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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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经济发展范文第1篇

鉴于投资增长低于预期和外部需求持续疲软，我们将2013年经增长的预测值下调至7.6%，明显低于《2013年亚洲发展展望》中预测的8.2%，但仍高于政府设定7.5%的目标。由于正在进行的结构性改革取得成效需要一定的时间，地方政府和部分金融机构改善其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遭受重创的资产负债表也需要一定的时间，预计2014年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至7.4%，低于《2013年亚洲发展展望》中的预测值8.0%（图1）。

2013年7月，政府宣布采取有限的刺激政策以防止经济增速滑落至7.5%以下。该刺激政策主要包括从2013年8月1日起对小微企业暂免征收营业税和增值税，简化出口手续，加快铁路投资建设等。这些政策预期将足以减轻因今年6月下旬银行同业市场动荡所造成的影响，该动荡增大了融资成本，强化了金融机构的风险厌恶倾向，主要表现为银行背书标准的提高。信贷紧缩可能会阻碍投资增加，特别是对中小型企业和民营部门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尽管目前由中央政府融资的一些投资项目可以发挥投资稳定器的作用，但对地方政府的表外融资和影子银行相关的一些活动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管，可能还是会影响到投资增长。预计消费将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增长。外贸能否延续对经济增长的正贡献尚不确定。预计外部需求仍然疲弱，强势人民币可能会打压出口。

另一方面，进口资本品和高端消费品的需求减弱，可能会打压进口。2013年第四季度及以后的GDP增长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支持经济增长的意愿和实施结构性改革的步伐。最近的政策声明表明，中国领导层对经济增长放缓已经变得更加宽容。然而，2013年7月刺激政策的宣布表明，如果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超过预期或者开始破坏社会稳定，政府将会采取应对措施。

财政预算赤字预计不会超过政府制定财政赤字占GDP2%的目标（图2）。鉴于社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迫切需要，社会支出和投资项目不太可能被削减，但2013年中央财政收入到达6万亿元、同比增长7%的目标仍然可以达到。尽管因宣布减税政策和推出增值税转型改革会减轻企业税负1200亿元，但由于2012年下半年税收基数相对较低，在2013年剩余时间内税收收入可能会增长加快。要实现财政收入目标，就必须加大税收征管力度。2013下半年，房产税有望扩大试点范围，资源税和收入再分配改革的细节也有望明确。

鉴于当前物价走势和国内需求意外疲软，我们将2013年的通胀率预测从3.2%下调至2.5%，将2014年的通胀率从3.5%下调至2.7%（图3）。由于信贷增长在上半年强劲表现后，从2013年第二季度开始减速，工资增长仍然温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为负，因此通胀压力是有限的。2014年的通胀率预期略高，说明货币升值的通缩效应开始不断减弱。食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和管制价格的可能上调，增大了通胀率预测上行风险。由于GDP增长低于其潜在水平和通胀率低于政府制定3.5%目标，因此如需要政府仍有实施货币刺激的空间。

货币政策需要达到一种均衡，即通过满足金融机构及其客户的资金需求，在支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金融业和房地产行业的风险。只要劳动力市场和其他敏感指标不急剧恶化，货币政策就应该保持紧缩以进一步减缓货币供应增长。如果经济增长骤降，则中央政府应该优先考虑使用财政刺激政策，就像在2013年7月所做的那样，尽管诸如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之类的货币刺激政策仍有一定余地。此外，还可以采取放开利率管制措施，因为它与政府宣布的政策目标是一致的，同时能够减少对影子银行产品的需求。2013年7月，货币当局通过宣布取消银行贷款利率上限的限制，在这领域发出了一个积极信号。然而，更实质性的一步是取消存款利率上限或至少提高存款利率上限。货币当局已经证实，存款利率自由化将配合存款保险制度一起推出，推出的时间计划定在2013年底。

人民币升值的趋势有望延续，但升值幅度将更为温和。由于人民币已接近均衡状态，加上外贸和资本流动的波动均比过去要剧烈，因此不能排除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性。货币当局可能会利用这个形势扩大人民币浮动汇率区间。中央政府已批准上海到2020年转型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旨在进一步推动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融资和债券发行。这些措施是人民币走向完全可兑换的重要中间步骤，这也是中国政府的一个政策目标。

