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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利用SVAR模型探讨了经济新常态时期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货币量、信贷规模)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存款利率、同业拆借利率)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与金融危机前相比,新常态下货币增长率或信贷融资规模的增加更倾向于提高通胀预期,存款利率或拆借利率的上升更倾向于降低通胀预期。并认为这是由于新常态时期经济金融结构变化所导致的,新常态下中国货币政策应该从以数量型调控为主转型为以价格型调控为主,从而更有效地管理通胀预期。
关键词:
新常态;通胀预期;货币政策;SVAR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主要包括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结构调整,宏观政策转型等内容。为了与经济新常态相适应,货币政策也应该做出相应的转型。通货膨胀预期是货币政策在制定和执行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变量,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货币政策的成效。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中,对通货膨胀的预期直接成为了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即使以其他变量作为政策中介目标,货币当局也需要重视通胀预期对政策的反应以及通胀预期管理。在通胀预期管理方面也有理论或实证的研究。根据所检索的文献,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管理通货膨胀及通胀预期的有效性是有差别的。在经济新常态时期,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影响通胀预期的效力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新常态下应如何利用政策工具有效管理和引导通胀预期?对以上问题的讨论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执行和转型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1研究设计
1.1模型与数据说明本文通过SVAR模型考察货币政策数量型工具(货币量、信贷规模)和价格型工具(存款基准利率、SHIBOR)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SVAR不但反映了变量在一个系统中的相互作用,同时也考虑了变量的同期值的影响。由于2008年9月起美国次贷危机扩大化,开始对全球经济产生冲击,因此选取2008年9月至2014年6月的数据作为反映“新常态”的样本区间。同时为作比较,选取2003年3月至2008年8月的数据作为比较区间。通过两个区间分别回归所估计模型的对比,来探讨新常态下货币政策工具影响通胀预期效力的改变。原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与中经网数据库。预期通货膨胀指标参考人民银行未来物价预期指数。编制该指数需要每季以抽样问卷方式调查20000名储户,扣除对下一季物价变动选择“看不准”的问卷,计算认为下一季物价“上升”、“基本不变”和“下降”的居民比例,分别赋予1、0.5和0的权重。未来物价预期指数取值介于0到1之间,围绕50%波动。指数高于50%表示扩张状态,低于50%表示收缩状态,等于50%表示与上季度持平。指数数值越高,表示居民对下期物价上涨的预期越强。本文检索了选取“上升”、“不变”、“下降”的人数比例,然后借鉴张蓓(2009)的方法计算出预期通货膨胀率。货币政策指标选取广义货币M2和人民币贷款融资规模作为反映数量型工具的变量,选取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和隔夜SHIBOR加权平均利率作为反映价格型工具的变量。控制变量包括根据环比CPI折算的对数价格指数,根据累计GDP折算的产出缺口,每期期末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对数值。季度的原始数据经Eviews调整为月度频率,所有数据经过X-12季节调整,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1.2模型的设定和估计ADF检验显示ei平稳、其他序列1阶单整,将后者差分后进入模型估计,其中lnp的差分为对数通货膨胀率,lnm2的差分为货币量对数增长率。先设定简约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设定如式(1)所示,其中β是系数矩阵,ε是8维扰动列向量。对C0施加短期约束表示变量同期值的相互影响,根据相关经济理论,本文认为通胀预期受同期通胀率、汇率、存款及拆借利率的影响;通胀率受同期通胀预期、产出缺口、货币增长率的影响;产出缺口受同期通胀和通胀预期的影响;汇率受同期通胀预期、通胀率、存款及拆借利率的影响;拆借利率受同期通胀率、通胀预期、汇率、货币增长率、存款利率的影响。
1.3脉冲响应分析基于SVAR做累积脉冲响应分析,为了便于比较,将同一个政策变量在比较区间和新常态区间所估计的两个模型中产生的脉冲相应画在一张图里,如图1和图2所示。与金融危机前相比,在经济新常态时期,提高货币增长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使通胀预期更快上升。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脱媒现象的增加,一些金融工具执行了货币的部分职能,对货币产生了替代作用,这使得货币的边界模糊化、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和货币供给的可控性下降。传统的货币中介目标政策需要货币量与产出之间的稳定关系,而新常态下的货币替代减弱了这种正相关关系,使货币量的增长更难以导致产出的相应增加,而更多地使通货膨胀上升。因此在新常态时期,货币增长率的增加更容易提升通胀预期。图1显示,在比较区间和经济新常态区间,增加信贷融资规模都降低了通胀预期,但新常态时期信贷增加使通胀预期下降更少,或者说更容易提升通胀预期。本文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信贷投放的供给效应所致,信贷融资最主要的借款人来自企业部门,企业获得融资后进行资本支出,形成新的产能和产出,从而使通货膨胀有了下降的压力。
