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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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的利弊范文第1篇

关键词：通货膨胀；马克思；凯恩斯；哈耶克；启示

中图分类号：F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4-0022-05

一、马克思的通货膨胀理论

（一）马克思通货膨胀理论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及其演绎的货币理论和价格理论

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建立货币理论，并以此为依据演绎出价格理论。在货币的演进过程中，交换从最原始的多对多的物物交换模式进化到单对多的交换模式，最后这种经常被人们拿来交换其他商品的物品的职能被固定下来。②所以，货币的本质是一种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马克思的价格理论就建立在其对货币与商品的特殊理解上。第一，商品的内在价格由商品和货币中包含的价值量共同决定。对于什么决定商品和货币的价值量，马克思的回答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包括生产该商品的直接劳动、该商品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机器与原材料所包含的劳动以及在生产过程中转移到该商品上的价值。而商品的价格形式⑧是用货币的数量来衡量商品的价值量。因此，商品内在的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就被表现为商品的价值量同货币价值量的交换比例关系，即某商品的价格等于该商品价值量与货币价值量的比值。第二，商品的价格总水平或市场价格同样由商品和货币中包含的价值量共同决定。由于在市场中存在着多种商品，考虑到市场的波动因素，单个商品的价格也会发生浮动。①但在整个市场中，只要投入到商品和货币生产中的劳动总量不变或同比例同方向发生变化，那么商品的价格总水平就不会发生波动。总之，马克思认为，不论是单个商品的内在价格还是总体商品的平均价格，货币之所以能够作为价值尺度来衡量商品的内在价格，原因在于货币本身所具有的价值量，而价格是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的货币名称。

（二）货币的绝对贬值和相对贬值导致通货膨胀

在劳动价值论及其演绎的货币理论和价格理论基础上，马克思建立了自己的通货膨胀理论。在马克思看来，通货膨胀具体表现为价格总水平的不断上升，而讨论通货膨胀的原因也就是讨论导致价格总水平上升的原因。第一，货币的绝对贬值导致价格总水平不断上升。由于价格总水平的变动取决于商品或货币所含价值量的变化，因此，当货币生产效率提高时，单位货币所包含的价值量减少，货币绝对贬值，并导致价格总水平上升。第二，货币的相对贬值导致价格总水平不断上升。当商品的生产效率下降时，单位商品所包含的价值量增加，货币购买力下降，货币相对贬值，并导致价格总水平的上升。此外，马克思认为，总体商品和货币量之间存在着供求关系。当生产总体商品的劳动时间投入量和劳动生产效率不变时，如果货币供给大于需求，即投入到货币生产中的劳动量大于投入到商品生产中的劳动量，则总体商品的价格水平上升，货币发生实际贬值。这种由于劳动量投入增加而导致的货币贬值与由于货币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导致的货币贬值，其内在驱动力不同：前者是一种政府行为，是政府为达到一定的经济目的而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后者是一种自发性贬值，从本质上来看是技术原因导致的贬值，是任何一个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阶段。可见，马克思通货膨胀理论认为，通货膨胀并不一定就是货币问题，需要区分货币绝对贬值和相对贬值。而针对不同的货币贬值情况，需要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如果是货币绝对贬值，可以通过减少市场中流通的货币量来稳定物价；如果是货币相对贬值，可以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提高商品的生产效率。

在金属货币条件下，金银不仅是货币更是商品，即金银不仅具有价值而且具有使用价值。所以当货币出现绝对贬值或相对贬值时，充当货币的金银会自动退出流通领域，而以其他商品形式存在。②因此，马克思认为，在金属货币条件下，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使货币能够在交换媒介和储藏手段之间自动转换，通货膨胀不会发生。而这一规律不会因为纸币对金属货币的代替而改变。但是由于纸币与金属货币相比缺乏最基本的使用价值或使用价值极低，即纸币本身只能作为货币而不能作为一种商品出现，所以纸币缺乏储藏手段这一职能，市场机制对市场中货币流通量的自发调节就会出现失灵，如果政府发行的纸币量超过其所代表的金属货币需求量，就会发生纸币贬值，产生通货膨胀。然而，马克思并未对非金本位制下通货膨胀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而这也是马克思经济学通货膨胀理论有待发展的部分。

二、凯恩斯的通货膨胀理论

从研究视角的选择来看，西方经济学的通货膨胀理论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宏观视角研究通货膨胀，侧重分析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对货币流通量的影响；一类是从微观角度研究通货膨胀，试图探索通货膨胀的微观成因及对策。迄今为止，在经济理论中居主流地位且对政府的经济政策影响较大的仍旧是英美两国经济学家从宏观角度对通货膨胀进行的研究。凯恩斯的通货膨胀理论就是从总需求人手展开分析。这是一种宏观的视角，其对各国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有效需求理论是凯恩斯通货膨胀理论的基础

凯恩斯在其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对古典经济理论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并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这一理论也是凯恩斯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根据有效需求理论，凯恩斯提出通货膨胀是由过度需求导致的，①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写到：“一般来说，增加的有效需求一部分被消耗于增加就业量；另一部分被消耗于提高价格水平。所以，有效需求增加的实际后果既不是失业状态下不变的价格水平，也不是充分就业状态下价格水平与货币数量保持相同比例的上升，而是价格水平随着就业的增加而逐渐上升。”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有很多，如就业效应的滞后性，即从失业到就业的转变需要时间；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失调，即新生产出的产品无法立刻满足市场的需要。因此，如果增发货币能够激发有效需求，那么货币的每一次增加量将被消耗于两个方面：一是产品价格水平的上升，即产品成本的增加。二是就业劳动力的增加，即产品产量的提高。至于增发货币导致的哪种效应更为明显，经济学家并没有找到衡量依据。由此可见，凯恩斯以有效需求理论为基础，提出了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理论。

