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理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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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理论的概念范文第1篇
【关键词】品牌生态系统；运作机理；文献述评
一、引言
随着人们对品牌的重视，使得关于品牌的研究火热起来，与此同时，品牌与其生存的商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也逐渐进入学者们的视线。如同自然界中生物与非生物间的互相影响、互相依存，多数品牌在与环境发生作用的同时，也经历着初创、发展、成熟、衰退、消亡等过程，使品牌与其商业环境的关系表现出生态系统的特征，再加上交叉学科研究的推广，促进了品牌生态学的诞生。品牌生态学毕竟是新的学科，品牌如何在其生态环境中发挥作用并得以成长，其运作机理到底怎样？本文对国内外有限的相关文献研究进行梳理评述。
二、品牌生态学研究渊源及脉络梳理
将生态学原理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初熊彼特经济进化论。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Tansley首次提出生态系统（ecosystem）概念，指出一定环境中生物和非生物可通过物质循环及能量流动形成相互依存的生态学功能单位。随着战后各国对经济重视，生物学隐喻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开始出现。
20世纪80年代纳尔逊和温特出版《经济变迁的进化论》一书，形成了商业生态系统研究的雏形，并标志生态学隐喻在经济管理研究中应用的复兴。1986年，美国James F Moore在《哈佛商业管理评论》上发表《新竞争生态学》一文，首次提出商业生态系统（Business Ecosystem）概念，1996年又在《竞争的消亡：商业生态系统时代的领导与战略》一书中建立初步的理论框架，为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1997年，欧文·拉兹洛出版《管理的新思维：第三代管理思想》，将广义进化论思想应用企业管理，并首次提出了“进化重构”思想方法。此后，商业生态系统理论得到关注与传播，促进生态学理论在品牌研究中的应用。
1998年，品牌专家David·A·Aaker提出基于单个企业品牌系统的“品牌群”概念，首次将生态种群概念引入品牌研究，开创了品牌生态系统研究的先河。随后，Agnieszka Winkler（1999）提出品牌生态环境的概念，指出品牌生态环境是一个复杂、充满活力并不断变化的有机组织。可以认为，真正的品牌生态学研究萌发于20世纪末，诞生于2l世纪初。
国内相关的研究较为滞后，1995年，孙成章出版的《企业生态学概论》一书是国内较早将生态学思想应用于经济管理领域的著作。199a7年，王玉在《企业进化的战略研究》一书中系统研究企业的进化特性及其机制。随后，1999年，山东大学王兴元教授首次提出“名牌生态系统”概念，并成为将生态学应用到营销领域的国内开创者。此后，王兴元带领弟子做出大量相关研究，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品牌生态系统研究框架，并给出品牌生态系统的确切定义──以核心品牌为龙头，包括品牌企业、供应商、中间商、顾客、公众、相关组织及群体等成员在内组成的复杂社会经济系统。
三、品牌生态系统作用机理相关研究及评述
品牌生态系统理论将品牌研究重点从以往的品牌本身扩展到一个涵盖利益相关者的大环境中，为品牌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品牌在品牌生态系统中如何发挥作用?品牌生态系统对品牌影响机理到底如何？这些都成为品牌生态系统研究的核心话题。然而，当前相关研究屈指可数，以下仅通过对有限的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将学者们关于品牌生态系统作用机理的研究评述如下：
（一）品牌基因论
袁虎（2005）把形成品牌独特识别，具有鲜明品牌个性的品牌核心价值称为品牌基因，认为品牌基因不仅是形成品牌个性并影响顾客购买的因素，还是维系生态关系、实现生态演进的根本原因，品牌生态运作过程正是自身品牌基因在生态系统内逐渐扩散和进化的过程。该类观点强调了对品牌内部核心价值的重视，然而，品牌核心价值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囿于品牌的本身。过分强调品牌基因，易导致忽视外界品牌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进而导致对品牌生态系统的研究回到对单个品牌本身研究的起点。
（二）生态因子论
殷红春（2005）提出协同进化论，并提出生态因子的概念，认为影响品牌培育与成长的生态因子包括经济生态因子，社会生态因子、企业生态因子及其他生态因子（自然资源因子、物流因子、信息与传媒因等）四类，正是品牌生态因子的作用，使品牌生态系统纵向协同与横向协同，导致了品牌集群与主导品牌的诞生，促进系统走向更高级的有序。该类观点克服了达尔文进化观过于强调物种竞争（适者生存劣者淘汰）而忽略协同的缺点，同时还吸纳了复杂系统科学的研究，指出了品牌生态系统中竞争和协同的双向关系。然而，对于品牌生态系统中各品牌生态地位（在生态系统中不同的影响力）并无过多的讨论。
（三）成长动力论
王兴元，于伟和张鹏（2009）以高科技品牌为例，提出品牌生态系统包括自动力机制（适应顾客需求的企业家精神、创新、预见和组织能力等）和他动力机制（系统间的良性竞争、替代技术和产品威胁、政府政策等），指出高科技品牌生态系统的成长链式过程机制和网式过程机制。随后，徐豪（2011）在此基础上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将品牌生态系统的动力因素又分为成长主动力因素和成长调节动力因素。该类观点从内外两方面对品牌生态系统的作用机理进行研究，既考虑到品牌运营企业本身的因素，又考虑到利益相关者对品牌的影响，相对较为合理。
（四）资源配置论
胡望明（2005）认为品牌生态竞争力的增强是品牌生态战略的基本目标，其中，品牌的生态竞争力是指企业通过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使用，使其品牌较其它品牌更能满足自身品牌生态系统共同演进的需要，从而建立企业综合竞争优势的比较能力，品牌生态系统竞争力增强意味着核心品牌在战略生态系统中的资源整合和利用能力增强。该类观点强调了对特殊异质资源的获取，在一定程度上又将品牌研究的视角从企业之外回转到研究资源配置能力的企业之内，并强调了品牌运营企业对自身条件能力的重视。然而，资源配置论对资源的具体定义不一，对于特殊资源、异质资源、核心资源等把握不清，易造成企业对于资源配置的无所适从。
四、品牌生态系统当前文献研究总况
尽管品牌生态系统从生态学角度赋予品牌生命特征为其研究提供新的方向，也为解决品牌环境复杂性问题提供新的思路，成为品牌理论创新的亮点。然而，当前理论研究还很有限，且存在以下不足：
（一）缺乏必要的理论佐证
当前对于品牌系统的研究还停留在对品牌特征和生物特征的类比基础上的隐喻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直接将生态学概念“套用”在品牌学，至于为什么品牌会表现出生物特征？品牌生态系统到底是否真的类似于生物的生态系统？这些都还缺乏深入的佐证材料。
（二）缺乏量化的实证分析
对于品牌生态系统的研究特别是系统运作机理的研究还处于一个不成熟的阶段，当前研究更多只是定性研究，缺乏足够的数据分析和定量研究支撑，使得品牌主体在进行品牌决策中缺乏可供参考的事实依据。
（三）缺乏具体的应用研究
当前学者对于品牌生态系统研究框架及模型的提出更多只是理论构思，缺少必要的分析工具。按照品牌生态系统的内涵，品牌操作需要全体品牌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这在具体操作中是难以实现的，毕竟利益相关者间除了合作关系还有竞争关系（特别是利益竞争），如果系统中相关利益者的利益权衡和治理关系没有解决好，那么理论也只能成为理论。
（四）缺乏清晰的范围界定
品牌生态系统除了核心品牌之外，还包括品牌企业、供应商、中间商、顾客、公众、相关组织及群体等成员，看起来对于品牌的影响因素考虑较为全面，但是系统所涉及的范围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界定。对于一个战略联盟所构成的品牌生态系统，站在战略联盟总体利益的高度来看，其理论操作性较好，但从一个品牌运营企业的角度来看，其应用价值则很难体现。
（五）缺乏深入的系统研究
由于品牌的特殊性，品牌生态学的研究还必须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如代谢和发育品牌生理生态、营养品牌生理生态、抗性品牌生理生态、企业生命性、品牌生态关系生命性、品牌设计的生命性等。从国内外相关研究来看，已有学者初步探讨了品牌生态系统理论体系的粗略框架，但真正全面、深入、透澈的研究尚未出现，特别是对于品牌生态系统运作机理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参考文献
[1]James F Moore．The Death of Competition[M]．USA：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6
[2][美]欧文·拉兹洛，克里斯托弗·拉兹洛．文昭，黄丽华译．管理的新思维：第三代管理思想[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3]David A·Aaker．Building Strong Brand[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6
