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山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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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生态修复典型案例范文第1篇
1.生态可持续发展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著名的布朗特兰报告中《我们共同的未来》里最早提出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并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发展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主要表达代际公平与同代公平伦理，即要在同代公平伦理下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系统的持续发展，又要满足代际公平伦理下的三个子系统（包含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子系统）的持续发展（表2）。生态文明也称环境文明、绿色文明，指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不断克服改造过程中的负面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及制度方面的成果的总和。生态文明在可持续发展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一种全方位、多维度生态发展方式，包括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及低碳发展。
2.生态产业生态产业是指以生态经济原理和知识经济规律为依据并组织发展起来的，是一种基于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具有高效的经济过程及和谐的生态功能的网络型、进化型产业。生态生产体系是指与三种产业相关联的生态农业、生态观光旅游业、生态工业和生态商业。可以通过两个以上的生产体系或环节之间的系统耦合，使物质、能量能多级利用、高效产出，资源环境能系统开发、持续利用。生态产业的组合与设计原则主要包含横向耦合、纵向耦合、区域耦合、柔性结构、功能导向、软硬结合、自我调节、增加就业、人类生态和信息网络（图1）。党的十报告中指出，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其中，绿色发展包含节约资源、环境友好、舒适宜居三个方面。循环发展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图2）主要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及引导消费者行为等方面推进低碳发展。
二、北京园博会的生态修复利用分析
（一）园博园的生态修复实践
北京园博园以绿色、节能、环保、生态技术为理念，其建设不仅处处体现着科技的力量，而且体现出全方位的生态文明发展——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园区在景观、建筑和市政设施建设上广泛采用了新材料、新科技创新节能成果，如风机沙透水砖、节水浇灌、垂直绿化、地源热泵系统、高承载植草地坪、木塑平台、雨水花园、节水浇灌技术、屋顶绿化、园区雨水利用系统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等；同时运用了大型乔木移植技术提高成活率，利用露骨料透水混凝土新型建筑工程技术。这些生态工程技术都体现了生态优先、以人为本、绿色循环、永续利用的园林建设理念，体现了科学与生态的有机结合的价值所在，具有重要的生态科普价值（表3）。因此，利用生态修复原理对垃圾填埋场进行生态修复，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同时利用高科技进行能源的循环利用，以实现节约能源的目的。锦绣谷及永定河成功的生态修复的成果，体现了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及低碳发展的全方位、多维度的生态发展方式，进而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目标，同时充分体现了生态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子系统之间的相关关联关系。
（二）锦绣谷的生态修复
20世纪70、80年代，永定河老河道由于挖砂形成了一个大砂坑，后来逐渐演变为占地面积140公顷左右的建筑垃圾填埋场，且前后有2000多名拾荒者聚集在此，逐渐搭起了2万多平方米的临时建筑。园博园建筑垃圾填埋面积陆地面积52.4%，地基难以处理，垃圾最大填埋深度达到30米。万花锦绣谷原位于永定河河滩地，至园博会筹建时仍留有一个面积约为10公顷的河滩地，其建筑垃圾填埋深度约有20米。如何对其进行修复？园博会秉持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理念，并通过生态修复原理和技术，把垃圾场变成了绿地，废弃地变成了园林，具有很好的示范性和推广价值（表4）。园博会（锦绣谷）是永定河生态修复的一部分，它通过对生态修复原理的解剖，让游客了解生态系统作用和价值，明白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园博会可以通过开展科普旅游来将其成功的景观生态修复案例弘扬下去。由表4可以看出，园博会可以开通生态科普旅游和技术科普旅游，不仅让游客了解各种植物的品种、特色以及栽培技术，也让游客了解生态的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及低碳展。实际上，开展生态科普旅游的形式，不仅仅是对园博园内的众多植物的相关知识进行普及，也是对园博会锦绣谷的生态修复原理的普及。大众在观赏园博园内美丽风景的同时，要明白这片壮阔景观是如何化腐朽为神奇的，并在此基础上引申到生态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发展。
三、总结
（一）基于生态修复的可持续发展
1.生态修复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生态发展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从生态作为经济运行内生变量的角度看，生态发展是指投入要素的“生态资本”存量的增长与质量的提高。生态资本存量的增长是指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的保存与增值。生物多样性包含动物、植物、微生物等各物种以及它们所组成的生态体系和生态过程。生态资本质量的优化是指生态系统保证人类生活素质能力的提高。为实现流域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系统的一部分——生态可持续发展，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复合系统内，以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为出发点，必须支撑和适应相应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是决定人类生活质量的最主要方面，但在人类过度干扰下，大量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而生态恢复就是指停止人类对生态系统的过度干扰，利用生态本身的自适应、自组织和自调控能力，并遵循生态系统演替规律从而实现其回复功能的过程。要摆脱这种不利的生态环境，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增强生态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科学管理生态环境，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统一，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自维护功能，借助大自然自身的能力对退化的生态系统进行修复。
2.生态大发展与生态文明理念的弘扬生态发展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生态发展与生态文明的理念就是要认识自然、亲近自然及环保、循环利用、低碳发展、绿色发展的理念。园博会内不仅具有包罗万象的奇花异草，还具有高科技的应用，更具有生态修复原理等生物技术知识。因此，这里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科普知识，可以通过开展科普教育与传播，将生态发展与生态文明的理念弘扬下去。
3.加强经济的辐射作用选择在废弃地上建设园博园，具有重大的生态修复示范意义，这也是历届园博会的一个创举。永定河畔的璀璨明珠永定河绿色生态发展带，辐射丰台、石景山、门头沟等区县，是首都“西部生态发展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3年建设，永定河畔的园博园，如今已成为京城西南部的璀璨明珠，将会发挥其辐射作用，带动经济的发展。