（二）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主要内容

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理论认为，通货膨胀是由社会总需求过度增长导致的。当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时，经济体没有潜在的生产能力，需求的增加使得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最终导致通货膨胀。在传统的经济分析中，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的交点就是均衡点。在该点，总供给等于总需求，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假设总供给不变，随着有效需求的扩张，②总需求曲线将向右上方移动，并达到一个新的均衡。在新的均衡点，商品的价格和产量均有所提高。这就是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整个过程。但是由于价格粘性的存在，价格的变化并不与生产同步，即存在滞后性。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过程分为连续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产量大大增加而价格未发生变动。该阶段主要是对经济体潜在生产能力的消耗，即消耗生产者在现有生产条件下最多能够生产出的产品，所以该阶段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并不存在菲利普斯曲线所表示的交替关系。第二阶段：产量继续增加而价格开始上升。价格开始上升是因为在现有生产条件下，产量不可能提高，必须增加劳动力、资本等相关要素的投入，而这就激发了对相关生产要素的需求，导致许多市场出现需求超过供给的情况，进而导致价格总水平的上升。因此，该阶段可以直接观察到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交替关系，即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与较低的失业率并存。第三阶段：产量下降而价格继续上升，即所谓滞胀阶段，低经济增长率、高失业率和高物价并存。这也是凯恩斯理论无法做出合理的经济解释，更不能提出可行政策建议的阶段。

三、哈耶克的通货膨胀理论

针对二战后20年的经济繁荣为何会演变成为滞胀问题，西方经济学界给出了两个主要的分析方法——凯恩斯主义分析方法和货币主义分析方法。但是这两种分析方法存在一个共同的错误：它们无视经济的真实面，从而无视干扰经济协调的货币政策所造成的真正的失调。两种分析方法都假定经济的真实面总是处于某种长期均衡状态，其中货币仅仅影响价格水平或货币收入，不影响相对价格结构或实际产出结构。哈耶克及其所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则对滞胀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并发展了通货膨胀理论。哈耶克关于货币变化对价格和产出结构的影响的分析透过了货币的表面，深入到了现象的真实层面，即导致经济不协调的货币体系如何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奥地利学派对货币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货币在定价过程中的作用，即货币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二是货币导致的相对价格变动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哈耶克在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和米塞斯等的理论成果基础上，发展了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理论，提出了资本和商业周期理论，对通货膨胀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

（一）货币扩张破坏了相对价格和资源配置的正常变动

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是中性的，即货币的变化均匀地影响着所有价格，只改变它们的名义水平而不影响相对价格。然而，在现实中，增发的货币并非以这种假定的方式进入实体经济。新创造的货币总是选择在某个特殊点进入经济，被首先用来购买某种特定商品，然后才逐渐扩散到整个经济系统。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货币市场化过程，不可能在某一时间同时完成。因此，在这一市场过程中，有些商品的价格和支出先被改变，其他商品则之后被改变。而且只要货币变化不停止，那么货币对价格的“拉动”作用就不会结束。因此，增发货币不仅导致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而且对资源配置、产出结构产生影响，破坏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阻止了本应出现的价格下降。因为本来应该亏损的商业活动由于增发货币而有了“利润”，从而使一些劳动力在本来不该存在岗位找到了工作，最终导致本来应该进行产业转移的资源并未移动。此外，货币扩张导致银行信贷增加，而银行信贷扩张使利率降低到应有的水平之下，使总体支出结构发生变化：相对于消费和储蓄来说，投资支出增加。人们将更多的货币投资于土地、房屋等固定资产，而不是用于消费，这对有效需求量又产生一定的影响，为通货膨胀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二）货币扩张改变了社会正常的生产结构

在总量分析中，货币扩张导致利率下降到应有的水平之下。资金成本的降低使投资活动频繁，投资支出相对于消费支出明显提升，从而导致资本品的价格上升，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根据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资本不是同质的存货，而是相互联系的资本品结构。通过破坏价格信号，货币扩张使资本结构失调。而资本结构是以微观经济为基础的产品结构，所刻画的是产品市场的总量及其结构。因此，货币扩张最终导致产品生产结构的改变。哈耶克认为，生产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过程组成，其中不同质的资本品按照特定的方式组合起来，并与土地和劳动相互结合。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不同类的资本品不能相互替代。它们是互补的，只能以特定的方式相互结合起来才会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新增投资资本必须与其他资本结合才能带来更多产出，它们必须适应于一个一体化的、能够到达最终消费阶段的生产结构。

而增加的银行信贷流入经济系统后，人为压低了利率，改变了投入到不同生产阶段的资本的相对获利能力。在低利率水平上，原来元利可图的投资也有了“利润”。但是增加银行信贷并不增加劳动和土地等生产要素，所以新增投资只能利用到较少的劳动。而在要素市场上，要素租用价格会相对上升，即实际要素成本增加。面对这种经济环境，企业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激励下，将会改变自己的经济行为，即企业家将会放弃劳动密集度较高的生产方式，转而选择劳动密集度较低的生产方式。由于消费品的生产属于劳动密集度高的生产阶段，所以货币扩张会导致该阶段生产利润相对减少，这就改变了资本品的生产结构，即距离消费品生产较近的生产阶段利润率下降，而距离消费品生产较远的生产阶段利润率上升，非专用资源会从前者转移到后者。这就导致消费品产出的减少，最终产生了一个有更多“生产阶段”的生产结构。

