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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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社会的关系范文第1篇

郝律师：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企业的社会责任要从内涵和外延两个角度。企业的社会责任不仅包含法律，还包括道德。法律是最低线的，比如说不偷税漏税、给员工缴纳的各种社会保障金。道德方面的责任要求比较高，在老百姓看来这是一个企业良心问题，尽管企业过了最低下线，但是距离老百姓心中的期待比较远。比如说社会上一些资源类的企业，像煤老板这样的，社会上对他的评价就不是很高，他的利益来源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虽然没有违法，但他们通过资源获得了暴利，回馈社会的却是法律规定的最低要求。

《中国新时代》：企业在生存发展中该如何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郝律师：从企业的生存发展角度来看，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是互为依靠、互相影响、互相提高的。现在我国的法律还不是很健全，还处在碰到问题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对于道德的要求也是在不断的完善。只有触碰了法律的最低线才会去惩罚企业，所以在道德缺失的情况下永远也打造不出优秀的、有良心的企业。在达到法律最低线之后，要靠道德的提高和舆论的监督，才能够打造出百姓心中所认知的有良心的企业。所以我认为单从法律约束，或者单靠道德监督都不可能打造出优秀的企业。这两方面同时下手，当企业违法的时候有惩罚的措施，再从道德的角度能够打造出老百姓心中有良知的企业。

年前社科院发表了新一期企业社会责任调查报告，许多国外著名品牌排名非常靠后。尽管如此，我们不能一味的指责，任何一个企业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只有在赚钱的前提下，道德上才能提高。比如我国中小企业，他们在社会上占到很大比重，但是他们首先要生存。只有把舆论监督转变成经济的利益化，企业自身才会有动力，而强迫是永远也做不好的。我们怎么把有良心的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转变成企业的利润，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企业愿意做这件事。不能只靠法律强制性实施，会造成企业产生逆反心理，不利于发展。相反让他看到其他企业这么做创造了更多的利益，他们也会争相效仿。

《中国新时代》：企业的道德该由谁来监督？

郝律师：从企业来说，企业的道德底线肯定是由企业的治理层对社会责任认知的态度决定的。这种认知态度最终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我们应该给企业管理者灌输一种社会责任理念，然后才能反映到企业的管理层面上来。从立法的角度来说，《公司法》中涉及到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但《公司法》所涉及的部分距离老百姓心中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我希望能够将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理念植入管理当中。对内，给员工发放正常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同时加强人性化管理，维护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创造出一种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和谐环境；对外，和消费者、社会、环境也创造一种外部和谐的环境，站在理性的角度处理问题。

法律与社会的关系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和国家新时期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该文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许多地区的农民已经开始富裕起来，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家庭小型化趋势为例进行分析，得出当前如何建立和完善一个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结论。中国农村已经建立起初步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但还需要不断完善。最后论述了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相关问题，并对如何完善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立法提出了合理建议。

1、中国农民养老保障现状及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特点

在新农村建设中，中国农民养老保障主要有几种方式:第一，家庭养老，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动力为基础构建价值观动力的，许多农民依靠家庭养老;第二，土地保障，这也是传统养老方式;第三，农村社区养老，仅在少数经济发达地区试行，主要方式是提供养老金和建立敬老院等:第四，商业养老保障，仅在少数经济发达地区的富裕户中存在;第五，“五保户”制度，由农民集体经济组织负担，实行费改税以后将由政府负担，这在中国不宜普及;第六，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于1992年1月根据民政部(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基本方案(试行)》，在全国大部分县乡建立了统筹基金和个人养老金账户。

中国农村养老保障根据自身特点鱼待解决的问题有:(1)集体保障功能严重弱化。Www.lw881.com(2)家庭结构变化，且人口老龄化态势明显。(3)农民家庭收入具有不确定性。(4)传统的家庭观念逐渐发生变化。(5)年轻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6)农村耕地减少，甚至宅基地也被征收。(7)农村消费市场一蹂不振。

2改革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措施和思路

针对中国农村特点，分类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对策:

2.1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主要是指: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

2.2农才卖养老救助制度

主要是指:建立高龄老人生活补助制度;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救助制度;做好农村五保户供养工作。

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不能一嗽而就，应根据农村自身的特点和今后农村经济的发展从局部入手，逐步推进，走“渐进式“发展的路子。

