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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民币汇率 通货膨胀 传递效应 价格指数 物价水平
一、引言
近年, 我国进入新一轮通货膨胀,消费价格指数从2007年4 月份开始持续上升,到当年的8月份达到6.5%,至2008年2月份更是高达8.7%。通货膨胀问题成为社会焦点。200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持续上升。我国许多学者就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讨论,大部分学者认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通货膨胀有一定的影响,但作用较小。因学者们研究的角度大相径庭,本文将选取部分学者的研究方法,下面将有关观点综述如下。
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
刘亚,李伟平,杨宇俊(2008)利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衡量的国内通货膨胀的传递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以CPI衡量的通货膨胀水平的传递是不完全的且存在明显的时滞,长期和短期汇率传递效应都很低;与自身惯性、国外价格和食品价格冲击相比,汇率变动对我国CPI变动的影响相对较小,但食品价格冲击在汇率变动对我国CPI的传递效应方面影响非常大。
张帅、赵昕、王茂林(2008)综合运用图表法,格兰因果关系检验,线性回归模型,时间序列模型等方法,对国内物价水平与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波动情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国内物价水平的波动对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变动影响程度很小,可以忽略从而近似认为二者之间仅有单项联系;而人民币有效汇率波动对国内物价水平有相对较大程度的影响,人民币升值1%,在之后的3年内,我国的总体物价水平(或通货膨胀率)将下降0.1%,说明人民币升值对物价水平的上涨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国内物价水平的提高具有决定性作用,其对通胀的正面效应为升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6倍以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施建淮,傅雄广,许伟(2008)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误差修正模型(VECM)对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对国内物价的传递动态进行了研究。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不同于其他学者,他们选取了世界能源商品价格指数来反映外生冲击变量,并且对模型中的变量分解方法做出了改变。研究结果也表明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对国内价格的传递是不完全的,并且传递有一定的时滞。除此之外,对于不同类别消费品价格,名义有效汇率的传递率存在着显著差异。人民币汇改以后,汇率冲击可以减少对不同总体价格通货膨胀的预测误差。
张成思(2009)强调了中国当前通货膨胀动态传导的现实机理,即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所导致的通胀效果远远超过升值对通胀的抑制效应。通过建立动态模型来研究流动性过剩指标以及汇率因素对通货膨胀动态驱动效应,综合结果发现:我国近10年来流动性过剩指标对通货膨胀的动态驱动效果显著, 但汇率变化因素的通胀传递效应相对不明显,即使考虑汇改因素、使用向量模型,这种结果仍然具有稳健性。
项后军,王清(2010)基于汇率传递模型,分析了通货膨胀环境因素对汇率传递的影响机制; 同时, 对上述理论模型加以拓展, 证明了在通货膨胀环境影响下, 汇率变动对消费者价格传递效应具有非线性平滑变化特征。他们又运用非线性平滑转换STR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较低的稳定的通货膨胀环境下, 汇率传递效应较低,在较高的不稳定的通货膨胀环境下, 汇率传递效应较高;随着通货膨胀环境的变化,汇率传递弹性在-0.136至-0.049之间非线性平滑变化, 汇率传递变化幅度较大, 因此需重视通货膨胀环境因素对汇率传递的影响。
潘锡泉,项后军(2010)从内生结构突变协整方法的汇率传递视角对人民币升值是否能够有效抑制通货膨胀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协整方程参数在样本期内发生了显著的结构突变,突变时点为2006年12月,且结构突变前后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均存在, 但其作用机制却发生了显著变化。结构突变前人民币升值不仅不支持“升值抑胀论”,反而会加剧通货膨胀,而结构突变后人民币升值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但其效果微弱。
高瞻(2010)运用VEC模型检验了在引入汇率因素的情况下外汇储备变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分析表明,外汇储备变动对通货膨胀产生的影响很小,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实行了有效的货币冲销政策,缓解了由于外汇储备增加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另一方面,我国汇率的变动削弱了外汇储备对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且汇率变动对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也不大。因为:一方面,它通过外汇储备对国内通货膨胀产生的影响会减弱;另一方面,由于微观、宏观(如市场定价、结算货币、一国的经济规模、经济全球化等)等诸多影响因素,汇率到通货膨胀的其他传导途径也并不顺畅。
