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泡沫最初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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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泡沫最初的表现范文第1篇
关键词：资产价格 泡沫 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0.49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1770(2007)06-016-04
近年来，我国资产价格泡沫越来越明显，这给我国经济带来重大隐患，对我国的货币政策提出了重大挑战。因此研究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是一个重大课题。本文试图对资产价格泡沫现状与危害，资产价格泡沫形成原因及在资产泡沫下的货币政策操作问题作一探讨。
一、我国资产价格泡沫现状与危害
我国当前资产市场的两大领域即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都出现了明显的泡沫化现象。衡量房地产市场是否出现泡沫，可以参照房价租金比、房价收入比，建筑投入/GDP、未归还按揭贷款/GDP等几项指标。统计发现， 1998年-2006年间，中国房屋租金价格翻了一番。与此同时，中国目前未归还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已由1997年的不到1%蹿升至32%。据权威部门统计，2006年，我国70多个城市房屋价格平均涨幅高达6%。股票、房产、土地等国内资产价格涨声一片。从政府公布的数据来看，2006年每个季度的房价涨幅都保持在5．5%左右，但实际上无论是北京、深圳、广州等特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房价上涨速度之快都是尽人皆知的，一些特大城市的涨幅已经是两位数了。
自2005年6月6日上证指数创出998.23的低点以来，中国股市经历了1年零11个月的牛市行情，到近日突破3700点，上涨近4倍。从市盈率资料来看，从2006年3月至目前沪市A股平均市盈率从19.42倍上升到48倍多，深市A股从18.87倍上升到45倍之高，有100多家公司的市盈率高达100倍以上（即每年投资收益率不足1％），而目前美国、英国、香港等成熟市场的市盈率一般在10-20倍左右。
在居民消费价格平稳的同时，资产价格的上涨不能不引起我们应有的重视。资产价格的波动对金融市场和经济生活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从国际上看，有些国家及地区的金融体系成功地经受了资产价格崩溃的冲击，并很快走出了危机，另外一些国家则因此而一蹶不振。
应该看到，当资产价格快速上涨时，资产价格的高估及这种高估不可持续性也随之而来，并由此会导致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及负面影响。因为，当资产价格重估并下降影响到企业与个人偿债能力时，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就会随之增加，从而降低银行及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及削弱它们的贷款能力。如果资产价格快速下降，贷款担保品价值下降会进一步强化这种影响，从而容易导致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及经济危机。
从效率的角度看，泡沫的出现扭曲了市场价格体系，会导致资源的无效配置，泡沫持续时间越长，资源误配的效率损失越大。另外从公平的角度看，泡沫产生的最大危害，在于资产价格的异常上涨扰乱了人们的价值观。
二、我国资产价格泡沫形成原因
（一）投资者的从众心理及不良预期导致投机盛行
投资者的从众心理必然会使得后来者不断地做别人都在做的事情。如果这种力量是乐观或贪婪的，那么市场就会持续繁荣；如果这种力量是悲观或恐惧的，那么市场就会逆转。在市场繁荣的时候，投资者往往会忘记以往市场崩溃时的惨痛教训。
投资市场的繁荣不仅会增强投资者信心和期望，而且也会让已经进入的投资者来哄抬或操纵价格，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入。而这种从众行为的循环往复，会产生一种无限的放大机制。希勒教授就把这种放大机制归纳为投资者的反馈理论。根据这一理论，股市最初价格的上涨会导致更高的价格上涨。投资者需求的增加，会使得最初的价格上涨信号反馈到更高的股市价格中。而第二轮的股市价格上涨信号又会反馈到第三轮的股市价格上涨上，然后反馈到第四轮，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股市最初的价格上涨信号显然被无限地放大了，房地产市场的情况亦是如此。
一般来说，资产价格往往由一国的股市市盈率、股息收益、实际GDP增长率、无风险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等因素决定，但是这些因素的不可预测性，使资产价格的变化掺杂进许多主观情绪，中国的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不考虑人为情绪的因素，那么资产价格的合理性就在于盈利增长快于长期潜在产出。当这种假定不成立时，那么资产的价格就容易出现高估。即使这种假定在短期或中期内成立，也还有长期来看是否成立的问题。历史经验表明，经济高增长时期往往是资产价格风险低估时期，反之亦然。
在泡沫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相信房地产价格只升不降的神化，争相购置房地产。人们相信利率不变，企业从银行贷款非常容易。借款方不考虑一旦利率提高了还不起利息该如何办，而贷款方也忘记了升息的风险，只是一味地贷款给房地产公司，并天真地认为如果这些企业暂时资金出现紧张时只需将手里的房地产项目卖掉就可以解决问题。企业及个人房地产投机盛行，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业，多数房地产公司并非专业的房地产公司，这给房地产泡沫破灭后产生大量坏账埋下祸根。这些因素更加促进了房地产泡沫的膨胀。
（二）现行的住房预售制度引发资产价格泡沫