预计2013年的出口和进口增长率将保持在个位数。来自欧洲的需求可能会继续减弱，除日本外来自亚洲的其他贸易伙伴的需求可能会恶化。由于国内需求疲软，预计进口增长的下降将比出口下降更快。因此，2013年商品贸易顺差可能会扩大，但仍不足以抵消服务和收入账户的较大逆差。这一趋势很可能会持续到2014年，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可能从2012年经修正的2.3%，收窄到2013年的2.2%在2014年的2.1%。

对本预测构成的国内主要风险来自于货币和金融发展趋势。早期银行间市场的动荡留下了一些不确定性，即政府能否减缓信贷增长，而不会造成重大经济混乱。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贷款和投资行为，进而造成投资增长放缓。遏制影子银行和地方政府的预算外借款的严格措施，可能使得那些潜在不活跃的投资更是雪上加霜。

亚洲经济发展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欧洲； 经济危机； 西班牙； 旅游业； 发展； 对策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03. 056

[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03- 0121- 02

1 西班牙旅游业现状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球旅游业迅速发展。2000-2011年是西班牙旅游业发展的全新时期，在这一时期，欧元取代各国货币成为欧盟统一货币。这样的货币体制使西班牙与欧洲其他主要国家的游客来往数量大大增加。西班牙为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建立了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框架。

在2008年之前，西班牙旅游业的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欧洲各国经济受到重创，也使西班牙旅游业的客源大幅减少，国内失业人员大幅增加，政府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2009年世界旅游业都在萎缩，旅游业也处于一个止步不前的状态。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从2010年开始，西班牙旅游业开始慢慢恢复，游客人数不断增加，在2011年继续保持增长的趋势，为西班牙经济的复苏做出了贡献。在2000-2011年有关旅游业的调查中，西班牙旅游业拥有的游客人数和旅游收入跃居全球第二位。同时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也成为全世界游客首选的目的地之一。在2011年，有将近13.7万名游客选择加泰罗尼亚地区，占整体的24%，而加那利群岛地区位居第二位，排在其后的是安达卢西亚、瓦伦西亚和马德里地区。虽然2011年的入境旅游人数增加较为缓慢，但是仍比2010年同期增加了14万多人。

2 西班牙旅游业的发展对策

2008-2012年，西班牙旅游业一直稳步增长，政府为旅游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于西班牙旅游业来说，2012年是成功的一年，在这一年里，西班牙旅游业创下了西班牙接待国际游客人数的第三高。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西班牙政府也在不断完善其相关产业的发展，例如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和通讯行业。

2013年，是西班牙发展旅游业的新起点，不断地完善各项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采取多样化的发展模式将为西班牙旅游业的发展带来极大发展空间。

2.1 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相结合

在西班牙的南部，拥有两大著名的自然公园。其一是卡索拉自然公园，它是西班牙著名的国家公园之一，也是西班牙最大的自然保护区。这里山峦起伏，植被茂密，是爱好骑马旅行者和徒步旅行者最佳的选择。卡索拉自然公园保持了很多原始的自然环境和动物资源，而且它还是一个盛产油橄榄的地方，也为橄榄油的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其二是加塔山自然公园，这里拥有美丽的海岸和陡峭的岩壁。

西班牙群岛距大西洋约2000千米，由地中海的巴利阿里群岛和著名的加那利群岛构成。马略卡岛是其中的一个小岛，这里是西班牙著名的旅游胜地，也是百万富翁的一个游乐场和最好的豪华游艇停放之处。而且，马卡略岛也拥有一个西班牙最著名的教堂——帕尔马大教堂，其彩色窗户是世界上哥特式教堂中最大的，它的彩色玻璃有着美丽的花纹和图案，让游客为之惊叹。每到加那利群岛秋季里最大的街道节日——德尔罗萨里奥圣母节时，大加那利岛就变成了游客和岛民们的聚集地。节日的当天，当地人民身着盛装走上街头，载歌载舞欢庆这一盛大的节日。并且街道上还有一种分发食物的车辆在人群中行驶，人们可以随意取食车上的食物，也可以在不同街区的不同小吃摊位上找到当地的风味小吃，让那些喜欢美食的游客们流连忘返。在大加那利岛的西边是加那利群岛中面积最大的特内里费岛，这里拥有海拔为3 718米的铁蹄火山，它也是西班牙的最高峰，从13世纪最大的一次喷发到现在，这里已经被一层绿色的植被所覆盖，已看不出当年火山喷发的痕迹了。游客们还可以在这里搭乘快艇出海观鲸，因为世界上有将近1/3的鲸居住或经过加那利群岛的水域，所以这里也变成了喜欢鲸的游客们的旅游胜地。

