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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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范文第1篇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是突破性的，更是探索性的。需要试点的先行和推进，从而对改革试点的评估提出了新的挑战。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的细节突破性要求评估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科学性，促进改革有效突破已有的经济体制障碍。第二，经济体制改革的动态探索性需要基于流程和过程的动态评估，同时要求评估具有极强的公正性。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是有效推进中国经济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而对于这一改革进程中试点的有效评估更是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同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推进具有强烈的探索性、动态性及过程性。首先，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是探索性的，需要改革试点的先行和推进，从而为改革政策的全面实施做好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加强重大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目前我国已建立了12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部署了若干重大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试点工作。经济体制改革试点是新时期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行之有效的重要方式，有利于探索路径、积累经验、防范风险、提供示范。其次，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是动态的，会面临各种复杂要素的关系和不确定。最后，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是过程的，要经历试点前的准备、试点中的管理及试点后的经验总结等环节的全过程。

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第三方评估的方法

1.基于互动过程的动态评估方法由于改革试点的先行和推进是探索性的，历时发展的思维成为必然要求，时间因素必须考虑。“针对研究设计中的时间问题，研究者有两种主要的选择：截面研究和历时研究，截面研究（cross-sectionalstudy）是对一个代表某一时间点的总体或现象的样本或截面的观察。历时研究（longitudinalstudy）是一种跨时段观察同一现象的研究方法。”（巴比，2009）不可断然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试点评估要拒绝截面研究方法，但是，可以肯定其更侧重于历时研究方法，关注互动过程。因此，本研究主张选用“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质性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策略进行评估。质性研究“强调社会现实的建构性，强调研究者与他（她）所研究的对象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研究问题受情境的限制”。质性研究者“强调研究的价值承载性质”。而量化研究“强调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测量和分析，而不是过程。”（邓津,林肯,2007）侧重于过程的探索性改革试点工作，质性研究策略是最适宜的。（1）扎根研究在质性研究层面，以理论构建著称的研究方法是最早由Glaser和Strauss(1967)提出的扎根研究方法“，提倡在基于数据的研究中发展理论，而不是从已有的理论中演绎可验证性的假设。”(Charmaz,2006)扎根理论的提出进一步奠定了质性研究的根基(Charmaz,2006)。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给予了第三方评估有效的启发，及评估需要扎根于改革试点的过程数据进行评估。（2）案例研究案例本身是活动、事件或问题的集合，通常是按时间序列对能够反映活动或问题的一系列现实事件的描述(Dooley,2002)。从而，案例研究强调一系列事件、条件及其之间的关系研究，关注历时性、动态性数据（Eisenhardt，1989），过程性地对现象与情境综合分析，通过对案例数据的挖掘与分析发现其存在的问题，解决“为什么？怎么样？”等之类的探索性研究。案例研究是一种社会研究方法，对某一个体/群体/组织/事件等进行描述性、探索性或解释性的分析，理解情境下的动态过程（Eisenhardt，1989）。“案例研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突出情境、展示过程和揭示关系。首先，案例研究对情境的关注有助于解答‘为什么’的问题，有助于研究者深入聚焦于管理现象，进而有助于理解并应用学术研究的成果。其次，案例研究对过程的展示突出了历史因素和时间因素的重要性，有助于实践者进行过程设计。此外，案例研究有助于揭示深藏于演化的、复杂的现象之后的各种关系，而截面式研究则难以挖掘这些关系。”（黄江明，李亮和王伟，2011，p.119,引用Elsbach的观点）改革试点的运行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案例，运用案例研究的思想对其进行评估能够有效发现试点过程中的问题、经验、创新及其影响。