（三）货币扩张对经济秩序的影响存在不可逆性

增发货币或银行信贷的增加使得生产要素所有者的货币收入增加，而要素所有者收入的增加使消费需求增加。在储蓄率不变的前提下，当新增收入被用于支出时，新增消费支出遭遇的将是消费品供给的减少。因此，消费品的价格开始上升，即接近消费品生产的生产阶段的利润率上升，而远离消费品生产的生产阶段的利润率下降。非专用资源被更多地吸引到消费品生产之中，而资本专用性较高的资源即仅仅适用于较高资本密集度生产结构的资源则无法转移，亏损和失业不可避免。有些资本品的生产只有在较低的利率下才有利可图，这些资本品的过度生产源于扭曲的价格信号的错误引导。由于这些资本品组合无法进行产业转移，结果只能是资源的极大浪费。

四、三种通货膨胀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马克思的通货膨胀理论以劳动价值论及其演绎的价格理论为基础，侧重对货币问题进行微观视角的解读。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通货膨胀理论的核心，这一点明显区别于其他两种通货膨胀理论。马克思认为，不能简单地将通货膨胀归于货币问题，需要区别对待。结合马克思提出的货币流通规律，通货膨胀存在货币绝对贬值和相对贬值两种情形，而这两种情形的致因并不相同。因此，区分货币币值变动的真正原因对研究通货膨胀及其治理措施非常重要。这是马克思通货膨胀理论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

通货膨胀的利弊范文第2篇

首先，从理论上来讲，广义的货币政策在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时通常并不时那么有效，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不管使用利率作为政策调整的杠杆，还是使用汇率作为政策调整的杠杆，都会因为存在外部效应而导致政策的有效性被外来的冲击所抵消，这在金融一体化、资本可以跨境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会变得更为突出。

因为金融开放，当一个国家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或者已经发生的通货膨胀而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那么伴随着国内利率的上升，从而导致国内利率与国际利率的息差扩大时，尽管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央行的基础货币供给却会因为境外套利资金的流入而趋于增加，从而抵消了商业银行信贷紧缩的效应。

假如宏观管理当局不是选择利率政策，而是选择汇率政策来对国内不断增长的通胀趋势加以遏制，那么其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从外汇的利率平价来分析，本币升值必定会导致本币的利率上涨，以至在汇率与利率双双上涨的情况下，反而会诱致更多的境外资本流入套利，从而导致更多的基础货币供给。

如果再进一步对中国的实际加以分析，那么我们就可以观察到以下这些事实：第一，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是结构性的，其中食品价格上涨在整个物价上涨中占了很大的权重；第二，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还带有非常明显的成本推动的性质，比如新的劳动法规的推出、工资的上涨以及地价和石油等矿产资源价格的上涨等，都导致了全社会物价指数的上涨压力；第三，当由于贸易顺差和大量境外投机资本大量流入而造成的流动性过剩不能被金融市场所吸收时，也给已经趋于上扬的物价带来了更大的上涨压力。

很显然，由以上这些原因所推动的物价上涨或通货膨胀并非源于社会总需求的膨胀，而是根源于结构失衡与成本推动，这里所说的结构失衡，既包括内部经济的结构失衡，也包括中国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结构失衡。前者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农民务工收入与务农(包括从事副业生产)收入的结构性失衡，后者主要是指内部经济存在失业、外部经济存在国际收支入超并存的结构性失衡。

事实可以证明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是结构性的，而非是需求拉动型的。2003年中国财政收入首度突破2万亿元，2005年突破3万亿元，2006年接近4万亿元，2007年将突破5万亿元大关，预计要比2006年增长33.5％：从2003年至2007年3月末，各级财政存款由5126.9亿元增加到14004.8亿元，增长了173.6％，企业存款增长了59.5％，而同期居民存款只增长了66.4％，其增长幅度略高于企业存款的增长幅度，但却要大大低于政府存款增加的幅度；再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结构来看，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由2000年的13.5％上升到2006年的18.8％，而城乡居民收入比重则从76.5％下降到71.3％：截至今日，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甚至都没有超过50％。所有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是不能用需求拉动来加以解释的。既然如此，试图用汇率升值的政策措施来遏制当前的通货膨胀就会是徒劳的，因为本币升值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减少出口、增加进口，以达到出清过剩需求之目的，但是，当中国的现实状况是供给过剩、供给成本快速上涨，从而需要依靠国际市场来平衡过剩供给的时候，采取本币升值的做法岂不是南辕北辙、把调整的方向做反了呢?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当一个国家内部出现过剩的需求时，才能通过本币升值的调整方法来增加社会的总供给，即便如此，当 个国家的基本面不甚健康时，也不能轻易选择本币升值的做法，还不如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更好。

如果以上的分析和结论是可以成立的，那么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控制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呢?从学理上讲，假如存在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那么应当是采取那些旨在紧缩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为好；但是，当我们面临的是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时，改善供给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相关的政策组合可能更为有效。

