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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呼伦贝尔草原的主要作用
呼伦贝尔市草原总面积1126.67万公顷,其中可利用草场面积833.33万公顷,占内蒙古草原总面积的11.4%。美丽的草原本身具有生产和生态的双重功能,在为人类提供畜产品的同时,也发挥着无法替代的生态功能。
(一)呼伦贝尔草原是呼伦贝尔市草原畜牧业发展的基础
由于千百年来民族生产生活的传统,畜牧业是呼伦贝尔市牧区牧民从事的重要生产活动,也是牧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草原是发展草原畜牧业的最基本生产资料,是发展牧区经济及提高牧民生活水平的基础。
呼伦贝尔大草原面积辽阔,在草原畜牧业发展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是中国最大的无污染源动物食品基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畜产品的需求呈增长态势,特别是草食家畜产品具有旺盛的市场需求,只有保护好草原,才能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畜产品。
(二)呼伦贝尔草原具有不可取代的生态屏障功能
作为地带性植被,草原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屏障功能,对维持地球上生命支持系统的稳定性有重要作用。呼伦贝尔草原是我国北方主要的生态屏障,有着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等方面的独特功能,对自然荒漠化起着缓冲作用。
(三)呼伦贝尔草原旅游成为我市新的经济增长点
草原是最壮观的陆地景观之一,呼伦贝尔大草原地域辽阔,动植物资源丰富,风光旖旎,是难得的旅游胜地。自2003年跨入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后,呼伦贝尔更是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目前,呼伦贝尔旅游业发展势头强劲,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草原无疑是其旅游业得以发展的重要支撑。
二、呼伦贝尔草原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呼伦贝尔草原总体退化的态势未得到遏制
近年来,草原建设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整体上来看,仍然是局部改善,整体退化。现在呼伦贝尔市退化草地面积已占草地总面积的40%以上,已形成3条沙带,面积达88万公顷,另外还有近300万公顷的潜在沙化区域。不仅如此,呼伦贝尔草原仍以每年2%的速度退化,而草原建设速度每年仅为0.2%。如此下去,呼伦贝尔草原将可能会变成“呼伦贝尔沙漠”。
(二)呼伦贝尔草原生产力水平下降
从全国来看,我国草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41.7%,但提供的肉食品却仅占全国的10%左右,草原退化严重,草原生产力水平低是重要原因之一,呼伦贝尔的情况也是如此。据有关资料介绍,植被覆盖度降低10%~20%,草的高度降低7~15厘米,草地初级生产力下降30%~50%,牧草品质下降,理论载畜量下降46%。呼伦贝尔市目前平均20亩草地养一个羊单位,与国外相比差距甚大,使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制约。
(三)呼伦贝尔草原生态恶化
呼伦贝尔草原是我国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当地,而且对我国整个生态系统、特别是北方地区的生态环境有着重要影响。目前,呼伦贝尔草原退化、沙化已经对生态产生了巨大的副作用,近年来,呼伦贝尔地区气温上升、降水减少、河流水位下降,甚至出现断流现象,沙尘暴不仅次数增多,而且越来越严重。另外,草原上许多野生生物数量减少,某些稀有或敏感物种甚至消失,这些都使得人们的生存环境遭受了严重破坏。
三、呼伦贝尔草原退化的原因
(一)严酷的自然条件是促使呼伦贝尔草原退化的自然因素
呼伦贝尔草原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夏季少雨,冬季严寒,几乎是十年九旱,严重影响了牧草返青,火灾也频繁发生。另外,鼠虫害也严重危害着呼伦贝尔草原,且草原上常常是多种灾害并发,严酷的自然条件致使本就脆弱的草原本身难以修复。
(二)过度放牧及滥垦、滥挖是造成草原退化的主要人为因素
首先,近年来呼伦贝尔市草原畜牧业快速发展,但发展方式主要采取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即依靠增加牲畜头数来发展畜牧业,致使有些地区出现严重超载现象,这种掠夺式的生产方式,造成草原退化。其次,由于人类的无知和受眼前利益驱使,大片草原被开垦成农田,目前,呼伦贝尔草原区耕地面积已经达到8000多平方公里,占耕地面积的39%,且开垦区域集中在植被类型多样、植物种类繁多、草场质量最好的草甸草原地带。再次,呼伦贝尔草原盛产许多名贵中草药,在利益的驱动下,许多社会上闲散人员成帮结队滥挖中草药,破坏了草原植被。
(三)财力不足、科研落后是造成呼伦贝尔草原退化的重要原因
多年来,由于财力不足,对呼伦贝尔草原往往只利用不建设,只求产出不进行投入。如呼伦贝尔草原上水利设施严重缺乏,可以说没有任何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必然造成草原的退化。另外,对草原生态系统的科研重视力度不够,现有的科研成果转化率低,草原管理水平也相当落后,草原生态建设缺乏现代科技及现代管理支撑。
四、加强呼伦贝尔草原的保护与建设
加强呼伦贝尔草原生态建设是建社新牧区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应该确立永续利用草原,稳定发展畜牧业的观念,尤其要吸取教训,采取有力措施,不仅要保护好,而且要尽快恢复受损的草原生态系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一)保护好呼伦贝尔大草原
保护比治理成本低、见效快,因而,保护呼伦贝尔草原应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避免走退化以后再治理的道路。另外,草原本身具有自我修复能力,在没有超过“生态阈值”时,系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进行自我修复,对中轻度退化的草原,通过草地保护和适当建设,是完全可以恢复的。
1.鼓励有利于保护草原的传统生产方式。草原之所以保留至今,传统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方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在游牧的生产方式下,牧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受到诸多限制。草原实行承包制后,牧民过上了定居生活,这有利于生活质量的提高,却造成了草原退化。目前,呼伦贝尔市少数地区还保留着夏营地,受到牧民欢迎,半定居半游牧的生产方式不仅有利于保护草原,对保持传统文化也有一定意义。从某方面讲,草原的生态功能要比生产功能更为重要。
2.以草定畜,实现草畜平衡。放牧强度大小直接影响草原的退化程度,掠夺式地利用草原,是草原退化最直接的原因。目前,由于追求经济效益,超载过牧,寅吃卯粮是比较突出的现象,所以,以草定畜是保护草原、防止草原退化最重要的措施。
3.推行科学的放牧方式,给草原以休养生息的机会。推广划区轮牧及季节性休牧制度。自由放牧往往使放牧场受到严重破坏,同时家畜因奔走频繁,消耗体力,降低畜产品的质量,而划区轮牧不仅可以有效保护草原,而且可以提高牧草利用率、提高载畜量、增加个体畜产品产量,也有利于牧场管理。另外,必须对草场的利用方式作重大改革,大力推广划区轮牧及季节性休牧的放牧制度。有关部门应加大宣传力度,同时帮助牧民依据畜群头数、牲畜日粮、草类品种、草地产草量、草场面积等指标制定合理的轮牧小区面积,进行科学规划。
4.提高出栏率,加快畜群周转,减少草原压力。草原畜牧业牲畜全年需要的饲草基本全部来自草原,因此,牲畜的饲养周期最好与饲草生长周期相吻合,才有利于保护草原。必须改变传统草原畜牧业畜群数量与草群数量年、季节变化不一致的状况,在牧草供应量少、品质低的冬春季节来临前处理掉利用当年旺季育肥的幼畜和老弱畜,同时,大力推广冬羔、早春羔,提高出栏率和加快畜群周转,减少对草场的破坏。
5.加大治理力度,依法管理草原。必须严格实施《草原法》及其相关规章制度,特别要严厉打击在草原上乱采、乱挖野生药用植物的行为,进一步加大对草原上益鸟、益兽的保护力度,避免草原生物链的破坏。
(二)建设好呼伦贝尔大草原
草原具有自我修复能力,但有一定的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造成草原退化。对于退化严重的草原,必须加强人工建设力度,同时采用科学手段,才能收到良好效果。
1.制定治理退化草原的计划。呼伦贝尔草原地域辽阔,类型多样,各地草原退化程度不同,应针对实际情况制定出治理计划,使治理草原做到有计划有步骤进行。计划应包括治理时间、具体方案、草原恢复目标和标准、投入资金、恢复技术及方法等。要建立呼伦贝尔草原动态监测网络,全面、及时、准确地掌握草原实际情况,提高现代化管理水平。在计划实施过程中要加强检查和管理,确保治理目标的实现。
2.建立有效投入机制,调动多方积极性。鉴于呼伦贝尔草原的重要作用,应建立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多方投入机制,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保护好、建设好呼伦贝尔草原。如可本着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鼓励和支持个人对退化的草原进行治理。