2.基于政策仿真平台的改革试点评估研究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宏观财政货币政策的制定带来了很大难度，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定量性对于提高我国决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第三方评估的核心内容之一即是模拟改革试点政策实施效果，但是现行的政策评估工具门类庞杂，不同的政策仿真工具基于不同的理论背景，具有不同的适用条件。通过资料收集，总结现行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仿真模型，归纳不同模型的适用条件及其应用领域，梳理不同政策仿真工具之间的关联关系，构建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第三方评估政策仿真平台。（1）改革试点政策仿真平台。政策决策的科学性推动着以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为代表的政策仿真模型的快速发展以及在现实问题中的广泛应用。例如，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被广泛应用于财政改革政策分析，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被广泛应用于金融货币改革政策分析。传统宏观经济仿真模型具有成熟的经济学基础和丰富的国外应用案例，如何将现有的政策评价模型与中国经济本身具有的独特性相结合，实现现有政策仿真平台的本土化是政策仿真模型在评估第三方应用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2）改革试点政策仿真情景设计。我国经济正在经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我国财政也进入了新常态。以财政政策为例，财政收入由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财政支出从建设型财政向服务型财政过渡，财税体制改革由局部试点向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第三方评估机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政策仿真情景设计如何全面反映中国经济固有特征以及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时代特征。要在归纳总结我国经济经济特征的基础上，重点论述政策仿真情景设计对于第三方评估机构得到的政策模拟效果的影响。（3）改革试点政策仿真平台。政策仿真模型的应用是保证改革试点方案决策科学性的重要保障，第三方评估机构一方面要普及政策仿真平台的广泛应用，一方面要确保政策仿真平台的合理应用，确保最大限度发挥政策仿真平台相应的政策辅助功能。但是政策模拟过程采用了大量的研究假设以及情景设计，均会对模拟结果产生影响，如何在第三方评估过程中合理应用政策仿真结果，即为决策过程提供科学依据，又不盲从于模拟结果，是政策仿真平台在应用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本课题重点研究政策仿真平台模拟结果在第三方评估过程中合理运用问题，明确政策仿真结果对于第三方评估的重要意义以及局限性。

3.基于大数据理论与技术的试点实施效果评估研究近几年来，评估理论与方法发展十分迅速。在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指标权重的确定方面，更加强调节能、环保、创新等价值导向功能；在信息融合和评估结果的应用方面，更加强调可信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面向证据不完全可靠、概率不完全可知条件下的证据推理规则等新方法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在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随着移动智能终端、社会媒体、电子商务平台和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具有规模性、高速性、多样性和重要价值的大数据资源，这为基于大数据的评估理论与方法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源，也为提高各类评估的时效性、客观性和科学性提供了重要保障。大数据资源既可以作为传统评估数据的重要补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传统评估理论与方法，也可以作为独立的数据资源，推动建立新的评估理论与方法。新一代的交互式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为第三方评估理论带来了巨大变革。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同样深刻影响着宏观经济体制的变革方案的实施过程。对还海量数据的挖掘和运用，预示着传统第三方评估理论及方法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求，需要新的评估理论及方法的产生。课题组在总结原有第三方评估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基于大数据时代背景创新原有评估理论和方法，为第三方评估机构适应时代变化提供参考。因此，总结和分析国内外互联网技术在第三方评估应用方面已取得的进展，重点分析国内外网络技术在第三方评估领域应用存在的差异，分析差异的来源及提高国内第三方评估效用的途径，总结现有网络技术在第三方评估典型应用过程中存在的经验及教训，为我国基于大数据理论的第三方评估有效规避风险提供政策支持。重点研究在不同改革方案试点领域国内外基于大数据的第三方评估应用情况，结合国内外经验教训及国内实际情况，为我国全面、深入地推广互联网技术在第三方评估领域的应用提供建议。

三、结语

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范文第2篇

现行的财税体制仍存在着一些矛盾和问题，与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尤其是与当前实施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存在着较大差距，财政税收体制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创新。军区医院作为我国的事业单位，在财政税收制改革创新方面也必须做好相关工作。以自身实际情况，分析现阶段自身存在的弊端，探讨解决问题的方针思路，提出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的对策。

一、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

(一)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改革的难度也在逐渐增加。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财税体制改革的快速推进，是关系着改革和发展全局的重要任务，也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持和体制保障。财政体制建立的基础是政府体制，由政府体制决定各级政府的基本职能，决定各级政府间的财力分配，这是我国现行财政体制的现状。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实行统一财政预算和分级管理，从财政政策和各项财税规章的制定和实施，到财政预算安排和财政收支模式、收支结构的确定等，都是由中央政府决策。而地方政府仅在中央集权统一决策或授权下对财政活动进行管理的责任和权力。一直以来，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遵循着“集权—分权—再集权—再分权”的模式。分税制改革使得我国分税分级财政的框架初步形成，既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在梳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建立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方面实现预期效果，显著提高了财政总体实力与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