信贷投放也会刺激总需求,促使通胀上升,因此信贷政策对通胀总的影响应该取决于两种效应的相对比较。金融危机前后,我国信贷政策的结构取向是不同的。在金融危机前,信贷投放更多地被用于支持基础设施行业、房地产业、制造业等重资产经济部门,通过信贷政策促进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在新常态时期,信贷政策更多地被用于配合产业政策,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和经济结构调整。信贷投放更倾向于支持小微企业、“三农”和服务业,某些传统的重资产行业产能过剩效率降低,而成为信贷政策的限制对象。在经济新常态时期,原先拉动经济增长的部门更难得到信贷支持,而信贷政策所支持的部门具有较弱的经济增长效应,单位信贷所引致的产出增加有所下降。因此新常态下信贷投放增加更容易使通胀预期上升。图2所示,在比较区间,提高存款基准利率会使通胀预期上升;在新常态区间,存款利率的提高可以导致通胀预期下降,在约半年后下降最多。存款利率与通胀预期的同方向变动可能是因为公众与央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为信息非对称的存在,公众认为央行具有关于经济运行更充分的信息,一旦央行加息,公众会认为是具有信息优势的央行预期通货膨胀将要上升的信号,所以也相应提高自身的通胀预期。在银行利率尚未市场化时,存款利率并非市场出清价格,存款利率提高并不意味着货币信贷环境必然收紧,这又强化了非对称信息效应的影响。在经济新常态时期,银行利率市场化程度提高,利率变动更能反映货币供求的相应变化,加之公众在与央行博弈中所产生的理性预期,信息非对称程度降低,存款利率的提高的紧缩意图更加明显。因此新常态下存款利率上升更容易降低通胀预期。图2显示,在比较区间,拆借利率上升后,通胀预期在头几期稳定,然后提高;经济新常态时期,拆借利率上升使通胀预期下降。与新常态时期相比,在金融危机之前,拆借市场的交易量还相对较小,拆借利率受政策和公众的关注度较低,因此拆借利率更可能是随通胀预期的变动而波动,对通胀预期的影响力有限。在经济新常态时期,一方面拆借市场规模扩大使拆借利率的影响力和关注度上升,另一方面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的转型需要央行更多地引导和干预货币市场利率,这导致拆借利率的上升不但反映了整体货币环境的收紧,也体现了央行的政策紧缩意图。因此新常态下拆借利率上升更容易降低通胀预期。
2稳健性检验
通过对计量模型的合理修改来进行实证结论的稳健性检验。SVAR模型由普通VAR替代。根据同比CPI计算的通胀率inf代替根据环比CPI计算的对数通胀率d(lnp);经过季节调整的国民收入对数增长率代替产出缺口gap;社会融资规模sfs代替贷款融资规模l;各期限品种加权平均拆借利率rm代替隔夜拆借利率r。滞后期选择方法与前文相同,基于比较区间的VAR滞后4期,新常态区间估计的VAR滞后3期。对模型的广义累积脉冲响应分析如图3和图4所示。图3和图4显示,在比较区间,货币增长率增加导致通胀预期稳步上升;在新常态区间,货币增长率增加导致通胀预期在略微下降后大幅提升至0以上,并超过比较区间。金融危机前社会融资规模增加可以使通胀预期在前几期提升后下降至0以下,新常态时期社会融资规模增加反而提升了通胀预期。如果用更广义的口径数据来代替信贷投放以反映实体经济融资状况,那么实体经济新增融资所产生的供给效应应该小于总需求的扩张效应,从而导致通胀预期上升。存款利率上升导致通胀预期的变化与原模型基本相同,新常态时期提高存款利率降低了通胀预期,比较区间中提高存款利率使通胀预期提升。与原模型类似,新常态区间中拆借利率上升使通胀预期下降至0以下;比较区间中拆借利率上升使通胀预期在略微下降后回升至0以上。VAR脉冲响应分析中两条曲线的相对位置和运动方向基本印证了前文SVAR的结论: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中,新常态下货币增长率和信贷融资规模的增加都更倾向于提高通胀预期;在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中,新常态下存款利率和拆借利率的上升都更倾向于抑制通胀预期。
3结论
本文利用SVAR模型进行分区间回归,探讨经济新常态时期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货币量、信贷规模)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存款利率、同业拆借利率)各自对通胀预期的影响。与金融危机前的比较区间相比,新常态下货币增长率和信贷融资规模的增加都更容易提高通胀预期,存款利率和拆借利率的上升都更容易降低通胀预期,这是由于新常态时期经济金融结构变化所导致的,实证结果是较为稳健的。本文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货币政策应该从以数量型调控为主转型为以价格型调控为主。与金融危机前相比,经济新常态时期增加货币增长率和信贷融资规模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更倾向于提升通胀预期,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与此同时,提高存款利率和拆借利率的价格型调控对通胀预期起到了更好的抑制作用。在经济新常态时期,如果需要对通胀预期进行有效管理,则应该更多利用利率政策进行价格型调控,同时减少对以货币和信贷扩张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数量型调控的依赖。建立健全货币当局利率调控框架、强化货币政策价格型调控、完善利率传导机制,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应有之义,新经济常态时期有效管理通货膨胀预期的需要,也应该成为利率市场化的意义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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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通货膨胀;企业;财务管理
中图分类号:C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通货膨胀下的财务风险
1.成本管理风险。通货膨胀对企业生产成本的影响是企业面临的重大难题。企业生产成本包括:外购材料、外购燃料、工资、职工福利基金、折旧费、提取的大修理基金和利息支出等。除折旧费和提取大修理基金未受通货膨胀影响外,其余各项成本均大幅度上升,其中最突出的是企业外购材料、外购燃料。由于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产品成本大幅度上升直接推动了产品价格的上涨。如果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小于成本上升的幅度,将会使得企业营运资金减少,资金预算出现失衡的状态,导致企业面临入不敷出的风险。