3.采取有效措施,加大科技含量,治理退化严重草场。实践证明,治理退化严重草场的有效方法有封育、草地施肥、补播、生态移民等。将封育、草地施肥和补播结合,草地的恢复将更迅速、更充分。对大面积严重丧失生存条件,生态环境很脆弱的地区,实行“生态移民”,使草场休养生息,以利恢复。目前,我国草原生态系统保护与建设相关的理论研究滞后,草原生态建设缺乏科技的支持,因此,应大力开展科技创新,增加草原改良措施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和贡献率,加速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
【关键词】牧区水利;草原生态;原则措施;重要作用
一、牧区草原生态的现状分析
由于干旱少雨、超载过牧、滥垦乱挖以及水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导致北方牧区草场退化、沙化、荒漠化现象进一步加重,春季沙尘四起,不仅威胁牧民的生存环境,危及牧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直接影响“三北”地区生态安全。以沙尘暴为信号的北方牧区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已经引起相关各方的普遍关注。加强北方牧区水利保障体系建设,恢复和改善草原生态系统,这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近几年北方牧区连续发生严重旱灾,加剧了草原退化、沙化和荒漠化,对牧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我国牧区总面积为42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陆地总面积的44%,主要分布在祖国大陆的北部、西北部及西南部分地区,涉及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四川等14个省(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牧区及半农半牧区。其中2/3的牧区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年降水量在200~350毫米之间,西北内陆地区和沙漠地带只有40~60毫米,降水量少而且年内、年际分布极不均衡,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旱灾是北方牧区最频繁、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干旱缺水和掠夺式开发利用草场资源等自然和人为因素加剧了草原生态恶化,形成羊吃草、人吃羊、风沙吃人的恶性循环,干旱缺水是造成北方牧区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因素,但掠夺式开发利用草场资源等人类活动因素也诱发和加剧了草原退化、沙化。
二.牧区水利建设的原则及措施,保护草原生态
转变传统的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加强牧区水利保障体系建设,是恢复和改善草原生态系统的根本途径恢复和改善草原生态系统,事关国家生态安全和稳定发展的大局。
1、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原则,合理开发利用牧区水资源。牧区水资源相对短缺,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要遵循合理开发、科学配置、有效节约、高效利用的原则,按照水资源的承载能力,搞好牧区水利规划,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用水需求,合理确定人口、牲畜数量乃至经济社会的发展规模和产业结构,真正做到以水定人、定草、定畜,通过水资源、草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无水草场的开发,更要注重生态保护,适当开发一定的深层地下水或从外流域调水解决牧区人畜饮水问题,合理确定林草种类和种植密度,切勿搞一哄而上不科学的植被工程,避免造成新的生态灾难。地广人稀、抗旱设施投入大、缺少基本生存条件的地方,要采取果断措施实施生态移民,选择水资源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集中安置-对原有草场实行禁牧、飞播等人工和自然恢复措施,修复植被和生态环境。
2、因地制宜兴建各类水利设施,增强牧区抗御旱灾的能力。牧区水利建设要按照充分利用天上水、科学引用地表水、合理开发地下水、严格控制开采深层水的原则。首先应搞好现有工程的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大力推广喷灌、管灌等节水灌溉技术,提高水的有效利用率。其次是适当建设新的草原灌溉工程。在工程布局上,要尽可能相对集中,例如在沿河两岸和地下水富集区,有利于实现规模效益。在已出现地下水超采的地区,不得再盲目兴建新的灌溉工程。甘肃、宁夏等地的低山丘陵牧区,地下水资源十分贫乏,要大力兴建各种集蓄雨水设施和小型提灌工程,为人畜饮水和小规模的饲草料基地提供抗旱水源。人畜饮水工程和饲草料基地灌溉设施一次性投入建成以后,更重要的是做好这些设施的运行管理。要根据中央、地方、牧户的投入比例,建立合理的运行管理机制,确定经济上合理、牧民能够承受运行费用,才能使这些设施良性运行,长期发挥效益。
3、加强非工程措施建设,保护草原生态环境。首先,要根据牧区干旱特点和旱灾发展规律,建立牧区防旱减灾信息系统,及时、准确地提供旱情预测和评价,为牧区防旱减灾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最大限度地降低旱灾对牧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其次,要加强草原科技队伍建设,推广节水灌溉、地膜覆盖、旱地龙喷施、草田轮作、林草间作等先进抗旱技术和围栏轮牧、圈棚养殖、补饲育肥、青贮氨化、草粉加工等现代养畜技术,提高牧区综合抗灾能力。第三,要加大执法力度,认真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等法律法规,制止毁草开荒、超载放牧、围垦湿地、滥采滥挖等人为破坏草原生态的行为。
三、牧区水利建设的重要作用
1、保护有限水资源。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坚持节约用水和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原则之下,水利厅应该不断注重改进和加强牧区水利的工作,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对生态建设和水资源管理进行较为科学、合理地规划。毫无疑义,绝大部分满足一定条件的牧区建设重点工程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实用性。这个条件是:水资源具有十分巨大的开发潜力,地表水系发育较为成熟。更进一步说,有关政府方面只有注重加强建设一定数量的小型水库,才能促使相当一部分灌溉草场和节水型基地产生较好的规模效益。为了进一步解决和缓解人工饲料草地的灌溉用水困境,牧区水利工作应该进一步转换工作重心,进一步强调用人工种植优质牧草成功替代天然草场的放牧。不容置疑,牧区水利工作进行深化改革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双重性工作全面替代传统的纯粹为牧区灌溉提供生产服务的工作,十分有利于促使牧区社会经济水平的大幅度攀升。
2、对水资源的科学合理配置。牧区水利工程在建设中,受气候、海拔、地质等自然条件的制约,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从目前看来,牧区的特点是地处偏僻、山大沟深、居住分散,水资源分布不均,水工程点多面广,在水利工程建设方面只突出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并不明显。在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牧区水利出现了不少调蓄能力弱、引水能力差的困境和难题,有待我们进一步妥善处理和解决。对于牧区水利工作者来说,工程建后管理具有一定的难度和挑战性,其主要原因在于:相当一部分水利工程始建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且年久失修,工程寿命已达到极限,却持续使用至今。从总体上说,绝大部分水利工程的完好率偏低,并不能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为了最大限度地促使牧区经济发展和牧民增收,进一步确保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免遭破坏,政府开展水利建设应该在宏观调控上系统、全面地考虑到牧区的承载能力,对水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和开发利用。
结束语
加强牧区的水利工作,有利于加快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对牧区生态环境进行科学、合理地保护。因此必须综合考虑各方面影响因素,科学、合理地制定和出台相关方面的政策和法规,十分有利于较好的管理和开发草原资源,有利于不断加强草原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有利于统一协调和确定草原发展水利所需的资金投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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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加文.中国草业现状及当前的主要任务[J].草业科学,2008.
