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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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范文第1篇
2、陂塘工程：陂塘系利用自然地势，经过人工整理的贮水工程，其功能是蓄水溉田；
3、太湖流域的塘浦圩田系统 ：隋、唐、宋时期，水利建设遍及大江南北，太湖流域的塘浦圩田大规模兴修尤为突出；
4、海塘工程：自汉、唐起，江、浙、福建沿海人民为防御潮水灾害而开始修建江海堤防。海塘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开发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
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范文第2篇
款州的农业经济在唐代有了超迈前代的发展。不过款州的农业经济并不主要表现在稻作农业的发展上，而是表现在以茶叶为主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上。
歇州以丘陵、山地为主，“新安为郡，在万山间，其地险陋而不夷”①，“林深村落多依水，地少人耕半是山”②，便是对该区自然环境和地貌特征的概括。山间一些旁溪近河的河谷平地固然宜于植稻，唐诗中也有“稻热瓜累岁有仁”，“村南村北稻花明”的记载。不过总的来讲，山多地少，粮食的种植面积不大。多山的地理环境固然限制了粮食生产的发展，却为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提供了理的场所。歇州人民扬长避短，靠山吃山，在丘陵、山地间广种茶树，因此在中唐以后，款州境内茶园广布，成为唐代江南地区最重要的茶产地之一。
歇州的茶叶主要产于委源、祁门二县。陆羽《茶经》云:“款州生婆源山谷，与衡州同”;杨哗《膳夫经手录》亦云:“姿源方茶，制置精好，不杂木叶，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赋税所人，商贾所资，数千里不绝于道路。其先春含膏，亦在顾诸茶品之亚列。”祁门茶在《茶经》中未载，不过唐人张途在《祁门县新修间门记》中给我们留下该地产茶的重要记载，该文云:“邑之编籍民五千四百余户，其疆境亦为不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资银婚增素求市，将如上材料表明，祁门、婴源茶区具有面积大、业茶众、茶叶产量多、制作精的特点。由于山多地少的自然环境，促使当地的农民不得不即山树茶，仰茶为生，因而形成了“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的景观，这表明祁门、婴源一带植茶面积广，业茶人数多。
“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婆源方茶，制置精好，不杂木叶”，说明祁门、婆源出产的方茶，制作技术高，质量好，在当时已被茶商视为茶中精品。唐人杨哗在《膳夫经手录》中根据各茶区产茶多少和质量高低，把唐代茶叶分为“以多为贵”和“少而精者”两类。根据他的划分，蜀地新安茶、饶州浮梁茶等以多取胜，而款州产茶区则属“少而精”类。其实，这一划分并不能使人信服，仅从张途对祁门一地的记载来看，祁门茶不仅在质量上为浮梁诸茶所不能及，就是在业茶之众、植茶之广、产量之多方面，丝毫也不亚于浮梁，“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足资说明。
其次，祁门、姿源一带已形成了专业化的农业区域—茶叶生产种植区，已出现了以种茶为生的专业种植户—茶农。祁门、婆源县境山多田少，多山的自然环境宜于种茶，却不适于植稻，因此这里的人民即山树茶，以此为生，这表明两地的茶叶种植基本上和粮食生产分开，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部门。据张途记载，祁门一县是有5400余户，却有十之七八的人口在从事茶叶生产。即是说，这里已有40()0户左右的种茶专业户。一户若以6口计③，即有24000多人在从事专门的茶叶种植和茶叶生产制作。在唐代，以植茶为生的并不限于款州的祁门、婆源二县。事实上，至迟在中唐以后，江淮产茶区的农户“作业多仰于茗茶”。文宗大和年间(827年一835年)，有人就指出“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生”④。开成五年(840年)十月，盐铁司上奏亦称:“江南百姓为业，多以种茶为生。”⑤可见，中唐以后，在南方重要的产茶区内，至少有一部分地区已开始了茶叶的专业化生产，而这种现象只不过在款州的祁门、姿源二县表现得尤为明显罢了。随着茶区专业茶农的日渐增多，在唐代户籍中又增添了“园户”这一新名称，这无疑是专业化茶叶种植区形成的反映。
再次，随着茶叶专门化种植区的形成，祁门、婆源一带的茶叶贸易也有了较大发展。茶叶是唐代新兴的一项大宗商品，说它是商品，是因为茶农生产它，主要不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而是为了投放市场出售交换。这样，茶叶生产与市场交换自然便联系了起来。这种为市场交换需要，以获取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必然会推动茶叶贸易的发展。所以，每到出茶时节，以求利为目的茶商们不远千里，不畏辛苦，络绎不绝地前往茶区购茶。这势必会在产茶区一带形成以交换茶叶为中心的地方市场。“倚溪侵岭多高树，夸酒书旗有小楼。”⑥湖、常两州交界的水口草市，就是这样一个因交换茶叶而形成的地方集市。在文献中，祁门、婆源茶区虽无这样的地方交换市场的直接记载，但从“每岁二三月，(商人)贾银络增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祁门)，
“商贾所资，数千里不绝于道路”(婆源)的记载来看，这里业已形成了交易茶叶的市场。茶叶贸易使一向偏僻的山区，一下子变成了热闹非凡之地，这对山区地带的经济开发，无疑是具有极大的刺激作用和推动作用的。
