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使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愈发密切，这种互相依存、相互推动的融合形式，需要各国最大限度地配合经济发展的需求，消除其间的阻碍因素，从而实现各国资源技术的最优化、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3）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态势活跃。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形成与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渐加深，合作关系逐渐加强，但是由于多边贸易本身局限性的约束，以及近些年来多边贸易谈判尚未达成统一共识，知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态势愈加活跃起来，并逐渐发展壮大。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协定和条约的签订，使周边国家或与自身利益相统一的国家实现了贸易经济的互利互惠，从而使可利用资源、资金以及技术达到了最优化配置，实现了各国的经济效益。

三、国际经济贸易发展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推动作用

（1）有效地整合了我国的资本，提高了资本利用的有效性。一个国家要想实现经济的稳健发展，就需要国内的生产资本进行有效的整合，提高资本利用的有效性，这样在实现购买他国产品的基础上和我国的同类型产品进行对比，从而发现其中所存在的不足与缺陷，并进行及时有效的整改，使我国的产品在有参照的情况下，有方向、有目的的改造，提升我国产品在世界市场竞争的实力，从而在实现资本利用的有效性基础上，实现我国的经济效益最大化目标。与此同时，实现资本的有效整合，能够在合理范围内确保资源利用的有效性，减少资源浪费的状况，这一点在我国沿海地区的作用表现更为明显：这是因为沿海地区的生产属于劳动型密集产业，在实现资本的高度整合后，能够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步过渡以最终完成蜕变，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2]

（2）生产效率得到提升，产业结构得到优化。要想实现社会经济稳健发展，就需要对生产要素进行合理控制。从以往的实践经历中，不难分析出国际经济贸易中所存在的科学分工，不仅实现了国际资源的充分合理利用，与此同时，还改进并优化了生产结构。因此，基于此实践经验，我国开始实现国际分工，以其优势作用实现技术与管理的创新与发展，从而使我国的生产效率得以提升、产业结构得以调整，从而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控制，在技术和管理得到更新的同时，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缩小了与发达国家技术的差距。

（3）国际贸易形式多元化。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成与发展，面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形势，我国市场经济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并使社会主义经济呈现出新的发展形式与趋向。经过在世界经济环境下的“摸爬滚打”，我国的国际贸易形式已经从单一形式向多种形式并存的趋势发展。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的占有率，我国的企业将发展的目光转向世界市场，在国外市场开辟新生产基地的同时，实现了合作交流的多种渠道，从而有效地减轻了国际贸易保护带来的影响，这就进一步扩大了我国社会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程度。与此同时，随着科学技术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化的普及与开放，为我国贸易提供了新的形式，即网络贸易。由于网络的方便快捷性，为网络贸易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平台，并逐渐被我国的各个领域采用，这就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同时也为我国的国际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动力。[3]

（4）有效地强化了我国企业的管理建设。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和世界竞争的逐渐加剧，使我国企业认识到了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就必须创新企业的经营管理，而当前企业管理的核心便是科技和人才。在我国传统的企业经营管理中，企业通常都是以价格的优势获得竞争的有利地位，这就严重地浪费了资本，无法实现企业经济的最优化配置，因而无法满足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面对新时期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我国的企业已经逐渐将企业管理的重心转移到科技与人才上，这就开创了我国企业发展的新局面，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了，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实力大幅度提升了，并在世界经贸的发展过程中，树立了良好的品牌意识。在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企业主动还是被动地加入到国际市场竞争的格局中，都使企业在优胜劣汰的危机感中不断地强化了自身的管理建设，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实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四、总结

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实现了与他国的经贸合作关系，并与利益相同的国家形成了区域合作的关系，这就使得我国的经济建设进入到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面对新时期下的世界经济格局，我国不仅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还要用发展的眼光去分析国际市场的变化形式，以确保在世界经济格局的竞争浪潮中，我国社会经济能够稳健并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孙杰.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及其对中国经济的挑战[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2，12（0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