[4]Agnieszka winkler．Warp-Speed Branding：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on Marketing [M]．New York：Wiley & Sons．Inc，1999
[5]王兴元．名牌生态系统评价与诊断[J]．中国学术期刊文摘，1999（12）：1570
[6]袁虎．品牌生态战略模式及其竞争力评价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05
[7]殷红春．品牌生态系统复杂适应性及协同进化研究[D]．天津大学．2005
[8]王兴元，于伟，张鹏．高科技品牌生态系统特征、成长机制及形成模式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26（1）：87～90
[9]徐豪．品牌生态系统成长动力机制研究[D]．山东大学．2011
生态系统理论的概念范文第2篇
针对目前生鲜农产品流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文中以生鲜农产品智能配送平台为核心，构建了生鲜农产品商业生态系统。
【关键词】
生鲜农产品;商业生态系统;智能配送平台
1问题的提出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农业大国，生鲜农产品种类多，产量大。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蔬菜、水果、禽蛋、肉类、牛奶、水产品等主要生鲜农产品产量分别为78526．10万吨、27375．03万吨、2999．22万吨、8625．04万吨、3754．67万吨和6699．65万吨，均稳居世界首位，其他各类生鲜农产品规模也均位于世界前列。我国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速度也较快。据《2016－2020年中国生鲜冷链物流行业市场深度分析与投资前景预测研究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生鲜物流总额在3．5万亿～4万亿之间，每年增长达到22%。我国生鲜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其损失率高达到25%～30%，而发达国家损失率一般在5%左右，在物流环节，美国仅为1%～2%。保守估计，我国生鲜农产品年损失高达750亿元以上。目前，我国生鲜农产品尚未广泛形成具有竞争力和稳定运作的供应链体系，存在流通渠道过长、流通环节复杂、流通效率较低、冷链物流体系不完善、冷链物流市场化程度较低、冷链物流管理技术水平较低等一系列问题。专业化生鲜农产品物流提供商奇缺，生鲜农产品物流配送服务提供商以个体中间商或供应商为主力，规模小、层次低、实力弱、经营地域范围小、离散性强，配送能力和服务质量都很有限，与上下游企业之间不能形成稳固的合作伙伴关系，既无法保证稳定的供应，也无法保证采购质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总体而言，生鲜供应链协同性较差，任一个环节均有脱节的可能。供应链商业生态系统是供应链管理与商业生态系统耦合而形成的全新商业模式，不仅可以实现生鲜农产品产业升级与战略转型，而且还能帮助企业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因此，构建生鲜农产品行业商业生态系统势在必行。
2文献回顾
影响供应链效率的关键在于供应链的不确定性。现代市场的动态性和不稳定性趋向日渐突出，商业交易日益复杂，不确定性因素(供应链内部、产业和环境因素等方面)不断增加。供应链理论缺乏对中观产业角度及环境因素的动态描述，这些早已成为供应链理论的“软肋”，而商业生态系统理论则能弥补并克服供应链理论上述不足，是供应链理论更进一步的发展。关于商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学者们主要围绕基本概念框架和系统特征、商业生态系统发展规律和内部机制、商业生态系统理论应用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JamesMoore(1993、1996、1998)是系统而科学地提出商业生态系统(BusinessEcosystem)概念的第一人，他借用自然界生态系统隐喻当今市场中的企业活动，认为商业生态系统是一种由客户、供应商、主要生产商、投资商、贸易合作伙伴、标准制定机构、工会、政府、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等具有一定利益关系的组织或群体构成的动态结构系统。后继学者基本上都把商业生态系统定义为由不同的组织种群构成的商业网络系统，只不过是研究视角和侧重点略有不同:以Iansiti、Levin(2004)和Kim(2010)等为首的学者们在“生态视角”下，运用生态学中的生态位来描述商业生态系统的结构特征，认为商业生态系统由占据不同但彼此相关的生态位的企业所组成，一旦其中的一个生态位发生变化，其他生态位相应也会发生变化;而以Peltoniemi(2004)、Vuori(2005)、DenHartigh(2004)和VanAsseldonk(2006)等为代表的学者们则从“网络视角”下，把商业生态系统看成一种动态的网络结构，认为商业生态系统是一种由具有一定关系的组织组成的动态结构。广义上的商业生态系统还包括自然资源、市场环境、政策环境、科技环境等环境因素。商业生态系统具有强调系统成员多样性、突出关键成员作用、边界模糊、动态开放、协同进化、自组织、反馈调节和动态平衡等特征(欧阳泉，2013)。为更进一步解决商业生态系统的运作机制和评价机制等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商业生态系统理论相关模型。第一种是商业生态系统结构模型:以Moore(1996)为代表的研究侧重于商业生态系统内部不同组织种群和子系统;而以Garnsey和Leong(2008)为代表的研究则主要通过描述商业生态系统内部核心企业的合作网络来具体阐述商业生态系统内部的交互机制;第二种是商业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价模型:Iansiti和Levin(2002)从生产率、稳健性和利基创造力三个维度来评价商业生态系统。由于此模型建立在中观层次上，很难用于指导企业视角的商业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价，因此，DenHartigh等(2006)对此模型的测量指标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从企业视角出发增加伙伴健康和网络健康两个维度，构建了新的跨层次(结合系统层次和企业层次)评价模型，商业生态系统成员企业，可以评价合作伙伴和所处商业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第三种是商业生态系统内部企业角色—战略匹配模型:Iansiti和Levin(2004)从创新动态性以及网络关系复杂性两个方面来考察企业所处商业环境的状况，构建了一个商业生态系统内部企业角色—战略匹配模型，把战略划分为利基型、骨干型、商品型和支配型，但是在实际的商业生态系统中，往往并不真正存在骨干企业，而通常是由几家旗舰企业构成系统核心，因此，Kim等(2010)提出了旗舰企业的战略选择模型，把战略分为稳健型、创造型、协作型和生产型。众多研究不断推动着商业生态系统向前发展，相关研究也从理念式的探讨逐渐推广到实际的商业实践中。Kim等(2010)以Google、IBM为例，详细分析了旗舰企业的战略选择问题。ZhangJ．等(2011)对中国移动公司的案例进行了研究，刘刚等(2013)以苹果公司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现阶段，对商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大部分还是停留在将生态学概念加以灵活性的转化后运用于企业环境分析，或者只是对商业生态系统演化的表象分析，欠缺商业生态系统内部运行机制的深层次研究。已有关于商业生态系统的研究涉及到生鲜农产品供应链领域的相对滞后，成果也较少。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种生鲜农产品商业生态系统。
3生鲜农产品商业生态系统构建
构建生鲜农产品商业生态系统框架模型，要考虑与生鲜农产品行业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各个主体和影响因素，需要打破传统商业模式下对企业、政府机构、投资者、消费者不同群体及不同作用的区分方式，模糊化行业界限，扩大企业的服务领域。智能配送平台不仅可以整合生鲜农产品行业优质资源、优化业务流程、提高物流配送效率、降低成本，而且还能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减少环境污染和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基于此，本文构建一个以生鲜智能配送平台为核心的生鲜农产品商业生态系统，此系统由核心生态系统、支持系统、环境系统和竞争系统等4个子系统构成。第一，核心生态子系统，亦可称为核心供应链生态系统。该子系统以生鲜智能配送平台为核心，由生鲜农产品种植、生产、加工、物流、流通、消费等供应链参与各方构成，包括:生鲜农产品种植生产者、生鲜农产品加工企业、第三方生鲜农产品仓储企业、第三方生鲜农产品运输企业、生鲜农产品配送企业、中间商、零售商、消费者等生鲜农产品市场行为主体，它们是生鲜农产品商业生态系统的主要“物种”。作为生鲜农产品商业生态系统核心的生鲜智能配送平台将既为生鲜农产品商业活动提供公共平台，也可以作为整个生态系统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它可以对生态系统进行资源整合和成员进行协调。