商人“贵银络增素求市将货他郡”，说的是外地商人前往茶山收购茶叶的情况。其实，祁门、婆源一带本地茶商贩茶到其他地方，也为数不少。茶农既以种茶为生，他们是商品生产者，同时又是商品出售者。祁门、姿源地区山多地少，粮食不能自给，而“业于茶者七八矣”的茶农“给衣食，供赋役”又全仗茶茗了，为了维持生存，交纳赋税，扩大生产，他们必然会想方设法把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迅速投放到市场上出售，以换取他们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因此，这里的茶农其中必定有一部分专门从事茶叶贩运。祁门、婆源地区的茶农固然是属于小商品生产者，但也不排除他们中间的少人在制茶、贩茶过程中发财致富，随其资本的不断增大，逐渐成为拥有雄厚实力的大茶商。咸通三年(862年)，祁门县令陈甘节修治好间门溪后，“贾客巨艘，居民业舟，往复无阻。”⑦这里的“居民业舟”表明，祁门茶区从事茶叶外运的本地商人当拥有一定数量。杨哗称婆源方茶，“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姿源方茶既然远销北方州郡，其中一定有相当部分是当地茶商贩运去的。据记载，唐末五代初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禁江南茶商无得人境，自采山中(幽州大安山—引者)草木为茶，弩之。”⑧既然婆源方茶早已远销幽蓟，那么刘仁恭在幽州“禁江南茶商无得人境”者，其中必有不少的姿源茶商。明清时期，徽商十分活跃，有“无徽不成商”，“贾人几遍天下”之说，其实他们的前辈歇州茶商在中晚唐时就已相当活跃。
祁门茶叶外运主要是走水路，从间江上游的间门溪(祁门水)出发，然后溯间江西行至都阳湖再人于长江。《祁门县新修间门溪记》云:“县西南一十三里，溪名间门，有山对耸而近，因以名焉。水自叠嶂积石而下，通于都阳，合于大江。其济大利物，不为不至矣。”《新安志》卷一《风俗》载:“新安，故秦二县(黔县、款县—引者)，在山谷间，地广远。……祁门，水人于都，民以茗、漆、纸、木行江西，仰其米给。”《新安志》为南宋歇县人罗愿编撰。如上材料无疑是宋代祁门地区土产外运以交换米粮情况的反映。唐代的情况是否也如此呢?这里我们有必要作一些分析。
如前所述，唐后期祁门一带已形成了茶叶生产的专业种植区，茶农们靠茶叶生产“给衣食，供赋役”。而该地的粮食生产不多，需要从产粮区大量运人方能自给。在唐代，江南地区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稻作生产技术的进步，使粮食的亩产量大为提高。这样，农民就有更多的余粮投放市场交换，因而进人流通领域的粮食数量较前代大为增加。进人流通领域进行交换的粮食，除流向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流向了粮食不能自给的经济作物专业种植区。而经济作物专业种植区(这里主要是指茶叶专业生产区)的形成和它对粮食的大量需求，又必然会导致和促进粮食商品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宣歇产茶区的人民把所产的茶叶大量外运以换取米粮，长江中下游产粮区的粮食也不断流向宣款山区，这在唐代是有史可证的。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卢坦出任宣歇观察使。当他到任之时，正逢该区发生旱灾，粮价骤长，属下有人建议抑米价救饥，卢坦却不以为然。他说:“宣款土狭谷少，所仰四方之来者;若价贱，则商船不复来，益困矣。⑨”于是放开米价，“米斗二百，商人舟米以来者相望。”在唐代，外地粮商在款州特别活跃，这与该区农民多以种茶为生形成了专业化的农业区域当有极大的关系。就祁门县而言，进人该县的粮商多是来自长江中游地区的江西商人，因为这里的水上交通便利，他们顺阎江而下便可直达祁门。产粮区的粮食大量流人经济作物种植区，反映了农业生产领域不断在向专业化、区域化方向发展、迈进，标志着农业领域内商品生产和社会分工有了较大的发展。马克思说:“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⑩，“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⑧祁门等地以茶叶生产为主的专业化区域的形成，显然是建立在社会分工有相当程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是唐代农业领域内商品经济发展的集中体现，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地商品性农业的发展，无论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前代。
款州的手工业在唐代也有了显著发展，除制茶业外，还表现在制墨、制砚、造纸、竹编、漆器、麻织、酿酒等手工业部门中，其中以制墨、制砚为中心的文具制造业在全国皆处于领先地位。
1.制墨业。墨是重要的书写工具之一，从其制作的原料来看，可分石墨、松烟墨、油烟墨等种类。石墨是一种“悉如墨”的山石，《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载:“黝县，本汉旧县(即黔县)，县南有墨岭，出墨石。”《旧唐书·地理志》记载了黔县得名的由来:“黔县，县南墨岭山出石墨，故也。”《太平御览》卷五四《地部十九》引唐人《款州图经》云:“黝县有墨岭，上有石如墨色，软腻，土人取以为墨。”《新安志》卷五《黔县·古迹》亦云:“石墨井，在县南十六里，《方舆记》云墨岭上出石墨，土人采之以书，采处成井。”可见，歇州黔县一带很早就知道使用石墨作书了。
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曾一度流行石墨，到魏晋之时逐渐被松烟墨所取代。歇州山多美松，为该地制墨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质原料。中唐后这里的制墨业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大规模的发展却始于唐末，这与北方制墨工匠李超、李廷硅父子南来有较大关系。苏易简《文房四谱》卷五《墨谱·二之造》载:“江南黔款之地，有李廷硅墨尤佳。廷硅本易水人，其父超，唐末流离渡江，睹款中可居造墨，故有名焉。”陆友《墨史》卷上亦载:“(李)超与其子廷硅，唐末自易水渡江，至歇州，地多美松，因而留居，遂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赐姓李氏。”