(1)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积极稳妥，不搞“一刀切”，不搞“一哄起”;(2)坚持“国家政策弓!导，农民自我保障为主，集体补助为辅’的保障原则;(3)坚持务农、务工、经商等各类人员社会保障管理一体化的方向，尽可能将农民组织起来，参加社会保障;(4)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5)建立个人帐户，确保墓金保值增值;(6)建立全省统一的、权威的社会保障机构。

3完兽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法体制度

3.1中国农村养老保障法律制度存在间题

中国农村养老保障法律制度同其他国家一样存在共性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农村养老保障的标准和内容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农村养老保障法律执法机关不明确;农村养老保障在养老金筹集和支付的操作上缺乏法律制约;农村养老保障基金的管理、保值、增值方面缺少法律规制。

3.2完善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立法的必要性

目前理论界对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必要性认识方面的理论探讨主要是从人权角度、工业经济反哺农业角度、权利义务对等角度、解决具体问题的角度。本文主要从法律角度来探讨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第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豁要确立法律地位，提供法律保障。

第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运做机制开要具有法定性。

第三，基金征缴、管理和使用需要依法建立监督和制约机制。

第四，运用法律手段迅速理顺管理体系，解决目前体制变更中存在的问题。

第五，依法保障社会成员在政府保障下的平等保障权利。

3.3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立法的主要内容

从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来看，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尚存在几个需要解决的问风制定(中国农村养老保障法》势在必行，本法应解决:

3.3.1农村社会养老保降的徽费贵任与社会保降的行为主体问题乞无论是根据国际经验还是根据中国城镇养老保障的做法，社会保障的行为主体都是国家、企业(集体或组织)和个人。个人应该缴费是毫无疑问的，但如果它只是惟一的缴费形式的话，社会保障就失去了相对于商业保障，甚至区别于储蓄的明显优势。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必须尽快从真正意义上纳入社会保障制度框架中来。

3.3.2依法规制农民养老保障，搞好农民养老保障，让现在外出务工的无地农民、未婚男子老有所养、老有所幸，有利于社会的德定，有利于建立箱谙社会。

3.3.3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中的政府信参与基金管理效率问题。政府.信誉中最大的问题还是养老保障基金管理过程中的效率问题，如购买国债和存入银行的比例，投资收益和风险规避的关系。农村养老保障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是在农村同样需要组织社会化的养老保障管理机构，以实现整体管理效率的提高和基金投资运营的规范化运作。

法律与社会的关系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法律社会学 社会分工 社会秩序

作者简介：张释文，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商法硕士研究生。

一、社会秩序得以建构的根源：社会决定论视角下个人与社会的双重建构

在涂尔干看来，个人与社会是双重建构的。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是在于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双重建构中，社会具有先在性及实在性――社会外在于个人的确实存在且具有相对个人的强制力量。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递进剖析其社会决定论视角并通过这个视角理解他个人与社会的双重建构模式。

（一）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和方式――社会事实

社会事实是涂尔干诸多著作中的核心概念，也是在理解涂尔干个人与社会的双重建构思路时务必要列出的前提条件。因为，只有当社会是事实的，是外在于个人的，个人与社会才具备双重建构的条件。

涂尔干建构了先于个体生命而存在且比个体生命更为持久的特殊研究对象――社会事实，并对这一客观存在的现象采取了类似自然科学家在分析自然现象时的处理手法。在《社会分工论》之后的著述中，他也不断在为这一判断的合理性提供佐证和依据。在涂尔干看来，社会事实具有同自然现象基本相同的特征和规律，具有同样客观的研究地位，且社会事实作用于人的意识，在不自觉状态下产生无法逃避的影响，形成属于这个集体的共同意识、行为规范，并对“挑战集体感情”的行为定义“犯罪”，实施惩罚。

社会先于个人而存在，“社会不仅是一个整体，还是一个有机团结的整体，它不仅在结构上集合和结合了各种细胞和组织，而且在功能上也具备有机体的所有活力和潜能。社会始终是以主体的姿态出现的。”涂尔干正是通过肯定了社会的客观存在，进而以实证的方法将社会事实当作“客观事物”研究，从而实践自己主张的实证主义并极力避免社会学传统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但是，对于社会存在先验的判断，本身就构成了涂尔干实证主义的矛盾方面，这一点在稍后会继续探讨。