(二)现行财政税收体制的现状

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是关系着社会经济不断高效发展的重要任务。因而对当前财政税收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要综合分析，明确清楚现时状况。伴随着改革的逐步加深，现行的财政税收体制的问题越来越明显的暴露出来。目前，我国财政税收体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主要有：财税管理难以控制；监督监管不到位；民主管理不够完善；体制机制不够健全。在现行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下，业务、行政双重管理体制影响着管理人员，难以有效控制和管理对有关财政税收，产生诸多弊端。

（三）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的分析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现在我国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时期，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创新关系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必须立足我国国情，借鉴外来有益经验，在新形式新环境下坚定不移的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改革创新的基本要求是在继续深化改革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和收支管理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管理体制，建立有益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财税制度。现行财政税收体制已不适应推动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新一轮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对策有：一是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以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改革发展的需要。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以及收入权力和收入能力。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收入比例，适当减少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和财政压力，按照科学发展观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需要赋予地方必要的财政权力，逐步实现从财力性分权向制度性分权过渡。军区医院也应梳理和政府的权责关系，依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深化军区医院自身财政管理的体制。二是规范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收入机制。一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制约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道关卡。改革是从“放让权力”开始的，在改革不断向前推进的同时，建立和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财政税收制度是必须的。政府需要承担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只能，严格规范收入机制，避免乱收费现象的出现。三是完善政府间财政转移制度，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取消税收返还，对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专项资金进行撤并，增大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规模。四是建立健全宏观税负水平适中、税负结构公平合理、主体税种设计科学、有利于促进科学发展的税收制度。合理的税收制度，是加快推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

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范文第3篇

关键词：转轨经济学 华盛顿共识 激进式变革 渐进式变革

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基本特点主要包括：从经济体制方面表现出来的内容来看，是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而从经济发展模式方面来看，则主要表现为越来越多地依靠于市场机制校正跳跃式发展所形成的社会生产结构，而缺乏经济核算和生产者激励机制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则更多的表现为社会再生产循环的困难程度，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变正是从解决这些矛盾的实践中开始的。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两分法，主要是针对计划经济体制排斥经济核算、不注重生产者物质利益等重要问题，从而最终采取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方式。

转型经济学：超越渐进与激进

本文所指出的所谓的转型经济学就是指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经济学视角下的转换，即经济学范式转换。从人类社会有经济这一现象开始，人类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依次经过了多种转化形式：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而随着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很多理论界学者也把知识运营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来运作。因此，可以看出，我国由改革开放以前到现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转型：其一就是经济制度的转型，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其二就是现在理论界一直都在提倡的经济增长方式与人类实践模式的转型，即常见的宏观与微观的相互转型。这两种转型都是局部与整体、个别与一般、微观与宏观的相互关系。本文以转型经济学的两个重要的代表流派为切入点，分析这种部分与整体、个别与一般以及微宏观之间的关系，以此来详细阐述我国经济两分法的走向历程。

（一）华盛顿共识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急剧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时期，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认为的实行紧缩的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的限制，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方式，在当时均得到来自于世界银行的大力支持，即“华盛顿共识”。后来这些观点又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随着全球化的日益盛行，“华盛顿共识”从而形成广泛的社会认可。

“华盛顿共识”在最初的时期，受到了来自于国际金融组织的热烈欢迎，其中的很多政策都是以经济学的教科书知识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认为，国家经济的转型必须依靠三大支柱的支持：即价格的自由化、私有化、宏观经济的稳定化。价格的自由化也就是在本国经济中实行自由价格，让市场价格能在经济中起引导作用，并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私有化的支撑与实行可以使最大的市场主体—企业产生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激励效应，稳定化主要是指宏观经济在价格上的持续稳定性，使价格体系能够随时对市场上不同的商品稀缺起调剂作用。“华盛顿共识”还认为，国家经济在转型中一旦引入市场体制的改革，将很快收获利益，生产效率也会大幅度提高。因此，转型必须是激进的、爆炸式的发展模式。

