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危机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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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任危机带来的后果范文第1篇

【关 键 词】民办园幼儿教师；信任危机；化解策略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5）03-0175-03

幼儿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基础，是终身学习的开端，对幼儿的身心健康成长、人才培养和社会进步起着巨大的作用。截至2013年底，在园幼儿达到3895万人，学前三年毛入学率达到67.5%。幼儿教育越来越得到国家、社会和家长的重视。当前，幼儿教育公共资源不足，民办幼儿教育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据统计，全国民办幼儿园多于公办幼儿园的情况大量存在。公立园不足，民办园的兴起有效缓解了幼儿入园难的困境，承担了相当部分的幼儿教育任务，满足了家长对幼儿教育的多样化需求。但是民办园大多存在商业化程度高、办园质量差、监管力度低、师资差且流动性大等问题，近几年频发的虐童事件也多发生于民办幼儿园，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民众对民办园幼儿教师的信任危机。

一、民办园幼儿教师信任危机的表现

信任危机是指一定社会或群体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不被人们所遵守，人与人之间缺乏一种道德的联系和约束，彼此都无法相信对方的真诚和忠诚，因此不敢委以对方重任的现象。①在日常教育活动及家园沟通过程中，民办园幼儿教师主要面临如下几方面的危机。

（一）专业素养信任危机

教师的专业素养是指教师拥有和带入教学情境的知识、能力和信念的集合，一般包括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情意三个方面。幼儿期是儿童身心发展要素的关键期，幼儿教师作为幼儿的启蒙者、引导者和陪伴者，其专业能力和素养直接关系幼儿的身心发展状况。在幼儿园，家长对幼儿教育非常关心，对幼儿教师能否承担教育教学以及保育幼儿任务也很关注并存有怀疑。

（二）社会角色认同信任危机

共时态下的幼儿教师角色趋向多元化，教师角色由原来的“本原性角色”转变为“扩展性角色”。②民办幼儿园幼儿教师因民办幼儿园的特殊性更多地扮演扩展性角色，即在与幼儿和家长的交往中，需更多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关怀，伴随角色变迁带来的是家长和社会大众对民办幼儿教师角色的信任危机。家长在质疑民办幼儿教师能不能胜任其本原性角色之余，也会怀疑其扩展性角色表达出的情感关怀的真实性。

（三）行为伦理信任危机

韦伯认为指导行为发生发展的有两种伦理：一种是基于纯粹意志或道德良心的信念伦理，一种是基于事先考量行为的后果必须对其负有责任的责任伦理。③相应的，家长对教师道德良心的信任危机，主要表现在怀疑教师有没有当幼儿教师的道德素养，能否爱护善待幼儿，公平公正、平等对待幼儿。其次对教师责任伦理的不信任主要表现在怀疑教师的自主感和责任感，在对幼儿的保教工作中，能否更多的考虑行为对幼儿的长远发展带来的影响；在民办幼儿园利益与家长和幼儿利益的抉择中，能否担负身为教师的责任，更多地关注幼儿的发展需要，而不只是服从民办幼儿园盈利需要或教师自身狭隘的需要。

二、民办园幼儿教师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民办园幼儿教师信任危机本质及根源――社会转型期的阵痛

1. 社会普遍存在信任危机。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原有的传统靠血缘和关系维系的“熟人社会”转为彼此陌生、不了解的“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原有的道德规范、社会准则被打破，而新的道德规范、社会准则并没有及时建立起来。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充满了不可预测，而不可预测也就代表着风险的存在。于是，人们出于本能，开始对自己不可预测的事物充满怀疑、试探和不确定。

2. 民办幼儿教育盈利性强。当前我国幼儿教育的政策明确了幼儿教育的两个基本性质：教育性和社会公共福利性。而民办幼儿园在此之外还附带有盈利性，这是由其本身的社会力量办学性质所决定的。民办幼儿园自负盈亏，要维持幼儿园的运行，必须考虑如何保持盈利。盈利性与公共福利性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而家长和社会大众也在与民办幼儿教师的交往中不可避免地考虑到其盈利性，而对民办园幼儿教师更加不信任。

（二）民办园幼儿教师信任危机载体及内因――信任主体信任关系难以维持

民办幼儿教师与家长共同承担幼儿社会化的责任与义务，但对幼儿的关爱情境有差别。从关爱对象来看，存在关爱全体和个体的差异；从幼儿房展方向看，存在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的差别；从评价方式看，存在注重优缺点弥补和更关注优点的差别。此外，民办园幼儿教师与家长在交往过程中更像是一个“服务提供者”与“服务购买者”的关系。家长会要求更高质量的幼儿教育与服务，不满意的情况下会向园长或幼儿园开办者“投诉”，而教师处于幼儿园与家长的夹缝中，往往沦为纯粹的教育打工者。幼儿教师与家长的关系有时呈现为支持性关系，有时呈现冲突性关系，甚至呈现迎合性关系。⑤不平等的地位，带来的是不对等的交往，难以建立坚实的信任基础。

（三）民办园幼儿教师信任危机基础――信息供给质量差与信息渠道多样化

民办园幼儿教师与家长之间的信息供给不足，出于幼儿园利益或教师自身利益，有时幼儿教师不能将情况完完全全告诉家长，而是有所保留。而家长出于对幼儿的保护，有时也不会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如实告诉老师，由此产生信息供给不对等、供给不足和供给质量差的问题。当今科技高速发展，监控视频、网络交流也已经走入民办幼儿园。幼儿家长之间会自发形成家长组织或家长联盟，互通信息有无的同时，也会造成信息的扭曲。

（四）民办园幼儿教师信任危机的外因与关键――民办园及幼师准入、约束、监督、评估机制不完善

第一，幼儿教育法律法规不完善，现有的规程、条例、法律效力低，更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对民办幼儿园进行有效的约束和管理。第二，民办幼儿园办学水平不等，办学质量参差不齐，办园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准入与监督管理机制。第三，教师从业资格存在问题，很多幼儿教师来自于其他非教育专业，对幼儿教育不了解，缺乏相关的幼儿教育知识。第四，民办园幼儿教师工资待遇低，工作压力大，年龄呈现年轻化但断层严重，职业满意度低，流动性大。第五，幼儿教师的评估监督体制没有良好地运用起来。应从源头把握，注重过程发展，形成一个健康运行并结合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幼儿园、幼儿教师、家长、社区一体化的幼儿教师评估体系。