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初期，住房预售制度的设立，目的是为了扶持成长中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但从实践看，一方面，房屋预售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内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另一方面，住房预售制度所存在的诸多缺陷，也为房地产开发商利用其制度性缺陷并掠夺社会财富创造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房屋预售制度不仅妨碍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侵害了消费者利益，也给国内银行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风险。目前房屋预售制度运作是使开发商存在着"价格合谋"的真实动力。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国房地产市场是一个非竞争的垄断性市场，特别是土地的获得方式更是决定这个市场的非竞争性。在需求一定的前提下，假如房地产开发公司之间竞争激烈，房价必然会下降，而房价下跌会压缩开发商的利润空间，这样的竞争结果是开发商不愿看到的。因此，开发商之间存在着价格合谋动机，在或真或假的行情看涨的大背景下，开发商时常会制造涨价升值的假象，消费者反而会对降价出售的房子的质量产生怀疑，从而陷入了"买涨不买跌"和"价格越低房子越卖不出去"的恶性循环。对于资本密集型的房地产开发商来说，保持房价的刚性、降低巨额沉淀成本的风险及获得超额利润等因素，共同成为开发商偏好于价格合谋的动力，而房屋预售制度则为这种房地产开发商的价格合谋创造了一种先天条件。可以说，房屋预售制度是导致近几年来房地产市场价格"居高不下"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随着房价的推高，房地产泡沫势必会吹大，房地产市场风险也会随之不断增加。
（三）低利率引发资产价格上涨
国际经验已经提供了升值背景下利率与资产价格膨胀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在本币对美元的快速升值过程中，由于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下降，为刺激国内经济，各国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降低利率的宽松型货币政策。"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的利率下调50%，降至2.5%的超低利率，并将这一利率维持了两年多，而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都在低利率上停留时间较短，经济萎缩趋势一经改变并表现出通货膨胀苗头时，这些国家纷纷提高利率。正是由于日本在低利率上停留时间太久，陷入了利率的"流动性陷阱"，并最终引发资产价格泡沫和长期经济过热。而其他几个国家由于及时地提高利率、控制货币供应量，避免了像日本那样的经济过热。
（四）流动性过剩导致资产价格持续快速上涨
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在实物市场中超额流动性作用就可能表现为通货膨胀。如果超额流动性作用在资产市场，就表现为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因此，从根本上讲，资金过剩是助推资产价格上升的根本性因素。
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非常强烈,国际资本通过各种途径大量流入中国,我国国际收支出现持续大量顺差,在当前的汇率体制下,外汇储备大增，从而使我国出现了流动性过剩的现象，出现了资金相对过剩的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投资者或企业和个人的投资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偏向于积极乐观的方向变化，资金有强烈的选择愿望。在楼市、汇市和股市的财富效应影响下，人们有更大的信心或更积极的预期参与投资，充足的货币资金更多地是去追逐资产，造成了资产价格的攀升。
三、我国资产价格泡沫下的货币政策操作
首先，应将资产价格作为货币政策的参考目标。我们需要在货币政策中加入资产价格因素的考虑。我国一般产品的市场供应充足，从而以CPI角度考虑的通货膨胀被有效抑制；另一方面，资产的财富蓄水池作用，使得各类经济体积攒的"货币力量"不断向其中归集，资产意义上的通货膨胀快速上升。在两类通货膨胀形势出现背离，而资产价格波动对于社会经济破坏力更为严重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不应还是只停留在CPI层面，实际上，欧盟、澳大利亚等均已将资产型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而基于当前的资产价格形势，值得我们借鉴。
其次，适时适当提升利率，在国际视野下调节资产价格上涨。我国的汇率升值所面临的环境有特殊性，资产价格上涨的路径也有所不同，利率政策出发点也有差异。中国的本轮资产价格上涨，实际上低利率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要注重发挥利率对资产价格上涨的调节作用，同时也要有国际视野。中国目前的低利率环境更多地着眼于保持与美国一定的利息差，防止资本流入，为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创造宽松的环境。
当前美国经济逐步放缓，加息周期已经基本结束，随着核心通货膨胀压力减弱，预计在2007年将进入降息周期。一旦美国进入降息通道，即使国内经济热度不减，或为减弱较低的实际利率对资产价格的冲击，而企图提高利率，将变得更加困难---提高利率从而缩小中美利差，会诱发资本流入，增大升值压力。因此，要在充分考虑国际经济周期和利率变化趋势的基础上，恰当利用利率杠杆调节国内宏观经济，实现经济金融的平稳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在人民币稳步升值的确定预期下，产生了资本流入无汇率风险的环境，促使资本无后顾之忧地流入。而5%甚至更高的升值水平，与美元和人民币之间3%的利差相比，事实上已经起不到阻止资本流入的作用。低利率对资本流入的遏制作用越来越低，提升利率对资产泡沫的遏制作用会比较明显。
