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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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范文第1篇
关键词：梁平县；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气候变化；年际间变化
中图分类号 Q9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7）06-0025-03
1 引言
重庆市梁平县位于四川盆地东部边缘的平行峡谷区，兼有山、丘、坝多种地貌，幅员面积约1 892km2，其中中部有一块面积超过100km2的平坝，这是古代湖泊沉积形成的，号称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第一大平坝。梁平县属于亚热带暖湿气候，雨量充沛，农耕条件在渝东北地区相对优越，是重庆市产粮大县和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1]。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vity，NPP）是指在自然的环境条件下，植物群落通过自身的光合作用在某一个时间段内形成的有机质干物质量。NPP是分析生态系统中物质形成和能量转化的一个重要指标[2]。在重庆市建设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的机遇下，开展梁平县的NPP的历史变化状况研究，对于巩固现有的农业资源，开发新的天然资源，提高当地居民收入，以及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2 研究方法
资料来源于1955―2013年逐月气候数据来源于梁平县气象局，包括降水量、气温、日照时数、风速、相对湿度等指标。NPP的测算有气象数据模型、遥感数据模型等计算法，本研究采用基于气象数据的气候生产力模型，在众多的气候生产力模型中，周广胜模型在中国适应性最高[3-4]，因此本研究计算方法采用周广胜模型计算梁平县59a NPP，并分析其变化规律。相关计算公式如下：
[NPP=RDI2?r（1+RDI+RDI2）1+RDI（1+RDI2）?e-9.87+6.25RDI] （1）
[RDI=（0.629+0.237PER-0.00313PER2）2] （2）
[PER=58.93BTr] （3）
[BT=T12] （4）
式中：NPP为植被净初级生产力（t・hm-2・a-1）；r为年降水量（mm）；RDI为辐射干燥度；PER为可能蒸散率；BT为年平均生物温度（℃），t为0℃的月均温。
采用SPSS软件分析NPP与r、BT、相对湿度（RH）、风速（u）、日照时数（n）、最高温度（Tmax）、最低温度（Tmin）等气候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得出影响梁平县NPP的关键气候因子，并阐明它们之间的年际间变化趋势。
3 结果与分析
3.1 NPP和气候因子多年均值 计算结果显示，1955年以来，梁平县多年的年均NPP数值为11.357t・hm-2・a-1（表1），这一结果比全国常绿阔叶林NPP实测的10.17t・hm-2・a-1稍高，但在张锐等研究者报道的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常绿阔叶林NPP实测值4.07～13.4t・hm-2・a-1的范围内[5]。
3.2 NPP与气候因子相关关系 通过SPSS软件计算得到NPP与7种气候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NPP与年降雨量、年平均相对湿度之间是显著正相关，且年降雨量的相关系数较高，这说明在梁平县年降水量越充足，以及相对湿度越大，日照时数越小，梁平县的植物群落积累干物质能力越强。NPP与年平均日照时数之间为显著负相关，这说明日照时数越高，梁平县的植物群落累积干物质能力越差，这也显示了本地的植物群落更加喜欢阴凉的生态环境。NPP与年均生物温度、年平均风速、年平均最高温度、年平均最低温度这四个气候因子均为负相关，但是达不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性。
3.3 NPP与气候因子年际间变化 通过图1a可以看出，梁平县NPP年际间波动很大，其中1982年出现了最大值，且在1982年前后两个时间段显示不同的变化趋势。1982年以前NPP呈现上升的趋势，每年增加0.0567t・hm-2・a-1，相关系数R为0.472，1982年之后为微弱的下降趋势，每年下降0.0197t・hm-2・a-1。图1b中梁平县降水量的年际变化波动也很大，由于降水量与NPP之间0.989的高度相关，其变化趋势与NPP高度一致，也是在1982年出现了最大值。其中1982年以前每年增加13.615mm，相关系数R为0.468，1982年之后橄陆登魇疲每年下降7.473mm。根据NPP在1982年前后的差异变化，将相对湿度、日照时数的年际间变化也于1982年分段，由图1c可以看出，相对湿度在1982年以前呈现上升的变化趋势，每年增加0.056 7%，而1982年后则为下降的变化趋势，每年下降0.157 1%，相关系数R达到0.621，这种相对湿度降低的变化趋势可能与全球气候暖化变化的趋势有关[6]。由图1d可以看出，日照时数在1982年之前是下降的变化趋势，每年下降0.019 7h，1982年后为微弱的上升趋势，每年增加0.01h。
4 结论
1955―2013年梁平县的年均NPP数值为11.357t・hm-2・a-1，标准差为0.886t・hm-2・a-1，NPP年际间变化波动大，但是在1982年达到最大值之前为上升的变化趋势，1982年之后为微弱的下降趋势。NPP与年降雨量、年平均相对湿度之间是显著正相关，与年平均日照时数之间为显著负相关。在全球暖化的气候背景下，梁平县NPP未来可能会进一步减少，梁平县的农业生产和自然资源保护都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因此，今后要制定并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技术，通过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发挥梁平县在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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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气候变化;环境规划;“十二五”;适应;减缓
