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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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的概念范文第1篇
中国1978年以后，经济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堪称“中国奇迹”。同时，中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多数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转变过程，可称为“人口奇迹”（车士义，2011）。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是否相关吸引了国内外诸多学者（Bloom，蔡昉等）进行研究，两者关系关乎中国如何制定未来人口政策以及如何继续保持经济持久增长。因此研究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把握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原理，对于中国维持经济发展、保障公民利益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人口红利概念
首先界定人口红利概念。“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由 Bloom 和Williamson（1998）首次提出，指在生育率快速下降时期，人口增长率下降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人口中的少儿比重大幅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显著上升）所带来的利益。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委员会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使人口红利这一概念逐渐为学界认同和使用。一般来讲，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换过程中，少儿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下降，劳动力人口占比扩大，引来劳动力供给增多，从而有利于经济发展。
在此基础上，Mason 和 Lee（2004）将人口红利又细分为两种：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第一人口红利指由于出生率下降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和劳动供给增加，从而人口总体负担相对较轻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又称“成分效应”；第二人口红利指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期变化，“理性人”会重新安排生命周期内的消费和储蓄，在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人口转变阶段，这种理的结果表现为高水平国民储蓄率和资本供给，因而推动经济增长，又称 “行为效应”。
2.中国的人口红利
中国的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否产生了积极效果，众多学者通过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蔡昉和王德文（1999、2004）认为人口红利对1982--2000年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在1/4强。王丰等（2006）认为1982--2000年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5%。王金营和杨磊（2010）认为我国劳动负担比与经济增长呈现明显负相关，劳动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提高1.06个百分点，在过去的30年里劳动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这些学者证实了中国的人口转变在一定时期内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对于这一时期的具体范围，根据文中人口红利的定义，结合中国年龄结构（见图1），该数据来自世界银行（2010），本文认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人口机会窗口”期，即人口负担系数小于或等于50%。若中国能充分发挥人口转型优势，这一时期将在2015年到2020年之间结束。这一结论同Choudhry（2010）的研究结论相似。
3.中国人口红利最大化的措施
中国正享受人口红利，但仍需要注意人口红利若没有得到有效的结构设计和制度保障（车士义等，2011），就可能出现拉丁美洲悲剧。Canning（2007）认为高通货膨胀、政治不稳定、对抗性的劳动关系、进口导向的贸易政策等等这些不合理的因素使拉丁美洲国家丧失了开发宝贵“人口视窗”的机会。为了能够最大化中国的人口红利，需要：
第一，大力促进就业，保证劳动力充分参与到经济发展中。中国获得人口红利需要劳动力充分参与。但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就业压力。车士义（2009）建议实施促进就业措施，包括提供岗位信息、培训服务、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等。
第二，扩大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医疗等投入。Mason 和 Lee（2004）指出中国为了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必须为第二人口红利的实现做好准备，这就需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通过教育完善人力资本，通过医疗保障人力资本。
第三，改革中国户籍制度，加快人口的自由流动。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体，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严重阻碍了人口红利的最大化，特别是中国的户籍制度。这些制度限制了中国城市与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进而无法形成劳动力竞争优势。都阳（2007）也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安排不合理。这些事实的存在需要中国政府根据现实情况，与时俱进，积极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为人口红利最大化设计出良好制度。
第四，坚定不移地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良好发展。二元经济体系和廉价的劳动力诱导出中国产生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对经济长期发展无益。李魁（2010）认为实现人口红利优势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需要协调，发展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产业结构。只有将先进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产业结构建立起来，中国的人口红利才能实现最大化。
参考文献：
[1]车士义，陈卫，郭琳.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J].人口与经济.2011，（3）.
