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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形势 经济改革 政策分析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我国的改革已经基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市场的作用已经逐渐发挥到经济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中,起着基础的资源配置的作用,效率得到了提高,国民生产总值也逐年稳步增长。但随着商品贸易的全球化,以及管理的提高,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竞争的加剧,加之现阶段的国际经济环境低迷萎缩,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影响严重,我国外贸需求自去年7月来连续五个月下滑,财政收入增长率明显下降。新形势下,我国新经济体制受到的各方面的冲击日益严重,其缺点与不足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也逐渐暴露了出来。
一、现状与问题分析
亚洲开发银行在2008年公布的年度报告中显示,中国经济增速从2007年的11.9%回落到2008年的10%,2009年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至9.5%。经济增速的回落具体表现在出口增长减速远超预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企业倒闭潮出现,工业利润增长大幅放缓;宏观调控下,房地产、重工业等投资增速回落;每年1000万个新就业岗位完成很困难,农村隐性失业大量增加;居民消费增长速度下降,由于居民收入的不稳定性增大、股市的负财富效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等原因使居民的消费欲望受到抑制。
这些问题透露出我国经济体制在新形势下有了新的挑战,需要改进,总结起来表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从宏观上讲,包括:国家的金融安全体系有漏洞,具有比较大的抗风险隐患;连续多年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而中国内部市场的购买力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财政的再分配政策不健全,收入的两极分化情况依然存在;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保障制度亟待建设,尤其是医疗卫生等事业没有得到足够的投入;部分地区政企仍然没有分开;部分地区的工商业监管力度不够等。
从微观上讲,包括:依靠资源消耗增长产量的小工厂林立,对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意识差,对企业周边污染严重,缺乏治理;生产效率低,管理水平差,竞争意识薄弱;产品研发与创新能力低下,导致产品质量与功能落后于国际市场。
二、主要的相应政策
1、调整经济增长方式
前一段时间,我国在追求GDP增长的同时,暴露出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等一系列问题。据统计,我国在2004年,使用了全世界31%的煤炭,29%的钢铁,以及其他材料的大比重投入,创造了占全世界4%的GDP。反差如此之大,一方面说明我国企业的科技含量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国经济的粗放型增长。长期下去,将对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据此,国家要求对经济增长的模式进行转变。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政府首次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又提出了“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原则。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这一政策包含以下三个要点。
(1)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在过去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除投资以外,我国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低成本、低技术的小商品获得出口优势,大量的原材料、半成品等资源也通过外贸的形势流至国际市场。造成了资源的流失。另一方面,长期依赖国际市场对于小商品的消费赚取外汇,也形成了国内行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不仅丧失了贸易中的主动地位,也同样提高了贸易的风险。将两股力量拉动转变为三股力量拉动,不仅降低了国际贸易风险,也增加了大量的国内消费,提高了国内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贸易福利,同时也加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力度,也同时促进了科技的进步和效率的提高。
(2)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于历史和生产力发展等原因的限制,我国的农业发展相对滞后,第三产业不发达,造成了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崛起,占据了GDP增长的绝大部分。然而由于我国的科技不发达,管理经验落后,人们的文化素质不高,第二产业长期处于粗放型,劳动密集型的状态。由于生产效率低,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地位长期得不到改善。促进三个产业的协调发展,使农业发展,为第二、第三产业提供发展的基础,同时促进第三产业的崛起,使先进的科技与管理经验作用于国民生产,创造价值。
(3)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科技水平落后,管理经验匮乏,导致我国的经济增长走的是一条依靠追加物质资料消耗的路线。然而有限的资源并不能满足无休止的增加投入量。另一方面,由于设备不足以及人的环保意识差,环境保护也被许多企业忽略,加上政府的监管力度不够,对环境的污染得不到遏制。这对社会健康稳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转型升级人才,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以及管理创新转变,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吸引创新人才培植经济增长点,使环境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创造绿色GDP,使人民的生活水平的综合提高有了可靠的保障。
2、调整财政政策,加强金融监管力度
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进行,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也日渐突出,成了新形势下扩大内需、开拓市场、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严重阻碍。另一方面,由于金融风暴的影响,我国从1998年起开始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到目前为止即将进入第十二年,并在今年将继续保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明年要深化资源价格和财税体制改革,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金融体制改革也将是明年改革的重点。