第三，紧缩货币流动性，进一步增强汇率弹性。毫无疑问，泛滥的货币流动，会逐步形成资产价格上涨、投资过热、经济过热局面，培育出巨大的经济泡沫。同时，贷款冲动也有可能会让银行业不良贷款率随之上升。从理论上说，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而资产价格的变化与金融体系的稳定关系密切。如果存在资产价格过度波动的现象，常常会引起实体经济的损失，因此，为了避免资产价格过度上涨和最终崩溃带来的长期影响，货币政策在资产价格上涨的初期就应该干预资产价格。目前，有必要在国内实施偏紧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增强汇率弹性，加快外汇市场的改革，贯彻宽出严进的方针。随着2005年7月我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序幕的拉开，国内经济运行环境更加开放，汇率因素使国内供求、国际贸易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更加复杂化，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汇率将成为影响国内经济基本面的最重要因素。我国在现阶段要更多地考虑由于升值预期、FDI政策、顺差引起的资本项目、经常项目的"双顺差"，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国内流动性泛滥、货币政策操作和外汇储备增长，及相应的由流动性过剩支撑的资产价格上涨。
第四，加强监管制度的建立，严格监管。银行在泡沫经济中不理性的信贷膨胀，对资产泡沫形成负有重要责任，也将对自身造成严重的后果。中国应该严格控制、查处在资产价格不断上升时期违规违法向房地产和资本市场贷款的行为。在资产价格膨胀过程中，人们的行为会和资产膨胀一样疯狂。中国如不采取果断的措施，不仅会把政府巨额注资、坏账剥离后脱胎换骨的银行拖入无底深渊，更严重的是会把资产市场乃至整个经济毁掉。
对于非贸易性的、非QFII的证券投资资本的流入，也要严加监管。我们应注意到体制变革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按照想当然的时间表以超常规速度推进。因为结构调整、经济模式的转变都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资本账户的开放更要把握节奏。
另外还要完善信息披露，抑制投机。资金永远期待着能够带来丰厚回报的选择，资产市场的活跃源自于人们对很多好的选择充满信心和期待，期待的结果取决于政府的理性引导和投资者的明智选择。资产价格的波动，究其根本原因是货币供应量，但是，短期内价格的大幅变动与投资者的预期相关，而非理性投资者的过度参与将可能引向资产价格泡沫。为了培育理性投资理念，抑制过度投机行为的疯狂上演，政府首先应该做好的就是规范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最大限度地抑制市场噪音，让投资主体得到比较完善、准确而又权威的信息，同时，采用综合税收手段加大投机成本。
经济泡沫最初的表现范文第2篇
特里芬难题
《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直指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金融格局的局限所在，鲜明地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的银本位、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解决该问题的不同制度安排，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的宗旨之一。但此次金融危机表明，这一问题不仅远未解决，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反而愈演愈烈。”
二战结束前夕，1944年在美国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制订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确立了美元同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同美元挂钩的平价(固定汇率)制度，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和国际清偿力的主要来源和支撑，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这一架构对于恢复战后经济、缓解国际黄金储备和清偿能力的不足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固有的缺陷。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Robert Triffin)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研究后指出，如果没有别的储备货币来补充／取代美元，以美元为中心的平价体系必将崩溃，因为在这一体系中，美元同时承担了相互矛盾的双重职能。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这种两难处境，就是著名的“特里芬困境”(Triffin Dilemma)。其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了特里芬教授的先见之明。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各主要发达国家之间逐步形成了浮动汇率制度，保证了国际贸易和金融的平稳秩序。在随后的20年间，虽然局部的经济危机时有发生，但是国际间大规模的危机再未出现过，长时间的平稳环境也让人们逐渐淡忘了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漏洞。首先，浮动汇率只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自发形成的，发展中国仍然采用钉住美元的政策；其次，国际贸易结算仍然是美元一家独大，没有国际条约或者组织可以约束美国潜在的给贸易赤字进行货币融资的可能。
纵观历史可以看出，上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随着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国家重回钉住汇率制和中国等新兴国家融入世界自由贸易体系，世界贸易和金融活动重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的流动性过剩。只不过30年前是以美元的黄金价值崩溃收场，而这次经济危机则最终要以美元的国家信用受损甚至崩溃收场。
中国的储蓄问题