河北易水在唐代是全国著名的制墨中心，这里有许多制墨大家，李超、李廷硅父子便是其中之一。唐末因躲避战乱，李氏父子来到江南歇州，把北方先进的制墨技术带到了这里，对于推动当地制墨业的发展起了极大作用。大约李超在款州制墨之始，数量不多，但制作精，质量甚佳。徐铱称“幼年尝得李超墨一挺，长不过尺，细裁如筋，与弟错共用之，日书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尽。磨处边际有刃，可以裁纸，自后用李氏墨无及此者”⑩。后来规模不断扩大，制墨之精稍不如前。“唐末陶雅为款州刺史二十年，尝责李超云:‘尔近所造之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时，何也?’对曰:‘公初临郡，岁取墨不过十挺，今数百挺未已，何暇精好焉”’。。大约到了李超之子李廷硅时，由于改进了制墨生产技术，墨的质量大为提高，李氏之墨遂名冠天下。据宋人何远《墨记》载:“余为儿时，于彭门寇钓国家，见其先世所藏李廷硅、下至潘谷十三家墨，断硅残壁，璨然满目。其廷硅小挺久不见胶彩，而书于纸间视之，其墨皆非余墨所及”，足见其质量之高。所以宋人蔡襄在评品天下名墨时以“廷硅墨为天下第一品”。从这些记载不难看出，李氏之墨在唐末已名显于世，到南唐宋时，已成为墨中精品而名扬天下，时有“千金易得，李墨难求”之说，故宋人称“墨出于款之黄山，肇于唐末李超、廷硅父子，自南唐以来贵之”⑩。
2.制砚业。款州是唐代江南地区最重要的制砚基地，也是全国制砚业的中心之一。款砚产于姿源龙尾山，《新安志》卷一O云:“婆源研，在唐开元中，因猎人叶氏逐兽至长城里，见叠石如城垒状，莹洁可爱，因携以归，刊粗成砚，温润大过端溪者。后数世，叶氏诸孙持以与令。令爱之，访得匠手，琢为研，由是天下始传。南唐元宗精意翰墨，款守献研，并荐研工李少微，国主嘉之，摧为研官，令石工周金师之，其后匠益多。”从如上记载可知，婆源龙尾砚的制作、生产始于玄宗开元时⑥。猎人叶氏逐兽山中，将所获之石“刊粗成砚，温润大过端溪”，说明款砚质量颇高。不过当时款砚的制作仅限于叶氏家中，数量有限，在社会上影响不大。后来叶氏的子孙献砚于婆源令后，
“由是天下始传”，说明唐后期款砚已开始了大规模生产。1976年，在合肥唐墓中出土了一方箕形歇砚，石质细润，色泽清纯，墓碑上所刻时间为唐开成五年(840年)，说明唐后期歇砚已很流行，广为人知了。婆源龙尾石纹色有螺纹、眉子、金星和银星几大类，李之彦《砚谱》云:“款砚，出于龙尾溪，以金星为宝。”据陶毅《清异录》记载，五代后梁初，梁太祖朱温赐宰相张文蔚等三人“龙鳞月砚”⑩，就是款州生产的一种较为名贵的金星砚，说明唐末五代初年，款砚已作为贡品进贡到中原朝廷去了。到南唐李后主时，在款州设立制砚作坊，由研官专门负责生产，从此款砚名声大噪，誉满天下。
3.造纸业。宣款地区造纸业最发达之地当推宣州，开元时宣州所造的案纸、次纸就被列为贡品。天宝二年(743年)在长安广运潭展览的宣城郡船上就有人贡的宣纸。款州的造纸业晚于宣州，歇纸前期不人贡，后期人贡，《新唐书·地理志》载“款州贡纸”。《新志》土贡内容反映的是长庆以后地方人贡的情况，说明唐后期款州造纸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到南唐时，款州生产出了名闻天下的澄心堂纸，《文房四谱》卷四云:“南唐有澄心堂纸，细薄光润，为一时之甲。”洪适((款砚说》亦云:“李后主留意翰墨，用澄心堂纸、李廷硅墨、龙尾砚，三者为天下冠，当时贵之。”
4.竹编业。款州地处山区，竹类资源丰富。竹既可用来建造房物，又可用来编织扇、覃等生活用具。款州竹覃生产历史悠久，南朝萧梁时，款令仲文秀“令民先输六尺覃”，竹覃已成为当地的著名产品。款州竹覃主要产于休宁，《新安志》卷二《叙物产》称“覃出于休宁，所从来久”。人唐后，款州竹覃做工更加精细，不仅是市场上享有盛誉的商品，而且也作为贡品入贡朝廷。《通典》卷六载新安郡“贡竹覃一合”，《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亦载款州“元和贡竹覃”。
5.酿酒业。款州的酿酒业在唐代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太平广记》卷二四引《续仙传》云，新安款人许宣平以贩卖柴薪为生，常自吟到:“负薪朝出卖，沽酒日西归。”杜牧《款州卢中垂见惠名酝》云:“谁怜贱子启穷途，太守封来酒一壶。”杜牧既然把款州太守寄来的酒视为“名酝”，想必此酒在当时已享有盛名。晚唐时，款州酒已作为地方性名酒人贡。凌应秋《沙溪集略》卷四载:“唐朝凌荣禄，字子贵····一日遇异人于溪上，邀至家，以酒待之。异人欣然，授以酒方，指地凿井日:汲此水，依方造之，其味自佳……试之，果验。唐光启元年(885)以方进，蒙赐金帛而归。”程尚宽《新安名族志》后卷亦载:“款县沙溪，在邑北十里，款州判官之十世孙日(凌)荣禄，得异人授以酒方甚佳，光启初进于朝，赐金帛归，遂名里社为‘皇富”’。
6.漆器业。款州山中多漆树，漆成为当地著名的土产。刘津《姿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称款州“其诸胶漆之财，玉帛之货，山川之利，租庸之常，不足纪也”。《新安志》卷二也说“佳漆则诸邑皆有之”，说明漆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作物在款州山区已有广泛种植。据文献记载，款州“山民夜刺漆，插竹览其中，凌晓涓涓取之，用匕刮筒中，碟碟有声”⑥。所记虽是宋代取漆情况，估计唐代取漆与此不会相差太远。
7.麻织业。款州山地宜于种麻，早在东晋南朝时，麻的种植就很普遍。梁武帝时，新安太守任防就吟出了“兀茂麻麦盛”⑩的诗句。人唐后，款州种麻更盛，麻织业相当发达。唐代在产麻区调布，“江南道润州调火麻，余州并以经布”，这里自然包括歇州在内。《唐六典》卷二O《太府寺》把唐代主要产麻区的麻布按其质量的高低分为九等，款州所贡的竺布列为第七等。唐后期，款州麻织业在前期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载歇州“开元贡麻布”，“元和贡细竺布”，估计在元和时敦州的麻织品在质量上有了较大的提高。
此外，歇州的矿冶业在唐代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新唐书·地理志》载绩溪县“有银、有铅”。《新安志》卷五《绩溪沿革·山阜》载:“大郭山，在县东六十里，高五百五十初，周百五十里……旧出银、铅，唐天宝四年尝采。”
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范文第3篇
一、少数民族音乐艺术的社会价值