积极的货币政策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1)长期发行国债。发行国债能够带动社会总固定资产投资,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结构的优化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2)积极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企业自主投资能力。首先,政府提高了机关事业等单位的工资水平,并且设立了年终奖等制度。其次,调整了收入分配政策。再次,我国政府还加大治理乱收费、规范分配秩序的力度。另外,再分配政策还是有效调节收入差距的有力杠杆,为规范社会主义正常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保障。
(3)财政政策的具体实施中,经常注重与货币政策相协调,共同发挥作用。长期的建设国债主要通过国有商业银行发行,它的投资项目也带动了银行的贷款业务,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银行资金利用率。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增强了银行的抗风险能力,为社会的财政、金融协调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4)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以更大力度推动改革攻坚。“目前经济企稳回升,正是推出资源税改革的好时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积极运用财税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健全促进消费的财税政策,增强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可以更好地调动企业、居民等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有关部门应抓紧做好相关配套改革,尽早推出资源税改革方案,这一改革也有助于加快我国经济结构调整。
(5)加大金融体制改革力度,深化金融监管机制建设。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有助于增强金融对经济服务功能,同时加强金融监管机制建设,改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和服务,继续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管理。尤其要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3、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社会保障制度是保障公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是国家的基本制度之一,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保障动力和前提条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而我国对于社会保障体系制度建设从1993年第一次阐述到2010年远景目标文件中,都没有就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构成发表过任何论述,而针对我国实际,出现这样总体设计框架的不足是由于:各有关方面对社会保障制度重要性的认识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不少人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了解和认识存在某些偏差、错误,甚至误区和对于社会保障制度专业化、规范化建设的必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我们有以下建议。
(1)扩展劳动保障的覆盖面与实施力。为了增强公平性,必须尽快实现不同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并轨,同时变市级统筹为省级统筹,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各自为政、标准不一的状况,扩大统筹范围进而建立覆盖全国的统筹体系,并以社会保障税方式取代保险资金的征收,用法律强制力确保征缴和合理使用。
(2)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经济改革。农村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依然存在的二元结构严重制约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形成的城乡失衡的状况如果没有改观,不仅使广大农民的活水平提升较慢,而且使城市发展,特别是城市经济发展面临后劲不足的问题,最终制约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因此要推动科学发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力度,在统筹城乡中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加速形成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互促共进机制。
(3)加强对于社会保障专业人才建设的重视和培养。人才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社会保障方面要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学科建设,来改善社会保障法学专业以及涉外社会保障法学专业研究人员稀缺和学科建设落后的现状。同时要加强对现有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及政策的宣传,尤其是缺乏对于人口众多的农村地区社会保障法律和政策的普及推广,以此来保障农村经济的稳步前进。
(4)提高立法层次,修改《劳动法》中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部分。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内容要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立法内容相衔接,确保社会保险金的无风险支付和保值增值。同时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并且适应经济全球化,对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从国情和国际双线出发,进行接轨,在健全社保司法机制方面可借鉴国外的专门法院审判方式,建立我国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院,充分体现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的特殊性。同时修改劳动法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部分,加强宣传,强化监督,勤于发现问题与总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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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赵大兴:中国计划经济的特点及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J].大理学院学报,2009(9).