中图分类号 X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2-0079-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2.014
全球气候变化的发生机制、影响及应对是当今国际科学研究和社会政治的热点和难点,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全球气候变化对众多区域自然环境和人类环境的影响正在出现[1 ]。作为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日益重要的新型要素,将气候变化纳入到国家环境规划的框 架中显得十分迫切。本文从分析我国实际国情出发,探讨国家“十二五”环境规划应对气候 变化问题的基本战略,以此为依据有针对性的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规划内容。
1 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家环境规划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我国气候条件复杂、海岸线漫长、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向来较 弱,而随着城市发展和人民需求的提高,气候变化影响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如2007年全国 平均气温达1951年以来的最高值,冬季取暖和夏季降温耗电耗煤导致大气污染特征变化[2],海平面持续升高使得沿海城市的气候异常事件和灾害损失严重[3]。 将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环境保护战略紧 密结合起来已成为当务之急。
作为未来一段时期指导我国环境保护活动的核心文件,在国家“十二五”环境规 划中将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全面、系统地融入环境规划中,其作用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全 球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通过在自然生态、人居环境、产业部门等领域采取积极的应对气候 变化的措施,使气候变化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二是将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 保护紧密结合起来,追求两者之间的平衡,控制应对措施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4]。
我国环境规划工作经过近三十年的探索,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 ,从规划编制到实施的体系、程序和方法,国务院《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 下发将应对气候变化嵌 入到环境规划体系中提供理论、技术和实践应用的支持,形成一套充分考虑应对气候变化的 国家环境规划方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2 我国环境规划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策略
2.1 适应和减缓: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途径
减缓(Mitigation)和适应(Adaptation)是应对气候变化环境影响的两个基本途径[ 5]。减缓是人类对区域环境作用的干预,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源或增加吸收汇减轻气 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适应是在承认气候 变化不可避免的前提下,人类为应对现实的或预期的气候刺激对生态系统和人居环境的影响 而做 出调整。减缓和适应都是人类社会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做出的政策响应行为,但二者针对的主 体有所不同,减缓是针对地球气候系统的人类干预行动,而适应则是针对人类社会本身的自 我调整。
减缓和适应行为并不总是协调,本文根据减缓效果和适应效果将应对气候变化的环境规划措 施分为三类:一是双效行为,即规划措施既有利于适应又有利于减缓气候变化,如提高植被 覆盖率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提高了生态承载力;二是偏减缓的单效行为,规划措施有利于减 缓但不利于适应,如增加水电开发可以减少碳能源消耗,但同时增加了相关流域的生态脆弱 性;三是偏适应的单效行为,这类规划措施有利于适应但不利于减缓,如环境风险应急设施 建设加强了灾害适应能力,但建设和运行过程增加了碳排放。
2.2 基本途径的分析判断
由于大多数气候变化应对措施是减缓和适应此消彼长的单效行为,分别将投资的一半用于更 有效率的减缓活动或适应活动可能比投资于减缓和适应协同措施的净效益更好[6] ,因此单效方案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为适宜。国家环境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是 如何在有限资金的约束下权衡选择何种单效方案,本文依据所收集的文献资料,从行为效益 、实施成本和主体差异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2.2.1 行为效益
国家“十一五”环境保护规划虽然已明确加入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但着重强调的是温室气 体减排,忽略了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建设,这同多年来国际对如何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关注较 多,而对如何适应气候变化重视不够[7]有关。由于各种气候过程和反馈的时间尺 度大,即使在严格实施减排、温室气体浓度实现稳定的情况下,全球气候变化特征仍会因时 滞效应持续若干个世纪[1],其影响所及的资源供需、生产系统、社会关系和政治 文化四个层次的变化难以避免[8]。虽然这些预期影响存在着大量不确定性,但相 应的适应行为必须及早作出, 并将其实施问题纳入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长远规 划中[9]。与适应行为相比,国际社会减缓气候变化的收效甚微,且减缓行动的效 果较适应所需时间长得多,近年来诸多研究和建议也表明,对于气候变化十分敏感和脆弱的 中国而言,适应行动更应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当务之急[10]。