（一）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沟通交流
在各民族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生活环境等因素的不同，多数民族都具有本民族的内部语言与风俗习惯。语言的民族性与风俗的地域性在客观上阻碍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音乐作为一种通俗的情感表达方式，音符的律动中能够传达出喜、怒、哀、乐等情感特征，具有一定的普及性与流通性，在文化交流与传承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桥梁作用。
江苏民歌《茉莉花》在国际舞台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在“97”和“雅典奥运”中均响起该民歌的旋律。尽管外国听众不了解该歌曲的具体内涵，但透过细腻优雅的曲风，传递出了新颖悦耳的美感，一幅江南水乡的水墨图景仿若近在眼前，音乐的独特力量由此可见非比寻常。少数民族音乐同样在文化交流与传播中发挥了桥梁作用，通过其音乐艺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去认知少数民族的悠久历史与独特风情，开始去理解少数民族同胞的艰辛的发展史。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音乐在我国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过程中的确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为民族团结与和谐发展贡献了力量。
（二）体现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
少数民族音乐在发挥着文化交流桥梁作用的同时，也是识别某一民族群体的标志。蒙古族的《嘎达梅林》、维吾尔族的《达坂城的姑娘》、朝鲜族的《阿里郎》均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独具特色的音乐艺术，由此也成为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标识，它记录了本民族的历史进程，概括了全民族的情感体验，促进了本民族的文化流传，增强了民族内部的凝聚力。
在少数民族文化的流传过程中，音乐艺术更像是一种传递民族文明与民族历史的承载者。某一民族的起源、迁徙、历法、祭祀、斗争等活动，在民族音乐艺术中均有鲜明的体现。它同时也融合了该民族的伦理道德标准、社会组织结构、民族理想目标、日常生活场景等内容，折射出了少数民族对于情感与生活的基本认识与共有观念。每当同族兄弟姐妹手拉手纵情歌唱时，全民族的理想与向往也得到了抒发与讴歌，音乐凝聚情感的作用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二、少数民族音乐艺术的经济价值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外发展过程中，地域性的音乐艺术作为文化的传承使者，在促进本民族文化繁荣的同时，也吸引了大批的游客与投资者，从而拉动了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由于历史与地理位置原因，作为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的西部地区，其经济发展与中东部地区相比较为滞后，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上了议事日程。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落实与实施，西部地区围绕着自身优势资源，借助国家政策的“东风”，使得自身的经济发展步入了快车道。
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其优势资源颇为广泛，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人文资源，均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在人文资源之中，少数民族音乐艺术由于具有自身的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因此对其进行市场化的开发与利用，可以为少数民族的贫困落后地区谋一条有效地长远发展之路。在经济开发过程中，少数民族艺术不仅可以得到更为完善的传承与发展，保证少数民族的独立性与民族地位，也能为本民族地区创造巨大的经济收益。
以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为例，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数量最多的省级行政区，人口超过5000人的少数民族就多达25个。绚丽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为云南省的经济文化建设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在云南省建设文化大省的具体目标中，少数民族音乐的弘扬与传承被列为重中之重。以《云南映象》为代表的优秀少数民族音乐艺术作品，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巨大的反响。以“纳西古乐会”为代表的民族特色音乐展示活动，吸引了国内外的大批游客，大幅提升了当地的经济收益。一系列的事实表明，少数民族音乐艺术蕴含着丰厚的商机与利润，其自身具有巨大的资源效益与经济价值。