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生态修复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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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生态修复案例范文第1篇
关键词：生态港口 环境保护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U65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如何提高我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已经不仅仅取决于科学技术，而是要将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紧密地结合起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的战略高度，也就是说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五位一体”建设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态港口又称绿色港口，是既能满足环境要求又能获得良好经济利益的可持续发展港口 [1]。港口作为城市与世界接轨的重要通道，发展形成生态港口，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举措，也是实现港口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途径。
2.1 国内生态港口现状
近十几年来，我国将发展重点放在了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问题上。随着这两项工作的日益加深，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已取得了成效，港口的环境也逐渐得到改善。
姚荣、陈晓峰、张娜[1]给出了绿色生态港口的含义，并分析了港口和环境的相互作用，提出建设绿色生态港口。刘磊、马铭锋、杨帆[2]指出了我国部分港口总体规划中存在的环境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给出了解决的对策和建议。邵超峰、鞠美庭、楚春礼等[3]根据国外先进的生态港口建设经验，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给出了发展建设生态港口的思路及对策。张树奎、鲁子爱[4]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建立了港口环境资源生态性多层次灰色评价模型，对港口环境资源的生态性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潘洛安[5]定量的计算了港口施工为港口生态系统带来的损失，针对此问题给出了合理的对策措施。
2005年初，我国上海港首先提出了建设规划生态港口方面的研究。天津港以“建设生态港口，共享碧海蓝天”的环保理念，投资建设多个污水处理项目，优化港口布局，从根本上提高港区环境质量。大连港于2008年初启动建设现代化的绿色环保港口的计划，针对污染物治理建立了海域海岸污染防治应急预案。秦皇岛港生态港口的建立历经了近40年，依靠较齐全的环保设施体系和污染综合防治体系，保障了港区内的环境状况。
2.2 国外生态港口现状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环境保护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措施。一些发达国家早已提出了生态港口这一理论，并建设了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港口。
首先，从事理论方面研究的有：PerH O lson[6]研究了港口废弃物的处理方式；Christopher F.Wooldridge[7]提出了指导港口环境管理立法的方法；Mary-Anne Jones[8]则基于港口生态环境风险发生机理，建立了港口生态环境风险防范体系。国外还有许多的专家学者开展此项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指导港口向着生态环保的方向发展。
其次，再从建设方面来看，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英国等都纷纷开展生态港口的建设工作。美国的加州长滩港依靠对六大元素（野生动植物、生态系统、空气、水质、土壤、社区）的保护和干预，在港口的绿色生态建设方面取得了耀眼的成绩。日本的东京港将环境问题视为重点，并将其纳入港口发展规划中，从根本上确保了生态港口的建设。英国各港口也积极采用先进的环保技术，发展自己港口特有的环保手段，努力开展生态港口建设。
三 盐田国际集装箱港口的生态建设
3.1 盐田国际集装箱港口概况
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盐田国际）是天然的深水良港，也是中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门户。港区现有16个大型集装箱深水泊位，多用途泊位3个，可停泊10万吨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舶，堆场面积373公顷。盐田港作为世界单港集装箱吞吐量最高的码头之一,已成为华南地区国际集装箱远洋干线运输枢纽港。
3.2 盐田国际集装箱港口的生态建设
盐田国际自从开港以来，就立志将集装箱港口建设成为绿色低碳节能减排的生态港口。贯彻执行国家相关的环保法规，在可能的情况下，采取比条例法规要求更高的做法，以确保完成生态港口的建设。
⑴ 帮助每位员工树立环境保护的信念。面对近年来港口陷入的发展僵局，港口的各级领导已充分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开始规划港口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群人就能完成的事情，它需要依靠所有人的共同努力来实现。为了使每一位员工都树立环保信念，并参与其中，盐田国际开展了港口环保周活动；盐田国际还将这种信念传递到与其合作的供应商及承包商那里，令他们也为环境保护做出贡献。
⑵ 对港口现有的设备、技术工艺进行改进。修改岸吊线路，若岸吊一刻钟内不作业，则自动关闭电源，实现节约用电；利用波形校正仪对龙门吊进行改造，可节油5%；堆场照明采用半夜灯泛光照明，节电达20%以上；港口企业采用新一代的太阳能层压板技术，其发电效能比传统的太阳能板提高了20%；在污水处理池边建立中水回收站，循环利用再生水，节水量达到几十万吨。
⑶ 推行实施港口清洁作业，保护港口周边的生态系统。4台溢油报警装置的安装，能够有效地防止不渗漏油造成的海面污染；投资建设完善的污水处理系统，将港口生活污水和生产污水达到标准后排放；码头运行的天然气拖车，可综合减低废气污染排放量82%；电力驱动的龙门机，可减少50分贝的噪音，减少废气排放95％；混合动力驱动的龙门机，可减少废气排放50%以上。
⑷ 对港区及周边的生态系统进行修复。港区及周边的生态系统可以分为陆域和水域生态系统。对于陆域生态系统，盐田国际开展了野生动物保护项目，并成立了义工服务队定期对海岸线进行清洁；对于水域生态系统，盐田国际采取人工鱼虾放流增殖来平衡、修复海洋生态环境。
四 盐田国际集装箱港口生态建设启示
从盐田国际开展的生态建设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第一，开展港口的生态建设研究，必须将港口的生态保护融入到港口的规划建设中去；第二，因港口发展带来的环境破坏应给予合理的补偿修复，进行环境再生或是提供替代资源；第三，通过对港区内的生产设施的改革，可以实现港口的节能减排；第四，与生态示范港联手，由其成功经验作指导，完成自身的生态港建设。
我国各港口发展程度不同，经济实力亦存在差异，但建设生态港口的理念应是一致的。分析港口存在的问题，参考盐田国际生态建设的成功之处，根据自身港口的优劣势，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建设生态港口的捷径。
参考文献：
[1] 姚荣,陈晓峰,张娜.绿色生态港口简析[J].人民长江,2003(5):28—29．
[2] 刘磊,马铭锋,杨帆.我国部分港口规划存在的环境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J].中国水运,2007(7):21-24.
[3] 邵超峰,鞠美庭,楚春礼,胡翠娟.我国生态港口的建设思路与发展对策[J].生态学报,2008(28):5601-5609.
[4] 张树奎,鲁子爱.港口环境资源的生态性评价方法研究[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2010 (24):179-183.
[5] 潘洛安.港口施工的生态影响及对策措施[J].中国港湾建设,2012(2):65-69
[6] PerH O lson. Handling of Waste in Ports.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1994,29(6-12):284-289.
[7] Christopher F.Wooldridg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Ports and Harbours—Implementation of Policy through Scientific Monitoring. Marine Policy,1999,23(4-5):413-425.