三、民办幼儿园教师信任危机的化解策略

民办幼儿园信任危机已经现实存在，应积极寻求合适的策略控制、化解民办幼儿园教师的信任危机。

（一）加强制度建设，发挥政府和教育部门的监督管理机制

首先，从幼儿教育本身的特殊性出发，完善已有的法律法规，并制定幼儿教育适用且切实可行的具有较高法律效力的法律法规。其次，加强政府对幼儿教育资源的分配，改善对民办园财政补贴不足的状况，可以考虑拨付幼儿教育专项基金。通过对优秀民办园的鼓励和扶持，引导民办幼儿园健康有序发展。注重发挥和突出民办幼儿园的社会福利性和教育性。再次，提高民办幼儿园准入门槛。民办幼儿园从申请办学之初就应该被多方考量，综合评估其办学资质。在民办园兴办过程中，教育管理部门应重视对民办园的规范指导和综合评估，及时处理违规办学或办学质量不高的民办园。最后，重视民办园师资引入，完善幼儿教师资格证制度，提高从业幼儿教师的专业素质和道德素质。提高幼儿教师职业地位和待遇，吸引优秀人才从事幼儿教育事业、热爱幼儿教育事业。

（二）加强信任主体自身建设及彼此间理解沟通机制

首先，对民办园幼儿教师而言，必须积极主动寻求自身继续职业社会化发展，形成幼儿教师职业性格而成为合格的幼儿教师。同时，幼儿教师必须关注自身的师德建设，在他律的监督机制下，能够自律。其次，民办园幼儿教师与家长同为幼儿初步社会化的，有着共同的方向和目标，因而也具有很好的合作基础。人际信任基础包括：关系基础、情感基础和经验基础。⑥随着家长与教师沟通次数的增加以及沟通的深入，可以建立他们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从而构建情感信任和经验信任。最后，引导社会力量加大对幼儿教育和幼儿教师的理解和支持。社会的监督可以促使民办幼儿教育良性发展，而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则会促进民办幼儿教师有更高的职业归属感和成就感，有利于其更安心地为幼儿教育事业做贡献。

（三）促使幼儿教师和家长形成共同的正确的儿童观

正确的儿童观，是家长和幼儿教师减缓信任危机、构建家园互信的基础，也是家长和幼儿教师正确教育、引导、参与幼儿成长，形成家园教育合力的必备条件。家长和幼儿教师应把幼儿看成是平等的有尊严有人格的个体，重视幼儿在教育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尊重幼儿的天性和权力，时时刻刻为幼儿长远的身心健康发展着想，以幼儿活动为依附，以幼儿心理为依据。幼儿教师和家长应端正自己的态度、正视自己的定位，不能将自己仅看作幼儿成长过程中的“权威”和“监护者”，而是儿童的伙伴和参加者、引导者和协助者。正确的儿童观，能够看到幼儿“有发展的需要”的同时，看到幼儿有“发展的能力”，让幼儿有参与和建构自己（下转107页）（上接176页）童年的权力。⑦

注释：

①马爱芳.浅析中国社会中的信任危机――基于吉登斯对信任的研究[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2，2（02）.

②王海英.学前教育社会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276-281.

③谭光鼎，王丽云.教育社会学：人物与思想[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4.

④申自力.当今中国的信任危机：表现、本质及其影响[J].求实，2004，7.

⑤王海英.学前教育社会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330-334.

社会信任危机带来的后果范文第2篇

一、情感安全是公共安全的底线

人在环境中，环境是人类生存的温暖家园，但另一方面环境的风险却如影随形，威胁着人类的安全。安全问题一直是困扰人类的最大问题。社会的公共安全是一个系统，有着不同的层次。可以把社会公共安全的一级层次分为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两大部分。在主体因素层次下，根据主体的二元构成模式，又可设主体的生理(身体)因素、心理(情感)因素两个二级层次，前者是主体的客观子系统，后者是主体的主观子系统;而在客体因素所构成的第一级子系统中，按照安全管理活动的范围，主要包括自然环境状况、社会治安状况、公共卫生状况，还包括职业稳定、家庭和睦、食品质量、诚实信用、人际关系等多个二级子系统，上述任何一个领域产生危害公众生命、公众利益或公众心理的问题，或爆发突如其来的危机，都是属于社会公共安全的问题或危机。可见，社会公共安全是客体系统发生破坏性的变化而引起主体系统失调的结果。社会公共安全管理的实质和意义，就在于它是通过社会的、权威的制度或者运用一定的政策法规及社会组织手段，利用社会公共权力和资源来保障公众的安全，或者帮助公众在危机时期能顺利地度过难关。随着“大国家、小社会”向“大社会、小国家”的转变，现代安全管理把关注点由国家军事安全转向社会民生安全，注重维护人的各种权利和公共利益，这种视角将主体人——社会公众纳入安全保护的绝对地位。

由此可见，安全的主体是人的安全;社会的危机，归根结底是人的危机。而人的危机则表现为人的物质生存危机和精神生存危机，更确切地说，表现为一种人的存在及发展要素在社会运行中的失调或失控。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的安全管理中，主要关注的是主体人客观方面的安全，如生命的安全、人身的安全、财产的安全、生活的安全，等等，而对人的心理安全、情感安全关注不够，这是社会安全管理中的一个误区。对于人而言，所有安全都内在地包涵在主体的心灵和情感之中，安全从自我存在的角度看，更多地具有主观感受的意义，因此心理安全和情感安全应该是一种本体性安全，这体现了人的本质安全。人们也许最看重的是生存安全等人的物质生存之类的安全，但实际上，当人们生存安全受到威胁时，随之而来的人的情感所受到的煎熬是人们最难以忍受的，社会最难以控制的也是情感层面的安全。因为如果人心内部情感机制发展混乱或部分地受到抑制，就会导致人的本质安全化程度低下，就很难与外部系统达成协调匹配，实现人-物-社会-环境整个系统的本质安全。情感安全理念的提出使得社会安全管理从系统视角转向生态视角，而后者强调要超越个体的外在关系层面深入到他们的内在感受系统，以人对环境的情感价值评价为中心点，研究个体的有机性与环境之间的适应关系，把社会安全系统看作人们持续地适应于环境变化的生态过程。