关键词:经济区 发展
论文正文:
川西北经济区发展方向
1、川西北生态经济区的功能定位
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是指生态系统十分重要,关系全国或较大范围区域的生态安全,现生态系统有所退化,需要在国土空间开发中以发展生态产业为主,以保持并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区域。
经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等因素的综合评价,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了25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其功能定位是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区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示范区。各重点生态功能区按功能类型分为水源涵养型、水土保持型、防风固沙型和生物多样性维护型四种。四川省蕴藏着复杂多样的生态系统,几乎囊括了全国所有陆生生态系统类型,多种地貌共生,多种生物共存,保护好丰富的生态系统、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对维护全国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从地理位置看,川西北地区为青藏高原东南缘和横断山脉的一部分,分为川西北高原和川西山地两部分。
该区域地处长江和黄河流域上游,在涵养水源、蓄洪防旱、调节气候、净化水质和环境以及保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规划,阿坝州的阿坝县、若尔盖县、红原县等3个县纳入了若尔盖草原湿地生态功能区。该功能区位于黄河与长江水系的分水地带,湿地泥炭层深厚,对黄河流域的水源涵养、水文调节和生物多样性维护有重要作用。
根据评价,由于湿地疏干垦植和过度放牧,导致草原退化、沼泽萎缩、水位下降。该功能区定位为水源涵养类型,目的是作为构建青藏高原生态屏障的组成部分,其重点是保护好多样、独特的生态系统,发挥涵养水源和调节气候的作用。根据规划,甘孜州的康定县、泸定县、丹巴县、九龙县、雅江县、道孚县、炉霍县、甘孜县、新龙县、色达县、乡城县、稻城县、得荣县、白玉县、石渠县、德格县、理塘县、巴塘县和阿坝州的马尔康县、金川县、小金县、壤塘县、汶川县、理县、茂县、松潘县、九寨沟县、黑水县共28个县纳入了川滇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该功能区原始森林和野生珍稀动植物资源丰富,是大熊猫、羚牛、金丝猴、林麝(獐子)等重要物种的栖息地,在生物多样性维护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评价,现山地生态环境问题较为突出,由于草原超载过牧等因素,生物多榉j生已受到威胁。该功能区定位为生物多样l生维护类型,目的是作为构建全国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的组成部分,重点要加强水土流失防治和天然植被保护,发挥保障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生态安全的作用。
2、川西北生态经济区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
2.1发展方向
包括阿坝州3个县范围的若尔盖草原湿地生态功能区的发展方向是:一是推进天然林和天然草地保护、退耕还林。ih理水土流失,维护和重建湿地、森林、草原等生态系统。二是依照法规认真保护具有水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被,防止过度放牧、毁林开垦草原。三是加强江河源头及上游地区的小流域治理和植树造林,减少面源污染。包括甘孜州全部18个县和阿坝州l0个县范围的川滇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的发展方向是:一是禁止对野生动植物进行滥捕滥采,积极恢复野生动植物物种,努力保持种群的平衡。二是加强防御外来物种入侵的能力建设,防止外来有害物种对生态系统的侵害。三是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防止生态建设对野生动植物栖息环境的改变。
2.2发展目标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甘孜州和阿坝州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得到了大力加强。十一五时期,全面完成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沙化草地治理、水土流失治理、矿山植被恢复任务,空气和水质达到国家标准,生态文明水平不断提高。十二五时期,川西北生态经济区将继续加强环境保护,努力实施《青藏高原东南缘川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进一步巩固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成果;沙化草地治理、水土流失治理、矿山植被恢复取得重大成果;巩固落实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到2020年,物种多样性退化势头得到有效遏制,重要生态系统、遗传多样性的丰富度得到保持,生态敏感区和脆弱区得到积极保护,基本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3、川西北生态经济区的主要建设任务
根据规划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要积极通过实施一系列重点建设项目和开展有关工作,使川西北生态经济区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维护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资源的生态功能大幅度提升,森林、水系、草原、湿地、农田等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得到显著增强。
3.1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修复工程,构建重点生态功能区。启动第二轮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深入实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防沙治沙、湿地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等工程,提高天然林管护、人工造林、退耕还林补助标准,扩大实施范围,巩固实施成果。实施草原生态保护工程,坚持重点突破与面上治理相结合、工程措施与自然修复相结合,全面加强草原生态建设。科学合理布局草原围栏,加快重度退化草原的补播改良。
采取填沟还湿、限牧还湿、治沙还湿、灭鼠保湿等措施,重点保护石渠、色达等高原湿地,尽快促进湿地恢复和修复。加快若尔盖国家级湿地保护区工程和阿坝曼则唐湿地保护区工程建设,启动红原日干乔、壤塘南莫且湿地工程建设。加快大熊猫栖息地修复、森林植被恢复、林地生态监测、自然保护区重建等重点项目建设,恢复森林植被。
3.2坚持点上开发、面上保护的原则,合理实施生态资源开发。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综合运用工程、技术、行政、法律等手段,严格资源管理。推进清洁能源、优势矿产、旅游资源和水资源等优势资源集约开发和节约高效利用,培育生态农业、生态能源业、生态旅游业、生态药业、生态矿业和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科学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等原则,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健全资源开发利益共享机制,资源开发与产业发展相结合,资源就地转化尽可能最大化,提高资源利用率。
实现矿产资源有序合理开发。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开发,尽可能依托现有城市作为后勤保障和资源加工基地,避免形成新的孤立居民点。建成以水电为主体的生态能源输出地,除满足川西北生态经济区发展的需要外,主要向省内和全国东中部地区输送水电,为保障全省的能源需求及支持全国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3加快以产业为支撑的城镇发展,促进生产要素的适度集聚和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以县城和特色集镇建设为重点,加快城镇化进程,大力提高川西北生态经济区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加强州府和县城所在地城镇、重点旅游景区和交通交汇点城镇特色风貌打造,提高综合城镇的存在能力。优化城镇空间布局。
明确功能定位,充分体现地域文化,突出民族特色和自然风貌,进一步优化城镇空间布局。按照组团城镇发展思路,建立区间便捷通道,引导中心城镇有序拓展空间。阿坝州将积极培育汶川一茂县一松潘一九寨沟、汶川一理县一马尔康一阿坝、九寨沟若尔盖一红原一壤塘一金川j条城镇轴线,逐步形成点轴结合、功能互补、规模协调的城镇体系,打造内涵丰富、文化多元的特色魅力自治州。甘孜州的康东区域将加快集聚生产要素,加快重点城镇发展;康南区域将依托水电、电网建设和旅游圈以及高原特色农牧林业,培育壮大相关产业,打造一批旅游城镇;康北区域重点解决农牧区的民生问题,加快县城公共设施和集中定居点建设。
4、推进川西北生态经济区发展的建议
4.1加大生态环境建设投入力度。生态建设是一项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伟大事业和宏伟工程,须打破行业、地域、所有制的限制,拓宽投资渠道。积极抓住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机遇,充分利用国家优惠政策,积极争取国家继续加大对川西北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广泛吸引和鼓励外资、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入生态环境建没。坚持谁破坏、谁治理,谁受益、谁负担,谁建设、谁保护的原则,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生态环境建设。
4.2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完善资源开发利益补偿长效机制。强化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工程政策的稳定性。加强对生态移民项目和后续替代产业发展的资金和政策扶持。探索建立林业发展基金、牧区育草基金等生态公益基金或征收生态环境建设税。强化重大资源开发项目的生态保护,增加项目投资中生态保护的比重。探索实行资源使用权有偿转让制度,强化资源开发的利益补偿机制,完善资源开发的补偿政策,加快制定资源开发的反哺政策,促进资源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当地群众生活水平。
4.3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生态环境建设水平。充分重视科技成果在川西北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和管理中的转化、推广,因地制宜探索不同地区行之有效的科技推广模式和典型,积极推广应用先进的技术成果和管理经验,提高生态环境建设水平。努力加大相关农业科研经费对牧区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强优良畜种和草种选育、草原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等关键技术的研发。
〔关键词〕生态恶化;草山冲突;承包到户制;用益物权
〔中图分类号〕DF4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5-0130-06
①数据来源:统计年鉴,200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藏族农牧区草山群体性冲突调查研究”(12YJA850012);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学位点建设项目(2014XWD―S0301)
〔作者简介〕康涛,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
610041。藏区日益恶化的草山生态不仅带来牧民更加艰难的生计,也使社会稳定受到威胁。草山冲突自古就存在,然而近十几年来,随着生态持续恶化,藏区草山群体性冲突出现了空前激烈的态势。正如迈尔斯所说的那样,环境与安全问题具有紧密的联系。安全事务不再局限于军队、坦克、导弹等传统要素,而是越来越多地包括我们的环境资源,包括土壤、草原、森林、气候等这些环境基础的所有主要成分。〔1〕缓解草山生态恶化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众多措施中,制度的树立最为重要。古典经济学家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等对制度的重要性都予以肯定,并认为产权制度对自然环境保护具有特别重大的影响。在中国,许多学者认为推行草山承包制就能明晰草山产权,“只有承包到户,草场才有具体的责任主体,草场保护与建设才有落脚点。”〔2〕制度经济学中产权学派对产权作了透彻的剖析,认为产权是经济效率的核心。草山承包到户制在藏族牧区是否能产生积极的效应呢?