国内生态修复案例范文第2篇
关键词岩质边坡；生态防护工程；影响因子；对策；浙江金华
中图分类号U41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5739（2011）03-0290-02
生态护坡是指开挖边坡形成以后，通过种植植物，利用植物与岩土体的相互作用（根系锚固作用）对边坡表层进行防护、加固，使之既能满足对边坡表层稳定的要求，又能恢复被破坏的自然生态环境的护坡方式。边坡生态恢复工程是利用植物进行坡面保护和侵蚀控制的途径与手段之一[1]。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研究越来越重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在生态护坡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出现了一些成功的工程案例。就金华地区而言，岩质边坡生态护坡技术早在杭金衢高速公路就有应用。调查组选取义乌市南门街沿线边坡作为调查对象，从中选择沿线2个典型边坡作为样地进行分析。
1工程概况
义乌市南门街工程剖穿2座山坡，形成了长约500 m的工程断面。为稳定边坡，坡体采用最经济、最生态的生态护坡技术。工程对风化或失稳的局部坡面进行了清理平整措施：一方面，对倾斜角度大、坡面高的坡体，为减少雨水冲刷、水土流失，重点进行了台阶式处理；另一方面，对局部失稳的岩质边坡则主要进行了放坡处理，并用长锚杆加固挂网。工程主要施工工艺如下：清理平整坡面锚杆施工喷射6～8 cm厚的植生基质挂三维被网（椰网）喷射1 cm厚的混种子的植生基质铺设无纺布覆绿后揭网。
2工程回访调查结果
调查组从南门街沿线选择立交桥与义乌中学之间的2个典型性坡体作样地（图1、图2）。样地取坡顶、坡中、坡脚分3个片段进行分析，调查结果发现在坡面自上而下，坡顶次生植被部分长势良好，坡面1.4 m以下区段植被受雨水自然冲刷严重，有些区域种植基质层与植被一起脱落，锚钎外露、挂网撕裂严重，原岩质坡体重新。台阶面的灌木与坡脚藤本植物长势良好，杂草如草、止血马唐、牛筋草、白茅、马鞭草、一年蓬、灰菜等在边坡滋长，工程基本不能达到最初景观与生态目标的要求。
3工程质量影响因子与应对措施
从实地获取的测量数据看，2个样地倾斜角度均大于70°，坡高大于6 m，面积大于200 m2，整个坡体以石质为主。机械开挖面有挖机条状挖掘痕迹，基面不平整，有局部失稳现象。影响该工程质量的主要因子及对策有以下方面。
3.1工程措施
在自然界降雨情况下，边坡不断经受降雨的袭击，其中一部分在边坡面汇集，形成径流，产生冲刷，导致溅蚀、溶蚀、片蚀、沟蚀、溜坍[2]。还有一部分雨水下渗，可能会降低岩体强度、抬高地下水位和增加边坡内孔隙压力。因此，工程措施重点必须保证实现减流固坡的目标。样地所处气候为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年温适中，热量丰富，雨量较多，有明显干、湿两季。从实地看，坡体稳固没有出现岩坡松动滚落现象，锚杆施工也基本能满足固坡要求。在减流方面，对坡体高、角度大的采取台阶形，局部呈水平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径流，减少基质的流失。但由于台阶面上没有做好沿水平方向两侧的放坡，集中到台阶的雨水不能及时排除，加剧了对下一段坡面的冲刷，这是影响工程质量的重要因素。
3.2种植基质
南方水、热、光、温条件较好，对岩质坡地进行生态恢复时土壤就是限制因子。为了保证种植基质能封闭石质坡体，与岩坡粘结，粘结材料选择普通硅酸盐水泥，水泥的比例选择在8%～10%。壤土选择当地已风化的黄壤，并用孔径为10 mm的筛网筛选，并拌合一定比例的有机质、保水剂和稳定剂等。由于基质初期的pH值高，影响植物发育，且普通硅酸盐水泥的水硬化反应复杂，pH值不稳定，单一的植被会逐渐退化。如果长期植被长势不好，没有植被覆盖的区域在朝阳方向，坡面在金华地区温差变化大，易开裂脱落。因此，调整粘结剂材料比例，掺入泥炭等介质，养护过程使用酸性肥料来改良调节土壤的pH值。
3.3坡面喷射厚度
坡体角度大，人工种植基质薄会引发坡体植物着根差、人工种植基质脱落、石质坡体斑秃的现象。该工程第1层基质喷射仅厚6～8 cm，第2层混入种子喷射厚1 cm。而种植基质的喷射厚度必须达到10 cm，才能提供与保障植被长期生长所需的水分和养分；使植物根系形成一个自然封闭坡面与基质的强度、内力共同作用，防止坡面的风化剥落。
3.4植物材料
在自然条件下，如果群落遭到破坏，一般恢复的过程是：对地力的要求低的先锋植物（一般当地草种）定居、繁殖土壤厚度逐步增加灌木乔木恢复其原来的外貌和物种；寿命短的种类寿命长的种类；植被绿坡保持水土景观空间构建。
该工程护坡植被主要以草为主，植物选择高羊茅与飞燕草。高羊茅虽为冷季型草坪，但其在金华市夏季也不休眠，耐酸、耐碱、耐旱，也耐潮湿。高羊茅分蘖节位于地表以下1~5 cm处，基质喷射的厚度能满足其生长。高羊茅的分蘖节紧贴主枝并与主枝平行生长，易形成紧密的株丛，但是其中央部分会随年龄增大而衰老并死亡。飞燕草为直根性植物，须根少，较耐寒、喜阳光、怕暑热、忌积涝，宜在深厚肥沃的砂质土壤上生长。在金华地区短期内生长效果良好，但由于后期肥水跟不上，不易形成预期景观。
建议应根据当地的气候及物种调查，尽量选用生态位不同的本土物种以避免竞争，在群落结构上尽量选择草灌结合的绿化模式。首先，在工程实践中，草本数量往往高于灌木数量，影响绿化长期效果[3-4]，因此草灌的比例一定要合理控制。其次，根据灌木种子发芽晚的特点，最好进行两步施工法，先点播灌木种子，15～20 d后再喷播草籽。在植物品种选择上，先引进土壤微生物菌肥（分解者），最好是用豆科类植物先改良土壤环境，再引进开花结果植物，吸引动物（消费者）觅食和安扎，注意物种的代际结构和不同植物空间合理分布。
3.5工程管护
由于在该工程在夏季施工，养护主要是在前期设遮阳网。坡体覆绿后去除无纺布，工程验收交付具体单位养护。该坡体基本上是很少管护，对脱落或长势不良区域也没有采取措施，基本上是属于自然生长状态，养护管理粗放。
4参考文献
[1] 周跃，WATTS D.欧美坡面生态工程原理及应用的发展现状[J].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学报，1999，5（1）：79-85.
[2] 周德培，张俊云.植被护坡工程技术[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3.
[3] 刘本同，钱华，何志华，等.我国岩石边坡植被修复技术现状和展望[J].浙江林业科技，2001，24（3）：47-54.