关键词: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城乡非平衡竞争; 机会不均等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8-0017-02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河北省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日益严重,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考察河北省城乡收入差距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对统筹河北城乡发展,构建和谐河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河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
通常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反映城乡居民收入,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做出河北省城乡收入比的变化轨迹,如图1所示。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河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如下特征:
(一)从总体趋势看,城乡收入差距偏大。从总体情况看,1978年以来河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趋势。在绝对收入差距方面,城乡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162元增加到2010年的10305元。2010年河北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263元,而同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却只有5958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比城镇居民的收入少了将近2/3。在相对收入差距方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从1978年的2.42扩大到2010年的2.73。
(二)城乡收入差距交替波动,且低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变化情况来看,呈现缩小-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交替波动发展态势;从波动状况来看,波幅较大,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的时期大于逐步缩小的时期,且每次波动的波谷都高于上次波谷,波峰高于上次波峰,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但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相比,河北省城乡收入差距又相对较低,从等分时段数据来看(见表2),河北省城乡收入差距(比值)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逐期扩大,从1981~1985年的0.14扩大到2006~2010年的0.54。此外,从河北省城乡收入差距交替波动的发展阶段来看(见表3),也支持了这一结论。
(三)从农民纯收入的来源看,工资性收入占比逐年增加。工资性收入反映农村住户成员受雇于单位或个人,靠出卖劳动而获得的收入。从统计数据来看,河北省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略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此外,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逐年增长且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2010年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为44.54%,高于全国41.07%的同期平均水平。工资性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说明,在当前的户籍制度下,进城农民工虽然实现了职业转变,却没有完全实现空间迁移和身份认同,因此仍被划为农村人口统计,也反映出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河北省的城市化进程。
二、河北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分析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竞争性市场具有自动趋同功能,因此,城乡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应伴随市场化体制改革的推进和要素流动性的加强而趋于缩小,然而,上述分析表明,河北省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经验事实恰恰相反。我们注意到,一方面,城市部门和农村部门出现了不同的市场化水平和竞争程度,生产要素在城乡部门具有不同的产出效率,城乡发展不平衡;另一方面,农村人口比重较大,农业比重偏高,农民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城乡居民之间面临不同的发展机会。
(一)城乡非平衡竞争。市场作为生产要素配置的基础性力量,是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但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重城市、轻农村”的非均衡性,河北省二元结构特征尤为突出,城乡经济存在着巨大差异。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河北省产业结构水平偏低,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工业内部以重化工业为主,且近年来重化工业呈加速发展趋势,2010年河北省三次产业产值比重为12.6∶52.5∶34.9,产业结构明显偏重。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轻、重工业产值比重分别为19.9%和80.1%,重工业比重比2000年提高了5.3个百分点。农村人口比重较大,城市化率明显偏低,2011年,河北省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6%,城市化率达44%,但低于全国49.95%的水平。