人口红利的概念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口转变；经济增长
文章编号：2095-5960（2016）06-0001-06；中图分类号：C061.2；文献标识码：A
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已经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经历了人口转变的国家得到证实（Bloom，Williamson，1997[1]；Bloom，Canning，2001[2]；Kelley，Schmidt，1969[3 ；蔡P，2004[4]）。目前，研究者们更为关注两个问题：第一，在人口转变结束之后，这个增长源泉（第一个人口红利）是否会消失（Lee，Mason，2010[5]；Van der Gaag，Beer，2014[6]；陆D，蔡P，2014[7]）？第二，在持续低生育率的老龄社会，人口变化是否还可以带来新的增长机会（World Bank，2016[8]），或者说，第二个人口红利能否抵消老年抚养负担加重带来的不利影响（Mason，Lee，2004[9]；Lee，Mason，2010[5]；王颖等，2016[10]）？这两个问题对中国而言非常重要也非常现实，因为中国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李建民，2014）[11]。在给中国经济带来丰厚人口红利的人口转变结束之后，第二个人口红利能否如期而至？需要怎样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创新才能够收获第二个人口红利？这些问题的答案有赖于我们对人口红利的来源、结构和机制的深入认识。
一、人口红利的来源
从历史发展的逻辑看，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给经济带来的一个增长源泉。有研究者认为，从世界范围看，1960―1995年期间的人口变化对人均产出提高的贡献率接近20%，在亚洲和欧洲这个贡献份额更大（Kelly，Schmidt，1969）[3]。人口红利是由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在一般意义上讲，人口红利是由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个体（家庭）经济行为变化为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人口红利有三个直接的来源。第一个来源是由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人口抚养负担下降和劳动年人口比重提高，这种变化增强了人口的生产能力和储蓄能力，进而提高了人均收入（Bloom，Williamson，1997[1]；Lee，Mason，2010[5]），这种“年龄结构效应”（Bloom et al.，2009）[12]，也被称为“第一个人口红利”（Lee，Mason，2006）[13]，其中的逻辑关系实际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美国人口经济学家Coale和Hoover （1958）[14]所揭示。第二个来源是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的增加，死亡率下降减少了劳动力的减损，而生育率下降则提高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Angrist，Evans，1998[15]；Bloom et al.，2009[12]；Aguero，Marks，2011[16]）。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不仅从绝对规模上扩大了劳动供给，同时也强化了“结构效应”，使得第一个人口红利更加丰厚。第三个来源是个人和家庭面对因人口转变所带来的变化而在决策和行为上（如储蓄、劳动供给、子女教育等）所做出的反应，因此被称为“行为效应”（Bloom et al.，2009）[12]。这种行为反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育孩子数量的减少激励了父母对子女人力资本（主要是教育和健康）投资的需求，也提高了父母进行这种投资的能力（Becker，Lewis，1973[17]；Becker，Tomes，1976[18]；Lee，Mason，2010[5]），此外，它也为父母对自身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提供了更多机会；二是预期寿命的延长可以改变人们的消费决策、储蓄决策和退休决策等。在低死亡率、低生育率和高预期寿命条件下，人们会主动调整自己整个生命周期的规划和风险应对策略（Acemoglu，Johnson，2007[19]；Bloom et al.，2003[20]），这些微观个体（家庭）行为的变化（增加储蓄、劳动力供给和对子女教育与健康的投入等）在宏观层面上聚合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如促进资本深化和创新。这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行为效应”就是“第二个人口红利”（Mason，Lee，2004）[9]。
从来源上看，第一个人口红利与第二个人口红利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第一个人口红利主要是一种结构效应，第二个人口红利则主要是行为效应。但这种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在第一个人口红利中也存在着行为效应，如女性劳动供给的增加、父母对子女人力资本及自我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等。同样，在第二个红利中也存在着结构效应，如延迟退休可以推迟第一个人口红利的终结时间和减缓负担比加重的速度。同时，两个人口红利之间也存在内在联系，第二人口红利是对第一人口红利时期形成的有利条件的释放和利用，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杨英，林焕荣，2013）[21]，或者说，在第一个人口红利中已经蕴含了第二个人口红利的机会。这种连续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第一个人口红利期积累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是第二个人口红利期国民储蓄能力的重要基础；其次，第二个人口红利中的人力资本收益是在第一个人口红利期中对年轻一代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再次，两个人口红利在时间上存在着一个交叠时期。由人口变化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第一个人口红利期的长短取决于人口转变的速度，即人口转变的速度越快，人口抚养负担下降就越快，达到的负担水平就越低，但人口红利期就越短，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老龄化的速度就越快。一般来说，第一个人口红利期可以持续40多年，那些人口转变速度比较缓慢的国家的人口红利期甚至可以持续50年，而像中国这样的人口转变非常迅速的国家，第一个人口红利期则不到40年。即使如此，生育率转变过程中的出生队列，在第一个人口红利期结束之前就已经加入劳动力，他们接受了比父辈更多的教育和健康等投入，这个人力资本增量实际上在第一个人口红利期就为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综上，我们可以从人口红利概念中引申出另一个概念，即人口的生产性。人口的生产性是基于人是生产者这一基本前提而产生的。人口是一个集合性概念，是由不同的个人组成的。不同的人在劳动能力、劳动力供给行为和生产效率等方面都会有所不同，因此，有这些具有不同经济特质的个人集合而成的人口也就具有了不同的生产性，或者呈现出生产性的强弱之别。在这个意义上讲，人口红利是指因人口转变而带来的人口生产性的提高。其中，年龄结构效应和劳动供给效应可以提高人口的生产性和储蓄能力，人力资本投资效应则可以通过资本深化和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了人口转变以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影响储蓄、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投资。这些与人口转变无关的因素导致的储蓄、劳动供给或人力资本的增加，并非人口红利。
二、人口红利的结构