通货膨胀的利弊范文第3篇

关键词：通货膨胀 格兰杰因果分析 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一、绪论

当前的通货膨胀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热点问题,抑制和防范通货膨胀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我国已经出现了全面的通货膨胀，我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本文的研究意义：

为什么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显得如此重要？事实上，我们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便宜的中国制造业，并把其作为一个提供平价商品的固定来源。况且，能够作为中国厂商和劳动力的替代品少之又少，一般企业不可能为缩减开支而把工作外包给其他供应商（从中国到更便宜的国家）以进一步降低或者稳固成本。因此，全世界向中国进口的制造品的成本会随着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以几乎相同的比率增长。而且，由于中国是世界的工厂，中国通货膨胀率直接联系着全球通货膨胀率。中国现在对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其经济政策的一个轻微的变化都会影响世界经济的波动。

通货膨胀对经济社会的危害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破坏了资源配置的格局。因为各种产业的价格上升幅度不同，必然会导致资源流向价格上涨快的行业； 二是对依赖固定收入人群的收入的剥夺，特别是那些退休人员以及靠救济金生活的人。尤其是食品类价格的上涨，对底层民众影响最大。因为他们收入微薄，生活质量低下，因此抵抗风险的能力也最差。因此，通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财富的平均分配。

接下来的部分将按以下顺序展开：第二部分陈述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现状及原因，第三部分将构建一个计量经济学模型来分析哪些因素在事实上影响了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

二、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现状及原因

自2011年以来，我国的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一直在5%左右徘徊。通货膨胀率持续上升，给人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加大了人民的生活成本。

究其这次通货膨胀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热钱的涌入。中国企业拼命出口导致中国的美元越来越多，其直接结果就是人民币越印越多。出口越多，外资越多，人民币就越不值钱，通货膨胀就越厉害，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能改善，甚至下降。

另外一部分的原因在于猪肉价格的持续上涨。由于猪肉价格的上涨，也带动了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因此也就造就了物价的上涨。2008年政府干预猪肉价格，导致养猪数量的减少，从而引起了现在猪肉价格的持续上涨。可见，政府应当尽量少干预市场。

三、我国通货膨胀的实证分析

1、实证计量的方法

接下来的部分，我们运用国际通用的方法，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从物价水平的上涨率与其他相关经济指标的相互关系来分析通货膨胀的成因以及各因素对物价水平上涨率的影响程度。我们从多因素分析着手，并区分各因素对我国通货膨胀影响程度的不同。

（1）ADF检验法

ADF检验即增项迪基――富勒检验(Augmened Dickey-Fuller)，是增项的自回归模型及相应的单位根检验方法，由Dickey,Fuller于1981年对原有的DF检验进行改进而得出。 由于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为时间序列数据，因此有必要采用ADF检验法来检验数据的平稳性。

（2）格兰杰因果分析法

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实质是在一个由多个变量组成的系统中，如果一个变量能提高另一个变量的预测能力，则这个变量就构成另一个变量的原因。本文将采用该方法对可能影响通货膨胀的各因素进行因果分析。

（3）自回归分部滞后模型

通货膨胀作为一种复杂的经济现象，其影响因素并不限于当期的相关因素，因此采用动态的分布滞后模型对各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进行分析。根据AIC定阶规则，我国各宏观经济变量均滞后三阶。

2、数据说明

本文以商品零售物价增长率代表通货膨胀率(P)，GDP增长率代表经济增长(GDP)，M1增长率代表货币增长因素(M1)，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代表需求的增长（C）和实际平均工资增长率代表成本的推进因素(W)，样本数量32个，时间区间1978-2009。

3-1

3、实证结果

（1）格兰杰因果分析

3-2 P和GDP的格兰杰因果分析

四、结论及建议

根据上述实证计量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货币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变动领先于通货膨胀变动，因而，货币增长和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具有格兰杰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但居民消费水平以及实际工资的变动率和通货膨胀的因果关系不明显。

2、货币增长率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同向的变动关系。通货膨胀在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与长期的经济增长没有必然的联系。

3、上一期的通货膨胀率对本期的通货膨胀也有明显的同向拉动左右，这说明通货膨胀受到居民适应性预期的影响，预期也成为影响我国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此可以看出，货币增长率是影响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而货币增长主要是由贸易顺差和外资流入引起的，这是可控的。如果人民币汇率升值进一步加快，将能有效减轻基础货币被动投入压力，从而抑制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因此，我们有理由预期人民币汇率升值会进一步加快，而人民币汇率升值将有效抑制我国基础货币被动投放的格局，从而减轻物价上涨的压力。

此外，政府应该加大政策性调控措施对物价上涨的抑制作用。食品消费尤其是在城乡居民消费中占比很高，食品价格上涨也是历次物价上涨的重要结构性因素，稳定食品价格涨幅是稳定物价涨幅的关键。由于食品的需求与供给的价格弹性很低，应避免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从加强生产与供给管理着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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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陈钥,任超.人民币汇率变动趋势及影响分析.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8] 李晓鹏.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背景及展望.金融论坛,2005;8

[9] 易宪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智慧信号.名家商学院，2005;8

通货膨胀的利弊范文第4篇

【关键词】 通货膨胀；财务管理；资金

我国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7.9％，曾有人预计，我国2008年通货膨胀率将达到7.2%，我国企业已经切实体会到通货膨胀对生产经营的影响。在通货膨胀时期物价不断上涨，给企业的财务管理带来巨大挑战。在通货膨胀环境下企业财务管理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一、通货膨胀对财务管理的影响分析