[4] 马磊，王文俊.高等级公路岩质边坡生态防护初探[J].山西建筑，2008， 34（30）：5-6.
国内生态修复案例范文第3篇
明确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的内涵是进行生态环境效应评价的前提，其重要性体现在评价内容的涵盖范围、评价指标的恰当选取、指标体系的建立等全过程中，关乎最终评价结果的可靠性。目前对于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这一概念，国内外学者没有给出明确定义。从普遍意义上讲，水利工程的生态环境效应是指水利工程的兴建对生态环境系统产生了影响，受扰动的自然界在生物个体、生物群体和生态环境系统3个层面上做出的响应。一般认为，水利工程的生态环境效应是指工程建设及运行对河流生态环境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各种影响;孙宗凤等把生态环境效应归纳为水利工程建成后对自然界的生态破坏和生态修复两种效应的综合结果;常本春等认为水电工程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是建立在生态基础之上的，并对人类、自然、野生动植物等受到的影响进行了综合分析，而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作评价，经过定性分析认为水电工程的生态负效应大于正效应。国外对于水利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及效应评价没有特意做出区分，前者是指在方案实施前，预测其对环境系统可能的影响，有严格的评估规范和操作步骤;而后者则指水利工程在建设期和运行期对生态环境系统产生的重大、局部的影响，如沉积扰动、径流减少、水质恶化、水生生态系统和河岸生态系统的破坏等。把握好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的内涵应重视以下3个方面:首先是生态环境效应的时间尺度，不能仅考虑工程建成后的生态环境效应，还要着眼于水利工程规划、设计、建造、运行的整个过程;其次是生态环境效应的空间尺度，不能局限于河流生态环境系统，还包括陆地生态环境系统、人类生活生产系统，考虑对自然界的综合结果;最后是生态环境效应的全面性，除了考虑工程建设期和运行期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也要考虑其正面效应，包括其对生态环境系统的修复作用，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的评价体系
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是一个涉及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的复杂大系统，需要客观、全面地分析水利工程对当地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影响。水利工程生态效应评价不同于工程建设前的环境影响评价，与水电工程后评估也不同，它是针对已建成的水利工程，从人居环境影响、野生动植物影响、自然规律影响、经济发展影响等4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评价体系主要由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构成。
2．1评价指标体系随着对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的深入研究，国内外专家提出了一些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和评价模型，但对此还没有达成共识，如何确立一套合理的、科学的、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是众多学者长久以来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a．基于传统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方法建立指标体系。采用传统的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模糊评价法、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和TOPSIS分析法等，一般指标体系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是一种树状结构，指标体系的建立遵循系统性、代表性、独立性、动态性、客观性、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等原则。b．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式(pressure-state-response，PSR)及改进模式建立指标体系。PSR模式的理论基础是研究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选取指标时采用“压力-状态-响应”这一逻辑思维方式，目前许多政府和组织都认为PSR模式是运用于环境指标组织和环境现状汇报最有效的框架，其已被广泛应用于环境管理、生态安全评价及决策制定等领域。在PSR模式广泛应用的同时，国内外也出现了许多改进模式，如状态-压力-响应模式(state-pressure-response，SPR)、驱动力-状态-响应模式(drivingforce-state-response，DSR)、压力-状态-响应-潜力模式(pressure-state-response-potentialframework，PSRP)、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模式(drivingforce-pressure-state-impact-response，DPSIR)和驱动力-压力-状态-响应-控制模式(drivingforce-pressure-state-response-control，DPSRC)等，基于这些模式建立的指标体系具有其独特的优点，更适合于较陌生生态环境系统的认识和管理，既能考虑各环节指标间的交互作用，又使评价过程得以分解、简化，因此也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常本春等从生态角度出发借鉴PSR模式构建了水电工程生态效应评价指标体系;王兵等分别采用灰色关联度法、综合评价法和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多方案综合决策支持系统(drivingforcepressurestateimpactresponse-multipledecisionsupportsystem，DPSIR-mDSS)，对黄土高原丘陵区1999—2009年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生态恢复环境效应进行评价，建立了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生态环境效应的树状评价指标体系和基于DPSIR-mDSS模式的生态恢复环境效应评价指标体系。c．基于生态足迹法建立指标体系。Rees等于1992年提出生态足迹法，并由Wackernagel等进行完善，这是一种衡量可持续发展程度的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区域可持续发展度量和生态经济中的多个领域;肖建红等应用生态足迹法建立了水利工程生态供给足迹模型和生态需求足迹模型，以2002年为计算基准年，从全国尺度初步计算了水利工程对河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给水利工程运行的可持续性提供了参考;董雅洁等应用生态足迹法，从区域尺度计算漫湾水电站生态供给足迹和生态需求足迹，研究电站对河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
2．2评价标准无论进行何种评价都需要有依据和标准，确立生态环境效应评价标准就是要建立一套衡量生态环境质量和人类活动影响程度的定量参照系，使决策者能够通过与参照系的比较确定当前状态，进而采取措施减轻或消除生态负效应，改善生态环境现状。由于评价目的不同或者采用的评价模型不同，生态环境效应评价标准的形式也就不同;另外不同区域的自然环境条件、经济发展状况、社会背景等存在差异，很难形成统一的标准进行评价，因此目前对于生态环境效应评价而言没有绝对的评价标准，要以实际情况为基础制定评价标准。综合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将制定生态环境效应评价标准的依据概述如下，其中有些可以直接作为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评价标准的依据，有些则只能作为参考，因此在评价前需要明确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评价的独特性，从而制定符合实际的评价标准。a．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规范等，如国家已的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SL395—2007《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GB3095—1996《环境空气质量标准》、SL190—2007《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等，另外行业环境评价规范、地方政府标准、河流水系保护要求、特别区域的保护要求等也是评价标淮的依据。b．研究区域的背景值和本底值，包括水利工程兴建前河流水系的连通性、年径流变化、水质达标程度、区域植被覆盖率、生物多样性指数、区域水土流失本底值等。c．类比标准，以自然条件相似的原生生态系统或以未受人类严重干扰的相似生态环境作为类比标准;以类似条件的生态因子和功能作为类比标准，如类似生境的生物多样性、植被覆盖率、水资源分配等。d．研究成果，如河流水质达标率评价标准、水土流失强度标准等。e．专家经验，即根据专家经验确定指标分级标准。