（二）生态修复在大地园林中的体现
生态修复在大地园林的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大地园林正积极地应用生态修复技术改善人类居环境和生态环境。近年来，生态修复技术在河流和修理废弃垃圾填埋场等方面取得很大的进展。目前常见的生态修复类型：工业废弃地、垃圾填埋场和受损淡水水域的恢复重建。日本和韩国在河流和废弃垃圾填埋场的生态修复设计方面有一些典型的案例。
1.日本案例日本江户川支流坂川的古崎净化场，是采用生物-生态方法对河道大水体进行修复的典型工程，它利用卵石接触氧化法对水体进行净化。
2.韩国案例韩国首尔市兰芝岛世界杯公园就是采用一系列生态修复技术对严重污染的垃圾场兰芝岛垃圾山进行综合整治，如自然修复、植物修复、生物修复、客土重填和土壤安定化工程等。生态修复技术在这些项目中，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利用沉淀、过滤、曝气和单一的植物进行修复，更多的是在园林设计中与环境工程的生态修复技术相结合并进行综合整治。
3.欧美国家案例欧美很多国家，通过生态修复公园的废弃地改造的方式，将废弃地改造为充满活力的城市生态公园。德国对废弃地改造时就充分考虑休闲功能的建设，或作为公园或作为运动场地、露宿营地等。
矿山生态修复典型案例范文第2篇
关键词：矿山企业；绿色会计；必要性；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3）10023903
1引言
矿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和前导性产业，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其地位和作用将更加强化，而目前的大部分矿山企业一方面高度重视资源采掘数量和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却有意无意忽视环境保护质量和积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采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事件时有发生。
在世界范围内“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我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理念的指引下，矿山企业开始关注对资源开采活动导致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成本，绿色会计或环境会计的理念和方法也逐步进入大家的视野，并日益受到重视。本文探讨了矿山企业建立绿色会计的必要性，分析了矿山企业建立绿色会计面临的各种问题及其解决对策。
2绿色会计的内涵和发展历程
绿色会计，又称环境会计，是运用会计的原理和方法，以货币为单位，将生产过程中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以成本的形式加以计量，从而更全面地反映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经济效益的一门新兴的会计分支。与传统会计只关注人工材料和能量等硬资产和成本不同，绿色会计还特别重视和强调天然生态和环境等软资产和成本，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会计领域中的具体反映。
从正式文献看，世界范围内绿色会计或环境会计的研究始于20个世纪70年代，以比蒙斯和马林两位学者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为代表。1971年， F.A.Beams 在《会计学月刊》上发表《控制污染的社会成本转换研究》，首次提出了污染控制的“社会成本”与“企业成本”之间的转换问题，探讨了企业个体如何承担污染成本的问题；1973年，J.T.Marlin在《会计学月刊》发表《污染的会计问题》，针对如何准确、合理计量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进行了论述。其后，欧盟和联合国等相关机构，以及日本等国家也相继在绿色会计方面开展了大量实践活动，进行了相关研究。
1992年，我国的《会计研究》期刊发表了《九十年代西方会计理论的一个新思潮——绿色会计理论》一文，首次把西方的环境会计理论引入到中国，标志着我国也开始关注和重视绿色会计的理论探讨。此后，我国开始参加相关的国际会议和活动（1995年3月），成立中国会计学会环境会计专业委员会（2001年6月），制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相关条款，并对绿色会计的基础理论和方法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讨论。
3矿山企业绿色会计建立的必然性
3.1矿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正是因为全球性的资源短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使得人类在用各种先进的生产工具征服和改造自然、取得辉煌工业文明成果的同时，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尖锐和激化。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人类对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和行为进行深刻反思和检讨后作出的明智选择。
就整个国民经济而言，我国在计算GDP时，主要关注和计量的是人类耗费“正能量”所创造的财富，而忽略了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副能量”对原本具有极高价值的自然生态的破坏和天然环境的污染——如果忽略这些成本，GDP就必然因水分太多而“虚高”；只有运用绿色会计的理论和方法，从GDP中扣除这些虚假的财富，才能获得相对客观和真实的 “绿色GDP”。
矿产资源是地质作用的产物，矿体和周围环境在长期的地质历史演化过程中，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生态平衡。在采掘地下资源的过程中，必然要打破这种平衡状态——只有停止采掘，矿区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才不会发生，因此，问题的核心和关键在于，如何在矿业经济运行过程中形成一种真正重视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机制。生态和环境不是无价的，是有价的；这种价值不是不能计量的，是可以计入成本的；采用经济手段，可以激励矿山企业保护生态和环境的行为，也可以惩罚矿山企业破坏生态和环境的行为。
3.2矿山企业增强自身竞争力的要求
从我国各类矿山企业来看，在通过采掘地下资源，不断提供各种原料或原材料的同时，后备资源不足、矿山生态恶化、矿区环境污染等各种问题和矛盾越来越突出，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社会形象和社会效益，并最终导致企业的自身竞争力下降。这种“一边消耗资源，一边污染环境”的矿山企业生产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需要。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矿山企业只有顺应“绿色潮流”，将“绿色理念”贯穿和渗透于生产、经营的全过程，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企业发展和社会责任并重，真实、准确、客观地向社会披露自己在生态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担当，才能赢得社会的认可，进而在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优势。
绿色会计对矿山企业的作用不仅仅是一种计量和核算手段，更重要的是促进企业提升管理水平和能力的重要工具。要考虑天然生态和环境等软成本，就必须想方设法通过科技创新、改革传统生产工艺、强化管理来降低人工材料和能量等硬成本，从而真正增强企业的实力和竞争力。
3.3矿山企业会计制度改革与发展的需要
目前，世界范围内倡导绿色意识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许多国家都有意识地采用绿色会计，对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成本进行计量和核算，但我国企业，特别是矿山企业在绿色会计的建立方面还相对滞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矿山企业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变得日益频繁，矿山企业的会计制度必须与国际接轨，顺应世界范围内会计的改革与发展潮流，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4矿山企业绿色会计面临的问题及其解
