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经济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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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经济的含义范文第1篇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是一个刚刚开始起步发展的国家，综合经济实力还相当有限，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很大。问题还不仅如此。这些年来我们对国家发展成就和经济实力的评估方面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其核心是在肯定中国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发展的同时，却忽略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经济实力评估的新原理、特点，缺乏科学正确的方法，以至于往往过高地估计了发展的成就和相对实力。

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经济实力的评估原理，不仅有利于中国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而且有利于以客观事实回应“中国”，从而既在正确认识自己中继续切实地发展，又能在一些国际事务中争取主动。

一、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力评估的新问题

中国的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尤其表现在经济方面。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6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5％；按美元计算以1.6493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七位；进出口贸易总额1.15万亿美元，增长35.7％，由上年居世界第四位又上升为第三位；全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06亿美元，连续多年位于世界吸收外资数量之首。

但是，在不同国际比较排名方法中，中国的位置是不同的。根据WEF的报告，2003年中国的商业竞争力指数在世界102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46位；根据IMD的报告，中国2002年的国际竞争力在世界最具竞争力的4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31位。1 尽管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但根据对国家制造业的微观竞争力排名，中国在多项指标上落后于美国、日本，接近于俄罗斯和印度。如2003年中国的集群发展状态在27位，品牌拥有状态在第24位，企业创新能力在第22位等2。此外，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HDI），2002年中国排名第96位。根据世界银行的人均GNP排名2002年中国在127个国家和地区和中排名第73位。这些不同排名方法中地位相差巨大的原因显然在于这些方法本身的不同。总体来说，单项指标分析方法对于准确判断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相对地位是有局限性的，且容易引起误解。

“经济强国指数”研究试图通过经济强国指数国际比较的方法较清晰和较综合地反映中国的相对国际经济地位，同时分析中国综合经济实力提升中仍然存在的问题。这一研究的结果表明，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强盛指数（EP-III）从1990年的第26位上升到2002年的第9位，2008年将达到第6位。从1990年到2008年，经济强盛指数美、日、德、英、法的增长幅度分别为13.4%、11.6%、16.4%、14.1%和13.0%，平均为13.75，而中国则高达57.1%，为前面五个国家平均增长幅度的4.2倍。3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客观事实。这是我们更进一步的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尽管综合的经济强国指数评估比单项指标的排名更好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但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实力评估又产生一系列新的复杂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时代。这一历史性的巨大变化深刻地影响了现代各国国民经济的运行方式，也深刻影响了国民经济各项指标的统计意义。正是这一原因，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各项经济指标的新的含义，特别是在中国国家经济实力和财富积累上这些指标的真实含义。