我们认为，社会公共安全的理念应当从主体的客观安全扩展到主观安全领域，形成客观与主观相统一的完整安全。这种主观安全观的提出，不仅反映了安全事故、事件风险等对于公众的身体或生活伤害，而且也指出了灾害事故对公众的内在心灵伤害，从而引导安全管理从客观领域进入到公众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存领域，形成整合性安全文化。毫无疑问，对主观安全文化的重视会大大提升社会公共安全管理的质量。不过从本质上来讲，主观安全状况是对客观公共安全中问题的反映，这种反映，有时是同步的，有时却是超前的。在现代风险社会中，人们所面临的精神压力增大，焦虑感增强，这表明灾害事故(自然的或人为的)的影响已经不再局限于人的生活表面，而深入到人的内心深处，因此应对和解决的方法也必然超出原有安全管理的范畴。什托姆普指出，20世纪后半叶以来，社会学理论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从重视“硬变量”的研究转向重视对“软变量”的研究，结果是，情感因素成为了社会学家研究社会和社会关系的聚焦点，忽略对诸如社会价值风险、社会道德风险、社会情感风险等主观性风险的调控，必将使社会的公共安全失去底线。

社会公共安全奠基于人们的情感安全，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社会公共安全最重要的评价指标是社会公民的安全情感;第二层含义是，社会公民的情感素质是影响社会公共安全的决定性因素。情感不仅连接人们以加强社会团结，承诺对社会的公共安全，而且情感也能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破坏社会的公共安全。

情感安全的稳定关系到整个社会安全系统的正常运转。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对社会风险的探讨也进入我国社会学

的研究视野。但总的看，长期以来，社会学关注更多的是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发展中的风险问题，而对发生在人自身的心理风险、情感风险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实际上，社会情感风险是客观普遍存在的，是涂尔干所界定的主观社会事实，社会现实中的许多问题都与情感有关。由于风险的不确定性和损失性这两大特点(风险的不确定性会使人们焦虑不安;风险的损失性会使人们痛苦难担)，因此，任何风险，都伴有情感风险。无论是海啸、飓风、地震、沙尘暴，还是禽流感、非典、爱滋病、金融风暴，都伴随着情感风险。2011年对于中国而言，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南方雪灾、西藏的暴力事件、抵制北京奥运的行为、山东火车相撞事件、洪涝灾害，还有撼动全国的四川大地震，每一个事件都让国人情感经历揪心的疼痛。情感安全感的丧失是对人类日常社会生活的解构，使得社会生活几乎成为不可能。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情感的期待中，情感状态确定着自我存在的状态，确定着人与环境的平衡状态。人的情感发生混乱，社会就会发生混乱。对人情感的冲击带来了人的孤独、人的焦虑、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乃至社会的恐慌，而这一切最终将会冲击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当代社会是高度关联、高度依赖以及极度脆弱和不稳定性的，因此情感风险的发生会传播着每一个失调的结果。地震发生在四川，但我们每个人都感到了地震的可怕。精神病人的肇事问题、青少年的心理卫生问题、老年痴呆、抑郁以及吸毒和药物滥用等精神心理卫生问题的明显增多，给社会和家庭的稳定带来诸多隐患。在这种公众心理状态下，面对战争、自然灾害等公共安全事件时，公众的心理变化更趋复杂，心理承受能力更显脆弱。各种灾情不仅给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威胁，而且也给人们的心理乃至情感造成极大的伤害，带来情殇。灾情可以激起群体成员的不安、忧心等消极情感体验，甚至引起群体恐慌事件，放大社会过激情绪，激化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对社会和谐稳定形成很大威胁。“现代性总是涉及风险”。现代性的风险具有新的特点，依据吉登斯的观点，现代性使得原来的自然风险、外部风险转化为人为风险、内部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占主导地位。社会情感风险是一种典型的现代风险，是发生在人身上的主观风险，所有涉及到人的客观风险都会带来情感的风险。另一方面，社会情感风险的发生，反过来加深了社会的危机性，给危机的解决增加了障碍和新的风险。因此，情感安全是社会公共安全的底线。

二、社会公共安全事件中的情感问题

情感状况构成社会公共安全的要件和基础。情感安全，不只是重要的社会公共安全问题，而且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措施，提高人们对情感安全的认识。在社会的正常发展过程中，人们的情感问题在狭窄的社会圈子里和私生活中找到了宣泄的途径，情感的动荡不会波及社会的公共安全;但在社会一遇到危机时期，情感的风险便铺天盖地而来，形成另一种更可怕的“灾情”。

当一个社会处于危难时期，其社会成员的情感也是危难的。灾情期也往往是社会情感问题的凸显期，如XX年“非典”病疫的爆发引发了严重的民众恐慌，造成社会极度紧张和焦虑情绪，形成所谓“非典恐惧综合症”。因此，灾难固然可怕，但它带给人们的心理阴影却是更加的可怕。由于人们长时期大多是在一个相对平稳与平和的环境中生活，一旦遇到突如其来的危难，其情感就会处于一种大起大伏的状况，出现许多在平时未曾出现的情感问题。具体来看，有关社会公共安全的情感问题主要表现在：

其一，情感安全系数大大降低。安全感是人的基本情感需要，而灾难对人的最大威胁是安全感受到威胁，表现为人们对灾难所带来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受到或可能受到侵害的恐惧和担心。因为灾难总是破坏性的，使生命受威胁，灾难轻者造成伤害，重者致残，甚至死亡;因灾难造成房屋、农作物、工具、土地流失、贵重物品、现金损失等财产损失;灾难还会使家庭功能丧失，如地震造成很多人经历亲人之间的生离死别，辛辛苦苦的家业毁之一旦，流离失所，等等。安全感的丧失必然形成情绪性的过度反应，出现恐惧症、焦虑症等各种情感问题的概率会很高，悲伤、绝望也是最常见的感觉和情绪;人们没有了归属感和自信心，在应对处置外界环境和事务中感到无能为力和缺乏控制感。一般地说，卷入灾难事件的所有人都会带有心理创伤或负面情绪，区别只是在于程度的轻重。