人口红利是一个具有结构性特征的人口经济现象，包括了储蓄、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等多个维度。按照这个认识逻辑，我们就会面对另外两个问题：一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人口红利的结构是否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对经济增长有怎样的影响？二是不同国家的人口红利结构是否不同？不同的人口红利结构是否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差异？要回答这两个问题，还需要做严谨的实证研究，本文在此仅做理论上的探讨。
第一个人口红利的结构特征是储蓄效应、劳动力供给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的聚合，但是在人口红利期的不同阶段，这三种效应并非总是同时发生，其作用程度也不同，这种结构差异会影响到不同阶段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整体贡献。例如，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和发展的中期阶段，最为短缺的生产要素不是劳动力，而是资本。因此，抚养比减轻导致的储蓄率提高就成为人口红利中的首要因素，因为储蓄率提高可以为经济增长注入所需的资本，而投资增长则可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吸纳剩余劳动力。从中国的经验看，在经济增长的绝大时段，投资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当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人口红利的结构开始出现变化，劳动力供给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临近“刘易斯转折点”（蔡P，2010）[22]和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时候。
第二个人口红利的结构与第一个人口红利的结构基本相同，但由于第二个人口红利的来源主要是个人（家庭）的行为效应，因此，第二个人口红利的结构特征更为鲜明。首先，因为每一个人（家庭）所具有的资源禀赋不同，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所涉的制度安排不同（这一点对中国尤为重要），因此，尽管每一个人（家庭）都追求利益或者效用最大化，但在储蓄、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投资等经济行为上都存在着明显差异。这种微观行为的差异性会直接影响到第二个人口红利的水平和结构。其次，相对于储蓄效应和劳动供给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在第二个人口红利中变得更为重要，因为在第一个人口红利已经终结的老龄化社会，新加入劳动力的队列在规模上要小于新退出劳动力的队列规模，如果要使整体劳动力保持原有的生产力或者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前提只有一个，即新加入劳动力的队列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存量。一个队列的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其劳动生产率就越高。由于人力资本投资与生育率有密切关系，一个队列人口的劳动总产出并不会随着这个队列规模的缩减而成比例减少，甚至很可能增加（Mason，Lee，2004）[9]。再次，第二个人口红利中的储蓄效应和人力资本投资效应持续的时间更长，也更稳定。以储蓄为例，在第一个人口红利中，储蓄率提高主要是因为出现了消费剩余，之后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出现了目的性储蓄，但基本上都属于短期储蓄行为。在第二个人口红利中，人们的储蓄动机主要是为了更长的老年时期的生活做经济储备，因此是一种长期储蓄行为，这为资本市场提供了一个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
三、中国的第一个人口红利是否已经终结？
对人口红利结构的解析和对人口红利结构变化趋势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对中国第一个人口红利是否终结的判断。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和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研究者也开始关注中国第一个人口红利是否已经结束（蔡P，2006[23]；陈友华，2005[24]；刘怀宇，马中，2011[25]；Ogawa，Chen，2013[26]）以及如何延续第一个人口红利的问题（蔡P，2009[27]；李稻葵等，2015[28]）。
国外学者关于第一个人口红利终结的判断标准主要是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动态特征，当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低于总人口增长率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开始下降时，人口红利就转变为“人口负债”（Van der Gaag，Beer，2015）[29]，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人口红利期转变为人口负债期。也有学者从更严格的意义上定义“负担比”，即从有效劳动供给角度判断生产者与被负担者之间的比例关系（Mason，2007）[30]。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6）[8]在一份报告中把人口红利期的变化划分为4个阶段，或者说，把世界各国划分为4种类型：（1）处于前人口红利的国家，这些国家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在4左右；（2）处于人口红利早期阶段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小于4，其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3）处于人口红利后期阶段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在2.1左右，其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但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还不快；（4）处于后人口红利阶段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21，老年人口比重的较高并将继续提高。
国内学者的观点分为两派，其中一派的观点与上述观点基本一致（王丰，2007[31]；蔡P，2013[32]），认为中国的第一个人口红利在21世纪10年代中期已经结束，因为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自2013年以来已经出现了持续减少的情况，而人口抚养比水平则持续上升。Ogawa和Chen（2013）[26]根据分年龄的消费和生产曲线计算了有效劳动供给，认为中国的第一个人口红利期在2014年结束。还有一些学者（李稻葵等，2015）[28]持有相对乐观的看法，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尚在，因为中国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改革退休制度来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从而延长人口红利期。另一派的观点是根据人口抚养比的水平（如低于50）来判断第一个人口红利期的时限（陈友华，2005[24]；刘怀宇，马中，2011[25]）。这种观点对中国人口红利可以延续的时间更为乐观，认为它可以延续到2030年甚至更长远（田雪原，2006[33]；刘家强，唐盛代，2007[34]；陈佳鹏，2012[35]）。笔者认为，以人口抚养比水平作为人口红利期的起始标准是一种静态判断方法，在逻辑上存在着一个缺陷。例如，当人口抚养比的提高时，即使其仍处于50以下的区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变化也不可能给经济增长做出任何贡献。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综合判断中国的第一个人口红利是否消失。首先，从年龄结构效应看，2012年以来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持续减少，2010年以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下降，经济活动人口比重持续下降。这意味着中国第一个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结构效应）已经枯竭。其次，在生育率转变已经完成和低生育率水平条件下，生育率变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效应不复存在，实际上，中国的劳动参与率（特别是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近年来出现了下降趋势。再次，如果按照前文提到的世界银行分类标准，中国已处于后人口红利阶段。