1、客观认识国家的贸易竞争力。在分析国家的贸易竞争力时，有必要把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相区别，把三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相区别。由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贸易方式与出口主体的多样化，一个国家的出口规模及其增长率并非这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直接标志。在中国，外资企业是出口的主体，这种出口是外国资本、技术、标准、品牌、销售网络等与中国劳动力相结合的产物，除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出口更多体现的是广义外国生产要素的竞争力，而不是中国的竞争力。从贸易方式看，加工贸易基本上是外国生产要素与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结合而采用“中国出口”的形式，产品优势与销售渠道作为国家国际竞争力的两大核心因素都属于外资。在这里，“中国出口”已经只有国家的地理意义，而模糊了国家的国民意义和生产要素的主体意义。1985－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平均增长速度为36.2％，高于全国外贸平均增速20.3个百分点。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全国的54.83%。如果按全部外资企业62.5%外资计算4，中国出口竞争力的34.27%来自外资。2004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全国总额的比重为57.1%，按同样比重计算，中国出口竞争力的35.7%来自外资。2003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已占出口总额的55.2%，而外商投资企业占全国加工贸易出口总值的78.7%。即中国总出口的43.44%是外资利用中国加工出口实现的。5 严格地说，只有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资本（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生产出口产品而形成的一般贸易，才直接体现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而其他形式只是部分地体现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2、准确评估出口结构与国际分工地位。中国产业结构进步和国际分工地位是不能直接用出口产品结构或国内产业结构来衡量的。这是因为，出口结构是外资企业生产与国内企业生产的综合表现，包括加工贸易在内，都不能直接体现国内产业的结构进步。“两头在外”的发展战略发展了外贸，扩大了就业与外汇收入，但对国民经济的结构进步影响较小。加工贸易所带动的国内产业发展与技术进步是有限的，不能在中国形成结构进步的“出口导向”作用。当然，如果各类企业的出口，包括合资企业的出口也可能形成对国内一部分产业的拉动作用，但这只有当我国有竞争力的出口产业在国内有较强前向联系时才能实现。简言之，我们需要注意中国存在着的“有出口而无产业”的现象。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机电产品出口占全国机电产品出口的比重高达68.9%，用同样的估计法62.5%的竞争力来自外资，则外资企业中机电产品总出口的25.8%是中资贡献的；加上中资企业本身贡献的31.9%，那么全部机电产品出口的56.9%能力来自于中国资本。2004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7.9%，若以上一年我国全部高新技术出口中77%来自外商投资企业计算，那么中资企业的高新技术出口只有总出口的6.42%。如果仍按外资在全部外资企业中占62.5%计算，那么在外资企业中外资对高新技术出口的贡献为总出口的13.42%，中资对高新技术出口的贡献占总出口的8.06%，加上中资企业高新技术出口，则属于中国资本在高新技术上的出口能力的只有总出口的14.48%。6

3、定量分析外资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对引进外资效益的评估不能以全部外资企业的GDP或出口等来衡量。在三资企业的全部经济贡献中，外资需要获得与其投资比例相对应的收益，这一部分既不构成中国社会的财富积累，也不增加中国居民的福利。有必要定量分析外资在什么比重上分享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对中国从外资中所得到的效益有更具体的认识。截止2003年末实际使使用外资金额中，40%为外资企业，17%为中外合作企业，42%为中外合资企业，合作开发、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和其它为1%。假定在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等几类中，中外资各占50%，则在全部三资企业中中国资本约为实际使用外资总数的60%；再假定中外资收益比同投资比，即外资对中资之比为10：6，则可得所有三资企业赢利的62.5%为外资的收益，仅有37.5%为中资的收益。而且利用外资从合资走向独资正在进一步减小外资的积极作用，2003年当年，实际使用外资中独资占比已高达62.40%，这将进一步增大外资的相对收益比重，并减弱吸收外资对国内技术进步、改造国有企业等直接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简而言之，外资企业的经营绩效与宏观上外资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把外资企业的绩效直接等同于外资对国民经济的贡献。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27.22%，但当年涉外税收总额仅占20.86%。7外资企业在中国获得了社会与公共服务，甚至更优惠的服务，理应缴纳相应的税收，但这一数字说明并非如此。

外资经济的含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美国的直接投资制造业吸收外资比例中国俄罗斯

中国和俄罗斯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状况比较

俄罗斯(前苏联)和中国过去是两个实行计划经济的大国。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于1978年,远远早于俄罗斯。1992年正式确定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经济改革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近20年来,中国的GDP年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俄罗斯的改革开始于1992年苏联解体之后。前苏联解体后的激进改革,导致俄罗斯在一段时期内经济大幅下降,经济总量甚至只及改革前的三分之一。直到20世纪末,俄罗斯的经济才止跌回稳。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开始于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达6%多,经济总量增加了70%。同时,俄罗斯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的实际增长超过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

中俄两国的改革,都是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实行市场经济就势必融入世界经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中俄两国存在着很大差别。

中国FDI流入量远远多于俄罗斯。1990年中国FDI流入量为35亿美元,2003年达到535亿美元,是1990年的15倍。2005年的金额是790亿美元,2006年是870亿美元。同时,2003年俄罗斯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仅仅10亿美元,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低谷,随后大幅增长,2005年是150亿美元左右,2006年达284亿美元。尽管如此,俄罗斯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金额仍远远低于中国。