（二）制度经济学对转型经济的观点

制度经济学研究是主要以制度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制度对国家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以及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又是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和发展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各发展流派在不断的发展完善，而制度经济学在现当代的转型经济学发展领域里是一支特别引人注目的经济学分支。它强调立足于个体间的互动经济关系来解释其所产生的经济活动，它最先确立了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以此经济关系作为研究的重要起点，并反过来确定以一个总量的标准如何对整个经济活动做出一定量的安排后果这一研究思路。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的领域中，颇为引人关注。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现代微观经济理论中所提供的制度经济学这一特殊角度的基础上的。当前在西方国家对制度经济学做出很大贡献并同制度经济学共同发展的经济学家主要包括：科斯、诺斯、威廉姆森等。这几位学者认为：市场之所以能够充分的发展主要是依赖于足够的制度建设。在经济学中最前沿的理论是现代微观经济学，这一理论包含了市场信息不完善这一特点。所以，市场良好、持续的运作必须依靠市场提供的完备的信息，这样才能使市场的经济主体对一切信息了如指掌。反之，不完善的市场信息将无法保证市场良好作用的发挥。

反思：转型经济学的两种改革道路

回顾我国30多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历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性表现为1979年底召开的以后我国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第二阶段是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时所提出的在我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三阶段是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的我国改革目标，即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三个阶段被形象地誉为中国经济的三座里程碑，更是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改革开放的开始阶段即改革实践过程的设定阶段、双轨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形成和渐进式改革道路发展的确认阶段、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的阶段。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是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经济改革理论必须是以指导改革实践、服务于改革实践为研究对象的一种规范性理论。

（一）经济改革理论

经济改革有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即经济改革理论这个基础性要素，社会在对待经济体制改革的态度一般是首先强调利益关系，但是并不受自身利益决定，更取决于人们对经济改革所采取的根本措施是否符合社会公正性的判断。换言之，亦即社会公众对社会问题中的公正性的某些基本价值，即国家意识形态的认识。而一旦当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发生变化，那么必将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的变化。这就表现为经济改革理论研究要受到经济实践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在各个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由于段性特征不同，相应也有不同的理论出现，但由于理论本身还存在着一定的反复性，势必导致经济改革很难从时间上来划分出清晰的、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

纵观我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和我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必须沿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来发展经济，这点已经在我国学术界得到了共识。这个过程不仅是对原来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大胆突破和扬弃的过程，更是对市场经济重新认识的过程。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普遍认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三大特征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这也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对社会主义制度属性的定义。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以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形式和体制模式的高度，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的关系、价值规律和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剖析，得到结论：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仍旧是商品经济。同时，还进一步提出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从而摒弃了传统的计划经济观点。而对于我国公有制的改革理论探索，始终贯穿于经济改革和体制转型的整个过程中。对于这方面的理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所有制结构上，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只能是单一公有制的理念，提出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局面必须是混合经济的共同发展，对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制度进行了重新定义；第二，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对原来传统的国营经济形式进行了否定，提出了多种公有制形式的观点，并使股份制逐渐成为一种公有制的全新形式；第三，在所有制关系方面，面对从宏观到微观企业财产组织层面的发展这一主要问题，提出了两权分离的具有较强实践性的理论。并引入了西方经济学对于产权的理论和方法，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和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研究和实施，最终解决了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问题。

如果从收入分配这一社会现实来看，这一改革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按劳分配的平均主义观念，并在很大程度上对效率以及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给予了关注。同时还对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提出了理论思考，充分地肯定了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和劳动力市场是现实存在的，并提出了要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紧密结合起来的经济体制。

（二）商品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

30多年的改革开放，让理论界对经济体制的发展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经济改革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是通过经济改革理论的发展而奠定的理论基础，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启动和局部突破提供了重要以及必要的理论基础。其实这一商品经济理论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初期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原型，这就是所谓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的学术观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学术界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理论。以市场取向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济改革理论是建立在改革开放全面启动的基础上的，并根据当时的经济体制运行的实际问题而提出的，是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彼此之间关系的一种深入探索，并具有倾向性和过渡性。