该生鲜智能配送平台通过与生态系统其它成员的连通，充分调配商业生态系统中的各个成员的资源，从而形成全局最优的生鲜农产品配送方案。核心生态系统居于整个系统的核心，是影响和决定生鲜农产品生产、供应与销售环节的关键，是整个系统中最具活力的部分。任何一个生鲜农产品核心生态系统会遭遇来自竞争系统的威胁。第二，支持子系统，即核心生态子系统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所能获得的、来自外界包含资金、物质、技术、政策等方面在内的帮助和支援，为核心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提供技术支持、标准引导、融通渠道、质量检测、法律保障等，保障整个生鲜农产品商业生态系统健康运转。该子系统主要由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集成技术、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投资者、质检部门、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等相关组织单位构成。第三，环境子系统，即生鲜农产品生态系统演进的外在宏观环境。每个企业、供应链或供应链生态系统都不可能脱离周围环境而单独存在，都是生鲜农产品市场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整个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环境子系统主要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科技环境、地理自然环境等方面。环境系统居于商业生态系统最外层，作用于核心生态系统、行业竞争系统、支持系统，为生鲜农产品核心生态子系统提供生产、流通及销售的政治、经济、法律、科技和地理环境。第四，竞争子系统，即竞争对手们。诸多彼此竞争的企业、供应链或供应链生态系统构成了生鲜农产品市场，它们之间存在着天然的敌对竞争关系。对于每一条供应链或供应链生态系统而言，自身之外的竞争者们就构成了竞争子系统。竞争子系统对核心生态系统的生产、流通及销售产生影响，其竞争产品共同分割整个生鲜农产品消费市场。核心生态系统是开放的，受竞争系统作用，又反作用于竞争系统。
4生鲜农产品商业生态系统特征
第一，开放互动性。生鲜农产品生态系统存在于一定的外部环境之中，同时系统内外部时刻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外部环境为系统的演进提供了必要的技术、资源、市场规则与制度等激励与约束，对生态系统中各“物种”行为有重要影响。各“物种”地位与作用会随时间变动发生更迭，不断有新成员进入或老成员退出。当某种“物种”与系统内部环境相适应时，会促进“物种”协同发展;相反时，系统会促使其自身变革，否则会被系统所淘汰。同时，运行良好的生鲜农产品生态系统也对外部产生重要影响，为社会创造财富，促进社会发展。第二，多元共生性。生鲜农产品生态系统构成“物种”多元化，产品供应链复杂。任何一种生鲜农产品的商业运作都不可能由单一“物种”独立完成，而是在“关键物种”的领导下，由供应链上各环节“物种”协同完成，基于共同的利益关系，各“物种”彼此影响，共同演化、互利共生。第三，协同共进性。生鲜农产品商业生态系统内部成员各尽其责、彼此依赖、相互关联，形成共同进化、协同发展的新局面，协同共进性会激励各“物种”为本系统整体发展考虑，采用恰当战略模式，实现共生共赢。第四，动态演化性。生鲜农产品生态系统是一个动态演化并具有反馈调节功能的有机系统，可粗略地划分为开拓期、扩展期、成熟期和自我更新或死亡期等4个持续阶段。当外部条件、环境适宜时，生鲜农产品生态系统将会从低级逐步向成熟期演化，参与主体增多，“物种”日渐丰富，供应链日益复杂，逐渐形成一张相互交织、相互补充的网络，系统协同功能、“抗击打”能力及稳定性也越来越强大。相反，当外部环境不利时，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就会断裂，整个系统就会提前进入衰退死亡阶段。
5结语
本文构建了一个以智能配送平台为核心的生鲜农产品商业生态系统框架。系统内部各“物种”之间是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共生关系。生鲜农产品商业生态系统从本质上改变了“分小蛋糕”的战略思想，以利益共享为纽带，采取“做大蛋糕”新型战略规划，实现系统内供应链优化和价值增值，不仅能充分发挥智能配送平台的信息中心作用，实现信息及时沟通共享，有效应对“牛鞭效应”等问题，而且有利于整个生鲜农产品行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作者：王海峰 李晓丽 姜永强 单位：烟台南山学院商学院
［参考文献］
［1］王兴元．商业生态系统理论及其研究意义［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5(2):175－177．
生态系统理论的概念范文第3篇
【关键词】企业财务；财务生态系统；结构分析
在现代企业中，因为财务危机问题而导致企业经营陷入困境，甚至宣告破产的例子不胜枚举。同时我们也欣慰地看到，一些企业却顺利地走出财务困境，甚至能够在危机中变得更加成熟，更富有竞争力。在此之中，适应市场和企业环境，能抵抗各种风险的健壮的财务系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这也为我们进一步探究企业财务生态系统理论提供了实践依据。
一、企业财务生态系统的内涵
财务生态系统是类比自然界生态系统而界定的概念。它是以财务系统为核心，以生态系统为模型而构建的企业财务系统结构，其实质是财务理论与生态理论的相互渗透，是财务理论与实践的生态化。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逐步理解财务生态系统这一概念。首先，财务生态系统是财务系统理论的新发展。财务系统是根据企业财务目标设立的组织机构，例如财务部门、生产部门、销售部门等等，然后配置管理权责和人员，对企业经营活动预算、反映、监督、控制、协调的一个运作体系，而财务生态系统也应该具备传统财务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其次，财务生态系统是以自然界生态系统为模型而构建的，它应该具备自然界生态系统的一般特性，可以说财务生态系统是在仿照生态系统的组成与结构关系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有机整体。第三，财务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把财务系统和生态系统分离开来都是不合理的，在理解时最终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考虑。
由此，我们可以给财务生态系统下一个完整的定义：财务生态系统是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创新地按照生态系统的思维和原理，以财务信息的传递为纽带，由公司财务部门及其他部门以及它们所处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构成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系统。这个运作系统在一定时期内高效运转，但有时系统内部也可能会因为资源的利用问题而产生矛盾，因而维护财务生态系统的健康十分重要。
二、企业财务生态系统的特征
通过类比自然界的生态系统，我们认为企业财务生态系统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动态性
任何一个自然生态系统都是经过长期发展形成的，是一个经历从简单到复杂、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财务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一样，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和演进过程。它也是由一个构成简单、功能单一的系统发展成为组织健全、健康高效的系统的。最初，企业的财务系统不存在更多的财务功能，作用仅仅只局限于简单的记账、报告等。由于市场竞争的加剧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的价值要实现最大化。由此财务系统的功能也扩展到现在的财务预测、风险预警、财务预算、控制分析等等，成为企业管理的核心组成部分，为企业的各项运营活动等提供指导，为企业管理者的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2.开放性
自然生态系统总是与外界进行着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流，即使是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也是这样。比如我们所熟悉的池塘生态系统，它的四面八方也都是与外界相通的，不断有能量和物质的进入和输出。财务生态系统也一样，它也必须与企业内部、外部的环境进行沟通。这些环境中的“个体”或“种群”包括企业内部其他的职能部门，企业长期合作的供应商、商，甚至是自己的竞争对手，还包括与企业的密切相关的其他有关部门，例如政府、税务、工商等等。财务生态系统功能不可能仅仅依靠企业内部就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更重要的是它以开放的方式与外界发生相互作用，进行信息的交流与合作，从中获得“能量”，这是一个持续运转的企业唯一的存在形式。因此说，企业财务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3.整体性