多年以前，经济学家就已经指出，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在于储蓄与投资的不平衡。理解这一点并不困难，一国的储蓄应当等于投资加上净出口。储蓄和投资的不平衡本质上就是外贸的不平衡。巨额的外贸顺差造成我国金融系统的储蓄沉淀严重，资金配置效率低下，而同时投资的收益率不高。
外贸巨额顺差导致的储蓄过剩也直接影响着民生问题。据统计。自2004年起我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就在不断下降，与投资、净出口的快速上升呈现出鲜明的反差。居民消费直接反映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消费占GDP比重的下降，说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是众多民生问题在经济数据上的集中体现。
我国储蓄一般由个人储蓄存款和企业存款构成，二者大约各占一半。但近年来，居民储蓄比例逐年下降，2007年已经接近总储蓄的40％水平。这说明企业存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中储蓄的主要成分，而这部分资金对存款利息水平、利息税以及社保体系建设等因素并不敏感，通过观察统计数据不难发现，企业储蓄的增长同我国外贸顺差的增长具有一定程度的因果联系。强制结汇制度客观上决定了外贸企业将出口收入直接转变成银行人民币存款。同时国有企业长期不分红也造成了企业储蓄居高不下。
周小川行长明确指出，“中国政府、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仍不彻底，影响了储蓄率的调整。尽管目前民营、私营企业已实现市场化和成本真实化，但政府机构体系没有纳入社会化管理，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改革虽取得较大进展，但由于成本因素不确定，货币化程度不够。当前应当加快政府部门改革和职能转化。”
从长期看，为实现平衡的、可持续的发展，为不断改善民生，政府必将对国有企业分红问题着手进行解决，外贸企业的外汇资金也将不再能轻易兑换成人民币。这两个变化对银行来说无疑将是巨大的挑战――国有企业存款长期看可能会逐步下降或者至少是增长乏力，而外贸领域的结售汇收入以及外贸企业的人民币存款也会受到不小的打击。
金融顺周期性
顺周期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两大类：一是制度性顺周期，二是理论性顺周期或者说“理性预期型”顺周期。前者表现为“信用评级羊群现象”、“公允价值计价失准”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内部评级法鼓励提高杠杆”三种现象。而后者则表现为以通货膨胀率作为政策目标并主要依靠利率工具实现货币调控的中央银行自身的顺周期性。
关于制度性顺周期问题，周小川行长指出，全球金融体系在投资决策和风险管理时高度依赖外部信用评级，从而产生了显著的顺周期性特征。信用评级业由少数几家大型机构主导，它们几乎提供了全部重要的评级服务。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具体评级相关性较高，它们叠加在一起产生了强大的周期性力量。经济繁荣促使乐观情绪产生，经济衰退则导致悲观。众多市场参与者使用三大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并作为业务操作和内部考核的标尺，在机构层面产生大量的“羊群行为”。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允许金融机构使用内部评级法对复杂产品定价并评估其风险。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当经济高速增长时，风险权重通常较低，资本充足率因而较高；而在经济衰退时，风险权重通常较高，资本充足率则较低。因此，金融机构倾向于在好年景时提高杠杆率，而在年景不好时则降低杠杆率，从而促进了繁荣期的泡沫积累，以及衰退期的信贷紧缩与资产抛售，导致周期性波动上升。这体现了较强的顺周期性。
理论性顺周期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况，当经济好的时候，通货膨胀低，人们对未来乐观，主观贴现率低。贴现率决定资本成本即利率，因此利率低，人们愿意买房子，企业愿意贷款进行投资扩张。这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股票价格快速上涨。价格上升最初没有传导到消费品。等到价格上涨传导到消费品，人们发现通货膨胀后，就对将来失去信心，贴现因子就会变大，利率水平随之上升，企业将面临流动性不足、信贷约束，整个社会出现失业和经济衰退。实际上危机发生之前的美国就是这样――早在本世纪最初的几年，由于亚洲和东欧新兴国家的大量廉价商品出口到美国，使得美国长期维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以通货膨胀为首要政策目标的美联储因而可以很正当的长期保持低利率，这种低利率环境造就了房地产泡沫和金融市场泡沫，再加上监管不力，最终两个泡沫融为一体。但是早期被释放的过剩流动性最终还是会导致通胀出现，从而很快刺破泡沫。
经济泡沫最初的表现范文第3篇
在前期的趋势观察中，我们说过黄金虽经历暴跌但不要急于抄底，那一向保守的“中国大妈”为何如此疯狂？想来想去，应该和这一段时间里到处弥漫的“致青春”主题有关。“中国大妈”希望用“抢”的方式来缅怀青春，毕竟，现在衣冠楚楚的客户经理与晦涩复杂的金融模型已经替代了她们在证券交易厅里的高谈阔论与出手时的果断勇敢，未来值得“抢”的东西越来越少。追忆逝水年华，要么埋葬青春，要么重焕青春，“中国大妈”放手一搏。
黄金，因为爱情
在致青春的主题中，爱情始终是主角，“中国大妈”疯抢黄金，怎能不说是有“爱”的因素呢？毕竟，这种闪耀着光芒的美丽东西，曾在弥漫着通货膨胀的躁动岁月里给她们带来了幻想与安全感。但是，埋葬青春最先埋葬的就是爱情，12年的黄金牛市或许只能留下青葱岁月里的一抹美好回忆。
对黄金价格影响最大的是美元，这恐怕是“中国大妈”们没有意识到的，而美元进入长期的升值通道可能是大概率事件。包括页岩气革命和3D打印机等技术革命推动美国的再工业化进程，美国经济可能持续复苏，标普指数也创历史新高，再加上QE的退出可能以及加息预期、日元贬值可能引发的亚洲货币竞争性贬值等因素，美元持续走强的迹象愈发明显。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对于美元能持续升值的怀疑来自于美国的债务。美国的债务负担已经达到历史最高点，消费者债务也是居高不下，美元升值不利于美国债务的消化，这也是如宋鸿兵等专家一直看好黄金的原因。不过，美元升值对美国的益处同样很大，可以巩固美国的地位，打击新兴经济体国家，还能让资本回流美国，支持美国再工业化。