（二）个人与社会关系――社会决定论

涂尔干的个人与社会关系思考最典型的即为社会决定论。社会决定论也是涂尔干的主要理论之一。

为了理清涂尔干眼中的个人与社会，以及以此形成、建构的社会秩序，我们先对社会决定论思想进行梳理。

而涂尔干所强调的，即是这样一种社会决定论。对于他而言，社会事实不仅是一种作用于行动者个人的外在强制力，它同时也是一个决定着他们的行为倾向的集团性力量体系。这些对于社会与个人关系的思考，在《社会分工论》中仅仅只是一个开端。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涂尔干在《自杀论》中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述。通过用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解释自杀的原因，涂尔干提出：社会的人需要一个高于个人的社会目标；对这个目标所负的义务不至于使他失去自主；他的欲望应受到社会秩序给予的一定程度的限定。这具体的三个命题也完全可以与《社会分工论》中“个人通过各自出让一小部分利益而获得彼此的共识”共鸣。

由此我们可知：正是因为集体意识，个人才能够得到集体赋予并承认的身份，即正是因为社会，个人才成为个人。进而，社会并不是人思想观念所形成的一种意识化存在，相反，个人是由社会分化出来的且不可避免的带有社会的烙印。从这个角度上说，社会既参与建构了有限个人，个人又是构成社会的一部分，个人与社会最终实现了双重建构。

二、法律社会学视野下社会秩序建构与整合的手段――法律

涂尔干极力强调社会不是观念性的，而是一个具体的存在，因此社会秩序是可以通过具体的手段得以表征和考量的。这正是法律与社会学交叉的核心部分――法律是社会秩序建构与整合的重要手段。

涂尔干认为：“社会团结属于社会学研究的领域。我们通过考察它的社会作用，才能全面彻底的了解社会事实。”同时，“要想使团结具有一种可以把握的形式，社会的后果就应该为其提供一种外在的解释。”“外在的解释”即社会秩序建构与整合过程中的几种手段，这些手段同时也是社会秩序的表现形式和考量标准，其中最重要的即为法律。

（一）法律的意义

涂尔干认为，社会的结合是一种道德现象，研究社会不可能从其内部进行，而必须考察他的外部表现，而法律就是社会结合最稳固、最明确的外部表征。社会秩序在本质上具有法律意义的，不可能存在离开法律的社会团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法的本质的研究可以揭示社会的变迁。通过法律来考察社会秩序并以此对社会进行二元划分是涂尔干创造性的社会思路。“法律的首要性质就是社会性”在他看来，“任何持续存在的社会生活都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种限制形式和组织形式。法律就是这些组织中最稳固、最明确的形式。”

（二）法律的划分

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将社会分类与不同的法律形式相对应，从历史的角度、社会的角度对法律进行了划分，即压制性法律和恢复性法律。进而证明了法律随社会的变迁而变迁，作为一种单独的社会事实表征着“社会“这个抽象的表达。“由于内在事实是以外在事实为标志的，所以我们能借助后者来研究前者”。内在事实是社会团结、社会秩序，外在事实即是法律等与社会相应的社会秩序调控手段。“尽管社会团结是非物质性的，但它也并非只具有一种纯粹的潜在状态，而是通过一种可感的形式表现出来。”涂尔干显然将法律等社会秩序调控的手段认作了社会的“可感形式”。 在涂尔干的视角下，法律是社会秩序建构的手段，是维护社会团结的工具，也是划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的。综合《社会分工论》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的章节，我们可以综述：在机械团结的社会，法律主要以打击反抗、维护集体感情的压制性法律为主。而在有机团结的社会，则以恢复社会秩序为目的的恢复性法律为主。“恢复性制裁法既然不包含共同意识，那么它所确定的关系就不会不加区分地针对任何人。这就意味着，它并不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是某些有限的却相互发生联系的特定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恢复性法律将个人意识维系于社会意识是需要中介的。”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将这种有机团结社会中恢复性法律的中介诉诸于法团。法团的行动可以被视为一种对国家和社会间常规互动。

（三）习俗与法律的关系

在维护社会秩序的他律手段中，除了带有明显强制性和暴力性的法律以外，习俗也是一种他律手段，只是表达方式相对温和一些。“一般来说，习俗是不与法律矛盾的；相反，它正是法律存在的基础。当然，有些时候在这一基础之上并没有什么法律存在，有些社会关系也只能根据某些来源于习俗的分散形式得到规定。”但这只是存在于“法律不再于社会的现状相吻合”的特殊情况。涂尔干说：“如果某种社会团结单纯是由习俗表现出来的，那么它肯定是一种次级秩序。反过来说，法律表现出来的社会团结是本质的。”，也就是说，一般习俗与法律是共同发挥作用的，或者说，习俗更多的已经融合进法律里，在每一个法律手段的背后实际都包含着一定的习俗意识、集体意识。而当且仅当在法律的手段进入了无力、空白的领域，习俗便成为公认的他律手段。