2.2 传统美食与新型美食共同发展

饮食是旅游的重要元素之一， 有很多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西班牙旅游是因为西班牙拥有着独特的美食，同时，西班牙的美食也代表了西班牙人热情的性格特点。西班牙美食的美味秘诀就在于选用当地新鲜的食物。

西班牙巴斯克自治区独特而丰富的饮食文化源自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家庭美食是所有神秘美味的来源，在这里游客们可以选择坐落在老城区的大大小小的餐厅享受独特的美食，这里的餐厅可以把大凤尾鱼、对虾和鳕鱼搭配在一起，让游客们感到无比惊讶，也为世界各地的游客带去了只属于巴斯克的味道。而加泰罗尼亚地区将其传统的烹饪风味与欧洲其他国家的风味融于一体，创造了属于他们的味道，而且这样的烹饪方式已经融入了巴塞罗那的每家每户。享誉全球的西班牙海鲜饭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每一个来到西班牙旅游的游客都会走进一家有特色的餐厅，去用心品尝这道美食。

西班牙独特的伊比利亚火腿可以称得上是西班牙美食中的精品，在西班牙的每个角落，游客们都会看到火腿的“身影”，火腿独特的味道吸引着每一个来西班牙旅游的游客，在大大小小的西班牙特色酒吧中，游客们可以花很少的钱品尝美味的火腿。并且，西班牙的橄榄油产量一直居于世界的首位，橄榄油是南欧各国主要的食用植物油。

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西班牙很多出色的厨师们开始开发新式的西班牙美食，让传统的美食与现代的科学、艺术、设计相结合，变成了令人赞叹的艺术品，也颠覆了游客对西班牙美食的传统观念。例如，西班牙著名的厨师弗兰·阿德里亚，他选取了橄榄中的精华，通过一种独特的料理方法对橄榄进一步加工，使其依旧保持着橄榄的翠绿色与大小，但是将其变得像宝石一样晶莹剔透，而其特有的酸涩之味也依旧被保留下来，只是它有拥有了超乎人们想象的新的味道。这就给原本传统单一的美食元素赋予了新的形态，也不断地给人们增添惊喜与感动，从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美食概念。

传统的美食结构与新型美食艺术相结合，为西班牙的旅游业增添了新鲜的血液。西班牙的餐饮业与旅游业有着相互依靠、共同发展的关系，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餐饮业的大力支持，而旅游业也为西班牙的餐饮业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源。西班牙旅游业的大力发展推动了西班牙餐饮行业从业人员能力的不断提高。

2.3 发展特色文化产业

斗牛是西班牙特有的古老传统，也是西班牙的国粹之一。正如海明威所说的：“斗牛是唯一一种使艺术家处于死亡威胁之中的艺术，而表演者尊贵的等级是赐给斗牛士的荣誉”。斗牛文化的最大魅力在于它是一种冒险的艺术，过程惊险，充满了血腥和华丽。西班牙斗牛的季节是每年3月至10月，这是因为斗牛时必须阳光普照。斗牛季节里，每周四和周日各举行两场，如逢节日和国家庆典，天天都可观赏。千百年来，这种人牛之战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更是现代西班牙旅游业最重要的项目。现在西班牙全国共有400多个斗牛场，仅首都马德里就有3个，其中范塔士斗牛场最具规模，古罗马式的建筑壮观堂皇，可容纳三四万人。小地方的斗牛场也可容一两千人。每年西班牙全国举行的各种形式的斗牛活动达7 000多次。人们认为，斗牛作为西班牙最具代表性的民族体育项目，代表着西班牙人粗犷豪爽的民族性格。

弗拉门戈歌舞，是西班牙人的骄傲，它与斗牛并称为西班牙两大国粹。弗拉门戈源于西班牙吉卜赛人世代相传的艺术。吉卜赛人独特的嗓音吟唱出带着浓浓哀愁的民谣，同时伴随着热情奔放的舞蹈。在安达卢西亚，人们觉得弗拉门戈是最亲切、易懂、强烈拔动他们心弦的音乐。这种民歌和由它伴唱的弗拉门戈舞，在西班牙有60多种。弗拉门戈舞如今已是西班牙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舞蹈，它不仅流行于安达卢西亚地区，在西班牙其他地区也能见到。表演时，必须有吉它伴奏，并有专人在一旁伴唱。上场的男舞伴穿紧身黑裤子，长袖衬衫，有时还加一件饰花的马甲；女舞伴则把头发向后梳成光滑的发髻，穿艳丽的服装、紧身胸衣和多层饰边的裙子。弗拉门戈舞蹈热情、奔放、优美、刚健，体现了西班牙人民的民族气质。它也是萨尔苏埃拉的重要艺术源泉。