其二，利己主义情感凸显，有可能危害他人和社会利益。危难见真情，在2011年5月发生的汶川地震中，有许许多多感人至深的人和事，让人们在灾难中看到希望，感受到人间美好的感情，让灾民们焦渴的心感到些许慰籍。但是，我们看到，在灾难中也表现出与雪中送炭的利他主义情感相反的另一种 “真情”：有些人对灾情表现出冷漠的态度，对灾难感觉无所谓、对生命变得无意识，而不愿意伸出援助之手;甚至有少数惟利是图的单位和个人，利用“赈灾”的机会谋取私利。他们的这种雪上加霜的行径令灾区人民寒心，形成另一种意义上的“次生灾害”，那危害程度远甚于灾害本身。因此，在社会危难事件中，既要防止出现道德情感危机，又要杜绝法律情感危机，在社会上弘扬相互关爱、团结一致、勇于奉献的精神。

其三，情感社会结构的解体。灾难发生前，人们的情感社会结构是稳定的，社会生活具有某种可预期的稳定框架，人们处于一个熟人生活空间，与亲朋好友保持“例行化”日常社会生活联系，家庭和社区之间的融合程度较高，角色之间不存在大的断裂。灾难作为最具有解构性的事件，不仅破碎了整体的社会结构，而且也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使得亲朋好友散去或离去，原先的社区环境受到破坏，从而导致情感社会结构有可能分崩离析，把人从与情感联系在一起的基本安全系统中“剥离”出来，受到威胁。灾难导致既有的情感社会结构解体带来的后果之一是，受灾人不得不面对角色丛的断裂与张力，人分裂成了碎片，失去了完满性，这会引发主体的高度焦虑。

其四，社会记忆的丧失。社会记忆是存在于家庭、亲属和地缘社群等不同层次的集体情感互动。一个具体的人类学社区不单是一个社会单元，而且是集体记忆的载体。社区人具有共同的历史，拥有共同的文化、道德、宗教、信仰、风俗等，这些历史传统在社区活动、家庭成员之间的社会互动中会经常重现，并构成成员之间的身份认同和共同的生命史。这种由共同记忆和历史构成的认同和情感会成为一种力量，使他们形成团结的纽带。灾难性的事件往往会摧毁社会记忆的历史空间，如城市古老的建筑物、文物古迹、山清水秀的乡村、古塔寺庙等，使得人生的发展链条断裂在有限的特定时空，没有了过去，也看不到未来。情感记忆可以分为愉快记忆与创伤记忆。灾难性的事件往往将渗进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愉快记忆化为乌有，或者封存在过去，进而强化了创伤记忆。人们把自己在灾难中所受的苦难，投射到未来的生活中;或者激活在过去生存境遇中的不幸与悲哀。〖3〗

社会信任危机带来的后果范文第3篇

关键词：市场营销；企业危机管理

营销危机管理的目的是保证企业健康快速地发展，为企业争取更加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的的企业在日常管理中只顾强生产管理而忽视了危机管理，二者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脱节，致使企业发展可能遇到危机。有着较强危机管理能力的企业能够采取适当措施把事件给企业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反之企业将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把企业的营销危机上升到管理的高度能够有效地保证企业发展，避免因其他变故使企业发展受到影响。我们应该对营销危机管理进行系统分析，以此来增强企业营销危机管理的能力和企业综合实力。

1 市场营销危机的表现和影响因素

产品危机。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由于质量把关不严、管理不当而使质量不合格的产品流入市场，对消费者的造成了伤害，有时甚至造成了人员伤亡等严重后果，因此产生的危机都是产品危机的表现。除此之外，产品的设计无法满足顾客的需求，产品生产结构不合理，产品包装不当，产品被恶意假冒也可能构成产品危机。产品危机是市场营销危机的主要方面。

突发危机。由于不可抗力如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造成的巨大损失而产生的危机。突发危机由于有明显的不可预测性在处理上有很大的难度。

信任危机。企业因为产品质量不合格，服务态度恶劣，环境保护意识不强，法律意识淡薄或者是不严格按照合同履行义务而使企业陷入经济纠纷中最终导致企业形象受损、名誉受到影响而造成的危机都是信任危机的表现。企业的形象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所以，越来越多的企业对信任危机的处理越来越重视。

财务危机。企业是一个以营利为目的集团，在企业发展中财务措施对企业发展影响重大。企业由于投资策略失误，经营中资源浪费，股票价格变动，贷款利率、汇率等的变动是企业的资金周转受到影响，资金链断裂，企业难以运转甚至造成瘫痪造成的危机。企业的财务危机属于企业的内部危机，对企业的内部实力有着重要的影响。

人才危机。企业的发展要靠人们的才能，人才才是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企业由于人员管理失误，缺乏有限的竞争机制，致使人力资源浪费严重，员工士气不足，甚至人才外流造成的危机是人才危机的重要表现。人才危机常常会对企业造成严重的打击。

除了上面的几种类型，企业的市场营销危机还有合作危机、资源危机、法律危机、媒介危机等，不同的危机在也有着不同的影响因素。根据不同影响因素我们可以采取具体措施处理企业面临的危机。分析市场营销危机的影响因素可以帮助我们有效的处理各种危机，加强企业危机管理能力。企业市场营销危机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部分。企业的经营理念、企业的组织结构、企业文化、企业管理方式等属于内部因素。企业的经营理念决定着企业的发展路线，指引着企业的发展进程。企业的内部文化对加强企业的凝聚力、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对企业的内同感。良好的企业文化还可以增强企业魅力，使企业富有吸引力。

2 企业市场营销危机管理的原则

快速反应原则。在危机发生后企业对危机处理的速度是危机处理能力的重要体现。企业相关部门一定要在第一时间调查出危机发生的原因、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尽企业最大的努力使危机带来的负面的影响降到最低，从而挽回公众对企业的信任。

真诚沟通原则。真诚主要指诚意、诚恳、诚实。诚意是指公司负责人在第一时间说明事件相关情况并对社会公众致以歉意。这种做法体现了企业勇于承担责任、对消费者负责，同时可以赢得消费者的同情和理解。诚恳是指把消费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及时对媒体和消费者通报事件的最新进展，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诚实是指根据事件的本来面目真实的传达给外界，诚实的态度也能够赢得消费者的信任，有利于危机的处理。在真诚的基础上，企业和消费者进行沟通就能够一方面化解危机一方面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系统化原则。企业在危机营销危机发生后采取措施虽然能够挽回发展的机会，但是还是对企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果企业能够在危机管理中建立合理的、系统化的危机管理系统，就能够防范危机的发生，在危机发生时能够保证企业有序、高效的处理各项事务。有了系统化的设施还能够使消费者感到企业高效的办事效率，有利于企业的形象塑造。