(二)机会不均等。由于历史、体制、政策等原因,河北省城乡之间机会不均等现象较为严重,农村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以教育为例,教育就增加人的知识和技术存量来说是人力资本投入的主要方面,然而,城乡分别采取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城乡办学条件存在明显差距,农村初中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和公用经费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刘山,2010)。城市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几乎完全是由国家财政投入的;而农村中的教育和文化设施,国家的投入则相当有限,有相当一部分要由农村自己来负担。不仅如此,由于经济上的限制和文化素质上的制约,城乡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农村的公共文化设施几乎没有,文化资源相当匮乏。
三、促进河北省城乡收入差距收敛的对策
(一)加快和完善市场建设,推动市场化改革。衡量市场化程度的高低,不仅要看产品和要素是否通过市场来分配,还要看竞争规则是否透明、城乡之间是否平衡竞争,因此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起城乡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当前尤为重要的是尽快建立和健全包括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在内的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逐步破除劳动力流动的各种制度,鼓励生产要素流入农村。同时,公共财政投入要重点向农村倾斜,不断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这样,合法、合理的差距会进一步刺激和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非法、不符合市场规则的收入差距会随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而逐渐消除。
(二)推动城市化进程,大力发展城市经济。作为农业大省,河北省农村人口比重较大,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极大地影响着河北省人均收入的总体增长,同时,城市化率较低,城市化进程滞后,在11个设区城市中,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亦较小,因此,加快推动城市化进程,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三)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钱纳里等人的多国模型表明,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工业就业的增加,远远低于农业就业的减少,因此,劳动力的转移主要发生在农业和服务业之间”(张家俊,2010)。因此,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对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意义重大。充分考虑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优势,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第三产业应作为城市产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选择。
(四)推动机会均等。以提升人力资本为出发点,使市场主体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这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为城乡居民创造机会均等的发展环境。对于“人力资本成长的机会链条”,当前最重要的是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等三个方面,国家应提供均等的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尽可能实现劳动者自身素质初始条件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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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贫困居民现状及其特点
1.1现状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对城镇居民采取供给制度,城镇居民总体生活水平虽不算太高,但较为稳定。城镇贫困人员主要是“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赡养人或扶养人),由于数量少,政府能较好地解决。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贫困人口的数量开始逐年增多,*年达到281万人,*年达到402万人,20*年已达到2053.6万人。近几年国家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同时,也加大了对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力度,但是效果并不显著。
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抽样调查显示,*年全国城市贫困率为4.2%,近几年的城市贫困发生率基本为6%-8%,而20*年我国城市贫困率为5.3%。城市贫困发生率有下降趋势,但仍大大高于十年前水平。
1.2特点
分析20*年几个省市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状况的问卷调查可以看出其以下特点:
1.不同类型区域与城市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
20*年东南沿海地区的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4.7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4.18%,而东北地区低保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平均为10.5%,低保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平均为9.1%。20*年的低保平均水平为2*.6元,东北地区为143.1元,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而东南沿海地区为221.5,高于平均水平。显然,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贫困程度较东南沿海比较发达的地区更为严重。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与区域经济结构特征和城市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有关。