2．3评价方法由于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单因子评价根本无法全面、准确地反映水利工程的生态环境效应，因此多采用综合评价方法。目前综合评价方法已有数十种之多，在许多学科领域都有广泛应用，王宗军等［32-33］对典型的综合评价方法进行了综述，根据各方法依据的理论及评判过程的特点，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3类。a．基于经验的综合评价方法，主要依赖评价专家的经验及其对评价对象、评价领域的通晓程度，代表性方法有专家打分法、德尔菲法。这种评价方法原理简单，适用面广，且在应用过程中的解释较为直观;但是其主观性较强，准确性得不到保证，且时间、人力、物力耗费较多。李春华等将专家打分法应用于太湖湖滨带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研究中;刘芳等［35］将改进后的德尔菲打分法应用于城市生态环境基础质量研究中以确定评价因子权重。b．基于数值和统计的综合评价方法，运用数学理论和解析方法对评价系统进行严密的定量描述和计算，代表性方法有加权平均法、TOPSIS法、主成分分析法、灰色关联度分析法。这种评价方法数学逻辑性强，理论依据充分，充分利用原有数据信息，评价结果可信度高;但是对数据及其定量化要求较高，约束条件太多。Torfi等提出了一种模糊多准则决策方法(fuzzymulti-criteriadecision-makingapproach，FMCDM);陈艳萍等利用模糊优选法和TOPSIS法确定各地区水权分配比例及分配量;傅湘等［38］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了区域水资源承载能力的综合评价。c．基于决策和智能的综合评价方法，融入人类主观判断或者模仿人脑的功能，通过模仿人类处理信息的思维能力来重现决策支持，代表性方法有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人工神经网络法。这种评价方法将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容错性较好，评价效率高，评价范围广，评价结果可信度高;但是个别方法带有主观性，有些只考虑了主要因素影响，智能评价方法的逻辑推理过程不够清晰。陈桥等将层次分析法应用于矿山生态环境定量评价研究中;Dahiya等应用模糊集理论进行地下可饮用水的理化性质决策评价;王俭等建立了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区域水环境承载力评价模型。
3相关学科的形成和发展
传统的水利工程是通过建设水工建筑物来达到改造和控制河流的目的，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多种需求。近20年来，在大力发展水利工程的同时，人们逐渐意识到水利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开始注意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并在一定意义上发展了生态工程技术和建设理念。关于河川的生态工程，德国称为近自然河道治理工程，日本称为多自然型建设工法(又称生态工法)，美国称为自然河道设计技术。与此同时，许多国家推进了生态工程理论的发展，并逐渐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生态工程学，其研究范围涵盖河流、湖泊、湿地、矿山、森林、土地及海岸等诸多方面，主旨是寻求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双方共同受益，探讨可持续生态系统的设计方法。我国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的研究也促进了生态水工学、生态水文学、生态水力学、景观生态学等交叉学科的发展。传统的水利工程学和生态学交叉融合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生态水利工程学，简称生态水工学，其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传统水利工程学研究的河流、湖泊等构成的水文系统，还包括具备生命特性的河流生态系统。董哲仁等对生态水工学进行了探索，认为生态水工学是水利工程学的一个新的学科分支，是研究水利工程在满足人类社会需求的同时，兼顾水域生态系统健康与可持续性需求的原理与技术方法的工程学。生态水文学研究水文过程与生物过程的耦合关系，研究范围包括陆地上的气候-土壤-植被之间的动态关系，河流水文情势及其变化对水生生物和河流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流域尺度上水文过程和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自1992年都柏林“水与环境”国际会议至今，生态水文学的内涵在不断改进和完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水文要素和生物要素之间的影响和调节作用。生态水力学是研究水动力学和水生态系统动力学之间相互作用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研究范围包括生态流量、鱼道、水质、富营养化与水华、洪泛区、湿地、水生态栖息地和水域生态修复等。它一方面研究水力条件的改变对水生态系统平衡及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水生态系统的演变对水力情势的反作用，从微观上探索水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基础动力学过程。陈求稳等指出生态水力学模型已很好地应用于莱茵河下游生态栖息地评价和荷兰Veluwe湖沉水植物竞争性生长模拟等案例中。景观生态学融合了生态学、地理学、系统论和信息技术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早在1939年德国地理学家Troll即创造了“景观生态学”一词，并把它定义为研究某一景观中生物群落之间错综复杂的因果反馈关系的学科。此后该学科经不断发展充实，目前研究的重点内容包括景观格局的形成和动态及其与生态学过程的相互作用、格局-过程-尺度间的关系、景观的等级结构和功能特征以及尺度推绎、景观异质性的维持和管理等。
4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研究的发展趋势
a．评价指标体系的进一步研究。在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评价中，指标体系的建立是关键。生态环境系统的发展变化受多种因素影响，从中选择能较好地反映系统状态、能基本反映水电开发对生态环境产生的累积和叠加影响的指标因子是一个较难把握的问题;此外定量指标的收集、计算以及定性指标的合理分析、估计也是评价过程中的一大难点。未来的研究要综合考虑这些问题，力求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指标体系。b．统一评价标准的建立。目前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评价还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这里的“统一”是指广义上的统一。由于评价对象各方面条件不同，不可能用统一标准来评价，但可以建立广义上的统一评价标准，如可以根据评价对象所处地区的不同，建立分区评价标准，同一区域内的评价对象采用相同的评价标准;评价对象规模不同，建立分级评价标准，同一级别的评价对象采用相同的评价标准;还可以根据水利工程类型不同，建立相应的评价标准等。有了这样的统一评价标准，在以后的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评价中，不再需要评价者自行建立评价标准，使得评价结果更具有科学性和可比性。c．评价方法的改进。联合运用多种综合评价方法并借鉴其他学科领域的评价方法，以弥补单个评价方法的不足，使得评价结果更准确、评价过程更简单。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力开发智能评价技术，把专家系统、知识工程、人工神经网络等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引入到水利工程生态环境效应评价领域中，研究开发综合评价计算机软件系统，提供友好的人机交互界面，实现问题描述可视化和智能评价过程，减少人工参与，降低综合评价的工作强度及评价成本，提高评价结果的可信度。此外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等信息技术的应用也具有极大的前景。d．流域尺度上生态效应的研究。过去水利工程开发的生态影响评价侧重于单一工程的局部影响，较少考虑多个工程开发的综合影响和梯级开发的累积影响，从而导致流域范围内生态环境问题的频繁出现。因而加强水利工程的流域尺度生态效应研究，有助于从根本上分析、评估水利工程对流域生态环境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影响，为保障流域水资源的合理而适度地开发利用提供技术支持。