决对策4.1 绿色会计理论和方法不成熟问题及其解决对策
我国绿色会计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是通过学习和借鉴建立的，由于起步晚，研究力量薄弱，在许多重大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上还存在争议，还未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理论与方法体系。首先，绿色会计要素确认比较模糊，学术界有“三要素说”、“四要素论”等，跟传统会计的“六要素论”（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之间还存在不少尚需对接的问题。其次，绿色会计的计量方法尚不完善。传统会计关注的人工材料和能量，是产权明晰的硬资产，其成本和收益完全可以用货币计量；而绿色会计重视和强调的天然生态和环境，是属于公有产权的软资产，其成本和收益很难甚至无法完全用货币计量。计量是实施绿色会计的重中之重，如果不解决计量问题，就无法真正实施绿色会计。
重视并加大绿色会计理论探索和研究的力度，是推行绿色会计的当务之急。国家应从战略的角度，成立国家级的绿色会计研究机构，有条件的省份也要成立省级的绿色会计研究机构，重点财经大学的会计系也要设立相应的教研机构，组织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研究绿色会计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并结合我国国情和企业的实际情况，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探讨真正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会计理论和方法。同时还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间绿色会计的交流与合作，逐步提升我国的绿色会计理论研究能力和水平。
4.2绿色会计法规制度不健全问题及其解决对策
现行《会计法》作为指导我国会计工作的基本准则，尚未明确涉及绿色会计方面的条款。虽然财政部于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 3号——或有事项》、《企业会计准则第27 号——石油天然气开采》中规定了土地污染修复治理等方面的环境会计条款，但从总体来看，尚未形成一套完整有效的法制体系。
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也缺乏强制性的统一规定.大多数矿山企业出于各种目的和考虑，会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低调处理环境会计信息，以减少这类信息披露对企业可能造成的负面社会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对环境政策的宏观调整和决策，也侵害了社会公众的环境知情权。
目前，在我国企业一味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的大背景下，建立健全绿色会计法规制度体系，以确保企业绿色会计规范有序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各相关部门可考虑共同制定《环境会计准则》，阐明绿色会计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明确绿色会计要素和项目的确认，规定绿色会计的计量和核算准则，为企业实施绿色会计提供规范和标准，防止企业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各行其事。
由于违法成本较低，全凭矿山企业自觉自愿的环境信息披露模式并不可取。政府相关部门应作出强制性规定，企业环境信息在环境报告中必须充分、真实、客观地披露，不仅披露的具体内容，而且报告书的格式也要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加以明确。
4.3绿色会计人才缺乏问题及其解决对策
绿色会计不仅是会计学的新分支，同时也涉及环境生态哲学、经济学、环境科学和生态科学等多门社会和自然学科，但由于我国的会计专业教育还局限于传统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会计从业人员也普遍缺乏相应的环境、生态、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知识，从而制约了绿色会计的有效进行。
首先，要加强宣传教育，使矿山企业会计人员树立强烈的生态和环保意识，引起他们对绿色会计的高度重视。只有他们真正认识到了传统会计的局限性和推行绿色会计的必要性，才能在具体的业务工作中有意识地建立和完善适应本企业的绿色管理系统，实施绿色会计，进而逐步主动地、自愿地进行绿色会计信息披露。
其次，要对会计专业教育，特别是重点大学的会计专业教育进行改革，增加绿色会计课程，开设环境生态哲学、经济学、环境科学和生态科学等方面的选修课，使会计专业的学生在学习期间就能初步具有绿色会计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一些有条件的大学，可以考虑培养会计学专业绿色会计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最后，要加强矿山企业会计从业人员的在职培训，在会计继续教育课程和内容中增加绿色会计的知识，特别是要给矿山企业会计从业人员提供相关的典型案例，提升他们的绿色会计业务能力和操作技能。
4.4绿色会计监督和审计力度不够问题及其解决对策
因为要考虑自身的社会形象，不少矿山企业一般不会客观、全面、真实地向社会和公众披露对生态造成的破坏、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情况和信息， 或者在片面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的经营观指导下，不一定能自觉自愿地执行既定的生态环保措施和政策。
政府在绿色会计的建立中起着主导作用，必须对企业实行严格、有力的环境监督和检查，否则，企业绿色会计的建立和实施将会流于形式，甚至成为一句口号。
引入第三方，对矿山企业绿色会计进行审计。有资质的社会环境审计机构，可以对矿山企业环境报告书、绿色会计的建立和实施情况进行独立审计鉴定，做出审计报告，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从某种意义上说，引入绿色审计，就是对绿色会计的再监督，有助于矿山企业绿色会计的规范运行和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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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生态修复典型案例范文第3篇
关键词：水土流失；成因；防治对策措施。
1、自然概况
温州下辖三区六县二市，地处浙江省东南部，东濒东海，南与福建省宁德市毗邻，西及西北部与丽水市相连，北和东北方与台州市接壤，陆域面积1.1万多平方公里。境内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呈梯形倾斜，绵亘有洞宫、括苍、雁荡诸山脉，泰顺的白云尖，海拔1611米，为全市最高峰。山脉之间的河流大多由西向东注入东海。东部为平原区，主要有温瑞平原、瑞平平原，其间河道纵横交错。河流较长的有瓯江、飞云江、鳌江。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10年底，全市常住人口912.21万，居浙江省第一位。
2、水土流失现状
根据浙江省第五次水土流失遥感普查成果显示，2009年全市共有水土流失面积2341.56km2，占国土面积的20.39%，比2004年减少了531.97km2，是浙江省水土流失面积最大、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比例最高的市。全省九十个县（市、区）中，水土流失面积最大的10个县(市、区)本市占了5席，其中永嘉县水土流失面积416.77 km2，排在第一位；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比例最大的10个县(市、区) 本市占了8席，其中瓯海区为31.12%，排在第一位。按流域划分，全省水土流失最严重的是鳌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占流域面积的26.87%，其次为飞云江流域为18.52%，鳌江流域全部及飞云江流域的97.47%水土流失面积位于本市境内。