当然，社会秩序建构和整合的手段还包括道德、宗教等，限于篇幅，在这里不作赘述。

综上，对社会秩序的探讨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梳理，但理论的价值更在于指导实践，经典著作在当下的重要性正在于它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思考方向仍被现代人所接受，仍存在植根的土壤――在当代背景下，产生于西方的百年前的涂尔干社会秩序建构思想是否能为中国现实社会提供理论可能性？

四、当代背景下社会秩序整合的意义

涂尔干思想曾经引起西方世界的广泛讨论，近年中国对涂尔干的讨论比西方世界更热烈。笔者揣测原因一方面是根据客观情况，中国引进涂尔干思想比较晚；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在现代社会，涂尔干的相关社会学思想在中国有比西方世界更为契合的连接点。我们分别对两种社会进行探讨，从而找到涂尔干思想在中国地域的生命力及现实意义所在。

（一）西方个体主义上的集体发展

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世界个体主义倾向盛行，强调每个人都更关注个体的利益和价值。而个体主义与涂尔干所强调的社会与个人关系理论始终有一种张力――不能完全称反比关系，但有负相关性。这也是在现代西方世界，涂尔干理论有被边缘的倾向原因所在。虽然涂尔干在著作中也表明了个体充分发展的有益之处，但其所强调的社会先在、共同意识和集体感情，都更着力于社会的作用，强调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社会事实的作用。我们不难发现其与个体主义相对盛行的现代西方内化了的冲突。

法律与社会的关系范文第4篇

1994年“新亚洲委员会”所主张建立的“富有成效的和持续的民主”，其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企求稳定而强大的开明政府和弘扬亚洲文化价值观。这无疑会形成市民社会面对国家的尊从权威、妥协合作的价值取向，进而赋予威权型政府以合法性。这种取向固然适合了推进东亚国家转型期的社会变革、维护社会稳定和加速经济发展的需要，就象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东亚社会的相对稳定主要归于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思想霸权，”然而，它对法治的负面作用和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

儒家文化把社会融化在国家之中，“没有为自治的社会机构提供合法性来在全国的层次上抗衡国家的力量，”而且，“在若干东亚国家中，市民社会一直无法逾越国家所设下的界限。”就是说，面对采取积极干预政策的威权型政府，市民社会缺少应有的权力抗衡力量和权利主张与保护机制，也严重消减了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和自由追求，这使权力运作的膨胀性和扩张性很难得到有效扼制，个人、群体的权利和自由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进而“容易在团体价值观的掩盖下滋长官员权力的膨胀和政治腐败”，其民主法治进程也就要受到严重制约。为此，韩、日等国家的学者才开始着力于对东亚国家“排他性国家主义与法治主义”的矛盾、“赶超型”的权威主义体制和政府主导经济运行机制对多元自主性市民社会的制约、法治进程中西方价值观与亚洲价值观的扬弃与平衡等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期回应建立东亚法治秩序的需要。因此，克服市民社会的依赖性和对国家权力的平衡制约，就成为东亚法治秩序建立的关键。

另一方面，随着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迅猛复杂发展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异，即一方面是福利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更多干预和公司国家的官僚化倾向，另一方面则是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的市民社会对国家生活的积极参与和权力分享。这种“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趋向不仅打破了传统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模式，而且也对西方法律传统带来了重大冲击。由市民社会对抗国家走向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制衡互补、由权力单向度运行的“统治”走向多向度权力运行的“治理”的变革，以及对“自由法律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的反思，使人们看到了西方旨在抛弃国家与市民社会对立发展模式而探寻二者良性互动发展关系，进而克服西方民主法治危机的重大努力。这意味着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发展及其法治模式并不是自足的和“完成性”的，而东亚民主和法治进路也并非是不能创生的。