整体性是自然及生态系统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它是生态系统要素与结构的综合体现，主要表现为：一旦形成了系统，各要素不能再分解成独立要素存在；如果硬性分开的话，分解出去的要素就不再具有系统整体性的特点和功能。另外，各要素是整体性的基础，系统整体如果失去其中一些关键性要素，也难以成为完整的形态而发挥作用。财务生态系统亦如此，它是一个由众多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因素组成的统一体。就单个环节、单个部分而言，它仅仅是财务生态系统内具有独立功能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它不能以独立的个体状态存在，而必须统一和协调于整个财务生态系统之中。例如，财务预算如果离开了其他环节，它将不能发挥其在财务生态系统中应有的功能，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同时，整个财务生态系统也离不开各组成要素，否则系统就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空壳。
三、企业财务生态系统的结构分析
通过类比自然界的生态系统，我们认为企业财务生态系统可以用图3.1表示，下面详细说明。
1.财务生态文化
财务生态文化包括财务物质文化、财务制度文化和财务精神文化，它是优秀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财务文化是企业经营治理中最具活力、最具张力、最具潜力，最体现企业核心价值的部分，是财务治理的灵魂。可是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很多企业对财务文化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健康的财务生态文化足以对财务部门、整个企业的各个部门以及部门员工产生积极的导向作用，从而有效的管理企业各种财务活动。而财务精神文化对于财务部门甚至是企业可以产生很强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在财务危机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那些拥有优秀财务文化的企业往往能渡过难关，而那些财务文化贫瘠的企业则往往难逃破产倒闭的命运。
2.财务生态运行
生态系统中的一切物质，包括有机物、无机物、化学元素及水（作为介质）在生物与环境不同组分之间的频繁转移和循环流动。同自然界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一样，企业以财务活动为起点，从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预算、财务控制到财务分析最终又回到了财务预测，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运动，而且这个运动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企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紧密结合。健康的企业财务生态系统会使这些运动持续地改进，反过来又促进了企业财务系统的健康和谐发展。
3.财务生态系统调节
财务生态系统的调节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生态系统预防冲击的调节能力（免疫力）和遭受破坏后的调节能力（恢复力）。财务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强弱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财务生态系统的免疫力。生态系统的免疫力是指一个生态系统承受外界冲击的能力。通常一个生态系统的物种种类越多、种群数量越大、生态资源越丰富，那么它免疫外界冲击的能力就越强，反之亦然。财务生态系统的免疫力主要是靠内部控制机制特别是内部审计等机制来实现的。
（2）财务生态系统的恢复力。对生态系统的恢复力比较正式的解释是生态系统在遭到外界干扰因素破坏以后恢复原状的能力。但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狭义上的理解，生态系统的恢复力并不意味者将原来生态系统完完整整地恢复起来，而是重建一个与原来相似、具有完整生态功能的生态系统。实际上，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是比较弱的，只有借助人工措施辅助措施才能使其逐步恢复或者向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对于财务生态系统，虽然它有自身的免疫系统可以防范财务风险，但是这种作用在严重的财务危机面前是有限的。财务生态系统要求的是“生态平衡”，当财务生态系统内的某一个环节遭到严重破坏或者变化时，财务系统的其他部分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就会导致财务系统发生危机，破坏企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借助财务生态系统以外的力量来挽救财务危机与财务生态系统本身通过“免疫系统”恢复健康同样重要。财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终都显著地表现为现金流量不足以补偿到期债务。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财务生态系统采用一系列的非常措施，比如与其他企业合并、与债权人谈判、债权换股权等等，使企业暂时免于破产。
4.财务生态环境
自然界任何生物的生存与发展都受到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能够很好地促进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相反，不利的外部环境会削弱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与运行效率。对于财务生态系统而言，作为核心部分的财务部门，它与系统中的其他部门以及系统外部的环境也存在着类似于生态系统之间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具体可以体现为竞争性、互利共生和关联性关系，这三种关系非常重要，它可以使企业财务生态系统充满生机和活力。
（1）竞争性。自然界物种间常常因为要利用共有的资源而发生竞争，如植物间争光、争空气、争水、争土壤养分；动物间争食物、争栖息地等。在财务系统中，财务部门也经常会因为某些问题而与其他部门产生矛盾和竞争，尤其是在资金的管理和分配问题上以及财务信息的交流上。因此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尤为重要，因为工作的支持和配合不能仅仅是单向的利益，而是双向的给予。我们必须承认：竞争是有利的，有序的竞争能使财务部门与其他部门最大限度的发挥各自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实现企业的整体目标。
（2）互利共生。两个生物群类在同一环境下生活，它们之间除了相互竞争之外也会相互依赖，相互合作，例如地衣中菌藻相依为生、蚂蚁和蚜虫的共生关系等。企业各部门当中也少不了有这种互利共生的关系。例如，生产部门要依靠财务部门提供的资金才能顺利组织生产；财务部门要依靠销售部门才能将货款收回，才能重新分配资金。因此在这些环节当中，只有强调生态系统中的互利共生，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相互配合，才能促进整个企业的发展。否则，就有会出现“唇亡齿寒”的后果。
（3）关联性。随着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展，对环境的影响也越加明显。在改造自然的活动当中，人类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做了很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也损害了人类自身的利益，如对某些自然资源的长期滥伐、滥捕、滥采造成资源的短缺和枯竭等。同样的，经济环境、金融环境和法律环境都会对企业财务生态系统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随着经济、金融环境的愈加复杂，法律环境更加规范，对财务生态系统的影响和关联性也越大，财务生态系统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越大。因此在企业财务生态系统中，我们不仅仅要关注系统内部环境给企业带来的变化，也要关注系统外部环境给企业带来的有利和不利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宁,杜晓荣.我国上市公司财务生态系统的构建[J].科技和产业,2009(10).
[2]夏训峰,海热提.涂尔逊,乔琦.工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比较研究[J].环境科学与技术,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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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衡阳市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金融危机下企业财务生态系统研究》（课题号：2009D2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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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理论的概念范文第4篇