从侵蚀的类型来看，主要是水力侵蚀，在山区丘陵还存在滑坡、崩塌、泥石流等重力侵蚀；由于土层浅薄，水力侵蚀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坡面面蚀，一些丘陵地区也有浅沟侵蚀及小切沟侵蚀。按土壤侵蚀强度划分，轻度侵蚀面积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24.44%，中度侵蚀面积占45.03%，强度侵蚀以上面积占30.53%。以不同坡度区分，发生在15度以下的水土流失面积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13.50%，15～25度占35.45%，25度以上占51.05%。从土地利用类型来看，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林地和草地，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70%左右；坡耕地共有537.63km2，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22.96%；园地和经济林地的水土流失面积为66.32 km2，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2.83%。
3、水土流失成因分析
3.1 自然因素
温州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以山区丘陵为主，山区丘陵地形破碎、地面坡度大，坡度在5～15度的面积占国土面积的8.02%， 15～25度的面积占20.60%， 25度以上的面积占51.29%。
山区丘陵地面土壤类型主要为红壤、黄壤、粗骨土，丘陵谷地、河谷盆地、滨海平原多水稻土，河口、沿海岸线狭长地带多滨海盐土，土壤质地细、结构松散，易受雨水冲刷。
植被覆盖状况不尽人意，涵养水源能力差，尤其是丘陵区。原始植被成分遗存很少，山区丘陵主要植被为常绿针阔叶次生林、松灌残次林、灌木小竹丛、灌草丛及人工经济林果，沿海岛屿区植被多草本植被、灌草丛植被。虽然气候条件有利于植被生长，但生产建设活动对原有植被破坏严重，地表、土壤沙化。
区域属典型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雨量充沛，雨热同期，山区丘陵多年平均降水量在1600～2200mm之间，沿海岛屿区多年平均降水量在1200mm左右。但季风气候的不稳定性，使得降水年际变化较大且年内分布不均，汛期台风、暴雨频繁，降雨强度大、雨量集中。
因此，从坡度、地面组成物质、植被覆盖度、降水等自然条件分析，具备水土流失的客观条件。
3.2 人为因素
由于历史上人们掠夺式的土地利用方式，如毁林开荒、陡坡耕种，以及不合理的采伐林木，损害了植被覆盖，破坏了原有地形地貌和土壤结构，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
前几年，农村“村村通公路”康庄工程面广、量大，由于受建设资金所限，加之人们水土保持观念淡薄，水土流失防治工作一直没有同步实施，沿山开挖的边坡没有及时防护，沿路开挖的弃渣、弃土随意堆放，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开发建设项目虽已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但大多是因项目审批程序需要而开展的，而在项目实施阶段未能及时落实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产生的弃渣、泥浆随意堆放，有的甚至直接入溪、河中，加剧了水土流失。
另外，料场及矿山在开采过程中未及时采取防护措施，随意倾倒堆放废弃料，土石，开采后放任不管，未采取工程和植物措施，也是造成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
4、水土流失防治对策措施
4.1 工程措施
（1）进一步推进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工程。从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林地和草地且轻度、中度侵蚀占比较大以及区域光照充足、降水充沛的实际出发，在本市全面开展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工作是十分可行和必要的。在水土流失轻微的地区要控制人们对自然的过度干扰，充分依靠生态的自我修复能力，促进大面积植被恢复。在林地、草地等具备植被生长条件的地方，要加强封育治理、强化管护，重点做好供水水源地的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工作，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另外，生态修复工程要结合新农村建设、农村扶贫开发、城镇建设等工程逐步推进，将中高海拔和供水水源地居住的农民迁移至条件较好的区域集中安置，以减少山区生态压力和人为破坏，使自然环境得到休养生息和修复。
（2）继续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要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统筹规划，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按照先坡后沟、先上游后下游的治理原则，因地制宜地采取相应的工程、植物、农业耕作等措施。在上游，主要抓水土保持和蓄水灌溉工程建设，大力营造水源涵养林和水土保持林，在集雨面积较大的区域,采取修建拦沙坝与山塘等措施，将泥沙拦截在流域中上游。在中下游区，沿河设置预防水土流失的护岸体系，积极推广生态农业，实行蓄水保土的耕作措施，并复垦水毁耕地。在地势较平坦的下游区域，完善农田排灌设施，尽量建成标准农田，提高单位面积产出量，从而增加耕地的供养人数,以期小流域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
（3）切实做好坡耕地整治工作。本市坡耕地面积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22.96%，其中15度以下有72.02 km2，15～25度有232.15km2，25度以上有233.46km2。坡耕地是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土地利用类型，坡耕地整治是水土流失治理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坡度在25度以上的坡耕地，要全部退耕还林还草，在海拔500m以上的区域主要发展用材林、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在海拔500m以下的区域主要发展水土保持林、经果林等，以恢复受损的生态环境。对于15～25度的坡耕地，要开展坡面水系工程建设，也可结合实际抽槽整地或修建水平阶地和反梯地。对于15度以下的坡耕地，可修建成水平梯田,以提高土地产出率。
（4）稳步推进城市水土保持工作。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划区内的水土流失也不容忽视，必须推动水土保持工作进城入市。要把水土保持与城市防洪、基础设施建设、园林绿化、环境美化结合起来，按照植被与工程措施相结合、以植被措施为主的原则，搞好城市水土保持工作。同时，要加强对开采料场的管理，规范采石、取土行为，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4.2 非工程保障措施
（1）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全社会的水土保持意识。水土保持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宏大工程，要结合实际，围绕水土保持工作取得的成效和经验，以典型案例分析、事实数据、经验教训等为内容，利用报纸、电视等媒介，采用专家访谈、专题报道等形式，宣传防治水土流失在改善生态环境、再造秀美山川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不断增强全社会的水土保持意识，营造人人关心和参与水土保持工作的良好氛围。
（2）拓宽水土保持投资渠道。水土保持是一项社会公益性事业，应采用政府为主、社会参与的资金投入机制。首先各级人民政府应把水土保持的目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生态市（县、镇）建设规划，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其次要积极争取上级财政支持。第三，要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建立富有生命力的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投入机制，引导并吸收社会资金投入水土保持工作，形成“水保为社会、社会办水保”的局面，以推动水土保持工作深入持久地进行。
矿山生态修复典型案例范文第4篇
良好开局
《决策》：2016年是“一江两岸”的新铜陵起航元年，也是“十三五”开局之年，这一年铜陵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怎样的态势？有哪些突出的亮点？
倪玉平：2016年，我们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积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顺利实现“十三五”的良好开局。从数据指标来看，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60|元，增长9%，增幅居全省第6位；财政收入153.8亿元，增长5%，其中地方收入增长8.4%；固定资产投资1196亿元，增长12.5%，增幅居全省第5位。另外，节能减排实现年度控制目标，万元GDP能耗降幅居全省前列。