项后军、潘锡泉(2011)运用内生结构突变检验与考虑结构突变的ARDL―ECM方法,将货币政策变量纳入模型中,从而把汇率变动、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联系起来重新对汇率传递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分别在2003年4月和2005年9月发生了结构突变。在此背景下,本文发现汇率传递效应仍是不完全的,但其长期传递弹性却由2005年9月结构突变前的0.065迅速增大到了结构突变后的0.118,且与现实中自2006年开始的较高通货膨胀环境也相当吻合,但通过人民币升值有效抑制通货膨胀的观点仍值得商榷。而体现货币政策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对CPI的长期传递弹性为2.254,远远大于汇率传递弹性,这显示政策当局完全可以运用独立的货币政策来稳定通货膨胀水平且相比于通过人民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具有更好的效果。
三、结论与分析
通过对以上学者所作研究的内容综述,可以看出他们的基本观点同异互见而且交叉。首先,从以上观点中,可明显看出,学者们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通货膨胀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寄希望于人民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来抑制或决定通货膨胀的变化。而学者们对两者关系得出的具体结论却是大相径庭的。
现将以上学者的观点不同处简述如下:
就研究汇率传递方面,刘亚,李伟平,杨宇俊(2008)认为长期和短期汇率传递效应都很低。施建淮,傅雄广,许伟(2008)认为人民币汇改以后,汇率冲击可以减少对不同总体价格通货膨胀的预测误差。而项后军、潘锡泉(2011)则认为因受2005年7月汇制改革的影响,导致同年9月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发生了显著改变,且在突变后,通货膨胀水平有了相当幅度的提高,虽然汇率传递效应仍是不完全的,但长期传递弹性确明显变大。
就衡量人民币汇率变动对通货膨胀影响的指标方面,王家玮、孙华妤、门明(2011)通过对中间投入价格指数,总产出指数,最终使用价格指数,最终消费价格指数等的分析,测算出人民币名义汇率变动通过进口中间投入对国内各部门以及社会生产不同环节价格水平的影响程度。张成思(2009)研究了因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对通货膨胀产生的影响,发现即使人民币在加速升值,仍没有显现出对通胀的抑制效果,而在人民币升值预期背景下流动性过剩问题却日益突出,成为了中国近年来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就人民币汇率和通货膨胀的相互关系方面,张帅、赵昕、王茂林(2008)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并非是替代关系,虽然人民币有效汇率波动对国内物价水平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价格方面的通胀/紧缩并不能导致人民币汇率上形成贬值/升值压力。项后军, 王清(2010)则认为通货膨胀环境因素对汇率传递存在一定的影响,需要重视通胀因素所带来的影响,它表现为:在较低的稳定的通货膨胀环境下, 汇率传递效应较低,在较高的不稳定的通货膨胀环境下, 汇率传递效应较高。
通过本文综述如上,不难看出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确会对通货膨胀产生微小作用,但这也表明了汇率因素无法对通胀情况起决定作用。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应该在维持汇率稳定的基础上,关注其他因素如通货预期、外汇储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刘亚,李伟平,杨宇俊.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汇率传递视角的研究[J].金融研究,2008,(3).
[2]张帅,赵昕,王茂林.人民币汇率波动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J].上海金融,2008,(4).
[3]施建淮,傅雄广,许伟. 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对国内物价的传递动态[J].经济研究,2008,(7).
[4]张成思.人民币汇率变动与通货膨胀动态走势[J].国际金融研究,2009,(5).
[5]项后军,王清.通货膨胀环境视角下的人民币汇率传递―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10,(11).
[6]潘锡泉,项后军.人民币升值能够有效抑制通货膨胀吗―基于内生结构突变协整方法的汇率传递视角[J].国际金融研究,2010,(12).
[7]高瞻.我国外汇储备、汇率变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基于国际收支视角的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10,(11).
官方为了影响汇率水平,在通常情况下用他们自己的货币买卖外汇时,就发生了外汇市场上的官方干预。但是当局并不能完全正确理解识别经济基本面所含的汇率,即使他们能够识别,但汇率干预的成本远大于它的收益。同时,设计汇率干预的另一个困难在于这样的事实:当局不容易了解已经观察到的干扰到底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因此,就很难判断是否应该在外汇市场上对这种年扰作出特别的反应,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官方干预的需要可能只有在事后才能确切地说明。