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依赖于我国农村的和非国有经济体制的迅猛发展，我国一方面在实行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又在借鉴国外的经济理论，使得我国的经济理论由改革初期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内容，转变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要取向的改革内容。市场经济理论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更加突出了市场的本质、市场的有效调节以及市场经济在发展运行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还充分肯定了市场的主导可以决定大量的经济活动这一社会现实，并对生产要素应该进一步商品化、市场化给予肯定。这一过渡性的改革理论为我国更进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随着西方比较经济学的引入，以经济改革理论为理论基础，理论界重新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着不同的经济体制模式，明确将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划分为宏观调控、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微观基础企业主体这三个互相有机结合的层次。经过多达十几年的经济改革理论和社会实践的探索和激烈辩论，我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逐渐被确立起来，即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

结论：我国经济转型的两分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由原来的农村经济改革转移到了城市国有企业的经济改革，并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铺开。经济改革的理论研究重心已转移到了经济改革的战略如何选择的问题上。这一理念主要包括：改革目标的探索、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经济改革的基本策略以及主要步骤等问题的涉及和选择。

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传统的社会文化、思维模式、风俗习惯、道德观念等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着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是需要在一段漫长的时间积累中培育和引导的。更主要的是，这些内容上的经济体制是与正式的经济制度的变化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的。总之，经济改革理论是与经济实践互相作用并不断发展的，它向前迈进的每一步都是由于随着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入遇到的需要解决的新问题而提出的，那些不能按照传统的理论来解决的实际经济问题都将是理论发展的新起点。

参考文献：

1.莉.转型经济学的“转型”：超越渐进与激进的两分法.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2）

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范文第4篇

    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府机构改革至今已进行过五次，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整个社会对包括机构改革在内的政府改革的重要性、艰巨性和改革方向取得了共识。温故知新，对以往的经验加以总结，有利于推进今后的改革。其中，改革的推进策略对改革的成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需要予以高度重视。 

    一、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机构改革推进策略的特点 

    从 1982 年开始的五次政府机构改革内容丰富，就推进策略而言，改革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与党的重大改革目标相联系，适应改革开放和政策调整的需要。 党的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需要， 1982 年的政府机构改革重点是精简机构，明确部门职责范围，精干领导班子，实现干部“四化”，提高办事效率。 1987 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政府机构改革的任务，要求按照经济体制改革和政企分开的要求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为此， 1988 年的改革开始提出转变政府管理职能。 1992 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3 年的改革便围绕这一目标，“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并结合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进行，与政府内部的制度化建设相配套。 1997 年党的十五大提出进一步推进机构改革的新任务， 1998 年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2002 年十六大提出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003 年的改革目标是“调整和完善政府机构设置，理顺政府部门职能分工，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第二，在总目标明确一致的基础上形成逐步递进和深化配套的渐进模式。 改革的总目标是转变政府职能 ,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系。虽然每次改革的具体目标和措施各有侧重 , 但改革是在逐步深化和完善，每一次改革都留下了重要的改革成果。 1982 年的改革内容以机构和大量领导职数的精简为主，国务院工作机构（包括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和办事机构）从 100 个减为 61 个。 1988 年开始把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联系起来，国务院工作机构从 72 个精简为 68 个，改革目标是转变职能，精干机构、精简人员，提高行政效率。 1993 年重点实现政企分开、弱化政府的微观管理职能，国务院工作机构从 86 个精简为 59 个。 1998 年着眼于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精简了很多与计划经济相关的经济部门，国务院工作机构从 72 个精简为 53 个，此后可以说是大体走出了精简与膨胀的循环怪圈。 2003 年的机构改革表现出新的趋向 , 即没有在机构数量和人员规模上多下功夫，而是着重加强政府的监管力度，国务院工作机构仅从 53 个精简为 52 个。大体来看，五次改革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82 年改革重点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以机构的数量精简为主； 1988 至 1998 的三次改革围绕职能转变在继续精简机构的同时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为具体目标； 2003 年开始的改革重点是解决政府管理职能的优化，标志着政府管理迈向了新的阶段。 