这一年，我们推动转型发展取得重大成效。这突出表现在产业发展向中高端迈进的步伐加快，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由28.8%提高到30.6%，居全省第2位。铜材加工突破175万吨，超过电解铜产量43万吨，铜产业朝全链条、高价值方向延伸；新能源汽车从部件生产向整车制造、智能制造迈进；电子信息产业由元器件、印制电路板向手机等终端产品拓展。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35.4%，提高2.3个百分点。国家节能减排示范市绩效连续两年考核优秀，资源型城市转型是唯一连续三年获得全国优秀的城市，打造循环经济升级版的做法在全国推广。
与此同时，铜陵市新的动能正在加速形成。项目投资为增添动能厚植根基。全年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570亿元，增长58.3%。民间投资累计完成886亿元，增长9%，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安博电路板、松宝、耐科、零点机器人等106个亿元以上项目建成投产。在传统动能方面，产业技术改造持续发力，全年技改投资突破400亿元，占工业投资比重70%，135家企业通过“两化融合”评估审核。在新兴产业动能方面，铜基新材料集聚基地投资增长25%，产值达686亿元；首批4家市级基地建设全面启动。此外，招商引资也有力推动了新旧动能的转换。例如我们引进了年产800万台手机生产基地、北京特高压导线及核电缆等一批10亿元以上重大项目。还有一个方面，那就是创新创业培育新动能出现可喜变化。建成众创空间17家，3家“星创天地”成为全国首批农业创新创业平台；新建一批电商产业园区，新业态快速发展，电子商务交易额增长35%，快递业务量增长105.6%；全年新登记市场主体增长20.6%。
《决策》：一直以来，铜陵都扮演着改革先锋队的角色，过去的一年里，铜陵是如何加速推进重点改革的？
倪玉平：深化改革开放能够不断增强发展活力，2016年，我们蹄疾步稳推进各项改革，年度41项任务全面完成。
一方面，围绕提质增效，铜陵扎实推进供给侧改革。坚持优化存量、引导增量、主动减量，全面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方案和配套措施，着力推进“去降补”任务落地见效。可以说，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具体来看，关停落后产能企业14家，淘汰小矿山7家，关破重组一批“僵尸企业”，成功化解PCB产业链债务风险。另外，通过一系列房地产调控举措，盘活商业地产47万平方米；减少商品住房库存42万平方米，去化周期由上年底18个月下降到13个月。在防控金融风险方面，化解企业不良资产43亿元，规上企业资产负债率降低1.33个百分点；争取置换债券化解政府债务49.7亿元，政府平台融资成本控制在6.5%以内；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实现“双下降”。多措并举降低企业成本35亿元，用电大户全部实现直供电。
另一方面，我们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例如，“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政府权力清单在全省率先上线，公共服务和中介服务清单制度建设走在全省前列，“五证合一”营业执照全省首发。“多规合一”联合审批系统在全省率先运行，建设项目总审批时限由257个工作日缩短到56个，这一试点经验得以在全省推广。此外，社会事业改革全面推进，义务教育“阳光分班”成为中央改革办推介的典型案例；校长职级制改革获全国教育改革创新特别奖。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取得新进展，医联（共）体实现四级全覆盖，“医养结合”试点有序开展。
招牌动作
《决策》：2016年，铜陵组织实施的“生态建设提升年”、“规划引领突破年”、“精准扶贫和棚改攻坚年”活动取得哪些成效？
倪玉平：应当说，去年铜陵开展的“三个年”活动取得不少新突破。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生态建设取得新突破。铜陵市强力推进生态治理项目，围绕大气、水、土壤“治污三大战役”，共安排重点治理项目118个，总投资152.9亿元。针对大气污染治理，开展了“攻坚行动”和环保执法“零点行动”；针对水环境治理，在全省率先推行“河长制”，大力推进水污染治理“工程”。另外，绿化和森林增长持续提升，完成矿山生态治理修复项目23个。与此同时，启动循环经济“8311”升级行动，推进节能减排五类典型示范和六化项目建设，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全国领跑。
二是规划引领取得新突破。一方面完善规划体系，修编完成铜陵市城市总体规划、枞阳县总体规划，陆续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1+13”规划体系，积极推进江北港新区等重点专项规划。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多规合一”。整合24个部门6大类80余项规划，实现总体规划一张图、基础数据一个库、行政审批一网清、运行管控一条龙。
三是扶贫和棚改攻坚取得新突破。铜陵市的脱贫攻坚首战告捷，1.9万贫困人口达到脱贫标准、21个贫困村满足出列条件。财政与社会各方投入资金4.4亿元，22个村集体和2350户光伏电站并网发电。精心实施38项民生工程，民生类财政支出128亿元，占总支出的85%，连续四年保持全省先进位次。另外，棚改攻坚强力突破。全年棚户区改造完成6608户，占计划的94.5%，实现棚改“大头落地”目标。3110户农村危房改造目标任务全面完成。
《决策》：“三个年”活动可以说是铜陵的招牌动作，也呈现出诸多亮点，那么在新的一年里，铜陵又谋划出怎样的新思路？
倪玉平：“三个年”活动已经成为铜陵的经典自选动作。新的一年，按照“全面发展，突出重点，典型引路，梯次推进”的思路，聚焦事关全局、关乎长远的重点问题，我们也做出新的谋划：
开展产业集聚基地推进年活动。“三重一创”是安徽省委省政府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部署，更是铜陵市打造产业升级版、推动转型跨越的关键举措。具体的目标有以下几个：要实现省级铜基新材料产业集聚基地完成产值800亿元、税收10亿元，在全省争先进位；要加快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4个市级集聚基地建设，力争1-2个升为省级基地；要加快推进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等5个重大新兴产业工程；要加快实施超级电容、纳米复合材料等5个重大新兴产业专项，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建设年活动。应该说，特色小镇是孕育新业态、新经济、新产业、新模式的重要平台，是推动创新创业、产业转型、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在更高层次上塑造城市空间形态和内涵品质的重要探索。下一步，我们要突出产业培育，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充分运用“互联网+”等手段，重点打造皖江创新小镇、大通文化旅游小镇、西湖文体小镇、天井小镇。鼓励各县区因地制宜，培育建设一批产业上“特而强”、机制上“新而活”的特色小镇，为转型发展增添新动能。
开展协调发展提升年活动。协调发展是新发展理念要求，更是铜陵发展的现实迫切需要，是我市“十三五”发展三大战略之一。2017年，我们要围绕强基础、促均等、惠民生，统筹布局，细化安排，加大补短板力度。例如，向江北地区交通、水利、电力设施短板发力，向教育、医疗、公共文化等社会事业短板发力，向社会保障、扶贫开发、饮水安全、乡村环境等民生短板发力，从而促进江南与江北、城市与农村、经济与社会加快协调发展步伐。
乘势而上
《决策》：2017年，铜陵的发展面临怎样的形势和格局？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怎样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倪玉平：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加快推进转型发展的关键之年，也是本届政府的收官之年，做好今年各项工作意义重大。当前，新一轮产业革命孕育突破，国家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效，中央加大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政策支持力度，这些都为铜陵加速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我们要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奋发有为、创优争先，全力把铜陵发展推向更高水平。