实际上，从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美元只经过两轮长期升值，第一轮是1979年9月到1985年2月，第二轮是1995年6月到2002年1月，从中是否嗅到一些危险的信号？因为在第二轮美元升值的过程中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其中美元升值导致资本的回流是一大因素，当然更重要的是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结构失衡，以及当时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出现的日元套利交易作祟。那么如今的中国呢？同样面临着经济结构的失衡，同样日本的“安倍效应”在发酵，这不能不让人担忧。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难道正如80年代的青春，是张扬的、诗意的也是躁动的，但很快被现实击得粉碎？
对于“中国大妈”而言，每年买点贺岁金条放着还是可以的，但疯狂的抄底大可不必。
房子，最初的梦想
在致青春的主题中，少不了梦想与奋斗。以“中国大妈”为代表的中国人理财观，其投资理财的梦想就是多买几套房或者换更好的房子。买房不是手段而是目标，甚至与其说买房子不如说是抢房子，“抢”这个字打下了他们的青春烙印。但是，未来还有什么东西是需要抢的吗？
如果真的出现美元大幅升值而亚洲货币包括人民币竞相贬值的情况，那很可能出现经常项目顺差大幅缩小，隐藏在加工贸易中的大量“热钱”外流，这对于房地产泡沫来说绝不是好消息。目前，不少三四线城市频现“鬼城”，但整体的房价还在上涨，特别是一线城市。为了控制房价，北京甚至有严厉的行政指令。而房产税的试点扩容已提上日程，可能还是针对增量增收，这依然是治标不治本。如今房地产像一枚定时炸弹，不敢让它再热，也怕拆除时突然引爆。因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数额庞大，且抵押资产多为土地，一旦房地产崩盘，可能引发连锁债务危机。
所以，对于房产的调控，依然是慎之又慎。还是任志强说得好，房子不贵，按面积算还没有胸罩值钱，其实两者还有些相似之处，都可能是隆起来的，都要好好呵护。房地产的走势最终还是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为什么一线城市的房价很难跌？因为中国的经济还在增长，因为贫富差距还在拉大，新增的GDP和金钱还是要叠加在那块土地上。今年以来，唱空中国经济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将硬着陆的声音不绝于耳，对这些声音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至少通过金融投资来对冲经济下滑的风险也不错，比如做空澳元、做空大宗商品、煤炭、白银等。
历史上，“中国大妈”的战绩并不佳，凡是抢的东西往往都砸到手里了，比如当年的电视机甚至脸盆，如今的黄金和房产也会面临同样的遭遇吗？如果“抢”代表着青春的激情，其实也意味着不理性和不成熟，更会反映出青春的残酷。
股票，再回首
在致青春的主题中，少不了怀旧的元素。让“中国大妈”怀旧的东西不少，股票是最具代表性的，因为它曾经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幻觉，让很多人觉得养老无忧，甚至可以实现财务自由。
A股市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震荡调整后，进入5月以来表现不俗。“红五月”能延续到六月吗？笔者对此仍然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之所以乐观，是因为相比于其他投资品，比如房产、黄金，股市的基本面还是属于最扎实的，而现在的流动性依然宽松。在今年前4个月，社会融资总量净增7.9万亿元，增量比去年同期多了63%，在制造业低迷、房产受到调控、地方融资平台处于严格监管而减少基础建设投资的情况下，过量流动性完全可以流向股市。
之所以保持谨慎，是因为经济增速放缓已是事实，不少上市公司的效益出现下滑。此外，利率市场化改革箭在弦上，甚至有传闻说存款利率将上浮20%，这对于严重影响到大盘指数的银行股不是好消息，近期高盛出清工行股份或许是个信号。
尽管对于大盘指数并不看好，但行业板块和个股的机会依然多多。比如农药行业，经过长期低迷后目前景气度持续上扬。再比如文化娱乐产业，未来还会涌现出高倍成长股，其原因是这个行业正面临爆炸式增长，庞大的中产阶级越来越愿意将钱花在文化娱乐消费上，从最近几部国产电影的火爆程度就可见一斑。
经济泡沫最初的表现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货币体系；社会总资本再生产
一、从货币的起源发展看其对经济危机的潜在影响
此次危机起源于美国，进而波及全球，速度快，规模大，影响深刻是其主要特点，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是崇尚市场的，我们国家也是市场经济，可见市场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而发达国家的市场又起到主导作用。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国家，社会财富表现为商品的堆积，商品的二重性的矛盾运动调和着经济的发展，纵观经济发展，看到价值的承载体一步步的演变，即交换价值的变化，最初的是一种使用价值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数量关系和比例关系，这种交换很原始很笨拙，但是可以设想在这样的交换条件下出现买卖失衡，信用缺失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随着经济的发展，开始用金银作为货币来衡量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基于金银本身也具有价值，这样的交换使得经济活动便捷多了，因为是大家所普遍认可的价值承担体，并且是现场交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危机的可能也是很小的，当然这是在保证社会有充足的金银储备来承载它们所衡量的商品价值的，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商品急剧增加，而稀缺的资源——金银无法按需及时供应，那么必然会出现交换受阻，生产脱节等现象，危机在小范围开始蔓延。
二、现实条件下信用替代品出现后引发的问题