    第三，在改革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重点领域。 2003 年之前的改革相对集中在经济管理部门和专业管理部门，总的趋势是削减、弱化甚至取消，对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相关的部门的改革触动不大。如 1993 年撤销能源部等 7 个专业经济管理部，其中有的改为经济实体，有的改为行业。 1998 年政府机构改革把计划经济下设置的数量庞大的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基本撤销，使政府对企业由直接管理为主逐步转到间接管理为主。同时，把原来行政机关的部分职能转移到各种协会去承担。 2003 年的改革围绕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加强了政府的监管机构和监管体制建设 , 凸现政府管理专业化特色。对主要从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政法、文教卫生、社会事务等部门虽也提出了转变职能、下放权力、调整内部结构和精简人员的要求，但在机构方面基本没有作大的变动，而这些部门也是近年来意见反映较为集中的领域。 

    第四，国务院工作机构如直属机构、办事机构、协调机构等的改革与部门一样是机构改革的重点。 除作为国务院组成机构的部门外，国务院直属机构、工作机构、直属事业单位、部门归口管理的国家局和议事协调机构、临时机构等在历次改革中也是重点，相应进行了精简和调整。这些机构一是数量与部门相比更多；二是精简幅度不如部门明显，变动不大；三是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另外，这些机构，尤其是直属机构和部门管理的国家局的调整与部门改革有着直接的联系，很多是作为承接部门改革后的职能而设的。 

    第五，机构改革只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而非全部。 以往几轮机构改革的落脚点是在机构和人员的调整上，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撤并机构、精简人员就是政府改革的全部。事实上，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改革现实来看，政府改革都涉及了多个方面，至少涉及到管理理念的变革、组织结构的重组、管理方式的转变等。改革开放的 30 年里，除了机构改革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理念上的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管理方式上以行政手段为主到建设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提出，无一不体现了改革内容上的全方位和向纵深发展。政府机构改革无疑属于组织结构的重组，只是全面改革内容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大量的改革是在平时的政府工作中适时推进的。 

    二、制定新一轮改革推进策略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即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在新一轮探索推行大部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借鉴五次改革的经验，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要结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脚踏实地、稳步推进。 大部门体制改革无疑要放在总体方案中来设计和推进。首先，要明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本身的长远目标、中期目标和近期目标各是什么，实现每个阶段性目标的具体指标有哪些、通过什么途径和措施实现，如何从现状向目标过渡等。其次要明确大部门体制改革在整体改革中的定位，并设计相应的长远目标、中期目标和近期目标，制定相应的具体指标和实现措施。再次，要选择好适宜推进改革的具体领域和部门，做好充分、充足的改革准备工作，从改革的多个维度出发进行细致的整体设计、逐步推进。要把改革措施与改革目标区分开来，每次的目标要有限、措施要具体。 

    二是要结合政府职能转变来进行。 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职能转变仍然是政府改革的核心内容。在不同阶段，职能转变呈现不同的客观需求和工作重点，就当前而言，重点应在科学界定政府总体职能的基础上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科学配置和划分政府职能。纵向职能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能划分，横向职能则涉及不同部门间职能的调整和平衡。同时，还要重视和规范政府的运行职能，如计划职能、组织职能、领导职能、绩效评估职能等，这些职能是所有政府机构在管理中的共性职能，要制定相对统一的规范化标准要求。大部门体制改革表面看是机构的整合改革，实际上是为了解决职能的合理配置问题，以解决不同部门间职能的交叉、重叠或划分不清的顽疾，这就不可避免要面临职能的纵向、横向划分和运行职能的规范问题。为此，我们应该首先“摸清家底”，对现有部门的职能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分析总结与科学论证，只有搞清楚症结是职能界定问题和划分不清问题，还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才能采取相应对策。 