做好少数民族音乐艺术的弘扬与传承工作，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范文第4篇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地区经济的发展已经摆到全国及国际经济的舞台上，每个地区都需要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角色，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融入国际分工格局之中，并在区域及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开发区有比较好的经济基础，拥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并形成了较为密集和配套程度较高的产业群，这为开发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伴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融合进程的加快，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浪潮，这为开发区企业的发展提供难得的契机。目前，开发区企业依靠本土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已探索出适合自己发展的经营模式和成长道路，面对区域竞争的加剧和国外企业及产品的冲击，开发区企业如何抓住世界产业转移的机遇和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实现进一步发展是面临着巨大问题。当前，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成为开发区经济发展的主题，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是我们的趋势，企业应该充分利用这一历史机遇，实现规模、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在增强开发区经济发展后劲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为加快开发区企业的发展步伐，使企业在开发区有更快更好的发展，我们对开发区企业发展现状进行全面、深入调研，目的在于全面掌握开发区企业的发展状况，总结开发区企业发展经验和分析开发区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结合其它开发区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明确开发区企业发展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促进开发区经济大发展、大提高。尤其在品牌战略、土地使用和园区带动发展等方面展开分析，为开发区企业进一步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和意见。另外，此次调研也为建立健开发区企业数据资料做基础性工作。
本报告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大量的数据，重点阐述开发区企业的发展现状，展现开发区企业发展的全貌和特点；第二部分，通过分析开发区企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阐述开发区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明晰企业面临的挑战和竞争态势，为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和思路提供依据；第三部分，利用国家和地方政府大力发展地方经济的契机，结合开发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为解决开发区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具有前瞻性、可行性、创新性和可操作性政策建议和对策。
第一部分：开发区企业现状
一、开发区企业概况
截至12月，开发区企业431家。从资金总量来看，企业注册资本达到151亿元 ，注册资本在100万元以上的有140多家，注册资本在1000万以上的有33家，注册资本在5000万以上的有5家，超亿元的集团公司有3家。开发区实现产值125.3亿元,年产值超过5000万元的民营企业33多家。从上缴税收看，开发区企业纳税总额为3.12亿元，占南浔全区税收总收入的37%。从提供的就业机会看，开发区企业从业人员合计为2万人。开发区企业出口额为5012万美元，占全区贸易出口总额的27%。从行业分布看，制造业是企业涉足的主要行业；从科技实力来看，开发区企业科技企业达到73家，实现产值23.65亿元，经过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有8家，占开发区企业科技企业总数的11% 。
从98年以来，企业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近6年间企业数年均增长率在10% 左右，新增企业迅猛增长，截至12月，开发区企业总数达到431家，其中，到，新增加企业近150家，总投资高达40466万美元。
二、企业注册资本情况
注册资本普遍较低，注册资本在500万以下（含500万）占开发区企业总数的85.8%，其中，100万以下占了67%，100万-500万占18.6%；500万-1000万之间占开发区企业总数的8.1%；注册资本在1000万-5000万之间占开发区企业总数的6%；注册资本在5000万以上的只占开发区企业总数的1.2%。从分析可以看出，企业还是以中小规模为主，注册资本在100万元左右的占据开发区企业80%左右的比例，说明开发区企业的规模普遍偏小。注册资本在5000万以上的只占开发区企业总数的1.2%，这我们的经济总量不符。从行业结构来看，开发区企业的经营范围覆盖了行业，具体包括农林牧渔业、制造业、物流运输业、房地产、建筑业、及服务业和其它行业。其中制造业合计占总数的90%。
三、开发区企业特点
1、行业性强
开发区目前已经形成木业、电机、电子、电梯、通信电缆、轻纺等几大支柱产业。尤其是木业行业迅速崛起给南浔带来了很好的市场知名度，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开发区目前拥有木业企业111家，其中规模企业20家；木业企业实现产值40亿元，占据开发区经济总量的32%；已有一部份企业脱颖而出，在地板行业有较高的知名度，规模集聚趋势明显；尤其是在实木地板方面垄断了全国市场的
60%之多。电机、电子行业在出口经济总量中占据半壁江山。2、高附加值产品少，大多企业的产品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品，技术含量低，市场抗风险能力弱。