西班牙是世界足球大国之一，西班牙足球产业每年的产值约6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据报道，西班牙足球事业是拉动西班牙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它大大促进了西班牙交通运输、旅游、旅馆业和商业等经济活动的发展。

2.4 弘扬特色建筑风格

建筑是文化的符号，在建筑领域中拥有多种多样的艺术气息，而西班牙所拥有的历史非常特殊。西班牙先后经历了罗马人与哥特人的统治，后来由于阿拉伯帝国的统治，西班牙出现了“伊斯兰化”，而从15世纪开始，西班牙又回到了基督教的世界中。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基督教文化和穆斯林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形成了多元的、神秘的、奇异的西班牙文化。以毕加索为代表的西班牙艺术家，创造了现代艺术流派，这类艺术作品从个人感官出发，通过运用简单的几何图形构图。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闭幕式上，这样的艺术形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谈到西班牙特色的建筑风格，一定要提到一个人——高迪，他是现在西班牙建筑的集大成者，他所创作的“巴特略之家”和“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堪称西班牙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而圣家族大教堂，是高迪通过现代建筑手法夸张地表现了西班牙多元的、神秘的、奇异的文化艺术传统的传奇建筑。这使得巴塞罗那成为了高迪的魔幻之城，每年来巴塞罗那的游客非常多。巴塞罗那的风格、艺术与建筑举世闻名，这里建筑华丽的装饰和精美的雕刻，体现了巴塞罗那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气息，而这正是巴塞罗那吸引游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巴塞罗那，不经意间就会看到一座古老的建筑，墙上有精美的雕刻，具有独特的文化韵味。

现在，西班牙当地的建筑师以令人瞠目结舌的新观念建造着这个充满神秘感的国度，使西班牙不断地用它的内在美吸引着世界各个国家的旅游爱好者与建筑师们来这里欣赏这些建筑中的奇珍异宝。

主要参考文献

[1] 石斌. 旅游经济学[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2] [韩]柳惠英. 着色地中海——在西班牙遇见的别样生活与设计[M]. Pingo Kim，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3] Globe Trekker 丛书编辑部. 玩转地球之西班牙[M]. 北京：龙门书局，2012.

亚洲经济发展范文第3篇

事实上，由中国主导成立的亚投行，既不是与美国抗衡的筹码，更不是谋求地区霸权的外交政策工具，而是为亚洲经济发展服务的金融机构。因此，亚投行姓“商”不姓“政”，更不是那种“商政”复姓的金融机构。

进入20世纪90年代，亚洲经济虽然经历高速增长，但基础设施的落后已经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尤其是交通设施互联互通程度比较低，无法满足各国之间的货物贸易和人员往来的需求。

而要实现亚洲基础设施的现代化，真正实现互联互通，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这对于一些小国而言，仅靠其自身的经济实力，显然无法实现。例如中亚五国，要靠自己的经济实力修建高铁通往中国，或者通往欧洲和南亚出海口，恐怕无力实现。

靠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资金实力也无法给予足够的支持。更何况，现有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既姓“商”，也姓“政”，是典型的“商政”复姓一族，因而其提供的资金支持大多带有附加的政治条件，要争取资金支持可以，但前提是必须满足附加的政治条件，在外交上必须靠向美国。

同时，由于亚洲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非常大，而且历史与文化背景的差异也非常明显，政治体制也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之下，更需要有一个姓“商”不姓“政”的金融机构来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打破未来经济发展的瓶颈。

亚投行的设立，其目的就是服务于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于亚洲经济发展，同时不会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亚投行的设立，之所以获得绝大多数亚洲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积极响应，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亚洲经济发展范文第4篇

作为参照系的日本经济

日本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重创，受创程度可用“满目疮痍”来形容，而其恢复能力则更可用“惊人”来形容。二战后，日本积极发展经济，1953年至1973年的20年间，日本经济迅速崛起，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更是取得了9%的平均增长率，但随后却于1973年下降为4%，尽管仍为美国的1.5倍，高居发达国家之首，但已停止了之前的高速增长态势。到20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的签订使日元升值，出口受到抑制，到1990年出现经济泡沫。为此，日本开始提高利率，1991年日本随即出现股价与房地产价格的双双下跌，此后的十年（“失去的十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只有1年达到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值。对于日本经济一路走来的发展模式、轨迹以及后期经济出现衰落的原因，可做如下阐释。