四、第二个人口红利实现的机制
目前的中国人口和经济都处在历史转折点上，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也在发生着重要变化（李建民，2014）[11]。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形态是人口转变的历史承继，随着第一个人口红利走向终结，第二个人口红利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人口红利将贯穿中国经济的整个发展过程。从人口红利角度，我们可以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人口红利发展阶段和第二个人口红利发展阶段。中国的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高度契合，人口迅速转变带来的第一个人口红利为中国经济摆脱“马尔萨斯均衡陷阱”和实现中等收入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王丰， 梅森，2006[36]；王德文等，2004[37]）。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后人口转变阶段和第二个人口红利期，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收获第二个人口红利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国内外学者都高度重视人口红利的实现机制（Mason， Lee，20049]；Lee ，Mason，2010[5]；Eastwood，Lipton，2012[38]；蔡P，2004[4]；王丰，2007[31]；陈卫等，2015[39]），如果没有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人口红利只能停留在人口统计学意义上，或者说只是“数学上的红利”。对于中国而言，收获第二个人口红利还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从而全面启动第二个人口红利的实现机制。
第一，建立一个更具有弹性和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在老龄化社会，深入挖掘劳动力资源和激励劳动力供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完善劳动力市场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主要机制。具有弹性和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可以真实地表达劳动力供求关系，可以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及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可以动员潜在的劳动力资源进入市场，进而增加劳动力供给。
第二，建立更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教育制度、职业培训制度和健康保障制度。人力资本效应是第二个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之一，因为人力资本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创新的主要力量，进而人力资本投资是创造第二个人口红利的重要机制（Lee， Mason，2006）[13]。发展和完善包括教育制度、职业培训制度和健康保障制度在内的人力资本投资体系，是中国收获第二个人口红利的重要条件。
第三，建立富有激励性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这种激励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劳动供给激励，二是储蓄激励。这两个激励应该成为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原则。具有这两个激励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可以避免“福利病”，而且还可以使社会保障制度具有生产性，即可以有效地动员劳动供给和储蓄。只要人们在老年时期不是过分依赖公共或家庭转移支付，第二个人口红利就可以抵消老年负担比提高的不利影响（Lee，Mason，2006）[13]。
第四，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产生第二个人口红利的基本条件是伴随人口老化新增的储蓄必须以资本的形式进入市场（王丰，2007）[31]，而资本市场是把储蓄转变为投资的重要机制。完善的资本市场不仅可以保障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而且可以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经济活动。
第五，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从长期的角度看，一个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应该实现三个均衡：一是劳动者的收入与其劳动生产率的均衡，二是劳动者的终生收入与终生消费的均衡，三是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与生命周期阶段变化的均衡。具有这三个均衡特征的收入分配制度可以同时激励人力资本投资、劳动供给和储蓄，因此是实现第二个人口红利的重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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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的概念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增长、持续性
一、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强劲经济增长。GDP 增长率在1979-2009年平均为9.8%, 其中,2007年增长率接近12%, 虽然遭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 中国2008年和2009年的经济仍保持高增长, 增长率达到9.6%和8.7%。是什么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 这种高增长的潜力有多大? 中国在未来10年或更长时间里能否保持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