3、企业的外向型经济总量不够
虽然开发区企业依赖优越的地理位置，在加工、制造企业中涌现出一批外向型企业，利用低成本优势不断开拓海外市场，也取得了喜人的成效。产品已拓展到香港、东南亚、澳洲、欧盟、美国、日本、东欧、中东、非洲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开发区企业出口额仅为5012万美元， 只占开发区生产总量的3.3%。
四、开发区企业对南浔发展贡献
开发区企业对南浔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成为南浔经济发展新的亮点。据统计，企业纳税总额达到3.12亿元，占全区税收总收入的37%，提供就业2万个。不仅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而且成为科技创新的新锐。截至底，开发区企业431家，实现产值125.3亿，经过认定的高科技企业有8家，占南浔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29%。在出口创汇方面，开发区企业也发挥积极的作用，开发区企业出口额为5012万美元，占全区贸易出口额的27%。开发区企业已经成为南浔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南浔区整体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推进我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发挥重要影响，促进社会协调发展，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给南浔及周边带来了新观念、新思路，促进了南浔市场经济繁荣与发展。
一、国际及周边环境分析
1、国际经济环境
世界经济在经历连续三年的不景气之后，目前终于显露出加速增长的势头。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今年世界经济的增长率为4.3％。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经济有出色表现：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四季度gdp年增长率为3.6％；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产业调整和转移掀起新一轮浪潮， “中国制造”已经席卷全球的任何角落。开发区依赖区位和地缘优势，在世界产业转移和产业调整中迎来空前的发展机会。
2、国内宏观经济环境
我国宏观经济形势持续向好，今年国内生产总值有望维持在8.5%左右的增长水平，投资、消费和出口均保持旺盛的增长势头，尤其是民间投资的活跃，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新的引擎。工业增长速度继续回升，消费物价指数也出现回升势头，进出口保持良好运行态势。这一切意味着宏观经济健康、持续、良性的发展状况。
二、南浔开发区自身环境分析
1、南浔开发区与先进地区的发展差距
与先进地区经济发展的态势相比，南浔开发区经济的发展存在一定差距。尽管发展速度迅猛，但在产业规模、产品档次、核心技术、企业经营管理以及品牌战略方面还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目前南浔开发区企业规模和产品档次较低，未能创造一些在国内外有影响、有知名度的企业或产品名牌；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较弱，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少。
2、南浔开发区后发优势
（1）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浙江南浔经济开发区位于浙江省北部湖州市南浔区，规划面积34平方公里。地理坐标为北纬30°52′- 30°53′，东经120°25′-120°26′。位于上海、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宁波等大中城市组成的长三角经济圈之中心，江苏-浙江两省交界处，东与江苏省苏州市接壤，南与杭州相望。南浔经济开发区现有人口20万，其中常住人口10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287元/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700元/年，经济科技信息灵通，地理优势十分明显。浙江南浔经济开发区是1993年12月由浙江省人民政府首批批准设立的经济开发区，也是国务院侨办批准的全国三个华侨投资区之一，享有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各项优惠政策。
（2）发达的交通网络
南浔经济开发区既面向国内经济最为发达的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圈，也可面向国际市场。驱车从南浔经济开发区出发，到附近主要城市上海、杭州、苏州的港口、机场时间均在1小时20分钟以内。南浔背靠大中城市，辐射华东平原，又处于“200公里公路运输半径”的中心，在南浔投资设厂既有辐射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大中小城市之便利，又有利用上海吴淞港、宁波北仑港、嘉兴乍浦港，将产品直接出口海外之优势。
位于长三角中心地带，交通便利，318国道穿区而过。在建的申一苏一浙一皖高速公路穿境而过，建成通车。
（3）密集、配套程度高的产业群
经过10多年的开放和经济发展，开发区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市场体系，商品化、市场化程度非常高，并聚集了大批加工、制造业的产业群，形成了完整、高度配套的各行业的产业链条，为企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3、南浔开发区企业的成长空间