由此可以看出,官方的外汇干预效果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实际中我国的情况又如何呢?这是本文所关注的主要问题。
一、理论简述
从理论上讲,官方干预包括冲销干预和非冲销干预。冲销干预是指,官方同时或者在很短的时滞内采取行动抵消或“冲销”官方持有的国外资产的变化对国内基础货币的影响;非冲销干预是指,当局通常用他们自己的货币买卖外汇,而并不采取抵消行动。一般来说,非冲销干预能够影响汇率,同样也通过引导基础货币存量的变化影响货币政策,而基础货币的变化导致广义货币存量、利率和市场预期的改变,最终引起汇率的变化。然而,冲销干预的有效性是非常有争议的,对官方在外汇市场上千预的有效性的争议的核心很大程度上与冲销干预有关。
冲销干预可以通过两个渠道影响汇率:改变资产的相对供应量和发出政策意图信号。
1.影响渠道:资产组合平衡渠道(portfoli。balancechannel)
官方干预通过资产组合平衡渠道的影响可以在汇率决定的资产组合平衡模型(?BM)的框架内进行分析,在这个框架内,投资者根据各国资产预期的相对收益来平衡他们的资产组合。
由于在实证模型中要考虑非货币资产的选择是困难的,而且在双边基础上数据并不是可以获得的,为了测量PBM,第一类是建立在PBM简化形式上所得解的估计值这一基础上的。这种方法通常被叫做直接需求方法。第二类集中在求解PBM的风险溢价上,并检验不同货币面值的债券的完全替代性,这种方法叫逆向需求法。
PBM的本国资产和外国资产不完全替代性的假设相当于把预期贬值和国内外利率差加以分离的风险溢价的假设;而在PBM中,这种风险溢价原来是相对的本国债务和外国未清偿债务的函数。在使用逆资产需求方法估计资产组合平衡模型中,许多研究者估计了这样的一个方程式,风险溢价(ρ)是国内外债券持有量(Bt和BT)的函数。
2.影响渠道:信号渠道(signalingchannel)
信号渠道或预期渠道(穆萨,1981)假定:干预通过向市场提供新的相关信息影响汇率。更确切地说,通过信号渠道冲销干预发生的影响是私人主体改变了他们对汇率的预期,这或者是因为他们改变了他们对货币当局未来的可能的行动的看法,或者是因为他们改变了他们对货币当局的影响的看法。
汉弗珀杰(Humpage,1989)通过对下式的回归检验了通过信号渠道进行冲销干预的操作的假设:
这里INTt是干预变量,εt是白噪声误差;两期滞后的名义汇率是预期汇率的近似值,并用对利率差的预期来捕捉货币政策的影响。在最近的研究中,张和泰勒(Chang和Taylor,1998)使用1992年10月1日至1993年9月30日的数据对路透社报道的在日元一美元市场上与日本银行干预有关的消息,进一步考察了日本银行干预的效果。他们发现,在路透社刊登干预报道的前后,日元一美元汇率波动的变化非常的不明显。他们使用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恩格尔,1982),发现在路透社报道干预前30-45分钟他们的干预临近时对汇率的极为频繁的波动有最大的影响。
二、我国外汇干预机制分析
在我国,其制度背景比较特殊,我国外汇干预尚未形成成熟的三大市场机制的传导效应。央行根据货币调控的预期目标,先后运用了再贷款回收、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进行冲销。就我国实际情况来说,是怎样的效果?下面在M-F框架内分析。
在M-F模型框架内,非冲销干预在改变外汇供求数量的同时,也引起国内基础货币和利率变动,这将导致资本的国际流动和变化,从而增强对汇率的影响效果。同时,外汇干预也能通过改变金融市场的资产结构,对汇率产生影响:在汇率的资产组合平衡模型内,假设一国居民的财富由本国货币(M)、国内债券(B)和国外债券(F)三种资产构成,投资者依据不同的收益水平和风险水平进行资产组合,均衡汇率形成的同时也受到三大资产市场供求状况的影响。如图1,三条资产平衡线MM、BB和FF分别代表短期内在财富一定的条件下,货币市场、本币债券市场和外币债券市场均衡时的I-S组合,A为初始均衡点。在非冲销干预的情况下,若货币当局用国内货币买进外币资产,那么国内货币供给增加,在给定汇率水平下引起利率下降,从而MM向左移动到;同时,外币资产供给减少,外币债券市场出现超额需求,使得本币汇率下降,FF向右移动到;BB曲线不变,最终三曲线在C点重新实现均衡,汇率由S0贬值到S1,增强了干预效果。在冲销干预中,货币当局在外汇市场购进外币资产的同时,在公开市场出售本币债券回笼货币;这一过程中,外币资产供给减少同样引起FF曲线右移至FF’;同时,本国债券供应量增加使得本国债券价格下降,导致债券利率上升,BB线也右移至BB'''',而货币供给量MM曲线不变;三曲线最终交于B点,此时S2大于S0,汇率仍实现贬值,但贬值效果因国内债券利率的上升而部分抵消,且本外币资产替代性越强,干预效果越弱。在预期理论框架内,货币当局在进行干预时,可向市场传达一种干预意图或未来货币政策的信号,这将改变投资者市场预期并进行相应资产调整,引起即期汇率变化:如货币当局买入外汇资产,市场投资者预期政府有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倾向,从而增加私人外汇资产的持有,引起本币贬值。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非冲销干预的利率和资产组合机制可以放大干预效果,降低操作成本;但这种干预要以利率平价条件和改变货币供给为前提,干预规模不易过大,否则,会引起内部经济失调。冲销干预可保持货币供给独立性,但冲销效果受本外币资产替代程度、资本流动利率弹性及公开市场业务规模等因素的制约。干预的预期机制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货币当局自身要具备良好的信誉和实力,并能把握信息披露有效的时机。现实中,各国背景与制度不同,干预方式和作用机制也会存在差别。但是,就我国实际情况来讲,有效干预的关键是在实现汇率稳定的同时,尽量减少对内部经济的冲击。
二、对1994年以来央行冲销干预的实证分析
1994年?正率并轨后,我国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增长,为了稳定汇率,央行通过频繁干预,导致外汇储备继续高速增长,截至今年6月末已达9411多亿美元,居全球第一。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改变了货币供应机制,从而使央行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
(一)1994--1997年外汇干预和再贷款冲销的操作