关键词：有机整体；动态共生；后现代系统理论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2－0006－04
后现代系统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领域。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发展的理念已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由此，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也应运而生。本文立足于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对后现代系统理论做较为深刻的探讨与研究，并以此解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逻辑。
一、后现代系统理论的精神实质在于它的有机整体
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自然界、社会、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由若干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群构成。整个系统一旦形成，其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等就具有了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目的性。按照西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大卫・格里芬的观点，后现代科学的特征包括整体论和有机论。整体论认为，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拥有内在联系。有机论认为，具有内在联系的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是一种动态生成关系。整体有机论对“有机”、“整体”、“内在联系”的强调提示人们：人类与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不仅包含在他人之中而且也包含在自然之中。[1]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反对把事物看成是完全外在的、机械作用的，无视内在的和整体的联系的还原论的方法，主张科学应将其方法建立在整体的有机性基础之上，只有用整体论研究宇宙与科学的统一性，才能超越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经济主义、生态危机等种种现代性的消极后果。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正是在吸纳和扬弃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这些科学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精神实质就在于它的有机整体性。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揭示整个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认为在发展过程中要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的有机联系，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经济社会整体结构的合理性。科学发展观认为，系统性表现在一切方面，正确使用系统思想进行分析，可以使人们从宏观上把握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等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任何事物（包括系统）都是对立统一的整体，它既具有矛盾运动、发展变化、否定自我的力量，同时，也存在肯定自身、保持自我、维护自己整体和统一的属性。后现代系统理论就是关注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体统一性。并认为，发展本身也是一个全面系统的概念，内涵着增长、稳定、公平、民主、价值等要素，但发展并不仅仅简单等同于经济增长，还应包括自然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的全面系统性，决定了任何发展都是一个开放的、充满矛盾和曲折、不平衡的过程。发展不仅是个理论概念，更是个实践的概念。因此，无论在宏观决策上，还是在微观制度上，后现代系统理论始终应该成为人们的指导思想。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非有机、非整体发展的传统思维模式，引导人们以片面的目标与状态从事要素群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碎裂了系统的有机整体性，其结果不仅难以促进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相反还导致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从有机整体的高度有效克服了这些传统思维模式的弊端。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有机整体性还在于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理性控制和现代社会发展信息的对称性要求。强调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对经济社会发展逻辑的把握，尽可能避免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社会群体的不安定和环境的过度污染。而在信息社会和虚拟世界中，信息既非“纯粹物质”，也非“纯粹精神”，是主观和客观内容的统一。它作为能指者不同于所指者，其意义包含着很大的主观性、虚拟性、建构性、能动性、多元性、不确定性、相对性、协同性及实用性，与人之生存状态和历史进程紧密相关[2]。科学发展观认为，由于世界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三部分组成，因此，信息是一切系统保持一定结构、实现其功能的基础。社会各子系统只有拥有更多的信息，才能有助于实现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做到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理性控制和理性发展。由于经济社会各子系统具有耗散结构，它们的存在与发展需要引入负熵，各子系统之间存在密切的熵交换联系，在熵交换的过程中，经济社会本身的作用相当于经信息流来调控系统间的熵交换，减低系统所构成的复合系统内部的熵增，合理地分配负熵，走向共同有序与发展。科学发展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就是在熵交换的有序均衡性上提升了系统的人文精神，达到经济社会整个系统的和谐，共享负熵，走向共生的发展之路。在国际上，通过融入国际社会的发展大环境，掌握世界先进技术、发达经济和民主政治等发展信息，为我国的科学发展制定卓有成效的决策；在国内，使全体人民能够及时获得更多国际国内的最新技术及政治经济、环境生态等方面的信息，包括涉及这些信息的新内容与新知识，增加国内人们对于获取发展信息的对称性要求，减少人们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认识的不确定性，消除经济社会系统的熵增现象。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有机整体性更在于揭示了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平衡理论、非稳定性转变规律、非突变式质变过程。
首先，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不平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而平衡是需要有文明程度与制度、立法等来保证的。科学发展观并不否定差别，更不是主张经济社会绝对平衡的发展观，而是坚持统筹经济社会平衡发展，使差距控制在社会系统能够容许的限度内，使经济社会在适度发展差别中良性运行，从而实现真正的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一方面主张发展的均衡性，另一方面主张发展的渐进性，要让人民认识到，发展是分层次的、有先后的，不可能让所有的人在同一个时点进入同一个层次的小康水平。
其次，后现代系统理论承认发展的非稳定性，但是，更关注社会发展非稳定性的转变规律。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稳定是动态的，是发展过程中的相对状态。这种动态的稳定，不是封闭式的绝对稳定，而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开放式的相对稳定，是一种有着局部变化而全局相对不变的大局稳定，是一种通过对局部变化的制度化调节而保持全局稳定的动态平衡。例如，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不一致，甚至尖锐对立，但它并不影响经济社会总体的健康发展，倘若管理者能高度重视发展中具体而微的民生问题，并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调适疏导，就能达到更高层面的社会稳定。