从人口红利角度分析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则是近几年的事情, 人口红利一度成为关注的焦点。中国在过去30 多年的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本的影响占28%, 劳动力数量的影响占24% , 劳动力质量的影响占24%, 人口流动或要素配置的影响占21%, 其他因素( 如管理水平等) 占3%。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学者指出, 这些国家( 地区) 的高经济增长, 主要归因于资本投入的增加、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劳动力质量的改善,而非技术进步。劳动力的高参与率和较高的配置效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这种促进作用就是人口红利。近来对人口红利的关注又进一步深入,有研究指出,中国很快将走出人口红利阶段,2015年前后进入人口负债阶段。国际经济竞争力将随着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而大大下降, 未来的经济高增长将无法持续。本文认为人口红利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重要原因, 人口老龄化未必能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中国经济至少可以持续增长20年。
二、人口红利的概念及特点
所谓人口红利, 是指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导致的高劳动参与率, 即总人口中劳动力人口比重较大, 对一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人口红利期是指当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抚养比例下降、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例上升, 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时期。目前, 中国人口正值年龄结构较合理、适龄劳动人口比例较大, 且农业劳动力大量剩余并有进一步转移的潜力的阶段, 大量廉价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 可为经济增长提供大量机会成本为零的劳动力要素投入。这种人口转型带来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效应。
人口红利的出现与改革开放政策在时间上的一致性是中国经济得以收获人口红利并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因素之一。人口红利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比较优势; 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政策为吸收与利用人口红利创造了条件。人口红利具有动态性, 它在释放到一定的程度后就会衰减、消失并最终转化为人口负债。
按照学者普遍认为的当人口总负担系数（总抚养比） 低于50%时就进入“人口红利期”的标准，中国1995 年总抚养比为50.22%，1996 年总抚养比为48.81%，低于50%，被认为进入了“人口红利”期。并且在1995―2009 年期间总抚养比呈逐渐下降的趋势，2005 年下降到40.10%，此后总抚养比均在40%以下，2009 年下降到36.89%，比1996年下降了11.92 个百分点。但总抚养比内部变化方向却不相同，少年儿童抚养比为波浪式下降，而老年人口抚养比为波浪式上升趋势，并且前者下降速度快于后者上升速度。1995―2009 年期间，少年儿童抚养比从1995 年40.16%下降到2009 年的25.29%，下降了14.87 个百分点； 老年人口抚养比从1995 年10.06%上升到2009 年的11.60%，上升了1.54 个百分点（见表-1）。可以看出，我国总抚养比下降主要是受少儿抚养比下降影响，同时也说明少年儿童抚养比在总抚养比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老年抚养比在总抚养比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将面临着较大的养老压力，到时将会出现“人口红利”漏损。关于中国人口红利到底能够持续多久，不同学者的判断存在差异。有学者认为，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下降大约持续
到2015 年前后，此后，随着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人口红利”机会之窗将开放到2020 年。彭希哲教授认为，我国人口机会视窗将在2025 年前后关闭，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会关闭得更早。田雪原教授预测，以人口抚养比小于0.45为“人口赢利”期，中国可经历1995―2020年长达25年左右的“赢利”阶段，以人口抚养比小于0.50为“人口赢利”期，可经历1990―2030年长达40 年左右的“赢利”阶段。刘家强、唐代盛预测认为，从2005―2015年，我国总抚养比基本在40%以下，到2030年我国总抚养比为49.7%，人口红利时期基本结束。也就说我国还有20年“人口红利”期，意味着目前到2030年左右是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生产期。
综上所述, 人口红利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利好因素。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同时也是人口红利回报最丰厚的时期。从今后20-30年的时间来看, 我们不仅没有理由怀疑我国的经济增长会失去动力, 相反, 经济增长将会更加强劲。
三、实现人口红利的措施
人口红利效应终将因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劳动参与率降低而逐渐消失。但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面前, 我们仍能有所作为, 我们可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提高劳动力素质、消除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 减少劳动力闲置和浪费, 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 从而使我国人口红利的效应最大化。人口红利的兑现并非是自动的，它离不开良好政策的配合，要获得“人口红利”需采取一些相应的对策措施。
（一） 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
扩展就业岗位，实现充分就业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只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并不会自动地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只是为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机会，因而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有效的政策措施来兑现收获“人口红利”是非常紧迫和必要的。“人口红利”的兑现和最大化问题关键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只有劳动人口充分就业才有可能创造财富，获取“人口红利”。因此，应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围绕扩大就业采取多种有效政策措施。例如，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等，从而使我国的失业率降到最低，以实现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双重目标。另外，在具体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时，要做到降低失业率的调控政策优先其他政策，促进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成本优先其他财政支出给予安排，就业岗位的增加优先社会收人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优先其他要素市场等等。