1994年汇率并轨后,这一阶段国际收支年均顺差达451.2亿美元,外汇市场供过于求导致当时人民币汇率面临升值压力,对出口企业造成影响。为此,央行人市干预,相应投放大量人民币。在人民币稳定甚至升值预期下,套利资本通过混入经常项目结售汇、外汇黑市等途径流入境内,进一步加大了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对此,央行采取减少或收回商业银行再贷款进行对冲。根据测算。这一时期外汇占款共增加12217.5亿元;而央行回收商业银行贷款约3310亿元,未冲销余额约有8900多亿元。再贷款冲销相对不足,加上冲销时滞等因素影响,1994-年、1995年和1996年国内M2(广义货币供给量)增速高达34.5%、29.5%和25.3%,较大幅度偏离了预定目标,并成为当时通货膨胀的主要推动因素。直至1997年,银行再贷款需求大幅下降,同时持续冲销效果逐步显现,通货膨胀才得到缓解。
(二)1998—2000年外汇干预和公开市场操作
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8年出口增长大幅减少,1998—2000年国际收支年均顺差仅为229.5亿美元;加上周边国家汇率不断贬值,市场形成了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当时政府坚持人民币汇率不贬值,央行一度减少对外汇市场购汇,外汇占款急剧减少,三年间仅增加2308.8亿元。同时,国内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的情况,央行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商业银行纷纷先后归还再贷款,导致基础货币投放进一步受阻。国内货币投放相对减少没有引起利率的相应提高和资本流入,相反,为治理通货紧缩,央行连续降息,人民币一年期的存款利率从1996年的7.47%,下调到1999年的2.25%,在本外币负利差和贬值预期影响下,国内短期资本进一步外流。1998—2000年国际收支错误遗漏逆差高达422.7亿美元,其他投资逆差则达932.7亿美元,这种趋势进一步减少了国内货币供应。为此,1998年5月,央行恢复公开市场业务,1998年和1999年,通过债券逆回购等方式投放货币2622亿元,占当时基础货币增量的87%,基础货币增长逐步回升。2000年起,随着金融机构流动性增强和债券市场出现投机现象,央行改变公开市场的操作方向,开始采用债券正回购,实行货币回笼。
(三)2001年以来的外汇干预和冲销操作
2001年起,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恢复高速增长,同时,央行为治理通货紧缩继续降息,但同期美联邦利率也持续下调,本外币又形成正向利差为主。伴随经济基本面好转和海外政治压力增加,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日益增强。为稳定汇率,央行被迫扩大购汇规模和人民币投放量,同时,在公开市场通过不断增加债券交易种类、频率等方式增加冲销力度。但随着政府债券逐年到期和相继抵押,债券正回购严重缺乏“弹药”,资产冲销空间日益缩小。2003年4月开始,央行通过滚动发行央行票据回笼货币。2005年,央行共发行了27882亿元的央行票据,共进行了62次正回购操作和3次逆回购操作。3次逆回购操作都是在年初为应付春节期间的社会流动性需要而进行的,逆回购投放的基础货币很少,总共只有368亿元。2005年62次正回购操作的交易录达到了7380亿元。同时,在持续单向冲销下,央行已对商业银行形成过多负债,导致其对信贷总量的控制能力下降,2004年末,金融机构的信贷余额为177363亿元,2005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20.7万亿元。由此可见,在货币供应与银行信贷的调控目标之间的配合,并不是令人满意的。
四、对我国冲销干预的深入分析和完善构想
从上述干预实践可以看出,央行日渐陷入平衡稳定汇率和控制货币增长的两难境地,对其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从干预目标看,我国过于追求人民币汇率的静态稳定,外汇干预的主要目的是使汇率朝着实际均衡汇率方向靠拢。央行在日常干预中也很难判断真实的均衡汇率方向,只能通过短期频繁干预来实现中长期稳定,使得干预失去了主动性。
同时,银行结售汇和最高持汇规模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市场投资者的资产选择,本外币替代程度较低。这种制度有利于防止冲销引起的大规模游资的冲击;但外汇干预缺乏相应市场机制的配合,只能通过增加直接干预的规模和频率来达到预期目标。最终,央行吸收了外汇市场大部分供求压力,加大了干预的操作成本和汇率集中管理的风险。
在冲销效果上,再贷款本身存在计划刚性无法即时回收,且冲销对象和干预不一致等问题,造成货币供给结构不合理。由于国内债券市场规模较小,国债正回购等资产冲销方式也无法对抗外汇占款持续性增长。央行票据作为负债冲销的手段,虽然在理论—上可无限制发行,但实践中也存在局限性。因此,我国对冲工具的选择余地十分有限,随着外资流入进一步增强,国内冲销缺口也将不断扩大,内外冲突更趋激烈。可见,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不能兼得的“三元悖论”同样存在。基于上述原因,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对干预目标设定进行调整
继续稳定的人民币汇率改革。这不仅可以恢复其对国际收支的调节功能,而且也能提高央行干预的主动性和政策的有效性,减轻外部通胀输入。目前,央行可适当放宽内定的汇率波动日标,降低日常干预的频率。
(二)逐步放松汇率形成的制度约束,继续稳定的汇率改革
央行可以因势利导,加快市场建设,理顺各种资产收益率之间的关联性,逐步增强干预中市场机制的作用。实行汇率改革后,央行可逐步摆脱外汇市场供求中的被动地位,将外汇储备和汇率政策作为调控手段。在冲销上,央行可适当增加短期国债持有量,发掘各种新的冲销工具,并积极推进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
(三)加强官方干预的国际协调
从理论上讲,从官方干预的国际协调中得到的利益相对于单方干预得到的利益更加明显。今后我国要进一步增进国际间政策合作,在扩大外汇援助资金来源的同时,加大外汇干预力量,提升应对货币危机的实力。
(四)加强人民币汇率干预的政策配合