2.融资风险。通货膨胀导致企业资金紧张,企业间的拖欠款严重,企业的应收账款难以回收,从而引起营运资金的供应量减少,加大了企业融资的需求。但由于通货膨胀,国家通常采取货币紧缩政策,以减少资金的供应量。银行因为资金储备的减少,贷款时更加谨慎,条件更加苛刻,使得企业贷款难度加大。此外,银行提高利率也增加了企业贷款的成本。通货膨胀导致物价波动剧烈,大大增加了投机机会,越来越多的闲置资金选择投机活动,又使得民间信贷来源减少。另外,由于国家的货币紧缩政策,股票价格大幅下降,使得资本市场融资难度加大。所以通货膨胀期间,企业融资来源受到了多方面限制,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融资,增加了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3.投资风险。企业投资分为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短期投资主要是指投资股票、少于一年期的债券投资等变现能力强的项目。由于其较强的变现能力,所以受通货膨胀影响较小。通货膨胀对长期投资影响主要是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利用净现值法、内含报酬率法等投资分析方法,这些分析方法都要求确定折现率。由于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很难准确判断折现率,也就很难准确判断投资的可行性,使得误投资的风险增大。另一方面,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企业技术改造及基本建设所需要的原材料、机器设备和人力资本大幅上升,而折旧和大修理基金并未增加,再加上企业资金紧张,所以企业维持再生产的资金严重不足,增加了生产再投资的风险。
4.营运资本管理风险。企业要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就必须留有一定的资金,即营运资金。在经济环境好的情况下,企业留有的营运资金是固定的。但在通货膨胀期间,营运资金的需要量是难以确定的,过多会增加货币贬值的风险,过少又会增加经营风险。所以就增加了营运资金的管理难度。另一方面,由于应收账款也属于货币资金形式,所以通货膨胀也会使其购买力下降,再加上企业资金紧张,应收账款的坏账可能性加大。越晚收回的应收账款,其损失的时间价值就越大。
二、风险管理对策
(一)经营收入的风险管理措施
1.适当提高产品价格。如果企业拥有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的产品,企业可以直接采取涨价的方式增加营业收入。但对于一般企业而言,可以在涨价的同时提高产品性能、质量和包装等。另外,对于一些竞争力较弱的产品,企业可以采取变相涨价,如改变产品生产结构、降低生产标准、减少次要功能等。适当提高产品价格可以减少企业因为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
2.套期保值。期货是现在进行买卖,规定在将来某一时间,以一定价格进行交收和交割的标的物。对于可以在期货市场进行交易的产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可以利用期货进行套期保值。生产者的主要风险来自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和产品价格的下跌,所以生产者可以买入原材料期货和卖出产品期货,从而固定利润。另外,对于经营者而言,其主要风险来自于产品价格的不确定性。所以经营者可以卖出同等储量的产品期货,以防止存货产品的价格下跌造成的损失。
(二)成本管理措施
1.通过规模经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企业可以通过规模生产提高专业化水平和生产效率,从而降低单位产品成本。企业还可以通过大规模采购提高价格谈判地位,降低原材料价格。另外,提高销售规模可以分摊单位产品销售成本。
2.加大原材料储备。通货膨胀最重要的现象就是物价持续上涨。对于企业而言,产品原材料价格上涨,会导致产品成本上升,经营风险加大。企业可以在现金流量允许的前提下,适当的囤积原材料来应对原材料价格的不断上涨。通货膨胀期间,企业可能会因为市场供应不足导致原材料供应中断,进而使得订单无法完成,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失。所以企业在通货膨胀时期应该提高原材料的保险储备,防止短缺成本
(三)融资风险管理措施
1.发行浮动利率型债券。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时期,货币贬值严重,一般来说,此时固定利率型债券的实际收益率会比较低,甚至为负,对投资者来说缺乏吸引力,企业难以融到资。为吸引投资者,企业应该发行浮动利率型债券,债券利息率随物价波动,这样稳定了收益率,从而解决了企业资金短缺问题。
2.利用高股利政策吸引股票投资者。通货膨胀时期,股票的收益率不稳定,为了保证股票的实际收益率不会太低,从而顺利发行股票,企业应该采取高股利政策。
3.提高财务杠杆系数。通货膨胀时期,名义利率的上涨速度可能滞后于物价上涨速度,所以实际利率有可能被降低,甚至为负。企业提高财务杠杆系数,增加负债可以降低资本成本。
(四)投资风险管理
1.调整投资分析的变量。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企业应该调整项目投资分析方法上的折现因子和现金流量。例如,在计算折现率时应该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折现率=(1+通货膨胀率)(1+投资报酬率)-1。因为现金流量是经营活动、筹资活动、投资活动和非经常项目现金流入流出情况的总成,其组成比较复杂,所以通货膨胀对于现金流量的影响也比较复杂,在考虑通货膨胀对现金流量的影响时,必须结合不同活动分项进行分析。如通货膨胀对物价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所以对各种费用、成本应该利用通货膨胀率逐个计算。
2.改变投资方式。通货膨胀时期,长期投资风险比较大,收益不确定性大,所以尽量减少长期投资,或者投资资金占用量小,后期不需要追加投资或者追加投资较少的长期投资。
(五)营运资本风险管理对策
1.加强应收、应付账款管理。应收账款相当于货币资金,在通货膨胀时期,回收期越长,损失就越大,所以企业应该缩短还款期限和建立严格的信用标准,同时企业应派专人催收账款,避免拖延付款、坏等现象的发生。另外,企业应该改变应付账款的管理策略,在不影响企业信誉的前提下,尽力减少现金支付,延缓贷款支付,增加应付账款。
2.使用现金浮游量。现金浮游量是指从企业开出支票,收票人收到支票并存入银行后,至银行将款项划出企业账户,其间有一段间隔时间。现金在这段时间的占用称为现金浮游量。企业可以利用现金浮游量增加收益。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现金浮游量时,如果把握不好使用的时间,银行存款有可能透支。
结语:
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传统财务会计编制方式已经不能真实地反映财务信息,也不能提供给企业决策人员正确的决策依据,因此通货膨胀会计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操作模式越来越需要研究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然.浅析通货膨胀下企业的财务风险与管理对策[J].会计之友,2010,(7).