实际上，不管东、西方的市民社会和国家呈现的是什么样的演进路径，但其二元分立发展则是共同的。从当代社会发展趋向来看，市民社会与国家既相谐和补充又相抗衡冲突才是其关系原貌，而国家吞并、统合市民社会，或者市民社会对抗、敌视国家，都无法构成二者的良性互动和均衡发展关系，因而是难以适应当代民主法治发展要求的。为此，西方才努力探寻“第三条道路”和“善治”之道，谋求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发展基因和新型互动关系，以期克服其民主和法律传统的危机。东欧转型国家也在致力于“活化市民社会”，探索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双向互动机制。而东亚法治进程中固然存在着市民社会尊从、宽容国家权力的不足，但其基于儒家传统的与国家谐和与合作的价值取向，则有助于限制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对抗式发展，避免西方正在努力克服的二者深层紧张关系和消减社会转型张力，进而构筑起东亚民主与法治的本土化根基，并促进其健康发展，因而赋有了相对于西方的“超越性”和“本土性”。

但是，这种“超越性”和“本土性”必须建立在市民社会的成熟发展和国家的理性自律能力上，尤其是市民社会的充分独立性、自主性及充足的对国家制衡能力基础上，否则，这种“超越性”和“本土性”就可能演化成对国家统合市民社会的“复归性”。因此，在东亚国家，自由而活泼的市民社会、自主的政治领域、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发展关系以及此基础上的民主与法治，都“还只是一个进行中的过程，而非结果。”而东亚市民社会的发展则有很大的不成熟性和儒化色彩，并缺少相应的现代法意识，因此，在国家法取代传统温情主义、家族主义等人情义理规范时，法律实效很难“从下面”得到保障而往往需要“从上面”强行地控制，因此，“说法律生活的近代化，决不只意味着引进近代国家的法制进行立法”，而关键是“要把这种纸上的‘近代法典’变为我的生活现实中的事实。”尽管东亚社会变迁中已使现代性价值观念日渐增强，但重义理轻法律、重团体轻个人、重和谐轻利益、重责任轻权利、重权威轻自由、重情感轻诉讼等传统观念仍颇有市场，裙带关系、血缘纽带、等级身份、权力本位等传统遗迹尚存，现代契约精神、人权精神、民主精神、自由和平等精神尚不发达，使得“法律体制与技术上的西方化和法律运作背景的浓厚的伦理性之间难以协调”。

法律与社会的关系范文第5篇

涂尔干的个人与社会关系思考最典型的即为社会决定论。社会决定论也是涂尔干的主要理论之一。为了理清涂尔干眼中的个人与社会，以及以此形成、建构的社会秩序，我们先对社会决定论思想进行梳理。社会决定论的基本观点包括：

（1）个人依赖社会，社会控制个人，个人与社会是相对应的性质完全不同的实体。

（2）社会现象不仅具有外在于个人的独立性，还具有对个体的强制性。而涂尔干所强调的，即是这样一种社会决定论。对于他而言，社会事实不仅是一种作用于行动者个人的外在强制力，它同时也是一个决定着他们的行为倾向的集团性力量体系。这些对于社会与个人关系的思考，在《社会分工论》中仅仅只是一个开端。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涂尔干在《自杀论》中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述。通过用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解释自杀的原因，涂尔干提出：社会的人需要一个高于个人的社会目标；对这个目标所负的义务不至于使他失去自主；他的欲望应受到社会秩序给予的一定程度的限定。这具体的三个命题也完全可以与《社会分工论》中“个人通过各自出让一小部分利益而获得彼此的共识”共鸣。由此我们可知：正是因为集体意识，个人才能够得到集体赋予并承认的身份，即正是因为社会，个人才成为个人。进而，社会并不是人思想观念所形成的一种意识化存在，相反，个人是由社会分化出来的且不可避免的带有社会的烙印。从这个角度上说，社会既参与建构了有限个人，个人又是构成社会的一部分，个人与社会最终实现了双重建构。

二、法律社会学视野下社会秩序建构与整合的手段——法律

涂尔干极力强调社会不是观念性的，而是一个具体的存在，因此社会秩序是可以通过具体的手段得以表征和考量的。这正是法律与社会学交叉的核心部分——法律是社会秩序建构与整合的重要手段。涂尔干认为：“社会团结属于社会学研究的领域。我们通过考察它的社会作用，才能全面彻底的了解社会事实。”同时，“要想使团结具有一种可以把握的形式，社会的后果就应该为其提供一种外在的解释。”“外在的解释”即社会秩序建构与整合过程中的几种手段，这些手段同时也是社会秩序的表现形式和考量标准，其中最重要的即为法律。