考虑到资本流动放宽后,我国本外币替代程度上升,冲销干预效果将逐步削弱,因此,增强与其他政策工具的配合是弥补此缺陷的重要途径。央行在干预时,要注重与国内财政、货币政策间的协调,推进港币与人民币一体化建设,以降低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目前,人民币汇率干预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主要表现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币冲销干预与基础货币投放之间的关系。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可选择的方案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加紧人民币公开市场业务的建设,配合外汇的公开市场操作,加大外汇干预的缓冲余地。由于受再贷款规模的限制,回收再贷款已不适于作为冲销干预的主要手段,因此有必要大力发展公开市场业务,将其作为冲销干预的主要手段以加强对基础货币的控制。
其次,逐步健全短期货币市场,改进利率机制,逐步提高利率的市场化程度。提高我国利率的市场化程度是汇率干预与货币政策合理组合的关键。
提要:新经济自由主义强调经济自由是以自由放任为主,以政府干预为辅。新经济自由主义论主张政府应从私人财产的单纯“守夜人”转换为经济自由的“裁判者”等观点,对我国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本文回顾了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形成的过程,深入研究了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观点及其贡献,对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缺陷进行了初步探讨。
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滞胀”局面背景下,新经济自由主义在20世界七十年代以后。逐渐得到经济界的重视,特别是1972年新经济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完全衰落,也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新经济自由主义在一定水平上修正了古典和新古典学派的完全自由放任和完全排斥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强调经济自由是以自由放任为主,以政府干预为辅。新经济自由主义论主张政府应从私人财产的单纯“守夜人”转换为经济自由的裁判者”认可政府在一定限度内对经济的干预,供认经济自由不是无限度的自由,应受到法律的制约和保证。无独有偶,这之后,中国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而大大深化。这伟大变革的时代,为了增进我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洞见,解和认识当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时,不能不对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哈耶克的有关理论观点进行认真地了解和剖析,并通过他理论认真检讨计划经济,就显得非常必要和饶有兴味。
一、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简述
作为最彻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一生进行过两次捍卫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大论战和一次新经济自由主义复兴的运动。20世纪三十年代反对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大论战和反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以及20世纪七十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运动。哈耶克出版过两本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和《致命的自负》。前一本书是他坚决反对纳粹主义、极权主义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通俗阐释,也是影响最大的“世纪之作”;而后一本书则是哈耶克毕生探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收由之作”。在这本《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依然不改其“斗士本色”,将无法实现“口诛”的“收由大论战”改作了“笔伐”的“理论大总结”,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进行了最后的全面批判,对新经济自由主义进行了简要地总结性论述。这两本著作使哈耶克成为了阐释现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当然代表。
二、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贡献
一般认为,哈耶克在论证市场经济自发进化过程的问题上做出了一项重要的贡献,即将秩序的自发性和规则的自发性区别开来。在他看来,保证经济秩序的自发性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因为在某些刻意制定的规则的基础上,也有可能产生出自发性的整体秩序。因此,真正重要的在于确保规则的自发演进属性,只有在自发进化过程中存续下来的规则——哈耶克称为内部规则的基础上产生的经济秩序,才是有效率的经济秩序,并且才与自由主义原则相一致。
(一)进化主义理性论与经济制度的进化。哈耶克强调分散性的个人知识的重要性。顺着这一线索,哈耶克提出了所谓的进化主义理性论。需要指出的是,哈耶克讨论的理性指的是一种逻辑推理能力,是一种由一定的前提推论出正确结论的能力。在经济理论中,理性即指“为达到某些目标而对各种手段的最佳选择。”主要是对大卫·体漠的继承,使哈耶克坚持了一种怀疑论的姿态。为了说明他立足于人的本能和本性而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的个人主义的“利己主义”或者“自私”,他认为由于人们普遍相信个人主义是证明和鼓励人们自私的,这是那么多人不喜欢它的主要原因之一;又由于实际知识的困难在这里所引起的混乱,所以我们必须仔细考察其所作假设的内涵。他认为,理性认识不是知识的全部,文明发展史向我们表明:除了理性知识以外,还存在着另一类经验性的知识。作为总和的知识这个概念,其恰当的对照物应当是一切人类实践活动。