（一）资金需求量增加，资金的供应量反而减少

通货膨胀的发生，使得资金需求量增加。一方面，由于物价的上涨，使采购同等数量的物资将需要占用更多的资金，企业为了减少原材料不断涨价所产生的损失，或想在囤积原材料中获得利益，企业就会提前进货，进行超额储备，造成了资金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时期，按历史成本原则进行核算，会导致少计成本和虚计利润，使得资金补偿不足，企业必须通过追加资金来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与之相反的是当通货膨胀发生时，企业资金的供应量将会大大减少。在通货膨胀期间，绝大部分企业都会发生资金紧张，企业间相互拖欠货款的现象会更加严重，应收账款的回收率降低，从而引起经营资金供应量的减少；在物价波动剧烈时，投机利润大大高于正常的生产利润，这时，越来越多的资金用于囤积商品、抢购黄金等投机活动，使闲置资金转化成信贷资金的过程受到严重阻碍，大大减少了民间信贷资金的来源；当发生通货膨胀时，国家会采取货币紧缩政策，会采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利率水平。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将使银行的信贷规模大大减少，这也迫使银行在进行贷款时特别谨慎，贷款的条件也会更加苛刻；通过提高利率，使得企业的资金成本不断升高。物价上涨,引起利息率上涨,使股票、债券价格暴跌,增加了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筹资的困难；因此，在通货膨胀时期企业资金的供应量受到多方限制，使得企业资金供需矛盾日益尖锐。

（二）企业持有货币性资产遭受购买力损失，持有货币性负债获得购买力收益

在通货膨胀条件下，由于货币性资产的金额是固定不变的，付出同样多的货币，只能获得较少量的商品或劳务，因而持有货币性资产必然遭受到一般货币购买力下降所带来的损失。货币性负债，意味着债权人收到的款项没有期初借给借款人的款项值钱，反之，也就意味着企业归还货币性负债时获得购买力收益。非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负债的价格一般是变化的，它们所蕴含的购买力不随物价水平的变动而变化。一般物价水平变动是个别物价变动和币值变动交叉影响的结果，个别资产商品价格的变动趋势通常情况下是同一般物价水平变动趋势一致。所以，当物价水平上升时，非货币性资产和负债的价值也随之上涨。

（三）企业的再生产能力受到损害

在通货膨胀发生时，按历史成本确认的会计收益，将会造成低估成本、费用，高估利润，使得盈亏不实，最终也将损害到企业的再生产能力。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其一，成本补偿不足。销售收回的补偿资金难以维持企业简单再生产，使生产资金在物价上涨时处于萎缩状态；其二，负担不必要的税赋。在通货膨胀下，企业高估收入低计成本，导致利润虚增(甚至明盈实亏)，从而引起企业应税所得增加。例如，当通货膨胀率为8%，税前资产收益率为10%，如果企业以25%交税，投资者的税后收益仅仅为7.5%，甚至不够补偿通货膨胀成本，该企业的税后实际收益是-0.5%，从而损害企业的再生产能力；其三，当企业利润增加时，股东要求分配更多的股利，但此时的利润是虚增的，这种虚利实分的现象，将会削弱企业的财力。这种情况的存在使企业丧失了补充存货和更新固定资产的能力，也就是说，企业无法保持简单再生产的能力。

二、在通货膨胀环境下财务管理的对策

为了减轻通货膨胀对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笔者认为在通货膨胀期财务管理应该采取以下相关对策：

（一）现金管理的对策

企业持有一定数量的现金，主要是为了满足三个方面的需要：交易性需要、预防性需要和投机性需要。由于现金属于非收益性资产，尤其是在通货膨胀期，持有的现金会遭受购买力损失，若现金持有量过多，势必使企业遭受损失。然而，由于通货膨胀期货币的供应量减少了，而货币的需求量却增加了，如果企业缺现金，不仅难以应付日常的业务开支，坐失良好的购买机会，还会对企业的信誉造成一定的影响。在通货膨胀期，企业面临着更多不确定的因素，企业临时短缺现金可能会影响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企业必须拥有足够的现金来应付燃眉之急。因此，在通货膨胀期，企业现金的管理目标首先要考虑是否有足够的现金维持正常生产经营， 而后再考虑持有现金所遭受的购买力损失。

（二）存货管理的对策

存货是企业日常运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存货管理的主要目的是及时供应公司经营中所需要的存货。持有存货会发生储存成本、存货所占用资金的机会成本、存货的磨损等相关的成本，一般情况下，企业希望尽量减少存货。在通货膨胀情况下，一方面企业要充分考虑物价上涨对存货的影响。另一方面，企业要考虑由于国家实施通货紧缩政策，社会投资、消费、出口等方面对企业产品的需求会减少。因此，企业根据自身情况权衡利弊，需要储备适当数量的存货。除此之外，企业应该与客户签订长期购货合同，以减少物价上涨造成的损失。

（三）应收账款管理的对策

在通货膨胀期，应收账款属于货币性资产，会遭受购买力的损失，而且由于企业间的资金紧张，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可能性增大。因此，企业应该制定更严格的信用标准和缩短信用期间，要设立专人催收账款，让应收账款尽快转换为现金，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四）投资的管理对策