当然历史的发展将这种可能彻底填埋了，因为一系列的信用替代品的出现。人们找到了一种有效的方法，既节约资源，又能保证经济的发展。这个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是人为对经济的操控，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间的控制，因为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的巨大进步，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供需做出较好的把握，体现在货币发行规律上，即是说信用替代工具和它们所要衡量的社会产品之间的理想状态，最好是平衡，但这很难办到，但是这无关紧要，因为小范围的波动也确实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的。各个国家都有相应的货币体系来保障这方面的平衡，至于每个国家实际采取的机制那是不同的，这里的不同不仅指国与国的不同，还有国家政策和实际手段上的差异。但是无论怎样，当我们回到货币产生的本源，就会发现各种各样先进的金融衍生品享有和纸币一样的出身，他们本身不具备价值，只是作为一种符号而存在，它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大行其道，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可能引发经济危机这一缺陷。因为我们强调社会供需大体平衡，即是在整个物质资料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都能有机连续。在这个过程中，就包含了交换，那么生产所创造出来的社会产品在进入交换环节完成使命时，就要求和真正能衡量它们的那些价值交换媒介的平衡，而一系列的衍生品出现并能暂时充当交换媒介的一个前提是信用的存在，但是我们知道因为衍生品实际无价值，就使得信用没有实际依托。
综上所述，这一系列的反应揭示出不健全不完善的货币体系从本源上带来危机的可能性。货币单位的名称实际上是法币名称，那么我们生产的多少，有多少货币流通于市场，人们信用度和金融衍生品的信用度的兑换比例是否能持衡，现在没有一个健全的货币体系来衡量。
三、结合货币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来看金融危机
可以把此次金融危机看成是对规律的不充分把握下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一次失败运营，出现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这个概念，暗含了这是个资本扩大再生产的时代，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再生产时代，这也是为什么在短短时间内由美国迅速扩散并波及全球的重要原因。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有赖于资本的积累，资本的积累回到最初又是和货币和价值相关联的，所以考虑货币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不得不考虑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这个重要问题。在这个经济大背景下，全球通体并没有健全的运营机制来保证，即便像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它在以美国为主导的一系列国家中起到了经济剂的作用，使得这个群体的社会总资本运营得以有一个统一的媒介——美元和黄金挂钩。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在较长时间内维持了良好态势，可是后来，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所未有的调控力又不复存在，为什么会这样呢？究其原因还是出现在货币这个东西上，美元和黄金挂钩，只是说进一步拉近了交换媒介与实际价值的距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取代人们心中理想的价值媒介，所以由此主导下的社会总资本在生产必然会再次出现问题，何况时至今日，国际形势越发复杂，要想统一各国共同进入一个货币权衡体系，从而保证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是难上加难。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生产社会化其实也就包含了各国无需无组织无原则的自我运营。这也就不难理解各国金融大鳄为什么可以单刀直入某一个国家的经济内核，抓住该国家经济体制的纰漏，在资本转入和转出间周旋从而引起该国资本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最后从中谋取暴利这类问题了。像索罗斯对泰铢事件一样，至于现在争议颇多的索罗斯会对人民币怎样的问题，完全得看我国在货币对资本再生产关系上的处理了。
四、结论
将金融危机划整归零，发现这都是货币这个问题引发的一系列经济无规律运动。这当中当然包含了信用度缺失（房产泡沫，次贷危机），金融政策监管失衡等问题，货币撬动金融市场，是从它产生的那一天就开始了，不一样的是，在金融危机这个问题上表现更激烈而已。（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参考文献：
[1] 刘诗白.政治经济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 王晓楠.面对金融危机的积极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100102
[3] 赵玉珍.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经济纵横，2008
经济泡沫最初的表现范文第5篇
流动性偏好即“一个人以货币形式加以保存资产价值的偏好”（凯恩斯，1936），流动性所指的就是货币，也正是受此影响，尽管各个经济学家对流动性的理解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均将流动性视为和“货币特性”具备等同的经济含义，一般从两个角度定义流动性：
（1）用资产到期曲线来界定流动性。主要通过资产的变现所需要时间的长短及交易费用的高低进行衡量，流动性能力与剩余期限成反比。国外较早的是从动态视角阐述了资产价格形成过程中买卖价差是如何产生的，并提出了基于交易即时性和买卖报价差（Bid-ask Spread））的流动性概念，开创了以金融产品的市场流动性为核心的微观结构研究之先河（Demsetz，1968）。国内学者有认为流动性是资产转化为现实购买力的速度（钱小安，2007），也有将流动性定义为资产短时间内以低成本完成市场交易的能力（黄峰，2007），也有学者认为从期限结构来理解流动性更为准确，并以此解释了我国金融市场流动性过剩下资产价格上涨与收益率曲线平坦化两个典型现象（彭兴韵，2007）。