关键词:通货膨胀;预期;产出缺口;菲利普斯曲线
中图分类号:F820.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3-0010-02
在经济学上,通货膨胀表现为整体物价水平持续性上升。公认的菲利普斯曲线表示的是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即反映到政策上是可以用通货膨胀换取失业率。弗里德曼和菲尔普斯在解释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西方世界出现的滞胀现象时提出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在模型中引入了适应性预期,得出在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存在、长期不存在的结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提出理性预期菲利普斯曲线,提出无法以通货膨胀为代价来降低失业率,菲利普斯曲线始终是垂直于自然失业率的一条直线;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是基于理性预期和价格黏性的菲利普斯曲线。
一、基于预期与产出缺口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
在西方经济理论中,预期的概念早已提出,但是,将其引入通货膨胀的研究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正是预期因素的引入,成为现代西方理论和传统理论的分水岭。相比之下,中国直到80年代后期,尤其是1988年抢购风之后,通胀的预期理论才逐渐引起学者的重视。预期的假定是“经济人力图正确的预期未来,从而减少目前决策的损失。”在现代人们偏向于理性的情况下,预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菲利普斯曲线的研究中,西方学者也把预期引入其中,从而得出基于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我们知道在菲利普斯曲线中,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因此,推测政府有可能在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进行取舍,从而在降低失业率的同时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发生。在我国,由于失业率的统计数据不完全,只有城镇失业率登记,在农村还存在着大量的失业无法统计,所以,在我国不能用这种不完整的统计的失业率去找出通胀的原因。但可以用产出缺口来替代,因为按照奥肯定律,实际GDP增长率相对于潜在GDP增长率每下降2到2.5个百分点,失业率就上升一个百分点,所以只要证明了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就可以说明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所以,本文建立了基于预期和产出缺口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
二、数据来源与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说明
在该模型中涉及到通货膨胀预期及产出缺口,通货膨胀预期是指对于通货膨胀的估计值,其数值大小会直接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差值就是产出缺口。潜在产出一般是指,在非加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现有的劳动力、资本和技术所能实现的生产水平。
(二)变量的计算
至于预期的通货膨胀∏te如何确定,经济学家提出预期机制,大致可以分成四种:首先是静态预期,这种预期简单地把上一期的实际通胀率作为现期的预期通货膨胀,即∏te=∏t-1;其次是外推型预期,设定预期通货膨胀率等于上期通胀率加上通胀变化趋势的一个修正值:∏te-∏t-1=a(∏t-1-∏t-2);第三种是适用性预期,这种预期假设人们在形成对现期的预期通货膨胀时,考虑到上一期的预期误差,即∏te-∏t-1e= a(∏t-1-∏t-1e);最后是理性预期,即经济当事人会利用一切可得的信息对未来的经济变量做出准确的判断:∏te=∏t。由于静态预期过于趋于简单化,理性预期又缺乏现实性,所以普遍使用的是外推型或适用性预期机制。本文采用外推型预期。
潜在产出的估计方法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统计分解趋势法,另一类是经济结构关系估计法。前者试图把时间序列分解为永久性成分和周期性成分;而后者则试图用经济理论分离出结构性和周期性因素对产出的影响。本文通过计量方法,用一条光滑的指数曲线来拟合潜在GDP的增长趋势。因为Gt=(Yt-Yt*)/Yt*约等于lnYt-lnYt*,所以用公式lnYt-lnYt*来计算产出缺口。
3.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选择1980―2009年的数据,利用EViews进行分析,可以看出Yt与t之间存在对数关系。所以可以建立拟合潜在产出模型
lnYt*=a+bt+e
Yt为年度国民内生产总值,t为时间变量,以年为单位,它在 1980年的取值为1,得出的函数为
lnYt*=8.227+0.1541t+e
(0.0531) (0.0030)
t=(154.83)(51.47)
R2=0.9895F=2649.666S.E=0.1419
拟合优度R2为0.9895,说明模型较好地拟合了实际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中98.95%可以用回归模型来解释。t值和F值都显著,说明变量具有显著性,模型也具有显著性。这个结果表明潜在产出存在一种趋势,潜在产出对时间的惯性为0.1541。
利用以上结果,计算出我国的产出缺口,选择1979―2008年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代表1980―2009年的通货膨胀预期的其中一部分,用1978―2008年的数据计算出通货膨胀趋势,与产出缺口一起得到,在大样本的情况下并且剔除个别异常的数据后可以大概认为通货膨胀∏t与∏t,∏t-1-∏t-2 ,Gt存在线性关系,因此可以设立线性模型:
∏t =a+b∏t-1+ c(∏t-1-∏t-2)+Gt+e
∏t代表通货膨胀,∏t-1表示上期通货膨胀,∏t-1-∏t-2表示通胀膨胀变化趋势,Gt表示产出缺口,e表示随机误差。
应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由此得到的通胀与预期及产出缺口的模型为:
∏t=3.352003+0.390435∏t-1+0.493252(∏t-1-∏t-2)+11.19414Gt+et
(1.1975) (0.1634)(0.175)(7.041)
t= (2.799)(2.389) (2.812) (1.589)
R2=0.584F=12.176 S.E=4.411
模型表示的经济含义为自发性的通货膨胀率为3.35%,这是经济增长引起的;上期的通货膨胀对本期的通货膨胀的影响惯性为39.04%,即人们有理由相信本期的通货膨胀会在上期的基础上保持一定的比例;通货膨胀变化趋势的影响程度为49.3%,即人们还会根据前两期的通货膨胀差额来预测本期的通胀;产出缺口的影响程度为11.194,即若实际GDP比潜在GDP增加1%,将会导致通货膨胀增加11.194%。
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584,定量地描述了∏t的变化中可以用回归模型来说明的部分为58.4%,也就是说模型具有0.584的解释程度。F值为12.176,由于n=30,k=3,n-k-1=26,取显著性水平为a=0.05,查表得F0.05(3,13)=3.41,表明只要F值大于3.41,就能以95%的置信度认为模型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
三、主要结论
1.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还是存在的,只是在一些体制方面与西方国家有差别,导致不是很明显,因而有些学者否认它在中国的存在。在这个模型中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之间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
2.产出缺口在统计上显著影响我国的通货膨胀率。应该说,我国经济发展史上存在的经济过热现象是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者说,实际产出超过潜在产出水平是通货膨胀产生的主要实体经济面因素。如果实际经济当中实际GDP超过潜在GDP,其反映在通货膨胀中将被放大十倍。
3.上期通货膨胀以及通货膨胀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的通货膨胀。
4.虽然在拟合优度不是很高,但从F值我们知道整个模型的影响是显著的,所以在没有引入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模型是符合实际的。
四、治理我国通货膨胀的政策建议
首先,经济过热的不仅是某些地方政府不惜代价追求发展速度的惯的结果,也是中国特定政治周期在经济领域的一个反映:在某个政策规划刚出台的前两年。各地都想把摊子铺大,把基础打好。各级地方政府应该树立全局观念,确保政令畅通;中央政府各有关部门也应管好土地,管好税收。在宏观的几个指标中不能只顾经济增长,在有矛盾的指标之间要注意协调。应该采用稳健的政策防止经济过热,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政策,不应该一味地追求GDP的增长速度。
其次,作为调控者的政府要把好预期这一关,不要盲目地让物价太高,只有让人们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预期,才能保证经济不会过分波动。一方面,要适度控制货币投放的规模和节奏,让货币供给量平稳回落至适度水平;另一方面,要合理引导信贷投放的规模和结构,既要防止信贷过度膨胀,又要通过窗口指导推动贷款投放的结构调整。此外,保持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基本稳定,合理控制水电油气等资源类产品价格,在积极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同时,充分考虑到居民的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以免成为推升物价的叠加因素。最后,加强对国际热钱的监管,防止资产价格,尤其是房价的过快膨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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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税收政策;消费;投资;通货膨胀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5-0019-02
引言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家按照法定的标准和程序无偿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税收的本质体现在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中,即国家征税反映社会再生产中财政和各微观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税收是国家运用课税权所进行的强制课征,它关系到所有个人、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进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活动。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大,税收的作用范围也得以扩展,税收政策已经成为调节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的经济政策工具。但不断变化的通货膨胀会对相对固定的税收政策产生扭曲的影响,从而使得以税收作为调节工具的经济政策的效果产生影响。