一、环境视域下藏区草山承包到户制推行的
背景及理论基础分析(一)藏区草山承包到户制推行的背景――草山生态的恶化
在实施草山承包到户以前,藏区草山环境呈现出日趋恶化的趋势,草原沙化面积不断扩大,情况日趋严重。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牧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关区指出,我国草原退化面积以每年近2000万亩的速度扩展,1970年代,我国草原退化率为15%,1980年代中期则达到了30%以上,目前已上升到57%左右。〔3〕在藏区,高原拥有全国天然草场约1/5的面积,共计123亿亩,居各省市自治区草场面积首位。①今天,面临严重的草原退化和沙化,全区草场退化、沙化达到64亿亩,而其中情况尤为严峻的占草场总面积30%左右。不仅,我国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其他藏区的草原沙化、退化都无一能够避免。
当草场面积减少、质量下降时,草原生态系统自身具备的抗逆机制遭受破坏,抵御灾变的能力越来越弱,就如草原生态学家任继周在和科学家钱学森的通信中写到的那样:“历史证明,人类文明发源于干旱地带――人类生态系统崩溃的发源地。我们的草原正加速向毁灭前进。”草原生态恶化的遏制急需我们采取相应措施。
(二)藏区草山承包到户制强制推行的理论基础――“公地悲剧”理论
在国家正式制度的强力干预下,草山承包到户制在草原开始实施。政策的制定过程通常为指令性的、自上而下的、简单化的模式。之所以简单化,是该制度在藏区以“一刀切”的方式适用于不同的区域。
制度推行的重要原因是依据“公地悲剧”理论的昭示。导致藏区草山恶化的社会原因中,超载过牧是主要因素,多数草原生态研究的学者对此都达成了共识。超载过牧是因为 “公地”利用方式使然吗?草山“公有”一直是藏族牧区最坚固的观念之一。藏区有这样的谚语:“没有不属于部落的土地,没有不属于头人的百姓”,谚语的第一句就反映了草山部落公有的权属状态。在部落公有的基础上,还需要对草场进一步划分方进行使用。藏区地域广大,划分的方法并不一致。但是,从整个藏区来看,将草山直接划给牧户的方式则较少采用,通常都是将草场划分至基层生产单位加以利用。有的基层生产单位由一定血缘关系的人员组成,有的则由牧户自愿组成。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藏区各地存在不同的称谓,四川称为“加火”,青海则称为“日科”,有“林”、“打岗”等称呼。在一个生产单位内部,各牧户在集体草山划定范围内任意地自由放牧,草山不再划分到户,也不计较各户牲畜数量。各 生产单位被划定的草山在很多地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今年使用这片草山,明年这片草山可能则是部落内部另一个生产小组在进行使用。所以在藏区,对草山以“公地”的方式加以利用可谓源远流长。
加里特・哈丁曾经提出 “公地悲剧”理论,对此,1950年代萨缪尔森指出,“公地悲剧”其实质是制度使然。“公地悲剧”不能归责于公共资源的使用者,也不能因此责难牧人的自私、贪婪,是制度本身导致悲剧的直接产生。因为这个制度具有这样的逻辑:在公地上,饲养牲畜多的放牧人得到的收益比饲养牲畜少的人更多。这个制度的最终结果是谁做了更多的错事,谁就将得到更大的奖赏,因此超载过牧成为必然。避免“公地”的利用方式就是做到明晰产权,哈耶克在他的著作《致命的自负》中提出了“分立的产权”,他说:这个世界的文明是以发生并赖以生存的那个东西,精确地说就是被描述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即“分立的产权”。
因此以国家为主导开始了草原牧场产权制度变革,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明确草场产权的主体。而改革后的产权主体形式极为单一,仅承包到“户”,“户”也因此成为主要的生产单位。以往藏区因为地域自然条件的差异,生产单位往往呈现出多样性,除了 “户”外,还采用“加火”、 “日科”、 “林”、“打岗”等方式。产权主体的变革导致了藏族牧区生产方式的骤然改变。
二、草山承包到户制对藏区生态的影响及其效果分析
草山承包到户在藏族大部分牧区的推行则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制度变革。藏族牧区地域广阔,草山承包到户以后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在政策实施之初是难以预料的。经过多年的实践,对藏区生态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制度的实施并没有带来如同农区一样的成功,对草山环境恶化的缓解相当有限。草山承包到户制度推行后,许多学者都在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效果进行了立项研究。以刘淑珍课题组1999年至2006年对那曲地区的调查为例。那曲作为高寒草地的主要分布地,其草原生态的现状在藏区具有代表性。
那曲1999年就开始了草山承包到户,刘淑珍课题组的调查数据显示,草山承包以后,那曲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并未得到缓解,甚至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在那曲,2000年至2001年期间调查显示,草原退化面积已经扩大至那曲草原总面积的5128%,轻度退化的为草原总面积的6188%,中度退化的为草原总面积的2607%,极度或者重度退化的为草原总面积的1205%。与1996年至1997调查结果相比,草原退化的总面积有了增加,增幅达到25%。其中,重度与轻度退化面积增加,而中度退化面积略有减少。那曲1999年就开始了草山承包到户,而在这一时期,草原生态恶化不仅没有得到缓解,甚至有进一步加深恶化的趋势。到了2004年,草原退化面积占那曲草原总面积的508%,轻度退化的为草原总面积的5488%,中度退化的为草原总面积的2597%,极度或者重度退化的为草原总面积的1915%。与2000年至2001年期间的调查结果相比,退化总面积虽然略有缩减,但重度或极度草原退化面积却明显增加,增幅达到71%。〔4〕