3 加强市场营销危机管理的有效措施

加强危机意识，增强企业预防和处理危机的能力。一方面需要企业制定合理的营销策略，正确的营销策略能够保证产品在顺利进入市场，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产品危机的发生。另一方面，要有防范危机的能力，没有现存的危机不代表永远没有危机。例如，企业有可能遇到因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造成的突发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危机防范意识强的企业平时会有防震措施、防洪措施等减少突发危机带来的损失。较强的危机防范意识可以使员工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加强企业的危机管理能力。

提高产品质量，注重品牌效应。企业在市场营销中遇到危机很大一部分是产品危机，产品质量、服务等问题也是产品危机的重要方面。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最注重的还是产品的质量。品牌是产品的代表，品牌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一个企业。加强品牌效应能够促使企业更加关注产品质量和服务，有利于企业形象。因此，一方面要培养消费者对产品和企业的认知度和信任度，如果企业能够在产品质量上严格要求，努力经营企业品牌，就能有效避免产品危机的发生。另一方面也可以赢得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对企业的后续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

建立健全危机管理机制。市场营销危机的发生有时会对企业带来打击性的伤害。在进行危机处理时一定要有专门的管理机构，才能提出最好的应对方案，成功化解危机。各个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产品、服务的特点设立危机管理机构。但是都应该符合精悍、协调、职责明确、职责明确等特点。在市场营销危机管理机制中预警系统是必不可少的，制定合理的危机管理流程也是很有必要的。通过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的建立不断的提高企业危机管理能力。

注重企业文化建设，提高员工凝聚力。企业文化是市场营销危机的重要影响因素。良好的企业文化在加强员工凝聚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归属感能够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有效促进企业发展。富有魅力的企业文化也能有效防止人才危机的发生，领导与员工、员工员工之间也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在企业遇到危机时能够齐心协力化解危机。

加强与媒体的联系与沟通。媒体拥有最大限度的采访权和刊播权，是公有传播资源的实际使用者，企业在发生危机时媒体在危机的处理过程中也扮演者重要的角色，企业一定要合理利用媒体的强大作用帮助化解危机。企业可以通过媒体向公众公布事件的最新进展，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赢得消费者的理解和信任。企业还可以通过媒体塑造企业形象，良好的形象对化解营销危机大有裨益。

加强与其他企业合作。我们现在处于全球化经济时代，企业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合作。企业要想获得长远的发展就必须加强与其他企业的合作。企业只有在原料供应、生产、流通环节都得到保证，培养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才能使合作危机的发生率降到最低。

4 结语

在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企业面临着各种市场营销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危机管理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准确把握现实存在的市场营销危机并且找出最适当的处理方式是每一个企业的必修课。尽管我们处理营销危机还不是特别成熟，在许多方面都需要进一步加强。但是，只要我们在提高危机管理意识的基础上不断努力探索危机管理的有效机制，就一定能够把营销危机对企业的损害降到最低。企业是经济组成单位，只要企业能够健康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就一定能够迎来美好的明天（本文原刊于理论探讨杂志2013年8月）。

参考文献

[1]于雁翎.基于市场营销视角的企业危机管理[J]，学术交流，2012（08）

[2]陆忠蒋.基于内部营销的企业危机管理系统构建[J].消费导刊，2008，（3）：137

[3]宋颖：于：锦荣 酋院萍.企业营销危机的处理[J].商场现代化，2008，（34）：152

[4]王德胜.企业营销危机分析与对策研究[J].中国流通经济，2008（1）：.

[5]尹瑶宗.浅谈危机营销中的事件营销[J]，财经界，2007（9）

社会信任危机带来的后果范文第4篇

关键词：自媒体；师生信任；新变化；解构；重构

从“熟人社会”到“陌生化的社会”[1]，从“关系社交”到“内容社交”[2]，随着传播媒介的变迁，自媒体用户粘度的日益增强对于社会关系的重新建构产生重要影响，其中社会信任之“质变”尤为明显。

我国转型期的社会信任究竟趋向何处？曾在《乡土中国》中深刻剖析了当时信任体系，即以关系为基础的特殊信任。[3]彭泗清则预言尽管当时社会仍以特殊信任为主，但不可否认的是制度信任已成为重要趋势。[4]本世纪以来，郑也夫在《信任论》中指出社会信任的发展具有历史性和阶段性，传统社会依赖于特殊信任，而现代社会更注重制度信任。[5]而董才生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强化社会外在制度的有效供给是解决社会信任危机的根本途径”[6]。吉登斯也表达了类似的推测，他认为“人对系统的信任”将取代微观层面的人际信任。[7]可见，学界普遍将宏观层面的系统信任（或制度信任）作为社会信任结构中的重要部分。

因此，教育场域内的师生信任作为社会信任的组成部分，对于它的研究必须将系统信任和人际信任相结合。石艳从空间的角度出发，将教育场域的信任划分为“教育系统信任”和“教育场域内的人际信任”，“信任的对象不仅存在于行动者之间，同时也存在于个体背后的社会系统之中”[8]。林春波则认为目前有关师生信任的研究多将心理学作为切入点，而忽视了社会环境的作用，“毕竟信任问题是社会问题”[9]。同时，“媒介即隐喻”，自媒体以隐蔽的方式催生着社会的变迁，从外部社会的角度触动着教育系统信任，实质上也深刻地影响着微观层面的师生人际信任。

那么，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的特点是什么？这些特点又将如何作用于师生信任？李晓培就自媒体时代“育人”的困境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自媒体时代“技术理性”捆绑自由意识，言论“无度”的伦理危机，以及“权威”的消解等都将产生“文化育人”范式的深层危机。[10]然而，目前学界对于自媒体时代的研究多限于领域内部的探讨或是将自媒体与价值观关联，暂时缺少对于师生信任的关注，且多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和价值判断。因此，本文对自媒体时代的师生信任新变化进行“解构”与“重构”，在维系教育场域和谐稳定的同时，亦有利于巩固和提升社会信任。

一、现象之“解构”

“师生信任危机”的研究数量逐渐增加，类似带有价值判断的研究是否意味着“危机”真的降临，而自媒体时代的特性又是否会“动摇”高校师生之间的信任，对此，惟有通过对于“人”的调研，以“解构”的方式才能全面挖掘现象中蕴含的本质。