    三是要探索通过多种途径实现整合目的。 随着改革的深化，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职责越来越重，相关部门所处理的事务关联性强，需要加强整合，但整合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从内容上讲包括组织机构的整合、过程的整合、资金的整合、专业的整合；从程度讲包括侧重于组织之间正式的、全面的整合，也包括侧重共同决策和执行的整合，还包括基于信任和互惠的非正式整合。目前可以考虑选择的途径：一是机构的整合，这是最直接的，其前提是不同机构之间的职责重叠或相近。二是在保持机构边界不变的基础上，注重建立健全部门间的协调配合机制，加强协调性机构和机制的建设，例如可以从管理过程方面探索统一目标、共同决策、联合执行甚至联合预算等方式引导各方的合作。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各部门的性质和隶属关系不相同，合作时不能强调集权而要适度划分权力，不过多追求一致性和普遍性，避免以往传统模式中一个部门处理一个问题、在面对多重属性的问题时常常出现“管理重叠”或“管理真空”的混乱局面。 

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形势 经济改革 政策分析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我国的改革已经基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市场的作用已经逐渐发挥到经济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中,起着基础的资源配置的作用,效率得到了提高,国民生产总值也逐年稳步增长。但随着商品贸易的全球化,以及管理的提高,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竞争的加剧,加之现阶段的国际经济环境低迷萎缩,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影响严重,我国外贸需求自去年7月来连续五个月下滑,财政收入增长率明显下降。新形势下,我国新经济体制受到的各方面的冲击日益严重,其缺点与不足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也逐渐暴露了出来。

一、现状与问题分析

亚洲开发银行在2008年公布的年度报告中显示,中国经济增速从2007年的11.9%回落到2008年的10%,2009年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至9.5%。经济增速的回落具体表现在出口增长减速远超预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企业倒闭潮出现,工业利润增长大幅放缓;宏观调控下,房地产、重工业等投资增速回落;每年1000万个新就业岗位完成很困难,农村隐性失业大量增加;居民消费增长速度下降,由于居民收入的不稳定性增大、股市的负财富效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等原因使居民的消费欲望受到抑制。

这些问题透露出我国经济体制在新形势下有了新的挑战,需要改进,总结起来表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从宏观上讲,包括:国家的金融安全体系有漏洞,具有比较大的抗风险隐患;连续多年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而中国内部市场的购买力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财政的再分配政策不健全,收入的两极分化情况依然存在;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保障制度亟待建设,尤其是医疗卫生等事业没有得到足够的投入;部分地区政企仍然没有分开;部分地区的工商业监管力度不够等。

从微观上讲,包括:依靠资源消耗增长产量的小工厂林立,对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意识差,对企业周边污染严重,缺乏治理;生产效率低,管理水平差,竞争意识薄弱;产品研发与创新能力低下,导致产品质量与功能落后于国际市场。

二、主要的相应政策

1、调整经济增长方式

前一段时间,我国在追求GDP增长的同时,暴露出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等一系列问题。据统计,我国在2004年,使用了全世界31%的煤炭,29%的钢铁,以及其他材料的大比重投入,创造了占全世界4%的GDP。反差如此之大,一方面说明我国企业的科技含量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国经济的粗放型增长。长期下去,将对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据此,国家要求对经济增长的模式进行转变。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政府首次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又提出了“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原则。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这一政策包含以下三个要点。

(1)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在过去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除投资以外,我国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低成本、低技术的小商品获得出口优势,大量的原材料、半成品等资源也通过外贸的形势流至国际市场。造成了资源的流失。另一方面,长期依赖国际市场对于小商品的消费赚取外汇,也形成了国内行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不仅丧失了贸易中的主动地位,也同样提高了贸易的风险。将两股力量拉动转变为三股力量拉动,不仅降低了国际贸易风险,也增加了大量的国内消费,提高了国内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贸易福利,同时也加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力度,也同时促进了科技的进步和效率的提高。

(2)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于历史和生产力发展等原因的限制,我国的农业发展相对滞后,第三产业不发达,造成了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崛起,占据了GDP增长的绝大部分。然而由于我国的科技不发达,管理经验落后,人们的文化素质不高,第二产业长期处于粗放型,劳动密集型的状态。由于生产效率低,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地位长期得不到改善。促进三个产业的协调发展,使农业发展,为第二、第三产业提供发展的基础,同时促进第三产业的崛起,使先进的科技与管理经验作用于国民生产,创造价值。