事实上,不仅在那曲,在四川甘孜州、甘肃等藏族牧区都有相似的结果。据甘南草原普查资料显示,1982年草场承包开始,全州草原退化面积约为草原总面积30%左右,甘南牧区草原承包工作已基本结束的2008年,草原退化面积则升至70%以上。〔5〕
其次,制度实施后牧民对草原生态状况的主观感知亦不乐观。草山承包到户实施以后,牧民成为了牧业生产最基本的决策单位,在与草原的关系中,牧民是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牧民对自己熟悉和依赖的草原形成的生态环境感知具有准确性,可以让我们对草地可持续利用以及牧区持续发展所制定的政策进行更好的识别和反思。
赵雪雁教授主要致力于生态经济学研究,为了考察牧民对草地退化的感知,2009年在草山承包到户多年以后,她选取了甘南藏族牧区作为调研对象,并调查了110户牧民家庭。虽然草山承包到户,但是被调研的牧户在安排生产活动时,仅5773%的人认真考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而3507%的牧户只是偶尔考虑。〔6〕草山承包到户以后,不仅没有缓解生态恶化,甚至有进一步退化的趋势。对此,当地牧民有强烈的感受。与以前相比,高达8454%的牧户认为当地的生态环境呈恶化趋势,对此,纯牧区牧户反应尤其强烈,多达9020%的牧户认为当地生态较以前呈恶化趋势,半农半牧区略低些,但也有7826%的牧户如此认为。
①数据来源于甘孜州有关部门的提供。牧民对草地退化的感知表明,即便推广草山承包到户多年,环境恶化的趋势仍然没有缓解,甚至更加趋于严峻。对此,并非只有赵雪雁教授一家之言。2009年,张琴琴等在调查的牧户中统计,高达7622%的牧户认为草地质量变差了,仅有2238%的牧户认为草地质量变化不大。〔7〕还有专家提出,1980年以后,一些地方草场承包到户,定居定牧,牧民只在自己的小牧场上划季节牧场。草原的退化开始加快了。〔8〕
笔者在调研过程中,也了解到阿里、那曲,甘孜色达、石渠,甘肃甘南州等藏族牧业区域的一些牧户均有类似的感知。调查的牧户虽然有限,但并不妨碍文章观点的准确性,因为文章对今天草原生态的结论在很多牧区已经是牧民的普遍看法。除了牧民的主观感受和判断,文章中一些生态环境数据,也印证牧民感知的相对客观性。
此外,草山生态的恶化还进一步加剧了生存资源的争夺,冲突的加剧成为草山生态恶化的一面镜子。在藏区草山制度变迁过程中,群体性冲突激烈地爆发。据统计,2006年以来,仅甘孜州草山冲突就达815件,其中人员伤亡177人,经济损失约2298万元。①从1990 年到2000 年,青海省发生草山冲突679起,激化为械斗事件的占20%左右,伤11人,死135人,造成经济损失9000余万元。〔9〕
根据以上数据,我们发现制度实施后草山生态并未好转。产权私有化是否并不适合藏区草原呢?因为与藏区草原同样干旱的非洲草原,草山产权制度的变革也带来了类似的结果。非洲草原产权经历了这样的变迁过程:草原国有化、牧民定居以及草原私有化。对坦桑尼亚哈纳恩地区进行研究后表明,草原私有化带来的定居迫使牧民改变了曾经的放牧策略,畜群移动的空间被缩小,从棚圈出发后,在一天内可以到达的距离内放牧,这样的方式对草山生态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三、对藏区草山承包制的反思
土地承包制曾经带来中国农业区域的巨大改变,但在藏区的一部分牧区,草山承包到户制的推行并未实现制度的初衷。面对这一局面,我们不得不进行更多的反思。
反思一:为何成为“私地”仍无法避免“悲哀”?
在制度变迁的预期中,草山承包制将带来对生态保护的加强。草山承包经营权属于用益物权,作为物权,承包经营权人有权排除第三人包括所有权人对权利行使的任何干涉。所以在法律上,草山承包经营权是一个稳定的、长期的、可预期的权利,这样的权利当然对权利人形成巨大的激励。理论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公地”演变为“私地”,财产的私有归属将激发牧民对自己草山维护的热情和积极性,超载过牧将因此被杜绝,从而达到保护草场生态、缓解环境恶化的目的。然而现实背离了理论的预设。即便草山已经承包到户,对于草山日益严重的退化,绝大多数牧民都没有采取针对性措施来遏制这种现象,仅仅少数牧户意识了到草场保护的重要性。〔10〕调查中,虽然受访牧户已意识到牲畜的增多促使草场退化,导致草原涵养水源功能降低、水土流失加剧,但部分牧户仍考虑增加牲畜数量。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悖论,原因之一在于藏区并不会因为草山承包制的实施而减少人口,在今天的、青海,与1952年相比,因为人口增长人均占有草场的面积下降了一半以上,为了维持新增人口的生活与生存,牲畜的总头数却增加了一倍多。〔11〕人动创造了社会历史,但人动的基础就是消费,只有消费被满足,社会历史的创造才得以开始。就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的第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不管在他开始生产以前和在生产期间都是一样。”增长的消费意味着人类向环境加大索取。在普遍脆弱的草资源产出的藏族地区,快速增长人口的负面影响力越来越凸显出来。原因之二在于牲畜是牧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对于那些没有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家庭来说更是主要来源。〔12〕2012年在青海一个牧村调研时,世世代代生活在当地的一个藏族村长接待了我们,他向我们叙述了牧民对草山的依赖:
我们的草山没有虫草,没有其他出路,大家都依靠草山放牧维持生计。1998年到现在,本地好多大学生都没有稳定的工作,到处打工,工资收入少。对于这些孩子,结婚时的费用全靠父母放牧维持。正在读书的学生,父母也总是想将他们送出去,多见世面,学生读书时需要贷款,但是还款的压力还是很大,所有学费也只能靠父母放牧,生存压力特别大。大家全指望草山来解决生活出路,所以好多人都争夺草山,或者就增加牲畜数量。草原放牧非常辛苦,下雨下雪落雹子都没有办法停下来休息,如果有其他的经济收入,条件好些,就没那么多人愿意放牧。
在村长看来,牧民在自己草山上增加牲畜饲养数量是牧民生计压力下不得已的选择。
反思二:为何承包到户也难以形成草场的有效管理?