（一） “屏蔽”文化：“区隔”与“融合”

“屏蔽”原意为阻挡、遮蔽，自媒体领域中的“屏蔽”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形式：在“全民发声”的时代中，个体可以在自媒体平台上较为自由地信息，而对象可以是有选择性的。同时，“群文化”作为自媒体社交功能中的重要环节，由于群内的“分化”，产生“群中群”、“群外群”等现象。“屏蔽”场域中存在“主体”和“客体”之分，但在该场域的外部可能存在第三方因素对于场域内部的平衡产生影响，例如“客体”发现只有第三方可见“主体”的信息。而这种场域内部的不平衡是否会直接动摇“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信任，取决于“客体”对于“屏蔽”文化本质的认知。见图1。

高校中的教师与学生作为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的关系关乎高等教育的和谐发展，这也是研究“屏蔽”现象的现实基点。基于调研结果可知，高校教师的“分享”意识普遍较强，在“屏蔽”学生的内容中也多涉及个人隐私，而与学生本身并无关联，“群外建群”的现象更是少见；与之相异的是，学生针对教师的“屏蔽”行为更为普遍，动机则是规避教师的约束以及内容的代际差异，而“屏蔽”内容中不乏娱乐、情感等个人话题，甚至部分也会涉及对于教师的评价，而“撇开”教师另外建群的现象亦是存在，教师所在的群往往相对“沉默”，而另建的群却异常“活跃”。当然，两者对于“被屏蔽”均表达了失望的态度，相较而言教师则表现出相对的包容。而这种失望的情绪会否波及双方之间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屏蔽”本质的洞察与理解。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各类新生事物和现象“迸发”。自媒体平台附带的“屏蔽”功能以新生事物的姿态在形式上似乎冲击着人际交往的伦理规范，但实质上却是事物更替速度加快、适应困难所形成的暂时性“区隔”。随着认识的加深，人们也将逐渐意识到所谓的“屏蔽”不过是现实中人际交流模式的“复制”与“延伸”，最终形成“区隔”与“融合”并行的常态。

那么，如何理解所谓的“复制”和“延伸”呢？就“复制”而言，现实生活中的交往会根据谈话的内容选择谈话的对象，这是人的社会性的表现，亦是维护个人隐私的需要，同理，“屏蔽”功能设置的初衷源于用户的“选择性”需求，是符合角色伦理的内在深层心理需要。相反，若完全地不设任何屏障，就如同现实生活中将所有信息开诚布公地分享，显然有悖常理，而现实生活中亦是存在类似于影响“屏蔽”场域平衡的第三方因素介入的可能性，例如间接通过他人获悉本该知道的事件。现实场域中身份群体之间的隔阂是正常的存在，高校教师和学生都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和交叉空间，“区隔”和“融合”并不是对立的，“复制”即意味着“屏蔽”的本质也有相似的内涵。就“延伸”而论，现实中往往是以“关系社交”为主，而自媒体中的社交方式则倾向于以关系为纽带的“内容社交”，教师与学生所关注的内容既有所交叉又有所区分。因此某些“区分”信息就成为“屏蔽”的主要内容，而“交叉”信息则成为共享内容，“网络媒介既能够创造出共享和归属感，也能产生排斥和疏离感”[11]，这也体现出“区隔”与“融合”最终将走向并行的趋势。见图2。

因此，高校师生应充分把握现实与“屏蔽”两个维度的共通性，认识到人的现代性体现在对于文化差异的适应性，而这种适应需要在正确认知的基础上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会文化的变革，并且这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若能形成这种意识，有助于其理解“屏蔽”的本质，将“屏蔽”理解为类似于现实生活中“私领域”具有针对性的对话，从而规避“屏蔽”可能涉及的信任问题。

（二） “多元”文化：“真实”与“超真实”

当前社会“多元”文化形态并存，然而，主导文化注重整体利益，大众文化关注世俗生活，精英文化重视个体发展，文化形态多样性的背后隐含着价值取向的分立，自媒体的出现为“多元”、“分立”的文化提供了传播的平台，但“信谁”、“信什么”等“真实”需求也逐渐变得迫切。而这种需求基于两种具体的表现：其一，自媒体平台信息者的“动机”和“价值判断”会影响信息内容的客观性，而传统媒体的多重审核机制则可以降低主观性；其二，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会由于传播者的“加工”而“失真”。而这些信息中不乏涉及高校师生的最新消息和评论，加之公众对于负性信息的偏好，“恶化”师生形象的信息难以遏制，有可能会波及两者之间的信任。

从实际调查结果来看，高校学生在浏览自媒体平台上的信息时，除非该信息与自身价值观有明显冲突会适当质疑之外，一般会选择完全或者部分接受其中的内容，而高校教师则相对较为理性，不会因此轻易动摇对于周边学生的信任，但不排除会影响到对于不熟知学生的看法。高校师生均不否认自媒体环境中的信息蕴含着选择与动机，但依旧完全或者部分接受这类信息，这和“超真实”的出现有着密切的联系。

“超真实”作为西方理论界后现代转向的产物，是对现代性所追求的“真实”观念的消解，“是真实的更真实”[12]。“超真实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日常意识和本能欲望”[13]，当下的现实本质就是“超真实”的，而自媒体中的信息亦使人们沉浸在对现实的“审美”幻觉之中，主体沉溺于自媒体对“类像”的再生产而逐渐失去理性批判的精神，不再为所谓的“真”与“假”所困扰，“答案就是答案，不再可能有任何疑问，有的只是与答案对应的问题的生成”[14]，从而忽略信息中潜在的价值选择与动机等因素，加之高校学生价值判断呈现主观性的特点[15]，未能对“恶化”师生形象的信息进行有效地甄别，进而对高校师生信任形成冲击。因此，“超真实”的自媒体环境中必须破除“眼见为实”的迷信，提升高校师生的媒介素养，学会透过现象追问本质，接受信息中最“纯粹”的部分，从而形成对高校师生的合理认知、规避潜在的信任危机。见图3。