再次，后现代系统理论主张社会发展的非突变式是常态，是和平演进的量变过程，而非冲突式的社会变革。按照系统的相变理论，如果中间过渡态是稳定态，相变过程就是渐变。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重视非突变式的常态研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现阶段，人们都更加注重社会变革中的非冲突形式和渐变过程，强调缩小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贫富差距，强调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人们的公平正义，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相处。而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主旨之一。
二、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基本内涵在于它的动态共生
从后现代系统理论的角度看，所谓动态，是指一个具体系统如果不同周围其他系统发生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即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转换和交换，它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发展，因此，系统运行状况的好坏直接取决于系统与环境的互动。所谓共生，是事物存在和变化的一种现象，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和趋势，是全球化进程中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共生”还包含和谐的基本指向，涵盖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的共生、不同文明的共生等各个方面。这种全面的共生观念不是简单的概念堆，而是应内化到具体的人的各种实践活动之中的核心理念[3]。一般来说，动态共生是一个复合概念，在实践中不可分割。
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动态共生观认为，个体与环境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改变的；开放系统随着时间而改变和发展，并日益复杂化，而不像封闭系统一样在既定均衡和非均衡状态之间摆动；系统变化体现在其内部的各个参数内；系统内没有一个发展状态或阶段是静止的。动态共生的系统又是一个自组织、自纠正、自稳定的系统，发展过程存在多种可能性，但其结果却具有普遍性。在动态系统的发展过程中有两点非常重要：（1）子系统在与整体保持一致的过程中缺失了灵活性，但更加稳固；（2）如果整体内某一个部分显著，则系统集中于那个部分，且这个部分有一个重要的顶点，在这个点上，当系统处在一个敏感状态时，一个小小的变化都将改变系统的基础状态[4]。由此可见，发展就是一个动态共生系统的变量互动变化的结果。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强调动态共生。以往的发展观，因其片面性，所以都未能形成科学的发展理论体系。现代社会的发展观历经了工业文明观、增长极限论、可持续发展观、综合发展观、“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六个阶段。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多学科介入发展观的研究，产生了综合发展观，加进了对“人”的因素的研究，但当时还并没有突出人的地位。至1995年的哥本哈根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上，“以人为中心”、“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全体人民”，才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些发展观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也在不断地完善，但它们都缺乏发展过程中的动态共生理念，都未能把握发展过程的本质特征，也因此都没能进入科学发展系统理论所追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境界。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后，面对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我国国内相继发生的南方雪灾、四川汶川大地震及三鹿毒奶粉事件等一系列灾祸，因此，如何深刻总结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充分吸收和综合人类社会发展研究的优秀成果，深入研究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成为学界的重要课题。毫无疑问，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即不仅涉及自然界、社会，还涉及人的精神领域。这些研究，摆脱了以往各种片面的发展理论中单纯地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忽视人的伦理判断和道德底线的设定，从哲学的高度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从而实现在扬弃中达到经济社会动态共生发展的目标。
科学发展观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动态共生学说还主张，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共生的过程，由于共生的元素的多样性，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形形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前进中的问题，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前进中的问题只能在前进中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只能靠加快发展和科学发展来解决。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就是这个观点的坚定持有者。
科学发展观认为，后现代系统理论，特别是它的动态共生学说，来自于社会现实生活的需求，合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遵循这个规律同样是对动态共生的科学发展逻辑的尊重。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吸收了其他发展理论的合理成分，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自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和精神的发展都推动了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发展。反过来，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又更好地促进了自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和精神的发展。特别是在社会发展领域，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在探索人口、资源与环境和谐共生的关系及其规律性等现实问题上，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众所周知，人炸、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是全球性问题。对尚处于转型期的我国而言，这些问题尤为严峻。在既有约束条件下，经济增长太慢则难以满足人们生活水平日益增长的需求，经济增长过快又极易陷入人口、资源与环境的恶性循环。传统的社会学与经济学理论都未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如西方人口经济学理论偏好技术分析，而忽视人的因素；我国人口经济学理论则侧重制度分析，而忽视现实需求；新兴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又大多是以新古典范式，试图破解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难题，虽然它们的阐释均具有各自的部分合理性，但均难免视角陷于狭隘，无法根治经济社会发展所遭遇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瓶颈问题。究其根源，或是过于陷入理论演绎，或是过于就事论事，因此，都未能从理论上真正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动态共生的核心要义。而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则能最大限度地阐释这些问题并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如关注人口增长的适度规模问题、资源利用的代际公平问题、环境保护的自律与监控问题，等等，无不可以动态共生的理论来开拓人们的思路，求得全面协调可持续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三、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人与自然和谐