在数字目标方面，我们预期取得的成绩是：全市生产总值增长8.5%以上；财政收入增长5%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1%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以上；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8.5%和9%以上；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以下；城镇新增就业2.5万人、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5%以内；实现22个贫困村出列、3.1万人脱贫；完成省政府下达的节能减排年度目标任务。
具体来说，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创新导向、项目导向，结合五大发展理念，重点抓好这样几项工作：一是实施创新发展行动，打造转型升级新引擎；二是实施协调发展行动，构建城乡一体新格局；三是实施绿色发展行动，建设生态文明新样板；四是实施开放发展行动，增强区域竞争新优势；五是实施共享发展行动，增进人民群众新福祉。
《决策》：目标已定，蓝图绘就，铜陵要实现既定的发展任务，需要选准哪些着力点？
倪玉平：推动发展，政府要找准抓手，持续用力。针对2017年的具体情况要重点突出“三个抓手”：
第一，抓项目。应该说项目是发展的生命线，要把扩大有效投入作为推动发展第一抓手。紧密结合刚刚提到的五项重点工作，我们要谋划建设这样一些项目：推进一批智能化、新能源、充电桩、特色镇等创新发展项目建设；推进一批路、水、电、管网等城乡协调项目建设；推进一批环保、复绿、植绿、岸线整治等生态绿色项目建设；推进一批铁路、对外通道、港口、景区等扩大开放项目建设；推进一批城市功能品质完善提升、棚改扫尾、扶贫攻坚、市区畅通、污水和垃圾处理、水体治理、美丽乡村等民生共享项目建设。
矿山生态修复典型案例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区域生态补偿；区域制度；制度障碍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7－0074－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7.012
生态补偿是指促进生态恢复和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和制度安排，是当前我国生态、资源、环境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生态补偿问题具有较强的空间尺度特征。在国内外大量的生态补偿实践中，生态保护者、受益者和破坏者的具体“形象”总是不断变化，个人、企业、社会组织、各级政府、区域和国家等，在不同层面的生态补偿中均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在宏观层面，“京都议定书”和“国际碳权交易”等明确了国家之间在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的权力和义务，是最高层面的生态补偿机制；在微观层面，邻里之间由于噪音、采光权或其它环境问题等产生纠纷，并通过适当的协调机制(如街道、社区或地方法院)予以解决，从而构成最低层面的生态补偿。当前，我国区域发展的价值取向已逐步由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向协调发展转变，自然、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将取代经济增长成为评价区域发展状态的主要目标。但同时，我国的区域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一些地区不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盲目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区域性乃至整体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在此背景下，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经济开发潜力和开发强度，适度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实现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构筑有序的区域发展格局，已经成为统筹区域发展的国家战略。而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和政策保障体系，对于实现这一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所提出的“区域生态补偿”，就是从“区域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和操作生态补偿，关注于区域主体，关注于区域尺度上的“生态一经济”过程和资源环境问题，并通过相应的区域政策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是整个生态补偿尺度体系中的重要部分。
1 生态补偿的“区域”困境
生态补偿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区域之间的补偿，如流域上的问题。区域生态补偿在实践中遭遇到诸多难点和障碍，区域问题的存在使生态补偿变得更加复杂。
1.1遭遇到的现实问题：以流域上的“区域”困境为例
各种空间尺度的“流域”覆盖我国国土面积的95％以上，成为生态补偿中的代表性问题。一个完整的流域会包括多个行政区域，形成上游区域、下游区域，因此具有跨区域性，也是典型的区域层面上的生态补偿问题。
流域作为一个系统，从整体效益最大化原则出发，其不同区段应承载不同的生态和经济功能。上游地区要涵养水源，最大程度的减少污染排放，从而保障流域的生态安全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此，上游地区要限制某些产业的发展，同时进行大量的生态工程建设，并承担相应的成本，同时损失许多发展机会，从而导致上下游地区之间环境、生态和经济利益的不平衡，这是流域生态补偿的根源。区域对流域整体性的分割，使生态补偿不再是人与地的关系，而演变为人与人(区域之间)的关系，“跨区域”是生态补偿最困难和最典型的问题，也是人地关系的难点和焦点问题。同时，存在和不断出现的“跨流域”问题，使跨区域的生态补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流域问题是典型的区域之间的生态补偿，其难点与障碍体现在：
1.1.1补偿责任的问题
在流域问题上，下游区域应当向上游区域支付生态补偿，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下如何让区域承担责任，即上游的“生态”责任和下游的“补偿”责任，却成为一个难点。
在具体的实践案例中，这种区域责任多是由上、下游区域共同的上级政府出面，以法律、行政等手段进行的硬性安排。由下游区域和上级政府共同承担，或是由上级政府单独承担补偿责任，是实践中比较常见的解决办法。如福建省就出台相关文件，要求九龙江流域下游的厦门市每年出资1000万元，闽江下游的福州市每年出资1000万元，由省里再配套一部分，成立专项资金(由省政府监管)用于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在浙江省的德清县，由县政府出面关闭了西部上游乡镇的全部污染企业，并由县级财政统一安排资金，用于西部地区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对关闭或外迁企业的补偿；福建省在晋江流域上游区域设置了交界断面水环境质量标准，对不达标的区域就不再安排补偿专项资金；江西省则出台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关于加强东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决定》，明确了省、市和县三级政府在生态保护工作中的职责。
一个客观现实是，下游区域承担补偿责任的积极性并不高，而上级政府的补偿能力和目标又很局限，因此在实践中存在着上下游区域之间生态、环境和经济利益的矛盾。
1.1.2补偿标准的问题
区域之间基于生态／环境服务价值的交易，谈判和协商是确定区域补偿标准的理想模式。但在流域问题上，由于上、下区域对环境服务价值理解上的巨大差异，以及交易成本问题，区域制度障碍等因素，使得实践中的生态补偿大多无奈地选择了其它的替代性办法。
(1)上级政府主导下的“水权交易”。在浙江省金华江流域，上游水源区磐安县与中下游的东阳市、义乌市均属金华市所辖，因此在财政上易于协调。东阳市以2亿元的价格一次性把横锦水库每年4999.9万m3的永久用水权转让给义乌市，并保证水质达到国家现行一类饮用水标准，并且义乌市向供水方支付当年实际供水0.1元／m3的综合管理费。