2.城镇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
近几年的城镇贫困发生率基本在6%-8%,而20*年的这一数字下降到5.3%,贫困问题有适当程度的缓解,这得益与我国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计划的多年累积效应。近几年来,我国不但致力于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而且也更加关注城市贫困群体,相继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社会救助计划。
2致贫原因分析
我国城市居民致贫原因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因素,即由于区域产业的结构调整与企业破产,致使职工下岗与失业,家庭实际收入减少;二是个人因素,如个人健康问题、素质问题、择业观念等原因,导致不能从事或只能从事低收入工作;三是家庭因素,如赡养系数大或其他负担过重等等。
本调查问卷设计了五个具体原因和一项其他原因。
从调查结果看,首要原因是无固定职业;其次是下岗;并列第三的是子女上学和其他;第五是意外事故;第六是天灾。
其中,无固定职业的比例最大,为40%,所占比例将近一半。其次是下岗,所占比例为16%。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我国这些年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是分不开的。一些受旧体制束缚的行业和企业,人浮于事,冗员膨胀,工作效率低,经济效益差,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竞争的需要,企业陷入极大的困境。国家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使下岗、失业人员大量增加,造成其收入下降,陷入经济困难。这一宏观经济因素已经成为当前城镇致贫的主要因素,应当予以重视。
根据调查结果,子女上学已成为城市居民贫困第三大原因。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物价指数的提高,教育费用也水涨船高,在居民消费开支中,教育开支占有很大的比例,这对本来生活上就难以维继的贫困居民来造成很大的压力,对子女教育费用的支出可能导致其更加贫困。调查结果显示,其他致贫原因主要来自贫困居民家庭因素,如子女患病、主要劳动者身体状况差失去劳动能力、家庭突遭变故等。
3政策建议
>对于低保户最须解决的问题,本次调查列出了六个项目,即“提高最低保障水平”、“建立医疗保险机制”、“建立助学机制”、“给介绍一份合适的工作”和“建立养老机制”。根据调查结果,列为解决的问题首位的是工作问题,其次是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接下来依次是建立医疗保险机制、助学机制和建立养老机制。
我国现阶段主要通过社会救助制度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其主要是由政府牵头,通过法律保障,建立社会救助制度。我国针对城市贫困的社会救助制度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救助制度、教育救助制度、住房救助制度、灾害救助制度。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城市救助制度的核心,在解决当前贫困问题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解决了我国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基本生活问题。正如调查结果所示,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是城镇居民所关注的焦点之一,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低保制度的优越性借以解决当前城镇贫困问题。但是这项制度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必须加以重视,如:低保制度覆盖范围过窄、低保制度的管理问题、低保标准不够合理、低保制度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等。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调查结果,虽然要求提高最低保障水平的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但是有更多的人希望得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政府应该积极实施再就业工程,多方面扩大就业渠道。具体建议如下:
(1)实施再就业培训计划,提高贫困劳动者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为再就业提供保障。
(2)通过发展劳动力市场,积极转换就业机制,从以行政安置为主向以市场配置为主转变。
(3)鼓励各地、各部门根据自身情况,增大就业安置量。组织失业职工参与以服务街道为主的便民利民活动、公益劳动、家庭手工业等进行生产自救。
这标志着山西转型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给山西发展带来空间的机遇、项目的机遇、开放的机遇、政策的机遇,其巨大的影响力、带动力和经济社会效益是难以估量的。
不转型山西将难以为继
“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这首歌曾激发起多少中国人对这片土地美好的向往。然而,已经有不少年头了,山西离地肥水美越来越远,变成了地塌水枯的疮痍之地。
伤害这片土地的,是严重依赖煤炭的“病态经济发展方式”。山西因煤而兴,也为煤所困。由于支柱产业单一,国际金融危机袭来,山西先尝苦头,经济大起大落;由于资源型经济粗放型、初级化的特质,山西万元GDP耗能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2倍以上;在山西全省有2万平方公里因采煤形成采空区,相当于山西省国土面积的1/8。与此同时,安全事故频发不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而与之相比更显无奈和酸涩的是,山西居民并没有因采煤而致富――一掷千金的煤老板绝对不是山西的代表。目前山西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都排在全国20位以后。