5结语
国内生态修复案例范文第4篇
1.环境学科新发展
环境问题是新千年全球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联合国制定的新千年发展目标包括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普及基础教育、促进性别平等等八个方面的具体目标，并指出实现这些目标所面临的五个巨大挑战，即：不平等和社会排斥、失业、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全球治理困境、战争与冲突带来的威胁，其中就有一项与环境学科紧密相关。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推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通过一批大学和学科跻身世界一流，从而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这就要求要积极引导和支持高等院校优化学科结构，凝练学科发展方向，突出学科建设重点，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激发高校内生动力和活力。对于环境学科而言，推动环境学科跻身世界一流是学科建设长期目标。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建设世界一流的环境学科？特别是如何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环境人才？需要我们深入思考与探索。
目前国际上对环境学科发展趋势主要归纳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不同尺度环境问题的交互影响，即全球变化与区域环境质量的互动。我们可以看到，局地的土壤污染、流域的水体污染、区域的大气污染、全球的气候变化和臭氧层破坏在整个环境体系里是交织在一起的，有的时候在学科研究和课程划分上是分开的，但真实情景中却是分不开的。另一个方面是不同介质环境污染的复合作用，即大气-水体-土壤跨介质复合污染。以氮循环为例，排放到大气里的氮氧化物，通过光氧化等反应，形成了硝酸盐等二次污染物，通过干、湿沉降可以进入水体和土壤，通过硝化和反硝化反应又会形成一氧化氮和氧化亚氮等气体再次进入大气，所以整个过程是循环的、不可分开的过程。应该说我们的环境课程体系也正在逐渐体现这两大发展趋势。
从历史上来看，环境机制与成因研究往往孕育着重大科学突破。例如，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发现了破坏平流层臭氧的化学机制与成因；20世纪80年代，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正式签署；20世纪90年代，科学家观测到臭氧层空洞开始逐渐变小，臭氧层正在得以修复。在此过程中，Paul Crutzen，MarioMolina，Shewood Rowland三位科学家做出了卓越贡献，共同分享了1995年诺贝尔化学奖。
曲久辉院士曾提出国际环境研究三大科技难题：第一个难题是环境变化的生态响应――从分子水平上来考虑问题；第二个难题是复合污染的健康效应――在人体水平上研究人与污染物的互动；第三个难题是环境中物质转移转化的定向调控――在单电子水平上考虑问题。未来要解决好这些问题，需要大量的环境人才储备。
目前来看，跨介质复合污染是国际前沿和焦点。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RC）提出的21世纪优先领域，将“环境监测与生态系统”“化学品和环境”列入其中；欧盟第七科技框架计划（FP7）的10个主题，包括了“环境和气候变化”；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NIH）近期重要方向也包括“环境健康”。根据统计，2009-2013年跨介质复合污染研究在Science、Nacre和PNAS上分别发表了116、133和142篇论文。因此，突破前沿问题需要多学科融合，来最终解决环境质量改善问题。从介质方面来讲，越来越难以单一划分大气、水体、土壤，所以要解决跨环境介质协同问题；从科学研究和Q策治理方面来讲，要解决好成因研究、效应分析、过程控制，所以要将科学、工程与管理学科相互融合。
从我们国内来看，环保事业的强劲发展是学科建设的长期稳定驱动力。环保部和工程院2009年了“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提出一个宏观的判断：我们正在经历污染减负的阶段，将要迎来浓度下降的阶段，再往后还要经历30年左右的时间，逐渐走到生态改善的阶段。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个过程中，主力军一定是我们课堂上的学生，培养优秀环境人才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2.人才培养新动向
面对新的环境问题，环境人才培养也存在诸多挑战。一是环境人才的需求结构进入快速变化期，结构性过剩与高素质人才短缺同时存在。传统知识和技术不能有效解决当前复杂的环境问题和由此引起的健康/生态风险，需要有新的建设方式、工程手段和运行管理模式。二是更加综合性、系统性地提出了新的宽与专的关系，也为多样性和特色发展带来了机遇。环境人才简单划分为科学与工程可能不太适应未来的发展，需要建设具有各自特色的环境学科，充分发挥环境学科的多学科融合的特点。
同时，环境专业内涵扩展对课程体系也提出了新要求。传统环境学科课程体系的跨学科融合（如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环境管理与政策）主要集中在基础课程，例如大一、大二的生物、化学、数学、地学等课程；而新的环境学科课程体系的跨学科融合重点在于形成新的环境学科方向，如分子环境生物学、环境地球科学等。
我们可以看到，国际顶尖大学目前高度重视围绕环境的跨学科融合。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共设有5个院系、9个学科方向来支撑其环境教学体系。其中环境科学、政策与管理系提供了环境保护与资源、环境科学、分子环境生物学、社会与环境专业4个学科方向，农业与资源经济系提供了环境管理与政策学科方向，工程科学系提供了环境工程科学学科方向，地球与行星科学系提供了大气环境、环境地球科学学科方向，土木与环境工程系提供了环境工程学科方向。再如，斯坦福大学一共有3个院系提供了7个方向的课程来支撑环境教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提供了大气/能源、土木工程（已获ABET认证）、环境系统工程，地球、能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提供了地球系统学、能源工程，法学院则提供了环境法实务、环境与资源相关法律和政策。这些新的环境学科方向具有鲜明的特色，均为各自高校的环境学科与该校的优势学科融合而成。
东京大学农学院的环境与资源科学部分别从森林环境与资源科学、生物与环境工程、国际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资源与经济4个方向提供环境教学方面的支撑；同时，东京大学科学院的地球与行星科学系、工程院的市政工程系、土木工程系、系统创新系，分别从地球环境科学、环境与卫生工程、水圈与环境工程、全球循环系统等方向开设课程。
剑桥大学强调环境学科与地学、生物学等学科的融合。其工程院的土木工程系设有地质技术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两个方向，地球科学与地理学院的地球科学系和地理系分别设有气候变化与地球一海洋一大气系统、环境系统与过程方向，植物科学系设有生态系统与全球变化方向，动物学系设有水生态、环境保护科学两个方向，土地经济学系设有环境、法律和经济方向。
由此可见，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跨介质的特性驱使，导致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牵引了课程体系的发展，这个特征是非常明显的。下面介绍几所高校的案例。
案例1：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分子环境生物学
分子环境生物学方向包括环境与人体健康（35门课）、全球变化与生物学（23门课）、生态（34门课）、生物多样性（23门课）、动物卫生与行为（22门课）、昆虫学（10门课）等6个子方向。每个子方向课程建设体现高度的学科融合特点，涉及多达10个以上的学科参与课程设计和建设，大学高年级阶段有丰富的跨学科/交叉性课程可供学生选择。
以全球变化与生物学子方向的课程设置为例（见图1），其中外圈是学科，第二圈是课程，中间是分子环境生物学的全球变化与生物学子方向。可以看见包括大量的关于资源、碳循环、全球环境等问题的课程，分别由地理、土木工程、经济等相关学科参与设计与建设，打破了学科壁垒。
案例2：斯坦福大学的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科融合