DeMello(1997)指出,FDI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最重要因素是生产的私有化和全球化。其他因素还包括政治稳定、政府政策的性质、贸易和投资的制度安排、接受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以及接受国的市场规模等。中国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定位于“改革和开放”,吸收外资是改革开放的最重要内容之一。俄罗斯实行的是激进的改革,私有化力度很大,但政府没有特别提倡诸如中国“对外开放”那样的政策导向或“引进外资”的政绩考核指标。

可以说,中国和俄罗斯在吸收外资方面,无论是金额还是政策导向上,都存在不小的差异。正是由于这些差异,使得对两国吸收的外资在行业间的分布特点进行比较才有意义。

本文拟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制造业接受美国直接投资的变化状况进行比较。这一比较是基于计量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诸如中国和俄罗斯那样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主要产业,其他众多的“非制造业”部门尚居于次要的地位。俄国是制造业强国,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制造业也一直占50%以上。美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直接投资输出国,中俄两国制造业接受美国直接投资的状况基本可以反映两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在行业间的分布状况,从而反映出两国经济结构的变动趋势。

对中国和俄罗斯制造业吸收美国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是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直接投资的存量数据,全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历年公布的资料。美国商务部公布它们时,已对数据根据历史成本进行过调整,可比性更好。美国对中国制造业及俄罗斯制造业直接投资金额占美国对它们直接投资总额的百分比是笔者根据两者的数据计算的。

首先研究美国向中国制造业投资的金额对美国向中国直接投资总金额的弹性。计量模型如下:

lnMANt=α+βlnFDIt+μt(1)

其中,ln是自然对数符号,MAN是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直接投资的金额,FDI是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总金额,u是误差项,t是时间序列的符号,α、β是参数。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从回归结果看,应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拟合程度非常高,自变量前面的参数非常显著。回归结果说明,在1982到2004年的23年间,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总额每增长1%,其中对制造业的投资增长约1.22%。对制造业投资的增长速度比直接投资总金额的增长速度快22%。这就导致对制造业的直接投资金额在投资总金额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由于俄罗斯的数据是从1993年到2004年的,为了与这一时间段相匹配,以期更好地进行比较,本文从表1中截取1993到2004期间的相关数据来考察美国对中国制造业投资的金额对美国投资总金额的弹性。仍用计量模型(1),这时的时间段是1993到2004,其他符号的含义不变。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回归结果看,应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拟合程度也非常高,自变量前面的参数非常显著。在1993到2004年的12年间,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总额每增长1%,其中对制造业的投资增长约1.09%。对制造业投资的增长速度比直接投资总金额的增长速度快9%。虽然制造业吸收的直接投资金额的增长速度没有23年间的总体速度快,但制造业吸收投资金额的增速仍比投资总金额的增速快。

最后再来看看1993年到2004年间美国对俄国制造业投资金额和投资总金额之间的关系。仍用计量模型(1),这时MAN是美国对俄罗斯制造业直接投资的金额,FDI是美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的总金额,其他符号的含义不变,时间序列的长度是1993到2004。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从回归结果看,应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拟合程度较差,自变量前面的参数也通不过5%条件下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结果说明,美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总额的增长,和其对制造业的投资金额的变动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结论与分析

根据以上数据及计量回归的结果,本文可以得出下列结论:在1982-2004年间,中国吸收美国的直接投资快速增长,而中国制造业吸收的美国直接投资增长更快。基本上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总金额每增长1%,投向制造业的直接投资金额就增长约1.22%,制造业吸收美国直接投资占美国总投资的比例从1982年的22.45%增长到2004年的55.67%。仅制造业一个行业,吸收的美国直接投资就占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从1993-2004的12年间,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总金额每增长1%,投向制造业的直接投资金额就增长约1.09%。而在俄罗斯独立后的1993年到2004年,俄国制造业吸收美国直接投资的金额变动与美国对俄国投资总金额的变动基本上没有相关性。