一、税收对消费的影响
(一)无通货膨胀情况下对消费的影响
在以生命周期模型为基础的储蓄研究中,税收对当期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有着截然相反效应。对储蓄征收利息税,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使得当期的消费的机会成本降低,这往往会增加当期的消费,减少当期储蓄,这是替代效应。
这里假设当期储蓄为W,利率为r,利息税率为t。在不征利息税的情况下,当期储蓄实现的下期收入为:w[1+ r(1-t)]。
而w[1+ r(1-t)]以无风险利率贴现到当期为:w[1+ r(1-t)]/(1 + r)=w [1 - rt/(1 + r)]< w。
另一方面,征收利息税将使得未来的储蓄目标无法达到,为了达到预期的财富目标,在预期未来收入不发生变化时必须减少当期消费,增加当期的储蓄。如下期储蓄目标财富为w(1+r),则当期的储蓄应为:W0= w [1 + rt/(1 + r - rt)]> w。
基于以上的分析,由于利息税的征收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上对消费产生影响,其最终的结果要看那方面的影响占主导地位。如果替代效应占主要地位,则会对消费起到刺激作用,反之,则会对当期消费起到抑制作用。
利息税的征收对消费的具体影响将取决于个人或微观经济个体的实际分析,特别在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如果储蓄者有其特定的目的,如为自己设立养老基金、医疗基金、教育基金等,在征收利息税的情况下,如果消费者对当期消费的机会成本的降低不予关注,为在期末达到预定的数额,储蓄者则需增加每期储蓄的金额,从而减少对当期消费的需求。
(二)通货膨胀情况下税收对消费的影响
通货膨胀通常被区分为预期通货膨胀和非预期通货膨胀,一般认为,非通货膨胀对效率的影响更大,因为在预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根据预期通货膨胀安排和调整各自的经济行为,而在非预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人们无法按价格水平的变化最合理的安排调整自己的行为。
对微观经济主体征收一定的税赋,会减少其收入或降低其投资收益率,这将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消费起到一定的抑制效应。通货膨胀情况下,这种抑制的影响将会更加的明显。如档次爬升的现象,假定在一定的时间内,个人所得和价格水平即通货膨胀率以同一比率增长,那么以实际购买力衡量的实际收入没有变化,但是,不变的税制是以个人的名义收入为基础征税的。随着名义收入的增加,纳税人容易被推进入边际税率更高的纳税档次,因此,尽管实际收入没有变化,但被征税的比例却上升了,即使纳税人并没有被推入更高的纳税档次,按照最高档税率被征收的税额也增加了,因此通货膨胀将会导致实际税负的增加。
设当期收入为w(当w′≥ w+1时,按更高的税率t′征税),通货膨胀率和个人所得都以r增长,税率为t,则有:
当期实际收入为w,当没有税率爬升时的税后实际收入为:w(1-t);当有税率爬升时:下期的名义收入: w(1+r);税后名义收入: w(1+r)-[(w+1)t+(wr-1) t′];税后实际税后收入:w-[(w+1)t+(wr-1) t′]/(1+r),因为t, t′较小,可认为t - t′近似为0,则化简后税后实际收入为:w[1-(t + rt′)/(1+r)]< w(1-t),{ t′>t,t + rt′> t + rt }。
从上面的推导可以看出,税率档次爬升使得纳税人的实际收入降低,从而使得消费需求降低。
由于免税额和标准扣除额是按名义值制定的,通货膨胀就会产生另一种效应,价格水平的上升,意味着免税额和扣除额的实际价值在减少,结果通货膨胀又使得有效税率上升了。
在没有免税额和扣除额的简单比例的所得税制下,通货膨胀也会扭曲税收负担,在价格水平和收入水平同比率增长时,工人的收入增加多少,税额也就增加多少,一般的通货膨胀不会影响到工薪阶层收入的实际税负。
二、税收对投资的影响
(一)无通货膨胀情况下对投资的影响
税收对投资的影响主要在于对资本税的征收。由于投资者关心不是投资的毛收益,而是税后的收益净额,税收过高过重都会降低个人和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意愿。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任何投资活动都是有风险的,投资的收益就是这种风险一种补偿。但是,政府要对投资活动的收益征收利得税,这通常会被认为是对具有风险投资活动的抑制。但多马―马斯格雷夫的研究发现,税收将政府变成一个被动的合伙人,政府也要承担部分风险,从某种程度上起到了鼓励市场参与者从事冒险活动的作用。
政府对投资活动进行征税,税收不仅影响各种资产的收益,也会影响其风险程度。对投资者的资产投资组合所带来的收益和承担的风险可能直接产生影响的是财产税,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包括证券投资中的印花税,总体来说,对投资所得,财产和投资行为进行征税,会使投资者的整体收益减少,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投资的风险。
(二)通货膨胀下税收对投资的影响
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税收对投资的抑制影响更加明显,因为通货膨涨率上升,名义利率也必然上升,表面上看,收益不变,但税收是针对名义收益,而不是实际收入,考虑到税收的效应,使得实际的投资收益减少。加上通货膨胀使得成本上升,使得投资更加受到抑制。
下面用代数方式来描述这一过程:
设定名义收益率为r, 税率为t ,预期通货膨胀率为e,则进行投资的收益率μ为:μ =(1-t)r - e。
可以认为当税后实际收益率μ>0时,该项目是有投资价值的,否则,将不具备投资价值,即当t
证券市场上对股票投资征收的印花税也是对投资征税的一种。在印花税为双向征税,且税率为t时,而通货膨胀率为e时,预期的收益率为μ,投资者投资A的资本金,只有在下面式子成立时,投资行为才成为可能:[(1-t)2A(1+μ)-A]/A-e> 0。