(2)上级政府安排的“补偿专项资金”。晋江流域是福建省第三大河流，主要分布在泉州市境内，是泉州市最主要的生产生活用水水源，也是向金门供水的一个重要水源首选地。2005年泉州市政府出台了《晋江、洛阳江上游水资源保护补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规定》，2005―2009年每年筹措2000万元，5年筹集一个亿的补偿资金。资金来源于市本级财政固定投入，下游受益县(市、区)按用水量比例等因素分摊1500万资金。资金主要用于晋江、洛阳江上游地区的水资源保护项目，主要是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包括城镇生活污水、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面源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项目。
(3)以补偿“公共服务”代替技术上的补偿标准。辽宁省从2008年起由省财政每年出资1.5亿元，用于对东部水源涵养区16个县(市、区)的生态补偿。补偿资金的分配遵照固定的计算公式，属于财力性转移支付，重点用于生态建设与保护，乡镇政权正常运转及社会事业发展等。
1.1.3补偿方式的问题
区域之间支付手段的匮乏也是流域生态补偿中一个难点。实践中的案例大多是嵌入于政府体制内，通过政府层级内的转移支付，专项资金等形式对上游区域实施补偿，在补偿方式上也多局限于“退耕还林”、环境基础设施、小流域治理等工程建设，或是直接的“公共物品”补偿等。
实践中也有一些方式创新的有益尝试，如“异地开发”和“水权交易”等形式。如浙江省绍兴市汤浦水库有限公司与慈溪市自来水公司签署了《供应水合同》，绍兴市将每日20万m3的引水权卖给了慈溪市。但这些方式创新的共同特征是，政府(尤其是上级政府)仍发挥着关键作用，绍兴和慈溪的水权交易虽然是企业行为，但交易双方都是地方政府掌控的企业，并且交易的价格与合同的执行都在当地政府的监督之下，但其进步之处在于实现了区域间的直接支付。
综上所述，区域之间的生态补偿在实践中确实遭遇到诸多难点，流域的问题虽然很普遍，但仍具有特殊性，对于其它方面的区域之间的补偿，如碳循环、酸雨、沙尘暴、大气污染等，在实践层面上本就没有流域生态补偿丰富，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遇到的难点问题会更多、更尖锐。
1.2“区域”理论的不足
所有的理论问题都是从实践中发现的，而实践上的诸多难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区域生态补偿的基础理论储备不足。
地理学和生态学，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已经解决了一般意义上的生态补偿的理论问题，也就是有关于人地关系的一般理论。但由于区域主体的特殊性，使得我们运用外部性、区域性、生态平衡、产权、公共物品和庇古税等理论却并不能为区域生态补偿提供基础理论的支持，我们并没有形成对区域产权、区域外部性、区域之间“服务一受益”关系的作用格局等的清晰的认识，区域生态补偿仍面临着基础理论上的困境。
一个客观事实是，“人地关系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不等于“区域协调发展”。因此，本文提出“区域生态补偿”，就是要探讨区域视角下生态补偿的基础理论和实践问题。
1.3大量的区域问题
与实践困境和基础理论不足相对应的是，作为一种协调区域关系的手段，存在着对区域生态补偿迫切的现实需求。
1.3.1区域经济发展难以克服的一个历史性局限
经济活动的负外部作用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一个历史性局限，“生态不经济、经济不生态”构成了一道生态经济鸿沟。上述人地关系的矛盾也同时体现在区域关系的层面上。对于“环境不友好”的产业，发达国家或地区也顶多是将它们通过“经济全球化”或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地区，通过“生态”与“生产”的地域分离来缓解自身的人地关系矛盾。产业转移会伴随着人地关系矛盾的转移，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接受工业化国家的扩散、走工业化道路与大量消耗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恶化通常是并行的，如果没有向其他国家再次转移生态环境负担的条件，人地关系矛盾会长期留存在本国或本地区。
1.3.2“区域”的形式、结构在不断发展
从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等国家战略的层面，“区域”的角色变得更加重要；此外，“区域”这种组织形式，其内在结构和本质也在发生变化，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在不断增强，几个具体表现是：
(1)“空间管制”成为理性政府的主要作为。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空间管治是理性政府的主要作为，也是区域有序发展的基本保障。空间管制的理念在我国也越来越受到政府的推崇，并在政府的管制手段中占据重要地位。空间管治的手段是多样的，主要包括编制和实施各类区划和空间布局规划，制定和落实区域政策和区域法规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是，我国各级政府新近主导编制的各类规划(特别是“十一五”时期以来)，都非常重视功能分区和空间引导等方面的安排。
(2)功能区划逐步取代传统的区划。从当前我国区划工作的发展趋势看，功能区划将替代传统区划，功能区域将成为地理学区域研究的核心内容和组织地理信息的新的形式。另一方面，国民经济综合发展规划、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功能区划和主体功能区划等政府主导编制的各项规划，在规划目标、方法和内容上的变化表明(越发重视功能分区和空间统筹发展)，功能区划和功能区域正在成为政府实施空间管制的重要手段。地域功能区划已成为保障国土空间合理开发，构建有序空间结构的重要保障。通过采取空间约束和空间协调手段，对不同类型的区域采取“空间限制”、“空间准入”和“空间鼓励”等措施来协调各层级空间发展。
(3)“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
无论是“空间管制”、强调“功能区划”还是“主体功能区战略”，都将会对我国区域关系的现状结构和格局，以及区域间生态、环境和经济利益的作用机制带来深刻变革，同时也对区域生态补偿研究提出了赋予时代特征的新的课题。
1.3.3区域利益冲突的普遍存在
首先，当前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如生态脆弱、敏感地区“开发”与“保护”的困境，流域内区域对水资源的争夺，沙尘暴的生成、迁移与扩散，土壤退化、水土流失、酸雨等，本身都会演化为区域之间的一种利益冲突。其次，各类“功能区划”的实施，在制度和政策层面上固化或深化了区域之间的利益冲突。如生态功能区划中确定的水源涵养区、生态保护区等，主体功能区划中的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都被严格限制了一些环境不友好的经济开发活动，形成发展权力的“剥夺”，从而导致区域之间的利益冲突。
对于大量的客观事实，一个基本判断是，区域之间环境、生态和经济等方面的利益冲突以及区域间的激烈竞争，将在一段时期内成为我国区域关系的主要方面。并对区域协调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如何统筹区域发展，如何协调区域关系，都对区域生态补偿研究提出了迫切的现实需求。
1.4协调区域关系是生态补偿的重要功能
在维护资源环境的实践中，“谁污染谁治理”、“谁获益谁补偿”成为一个普遍认同的原则。如果一个区域对“外部”――其他区域提供了生态环境的正外部作用，则获益的区域应该给予补偿，理由是存在“生态不经济”，为其他区域提供生态环境正外部作用的区域，往往要支付一部分
用于保护和建设的成本，或者放弃开发而失去一部分工业化的机会。在我国的浙江，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为了获得上游地区提供的清洁水源，为上游地区提供“工业开发区”和提供生态建设的资助，就是很好的补偿形式。而由中央政府投资的一些生态治理工程，有效地遏制了生态环境的退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扶持了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国际社会，发达国家为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份额，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造林等生态建设项目和提供清洁生产的技术，也是受到普遍欢迎的补偿措施。
可见，生态补偿手段能够有效地缓解区域之间的利益矛盾，帮助形成新型的区域关系。因此，协调区域关系就成为实施区域生态补偿的焦点和重要功能。
2 区域生态补偿：关注的核心问题
从协调区域关系的视角出发，我们更加关注区域在生态补偿问题中的责任和重要角色，即区域生态补偿。
2.1定义
在“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假设下，区域的“理”会导致资源的过度开发、生态系统退化、环境质量下降和区域之间的恶性竞争等一系列非理性结果，致使生态、环境和经济利益的矛盾冲突成为当前区域关系的主要方面，使区域关系处于不和谐与不可持续的状态。