美国是世界主要的直接投资输出国,对外投资的行业也很齐全。一国的不同行业吸收美国直接投资的比例基本上反映了该国经济结构的真实情况。在全球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中国的制造业接受的外国投资不断提速,成为“世界工厂”的趋势非常明显。其中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政府倡导的对外开放政策使吸收外资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二是中国较低的工业水平和庞大的劳动力使得低附加值的制造业成为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能与外资的投向一拍即合。

俄罗斯的情况较之中国大为不同。在实证研究所涉及的12年中,俄国接受美国直接投资的总额也有8倍的增长,但制造业吸收的投资金额上下变动很大,没有明显增加。直接投资总额的增加大多落实到了“非制造业”。因为俄国比较彻底的私有化使得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政府没有明显地提倡诸如“扩大开放、引进外资”之类的发展经济的政策取向(即使提倡也未必被私有化了的企业所认可);再者,俄罗斯的制造业水平远较中国为高,其他国家的制造业未必比俄罗斯本地的制造业有优势。这就限制了制造业向俄罗斯的转移。

如第一部分所述,外资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最重要因素是生产的私有化和经济的全球化。中国的经济改革主要是在政府的开放政策倡导下以开放促发展,而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主要是以彻底的私有化促发展。俄罗斯的私有化经历了私有化股权证时期(1993-1994年)、债转股时期(1995-1996年)和个案私有化时期(1997年以后)三个阶段,其中虽多有缺陷,对私有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但其最终的彻底私有化目的还是达到了。可以说,中国吸收外资的主要因素来自大力对外开放,俄罗斯吸收外资的因素来自经济的彻底私有化。外资流入两国制造业的重大区别是否是由于两国吸收外资的因素不同所致,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俄罗斯的制造业吸收外资的比重不随吸收外资总金额的增加而增加,从一个方面说明俄国的产业结构比较合理,制造业并未挤压其他行业—特别是代表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的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中国和俄罗斯在这方面的差别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的两份报告,.2007.1.29

2.唐以今.中国与印度利用外资之比较研究[J].现代财经,2005(5)

3.中国证券网,.2007.1.11

外资经济的含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因子分析;经济开放度;政策建议

开放型经济是一种制度性开放经济。在开放型经济中,要素、商品、劳务等可以较自由地跨国界流动,政府干预较少或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可实现最优资源配置和最高经济效率。拟采用因子分析法评价江苏各县市之经济开放水平,准确定位南通各县市之开放水平,这对于采取有针对性的经济开放措施,促进南通地区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区域经济开放度评估指标的选取

为了考察江苏各县市之经济开放水平,在借鉴已有成果,并考虑数据的代表性和可得性,选取以下因子作为区域开放度的测度指标:

1.外贸依存度(X1)。即某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同期该区域生产总值的比率,其反映通过对外贸易形式与世界经济相关联的程度。

2.外资依存度(X2)。即外商直接投资占地区GDP的比重。该指标反映某区域在国际投资领域通过的资金的流入与世界经济相关联的程度。

3.外商投资企业年末从业人数占年末从业总人数比重(X3)。该指标反映外商投资企业融入当地经济的程度,也反映某区域在劳动力资源领域的开放程度。

4.外商投资企业数占工业企业单位总数比重(X4)。该指标反映外商投资企业融入当地经济的程度。

5.外商投资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值(X5)。该指标反映外商投资企业融入当地经济的程度。

6.万人拥有各类科技人员数(X6)。该指标反映某区域劳动力资源的素质水平。

7.人均GDP(X7)。该指标反映某区域经济实力及市场规模。

8.人均用电量(X8)。该指标反映某区域工业化发展水平。

二、基于因子分析的数据计算及处理

因子分析法是从研究多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寻找潜藏的少量能够控制所有变量起决定作用的公共因子,将每个变量表示成公共因子的线性组合,再现原始变量与公共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依照公因子得分对每个样本对象进行评价。公共因子变量能够反映原始指标变量的绝大部分信息,不会产生重要信息丢失,由于它比原始指标变量的数量大为减少,含义也更为明确,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基本原理,采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1.0对上述8项指标进行如下因子分析。

(一)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

由于各个变量的量纲不同,个别变量的数量级较大会对因子分析产生影响,为了避免计算结果受此影响,需要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使综合评价结果趋于合理。处理公式为:

因子得分和方差贡献率来计算各市县经济开放度综合得分。

(二)提取公共因子

在做因子分析之前,要进行统计检验,其中KMO检验值为0.85,根据统计学家 Kaiser给出的标准,很适合因子分析。同时 Bartlett检验给出的相伴概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拒绝 Bartlett球度检验的零假设,认为适合因子分析。公共因子是根据原始指标信息提取的反映指标间公共信息的因素。公共因子变量比原始指标变量的数量大为减少,但能够反映原始指标变量的绝大部分信息。在软件SPSS11.0上运行数据计算,选择用主成份法提取公共因子,得到解释方差分解表(表1)。

根据方差分解表,我们可以得到各公因子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累计方差贡献率。从累计方差贡献率可知,当提取2个公因子时,累计方差贡献率达86.897%,即此二个公因子包含了原8个指标的86.897%的信息含量,作为综合因子的损失只有13.103%,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能够被提取的二个公因子解释,提取二个公因子是合理。

(三)因子旋转

建立因子分析模型的目的不仅在于找到公共因子,更重要的是知道每个公共因子的经济含义。由于初始因子载荷矩阵对因子命名和解释不明显,为了理解公共因子的实际意义,采用方差最大法对因子进行旋转,使每个因子上的负载尽可能向1或0的方向靠近。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2示)。

从该表可以看出,第一主因子在X1、X4、X5、X6、X7、X8上有较大载荷,可认为第一主因子主要体现外贸依存度、外企数比重、外企产出比重、科技人员比重、人均GDP、人均用电量的信息,可以将它命名为总体综合因子;第二主因子在X2和X3上有较大载荷,可认为第二主因子主要体现外资依存度和外资就业比重,将它命名为外资及外企就业因子。

(四)因子得分

在了解了各个公因子的具体经济含义后,采用回归法计算出样本数据的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表3)。

根据表2 中因子得分系数和原始变量标准化后的值计算每个样本数据的各因子得分数,其得分公式为:

然后,以各主因子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得出各样本县市的综合得分公式为:

Fac1=0.202×X1-0.267×X2+0.016×X3+0.076×X4+0.042×X5+0.237×X6+0.267×X7+0.271×X8

Fac2=-0.046×X1+0.688×X2+0.293×X3+0.197×X4+0.249×X5-0.118×X6-0.168×X7-0.208×X8

依据二个主因子得分,以及上述综合因子得分公式,我们可以得到江苏各地级市及县市综合因子得分和排名(见表4和表5)。

(五)基本结论

在2008年江苏各地级市经济开放度综合因子得分和排名表(表4)中,江苏13个地级市根据综合因子得分可分为三个层次:苏州、无锡两市综合因子得分大于1,属第一层次;南京、常州、镇江和南通综合因子得分介于0与1之之间,属第二层次;其它各市综合因子得分小于0,属第三层次。南通为第二层次末尾,其第一因子得分排名第7,第二因子得分排名第2。表明南通虽在利用外资方面排名靠前,但在主要体现外贸依存度、外企数比重、外企产出比重、科技人员比重、人均GDP、人均用电量等信息的总体综合因子指标上,处于全省中等偏下位置。

根据2008年南通各县市在江苏52县市中经济开放度综合因子得分和排名表(表5),可将南通6县市分为三层次:海门、通州综合因子得分大于0,为第一层次;如东、启东综合因子得分相近,为第二层次;海安、如皋综合因子得分偏低,为第三层次。但在全省各县市排名中,除如皋外,其它各县市属中等偏上层次。此表同样反映出南通各县市在第二因子得分排名靠前,但第一因子得分排名除通州、海门稍前,其它各县市除如皋外处中上位置。

三、南通经济开放水平提升措施

1.进一步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在注重提高出口质量的同时,注重扩大进口,努力构筑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新格局