从前面分析可知,单家独户对自己土地进行细致的投入也许适合农区,但却不一定适合所有的牧区,特别是产草量低的藏族高寒牧区。在农区,1979年以来实施的土地承包制,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是因为通过强化土地利用权人的地位,提高了农村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农民通过精耕细作的密集型劳动,并实施一整套的农作标准和技术,还对农地进行了大量资源包括农家肥、化肥等的投入,实现了单块土地产量的提高。但是在牧区,草山承包到户并不能产生同样的积极效用,牧草不是种植物,牧民不可能像农民一样,对牧草如同对庄稼那样,通过精心耕作可以获得好的收成,在广阔的草场,牧民对牧草的生长很难付出农民式的有效劳动和护理,任何时期牧民不可能像农民一样对草场进行大量的投入进行改良,不仅因为牧场太过广阔,而且草原生产性能低、丰度低,投入后的收成将成为负数。据统计,仅以为例,一般放牧天数为365日,山地羊每日食草量为35公斤,大牲畜日食草量是绵羊的5倍。在,一般的天然草场平均每35亩草地才能养活一只羊。〔13〕
所以,因草山的自然属性决定,人类无法对草山如同农田投入同样的人工管理,在牧区,甚至没有必要拥有私人产权。正如巴菲尔德所说,对牧民而言,时间与空间是相关联的部分:他们与一个特别的时段使用一块牧场有关,或者与对诸如水井投资的财产权的保持密切相关;独有的土地所有权很少有其内在价值。〔14〕受雪域高原生态特质的决定,藏族农牧生活千百年来的特点就是融入自然环境、顺应自然规律。藏区牧业生态系统虽然是人类在自然生态基础上进行的牧业生产,但是这里的一切活动都依赖自然环境,而非控制和改变自然生态系统。虽然历经千百年,但在藏区草场的天然草原原貌一直被藏人维持,没有更多的人工投入,不进行人工种植牧草,也不使用肥料,更不使用灌溉设备。事实上,藏区脆弱的生态很适合这种无为而治的草原管理规则,任何人类的行为或者改良都可能成为草原难以承受之重。在“无为而治”理念支撑下的藏区草原,其生态曾经一直被完好地保护和维持。因此在藏族牧区,牧草长势良好与否通常是交由时令和自然决定。即便变革了草山制度,也没有办法采用更多的人工技术以提高牧草产量。
反思三:“公地悲剧”理论真的能成为草山产权改革的理论基础吗?
“公地悲剧”为我们所熟知,然而其结论从一开始就可能只是一种理论的想象。哈丁在《公地的悲哀》一文中对形成“悲哀”的“公地”是这样定义的:开放的、未管理的的公地。首先,藏族牧区的草山“公地”是相对而言的,与哈丁所界定的“公地”的开放性不相吻合。哈丁给了这样一个假设,即“公地”是可以向任何人开放的系统(Open Access),每个人都可以进入到公地。然而藏族牧业区域所使用的草山具有边界,这样的边界虽然不够精确,但在多数情况下牧区社会都对这种弹性的、大致的边界予以承认。所以藏族牧区的“公地”,不再是任人进入的系统,这些草山只对特定的人开放,只有具有部落成员身份才有资格进入这一地理范围之内。
其次,哈丁的“公地”是指未管理的公地,而藏民族对自己的草山“公地”却有自己的管理使用制度。哈丁对于什么是“未管理的公地”的准确、具体的含义没有详细论述,1998年哈丁也承认了这一缺陷所在。草山公有制度在藏族农牧区已经延续了千百年,这些被藏人祖辈依存的草山从来都不是“未管理的公地”, 对于作为“公地”的草山的保护,被藏民族认为是每个成员必须承担的义务,并被看作集体内部大事,没有任何一个集体成员会因为是集体的“公地”而对其漠视。每个部落、集体都对草山的利用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规定,世代沿用。而且不同的部落还有不同的草山使用制度,因为不同的地理环境下各部落会因地制宜,对草山的具体利用规则因此呈现出多样化。但无论采用何种使用方案,部落对草山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草山仍然属于部落“公有”财产。总之,在藏区草山利用过程中,集体成员都自觉按照共同形成的规则进行合作,形成了有效的集体行动。
藏族牧区“公地”的社会环境条件与哈丁理论假设并不相同,这也是为什么哈丁的“公地”走向了毁灭,而藏区的“公地”在千百年的使用中一直延续着良好生态的原因。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作为迄今为止唯一的女性诺尔经济学奖得主,对草地、森林、鱼类、湖泊和地下水等进行了大量研究,并认为草场具有公共资源的属性。她在著名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对公共资源使用管理进行研究后,在一次学术报告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群相互依存的人们,能够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并通过自主性的努力(并非由政府作指挥),去克服搭便车等(即市场失效)的问题,以实现持久性共同利益。公共资源的拥有者并非一定是“哈丁”式的资源使用者。
四、走出藏区草山承包制困境的思考
游牧是藏族牧业生产历史的一种客观存在,这一地方知识体系还负载着藏民族的传统生态观。在新制度建立时,我们不能完全离开本土知识。
(一)一种适宜当地生态的牧业方式――游牧
藏区的草原畜牧业所采用的集体游牧方式,是藏民族几千来对外部环境了解后的选择。在青藏高原,游牧的形成与这一地域所处的区位紧密相关。藏区草原环境变幻莫测,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农牧业常常受制于各种自然灾变。如雪灾发生时,牧民和牲畜如果不尽快移出雪灾将要降临的区域,往往招致人畜的巨大危险。灾变的产生,有时是为了保护牲畜,有时是为了保护草山,牧人们选择了移动放牧,在游动中寻找理想的放牧场所。环境的多变导致人们采取了以动制动的放牧策略,而因灾害所进行的移动通常都是长距离的移动。
游牧不仅是为了躲避灾害,还往往基于生态的需要。藏族牧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形成了按季转场的放牧方式。逐水草而居、四季轮牧的牲畜放养方式可以让草场得以休养。而一些草山面积相对不是很宽裕的地方,因为承包到户的实施,使每户人家的牲畜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以内而无法展开轮牧,无法得到修复的草山被反复啃食,极易造成沙化。这决定驻牧的草场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足够大的疆域才具备使人、畜进行回旋的余地。所以即便草山已经承包到户,在调研中,我们发现的阿里,甘孜州的色达、石渠,甘肃等地的一些牧业区域,牧民仍然不区别彼此草山界限,联合放牧。
藏族牧业区域,在漫长的时间里,也没有特别巨大的变化,而被一代代牧民传承,因为这些经验和智慧一直让草原中的人畜、牧草和其他生命和谐地处于一个互相依存的系统中。事实上,政策所依据的“科学”“也可能落后于传统游牧文明中那些经时间和环境验证的经验知识、文化模式。”〔15〕
(二)草山承包制与游牧的抵牾
在藏区,生态的脆弱性使人们以较为休闲的方式利用草场,如果牲畜固定在一个地方啃食,可能会导致草地无法得到休憩而负载过重,在生态脆弱的高原,移动使用草场是更为理智的选择。当高海拔夏秋牧场的牧草枯萎后,人畜就开始转移到低海拔的冬春草场。这一小片草场被牲畜啃食到一定程度以后,必须要让草山有一个休息期,人们又流动到另一片牧草长势较好的草场。游牧中,牲畜追逐着水草,人又追逐着牲畜,在草原上进行有规律地游动。
要展开游牧,其前提是所需草山面积较大,这也是为什么藏族许多牧业区域千百年来总是以“公地”的方式利用草山的原因。为了让一片被牲畜啃食过的草山有适当的休憩,则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完全不被使用,将草山承包到户后,即便草山丰富的区域,各户往往只能按区域轮牧,再难完成按季轮牧,而一些小规模的草山更是无法满足轮牧的需要。藏区地域广大,以“一刀切”的方式落实的草山承包到户制,相对于纷繁复杂的自然条件,这种既简单又标准化的草山利用模式并不总是适合所有的情况。
“公地”的存在是展开游牧的基础,在“公地”上,虽然各户并不计较牲畜数量,但因为笃信佛教,对于财富的追求一直坚持不,所以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集体成员为了获取个人财富而进行的养羊大赛。而且在藏区长期形成的生态文化中,人们一直坚守依赖自然、崇敬自然的生态观,除了有完整的适宜于当地自然生态的草山利用方式外,对牲畜数量的控制,也有一整套的方法,如冬天宰杀一批牲畜、控制放生牲畜数量等。在草山承包制实施之前之所以存在超载过牧,并非是基于“公地”的诱惑。当时导致超载过牧的直接原因是日益增长的人口所带来的生存压力,所以今天草山承包到户无法避免超载过牧的“悲哀”,也无法阻止生态继续恶化。而草原人口压力的减轻,很难通过草山承包到户制予以实现。