（2）从总量的角度定义流动性。为货币余额与产出的比率，该比率反映货币对产出的效率，在产出值固定的情况下，越高的比率意味着货币的生产力效率越低（G. Kaminsky，1999），国内部分学者将流动性理解为货币总量（卢万青，2008；谈正达，2012），他们具体的差别只在于采取的口径不同，这一定义的主要问题在于将流动性过剩等同于货币的超额供给，但单纯的从量的角度对流动性进行的界定容易忽略深层次的金融特征。在我国事实上存在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学术界对流动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货币层面，属于“量”的研究，其主要从短期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均衡角度进行分析。实际上流动性过剩导致的经济过热、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等社会福利损失都只是表面征象，流动性过剩背后的问题是中国国民财富积累的渠道缺失，大量的财富被占用在低效率的资产之上。在金融创新的深化与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金融逐渐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部分，在外围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之下，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经济将进入一个持续的流动性过剩与金融体系改革的再平衡时期，在对流动性过剩问题进行研究时，需从传统的货币与商品市场二元视角转向货币市场、产品市场、金融市场的三元平衡问题，这也要求我们要从期限结构考虑流动性的“结构”与从资产选择与收益率的角度考虑流动性的“金融力”，即从流动性的第三个含义对其进行探讨与研究。已有文献的流动性研究大部分集中于货币的供给角度，本文从货币的需求入手，先对货币需求进行论述，将货币的需求与资产的供给联系在一起，结合资产短缺对流动性问题进行分类探讨，探讨流动性过剩在资产短缺情况下解决路径是否有其他选择。
二、 从货币需求与资产选择角度考察流动性过剩
随着经济发展与金融结构的不断深化，对金融资产的需求结构出现了货币支付类为主金融资产向价值储藏类金融资产和资本投资类金融资产的演变，主要表现为相对于存款需求而言，更具“金融力”的金融资产需求规模日益增大，借助于瓦尔拉斯一希克斯一帕廷金的理论模型分析了经济运行中的货币作用，证明了货币的职能重心正由交易媒介功能向价值储藏功能转变（范从来，2007）。据《中国金融年鉴》统计，现金占总家庭金融资产比例从1978年的44.61%降低到2012年7.05%；存款总量稳定增长，2008年后储蓄存款占家庭金融资产之比有明显的上升，2012年为57.75%；股票从无到有，2012年占比15.45%；基金与银行理财产品占6.52%。我国历年数据表明更具“金融力”的金融资产需求规模正在变大，在金融资产需求结构演变和货币职能重心转变的同时，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机理是否发生变化？基于上文三大资产分类，进一步分层次梳理流动性过剩的内涵和类型，为以更好地探析流动性过剩的机理，本文尝试将流动性过剩划分为“摩擦型流动性过剩”“结构型流动过剩”“短缺型流动性过剩”三个层次，其中摩擦型流动过剩对应着运营资产，结构性流动过剩对应着储备资产，本文重点对短缺型流动过剩对应着的金融资产加以分析，最后周期型流动过剩则是作为一种资产短缺经济中容易发生的危机形势加以分析。
（1）摩擦型流动性过剩。摩擦型流动性过剩是一种初级形态下的流动性能力过剩的状况，主要对应货币需求的三个分类中的第一类“运营资产”，是基于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两部门经济结构而产生的过剩，在货币供给与经济实际产出所共同决定的货币需求的背离时，表现在现有物价水平没有大幅上涨的情况下，具有一定持续性的货币存量相对于商品的过剩。摩擦型流动性过剩主要的存在于货币层面，并不必然会引起物价上涨吸纳过剩的流动性，传统的流动性分析采用的M2/GDP衡量的即摩擦型流动性过剩状况，是基于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失衡的角度的分析。
（2）结构型流动性过剩。从定量资金的的不同投资领域角度来研究流动性过剩问题，我国目前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构型流动过剩”，这一部分过剩的流动性在初始阶段主要滞留在金融领域，并且主要以存款的形式存在，从货币需求的“储备资产”角度进行分析。如果说摩擦型流动性过剩是基于商品与货币二市场的模型的分析，则结构型流动性过剩则是基于商品、货币、资本三市场的模型分析，并且以处于货币市场的主体银行为切入点的研究。
我国目前结构型流动性过剩主要反应为两个层面，在金融领域与投资领域分布失衡。首先就金融领域内部而言，不同的金融领域分布失衡，银行间市场相对于债券、股票市场有着更充裕的资金，四大国有银行相对于广大的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有着更充裕的资金。其次是城乡与产业间存在结构失衡，城市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相对于农村及中西部地区流动性过剩。不同规模的企业之间也存在流动性分配的不均衡情况，大企业流动性过剩的同时中小企业流动性不足，截止2011年底，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 企业已经成为俄中国扩大城镇就业岗位的主要渠道，中小企业创造了GDP总量60%的最终产品价值与服务价值，纳税占总税收50%以上，并完成了65%以上的发明专利与80%以上的新产品的研究。但是我国中小企业仍主要依赖自己的资金积累，外部金融提供的支持力度不足，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来源有50%以上来源于业主自身的固有资本和内部留存收益，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等直接融资方式在1%以内。
（3）资产短缺型流动性过剩。“资产短缺”假说是进行短缺型流动性过剩分析的理论基础，其主要从宏观视角对金融资产供求进行均衡分析，其基本架构是金融资产需求由价值贮藏需求与抵押需求共同构成，金融资产的价值贮藏需求由储蓄水平决定，金融资产的抵押需求由金融业的发达程度决定。金融资产的价值等于资产的基础价值和泡沫价值的加总，基础价值部分取决于其未来净收益流的累计贴现额。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由于普遍存在金融资产短缺，才导致实际利率的内生性下降与长期利率与短期利率之间联动关系的扭曲（Caballero，2006）。