投资分为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短期投资无需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短期投资是指能够随时变现，并且持有时间不准备超过1年(含1年)的投资，一般包括股票、债券、基金等，因此短期投资是现金的暂时存放形式，其流动性仅次于现金，具有很强的变现能力。在国家经济结构稳定下，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还不足以影响投资的赢利，短期投资就不必考虑通货膨胀。长期投资需要充分考虑通货膨胀。长期投资是指不准备或不能随时变现，并且持有时间拟超1年的投资。一般包括长期债券投资、其他长期债权投资和长期股权投资等。通货膨胀率的波动具有较强的突发性和随机性，必将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能够精确的预测通货膨胀率对投资分析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在进行长期投资决策中，都必须充分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并对其影响加以调整，以免导致错误的投资。

（五）减少税赋的对策

为了减少当期的税赋企业可以采用加速折旧法计提固定资产折旧费或是缩短固定资产的折旧期限，对存货可采用后进先出法，对非专利技术、商誉等无期限的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对应收账款计提更多的坏账准备等方法。由于在纳税范围和应纳税额的界定上，法律都赋予税务机关一定的职业判断，企业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应该及时与税务部门联系与沟通，使得税务局认可企业在通货膨胀下的这种变更，从而达到减少税赋的目的。

（六）提取物价变动准备金

为了让企业在通货膨胀下有足够的财力进行再生产，企业要对某些价格变动剧烈的机器设备，按重估价值提取物价变动准备金，对某些价格变动剧烈的原材料物资，按现行价格提取物价变动准备金。只有这样才能使资产消耗与补偿平衡，保证企业再生产能力，使资本得以保全，投资人和债权人的权益得到保障。

（七）建立财务预警系统

建立短期财务预警系统，编制现金流量预算。通过现金流量分析，可以将企业动态的现金流动情况全面地反映出来。建立长期财务预警系统，构建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从综合评价企业的经济效益即获利能力、偿债能力、经济效率、发展潜力等方面入手防范财务风险。

【参考文献】

[1]谷继建等. 通货膨胀现状及其对投资影响探究. 特区经济，2008，（1）.

通货膨胀的利弊范文第5篇

针对我国通货膨胀应否“扩容”的热议，笔者基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运行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利用门限效应自回归模型和我国1978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数据，估算了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容忍度。实证结果支持适度提高我国的通货膨胀容忍度。在短期内以“稳增长”为政策取向时，通货膨胀的最大容忍边界为4.455%；在中长期内以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为政策取向时，3.741%可视为中长期内我国通货膨胀的最大容忍边界。这一结果为政府设定通货膨胀调控警戒线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

关键词：通货膨胀容忍度；门限自回归；经济运行效率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JL04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1YJC790205）；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博士启动项目（S2011040000414）。

作者简介：吴海民（1976-），男，湖南新化人，五邑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经济运行效率研究；王建军（1966-），男，河南南阳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产业经济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4-0128-06收稿日期：2012-07-01

继通货膨胀目标和最优通货膨胀率之后，通货膨胀容忍度正成为学术界自“弗里德曼与菲尔普斯争论”以来重新关注的又一焦点。2010年10月，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把3%作为我国通货膨胀警戒线会给经济带来很多问题，4.5%的通胀警戒线是社会可以承受的。这一观点引发了学界、政界以及民间对应否提高我国通货膨胀容忍度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一般而言，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定阶段，存在一个合理的通货膨胀率波动区间，即通货膨胀的可容忍区间。问题是，一旦通货膨胀超出事先设定的目标警戒线，其最大的容忍边界究竟为多少才合适？如何科学合理地界定我国的通货膨胀容忍度？本文基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运行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利用门限效应模型和我国1978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数据，估计出了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容忍度，从而为政府设定通货膨胀调控警戒线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

一、文献综述

1.支持通胀“扩容”的政策空间论

目前，不少学者从我国宏观调控的现实需要出发，主张提高我国通货膨胀的容忍度，其核心理由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政策空间论”。李冀申（2011）认为，适度提高通胀目标可以减少频繁的目标偏离，增强中央银行的公信力，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更好地引导和管理通胀预期。厉以宁（2010）认为， 根据国际经验，经济增长越快，通货膨胀就会越高。中国这样经济增速较快的国家，应当提高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2010）指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需要为要素价格改革留出空间，从而需要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李斌（2011）利用巴拉萨—萨缪尔森模型对提高通胀容忍度做了分析，认为非贸易品价格上涨是低生产率部门分享经济高增长收益的重要途径，因而有必要对B-S效应下的通胀提高一定的容忍度。黄石松（2011）权衡了通胀与汇率平稳升值的利弊之后指出，为了给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留出操作空间，宜适度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要降低经济增长对投资与外贸的依存度，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必须提高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为体制改革和转型升级留出一定的政策空间。

2.反对通胀“扩容”的经济损害论

针对提高我国通胀容忍度的观点，也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和批评，其核心理由可以概括为“经济损害论”。学者叶檀（2010）认为，我国现在的CPI数据存在系统性低估，用低估的CPI来证明应该提高通胀容忍度是不科学的；除非国际社会已经形成容忍通胀的共识，否则中国独自提高CPI水平就是“为国际热钱之渊，驱中国消费之鱼”，提高通胀容忍度将有损中国经济。此外，提高通胀容忍度将会造成更高的通胀预期，致使货币政策陷入更严重的困境之中，由此导致的长期负利率对经济运行损害巨大。提高通胀容忍度等于让市场投机更加盛行，只会进一步损害我国的实体经济，削弱我国“世界工厂”的竞争地位。“通胀经济”只能维持中短期的繁荣，从长远来看，它是宏观危机产生的主要根源。