日本经济的发展模式。日本经济能够从二战后迅速崛起，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战后初期，其通过国内自身变革改良等因素支撑本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第二阶段则是在日本经济已取得一定成绩后，在亚洲处于经济领导地位后，亚洲各国纷纷效仿日本模式，并按照产业链的上下游分布，形成雁阵理论的发展模式。

第一阶段的变革和技术提升。二战后，日本得以形成不同于欧美的自身高速发展模式，主要有四点支撑因素。

一是引进先进技术，提升自身创新能力。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便一直在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而在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同样是通过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来提升自身生产能力，并通过发展如住友集团、三井集团、三菱集团、丰田集团等一大批企业，鼓励其在引进西方国家新进技术的同时积极创新，提升自身研发能力，逐渐形成自身知名品牌，再出口与西方的大公司竞争，促进经济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和汽车出口国。

二是重点提升农业技术和生产能力，以解放大量劳动力。日本之前一直是农业大国，为顺应世界工业化的发展步伐，同时要在人口稠密的日本解决大量人口的粮食问题，日本积极提升农业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以解放大量劳动力到工业化中，从人力资源方面支持日本工业经济的发展。

三是以自有资本支持经济发展。日本与中国一样是高储蓄国家，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民间，都拥有较高比例的储蓄，同时，出口的发展也使日本保持了常年的贸易顺差（这也是“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的原因）。因此，日本尽管也在引进少量外资，但支撑经济发展的资本来源主要为自有储蓄和贸易顺差。

四是扶持优质大企业支撑经济发展。日本政府还通过主办银行制（主办银行制是由一家或多家银行与企业形成财团，各企业持有银行股份，银行向各家企业派驻董事，几家核心企业与银行组成决策委员会，由银行董事长任委员会主席的制度）与“挑选赢家”的模式，在众多企业中重点扶持一大批优质企业，使得这些优质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逐渐凸显出来。

第二阶段的雁阵理论发展模式。在日本经济高速崛起后，日本的成功模式引来了同处亚洲的其他国家的模仿，而日本自身经济增长出现的瓶颈也使日本将产业与资本的目光转向其他亚洲国家，同时，其对亚洲其他国家的产业与资本支撑也推动了亚洲经济的发展。

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其各项成本都在增加，自主品牌和研发能力也在日渐提升，而其他亚洲国家看到日本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后，积极效仿日本，最终形成了各产业的上游留在本国，而将产业链的低端由日本转向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转移顺序首先是“亚洲四小龙”，然后传导至中国，目前已日渐传导至东南亚诸国，形成了当时亚洲以日本为“雁头”的雁阵模式。

但在日本一些低端配套产业逐渐转向亚洲其他国家的同时，日本经济本身的瓶颈逐渐显现。如前所述，早在日本“失去的十年”前，日本的经济增速已在逐渐放缓，多年积累的贸易顺差以及高额储蓄也在积极寻找更高的利润空间，使得资本大量流出。首先，资本大量流向发达经济体，以求保值增值，大量资本的流出以致当时美国人曾惊呼日本要买下美国。其次，被誉为新兴经济体的亚洲其他国家迅速崛起，需要大量外国资本，因此，日本的大量资本同转移的产业一起流向亚洲的其他国家。再次，在“广场协议”后，日元于1985年至1995年间承受着巨大的升值压力，资本转移流向亚洲其他国家，在增加日本亚洲影响力的同时，也可减少贬值压力。最后，亚洲其他国家在依靠自身储蓄模式发展的同时，伴随经济总量的扩大，对资本的需求也日趋强烈，而日本这一同属亚洲国家又为“雁头”的资金供应者，无疑受到普遍欢迎。

日本经济增长危局。在雁阵模式下，以日本为“雁头”的亚洲各国实业紧密联系、资本上密切相关，这也使得日本经济在出现困局时波及到了亚洲其他国家。

除日本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致使日元贬值，导致国际竞争力下降外，日本之所以出现“失去的十年”，其自身的发展模式也存在三方面不足。一是日本经济赖以成功的模式有一大特征——“退休挂职”制，即官员退休后回到企业继续担任高管，这在增强企业与政府的联系，推动企业发展的同时，也滋生了相应的腐败，影响了公司有效治理体系，影响了其市场竞争力。二是日本银行的国际经验不足，在其资本计算中将未实现价值的股票也算作资本，同时，按照账面价值记账，使得资产价值虚高。日本银行经营的杠杆率也通常高于西方银行，过高的杠杆率使得经营中一旦出现风险，银行便难以为继。此外，日本银行实行主办银行制，使企业在银行的信贷决策中占有较大的话语权，银行在控制关联交易方面难以保持客观性，致使投放了大量贷款。三是日本当时为刺激增速放缓的经济，大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造成财政赤字严重，同时，又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应对升值压力，使得货币超发、资产出现泡沫、土地价格高企，为日本经济的危局埋下了隐患。