为测量我国资产短缺现状，对金融资产的供求差异角度构建资产短缺“C-I指数”（陈嘉千，2011）进行修正：
AS=1-■
其中，AS为本国的资产短缺指数；S为本国的国内国民储蓄；B为本国的债券发行规模；E为本国的股票发行规模；L为本国的贷款发放规模；？驻S.D.为本国的短期存款变化量。将样本期间拟定为1978年～2010年间，对我国C-I资产短缺指数进行计算，其中国内的名义GDP、名义的最终消费、名义的存货增加额以及名义的净出口年度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如图2所示。
1978年～1993年间中国交替出现过资产短缺及其过剩现象，此后中国的资产短缺现象一直存在。2003年起，随加入WTO中国国民财富水平迅速上升，资产短缺程度也日趋严重，2007年达24%。结合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特点，在现代经济的金融快速发展的条件下，流动性已经不仅仅是货币的同义语，它还囊括了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各类金融企业、政府、居民等所有经济主体持有金融资产的状况。在事实上存在资产短缺的背景之下，无论是从摩擦型流动性过剩角度以M2/GDP为论据提出的控制货币投放总量，还是从结构型流动性过剩角度以存贷比为论据提出的在既定总量之下优化资金投放渠道，均对发展中国家市场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低、经济非均衡等问题缺乏深入认识，中国现存的摩擦性流动性过剩与结构性流动性过剩都是资产短缺经济下必然会发生的情况。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从要素禀赋结构上而言也属于资本稀缺型，中国当前的流动性过剩这一经济现象中必然蕴含着与要素禀赋结构相关的经济学逻辑，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资产稀缺是导致我国流动性过剩的根源。首先以银行体系内积聚大量财富为特征的摩擦性流动性过剩问题，关键原因正于资产短缺，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财富创造过程产生的优质金融资产的需求远远超出由实体经济运行而产生的优质金融资产供应量，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与财富缺乏投资的渠道，本质是快速增长的高额国民储蓄与资产供给相对不足所产生的矛盾，一方面会助长经济的泡沫化风险，另一方面也影响着经济发展给居民带来的财富增值效应，削弱了经济增长的质量与福利。其次无论是区域间还是产业间的结构性流动性失衡状态的改善，均离不开金融市场的长足发展，因为金融市场发展与优质资产的供给增加不仅提高货币流动速度，还能实现货币在区域、产业、时间上更有效率的配置，这也契合我国当前提出的“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用好增量、盘活存量，充分发挥金融业在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中的积极作用”的政策导向。
三、 我国流动性过剩危机的防范与治理机制
经济发展较快的经济体在面临资产短缺时为了安置流动性，往往存在利率管制，在现金流不变时，低的折现率可以增加资产的基础价值满足市场需求，同时还存在资产泡沫的倾向，通过资产价格的上涨吸纳流动性，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之下，衍生产品也会远远超出基础金融资产的供给量来满足市场对资产的需求。无论是利率管制、资产泡沫还是衍生品脱离基础资产供给量，都是在资产短缺的驱动下产生的，这种为解决流动性过剩而存脆弱的金融体制反过来又加剧了流动性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与危害性。在资产短缺的背景之下一旦经济基本面与投资者情绪发生变化，或者在宏观政策调节下，强行刺穿资本市场泡沫回归最初的平衡，流动性过剩瞬间向流动性紧缩的方向发展，这种流动性的反转变化势必会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这种资产短缺型流动性危机的爆发路径是我国需要密切关注并积极预防的，这也是前文将流动性过剩划分为摩擦型、结构型、短缺型三个不同形态的意义所在。
根据上文对流动性过剩不同层次的研究与流动性危机爆发的分析，无论是货币总量层面的摩擦型流动性过剩，还是产业地区间的结构型流动性过剩，或是为了满足对资产的超额需求，通过泡沫化与利率扭曲等方式而导致的周期性泡沫崩塌所形成的流动性危机，根源都在于我国资产供给不足与资产交易能力的缺失。对待我国当前存在的“资产短缺型流动性过剩”宜“梳”不宜“堵”，中国的流动性管理方式需要做出一定转型，要从被动的总量控制与表层结构调整转向供给激励，政策重点也应从抑制流动性转向如何有效利用过剩的流动性上来，这样才有助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金融结构调整，在供给激励下的增加资产供给的实现路径转变。
因此，要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关键还是要依靠加快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解决资产短缺问题，从外汇与本币、贷款与存款等机制改革推动金融市场的广度与深度，将过剩流动性的金融力与财富效应充分的发挥出来。有效的发挥利率在引导流动性方面的机制作用，以高效率的金融机构来弱化现存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提高金融市场运作效率；通过金融市场发展来提供更多的优质金融产品，引导流动性的合理分配并提高货币流通速度。期中政府债务证券化是值得注意的增加资产供给的途径，财政赤字可作为政府债务的证券化的来源，同时政府债务的债券化还可以作为其他经济主体的金融资产的 供给与创造的定价基准。我国目前的债务证券化主要来自由中央的财政赤字，而地方债券的证券化率则较低，当前的债权市场无法满足微观经济主体在创造金融资产的过程中多样化的基准定价与风险收益需求。最近开展的全国政府债务审计，暂估的地方债规模在12.1亿元～20亿元之间，对其中有优质现金流的债务进行资产证券化处理有着积极的作用与深远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