区域生态补偿(Regi0TIal Eco-compensadon)就是将生态保护者、受益者和破坏者等生态补偿机制中的利益主体定位于区域尺度，关注于区域主体、区域产权和区域利益，并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育的成本，区域发展的机会成本等，通过适当的经济、政策手段或制度安排，调节不同区域之间生态、环境和经济利益的不平衡，从而实现保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整体环境质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目的。概括地讲，区域生态补偿就是通过生态补偿的手段来协调人地关系中的区域关系问题。
2.2区域主体
以行政区域为基础形成的经济区域(行政经济区域)，彼此间激烈的竞(争)合(作)关系，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行政经济区域之间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利益上的冲突是区域矛盾的主要内容，并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制约。与其它类型的区域相比较，行政经济区域具有清晰的边界――行政界限，同时也是区域利益的边界；存在区域利益的代言人――政府，它的利益边界与区域边界相一致，而政府所掌控的各类资源使其能够成为区域行为的主体(见图1)。因此，从生态补偿的视角出发，我们主要关注行政经济区域在这一问题中的作用。
2.3关键科学问题
区域生态补偿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当中的关键科学问题有：
(1)区域间生态功能格局的识别方法和等级划分。依据不同生态系统、“生态一经济过程”的功能类型和空间格局，识别“生态功能区域”。通过区域外部作用、区域外部性的分析明确不同区域的服务对象，明确生态补偿的主体和客体，揭示区域生态补偿的格局。
(2)区域间的权益配置标准、损益关系及其配置方法。通过科学、可行的方法测算区域之间作用的强度，依据保护生态环境、彰显社会公平、体现经济可行性的原则，研究区域间生态、环境和经济权益的配置标准和损益核算方法。区域产权和区域利益、区域外部性、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是其中的关键问题，也是理论和实践中的难点所在。
(3)区域生态补偿的实施方案及其效果监测与评价。根据主体的补偿能力和客体的补偿意愿，设计区域生态补偿的实施方案。根据区域主体的特质和区域尺度“生态一经济过程”的格局，分析市场、各级政府和企业在区域生态补偿当中的作用。形成可行的评价方法，评价实施生态补偿在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协调区域关系等方面的效果。
综上所述，从“生态补偿”这个思路出发，探讨人与自然以及区域与区域之间关系的理论，并以区域协调发展为目标，形成“区域生态补偿”的认识体系，进而对其实践需求展开研究，其理论意义和应用意义都是非常显著的(见图2)。
3 区域生态补偿遇到的区域制度障碍
现实生活中较为成功的区域生态补偿，其中的一个关键实现机制是，这些实施补偿的区域(或国家)都会承认自己的责任，而生态补偿的问题也总是出在区域之间难以形成承担责任的机制。在我国的现状区域制度下――强势的地方政府和地方经济、激烈的区域竞争和显著的区域发展差距，使这一问题表现的更为显著。
在市场上，企业是利己、排它和竞争的。在对资源、生态环境问题的讨论中，企业及其外部作用是导致市场失灵的基本因素，所以必须有政府实施经济的或行政的强制，如征税、污染标准、各种处罚，包括强令关停。如我国关于资源环境的法律法规中就规定了企业必须为其资源开发行为缴纳土地、水、矿物资源使用费和用于矿山恢复、生态环境修复或恢复的补偿费。国家还不断提高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如要求矿山规模和企业规模，以利于企业实现对资源环境的社会责任。总体来说，政府的介入和政府强令企业实施生态补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企业负面的外部作用问题。而谈到政府(区域)要承担的生态补偿责任时，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存在着几个前提：
其一，存在着上级(中央)政府与下级(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关系，也存在区域与区域、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的关系，上级对下级承担责任有制度上的根据，而平行的同级之间则存在制度上的障碍。
其二，地方政府的一切发展行为对“区域”来说是提供公共物品，具有公益性、非排他性，由于存在生态经济鸿沟，政府的发展行为要么因为生态而损失发展，要么因为发展而损失生态。在我国目前的历史阶段上，由于坚信“发展是硬道理”，地方政府一般都会选择发展和承受生态损失，于是在区域内部，政府的公共服务行为也会产生对生态环境的负的外部作用。
其三，区域是开放的地理空间，一个区域生态环境的任何变化都会对其他区域和整个外部系统发生作用和影响。
因此，对于同一级别的各个区域，外部的生态环境是公共物品，而发展所必须的资源则属于私人物品，地方政府必须通过竞争在市场上和从上级或中央政府那里获得资源，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府会在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两难选择中更倾向于本区域的发展利益，而忽视对其他区域的负面的生态环境影响。而对于由不同层级区域组成的区域体系，上至国家(中央政府)，下至乡镇(地方政府)，上级政府的行为往往是公益性的，关注全局的发展与生态环境，但是其掌握的资源是短缺的，这两个因素都会产生与下级政府的利益冲突或矛盾，但由于地方政府的利益有公益性的一面，所以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在资源的分配方面不仅要保护地方政府的发展权利，还要给予那些为了维护全局的生态环境而承受了利益损失的区域以生态补偿。
实践中，我国的政府体制可以实现这种补偿，如中央政府财政对青海省“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的补偿，国家林业部门在东北和西南各地实施的“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中国家多个部门对湖北、陕西境内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辽宁省“大伙房水库输水工程”由上级政府
向水源地区支付移民、污水处理、小流域治理等全部费用，这些都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实施生态补偿的典型案例。
但是相同级别区域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排他的和竞争的，地方政府的制度决定了一个地方政府的“公共财政”的地理边界是非常清楚的，地方财政的形成、增长和使用必然严格地局限在行政区边界之内，对于全局性的和外部性的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生态环境来说，一些区域为其他区域提供了生态服务，如森林生态系统的服务、减少水土流失、清洁河水和减少大气污染等，却很难从其他区域的政府那里得到补偿。地方政府之间利益关系的市场调节是失灵的，所以中央或上级政府的调节、调控就显得非常重要，成为我国当前生态补偿面临的焦点问题。
综上所述，区域之间承担责任的机制是区域生态补偿的焦点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判断区域生态环境外部作用的性质和格局，如果是为所有区域共享的公共物品，获益者就是国家，中央政府就应当承担补偿责任；如果有明确的获益区域，具有私人物品的性质，则获益区域应当承担补偿责任，而其中遇到的制度上的缺陷应由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协调解决。
4 结论
一般意义上的生态补偿是对人类社会传统发展方式的限制。限制过度开发和“环境不友好”的开发模式，对生态系统服务和受损生态系统承担责任并为此支付成本是生态补偿的本质内容，这也是经济学在解决人地关系中外部性问题时的基本思路。但是，面对“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这个科学命题和重大实践，生态补偿还要同时解决人地关系中的区域关系，这就是区域生态补偿问题。
从区域关系角度出发，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问题的一个必然出路是制定区划和安排各个区域的分工。由此带来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那些被限制的区域基本上都是经济发展的落后地区，将意味着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矛盾。由此可见，在“空间管制”和“功能区划”的管理模式下，不同功能区域之间的“外部作用”或“外部性”非常明显，如果获益者不补偿，区域协调发展就无从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