到1995年，日本已出现部分银行倒闭，使得股市大跌，随后由于以上原因造成了外界开始不看好日本经济，日元贬值与房地产泡沫破裂同时发生，进而造成螺旋效应。而此时的亚洲其他国家同样面临信贷扩张下的资产泡沫问题，日本企业受困于国内的经济不景气，加之亚洲其他国家资产泡沫也日趋严重，造成日本企业的两项举动并助推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在资本方面，开始对亚洲其他国家实施资本撤离以增援国内。在实业方面，由于本国实业受损，造成了处于产业上游的日本企业对下游产业链的亚洲各国企业的需求减少，这又致使亚洲各国实业受损。这都助推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而亚洲金融危机反过来又使得日本经济停滞进一步加剧。

在经济出现危局后，日本企业普遍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又使得日本难以走出泥潭。传统观点认为，当经济衰退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使市场资金供应充足，降低资金供应利率，使企业及实体经济能够以低廉的价格获得所需的资金并尽快走出低谷，但由于日本企业在走出短暂困境后，出于对过去高负债、高杠杆率经营的恐惧，在负债经营方面踯躅不前，不愿过度扩大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因此，使得宽松货币政策难以推动企业的扩大经营，也难以有效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无衰退之辩

作为与日本同处亚洲的中国，如同之前的日本，于改革开放后保持了30余年的增长奇迹，加之两国的多方面相似之处，以致各界均惊呼中国在经过数十年高速增长后，是否也会出现如日本式的衰退。为此，在结合第一部分基础上，浅析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之异同，并探究当前之风险。

雁阵模式中实体经济产业链的承接。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相似性的一大特征，在于高速增长之处都是从模仿欧美制造业开始，并首先从承接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制造业开始，进入全球经济体系中。作为早于中国30年高速发展的日本，起初也是从模仿欧美制造业并逐渐形成本国的产业品牌，而中国则是在日本已成为发达经济体后，在以日本为“雁头”的雁阵体系中扮演30年前日本的角色，并逐渐实现技术升级和产业变革。但应看到，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已形成了丰田、本田等国家制造业品牌，而中国仍面临产业升级需要创立自主品牌的压力。尽管中日两国经济直至今天，仍在制造业等产业体系中维持着密切的联系，但发展起始点的相似却未必成为“中国会重蹈日本覆辙”这一推论的根据，两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其他因素也千差万别。因此，发展模式的相似性仅是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

高储蓄率与引资发展模式的差异。资本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样为中日两国经济发展所重视。尽管同为高储蓄国家，但相对于本国总体经济发展的体量等方面要求，日本可通过自有储蓄和贸易顺差的累计，而中国的自有资本相对有限，尽管通过贸易顺差与强制结售汇制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但从改革开放初期便开始实施的招商引资及中后期日趋增大的资本项目顺差，都成为支撑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而这本身也显示了中国本土经济比之日本有着更适宜的投资土壤，以及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更好的预期。

处于农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差异。日本经济发展的另一支撑为农业技术改良，得以解放大量劳动力以支援工业发展。而中国的使得经济发展初期劳动力相对过剩，本身较日本有着劳动力优势，而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尽管有所推进，但由于土地所有制等方面的因素直到近期方才开始推进集体农场等经营形式。因此，中日两国农业发展阶段的差异也使得对整体经济劳动力的供应存在不同。

主办银行制与中国的商业化改革。日本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的原因在其实行主办银行制，强化银行与企业间的联系，支持“挑选赢家”的企业发展，但在企业出现问题时，难免不会影响企业的风险控制，特别是在银行与控股企业的关联交易方面，大量贷款风险控制方存在隐患。而中国银行业在经历20世纪末的不良资产剥离和商业化改革后，银行业在关联交易和各项风险管控方面，特别是银行业监管上在全球均是趋严，尽管次贷危机后出现了天量信贷，但总体均流向实体经济，并未出现超发。因此，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基本可控，不会出现日本主办银行制的风险。