经济制度的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秩序进化,直接源于人们的经验性实践活动。由于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碰巧改变了规则,因此使得该群体的知识分工更为发达,并在变化和未知的环境中呈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在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中愈来愈强、蒸蒸日上。当然,这个进化过程并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在包含着不同秩序的领域不断“试验”的结果。在进化过程中并不存在试验的意图,它类似于遗传变异,其作用也大体相同。规则的变化是由历史机遇引起的。
(二)经济自由与市场秩序。哈耶克认为,自发出现的市场经济秩序,是社会经济自发进化过程的最新进展,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出现过的最有效率的一种经济结构体系。作为一种“相对晚近的产物……,(市场秩序)是在对各种行为的习惯方式进行选择中逐渐产生的。这些新的规则得以传播,……是因为它们使遵守规则的群体能够更成功地繁衍生息,并且能够把外人也吸收进来。”相对于其他经济秩序,尤其是集中性的计划经济秩序,这种秩序的效率优势就在于它能保证该群体更有效地发现和利用分散性的个人知识,从而取得竞争优势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秩序之所以具有效率优势,就在于它赋予了经济主体以拥有活动的私域,并相应拥有经济自由。市场经济本质上必定是一种赋予经济个体以自由的制度,市场经济活动的本质必定是一种发挥经济个体主动性,并在整体上显现出自发竞争态势的过程。正是在这里,哈耶克的市场经济理论与自由主义相互勾连起来。
哈耶克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者说对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进一步阐发主要在以下方面:一是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放在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基础上,并且以个人主义作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与基本概念来阐述;二是着重从知识和信用角度论证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三是从批判社会主义的角度来反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的合理性。
对于市场秩序的效率优势,哈耶克认为,只要不存在各种不正当的强制,经济自由就趋向于造就出一种竞争的事态,这种竞争不同于完全竞争,而是一种不断逼近完全竞争均衡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个体力图寻找一种最佳的方式,以保证最有效地利用其所拥有的专有性知识。不仅如此,自发产生的价格信号也具有十分优越的信息交流功能,它能用最简短的形式将最重要的信息在经济个体间传递,并且只传递给相关经济当事人。相对价格变动反映了各种生产资源的相对重要性,经济主体只需要了解这一点,而无须过问导致这种相对重要性变化的背后原因,就能够做出正确的经济选择。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的价格和竞争机制近乎完美,即使它存在某些缺陷,也会随着历史的演变而自我修复和调整,并不需要人为的整合,经验的积累和不断的完善可以使社会自生自发的繁荣,这就是哈耶克追求的“自生自发秩序”。
三、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缺陷
无可否认,哈耶克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和发展的确具有重要的作用,哈耶克在当前这个内容庞杂的新自由主义运动中还是有其独特性的。但我们也不是一味赞同哈耶克所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各种观点。
(一)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缺陷。首先,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以脆弱的主观主义为基础的。在哈耶克看来,生活于同一个社会共同体内部的个人的观念分类系统大致相同,因此不同的个人才能够理解彼此的行为的含义;同样道理,社会科学家也因此能够从外部分析其他个人的行为方式,并以之为要素组成一种关于社会关系整体的理解图示。显然,这种外部分析也是以主观主义为基本立场的,因为它也把个人行为的主观方面(在哈耶克那里个人行为进一步被简化还原为个人观念)一一作为研究的起点。其次,自相矛盾的怀疑主义立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哈耶克所主张的这种有限认识论立场最终都有明确的规范性结论。无论是强调习俗和传统的优先地位,还是强调模式(秩序)预测,其真正用意都是在于捍卫传统自由主义,或更确切地讲,是对私有财产,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建制提供辩护和证明。通过这种认识论论证,哈耶克试图为既有的私有财产制度提供一个可靠的理论基础。不可否认,这种有限认识论是哈耶克批判其他若干理论的一柄利刃。尤其在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以后,哈耶克更是因此被一些人视为严谨的学者和自由主义旗手的典范结合。然而不幸的是,哈耶克的这柄利刃是双面的,在有效话难他人的同时,有限知识论也破坏了哈耶克自己所主张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