（二） 完善劳动力市场，消除城乡和区域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不同区域、不同省份进入“人口红利”期时间不同，特别是西部和欠发达省份，即使进入“人口红利”期，由于本地不能提供就业机会，丰富的劳动力不能充分利用，如果不能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会错过充分兑现人口红利机遇期。人口的合理流动迁移可以有效地促进城乡和不同发展程度地区“人口红利”获取条件的实现，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年轻劳动力人口流入城市和发达地区，延长了城市和发达地区老龄化的进程和收获“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开启的时间。城市和发达地区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为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人口红利”的兑现提供了经济机会，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人口在城市和发达地区找到工作，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成真正的劳动生产力。利用各地经济发展和老龄化程度的差异，采取相应的错位发展的策略，有可能使得各地区都能延长人口红利机会窗口的开启时期，最大限度地收获“人口红利”。目前，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却成为限制城乡和不同地区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制度。因此，要对以户籍为核心的政策制度进行改革，逐步取消那些不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措施，尽可能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转移。城市也要提供给外来劳动力公平的就业机会，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者能在城市就业，充分享用从农村地区转移过来的“人口红利”。同时，还要加强管理和引导，使农村劳动力得以有序流动，只有这样，才会使得劳动力资源得以优化配置。
（三） 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口的健康和文化素质，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
要想获取更多而又持久的“人口红利”，不仅仅要发挥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还要通过人力资本存量素质的提高来形成一个更具有报酬递增，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要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进一步提高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数量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优势在一定时期会消失，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持久源泉。加强和改善人力资本的积累就必须提高全民教育素质和健康素质。因此，要通过重新配置教育资源，扩展教育领域和受教育时间，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把有限的资源加以更有效率的使用。不仅要加强义务教育，还应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劳动力在就业之前，就获得必要的职业技术训练，增加了劳动供给的有效性，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健康素质是劳动力参加劳动兑现“人口红利”的前提，老年人口的健康素质高有利于防止“ 红利” 变“ 亏损”。提高现有劳动力年龄人口的健康水平是如何努力实现和扩大“人口红利”的问题，而实现健康老龄化是如何保存“红利”、防止“红利”侵蚀的问题。因此，要抓住最有利于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关键领域，如青少年健康素质、妇女生殖健康和劳动者健康和工伤保险等，提高人力资本形成效率。
（四） 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完善资本市场，实现社会保障基金保值增值，建立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
为了更好地利用“人口红利”以及应对人口老龄化，应该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选择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有两项改革具有直接的效果。
首先，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个人积累制度过渡，从某种意义上，这实际上是把部分第一人口红利储蓄起来，为获取第二人口红利创造了条件；其次，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和社会供养的能力，从而实现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政策模拟表明，不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且实行现收现付的旧体制，社会的养老负担率最高；实行旧体制，但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社会的养老负担率可以减轻；不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
养老保障体系中，但实行养老保障的新体制，可以把养老负担率降低；既实行完全的个人积累新体制，同时又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这个体系中，社会养老负担率最低。因此，以人口结构变化方向为依据，做实个人账户，实现完全的个人积累，是一种具备可持续的养老保障制度， 也是利用第二人口红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同时要完善资本市场，实现社会保障基金保值增值，充分兑现第二人口红利。
（五） 适时推迟退休年龄，延长“人口红利”期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许多老人退休后余寿还很长，如果这些老人退休后全部由劳动年龄人口赡养，劳动年龄人口的总负担很重。其实很多老人退休后身体还很健康，具有很强劳动能力。如果小步渐进推迟退休年龄，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增加了缴纳养老保险费年数，既减轻了劳动年龄人口的赡养负担又增加了养老保险基金。同时，推迟退休年龄实际上是相对增加了劳动年龄人口，延长了“人口红利”期，如果把我国法定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0 岁逐步推迟到65 岁，可以延长劳动年龄人口5 年劳动时间，为进一步获取更大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均创造了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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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的概念范文第4篇
那么“人口红利”的消失究竟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刘易斯拐点”会成为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转折吗?在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杨宜勇看来，这些问题与每个人的生活都密切相关。
“人口红利”中国得的少
据一些研究机构的测算，中国“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27％，与早年日本、新加坡等国经济腾飞时的状况相当。因此，一些观点认为，“人口红利”的消失将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
记者：今年以来，“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总是被拿出来讨论，这两者分别是什么概念呢?