中国式影子银行与日本式“资产负债表衰退”。在评估我国的各类风险中，影子银行被认为是重要的风险源，中金公司更是估计我国影子银行体系规模达27万亿元之巨。基于次贷危机中美国影子银行体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各界对此“谈之色变”。但应看到，相对于美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各类高杠杆衍生品交易，我国影子银行体系更多是在银行与实体经济间充当各类合法及非法的交易中介，资金通过影子银行体系最终流向实体经济。这客观上也说明我国实体经济对资金的渴求。当年，日本在陷入“十年衰退”并实施各类刺激政策难以维持增长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实体经济出现了“资产负债表衰退”，即资金需求方对资金的需求不旺，这不同于我国实体经济对资金的旺盛需求与增长潜能。

房地产价格的危机之辩。日本经济在危机时房地产市场的价格高企直至崩盘，被认为是日本经济“十年衰退”的直接导火索，而深层原因则是实体经济对资金需求不旺与投向其他国家的资本大量回流，使得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直接冲高地价和房价造成的泡沫所致。而我国在持续房地产调控中，尽管房价持续上涨，但整体风险仍然可控，银行对房地产的信贷风险控制仍属趋严。购房者也不同于次贷危机中欧美购房者的零首付或极低首付的高风险购房，而是集全家之力的购进资产行为。土地出售方的政府也在尝试各类改革，以缓解单一土地财政的风险。在多重努力下，我国房地产市场在当前持续降温下，风险仍然可控。

亚洲经济发展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一）发展现状

第一，亚洲内需市场以私人消费为主，贸易和投资则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

政府消费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变化不大。

投资需求对亚洲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增长。

贸易是亚洲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第二，消费结构存在较大差异，表明仍然有较大的调整空间。

亚洲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因而消费水平低，投资水平高，对外部市场仍有相当大的依赖。长期来看，适度提高私人消费需求和政府消费需求水平，减少对投资和贸易的依赖程度是亚洲内需市场重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消费结构差异较大。

就私人消费而言，有的需要调整私人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有的需要调整投资结构，将过高的投资水平降下来，有的则需要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同时亚洲发展中经济体都需要提高政府消费水平。

第四，重点调整储蓄-投资模式。

将过剩的储蓄转向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比如通过发行政府债券等方式加大政府对私人部门过剩储蓄的吸收，提高政府消费力度，这样做还有利于公共建设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二）创建内需市场的潜力

首先是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次，与亚洲工业化进程相伴随的是城市化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将为地区创造新的大量的需求规模。再次，亚洲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战略调整。

市场增长潜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亚洲部分经济体特别是落后经济体仍有较强劲的投资扩张需求。尽管亚洲经济体投资规模占GDP的比重比发达国家要高许多，但是亚洲多数经济体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仍存在旺盛的投资需求。当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体对资金的投向是不同的，因而在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政策上也表现出较大的资金投向差异。

第二，印度“再工业化”进程。亚洲尚未发展起来的地区主要在南亚，而南亚中的大国印度目前正处于重返工业化进程中。过去印度服务业尤其是软件业获得较快增长，但是这类行业难以带动印度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也不能解决多数人就业问题。因而“再工业化”成为印度未来一定时期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外部环境的变化也有利于印度做出相关的政策调整。随着东亚尤其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成本的提高，向印度转移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已是一种趋势，比如汽车制造，日本多家汽车制造商已经或者即将把部分汽车制造中心迁至印度。目前，印度已经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又一重要目的地，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印度有可能成为亚洲下一个制造中心，并为亚洲经济体提供新投资、消费和贸易的机会。

第三，区域内双边自由贸易区建设。全球金融危机极大地推动了亚洲内部双边地区合作的进程，纵横交错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已在地区内得到广泛的开展。双边自由贸易区本身是一个综合性合作框架，包括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服务自由化，这为东亚地区加快商品、服务和资本双边流动创造了前提，并有效地减弱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双边贸易的冲击。

第四，亚洲金融业的兴起和发展。长期以来，亚洲金融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是欧美等发达国家，欧美金融体系的弊端、信用的丧失以及金融成本的提高，为亚洲经济体提供了承接金融产业转移的机会。亚洲可以借此大力发展金融业，服务于本地区对产品和服务市场的资金需求，缓解经济增长中的资金瓶颈或降低经济增长中的金融成本。从亚洲金融业占GDP比重来看，亚洲相当一部分经济体金融业发展水平超过美国和日本，但是从世界金融中心的排名来看，却又不尽人意。因此，在金融业的发展方向上，亚洲部分经济体需要改善金融业的质量，向更加开放、稳定的方向迈进，扩大金融业的规模。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中国有望成为新的地区金融中心。中国在地区金融规模排名上仅次于日本，人民币也已开始登上地区舞台，并发挥国际货币的部分功能。今后中国可加快自身的金融建设步伐，承接美国等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金融产业，努力成为地区金融中心。