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不能善待自然便不能善待人类自身，而不能善待人类自身显然不符合人类追求自由发展与完善的终极目标。因此，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主张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如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改变消费模式，避免过度消耗自然资源；抑制人口膨胀，缓解地球生态环境压力；提倡全球的绿色运动，倡导生态文明等，以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为的，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两大变革：一是人同自然界的和解，二是人同人本身的和解[5]。而“和解”首先便是和谐。
传统的人与自然关系经历了从原始物本、神本、近代物本到人本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原始物本强调构成客观自然界的各种具体物质元素，把它们看成是构成世界的本源，尚未涉及人的重要性问题；在中世纪，神本思想成为奴役人的工具，现实世界的人只是神的奴隶；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才第一次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主张一切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利益，提倡个性自由。但资产阶级革命后，又异化了早期的人本精神，把社会发展理解为就是发展经济，形成近代的“物本主义”。物本主义认为，人的本性是“经济人”，物的增长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和最终的目标，一切发展都应该以人为中心，最终形成了现代主义的“人类中心论”，强调人对自然的权利，人是自然的主人，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必然导致“人类沙文主义”，导致对自然资源进行无限度、无休止、破坏性的索取和掠夺，忽视人对自然的道德责任和义务。这种反自然的价值观，不能不说是导致今天生态危机的根源。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构成性的，人与自然是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的两个部分，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反对人类优于自然的观念。提出消除人与自然的敌对的或冷漠的异他关系，重建一种联合的、快乐的人与自然的系统关系。主张人类应既充分有效地运用自然资源，同时又善待自然，反对那种靠大规模地破坏其他生物来获得人类社会“进步”的形式，否则，人类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实践价值就在于它最大限度地揭示了这些内在逻辑。
1.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强调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态”的同生共存。后现代系统理论看到了传统生态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缺陷，提出了自己的生态观，主张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态”的和谐共生，其积极意义已远超出生态本身的境界。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文，原意是指家或者人类的环境。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而“人态”通常指的是人的精神生态、人格生态。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只有精神生态健康、人格生态健全，才能真正理解和实践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态”的同生共存、和谐相处，才能真正实现哲学意义上的和谐。人当然有改造自然的权利和自由，但同样有呵护自然的义务和责任。因为人与其他物种都是宇宙生物链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享用自然并非人类的特权，而是一切物种共有的权利。要使人类和自然能够共同发展，人类首先要在维护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基础上合理地开发自然，把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规范在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倡导在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和维护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基础上，积极能动地改造和利用自然。无论是传统生态观，还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都既没有正确认识自然生态，也没有正确认识社会“人态”，更没有认识到发展的价值目标和伦理关怀最终是为了人的，同样也没有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6]当代社会，人类之所以面临着生存危机主要就是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出了问题。其实，人的问题是社会的根本问题，环境问题归根结底仍是人的问题，人如何对待自然界实质上就是如何对待自身的问题。
2.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还在于它全面整合了传统生态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构建了一种全新的人―自然―社会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后现代系统理论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二者互为逻辑前提入手，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作为其前提和条件，而且从人类发展的实践困境和生态伦理学的逻辑困难双重前提出发，将后者归结到前者来解决，因而获得了更有力的说明性。它一方面立足于人的尺度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而不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它另一方面立足于自然的尺度来衡量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也是一种环境主义的价值观，它实现了以人为本与以自然为友的结合。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发展观是人口、经济、环境等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它将人类的经济活动、环境保护活动与培育健全人格、造就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统一起来[7]。它要求把握好“以人为尺度”和“以自然为尺度”之间的必要张力，明确在什么条件下以人为尺度，什么条件下以自然为尺度。正确把握和利用自然生态环境演化规律，自觉而积极地协调改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复杂关系，真正达到生态―经济―社会三者共赢和谐发展的境界。因此，后现代系统理论并不寻求对自然的盲目征服，而是主张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科技也不再是征服自然的统治工具，而是维护并增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加剧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人类的命运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后现代系统理论要求在更深层次上和更广范围内采取有效的协调行动，共同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严峻挑战，推动人与自然同生共存的发展。