尽管开发区发展速度迅猛，但在产业规模、产品档次、核心技术、企业经营管理以及品牌战略方面还处于较低发展阶段，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完善的基础设施、处于市场前沿和邻近上海的优越区位经济等优势。可以充分利用与先进地区企业在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的差距，通过学习模仿先进地区的技术、管理、体制安排等成功发展模式，节约时间和降低成本，实现区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三、开发区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企业土地使用难 地价高
南浔开发区经济是典型的加工、制造型经济结构，这种类型经济的特点是需要大量的土地投入，在国家政策宏观调控下开发区土地越来越稀缺的状况下，地价上涨，用地难问题就越显突出。尽管企业可以依赖敏锐的市场反应能力和灵活的经营管理机制捕捉到许多发展机会，但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土地，无法扩大生产规模，制约企业规模经济的发挥，使企业错失难得的发展机会。
2、企业信用体系欠缺 融资困难。
企业由于规模普遍较小，在目前国家缺乏相应的信用体系保障下，根本无法获得银行贷款。这制约了开发区企业的成长、壮大。开发区企业一方面平均规模较小，有的还因为房地产手续不全等历史遗留问题，均无法达到银行要求的贷款条件；另一方面，贷款需求额度小，需求频率高，提高了银行经营成本，所以难以获得银行贷款。
3、企业品牌缺失 产品附加值不高
尽管南浔开发区企业发展迅猛，产值不
断提高，但是，我们拥有全国及国际影响的企业和品牌很少，产品质量和档次较低，即使具备一定规模的加工、制造企业，由于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和竞争力，大多数产品都在抵档市场徘徊，利润很低，产品附加值很低。这样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也影响了南浔开发区区域经济特色的树立。对比其他发达地区知名品牌的集合效应给地区经济带来的影响和效益，南浔开发区在培育品牌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4、企业人才缺乏 企业发展后劲不足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企业的竞争说到底还是人才的竞争。但南浔开发区企业由于规模、信用等原因，在引进人才方面受到与国有、外资不平等的待遇，政府应该给企业在人才引进、户口、子女入学等方面给予同等的政策。另一方面，还是企业当家人的思想意识不够，在南浔开发区的企业中公司，没有一家有象样的人力资源部门，在对员工管理和绩效考核上存在凭感觉，没有学会用科学的测评工具来解决问题，造成企业难于留住人才，特别是企业急需的技术、管理类人才欠缺，造成企业发展后劲不足，影响南浔开发区企业的长远发展。
第三部分：开发区企业如何做大做强几点建议
按照“开发、开放、合作、互利、互惠、共赢”的方针，“不限发展比例、不限发展速度、不限经营方式、不限经营规模”，全面开拓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一、开发区企业的发展思路
发展我区企业要以优化政策、政务、法制、市场、舆论环境为突破口，创造经济大发展的有利条件；以科技型、外向型、吸纳下岗职工就业型和农产品加工型企业为重点，扶持企业加快发展；以体制、科技、管理创新为核心，全面提高经济的整体素质。
1、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按照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关于比较优势原理和自生能力的定义，企业包括民营企业是无须刻意培养和扶持的，那些真正好的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只要充分尊重它的创业精神和创业权利，只要给它创造足够开放的市场环境，提供足够公平的竞争条件，它是能够经受市场风险的考验的。借用一句民营企业家的话，民营企业只要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雨露就滋润，其实政府不要遮住民营企业应享有的阳光和雨露，它就能茁壮成长、做大做强。相对于发达地来说，南浔开发区企业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管理水平不高，体制落后、品牌缺失等，而这些问题往往成为我们在市场准入、投融资等方面有意无意地给企业设置障碍的重要理由。就是对于规模不同的企业，我们也习惯于扶强扶大，而对于中小规模和处于成长期的企业重视、关心不够，对他们存在的困难没有热心解决。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企业都是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大有大的规模效应，小有小的灵便机动，任何企业都会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对于企业自身问题，政府应该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和政策。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这是我们必须做好的工作。
2、政府在企业发展中角色定位
这就要求政府必须“管得住”自己，对自己的角色归位有着清醒的认识，该管的管，不该管的就不要插手，华裔著名经济学家钱颖一曾经在《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详细论述过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问题，指出了市场能解决的问题政府不应干预。政府一方面要“无为”，思想上放胆，政策上放活，管理上放手，并自觉地从一般性的竞争性领域中退出来，让企业在更广阔的空间大显身手；另一方面要“有为”，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服务水平，帮助企业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与国际接轨。政府着力营造企业创业与发展环境，形成全社会鼓励、支持创业和发展的环境和文化氛围；增强政府对企业的服务水平和层次，改善政务环境；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建立企业信用体系，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推动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合作。