有下面的条件:μ >(e+2t-t2)/(1-t2) 则需e>2t-t2 成立时,μ才是收入大于零的。
在没有通货膨胀时,即e=0 时,μ>(2t-t2 )/ (1-t)2时,投资才有价值可言,当通货膨胀e大于零时,收益率还需再大于一个附加项e/(1-t)2 ,而这个附加项和通货膨胀率和税率相关,通货膨胀率和税率都增高时,μ值增加的更多。从而使得预期投资收益的门限值增高,抑制证券市场的投资行为。
当证券市场繁荣时,政府通常倾向于多征收印花税,当证券市场低迷时,政府通常会降低印花税,甚至取消。这在中国政府最近关于印花税的一系列政策行为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从理论上来说,任何投资活动都是有风险的,而且具有不确定性。虽然有时会把货币看做是无风险资产,但如果考虑到价格水平的不确定性,货币也存在风险,政府对投资者的投资活动进行征税,税收不仅影响各种资产的收益,而且也会影响其风险程度。例如,储蓄对储蓄收入征收利息税,其结果就是使得未来的消费价格上涨了,从消费影响储蓄,储蓄影响投资的角度来看,对投资产生的效应是降低了投资需求。
当站在债权人的角度看,通货膨胀对其的影响是负面的。但从另一个方向来看,通货膨胀情况下,债务人所付的实际利率,就是名义利率减去预期通货膨胀率,但如果债务人符合某些免税的标准,则可以从应税所得中扣除名义利息支付额,这样,债务人就可以从应税所得中减去没有使实际所得减少的付款,从而减轻了债务的税负。
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通货膨胀将会自动提高税负,会对低收入家庭的应纳税额产生巨大影响,相反,高收入家庭则不受影响,使得税收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变得毫无意义。
通常情况下,通货膨胀使得税负增加的不良影响可以通过减税措施来达到,如提高免税额和扣除额等,但由于相对不断变化的通货膨胀,减税措施只是短时间或瞬间抵消了通货膨胀,过一段时间就需要更进一步调整税收标准。
在诸多的研究和实践中,实行税收指数化是一个十分有效的手段,所谓税收指数化,也就是对个人免税额,标准扣除额,每一纳税档次的最低应税所得和最高应税所得额,劳动所得税收抵免,扣除额和免税额逐步减少的起始点等等,每年进行调整,以消除通货膨胀影响。
中国现在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大量的投资使得通货膨胀几乎成为经济常态,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状况,通货膨胀的时期远远长于通货紧缩的时期,这种状况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会延续。因此,税收指数化是一种调节税收标准的有效手段,可以及时有效地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使得低收入家庭不受通货膨胀引起的税负自动增加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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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洪银兴,尚长风.公共财政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农业发展;通货膨胀;博弈
中图分类号:F323.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5-0039-02
1.通货膨胀与农业收益。通货膨胀是指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在通货膨胀的经济背景下,农产品的价格也会上涨或者是下跌。农产品是一种生活必需品,在一定时期内,其需求量不会随价格波动、收入波动而发生过大的变动。农产品的这一特性使其价格无弹性、收入无弹性,即销售量对价格变动和收入变动的敏感度低。
设R―农业收益,P1―农产品价格,Q―农产品销售量,则
R=P1×Q(1)
对上式取微分得:dR=P1×dQ+Q×dP1(2)
对(2)进行变形得:dR/dP1 =P1×dQ/dP1 +Q
dR/dP1 = Q×(P1/Q×dQ/dP1 +1)
dR/dP1 = Q×(dQ/Q/dP1/P1+1)
而dQ/Q/dP/P即为农产品的价格弹性,记作Ed1
dR/dP1 = Q×(1-Ed1)(3)
由于农产品的需求价格无弹性,即其00,农业收益R增加,而当农产品价格下跌时,即dP
通货膨胀下,价格水平上涨,dP1>0,农业收益增加。通货膨胀下,农业收益会增加,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通货膨胀对农业发展有促进作用。因为农业发展不是决定于农业收益而是取决于其净收益,是农业净收益的函数。农业净收益是农业收益与农业投入的成本之差,通货膨胀会增大农业收益,同样也会增加农业投入的成本。
2.通货膨胀与农业成本。设农业投入的成本为C,投放数量为X,投入品价格为P2,则C=P2×X
对上式取微分,并变形整理得:
dC/dP2 = X×(1-Ed2),其中,Ed2为投入品的需求价格弹性。
农业投入品主要为种子、化肥等,这些投入品的可替代性较低,种子没有替代产品,化肥的替代品也很少。商品用途范围较窄,化肥一旦生产出来,也只能用于农业。另外,这些投入品对于农业生产而言,又特别重要。因此,这些农业投入品的需要价格弹性也很低,属于缺乏弹性的商品,其00,即农业投入成本增加;当dP20,农业投入成本增加。
3.通货膨胀与农业净收益。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通货膨胀对农业生产的收益和成本产生相同方向的影响。而农业发展即不完全取决于农业收益,也不完全取决于农业投入,而是取决于二者的差额,即净收益。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高低是对农业净收益的反应,净收益越高,生产积极性就越大,反之,生产积极性会小。设L为农业净收益,则L=R-C
对上式同时微分得:dL=dR-dC= Q×(1-Ed1)dP1-X×(1-Ed2)dP2
当边际收益dL>0时,增加产量能增加农业净收益;当边际收益dL=0时,净收益已达到最大化,此时,理性的农民是保持产量不变;而当边际收益dL