（三） “三喻”文化：“系统化”与“碎片化”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米德将真实反映人类发展变迁的传递文化类型分为三类，即晚辈向长辈学习的“后喻文化”、同辈之间学习的“并喻文化”和长辈向晚辈学习的“前喻文化”，合称“三喻文化”，而概念的提出与美国二战后社会的巨大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当时美国的年轻人由于未曾体验过前辈所经历的历史磨砺，而前辈也并不比自身更熟知当前的社会，因此晚辈只是根据自身的经历或者模仿同伴中的楷模去创造生活模式，而拒绝接受父辈的“传喻”，即可视作“后喻文化的失效、并喻文化的失衡以及前喻文化的召唤”[16]。与当时的美国类似，自媒体时代所带来的传播方式的巨大变革，亦是深切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全民发声”的特点使年轻一代也逐渐开始掌握时代的“话语权”，他们凭借着对时代的深刻洞察和较强的适应能力，逐渐形成所谓的“青年文化”，“并喻文化”和“前喻文化”呈现出增强的态势，原本占据主导地位的“后喻文化”受到冲击。

基于现实层面分析，自媒体时代“青年文化”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能影响到高校课堂中教师所传授知识的信度。自媒体平台信息获取渠道的增加以及具有符合受众心理的呈现形式等特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益于高校学生主动拓宽知识面，实质上也是创造着“碎片化”的知识体系，教师所传授的“系统化”知识也不再是永恒的“权威”。此外，高校学生中“低头族”的比例迅速增加，自媒体占用了学生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原本“系统化”的安排被“碎片化”的模式所替代，例如上课时学生在自媒体平台上聊天、状态，教师亦是对于学生的自控能力产生质疑。

实质上，“碎片化”的知识结构和生活模式作为自媒体时代的产物，是对“后喻文化”中教师中心地位的“分解”：“碎片化”的知识体系虽存在着缺乏系统性的弊端，却有助于冲破“系统化”带来的局限与束缚；“碎片化”的生活模式虽影响正常的教学与生活秩序，却是培养学生主体性的体现（见图4）。因此，在充满“碎片化”的自媒体时代，高校教师应在教学形式上作出调整，适当在教学中引入自媒体的内容，提升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关注与认同，促使其信任和吸收教师所传授的系统化知识中的合理部分。当然也要避免教学中“泛自媒体”的倾向，避免过于注重形式符号而忽视内容本质的趋势。同时，教师也要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尊重学生所提出的不同观点，信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重视学生群体中的同伴文化。而学生也应在保证思想独立性的基础上信任教师，控制好自媒体与现实生活的平衡。

二、“重构”之探索

自媒体环境中的诸多因素影响着高校师生信任的发展变化，若欲“重构”高校师生信任的新变化，须从认知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探索。

（一） “认知”之“新常态”

诚然，“屏蔽”现象、“超真实”环境和“碎片化”模式作为自媒体时代中的重要因素，或影响着高校师生之间的信任。需要明确的是，“影响”既有可能是消极的，也有可能是积极的，不能简单地作出类似于“师生信任危机”的价值判断。师生之间的“屏蔽”看似设置沟通的“屏障”，但若刻意分享不利于巩固双方信任的信息，例如学生公开对某教师的不满情绪，师生信任显然会因此受到冲击，从该角度分析，“屏蔽”从某种程度上减少了类似情况发生的可能性；“超真实”环境让师生“沉浸”在含有价值判断和动机的信息世界中，某些刻意恶化师生形象的信息有可能对高校师生信任产生负面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超真实”环境中也存在着对师生形象的正面“刻画”，能巩固和提升师生信任；“碎片化”的知识体系从某种程度上将“分解”教师所传授知识的“信度”，“碎片化”的生活方式也可能“分解”教师对学生自控能力的信任，但换个角度分析，若“碎片化”的知识内容能佐证教师所传授的知识与观念，而学生又能较好地融入与适应“碎片化”的生活方式，反倒能使“分解”转化为“提升”。

既然主观的价值判断不可取，那又应该如何“认知”高校师生信任的新变化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变化实质上是对于现实的复制和延伸。“屏蔽”本质上是现实中人际交流模式的“复制”和“延伸”，已在前文中有所论及；“超真实”的自媒体环境在信息主观加工层面与现实生活中的其他传播媒介有着相似之处，即不可避免地带有传播者的主观选择和判断，甚至与信息接收者的主观认知加工密不可分，而自媒体时代“全民发声”的特点，“主观性”的色彩则更为浓郁；“碎片化”的特征与现实中“前（并）喻文化”的崛起有着密切的关联，“前（并）喻文化”崛起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高校教师中心地位，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而这与“碎片化”的“分解”实质“不谋而合”。

因此，新变化既已发生，如何“认知”就成为“重中之重”，“认知”之“新常态”将新变化理解为对于现实的复制和延伸，无疑有助于厘清新变化的本质和巩固高校师生之间的信任。此外，“认知”从“常态”到“新常态”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该过程伴随着对时代变迁的适应，暂时的认知“区隔”将最终转化为“融合”的“新常态”。

（二） “实践”之“新举措”

“认知”需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实践”亦须围绕自媒体时代的背景，针对“新变化”提出有效的“新举措”。

首先，在高校师生理解“屏蔽”本质之前，需要师生之间加强线下的互动，通过增加现实生活中的交流，逐渐减少线上“屏蔽”行为。面对面传播是人际传播中最为直接的形式，师生面对面交流时，彼此的表情、动作、情绪等因素都能感染对方，更具有亲和感。调研结果也显示，多数高校师生更倾向于面对面的交流方式，自媒体只能作为辅助沟通的途径。因此，加强线下互动有益于拓展高校师生交流的广度与深度，寻求更多的共同话题，同时线下的交流会“迁移”到线上，这对缓解“屏蔽”现象有着重要作用。

其次，“超真实”的自媒体环境让高校师生“沉浸”其中，若设置“点信”功能，对信息者开展信用评级，能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刻意“恶化”师生形象信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当前自媒体平台上信息多数情况下只能被“点赞”，忽略了信息潜藏的价值判断和动机，“点信”功能和信用评级正是对“忽略”的补充。“点信”是用户对信息客观程度的主观判断，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被“点信”较多的信息并非必定是绝对客观或接近客观，这只能作为评价信息客观性的参考依据。同时，自媒体平台利用系统实时监测的结果以及用户举报的情况，对某些信息者的不客观言论进行及时的修正和删除，并就监测结果和举报情况对信息者开展信用评级，评级结果将关系到者生活的诸多层面，从而形成强有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