斯坦福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强调建筑环境、大气/能源和水环境的交叉融合，提供了能够相互融合借鉴的课程体系（见图2）。
从国际动向来讲，基于“问题导向”的环境科学研究推动形成新的课程体系是非常重要的特征。环境专业来源于多个母学科，不同母学科衍生的环境专业各具优势和特色，突出优势，办出特色，这是当前和今后国际环境学科发展壮大的一个关键推动力。
二、具有国际竞争力环境人才培养的挑战和思路
1_环境学科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环境学科的发展，在视野上正由常规尺度向微观、宏观尺度拓展，在模式上正由末端治理向清洁生产、循环经济转变，在技术上正由传统技术向高新技术、信息技术转变，在工程上正由点源治理向面源治理、环境修复、景观建设拓展。同时，污染物种类、浓度与组合的综合性、复杂性，污染物的地域特征、时间特征，污染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多样性，导致污染控制技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环境领域专业技术人才要求具备宽厚、系统的专业理论基础，以及良好的素质和综合能力，要注重素质、综合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培养。
2.环境问题全球化趋势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和影响国家对外形象的重要因素，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合作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际社会缔结环境相关的国际条约和其他协定500余个，其中区域性条约/协定300多个，全球性条约/协定100多个，涉及化学品和废物、气候变化、海洋保护、生物多样性、核与辐射安全等重大环境问题。国际环境安全问题逐步深化，环境公约履约已成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强化全球环境治理的主要手段和有效途径。
我国环境人才，需要深入了解国际科技发展和国际环境履约的水平和动向，具有国际竞争能力。比如说：在全球环境治理方面，需要h境法学、环境管理、环境科学领域专业人才，参与国际环境谈判和环保合作，建设多层次国际环境保护网络，支撑国际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在环境公约制定方面，需要环境法学、环境政策、环境科学、环境工程领域专业人才，参与国际环境治理法律体系建设，明确国家环境责任，维护国家环境安全；在环境公约履约方面，需要环境政策、环境工程管理、环境科学、环境产业技术专业人才，参与履约机制建设和环境公约执行，研发推广最佳可行技术/最佳环境实践，提升国家履约能力；在环境公约评估和修订方面，需要环境管理、环境法学、环境技术专业人才，参与国际公约履约成效评估，促进国际环境责任落实，推动国际环境公约发展。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履约压力持续增大，深化环境治理国际合作，加快国家立法建设，切实提高履约能力，建立资金、法制、科技、宣传、执法等完备的环境履约机制，对环境人才队伍提出了更高要求。
因此，重构我们的课程体系，需要高度关注学生国际竞争力的综合能力培养。
3.国际工程认证助推环境人才的国际竞争力培养
1989年由来自美国、英国等6个国家的民间工程专业团体发起和签署了《华盛顿协议》，所有签约成员均为本国（地区）政府授权的、独立的非政府专业性团体，中国于2016年成为正式成员，目前是18个正式成员之一。《华盛顿协议》主要针对国际上本科工程学历资格互认，确认由签约成员认证的工程学历基本相同。毕业于任一签约成员认证的专业的人员均应被其他签约国（地区）视为已获得从事初级工程工作的学术资格。
ABET（Accreditation Board for Engineeringand Technology，工程技术评审委员会）成立于1932年，前身是职业发展工程师委员会（ECPD），是由工程专业人士组成的非营利性认证机构。目标是提高和改善全球在应用科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和工程技术领域的教育水平，形成一个在以上四个领域内保障教育质量和激发创新的世界领导核心。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协议的美国代表即为ABET，这意味着ABET的专业鉴定已获得同等的国际认同。
《华盛顿协议》和ABET认证是国际公认的权威工程认证体系，我国目前已经对接并正逐渐融入这些认证体系。需要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基于学生学习成效的评估体系，促进培养目标的实现和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以ABET为例，其评估体系主要特点是从评“教”转为评“学”；核心是系统收集、审查能展示学生学习效果和能力发展的所有信息（作业、试卷、实验报告、口头报告、毕业设计、学生评价、校友评价、用人单位评价等），来评价培养计划是否能达到教学目标；直接、间接、定量、定性地来进行评估；动态地看数据，评估是否已利用这些信息来进行持续的改进。
通过国际工程认证，能够提升环境人才运用基础知识的能力、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工程设计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解决工程问题能力、肩负社会责任的能力、交流能力、预测产业全球影响的能力、终身学习的能力、洞察社会变迁的能力、工程实践能力，真正实现学生多维度的综合能力提升，培养其国际竞争力，为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做出贡献。
三、创新性环境人才培养的思考
1.培养创新性环境人才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是如何构建具有吸引力的跨学科融合的新型环境学科方向。环境学科本质上是交叉学科，来源于多个母学科，不同母学科衍生的环境专业各具优势和特色。那么，我们不同学科背景院校的环境专业如何突出优势，体现特色课程、特色教学模式？
在考虑问题上，其他学科可能更多地考虑局部，而环境学科更多地考虑全部；在工程问题上，其他学科往往只考虑单元，而环境学科必须考虑系统。那么，环境专业人才教育究竟是“专业通识教育”，还是“专才教育”？如何和今后的“大类招生”相衔接，如何协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环境学科具有开放性、交叉性，但是我们需要厘清自己的学科知识骨架。如何不断总结、提炼环境学科形成的成熟的、具有共性的专业基础理论，形成环境学科的通识教育平台？
第二个方面是如何加强环境学科人才培养的国际竞争力。我们现在加入了《华盛顿协议》和ABET认证体系，将来我们的环境人才需要真正走向世界。如何在工程实践能力、国际环境事务管理能力等方面有效提升？
以上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转变理念，不断探索。
2.培养创新性环境人才的几点建议
（1）转变育人理念，实施“三位一体”教育。现在的教育体系注重传授学生知识，同时兼顾一定的能力培养；未来创新人才除了应具备知识和能力外，还必须注重自信心、独立性、志趣、人格、价值观的培养。因此要转变以知识传授为核心的教育理念，向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转变，培养更加综合、更加_放、更加大气的创新性环境人才。
（2）加强交叉融合，发展新型环境学科方向，培养具有特色的创新性环境人才。要促进学科交叉、融合，丰富学科理论体系，加强课程内涵建设，形成环境学科课程特色。不同母学科衍生的环境专业应各具优势和特色，突出优势，办出特色，才能发展壮大。不同层次（研究型、应用型等）、不同类型（工程、科学、管理等）、不同特色（环境-健康、环境-地学、环境-生态、环境-经济、环境-法学等）的环境专业应建立不同的人才培养使命和目标。
国内生态修复案例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小城市；城市病；城镇化
Abstract：Chinese medium and small cities' urbanization has resulted in city traffic， the environment， resource， and other natural ecological problems， as well as social relationship， which makes our cities in sub-health state. Community resource endowments， institutional barriers， and the technical managing are the main reasons. To re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we should improve political control ability， social self-management skills， as well as ecological self-repair capacity. Thus， we can cope with the new urbanization dilemmas.