首先,改变粗放型外贸增长方式,不断推进外贸出口从数量规模扩张向质量提高转变。外贸部门应认真加以分析,特别应重视推进名牌战略,增强商标和品牌意识,努力提升品牌价值。同时注意调整加工贸易的增长模式,努力延伸加工链条,提高加工深度,增大附加值,在全球产业分工链中提升层次。

其次,外经贸企业应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迅速调整出口方向,大力拓展国际新兴市场,在努力保持欧盟、美国、日本等市场优势的同时,重点加大对中东、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的开拓力度。第三,积极扩大进口,增加能源、重要原材料以及先进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进口,缓解地区资源要素制约,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缩小贸易顺差,促进进出口贸易协调发展。

2.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将利用外资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结合起来,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南通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1)外商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投资于其他产业的比重较低。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并未得到优化,对南通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没有起到重要作用; (2)存在重复引进现象,且未能有效地消化、吸收。在引进的外资中,属于硬件技术的成套设备进口占了绝大部分,技术许可和技术咨询服务等软件技术引进的合同数量及金额较少,中方企业对外方存在技术依赖。

政府必须制定合理的政策,进一步调整、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到农业综合开发、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等急需发展的重点产业中,构建竞争力强的产业支撑体系。注意将利用外资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结合起来,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3.积极营造良好对外开放的软环境,加快“走出去”步伐,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引导境外投资由单企无序向群体有序“走出去”转变

南通在继续加强硬件环境建设的同时,也要强化营造良好对外开放的软环境。可参照国际通行规则和国外发展经验进一步完善南通对外开放的政策体系。积极调整政府内部运行机制,为南通的对外开放提供一个意识超前、政策宽松、引导推动得力的政府环境。可加快各开发区的建设和整合,不断完善其载体功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使之成为引进外资,集聚产业的平台。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走出去”是避开贸易壁垒,更好利用境外资源和市场的迫切需要。不少南通企业已具备了对外投资的能力和条件。相关部门可进一步完善对南通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支持体系和社会服务体系,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在国外目标市场建立投资集聚区,带动优势产业和产品输出。鼓励企业到国外合作开发利用资源,建立稳定可靠的重要资源补充基地。

参考文献

[1]谷卓越.基于因子分析的我国内地对外开放度评价[J].企业经济.2008(2)

[2]郭占恒.浙江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研究[J].浙江学刊.2008(5)

外资经济的含义范文第4篇

一、经济高速发展背后的“拉美化”危险倾向逐渐显现

在英文中，拉美化这个概念大致有两种用法。一种是比较相对固定的用法，除将之比喻为两极分化以外，主要指由于墨西哥等其他拉美国家大量移民涌入美国导致的包括音乐等美国文化艺术的拉美化倾向和就业结构的种族分层化现象；另一类是用来描述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经济社会问题，或指经济发展模式甚至某一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所指问题的范围比较宽泛，仅是一种或多种社会经济问题和现象的描述。本文中所探讨的经济拉美化问题的含义主要也取决于后一种意思，即指所谓“拉美化”，是指国际垄断资本（通常是通过跨国企业）控制着受资国的经济，并形成大量的利润转移，国际垄断资本把大量利润“刮走”，令受资国只有受剥削而无法分享成果，导致“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七、八十年代拉美国家很多都是个中受害者，而经济拉美化的名称亦由此而来。

如今的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但同时世界上也涌现出了一些比中国更具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此时中国面临的环境与九十年代初的拉美所面临的如出一辙。简单地把中国和拉美比附是草率的，但在拉美的前鉴之下，这种担忧显得不无道理：在新的战略机遇时期，如果外资企业在中国继续享受着优越于本土企业的政策优惠，这种不公平的竞争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中国的企业很难有机会成为本国经济的主导力量。

二、如何彻底扭转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拉美化”倾向

2003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这标志着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国际经验显示，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可能会出现两种前途：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期”；另一种是出现以上所说的“拉美化现象”，即面对各种矛盾处理不当，走向贫富悬殊、失业激增、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因而，在保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应该通过各个层面的努力，避免经济的“拉美化”趋势。