第五，发展新能源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亚洲是世界制造业中心，自然成为碳排放量较大的地区，据估计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碳排放量大国。目前亚洲面临较大的国际环境保护压力，而这将成为制约亚洲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亚洲越来越难以承受化石能源价格给生产成本带来的较大的负担，因而发展新能源已经成为亚洲经济体的共同愿望和需求。亚洲经济体在能源发展方面进行的政策调整，不仅可以有效地缓解经济增长中面临的能源瓶颈，同时还及时地与世界产业发展趋势建立有效的联系，将经济增长中面临的供给约束转化为新的需求动力。

（三）未来亚洲市场状况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亚洲在多边方向发展上迈出了更大的步伐，经济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一是亚洲经济体对区内贸易份额有所提升。二是区内成员相互投资在增加。三是亚洲在多边合作领域取得不小的成就。

未来充满竞争的市场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外政策的同构性导致亚洲未来市场竞争加剧。二是产品出口竞争将在不同层次中进行。

三、发展趋势

在短时间内很难将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进行彻底转型，是调整方向，也是区域层面的市场整合。

首先，未来的亚洲市场是一个内外需并重的市场。亚洲不会因全球“再平衡”的调整压力而彻底摆脱对外需市场的依赖，事实上，亚洲目前还不完全具备依靠内需市场拉动经济增长的条件。亚洲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在短期内不可能有较大的调整，像日本、四小这样发达的经济体仍需要外需市场拉动经济增长，部分经济发展水平低的亚洲经济体为完成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同样需要继续推行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当然它们出口中一部分产品是针对亚洲内部市场的，而不完全指向外部。当前亚洲经济体将出口目标定位于本地区市场，部分缘于全球“再平衡”压力，部分是出于区外需求变化不稳定。一旦外需市场有所恢复，亚洲仍有可能提高对外需出口的比例。近几年，亚洲出口到自身的产品仍以中间产品为主，而出口到区外的则以最终产品为主，无论是产品出口结构，还是产品出口市场都变化不大，而在未来几年中上述结构发生逆转也是不易的。

另一方面，亚洲内需市场建设已经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日本和中国，尤其是中国等已经做出由依靠外需转向依靠内需发展的战略调整，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构成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同时亚洲部分经济体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高级阶段，有能力依靠，至少是部分依靠自身内需市场来完成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正如前文所说的，韩国、马来西亚、台湾地区私人消费水平提高和马来西亚出口依存度的下降都在表明亚洲对内需市场依赖的转移。同时由于印度“再工业化”产生的资本品需求也成为亚洲最终产品市场扩张的一部分。

总的来看，未来一定时期内亚洲经济体将更有可能在内需和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关系上保持一种平衡，而不是倾斜的战略，内外需市场并重将成为拉动亚洲经济增长的重要市场特征。

其次，为适应地区市场变化，亚洲生产网络将发生位移与重新整合，以印度“再工业化”为标识，亚洲将进入新一轮生产结构的调整，过去所谓的东亚生产网络也将因印度等南亚大国的加入而转变为亚洲生产网络。

以印度为代表，亚洲将呈现部分低成本生产趋势，以适应亚洲中低消费水平的大众需求。近些年，在生产低成本产品方面，亚洲部分国家已经走在前列，比如印度生产的低价汽车、电脑、手机等现代大众消费的产品，为低收入家庭拥有现代产品开启了先河。而在低成本生产方面，亚洲仍然拥有较大的生产优势，东盟的落后成员、南亚成员仍然是劳动力富裕且尚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国家。这些国家是有可能成为满足大量亚洲中低收入家庭消费水平的生产基地。

由高成本国家向低成本国家的产业转移将大规模进行。以印度为代表的低端产品生产将取代比如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而中国将在中等技术水平产业里取代以东盟和四小的产业，即承接它们的高成本产业转移，四小则对日本高技术产业进行承接。而日本则将向高技术产业转移。由大规模产业转移和基础设施带来的投资扩张将成为未来一定时期内亚洲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