Key words：medium and small cities urban disease urbanization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11-19（6）
1 城市病与城镇化
1.1 城市病
城市病（City Disease or Urban Problem）是指由于城市人口、工业以及交通运输等行业和社会资源过度集中而引起的社会问题，它往往是由于城市盲目扩张或者过度使用资源而造成大范围的交通问题、环境问题、资源利用问题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紊乱等问题，使整个城市处于失衡和无序的状态。
《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十二五”期间，中国将进入城镇化与城市发展双重转型的新阶段，到2015 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52%左右，到2030 年则将达到65%左右。[1]宏观而言，我国的城镇化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转型期，如何将规模巨大的农村人口顺利转化为现代化的城市人口、实现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和广大学者密切关注的热点问题，对强化我国地方政府执政能力、提升服务质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国内外城镇化发展规律，当城镇化进程达到一定程度后，相应的城市发展问题也将逐步显现，人口过度集中、城市资源紧缺、生态环境恶化、社会生活问题突出等一系列城市发展问题将严重制约城市的良性循环发展，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城市病”。
1.2 城市病与城镇化
城市病源于城镇化。城镇化，也有学者称之为城市化、都市化，是指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①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之有不同的解释，就目前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城镇化的概念分别从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予以了阐述。普遍认为城镇化可以有效吸收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间的差距；有利于改善地区的产业结构，加快实现现代工业化；有利于建立区域科技和文化的中心，提高了区域的整体发展水平；有利于影响和提升城乡生产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城市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社会秩序混乱、社会保障压力快速加压、社保缺口难于平衡等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诸多问题。如何减少和缓和城市发展矛盾，降低城市病的社会危害，对于全国大中城市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对于处于中部地区的欠发达中小城市，如何在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防范和减少城市病的危害，发挥后发中小城市现代化的优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使得开展相关研究具有普遍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作用的双层意义。
2 我国中小城市的城市病特质
中小城市过快城镇化，刻意强调城镇化数量的增长，而现实情况是城镇化数量的增长远远超过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导致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城市发展布局紊乱，城市基础设施承载力严重不足，随之出现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秩序紊乱、运营低效、行政区域分割等一系列问题，既影响了城市和谐稳定，也制约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2.1 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化与过度分散化相矛盾
人口在中心区域的高度集中，在边缘区域的过度分散，尤其是边缘区域的城镇化只是形式上的城镇化，这种发展不平衡，是中小城市发生城市病的主要表现。城市通常对人口具有强大的集聚作用，尤其是对于处于城镇化初期阶段的中小城市而言。在人口快速集聚的过程中，一旦中小城市建设和管理跟不上迅速增长的需求，就会导致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滞后于城市人口的增长，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矛盾，出现环境污染、就业困难、治安恶化等城市病。中心区域的公共卫生设施相对不足，边缘区域则存在绝对不足，容易形成实质上的两极分化，从而进一步导致人口的再聚集和再分散的恶性循环。从根本而言，这是由于这些中小城市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后，城市人口迅速集聚，出现城镇化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发展速度的“过度城镇化”（或称为“超前城镇化”），相应的软件发展又未能跟进。矛盾不断积累，弊端不断放大，从而导致城市病的出现。显然，中小城市承载能力不足与过度城镇化之间的矛盾导致城市病发生是重要的原因。很多中小城市边缘区域未能得到充分利用，与中心城区不断拉大差距，两极分化现象严重，这也是可能产生城市病的重要区域。
2.2 忽视生态环境保护，错过提升城市综合水平的最佳时机
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中小城市发展很容易发生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空气质量和水质量的严重下降、土地滥用等现象，从而影响到市民的生活品质。中小城市在城镇化进程中很容易忽视短期利益与长期效益之间的关系，甚至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意识对生态环境加以保护。由此造成区域性甚至是全球性的水资源短缺、生态系统退化、土壤侵蚀加剧、生物多样化锐减、臭氧层耗损、大气化学成分改变等生态问题。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预测，未来全球将以更快的速度持续变暖，未来100年还将升温1.4℃～5.8℃，对全球环境带来更严重的影响，比如农作物将减产、病虫害发生频率和危害速度将明显增加、水资源短缺将恶化等。而这些原因的产生，中小城市所占的比例，正在上升当中。世界银行就曾对此做出过估算，认为由于污染造成的健康成本和生产力的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到5%。[2]而这一比例，在中小城市所占的比重由原来的两成到现在的接近三成。
2.3 贫富差距扩大化趋势，影响社会生态环境
在中小城市的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往往把工业重点转向资本、技术密集的部门，造成劳动力大量进入第三产业中的传统服务业和非正规部门。有研究表明，在非正规就业部门就业人群的工资一般只相当正规部门人员工资的一半，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社会保障，得不到法律保护，是以外来人口为代表的弱势群体面临的主要问题。由此导致的失业、就业不足、就业质量差等问题，造成城市贫困人口长期大量存在。此外，在城市规划、建房用地、基础设施、社区发展等方面没有充分考虑低收入人群的要求，他们很难在城市获得建房用地和住房，又不能退回农村，只能非法强占城市公有土地（如山头、城乡结合部的公地）和私人土地，搭建简陋住房，搞违章建筑。由此造成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也是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城市问题。
3 我国中小城市的城镇化进程与城市病问题分析
城市病产生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城镇化模式，导致有限空间和资源被过分使用、过度集中，过快聚集，既有人口多元化结构的原因，也有城乡二元结构的原因，还有城市发展理念等多方面因素。
3.1 关键原因——政治操控力障碍
一般情况下，城市病问题产生主要是社会因素，但在中国的国情以及政治强势作用力下，我们却认为中小城市城市病产生的重要原因是体制性问题。客观而言，我国中小城市的发展受到许多体制性因素的影响，这些体制性因素既是城市发展的特殊动力机制，也造成我国中小城市区别于其他国家中小城市城市病产生的重要差异。以政绩考核、财税体制、土地制度、规划体制为主的体制性问题，则成为根源所在。
现行的政绩考核体系导致地方城市政府只注重发展工商业，忽视民生建设，公共利益往往让位于商业利益。为了追求快速的经济增长，一些地方城市政府提出了“爱商、重商、亲商、安商、护商”等口号和政策。比如在城市房地产开发领域，开发商拿到地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争取政府公关，以便修改规划、提高容积率，其结果是城市规划的权威性被轻易破坏，超出规划强度的商业地产开发导致周边的基础设施容量不足。
3.2 重要原因——城市发展规划失策