论文摘要:企业并购一直是个长盛不衰的话题,随着金融危机的发展,中国的企业也加快了并购的步伐,但是从总体来看,中国企业并购的成功率并不高,就企业并购当中的银行借款融资风险进行分析,可以为参与并购的企业控制银行借款融资风险提供借鉴。
论文关键词:企业并购融资风险
随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发展,世界经济将呈现一种新的格局,企业并购也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的企业也开始了高调的并购之路,跨国并购诸如中铝并购力拓、中国五矿集团并购OZMinerlas,国内的如国机集团与中国一拖集团等,并购的数量和规模都超过以往,上海联交所总裁蔡敏表示中国已步入并购、重组和联合的“十年黄金期”,但是从中国为时尚短的企业并购历史,特别是跨国并购的历史来看,企业并购成功的案例尚不多见。企业并购过程当中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目标企业的选择、目标企业的价值评估、并购的融资方式和支付方式的选择,还有并购后的管理和财务整合,其中,并购融资是企业并购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我国企业并购的融资方式而言,内部融资的融资额度十分有限,而股权融资的成本较高,历时较长,而且限制条件非常苛刻,而一些创新性的融资方式在我国尚不多见,所以选择并购的企业在融资时一般还是倾向于选择债务融资方式,特别是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方式进行融资。因此,本文仅就企业并购中的债务融资风险进行分析,以给面临并购选择的企业在理论和实践上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企业并购中银行借款融资简述
企业并购融资与其他情况下的融资不同之处在于,企业并购通常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且这些资金一般要在较短的时间内筹措和使用;而企业并购中的并购方通常规模较大,实力雄厚,财务稳健,并购又可以进一步扩大企业规模或者取得财务、管理及营销方面的协同效应,因而企业并购下的银行借款融资更易取得银行的支持。银行借款在一定程度内可以放大企业的财务杠杆,增加股东收益,但是另一方面,负债过多会使企业的资本结构失衡,加重企业还本付息压力,使企业面临较大的财务风险,促使企业进入财务困境甚至破产倒闭。
(一)银行借款的优点
银行借款包括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人的,必须按照约定的方式还本付息的中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按照借款有无抵押品作为担保,可以分为抵押借款和信用借款。与发行股票和债券等融资方式相比,银行借款融资具有以下优点:
1.融资速度较快
企业利用银行借款融资,一般所需时间较短,程序较为简单,可以快速获得所需的资金。而发行股票、债券融资,在发行之前就需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如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发行也需要一定时间,程序复杂,耗时较长。
2.资本成本较低
资本成本可以用用资费用与实际筹得资金的比率进行衡量。利用银行借款融资,其利息可以在税前列支,因而可以减少企业实际负担用资费用,因此相对于发行股票等权益融资,其资本成本率较低;与发行股票和债券等融资方式相比,银行借款属于间接融资,筹资费用也较少。
3.银行借款灵活性较强
企业在借款时,企业与银行直接商定借款的金额、期限和利率等;在用资期间,企业如因特定原因无法按时还本付息,还可以与银行进行协商展期,因此,银行借款融资具有较强的灵活性。
4.可以充分利用财务杠杆
企业在利用银行借款进行并购融资时,与债券筹资一样,可以充分发挥财务杠杆的作用,在资本成本率低于投资收益率的情况下,可在一定范围内放大股东的投资收益率。
(二)银行借款的程序
银行借款的程序一般包括提出申请、银行审批、签订借款合同、企业取得借款,按照合同使用资金并按照事先约定的方式还款付息,在此不再深入讨论。
二、并购中银行借款融资面临的风险及其成因
(一)目标企业的价值评估风险
在企业并购中,对目标企业的价值评估是并购定价的基础,也是合理决定融资额度的基础。因此,如果对目标企业价值,即资产价值和盈利价值等方面的评估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使并购方因并购成本过高、超过自身的承受能力,造成资产负债率过高,使企业陷入财务危机,并购达不到预期效果进而引发并购失败。并购中目标企业的估价取决于对其未来收益的大小和时间的预期。而在实际并购活动中,由于并购企业过于乐观,以及并购企业的管理层往往有着自大倾向,加之估价方法使用不当,对目标企业价值的高估可能性非常大。
(二)借款额度风险
只有及时、足额地筹措到所需的资金,才能实现预期的并购。而并购中过程中的银行借款融资额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并购成本。企业并购的成本一般包括以下三个部分(张龙,2008):1.收购成本。①被收购公司股票或资产的买价。②必须承担或到期时进行再融资的现时债务。③收购的管理和税务成本。④付给专业人士的费用。2.运行成本。3.收购后的整合成本。企业必须结合目标企业的价值评估和定价,以及企业自有资金的情况合理确定所需的融资额度。企业的融资额度一般应略高于并购成本,除了满足并购支付之外,还应保证企业持续稳健地运营,企业借款过多会加重企业的利息负担,影响企业的支付能力,面临较高的流动性风险,一旦企业不能按照债务契约还本付息,而银行又不同意展期等事项,将严重影响企业的信用和声誉,企业本身也会面临罚息甚至破产清算等风险。因此,企业在融资之前要合理确定融资额度。
(三)流动性风险