(三)承包到户制划一推行的修正
藏区范围广大,也许草山承包到户制适合一些区域,并因此收效良好,但是基于农牧业的差异性,也基于藏区草山使用制度的历史,草山承包制未必总是适合每一个地域。土地利用方式因地域不同而具有差异性。因为人类从来就没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周围的生存环境,在特定的环境下,人类只能够尽最大力量对有限资源进行有效利用,从而必然导致人类生产方式多样性。
事实上,产权的明晰并不一定只是到“户”,也可以是联户、入股等方式。草山利用方式对草山生态将产生深刻的影响。不恰当的草山利用方式将破坏草原生态,由此导致的物质短缺也将引发、加剧群体性冲突。相反,适合当地生态的草山利用方式在缓解环境恶化的同时,因争夺资源爆发的冲突也将得以缓解。
法律将财产权分为债权和物权。债法因涉及跨区域交易关系的调整,常常因此表现出普遍性质,而物权法在每个国家都是特别具有本土色彩的法律。其原因在于物权中,特别是用益物权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土地制度的内容,土地制度与国家、民族、文化、历史传统包括地理的差异都有联系,因此每个国家对物权的规定往往表现出差异性和特殊性,呈现出多姿多态的内容。虽然我国在清朝末年开始实行了以西方法制为蓝本的改革,民法的起草中,债权的规定主要参照了德国民法,但物权法的规定则一直保留了中国本土的许多传统,与其他国家在这一制度领域所保留的“法国特色”、“德国特色”、“日本特色”等一样,中国也具有了“中国特色”的物权制度规定。
物权法内容的本土性不仅是以“国”为单位,也以地域范围的不同而迥异。物权别是用益物权中,关于土地使用的方式,国家通常是将土地使用的习惯法律化后形成了这一部分法律的内容,本土的习惯构成法律的基础。因为以社会学角度去解释法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律的功能主要不是要对社会关系进行变革,而只是建立一种大家可以预料的预期,以便人们规范自己的行为。所以从这种角度上来讲,法律从来都是社会中一种保守的力量,而不是一种变革的力量。〔16〕人们在行为之前、在建立各种社会关系之前,可以预期未来的后果,不仅仅需要法律公示就可以达到,还必须在法律中存在人们熟悉的规则。因此法律必须照顾本土习惯,不能一下子就换上新装,法律要让在其效力达到地域范围不会突然变换模样。托马斯・阿奎那就作了这样阐述:即使有利于一般社会福利的法律变革,由于法律发生改变这一事实本身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有害于公共幸福,因此应当慎重。〔17〕虽然这个世界需要变革,但人们也需要稳定和确定。对于对旧有习惯突然作出巨大改变的法律,其适用可能面临这样的困境:人们一方面失去了曾经依赖的习惯规则,同时对陌生的规则又无法在较短时间建立完全的信任。
怎样的草山使用制度更适合当地生态,更适合农牧民对草山利用的有效性,是承包到户,还是承包到联户,或者其他制度的选择,笔者以为,划一的规定无法做到因地制宜,生产制度应是多元的。而且新制度的制定一定不能完全抛弃本土知识,不考虑本土知识的制度创新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勉强做到也意味着巨大代价的付出。对于制度的选择,与草山具有至深关联的农牧民往往最有判断力,世世代代生活在草原的牧民对草原具有深厚的感情,也具备丰富的本土经验,我们不能低估他们的能力。对生产制度的创新以及改革,政府应该提供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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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海拔平均3000m以上,总面积72万km2。青海省内以日月山为界,以东为农业区,以西为牧区。牧区有6个民族自治州,总面积达70万km2,占全省土地面积的97%。总人口约182.24万人,纯牧业人口为79.77万人,农业和牧业收入占全部纯收人的55.5%。青海省草原面积3647万hm2,占全省面积的50.54%,占全国草原面积的10%,居全国第4位。其中可利用草地面积3161万hm2。据全省统计资料,2008年末全省存栏各类牲畜2485.04万头(只),折合4008万只羊单位,按现有草原产草量测算,天然草场理论载畜量2240.72万只羊单位,平均超载率在65%以上。其中环青海湖区超载最严重,达到103%以上。长期的超载过牧、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恶劣的气候条件,使青海省牧区草原生态系统复杂而脆弱,加之近年来气候变化、过度放牧、鼠害和人口增长等因素的影响,草地资源严重破坏,退化严重,主要表现为产草量下降,优良牧草比例减少,沙漠化面积增加。1949年以后,各级党委政府组织广大牧民为改善牧民生活和牧区草原生产条件,兴建了一大批塘坝、灌区和供水工程约110万处,发展灌溉饲草料地面积90万hm2[1]。自2001年开始,开展牧区节水灌溉试点项目建设,到2009年,共计建设36个试点项目,节水灌溉面积达到0.667万hm2。工程总投资6900万元,其中:国家补助4600万元,地方自筹2300万元。
1项目运行管理模式评价分析[2]
在工程运行管理上,由于牧民对节水灌溉工程及设施缺乏管理经验,目前,工程的维护管理均由乡水管单位负责管护。根据青海省牧区的自然特点、社会经济条件和建设模式,主要有以下3种管理模式。
1.1水利管理所+牧委会
对于多数牧区节水灌溉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后,移交到当地水利管理所负责管理,管理体制的主要模式为/水利管理所+牧委会0形式,产权一般主干渠(管)归属国有,支渠(管)归属牧委会集体所有。购置的大型喷灌设备交水利管理所负责维修保养。
1.2单户经营
对于规模较小的项目,灌溉面积在66.7万hm2以下,实行以家庭牧户为单元的管理模式,在建设资金上采取国家给予适当补助,实行/谁建、谁管、谁用0的模式。
1.3联户经营
对于灌溉面积在66.7hm2以上的饲草料地,实行联户开发、分户经营的模式,推行经营实体与牧民用水合作组织共同管理的体制,按水系、渠系组建用水协会,明确工程建设主体、所有权和受益主体,自主经营管理。根据近10年来青海省牧区水利试点项目建设的实际,形成了/水利管理所+牧委会+牧户0的运行管理模式。如:海晏县哈勒景乡乌兰哈达村草原节水灌溉示范项目本着/谁建设、谁管理、谁受益0的原则,产权归水行政部门所有。县水利部门设立水利管理工作站,各乡(镇)成立水管站,并配备由村委会推选熟悉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兼职水管员,主要采取乡(镇)水管站管理模式。工程管理按照5青海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6和5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水利工程运行办法6执行,全县水利工程的管理人员由县水行政主管部门统一领导,工程管理实行县、乡、村、社分级管理制度,坚持专人管护和群众管护相结合的原则。经过1a多运行,牧民反映灌溉省时、费用少,管理模式适应当地牧区要求。牧区水利试点项目均未征收水费,也未严格实行用水定额总量控制制度。
2项目经济评价分析[3]
根据对青海省节水灌溉试点项目的节水量、灌溉水利用系数、增产和增收效益等指标调查与分析,经筛选、分析和汇总后得到各项指标,指标统计采用相应范围内项目节水指标的算术平均值。
2.1节水效益
节水灌溉示范项目采用的主要节水措施包括渠道防渗、管道输水及喷灌等先进灌溉技术。牧区节水灌溉示范项目实施后,灌水定额由建设前的10050m3/hm2下降到目前的7350m3/hm2,平均每公顷每年可节水2715m3左右,到2009年底牧区节水灌溉示范项目灌溉面积达到0.667万hm2,每年可节水0.18亿m3;平均灌溉水利用系数从建设前的0.30提高至建设后的0.50。总体来说,牧区节水灌溉示范项目实施后,节水效益显著。
2.2增产增收效益