城市发展规划的科学性对于中小城市建设和管理者而言，是一个新兴的课题和难题，很多城市的发展都是“一边建设、一边拆迁”的方式，不仅浪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而且诱发了城市病。对于城市发展规划而言，中国起步比较晚。正如德国波恩国际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专家多丽斯·菲舍尔所言，“中国城市大多极力模仿美国模式，中国的建筑师，以及但凡和城市发展有关系的人，都唯美国马首是瞻。这一点你不仅可以在城市形象中看到，甚至也可以从一个城市的交通组织方式中看得出来。比方说中国城市小区到处都是围墙，到处都有人站岗，你去看看，美国的城市也是这样，只不过远远没有这么过分。”[3]显然，城市规划的落后和被动，为城市病的发生提供了温床。
此外，中小城市发展规划让位于经济项目建设的问题，也是城市病发生的重要原因。多丽斯·菲舍尔指出，“在中国，起码一段时间里是这样：只要有人肯投资，他看中了哪块地，大概只需走一走建筑设计上的形式，只需搞到这样那样的条子，就搞定。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城市规划，那是很后来的事”。[4]显然，与国外城市发展规划而言，国内城市发展规划的强势地位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3.3 直接原因——现代社会管理投入缺失
现代科技力量投入不足和社会管理创新不足，是我国中小规模城市发生城市病的重要原因。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也在加快，特别是在国企改革、城市整治、“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基层管理部门和工作人员对现代城市管理理念、现代技术操作业务不熟悉等情况，加之以公民维权渠道不畅，个人、群体利益差距不断加大，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导致社会矛盾逐步凸显，城市病被无形扩大，很多问题错综复杂，部分问题甚至涉及体制机制问题，短期内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导致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不断加剧。基层公职人员缺乏正确处理相关事务的经验和能力，或者是为牟取个人和部门的不当利益，采取不正当途径，没有解决根本性问题，导致矛盾扩大化、尖锐化，干群关系紧张。与此同时，一般情况下，基层已有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存在不足，社会治安、居民服务、市民维权等相关配套设施落后，无法满足市民社会生活需求，也在客观上放大了这些城市病的危害性，给中小城市的管理和城市发展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和压力。
3.4 客观原因——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延续性
城乡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社会资源以及农村自身优质资源过度集中到城市区域，城乡分化加剧也是导致城市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通常情况下，不论是农民还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长期承受着包括义务教育、高考、社保、就业政策、保障房待遇等领域的歧视，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益，促使更多的农民向城市迅速积聚。正如中国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所言，“如果一个城市能将公共服务这块蛋糕做得足够大，就能保证在城镇化进程中，尽量不削减原有居民分到的蛋糕量，进而减小改革阻力。”“原来的改革是放权让利的过程，现在是一个调整利益结构的过程”。[5]显然，我们中小城市的这块“蛋糕”还不够大，不足以保证进城农民工的基本生活保障。
此外，过度的资源（教育、医疗、税收、财政等）中央聚集模式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中小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总体进程。从2001年的37.66%到2012年的51.27%，城镇化虽然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高速发展背后，问题也逐渐浮现：以中小城市为主的城镇化呈现出“粗放型、外延式、低水平”的特征，存在总体质量不高、农民融入程度较低、资源环境代价较大等诸多挑战。过多的资源向城市集中，加剧了城市负担，使得城市功能负担濒于崩溃，相应地，农村资源被过度攫取，掏空了农村资源再生与维护的能力，导致两极分化断层的“断裂”格局。
4 共生：新型城镇化与城市病防控策略
事实上，无论是在国外发达的中小城市还是在我国的中小城市，如何防止城市病、顺利实现城镇化都没有固定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对于具有各自特色的地方城市而言，如何处理不同类型的城市病也应有相应的对策。因此，我国二三线中小城市应选择符合自身特色的城镇化路径。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4.1 科学规划，走“小城镇化”路径，避免城市病的重复
4.1.1 避免“大城镇化”路径选择，防止不必要的盲目扩张而导致的城市病
显然，以人口、经济、科学文化的高度集约为特征的大城市，对于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于辐射农村经济和支撑国际经济竞争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有学者认为，大城市的快速发展，是世界各国城镇化初中期的共同特征，控制大城市发展是违背客观经济发展规律和城市发展规律的人为措施。更有学者和地方政府认为，我国城镇化进展迟滞和区域间发展失衡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缺乏具有较强经济启动的中心城市、大城市的带动作用。
与此相反的是，我国大城市确实已经面临过度膨胀、几近饱和的严峻形势，发展潜力有限，处于二三线的中小城市，由于具备了相当的经济基础，一般正处于规模扩展阶段，反而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包容度，能够有效提高经济效益，消化农村人口，缓解大城市压力，还在推动农村工业化和区域经济繁荣等方面都表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因此，在制定城市发展规划策略的选择上，应从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大力发展各具特色的中小城市，以加速城镇化发展进程，可以考虑人口在20-50万之间的中小型城市，从而减轻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压力，防控城市病的发生。
欧洲是世界城镇化的先行者，也是防止城市病的先驱，尤其是在绿色城市、低碳环保、生态发展等方面已经成为世界的范例。目前欧盟国家的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约3.5亿欧洲人为城市居民。据预测，到203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81亿，其中50亿人口为城市居民。届时，欧洲的城镇化程度将达到80%。总体来讲，欧洲城镇化的最大特点是“紧凑型城市”。相比美国和中国而言，欧洲国家的城镇化发展比较推崇多城市结构。
欧洲的城市以中小城镇为主体，56%的欧洲城市人口生活在总人口为5000人至10万人的城镇，欧盟国家当中只有伦敦和巴黎被列入全球26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大城市”行列。欧洲国家大城市少，小城镇高度发达，分布均衡，规划合理。欧盟27国现在共有地方、城镇级行政单位9万个，但是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优势，承担不同的功能，它们之间形成分工、竞争而又合作的关系。城市集中区具有规模经济，能够实现某个地域内或者某个产业、商业、文化、社会领域内的资源的有效配置。
此外，为避免在城镇化进程中遇到“大城市病”困扰，欧盟十分注重空间合理布局，重视公共服务和人居环境，发展低碳节能科技，崇尚保护自然和历史风貌，致力于城市体系和谐发展。为引导城市的良性发展，让规划得到认同，公众参与尤为重要。
总之，欧洲经验很值得中国学习。
4.1.2 有效利用“城市郊区化”发展战略
“城市郊区化发展”就是利用城市与农村的过渡地带，缓冲农村人口过度向城市转移的发展策略，它表现为城市的人口、工业、商业由外向内的聚集、或者由内向外的离心双向迁移模式。郊区化发展一般有两项指标，一是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增长速度趋缓，在城市总人口中的相对比重下降，我们称之为相对分散；二是绝对分散，即城市中心区人口出现绝对数量的下降。近几年来，中国部分城市（主要是大城市）已经开始了郊区化过程。城市郊区化发展是城镇化的一种必然现象，即大城市发展由以向心集聚为主，转向以离心扩散为主，这对城市发展有利。但值得注意的是，依据二三线中小城市建设模式，在制定城市发展规划时，要积极支持这种趋势的推进，同时也要防止“摊大饼”式地盲目扩张。应该有针对性地选取若干区域作为中心区域，然后辐射周边区域，否则将不利于城市建设和管理，也不利于农村的现代化发展。
4.1.3 确立城市发展规划的权威性，保证城市建设的连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