（一）法律的意义

涂尔干认为，社会的结合是一种道德现象，研究社会不可能从其内部进行，而必须考察他的外部表现，而法律就是社会结合最稳固、最明确的外部表征。社会秩序在本质上具有法律意义的，不可能存在离开法律的社会团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法的本质的研究可以揭示社会的变迁。通过法律来考察社会秩序并以此对社会进行二元划分是涂尔干创造性的社会思路。“法律的首要性质就是社会性”在他看来，“任何持续存在的社会生活都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种限制形式和组织形式。法律就是这些组织中最稳固、最明确的形式。”

（二）法律的划分

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将社会分类与不同的法律形式相对应，从历史的角度、社会的角度对法律进行了划分，即压制性法律和恢复性法律。进而证明了法律随社会的变迁而变迁，作为一种单独的社会事实表征着“社会“这个抽象的表达。“由于内在事实是以外在事实为标志的，所以我们能借助后者来研究前者”。内在事实是社会团结、社会秩序，外在事实即是法律等与社会相应的社会秩序调控手段。“尽管社会团结是非物质性的，但它也并非只具有一种纯粹的潜在状态，而是通过一种可感的形式表现出来。”涂尔干显然将法律等社会秩序调控的手段认作了社会的“可感形式”。在涂尔干的视角下，法律是社会秩序建构的手段，是维护社会团结的工具，也是划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的。综合《社会分工论》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的章节，我们可以综述：在机械团结的社会，法律主要以打击反抗、维护集体感情的压制性法律为主。而在有机团结的社会，则以恢复社会秩序为目的的恢复性法律为主。“恢复性制裁法既然不包含共同意识，那么它所确定的关系就不会不加区分地针对任何人。这就意味着，它并不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是某些有限的却相互发生联系的特定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恢复性法律将个人意识维系于社会意识是需要中介的。”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将这种有机团结社会中恢复性法律的中介诉诸于法团。法团的行动可以被视为一种对国家和社会间常规互动。

（三）习俗与法律的关系

在维护社会秩序的他律手段中，除了带有明显强制性和暴力性的法律以外，习俗也是一种他律手段，只是表达方式相对温和一些。“一般来说，习俗是不与法律矛盾的；相反，它正是法律存在的基础。当然，有些时候在这一基础之上并没有什么法律存在，有些社会关系也只能根据某些来源于习俗的分散形式得到规定。”但这只是存在于“法律不再于社会的现状相吻合”的特殊情况。涂尔干说：“如果某种社会团结单纯是由习俗表现出来的，那么它肯定是一种次级秩序。反过来说，法律表现出来的社会团结是本质的。”，也就是说，一般习俗与法律是共同发挥作用的，或者说，习俗更多的已经融合进法律里，在每一个法律手段的背后实际都包含着一定的习俗意识、集体意识。而当且仅当在法律的手段进入了无力、空白的领域，习俗便成为公认的他律手段。当然，社会秩序建构和整合的手段还包括道德、宗教等，限于篇幅，在这里不作赘述。综上，对社会秩序的探讨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梳理，但理论的价值更在于指导实践，经典著作在当下的重要性正在于它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思考方向仍被现代人所接受，仍存在植根的土壤——在当代背景下，产生于西方的百年前的涂尔干社会秩序建构思想是否能为中国现实社会提供理论可能性？

四、当代背景下社会秩序整合的意义

涂尔干思想曾经引起西方世界的广泛讨论，近年中国对涂尔干的讨论比西方世界更热烈。笔者揣测原因一方面是根据客观情况，中国引进涂尔干思想比较晚；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在现代社会，涂尔干的相关社会学思想在中国有比西方世界更为契合的连接点。我们分别对两种社会进行探讨，从而找到涂尔干思想在中国地域的生命力及现实意义所在。

（一）西方个体主义上的集体发展

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世界个体主义倾向盛行，强调每个人都更关注个体的利益和价值。而个体主义与涂尔干所强调的社会与个人关系理论始终有一种张力——不能完全称反比关系，但有负相关性。这也是在现代西方世界，涂尔干理论有被边缘的倾向原因所在。虽然涂尔干在著作中也表明了个体充分发展的有益之处，但其所强调的社会先在、共同意识和集体感情，都更着力于社会的作用，强调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社会事实的作用。我们不难发现其与个体主义相对盛行的现代西方内化了的冲突。

（二）中国集体主义下的个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