杨宜勇：“人口红利”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在某一个时期内，劳动人口较多，被抚养人口较少。由此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丰富劳动力资源。
“刘易斯拐点”这个概念来自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是指劳动力由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在社会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后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了。所以，通常认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
记者：有人认为“人口红利”是中国自改革开发以来。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您对此有何看法?
杨宜勇：福兮祸所倚，今天的“人口红利”有好处也有风险。现在的“人口红利”将来必然变为人口负债或人口负利，到时候我们要面对人口老龄化，承受巨大的养老负担。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拥有“人口红利”，但同时劳动力充沛也导致就业紧张，劳动力价格被压得很低。我们也一直依靠这种低成本的劳动力来实现经济的粗放式增长。
在跨国公司中有一句口号叫做“把利润拿走，把GDP留给中国”。我们的出口加工制造业工资低，出口产品价格也低，大部分利润都进了外商的腰包。过去的29年，中国的“人口红利”，我们自己得到了一些，但是不多，那么谁得去了呢?一方面转化成了跨国公司的丰厚利润，另一方面更多的转化成了发达国家消费者的实惠。
其他亚洲国家比如印度、越南、孟加拉等，目前也正处在人口的“红利”期。我们改革开放快30年了，现在还总是跟周边人均GDP几百美元的国家竞争低成本产业，这种依靠人口数量低成本的发展模式肯定难以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下大力气调整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创造新的利润和价值。
中国劳动力仍然供大于求
“民工荒”这个说法从2005年春天开始为媒体普遍流行，而实际上民工短缺自2004年已经在沿海等地区频频出现，整个劳动密集型行业都在为招不到工人而发愁。与此同时，大学生就业难使得千万人为之头痛不已。这一矛盾的社会现象同时上演，令人深思。
记者：一方面民工荒被认为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前兆，一方面每到春夏之交，我们又要面对大学生就业难，这一现象怎么理解?
杨宜勇：首先，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只是时间迟早问题。但就目前来看，中国劳动力总体上还是供大于求。中国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大约有1.2亿，而“十一五”期间全国城镇每年需要安排就业的达2400万人，但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大约只有900万～1000万，加上自然减员，可安排就业的也不过1200万人左右。还有大约1200万人没法安置，再加上农村那1.2亿富余劳动力，我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基本态势。出现“民工荒”有多种因素，但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工不愿意进城打工了。由于近年实施一系列新农村政策后，农民的收入得到提高，在城里打工和在家乡收入的差距有所缩小，多挣的那点钱也大多被城市生活的显性成本和苦脏累险工作的隐性成本给抵消了。
而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也有很多，但归根结底只有一点：有没有工作经验和一技之长。
记者：那这些问题怎样去解决呢?
杨宜勇：从积极的态度看，我们需要把“刘易斯拐点”看作经济发展的一个挑战和契机，抓紧时间进行产业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只有这样，当我们不再有丰沛的劳动力供给时，工人薪酬得到实际上涨，老百姓人均收入得到实质性增长，也能实现中国经济的持久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加大对知识型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扶持，从国际上看，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的第三产业往往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大有潜力可挖。
此外，政府还要引导民众扭转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向，别鼓励孩子们一股脑都去读大学，要通过大力发展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学院，让人们认识到职业教育的文凭非但不比大学文凭低一等，而且在劳动力市场更有含金量。
为攒养老金多工作10年
“人口红利”过后，中国要迎来的将是“人口负债”――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经济持久增长的活力。
记者：听到人口结构老龄化这个说法，一般人的反应是这是国家的问题和我个人不相干，是这样的吗?
杨宜勇：目前人口老龄化给我们带来最迫切的压力就是养老金的问题。中国当前的养老金体系是现收现付制，维系这种体制需要有三个基本条件作前提。第一，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也就是说正在工作的人口足够养活现有退休人口；第二，完善有效的纳税体系，国家能收得上钱来，有充分的社会资金作为养老金的保障；第三，收上来的养老金经营监管有方，可以良性投资，准确发放。目前后两个条件中国都不成熟，仅有的第一个条件，那些能养活老人的壮劳力我们也行将失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老年都潜伏着危机。
记者：那如何解决养老的问题呢?