（一）加强多层次区域经济合作，改变单纯的世界工厂地位。我们应在WTO规则的框架下,依照独立自主的原则，立足东亚,通过同东盟、APEC、亚欧会议等经济组织的广泛合作,建立一个“圈中套圈”，即区域组织、次区域组织和增长三角相互重叠的、多层次多方位多种方式的对外经济合作格局,从使而我国融入到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当中去,形成与经济全球化、区域化潮流相适应的与全球各国合作的依托体系。通过签订各种协议，降低以我国为原产地的产品进入他国的门槛，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还应努力改变单纯的世界工厂地位，从一个大国的现实出发，以多元化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沿海发达地区应当致力于高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实现与发达国家的水平分工；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则应在扩大开放和与沿海合作中承担起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工厂的职能。

（二）避免对外资的过分依赖，加快扶持民族企业的成长。2003年我国的外贸经济达8000多亿元，其中有60％以上是加工制造产业。如果这些经济主要控制在外国资本手里，形成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就有可能导致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下降，受制于人。因此，在开放中，一方面，吸引外资更好的发挥市场的作用，减少政府配置资源要素的权力，对各级政府所追求的目进行调整，弱化GDP、外资、出口增长率等指标的地位，强化税收、就业、人均可支配收入、收入分配平等水平程度等指标的作用。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一定要避免对外资的过分依赖，加快扶持民族企业的成长，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公平竞争。

（三）加强国家宏观调控，掌握改革开放的主导权。世纪之交拉美频繁爆发经济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按照垄断资本设置的标准去调整经济结构，发展中国家丧失的是改革的主导权，得到的只是一件皇帝的新衣。开放市场与保护市场是市场经济内在的、相互依托的两个方面。片面强调哪个方面都会导致经济生活失常。因此，我国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力度，转变观念，决不能为实现短期内的经济快速增长，而以出让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的主导权为代价。同时，积极引导内源型经济的发展，尽管其周期长、见效慢，但风险低，且一旦成长起来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顶梁柱。同时，在金融开放和引进外资的过程中，要学会如何趋利避害，防止潜在风险，维护本国经济和金融，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这已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外资经济的含义范文第5篇

知识经济、内生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 时间：2000年07月25日 种种迹象表明，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时代后，正逐步迈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是按建立在知识与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知识包括所有的人类发明与发现，主要是科学技术、管理和行为科学。知识经济强调知识和信息是经济的基础，强调科学技术在经济中的突出作用，强调人力资本与学习的重要性，强调政府在知识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知识经济的逐步形成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与增长的必然结果，它呼唤一定的经济增长理论与其相适应并提供政策导向，迄今为止较全面地解释知识经济形成及其要素的经济理论是所谓“内生增长理论”（The Theory of Endogenuous Growth）或“新增长理论”。初始于八十年代中期、成型于九十年代初的这一增长理论认为，长期经济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也就是说，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发展、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出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为正的结论。相比较而言．现代新古典增长理论虽也看到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只把它们视为外生因素，所以后者也被称为“外生增长理论”。

就知识经济社会中财政政策含义而言，内生与外生增长理论之间存在着分歧。虽然绝大多数财政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财政政策会影响经济增长（如扭曲性税收的负效应，累进税对储蓄倾向的不利影响以及增税动员额外资源以提高公共投资水平等等）。但外生增长论却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完全是由经济体系之外的外生因素决定的，因此无论采取什么政策，长期增长都不变，换言之，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充其量只有短期效应，而不能影响长期增长；而内生增长论则认为，一国的长期增长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决定的，这些内生变量对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是敏感的，并受其影响。如果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则关键在于经济行为主体（特别是政府）如何能够影响增长率的大小。“因此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内生增长论的政策观点符合知识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为财政政策在知识经济中的适用一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内生增长理论的财政政策含义具体包括两个方面，即一方面一国的财政制度要不断调整以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必须努力促进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具体说来，按照内生增长的因素，我们至少可以概括出促进知识经济发展与增长的三大财政政策措施：第一、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政府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第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政府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投资基础设施。第三，增加研究与发展投资的政策措施，或者政府直接增加研究与发展投资，或者提供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研究与发展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