(1)增产效益。据共和县江西沟、都兰县查汗乌苏和贵南本龙森多等项目区的实际测算,项目实施区灌溉天然草地与未灌溉的(对照区)比较,一般灌溉区牧草返青早23d左右,平均产干草比对照区高出2430~17295kg,灌区内牧草覆盖度达70%~90%,对照区为25%~61%,平均覆盖度提高35.7%。灌区内牧草高度平均为0.65m,对照区只有0.23m,平均高出0.42m。灌溉当年种植的人工牧草,比未灌溉条件的(对照区)比较,早11d出苗,灌溉的人工种植牧草平均产干草9679kg/hm2,对照区只有2040kg/hm2,平均增产干草7639kg/hm2,是对照区产草量的3.74倍。
(2)增收效益。试点项目的实施,提高了当地牧民的经济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牧民贫困落后的面貌。如:海南州共和县江西沟项目,实施完成草原节水灌溉面积182.3hm2,总投资300万元。通过天然草场补种牧草灌溉后,平均产草量由原来的730.1kg/hm2提高到6690kg/hm2。每公斤干草按0.43元计,每年每公顷可增收2562.8元,项目区每年可增收46.70万元。2009年底,全省牧区节水灌溉面积达到0.667万hm2,平均产草量提高(折干草)7639kg/hm2,每公斤干草按0.43元计,平均每公顷可增收3284.6元,每年可增收2189万元。
3项目影响评价分析[4]
3.1经济影响评价
通过牧区水利试点项目建设,对保护草原生态,促进畜牧业结构调整,提高牧民收入效果显著。如海晏县哈勒景、同德县贡麻和共和江西沟等地区,过去都是游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通过项目的实施,对区域内牧民实行生态移民,充分利用退耕地和宜草地种植苜蓿、燕麦和披碱草,积极引导和扶持牧民开展人工种草,建设优质、高产和稳产的灌溉饲草料基地,从而解决牲畜草料供应问题,并结合舍饲和半舍饲等措施,对草场实行轮牧、休牧和禁牧,让草原得以休养生息,发挥草原自我修复的功能,起到了/建设小绿洲、保护大生态0的作用。
3.2环境影响评价
牧区水利工程建设要统筹兼顾,合理利用水资源,才能发挥最大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青海省60%以上的草原年降水量低于400mm,呈干旱或半干旱状态。草场退化、沙化,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已严重影响到畜牧业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因此,加快牧区节水灌溉工程建设,提高水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改善草原生态环境显得十分紧迫。在牧区节水灌溉试点项目建设过程中,根据不同区域草地生态特征和当地条件,采取相应的保护和治理措施。在充分利用退耕地和宜草地集中进行人工草地建设中,坚持开发利用一小片,保护恢复一大片的原则。在选择项目区时,坚持/以水定草、以草定畜0的原则。在重点分析水资源可利用量和水资源开发综合潜力以及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基础上,统筹安排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合理配置地表水和地下水,保证了牧区节水灌溉工程最大效益的发挥。
3.3社会影响评价
青海省牧区的主导产业是草原畜牧业,牧民收入的90%以上来自畜牧业。当前,草畜矛盾突出,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制约了牧区经济的发展和牧民生活的改善。项目的实施不仅可对草原生态保护和改善起到积极推动作用,而且将有效地促进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和牧区经济结构的调整,使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为牧民脱贫致富打开了门路,提高了牧民种植牧草的积极性,要求发展高效的畜牧业生产的意愿越来越高。同时,还增强了牧民对节水灌溉工程认识和节水意识,对促进地区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具有引导作用。
3.4技术影响评价
根据气候特征、地形地貌、土壤、降雨、水资源状况、缺水程度以及节水灌溉技术的适应性,因地制宜,积极探索,总结出适宜本地区实际的节水灌溉方式。普遍推广渠道防渗和低压管道输水灌溉,有条件地区充分利用自然落差,发展自流灌溉,同时有的工程项目兼顾解决人畜饮水问题。在发展布局和技术带动上,节水灌溉技术由零散布点向集中连片、规模化建设发展,不断提高灌溉水利用率,充分体现了节水增效,发挥典型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并为实现全省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4项目可持续性评价分析
4.1水资源有保障,开发潜力大
青海省牧区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602.71亿m3,其中黄河流域为176.08亿m3,长江流域为180.6亿m3,澜沧江流域为110亿m3,内陆河流域为136.03亿m3。目前各流域用水总量32.94亿m3。全省牧区水资源可利用总量为175.78亿m3,重复量为50.07亿m3。其中地表水可利用量为167.75亿m3,占地表水资源量的28.0%;地下水可开采量为58.1亿m3,占地下水资源量的22.9%。2008年青海省牧区用水现状:全省用水总量15.5亿m3,其中地表水为14.12亿m3,地下水为1.38亿m3。总用水量中生活用水量为1.23亿m3,其中城镇生活用水量为0.29亿m3,牧区人畜用水量为0.94亿m3;工业用水量为1.12亿m3;农业用水量为10.36亿m3;生态用水量为2.79亿m3。农业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66.8%,农业用水浪费严重。综上所述,青海省牧区地表水可利用量为167.75亿m3,现状用水量为14.12亿m3;地下水可利用量为58.1亿m3,现状用水量为1.38亿m3。青海省牧区现状用水量占可利用总量的8.82%,开发潜力较大。水资源条件为青海省牧区建设发展灌溉人工饲草料地,保护和改善草原生态环境,促进畜牧业经营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及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4.2节水灌溉技术先进,适应青海省牧区建设发展
通过牧区节水灌溉试点项目实施,总结出适应青海省牧区的灌溉技术摸式主要有渠道防渗、管道输水和喷灌3种节水灌溉方式,水源全部为地表水,节水效果较好,灌溉水利用系数可达到0.60以上,技术先进,受到了牧民的欢迎。
4.3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方面总结出了成功的经验
牧区节水灌溉试点项目的实施,深化了牧区水利管理体制改革,基本健全了水利管理机构,完善了管理办法,使水利管理工作逐步走上了规范化、科学化和制度化的轨道。在牧区水利建设管理中,结合实际推广了/水利管理所(站)+牧委会+牧户0的管理模式,得到了牧民群众支持和欢迎。
5项目综合评价[5]
(1)试点项目建成竣工验收后,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采取多种形式的管理模式,基本能够维持工程有效运行。进一步加强试点项目的用水定额管理控制;项目区不收水费,今后应加强水费管理和征收机制的政策措施研究,因地制宜地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水费征收机制。
(2)试点项目的实施,建设成优质、高产、稳产的饲草料基地,每年可使牧草增产5090.50万kg,增收2189万元,节水0.18亿m3。
(3)试点项目的实施,提高了牧民的人均收入,改善了牧民生产生活环境。对牧户的草场实行轮牧、休牧和禁牧,让草原得以休养生息,发挥自然自我修复的功能,起到/建设小绿洲、保护大生态0的作用。
(4)试点项目的实施,推广了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促进了项目区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和粮食、经济作物增产、增收,使牧民真切感受到节水灌溉所带来的实惠,提高了牧民应用节水灌溉技术的意愿和积极性。在周边地区产生了良好的技术影响和辐射效果,对科学合理配置水资源,提高水的利用率,带动区域节水灌溉技术普及推广,改善水资源和水环境状况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