杨宜勇：我有一个观点就是延长退休年龄。中国法定退休年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男性60岁，女性55岁；企业里男性工人60岁，女性工人50岁。现实中还有很多人提前退休，所以中国现在的平均退休年龄是51.2岁，比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平均数字年轻了10岁，而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男性为72岁，女性为74岁，和发达国家相差无几。所以我认为，中国完全可以将平均退休年龄向后延长到60岁甚至更晚。
现在国际上计算人口老龄化的年龄是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1955年的标准是60岁，20世纪80年代的标准是65岁，中国如果按照实际退休年龄52岁计算，那么就是全世界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中国养老形势非常严峻。
记者：但也有观点认为延长退休年龄会造成就业紧张，您怎么看?
杨宜勇：我们来看美国的例子。美国通过一边逐渐推迟退休年龄，一边缩短在职职工工作时间的手段来均衡工作岗位。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推行延长退休时间时，非常耐心地把速度放缓。给民众足够的时间作准备。他们1983年就通过法律将退休年龄65岁推迟到67岁，但直到2000年才开始实施。2003年时把年满65岁的职工退休时间向后推迟了两个月；2004年再往后推迟4个月，以此类推直到2015年，退休年龄被延长到67岁。这个方法十分值得借鉴。
人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不得不多工作10年，提前退休的人都是在占别人便宜，大家都去占便宜了，最终的养老金谁来埋单呢?
人口红利的概念范文第5篇
因为，在这个月里，据说有包括自定义为“中国Facebook”的人人网在内的近十家中国互联网公司要登陆美国股市。但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集中赴美挂牌的中国概念股几乎无一例外都被国内媒体围攻过，不是说亏损上市，就是指财报有疑点。似乎从美国资本市场和中国媒体两个角度，看到的是一家公司完全不同的两个方面。不过，他们之间的差异似乎只是表面现象。那些中国概念股在上市之初就纷纷破发，其中包括人人网、世纪佳缘、网秦。
按照中国股市的逻辑，凡是没有盈利的公司，基本是没有条件上市的。但从早先的视频网站酷6网及优酷上市可以得知，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上，主营业务亏损上市是可行的，这似乎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五月份的几支中国概念股上市即破发的原因。但像世纪佳缘、网秦这样有盈利的公司，不也出现了破发的情况么，而且亏损上市的优酷网，后来股价反而涨势喜人。显然，仅仅依靠是否亏损上市来解释美国资本市场看空中国概念股是不准确的。
那么，是否因为这些中国概念股的商业模式普遍存在问题而被看空呢?似乎可以体现这种先兆的是自定义为“中国Facebook”的人人网，在上市前后，即被中美两国业内人士指认为非真正意义上的Facebook。假设这样的观点属实，那是否可以理解为，美国投资者并不认为，在中国这一人口红利依旧存在的国家里，SNS网站模式能像在美国一样前途广阔。推而广之，类似世纪佳缘、网秦、凤凰网这些不同模式下的中国概念股，是否在上市后仍能够享受到中国人口红利带来的广告市场前景呢?如果美国股市对这一点持怀疑态度的话，那么像凤凰网这一新媒体概念股，也应该会出现上市破发的情况，但实际上凤凰网在二级市场不但没有破发，股价反而表现得还很稳健。这也说明，美国资本市场看空基于中国人口红利的商业模式的说法也不准确。
目前市面上，还有一种说法颇有市场，即中国概念股的投资人或投资银行人为做空所投资或协助IPO的中国概念股。最典型的事件是今年年初爆发的“李国庆大战大摩女事件”。事由是当当网联合总裁李国庆在微博上埋怨IPO定价被投行人为压低，而“大摩女”则驳斥投行并没有多拿一分钱，还顺带攻击了当当的盈利状况以及李国庆的能力、人品和婚姻状况等。由此可见，即使作为同船人的中国概念股和帮这些中国概念股上市的投行，其实想法都不一致。
由此看来，很难说清楚，到底是因为哪种原因使得红五月里几支中国概念股被看空。但也不可否认，这些原因都可以部分讲得通。不过，更有些意味的是，即使中国概念股似乎被集体看空，但还是有那么多中国公司打破脑袋要去美国上市。这里面的原因，似乎比为何被看空更简单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