由此可见，目前学术界对应否提高我国通胀容忍度的看法和观点并不一致。究竟应否提高通货膨胀容忍度，其实最关键的是必须首先找到确定通胀容忍度的合理依据，然后才能据以提出最适宜的通货膨胀容忍度。

二、确定通货膨胀容忍度的依据

长期以来，3%的CPI涨幅被西方国家认定为通胀的传统警戒线，超出这一容忍度，就得采取货币政策干预。但事实上，如何确定合适的通胀容忍度、特别是转型期国家的通胀容忍度，在理论上并没有标准答案与尺度依据。

1.传统研究方法的经验性依据

国家统计局课题组（2005）以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均值作为潜在经济增长率，再根据潜在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2：1的比例关系，确定我国通货膨胀率的可容忍区间为1%～5%。张权（2011）利用剔除异常值后的通货膨胀几何平均值来确定通胀率的容忍上限，认为现阶段我国通胀容忍度为4.87%。王建（2010）则直接以经济增长率作为通货膨胀率的容忍极限，即“通胀容忍度≤经济增速”，如果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为10%，则通货膨胀率也能容忍≤10%的极限。肖耿（2011）参考日本的经验，认为我国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经济增长率的50%～70%是可以容忍的。也有学者认为，决定通胀容忍度的不是贸易数据和经济前景，而是央行的独立性。央行独立性越大，通胀容忍度就越低；反之，越高。

上述方法为我国确定合理的通货膨胀容忍度提供了较好的借鉴和启发，但总体而言，此类研究方法大多以经验法则、现实观察、国别对比、未来预期等作为依据，不仅得出的结论与现实存在一定偏差，而且本身也欠缺理论上的说服力。

2.非线性关系与门限值依据

关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运行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古典经济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两者之间负相关，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两者之间正相关，而货币主义则认为两者之间没有关系。理性预期学派认为通货膨胀在被预期到的情形下不会有实际效应，只有未被预期到的通胀变化才会有实际效应。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观点恰恰表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经济运行效率之间并非简单的促进或促退的单一线性关系，而是复杂的非单调、非线性关系。

Fischer（1993）在研究包括通货膨胀在内的各种宏观经济变量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时，首次提出通货膨胀非线性的判断。此后，Omay（2010）对通货膨胀门限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当通货膨胀值低于门限值时，它对经济增长、运行效率没有影响；而当通货膨胀值高于门限值时，它会对经济增长、运行效率产生负面影响。Villavicencio（2011）运用面板平滑过渡模型对通货膨胀的非线性效应给予了实证支持。我国学者赵留彦等（2005）、王少平等（2006）的相关研究表明，我国通货膨胀同样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特征。非线性门限效应的存在，使得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运行效率的影响呈现结构性突变，从而可依据突变拐点所对应的这一门限值来确定通货膨胀的可容忍边界。我们认为，鉴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运行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利用门限效应模型探索我国的通胀容忍度，是一个较为理想的途径。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

1.模型设定

由于一般的线性模型不能反映时间序列的突变现象，因而研究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和运行效率的影响必须从非线性模型着手。目前，有关时间序列的非线性研究方法大致有四类：一是 Tong（1983）提出的TAR门限自回归模型；二是ARCH 类模型；三是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四是STAR平滑转移模型。其中，GARCH 类模型主要侧重波动率的刻画，无法完全捕捉经济动态行为中的结构变化；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只能推断不同区制相互转移的概率，其结果的政策含义非常有限；TAR 模型是STAR 模型的特例，能够刻画时间序列在不同机制（Regime）中呈现的不同动态特征，具有模型设定简便、参数估计有效、具有良好的经济解释意义等优点。TAR模型作为突变现象的一种描述手段，允许机制变化是内生的，而且机制转换是可观测的；它还将微分方程中的极限环概念引入非线性随机系统，由于门限的控制，保证了模型的稳定性。因此，我们采用TAR模型来分别考察通货膨胀对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运行效率的非线性门限影响，以此确定通货膨胀的可容忍边界。

2.变量与数据说明

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通货膨胀基本上没有大的波动起伏。改革开放后，上世纪80年代实行价格双轨制改革，90年代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大部分商品基本上实现了市场化定价，物价波动与通货膨胀开始变得较为频繁。因此，我们决定采用1978年～2010年间的时序波动数据进行研究。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在以经济增长率为因变量的模型1中，经计算的通货膨胀率门限值为4.455。当通货膨胀率小于或等于4.455%时，低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滞后促进效应，当年通货膨胀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促使下一年度经济增长率提高0.549个百分点；而当通货膨胀率大于4.455%的门限值时，也即在高通货膨胀的机制2下，通胀对经济增长表现出负面促退效应，通货膨胀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促使第二年经济增长降低0.086个百分点。同理，在以经济运行效率为因变量的模型2中，通货膨胀率的门限值下降为3.741。当通货膨胀率小于或等于3.741%时，低通胀对经济运行效率表现出正面促进效应，当年通货膨胀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促使下一年度经济运行效率提高0.005个单位；而当通货膨胀率大于3.741%的门限值时，也即在高通胀的机制2下，通胀对经济运行效率表现出反向抑制效应，通货膨胀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使第二年经济运行效率降低0.001个单位。模型各回归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通货膨胀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确实存在方向相反的结构突变。