3.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还表现在特别强调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平等观，主张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生存平等、利益平等和发展平等。后现代系统理论的人与自然平等观并不是指不能消耗自然资源和对生态进行“必要伤害”，而是指这种“必要伤害”必须设定生态底线。“必要伤害”是人类为了发展而对自然界不得不做出的损害。“必要伤害”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在自然界生态系统中，存在着大量的“伤害”现象，并以“伤害”的形式维系着生态系统的平衡，如森林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对此，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必要伤害”虽然有它的自然生态学意义，但不能因此就成为人类大肆挥霍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理由。主张，“必要伤害”的底线是：第一，它是一种条件伤害。即这种伤害是有条件的，主要是指伤害行为的实施只有在人类和自然发生冲突时进行，才是合乎道德的，才是能够被容忍的。第二，它是一种限度伤害。这种限度，从个体上说，对个体的伤害不能危及到该个体的种的灭亡；从整体上说，这种伤害不能破坏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第三，它是一种特殊的保护。这一特征是从必要伤害的另一层面来表达的。如人类通过利用一种生物的天敌来限制另一种生物的过度繁殖，以保护生态系统的和谐；再如，令人通过科技手段采取节育来保持人口的生态平衡等[8]。设定“必要伤害”的底线，前提是生态安全原则。生态安全包括生物安全、环境安全和生态系统安全这几方面组成的安全体系。生物安全和环境安全构成了生态安全的基石，生态系统安全构成了生态安全的核心。没有生态安全，系统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只有在生态安全的原则下，“必要伤害”的底线才有现实意义。在人与人的平等观上，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一部分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既要求代内公平，也要求代际公平。代内平等的原则强调当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利益上机会均等，在谋求生存与发展上权利均等。代内公平要求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两者的公平分配和负担，主张谁污染谁治理，谁最先享用了地球、最先破环了自然的生态平衡，谁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发达国家对“全球生态赤字”理应负有更大责任。而代际平等的原则要求当代人与后代人享用自然、利用自然、开发自然的权利均等。人类应站在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不能以牺牲环境和后代人利益为代价换来现代人的高速发展，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特征的“绿色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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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理论的概念范文第5篇
关键词:城市承载力 生态系统 生态学 资源 环境
近年来关于承载力的研究及其在生态学领域的应用倍受瞩目,逐渐形成了其特有的理论体系及研究方法。通过文献检索,我们基本可以认为:承载力概念的发展经历了从自然生态系统的种群承载力,到人类生态系统的资源承载力和环境承载力,再发展到生态系统承载力这一过程。而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中,既包含了对前一阶段概念的扬弃与扩展,同时也与生态学科自身的发展及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关性。
1、资源承载力
20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是对全球人口承载容量及相关资源和环境问题进行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一次深入探讨。1977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开展了发展中国家土地潜在人口承载能力的研究工作。较国际同行而言,我国对于资源承载力的研究工作起步较晚。1986年,中科院综合运用多目标规划模型、线性规划模型、水土平衡模型等多种数学方法,对全国土地资源承载容量进行了初步估算,并分析了提高国土资源承载容量的方法和策略。此外,有学者从协调论的角度对土地承载力与人口容量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土地承载力与人口容量所处系统、层次、性质与特点均不同,是两个既有本质区别,但同时又存在内在联系的概念。
资源承载力的研究针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资源问题,从人地关系角度提出了具有指导意义的解决途径,为区域人口规划及适度人口规模估算提供了理论依据,其研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研究对象由生物种群发展为人口资源;(2)从供需平衡角度研究人口与资源的关系,有助于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对人口规模与资源利用方式进行有效调控;(3)对于土地资源的内涵理解不够全面,未考虑人类长期活动的影响;(4)将研究区域视作封闭系统,结论具有片面性;(5)对人类生活水平问题理解不足,一般只将食物消费作为人口容量的衡量标准,而忽视了人们对于环境质量的需求。
2、环境承载力
环境承载力可被定义为某一环境状态和结构在不发生对人类生存发展有害变化的前提下对所能承受的人类社会作用在规模、强度和速度上的限制,作为环境的基本属性之一,是有限的自我调节及恢复能力的量度。北京师范大学曾维华教授提出环境承载力是指在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下,一定时期与范围内,在维持环境系统结构不发生质的改变,环境功能不遭受破坏前提下,环境系统所能承受的人类活动的阈值,认为环境承载力是环境系统结构特征的抽象表示,具有矢量特征,即存在方向、强度与规模之分。曾维华教授将该理论与方法成功应用于湄洲湾开发区规划中,选取5种主要资源环境限制因子作为承载力分量,采用综合指数方法,对各小区的综合承载力进行了简单排序,从而为其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一定的生态学依据。唐剑武、叶文虎等认为环境承载力是指在某一时期,某种环境状态下,某一区域环境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支持能力的阈值。他们提出了环境承载力量化模型及指标体系,使用环境承载量和环境承载力综合表征环境承载力。他们的研究尽管在理论层面取得了部分突破,但在具体运用上又仅限于对系统经济规模的计算,且未能提出综合表征环境承载量与环境承载力含义的概念。冉圣宏提出区域环境承载力的概念,并将之应用于北海市城市环境规划中。他认为区域环境承载力是指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在维持区域环境质量不发生质的改变的条件下,区域环境系统所能承受的人类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能力,可视作区域环境系统结构与区域社会经济活动适宜程度的一种表示。
环境承载力的研究特点表现在:(1)增加了对社会经济因素的描述;(2)既考虑到量的约束,也考虑到质的影响;(3)计量方法基本上局限于设定指标及指数构建;(4)对于承载对象的处理上,缺乏综合性思维;(5)部分概念缺乏明确定义,如环境容量、环境人口容量、环境载力等;(6)承载力作用方式往往通过间接指标表达,掩盖了承载基体与承载对象之间复杂的作用关系。
3、生态系统承载力
3.1 自然生态系统承载力
生态系统承载力的概念是从资源承载力和环境承载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承载力概念的发展及演变过程中可知,生态系统承载力与资源承载力和环境承载力概念相比,内容更全面,更接近于人类社会系统特点,同时更加复杂,描述及定量研究更为困难。
生态系统承载力是自然体系调节能力的客观反映。然而,自然体系的这种维持能力和调节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即存在最大容载量（承载力）,超过最大容载量,自然体系将失去维持平衡的能力,由高等级自然体系降为低等级自然体系。生态系统承载力由于受众多因素和不同时空条件的制约,直接模拟计算比较困难。但是,特定生态地理区域内第一性生产者的生产能力是在一个中心位置上下波动的,而这个数据是可以测定的,同时可与背景数据进行比较,偏离中心位置的某一数值可视为该区域生态系统承载力的阈值,因此可以通过对净第一性生产力的估测确定该区域生态系统承载力的指示值。同时通过实测,可以判定生态环境质量现状偏离本底数据的程度,以此作为自然体系生态系统承载力的指标,并据此确定区域的开发类型和强度。城市生态系统较自然生态系统更为复杂,不能只靠自然体系调节能力完成自我调节,基于此,需要对城市承载力作进一步研究。
3.2 城市承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