3、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家生长的环境
在经营活动中，企业家作为一种战略性资产，是培育维持企业核心价值观的承担人，他激发创新能力，推动知识共享，承担不可还原性投资，是使土地、劳动力、资本三大生产要素有机结合而创造社会财富的第四大要素，企业家能力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决定着企业的发展速度和兴衰。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在其著作中企业家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他敏锐的指出，企业家促进了经济的增长、造就更多有活力的企业，在促进地区经济总量增长、带动就业以及技术进步等方面深刻地影响了经济发展。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工作重点应主要落在如何搭建好一个促使优秀企业家脱颖而出的舞台上。
二、南浔开发区企业发展目标
加南浔开发区企业的出口力度，增强南浔开发区经济自我发展能力，降低对外资经济的过分依赖度，实现南浔开发区国民经济的综合性、平衡性、持续性发展，把目前开发区年产值超5000万元的30多家企业培育成年产值亿元的15家、5 亿5家 、10亿2家，使开发区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企业发展任务
鼓励企业运用资本扩张和企业合作等手段迅速做大做强；积极推动建立以大中型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帮助中小企业提高创新能力，支持企业创立自主知识产权和开展品牌经营；加强人力资源、财务、质量和市场管理，引导企业家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开拓视野，转变经营理念，建立现代化的管理体制和机制。进一步降低生产企业申报进出口经营资格的条件、进一步简化审批手续、放宽限制、鼓励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为守法经营的进出口企业提供通关便利、进一步提高检验检疫管理服务水平、加快企业出口退税进度、加大金融扶持力度、加强业务培训以及建立督察和通报机制。
四、对开发区企业发展的建议
1．充分认识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制造业龙头企业作为开发区的主要经济增长点，在调整产业结构、制定产业政策中切实加以体现。政府要加强宏观调控，加大扶持力度，创新机制，营造环境，搞好服务，为制造业发展提供必要的“土壤、温度和水分”。
2．进一步扩大开发区制造业的生产规模，使其生产总量和人均产出水平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以在整个经济增长中保持相当的贡献份额。首先要制定规划。既要制定总体发展规划，还要制定优势行业、重点产品的专项规划。注意防止片面追求数量、搞低水平重复的倾向，避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复辙。其次要优化结构。在保持相当数量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同时，大力培育和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改善企业组织结构，提高产业集中度，积极发展大公司、大集团，组建一批能代表行业先进水平、占有较大市场份额、具有国内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努力形成一大批有技术特色、富有活力的专业化协作配套的中小企业群，使主要产品达到合理规模要求。
3．大力推进技术进步，不断提高自主开发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推进产业升级。一是重点突破。加大投入，集中资金，支持一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技术、重点产品、重点工程的技术创新，力争在点上实施跨越式发展。二是引入新机制。采用新的组织形式、管理方法和市场化的运行机制，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三是加强基础技术的研究开发，集中优秀人才联合攻关。对制造业中的关键问题，重视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尽快形成自主开发能力，为制造
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4．加强培训，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从业者队伍。建立人力资源开发体系，联合杭州、上海高等教育机构，共同打造教学实验基地，加快培养、培训高级经营管理和技术人才；强化技能教育，完善继续教育，使新增从业人员达到一定技能水平，对现有人员进行终生培训；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合理配置人力资源，改变目前制造业存在的既缺少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懂管理、善经营的高级管理人才，又缺少具备一定专业技能的熟练工人的“两头缺”现状，保证制造业不断升级，长盛不衰。
江南经济开发的过程范文第5篇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