以银行借款方式融资进行的并购活动,要求并购方具备较强的即时付现能力,并购方的流动性风险通常较大。我国的企业在并购支付中倾向于选择现金支付,采用现金支付首先必须考虑的是资产的流动性,流动资产和速动资产的质量越高,变现能力就越强,企业越能迅速、顺利地获取并购和后续发展资金。并购活动会大量占用企业的流动性资源,从而降低了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快速反应和调节能力,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如果自有盈余资金不足,银行可能要求企业以各种主要的资产进行抵押,或者限制货币资金及其他资产的使用,而且通常目标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非常高,使得并购后的企业负债比率大幅上升,资本的安全性降低。若并购方的经营管理能力较差,现金流量安排不当,流动比率也会大幅下降,影响其短期偿债能力,给并购方带来资产流动性风险。
(四)资本结构恶化的风险
企业的资本结构是由企业的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即对外长期负债)构成,即企业长期资金来源中权益资本与债务资本的比例构成企业资本结构。资本结构可以表明企业所有者以自有资本对其债务承担偿付责任的能力,正常的比例应当维持在1:1左右(不同行业会有所区别)。在并购企业采用银行借款融资方式进行并购时,企业负债比率的上升将导致资本结构恶化,引发信用危机,进而影响企业的再融资能力。同时,如果目标企业的经营状况不佳,因资金回收不利而形成经营亏损,权益资本过少,债务资本过高,更会无形中增加并购方企业在整合过程中的债务负担。依赖大规模的银行借款融资进行的并购活动会导致公司形成高财务杠杆和高风险的债务期限结构,由此带来很大的财务风险。
(五)财务杠杆效应引发的破产清算风险
财务杠杆对于企业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在大量采用负债融资的情况下,企业财务杠杆比例会显著提高。如果并购后企业经营状况未得到改善,它将放大经营状况不利的消极影响,引发偿债危机和破产倒闭的风险。
三、企业并购中银行借款融资的风险应对
(一)合理确定目标企业并科学评估目标企业价值
不同企业并购的动机可能有所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种:通过实现规模效应以降低成本获得效益;通过扩大市场份额以增加效益;实现多元化经营,迅速进入新领域以获得收益。合理选择目标企业是保证并购成功,实现并购目标的前提条件,在目标企业的选择上,国内的很多企业并不理智,都是在原来核心业务经营较好的情况下盲目扩张,做大做强,进行不相关的多元化,最后不但没能分散企业的风险,新涉足的行业也没有实现预期的盈利,却大量占用核心业务产生的现金流,拖垮了原来的核心业务。企业在确定目标企业时,首先应保证企业本身有充裕、持续的现金流,即使有银行借款的支撑,企业自身所产生的现金流也必须足以支付银行借款的利息。为了降低并购可能产生的风险与损失,并购方在选择并购目标企业时,更需要对目标企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情况进行审慎的调查与评估,从中发现对企业有利和不利的情况,尤其要注意对一些可能限制并购进行的政府行为、政策法规等潜在的风险进行评估。具体从外部环境看,影响企业经营的主要因素有政治、经济、法律、技术、社会等因素;从内部情况看,要重点观察目标企业的资产质量、或有负债、盈利能力及市场前景等。在并购之前,应通过严格的调查分析,择最适合并购的企业,制定一套可行的并购策略。
目标企业的价值评估也是并购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企业价值的估价方法有贴现现金流量法、账面价值法、市盈率法、同业市值比较法、市场价格法和清算价值法等,并购企业可根据并购动机、并购后目标企业是否存续以及并购企业掌握的信息等因素来决定FI标企业估价方法,合理评估企业价值。并购企业可以综合运用定价模型确定并购价格,采用不同的方法对评估结果进行相互印证,也可以将运用清算价值法得到的目标企业价值作为并购价格的下限,将现金流量法确立的企业价值作为并购价格的上限,然后再根据双方的讨价还价在该区间内确定协商价格作为并购价格。
(二)合理确定借款额度
前已述及,企业并购的成本主要包括收购成本、运行成本和并购后的整合成本,企业在确定所需借款额度的时,首先应考虑自有资金数量,在保证企业持续正常运营的前提下,同时综合考虑企业所享有的银行信用额度、银行的贷款政策、利率条件及其波动情况、预期的经济景气度、通货膨胀水平等,还应了解国家是否具有相应的政策性支持和财政补贴等,合理确定所需的借款额度。
(三)合理确定借款银行
就不同银行的贷款政策而言,不同的银行对贷款风险管理有不同的规定。不同的银行在风险偏好、贷款限制、资本实力、与企业的关系以及提供的咨询服务水平方面都会有较大差异。企业在确定借款银行时应尽量选择资本实力雄厚,规模较大,富有开拓性、敢于承担风险,而且与企业业务往来频繁、_戈系亲密并能给企业提供大力支持,帮助企业度过难关的银行。同时还要参考不同银行之间提供的咨询和服务的水平,尽可能选择借款利率较低的银行。
(四)制定弹性的财务安排
企业应该制定弹性的财务计划,首先,企业应该做好财务预算,将各项主要的财务指标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企业的偿侦能力评价指标主要包括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现金比率、或有负债比率、利息保障倍数等,赢利能力评价指标主要包括总资产报酬率、销售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等,经营及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主要包括存货周转率、销售收入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净资产增长率等。其次,企业要重视信用记录以及与银行的关系,良好的信用记录有助于增进银行对企业的信任,而企业在确立主办银行之后,要经常与银行信贷人员沟通,主动与银行建立良好的银企关系。企业与银行沟通越充分,银行对企业的情况越了解,信息越对称,企业就更可能获得银行的授信。
(五)并购后进行快速有效的整合
企业并购之后,将面临着一个长期、持续的整合过程,而且,企业在并购后的很长一段时问内,都要面临长期的还本付息风险。企业在进行整合之前就应将整合成本予以量化,并纳入预算管理体系,防止因整合成本过高而造成整合财务风险。在并购完成之后,应进行快速有效的整合,企业并购的主要动机就是谋求协同效应,即获取“1+1>2”的效果,但是“1+1>2”的前提是并购后企业必须进行有效整合,而且,这种整合应该是全方位的,包括资产与生产整合、组织机构与人力资源整合、管理制度与企业文化整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