另一问题同样值得关注,随着不可再生的煤炭资源不断被挖掘,山西不少“以煤立市”的市县已经出现资源枯竭,面临后继发展乏力的难题。
正是对天然资源优势的过分依赖,一步步让山西走向发展困境,今天的山西,必须背水一战。
综改区含金量高
山西获批“综改区”是国务院在批复直辖市重庆之后,首次批复一个省的全部地区为综改区,同时也是地域面积最大的综改区。山西省总面积156579平方公里,现辖太原、大同、朔州、阳泉、长治、忻州、吕梁、晋中、临汾、运城、晋城11个地级市,而此前批复的省级城市重庆的总面积为82402.95平方公里。与其他八地相比,山西综改区更多体现了中央的指令改革意图。
但是山西的“特区”之路仍任重道远――不仅要消除本省长期粗放式资源经济带来的后患,还将为中国经济转型探路。正如有官员所称:“作为典型的资源型经济代表,山西‘综改区’的每一步尝试,其经验甚至是教训都极具标本价值。”
目前,我国正处于能源基地西移的过程中。按照规划,国家能源将逐步形成山西、鄂尔多斯盆地、西南、蒙东、新疆5个综合能源基地,在中东部建设核电站,形成5+1能源开发总体格局。但产业结构单一,满足于资源开采带来短期暴利的景象,使得这些新的基地已经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似曾相识的“山西特征”。而山西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负增长的现实已经证明,产业结构单一的资源型经济在金融危机面前如此的脆弱和不堪,如果这些正在形成的新基地依然走山西的老路,那么下一次金融危机席卷而来时,负增长的现象或许将不止出现在一个省份。
因此,山西获批“综改区”,其意义绝不会仅仅局限在本省范围。正如此前山西大力开展的煤炭资源整合已经成为其他省份参照模仿的样本,未来山西“综改区”获得的经验,也将是同类型地区学习借鉴的榜样。
山西省通过此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能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子,对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示范。同时也为中国资源地区、资源城市经济转型的改革探索出一条新路。
或许这也是山西能够很快获批“综改区”的原因。据了解,山西省向国家发改委申请“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在2010年4月,至11月,即得到国务院批复,其间历时仅半年多,是全国获批最快的“综改区”。
最大综改区使山西获得“第一推力”
把山西设立为“转型综改试验区”,可谓“国家有布局,山西有诉求”。这个大品牌、大载体、大平台花落山西,使山西实现资源型经济全面转型的梦想成为可能。
“转型综改试验区”为山西提供了广阔的体制创新和政策“给力”的发展空间。
据有关人士分析,首先是山西积极谋求中央财政支持,特别是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而最大权利就是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先行先试”,在“先行先试”之下,山西将在多方面实现改革突围。
第一个便是采气权的改革。当前,中国煤田的煤炭和煤层气的开采主体分离,采煤权和采气权分开,导致煤层气开发严重滞后。而此次,山西有望借助“综改区”政策春风,对气、煤开采权分开进行改革,实现“两权合一、气随煤走”。作为产煤大省,山西将从这项政策改革中获益良多。
在土地置换方面,山西也有望实施“重大改革”。据有关人士介绍,山西有望通过对矿区废弃塌陷土地进行整理复垦开发,实现耕地“占补平衡”,从而“置换”到等量的建设用地指标。如此一来,山西将彻底甩开此前困扰多时的建设用地不足的包袱。
此外,山西还将获得更大权限的项目审批权,以及在金融融资政策方面获得更多便利,从而为山西发展解开“项目不足”“融资困难”等两大束缚,助力山西跨越式发展。
除了“改革先行先试权”,目前全国其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已有的一些好的经验、好的政策,将“优先”在山西进行移植和推广。这意味着山西不仅享有“资源转型”政策优势,也将可能获得其他类型“综改区”所实行的优惠政策。
新特区将给山西带来什么
山西的能源曾经并且继续点燃着中国的经济,在国家级战略的支持下,在包容性增长的经济环境下,我们期待着一个新的神话在这块热土神奇上演。
山西将继续推进煤炭资源整合,建设现代化煤炭能源产业,建设煤电气一体化的综合能源基地和产业体系,打造文化旅游强省,实现全省经济由单一资源化主导型产业向新型、多元、现代产业体系转型。
山西还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植壮大新兴产业,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深入推进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有效破解影响山西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特别是要全面走循环发展的路子,加快推进清洁生产,建设循环工业园区,实现土地集约利用、废物交换利用、能量梯级利用、废水循环利用和污染物集中处理。
同时,山西将发展现代物流业和服务业,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政府和企业会投入更多资金恢复生态环境,矿业收入的更多资金将投入到公共设施中。转型发展不仅给老百姓带来实惠,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几年民生将会分到更大的“蛋糕”。
如今,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再造一个新山西”的施政蓝图已经体现在了山西省的下一个五年规划中,而全国面积最大的“综改区”在山西起航,就相当于为实现这个目标提供了最强力的支持。
相关链接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而推出的一项新的举措。它是我国改革开放继深圳等第一批经济特区后建立的第二批经济特区,亦即“新特区”。
国家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目的,是为了探索建设和谐社会、创新区域发展模式、提升区域乃至国家竞争力的新思维、新思想、新路径、新模式和新道路,通过选择一批有特点和有代表性的区域进行综合配套改革,以期为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各方面的改革提供新的经验和思路。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应对特殊的经济发展环境作出的现实选择,它的提出必将对未来改革和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设立的核心在于“综合配套”,其宗旨是要改变多年形成的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观,要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乡关系、土地开发和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推进改革,形成相互配套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一、辽宁区域差异形成原因