最后，高校教师要在保证所传授知识系统性的基础上，适当在形式上引入自媒体中的适切因素，另外，自媒体平台有责任提醒大学生合理利用时间，防止其过度沉溺。调研结果显示，高校课堂教学中引入自媒体中的适切因素，并非完全出于满足学生求知的需要，多数出于满足学生对形式的需要，而学生对形式的兴趣将会转化为对课堂知识内容的关注。因此，在引入方式上，一方面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将自媒体中的适切内容加入到课程当中，尤其是导入部分，切忌内容和形式主次颠倒，避免过度呈现自媒体中的无关信息；另一方面，高校教师通过自媒体开展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有助于提升课堂内教学的质量和效率，例如课前先发文字或图片让学生预习，课堂中再进行深入讲解。此外，自媒体平台可以对高校学生的登陆时间进行统计，对过分沉溺的学生应给予提醒，这既有利于学生处理好自媒体和现实生活的平衡，对提升师生信任亦是有益。

参考文献：

[1][8]石艳.“共同生存”何以可能？――教育场域中信任问题的社会学审思[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25（2）：14，17.

[2]周源源.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社交的特征分析及引导策略[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4（9）：131.

[3].乡土中国[M].上海：三联书店，1985：26.

[4]彭泗清.信任的建立机制：关系运作与法制手段[J].社会学研究，1999（2）：64.

[5]郑也夫.信任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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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林春波.教育领域内信任问题研究的现状及评析[J].现代中小学教育，2010（4）：3.

[10]李晓培.“自媒体”时代下高校“文化育人”的范式危机及其重建[J].高教探索，2015（3）：23-24.

[11]蒋建国.网络族群：自我认同、身份区隔与亚文化传播[J].南京社会科学，2013（2）：99.

[12][13][14]戴阿宝.鲍德里亚：超真实的后现代视界[J].外国文学，2004（3）：43.

社会信任危机带来的后果范文第5篇

关键词：会计信息；失真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9-0-01

真实性是会计信息质量最基本的要求。而社会经济的平稳有效运行，要求会计信息能够与它所反映的客观事实相符。按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确定的会计核算目标：“会计信息应当符合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满足有关方面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需要，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而会计一般性原则当中的第一条就是真实性原则，所谓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指会计信息真实、客观地反映各项经济活动，准确地揭示各项经济活动所包含的经济内容。可以这样说，真实性是会计工作的生命力。但是，目前社会上一些单位披露的会计信息不能真实、完整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已经成为较突出的问题。一些企业明显存在原始凭证、记账凭证不真实、不合规范、账账、账实不符等问题。企业财务管理明显松懈，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从会计法颁布至今，问题仍很严重。

一、会计信息失真的含义及类型

所谓会计信息失真即是以虚假的经济业务事项或者资料进行会计核算，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与事实相违背，违反实事求是的原则。

主要类型：一是假账真算。记录企业经济交易和事项执行情况的单证是原始凭证，原始凭证是会计工作中最基本的账务处理依据，同时也是审计财务报表数据的直接书面证据。然而，在现实工作中一些企业单位为了满足局部小团体的利益不惜铤而走险，采取伪造、变造等手段提供虚假会计信息资料，由于其提供的会计信息资料是虚假的，最终产生的会计报表数据也依然是虚假的。二是真账假算。是指会计用以记账的依据是真实的，但后期的加工处理却采取了弄虚作假的手法，最终导致财务报表失真。

二、会计信息失真的危害

会计信息失真，特别是严重失真，对社会、对企业危害甚大。失真的会计信息所带来的损失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弥补的，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困惑和担忧也未必能够在短期内从阴影中摆脱出来，这就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带来了隐患和危害，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引发会计信息信任危机。由于企业经营者的舞弊和会计从业人员的假账造成企业破产倒闭，使得投资者和债权人蒙受巨大经济损失。人们对会计工作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产生更为深重的疑虑，从而引发了对会计信息的信任危机。由于缺乏良好的公众对会计信息的信任，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发展，都将面临严重困难。

第二，假会计信息驱逐真会计信息。某些企业的经营者为了避免他所经营的企业被兼并以至自身被淘汰而寻机粉饰财务报表，达到夸大经营业绩的效果。这样一来，会造成所有企业的平均业绩虚假上浮，从而使得会计信息质量下降。原本经营业绩良好且提供真实完整会计信息的企业经营者，其账面业绩很可能低于平均业绩而遭到“出局”；而经营业绩差但经过粉饰的会计信息的企业经营者，其表面业绩很可能会高于平均业绩而得以“生存”。这样，如果“机会收益”远大于“败露成本”时，便出现了假会计信息驱逐真会计信息的现象。

第三，搅混资本市场，进而扰乱市场经济。资本市场是对资本资源进行再分配的场所，从而对社会资源进行再配置。不同的资源配置则意味着不同的经济效率。当资本市场有效率时，就会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促进社会经济良性发展；当资本市场是无效率或低效率时，则阻碍社会经济进步。但若资本市场的主体上市公司以假账面对公众时，就会给公司的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带来利益侵害，产生严重的不良经济后果和社会资源配置的无序化，搅混了资本市场，进而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

1.企业自身经营机制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人们从事一切社会实践活动，都是由物质利益动因决定的。在企业中，这种动因就表现为经营者与所有者各自追求不同的效用目标，前者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表现为通过努力所获得的报筹；后者则是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

2.有关权力部门的行政干预。主要指来自于上级主管部门的各种考核；主管财税部门完不成税收指标，要求企业先交税；银行为完成其贷款指标要求企业推迟还款，在利息变动时，要求企业先还低息贷款等，以至于难以了解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

3.企业内部管理不善。从违纪企业来看，普遍地不同程度存在内部经营管理不善、岗位责任不清的问题。企业财务管理意识淡薄，作为企业管理必不可少的信息源——生产、供应、销售、存储的原始记录、计量、确认的弱化与混乱，使得会计核算信息失去了可信度，致使企业会计信息失真。

4.外部监督机制弱化。外部监督主要监督各会计人员和会计机构是否依法核算，依法监督各财务收支。外部监督是保证会计信息真实性的重要关卡，但目前的外部监督还无力发挥这种作用。少数会计师事务所一味迁就被审单位要求，保护企业的造假行为，不能允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更有甚者，涉及会计监督的政府部门未能形成一个对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协调、有效的整体监督体系，企业外部监督不力的问题比较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