(3)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科技水平落后,管理经验匮乏,导致我国的经济增长走的是一条依靠追加物质资料消耗的路线。然而有限的资源并不能满足无休止的增加投入量。另一方面,由于设备不足以及人的环保意识差,环境保护也被许多企业忽略,加上政府的监管力度不够,对环境的污染得不到遏制。这对社会健康稳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转型升级人才,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以及管理创新转变,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吸引创新人才培植经济增长点,使环境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创造绿色GDP,使人民的生活水平的综合提高有了可靠的保障。

2、调整财政政策,加强金融监管力度

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进行,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也日渐突出,成了新形势下扩大内需、开拓市场、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严重阻碍。另一方面,由于金融风暴的影响,我国从1998年起开始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到目前为止即将进入第十二年,并在今年将继续保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明年要深化资源价格和财税体制改革,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金融体制改革也将是明年改革的重点。

积极的货币政策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1)长期发行国债。发行国债能够带动社会总固定资产投资,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结构的优化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2)积极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企业自主投资能力。首先,政府提高了机关事业等单位的工资水平,并且设立了年终奖等制度。其次,调整了收入分配政策。再次,我国政府还加大治理乱收费、规范分配秩序的力度。另外,再分配政策还是有效调节收入差距的有力杠杆,为规范社会主义正常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保障。

(3)财政政策的具体实施中,经常注重与货币政策相协调,共同发挥作用。长期的建设国债主要通过国有商业银行发行,它的投资项目也带动了银行的贷款业务,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银行资金利用率。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增强了银行的抗风险能力,为社会的财政、金融协调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4)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以更大力度推动改革攻坚。“目前经济企稳回升,正是推出资源税改革的好时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积极运用财税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健全促进消费的财税政策,增强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可以更好地调动企业、居民等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有关部门应抓紧做好相关配套改革,尽早推出资源税改革方案,这一改革也有助于加快我国经济结构调整。

(5)加大金融体制改革力度,深化金融监管机制建设。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有助于增强金融对经济服务功能,同时加强金融监管机制建设,改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和服务,继续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管理。尤其要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3、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社会保障制度是保障公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是国家的基本制度之一,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保障动力和前提条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而我国对于社会保障体系制度建设从1993年第一次阐述到2010年远景目标文件中,都没有就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构成发表过任何论述,而针对我国实际,出现这样总体设计框架的不足是由于:各有关方面对社会保障制度重要性的认识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不少人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了解和认识存在某些偏差、错误,甚至误区和对于社会保障制度专业化、规范化建设的必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我们有以下建议。

(1)扩展劳动保障的覆盖面与实施力。为了增强公平性,必须尽快实现不同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并轨,同时变市级统筹为省级统筹,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各自为政、标准不一的状况,扩大统筹范围进而建立覆盖全国的统筹体系,并以社会保障税方式取代保险资金的征收,用法律强制力确保征缴和合理使用。

(2)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经济改革。农村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依然存在的二元结构严重制约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形成的城乡失衡的状况如果没有改观,不仅使广大农民的活水平提升较慢,而且使城市发展,特别是城市经济发展面临后劲不足的问题,最终制约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因此要推动科学发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力度,在统筹城乡中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加速形成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互促共进机制。

(3)加强对于社会保障专业人才建设的重视和培养。人才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社会保障方面要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学科建设,来改善社会保障法学专业以及涉外社会保障法学专业研究人员稀缺和学科建设落后的现状。同时要加强对现有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及政策的宣传,尤其是缺乏对于人口众多的农村地区社会保障法律和政策的普及推广,以此来保障农村经济的稳步前进。

(4)提高立法层次,修改《劳动法》中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部分。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内容要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立法内容相衔接,确保社会保险金的无风险支付和保值增值。同时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并且适应经济全球化,对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从国情和国际双线出发,进行接轨,在健全社保司法机制方面可借鉴国外的专门法院审判方式,建立我国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院,充分体现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的特殊性。同时修改劳动法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部分,加强宣传,强化监督,勤于发现问题与总结。

【参考文献】

[1] 徐传谌、刘凌波:在危机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J].江汉论坛,2009(6).

[2] 饶开宇: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J].四川改革,2008(12).

[3] 赵大兴:中国计划经济的特点及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J].大理学院学报,20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