(一)自然地理环境差异。不同地区自然环境的差异是导致各区域经济差异的客观因素,而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区位和资源上。辽宁的地形可以分成三部分,分别是东部丘陵山地区、中部平原区和西部丘陵山地区。发展最好的城市,如沈阳、鞍山都位于中部平原区;而大连、营口则借助临海的港口优势,带动了经济的腾飞。靠近辽宁省西北部省界的朝阳、阜新和铁岭,由于没有港口,也不是陆上交通枢纽,给外向型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阻碍,限制了资金、技术、人才等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源流动,造成经济发展缓慢。而同处丘陵地区,位于辽宁中部的抚顺、本溪、锦州等城市,一方面由于和沈阳、鞍山等较发达城市接壤,受其经济辐射影响较大;另一方面由于拥有丰富的煤、铁等矿产资源,重工业较为发达,经济的发展水平较朝阳、阜新和铁岭高。从辽宁各市的发展态势来看,由区位导致的区域差异正逐步扩大,而由资源导致的区域差异则趋于减小。如沈阳、鞍山、大连、营口等城市所占比率都呈上升趋势,而辽阳、抚顺等资源型城市的比率则趋于减小。
(二)区域战略重点的转移。辽宁省境内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铁、硼、菱镁石、金刚石、滑石、玉石、溶剂灰岩等矿的储量均居我国首位,辽河油田是我国第三大油气田,石油、天然气储量分别占全国的15%和10%。建国初期,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了鞍山、本溪、抚顺、盘锦等重工业城市,辽宁也因此成为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家的建设重点逐步转向东南沿海省份,与此同时,辽宁省也制定了“外向牵动”的发展战略,将其战略重点向南转移。在这种发展背景下,辽宁省内唯一的全国沿海开放城市大连和东北第二大港营口,借助其港口优势以及在政策、资金上可获得的巨大支持,经济迅速发展。营口也成为辽宁省除沈、鞍、大以外唯一的比率呈上升态,相对发展速度大于1的城市。反观辽宁省一些重工业城市,在原有体制下,并未形成完善的自我发展体系,因此在失去国家政策、资金支持以后,发展速度逐渐放缓。这也是导致省内经济差异扩大的原因之一。
(三)经济结构的效率差异。每一个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与该地区的经济结构密切相关。所有与经济发展有关的要素、资源都需要由经济结构来转换和体现。因此,不同地区经济结构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资源利用的效率,导致资源与要素流向利用率高的地区,并最终造成区域间的经济差异。在地区的经济结构中,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是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国有经济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比较严重,与三资、股份制经济等所有制相比,经营的灵活性较低,社会成本较高,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公开竞争的情况下处于劣势。建国初期,国家的大力扶持,使得辽宁在我国重工业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也决定了在辽宁省经济中,国有经济成分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随着体制改革的进行与深入,辽宁省内的所有制改革也获得一定成果,截至2004年,鞍山、大连、沈阳三地的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已经降到60%以下,而锦州、抚顺、本溪等原有的重工业城市的这一数值仍超过80%。经济发达地区的国有经济比重较低,经济增长的活力较强,增长速度也较快;相反,不发达地区的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经济增长遇到较大阻碍,速度较慢,这是导致辽宁省内区域差异进一步扩大的原因之一。从产业结构来看,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技术层次高,产业规模与产业联系搭配得当,将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2004年辽宁省的沈阳、大连、鞍山等经济发达地区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正在向高级产业结构的方向迈进,其中沈阳的三个产业之比为6.4:44.3:49.3,基本完成了由“二、三、一”向“三、二、一”的产业结构转变。而铁岭、朝阳等市的产业结构尚处于较低级的阶段,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都接近甚至超过30%,这种低级的产业结构说明生产要素在三个产业中分配的结果使得各产业收益相等,但却未获得生产要素分配的最高效率。辽宁省内这种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生产要素分配效率的差异,也导致了省内不同地区间的区域经济差异。
二、辽宁区域协调发展对策建议
(一)制定以缩小区域差异为目标的区域发展政策。政府对区域经济的干预方式主要包括直接投资和政策调控。在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已不能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集中财力、物力发展落后地区经济,这种发展方式也不利于这些地区形成自身的经济发展体系。因此,辽宁在未来的发展中,应主要通过政策进行调节。如健全区域的补偿体系,利用政府的转移支付,对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利益进行再分配,鼓励落后地区发展的积极性。针对西北部内陆不发达地区的具体情况,结合各自的经济基础以及相对优势,制定不同的区域发展政策。推进落后地区的所有制改革,减少国有经济成分的比重,增加经济活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区域要素与资源的流动向高效化、合理化发展。加强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政府间的合作,充分发挥政府在资源调配中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