因此,农业要平稳发展,需要有dL≥0。即Q×(1-Ed1) dP1≥X×(1-Ed2)dP2。由于农业产量Q是其投入的函数,其遵循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对于小麦、玉米、大米这些农作物来说,其产出量大于其投入量,即有Q>X,二者间的数量关系取决于一定的技术条件。小麦、玉米、大米等粮食产品的需求弹性与种子、化肥等投入品的需求弹性相近,都是需求无弹性,它们可以看成近似相同。粮食产品的边际净收益就取决于由生产技术决定的农业生产函数Q = f(X)与粮食产品和农业生产投入品的价格变动程度。在一定时期,只要生产技术没有发生变化,农业生产函数就不会变化。所以,dL≥0这一条件的实现,关键在于农业与上、下游产业对于价格的控制力上。
1.农业与上游产业的博弈。农业与上游产业就农业投入品的价格展开博弈。在农户与农业投入产品的博弈中,农户有两种策略,即购买和不购买,这两种策略下,假设农业产量分别是80和60,并用其代表农业支付;投入品生产商有两种价格策略,即价格保持不变和提高产品价格。如果农户购买,这两种策略对应的厂商支付分别是40和60;如果农户不购买,两种策略对应的厂商支付是20。这样,纳什均衡是(赎买,提价)。
2.农业与下游产业的博弈。农业与下游产业就农产品价格也会展开博弈,农户有两种策略,即卖与不卖,粮食收购商有两种策略,即提高价格与价格保持不变。在农户与粮食收购商的博弈过程中,如果农户选择卖,在农产品价格不变及提高的情况下,农户获得的支付分别是40和80;如果农户选择不卖,无论价格是否变化,农户获得的支付都是20。对于粮食收购商而言,在价格不变时,对应于农户卖与不卖的两种策略,收购商的收益分别是80和10;在价格提高时,应对于农户卖与不卖两种策略,收购商的收益分别是60和10。这一博弈中均衡为(卖、价格不变)。
从中可以看出,农业与上、下游产业的博弈过程中,对上、下游产品的价格控制力都比较弱,这样在通货膨胀发生时,其投入品的价格上涨幅度有可能大于粮食产品的价格上涨幅度,如果农业的投入产出增量不能抵消投入品价格的上涨,上、下游产业就能完全挤占通货膨胀带来的农业收益增加。
从边际收益dL= Q×(1-Ed1)dP1-X×(1-Ed2)dP2分析可知,在通货膨胀下,农产品价格P1和农业投入品价格P2都会增加,但后者上涨的幅度会超过前者,即dP2>dP1,如果农业投入产出函数Q = f(X)所决定的产出增量能抵消投入品价格上涨的程度,即当dP1>X/Q×(1-Ed2)/(1-Ed1)dP2时,农业获得通货膨胀的财富分配效应,农民净收益增加,农业发展。如果农业投入产出函数Q = f(X)所决定的产出增量不能抵消投入品价格上涨的程度,即如果dP1= X/Q×(1-Ed2)/(1-Ed1)dP2,通货膨胀的财富收益完全被上、下产业侵占完毕;如果dP1
3.农业价格控制力弱的原因分析。在农业与上下游产业的博弈过程中,农户只有两种策略,买与不买和卖与不卖,而对于价格的影响力几乎没有,这与农业的市场结构状况有关。中国实行,农户分散经营,经营规模小,其市场结构相近于完全竞争市场,在这样的市场结构下,市场参与者是价格的接受者,只有卖与不卖或买与不买两种策略可供选择。而其上、下游产业的市场集中度相对较高,对价格的影响力较完全竞争市场高。
1.价格保护动态化。为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中国实行了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各省相继推出了粮食保护价格,如河南小麦的最低收购价以2006 年生产的国标三等小麦为标准品,白麦每市斤0.72 元,红麦、混合麦每市斤0.69 元。这种固定的价格保护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的收益,但他并没有保证农业净收益为正。而农业稳定发展是农业净收益的函数。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要保证农民净收益为正,就要使农产品保护价格与农业的净收益挂钩,使其动态化,以确保农民净收益不为负。
2.增强农业的农产品价格控制力。提高农产品价格控制力,一是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改变农业的市场结构,实现规模化的途径很多,但任何途径都以土地的自由流转为基础。另一方面是提高农产品的稀缺程度,商品越稀缺,商品所有者的价格控制力越强。而商品的稀缺程度与产品研发高度相关。为此要加强农产品研发,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作物, 重点发展高产优质高效作物。中国农产品研发能力低,新产品少,美国每年向市场推出的新食品种类大约在12 000―15 000种之间,如美国研发的大豆加工产品1万多个,中国不过几百多个,美国玉米开发3 000多个品种,中国仅有100多个品种。这种低的研发能力一方面使农业的投入产出率低,另一方面使中国农产品专用程度和品质不能满足加工业的需求,直接影响了农产品的加工质量和加工品种的开发,影响农业对农产品的价格影响力。
3.提高农产品的增殖率,强化农民参与农产品流通的能力。农业生产者一般作为生产、生活资料的初级提供者,他们无法参与到农产品的流通与深加工之中,无法享受到在流通及深加工中农产品价值增殖的部分。中国农产品加工深度不够,加工转化率和增殖率低。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加工率,一般在90%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重约为3∶1~4∶1,而中国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只有40%~50%,其中,二次以上的深加工只占到20%,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重为0.8∶1,因此,农产品加工发展的空间还很大。另外,在农产品流通过程中,利润在各个流通主体之间的分配不均衡,批发商、零售商的成本利润率要农民高出许多。因此,要加强流通领域各环节的价格控制,利用政策,调节收购、运输、加工、销售等产后环节利润空间过大的问题,增强农民参与农产品流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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