从我国的现实国情来看，短期内“稳增长”仍然是宏观调控的主旋律，政策取向上倾向于利用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增长，因而该突变点对应的门限值4.455可视为近期内我国通货膨胀的最大容忍边界，超过该值可以启动反通胀的政策调控。从转变发展方式的角度来看，对经济运行效率的追求将置于更优先的政策选项序列中，因此模型2中突变点所对应的门限值3.741可视为长期内我国通胀的容忍边界。郑秉文（2011）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市场驱动”的第一阶段 （1978年～2000年）、“要素驱动”的第二阶段 （2001年～2009年）、“效率驱动”的第三阶段（2010年～“十四五”规划）以及“创新驱动”的第四阶段（“十四五”规划之后）。从“十二五”到“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实现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变、从“高增长”向“高效率”转变，除了改善投入产出比、提高投资报酬率、提升经济竞争力、获取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性外，我们同时还应在宏观政策上合理调控我国的通胀水平，尽可能将其控制在3.741%以内的适度水平。

五、结语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结论：基于通货膨胀对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运行效率的非线性门限影响机制和影响效应，利用门限自回归TAR模型所测算的门限值来确定通货膨胀的可容忍边界，理论上和技术上都是完全可行的。实证结果表明，在短期内以“稳增长”为政策取向时，4.455%的门限值可视为近期内我国通货膨胀的最大容忍边界；在长期以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为政策取向时，3.741%的门限值可视为长期内我国通货膨胀的最大容忍边界。当实际通货膨胀超越控制目标区间并接近上述容忍上限时，应启动相应的紧缩措施，以降低实际通货膨胀率。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适度提高我国通货膨胀的容忍度

由于当前推高我国CPI指数的系统性因素无法在短期内改变，通货膨胀走势仍将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特别是在“刘易斯拐点”到来后，劳动力尤其是低端劳动力短缺推动工资持续增长，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服务业以及资源性产品价格仍存在趋势性上涨动力，加上国际输入性因素和结构因素的叠加，物价持续上行的压力更大，客观上对通货膨胀要求有更高的容忍度。我们的研究表明，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相对于3%的传统警戒线或4%的调控目标线，实证结果都支持适度上调我国通货膨胀的容忍度。近期内，可以将通胀容忍度调高至4.455%，货币政策可以参考4.455%的警戒线相机行动，只要物价涨幅低于4.455%的容忍限度，就无需采取价格干预措施；长期内，考虑到转变发展方式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确保经济平稳良性运行的政策目标，通货膨胀容忍度应逐渐下降到3.741%左右。

2.通货膨胀容忍度宜实行地域差别化管理

受区域梯度发展阶段的制约，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历来呈现明显的不平衡态势。 2012年以来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经济发达的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天津等沿海省市开始下调GDP增长速度，以往备受关注的GDP增长目标正在逐步淡化，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型发展阶段已经过去，平稳增长的质量型发展阶段开始进入常态，转型升级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成为这些地区当前发展的主旋律；而贵州、陕西、等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省份依然保持较高的GDP增长目标，“扩规模、上总量”仍是其发展的第一要务。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通货膨胀的可容忍度也相应不同，因此，通货膨胀容忍度也应实行地域差别化管理。以增长为目标的中西部地区，可以适当提高通货膨胀容忍度至4.455%的水平；而以转型和效率为目标的沿海地区，可以适度降低通货膨胀容忍度至3.741%的水平。我们认为，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选择相应的通货膨胀容忍度，较之全国实施“大一统”的通胀管理目标，可能更符合现阶段的国情。

3.做好货币供给的总量控制与结构优化工作

提高通货膨胀容忍度，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的宽松。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面临结构性的“两难”困境：一方面，要保持适度的流动性，以促进经济的平稳增长，缓解净出口减少对经济增长的冲击，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实现“稳增长”的短期目标；另一方面，又必须严控信贷投放，控制物价上涨和资产泡沫，实现转方式、调结构的长期目标。为此，必须把握好货币政策的实施力度和节奏，注重规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在适当提高通货膨胀容忍度的前提下，仍然要做好货币供给的总量控制工作，通过优化信贷结构，确保实体经济的健康运行。从长远来看，在不宜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追求经济高增长的背景下，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关键是要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上下功夫。

4.妥善解决通胀“扩容”带来的民生福利损失问题

通货膨胀容忍度提高后，当物价在调控目标线和容忍度之间快速上升时，通货膨胀可能对民生福利产生不利影响。在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太完善的背景下，政府需要采取积极的保障措施以消除通胀“扩容”带来的消极影响。首先，应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通过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来提高社会对通胀“扩容”的承受力度。考虑到目前劳动力成本已经高企的现实，直接提高工资水平势必会增加企业经营负担，而在现有基础上再次提高个税起征点，则可增加全体居民尤其是工薪阶层的可支配收入，因此，结构性减税是增收的首选措施。其次，要通过补贴等财政政策更多地让利于民。提高通货膨胀容忍度，可能造成生活必需品价格进一步上涨。为此，对中低收入群体和困难家庭，要建立和完善应对物价上涨的动态补贴机制，做好水、电、煤气等基本民生用品的价格调节工作，切实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总之，提高通胀容忍度不应以民生福利下降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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