2.2.2 实施成本
目前国内外没有低排放、高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可供采用[11],而工业化过程中人 均能源消费和相应碳排放的拐点出现在国家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 之后,我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前必然需要碳排放空间。更 为重要的是,煤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这一背景下温室气体 排放量的大量增长不可避免。
陈文颖等[12,13]应用中国MARKAL-MACRO模型对我国未来碳排放基准方案造成的GD P损失率进行计算 ,显示同样的减排率下,越早开始实施 减排约束,GDP损失率越大,而如果提前10年或20年进行减排准备,则可以在技术储备、资 本等方面逐渐适应减排的需要,从而大大减小减排对经济的影响。如果现 阶段的环境规划中就实施双效方案或以减缓为主的单效方案,则会严重制约我国的社会和经 济发展,可持续发展目标将受到较大阻碍。因此,以近期为准备,中远期开始正式实施减缓 行为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较为适宜。
2.2.3 适应性排放和国际因素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适应能力和未来排放需求上具有较大差异,基础设施不完善是发展 中国家对气候变化相对脆弱的重要原因,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加强工程性适应措施 的建设,由此也带来对适应性排放的巨大需求[6],我国南水北调、三峡工程都包 含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考虑。这进一步说明采用适应行为的紧迫性和减缓行为的高成本性。
国际因素亦对减缓与适应抉择产生重要影响,其矛盾主要存在于减缓的长期和全球效益与适 应的中短期局部效益之间的平衡问题,减缓的成本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而不利影响的损失 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来承受[10],美国等退出《京都议定书》也大大增加了减排策略 推 行的难度。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适应策略在近期比较现实,是环境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的合 理策略。
2.3 基本策略的分析结论
由于减缓和适应之间存在复杂的权衡取舍关系,依据上述分析和国家方案提出的“适应与减 缓并重”的原则,建议未来我国环境规划中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为“适应先行,减缓后举, 单双结合,重点突出”。在“十二五”期间,应对气候变化采用以适应为主的“单效”方案 ,在同时融入减缓与适应两类措施的前提下,主要通过加大适应行动的力度,使气候变化对 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减缓不作为主要规划方案,但要纳入中远期规划并逐步 推进取得阶段进展目标(图1)。这既涵盖了适应与减缓的双重途径,不会因偏废一方而造成 近期或远期的应对成本升高,同时亦面向我国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问题。
3 我国“十二五”环境规划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领域
3.1 规划层次与领域
按照张兰生等[14]提出的全球变化影响途径,将环境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域划分 为自然承载力、生产系统、社会人居环境三个层面。 根据文献调研结果[1,2,6,11,15],自然承载力层面以自然生态系统、水资源和 灾 害风险防范问题最被关注,生产系统层面的主要问题包括低碳经济和敏感生产部门应对,社 会人居环境层面中,城市化环境效应和海岸带城市预期影响较大(图2)。这七大问题中,适 应行为 需求占绝大多数,低碳经济体现了减缓行为,符合本文提出的“十二五”环境规划应对气候 变化采取偏适应的单效行为的基本策略。
3.2 自然承载力层面
自然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西部地区湖泊、冰川、冻土、积雪等多种生态系统呈衰退状态 均与气候变化有关,如 气温上升1.5 ℃则草原旱区相应增长总面积将占国土面积的20%,为荒漠化提供潜在条件 [11],海洋生态系统珊瑚礁、红树林的变化亦敏感。通过环境规划增强自然生态系统 的适应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态系统和自然界本身的调节与恢复,强化气候变化背景下 的监测评估和有效保护;二是减缓人为影响和干预,通过情景 分析估算气候变化背景下生态系统承载能力 并依此确定流域或区域开发利用的上限。
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体现为径流量和降水分布变化。近五 十年来我 国六大流域天然年径流量整体上呈减少趋势,其必然导致环境容量的降低,加剧环境污染,引起社会、经济、资源与环境的连锁变化[16,17]。应对气候变 化的环境规划在城市发展中必须考虑未来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同时降水量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城市用水尾水的水质水量,对水量增多的地区要考虑环境规划 中 污水处理能力和规模设计,对水量减少的地区,则要考虑径流减少导致的水质进一步恶化和 最优治污方式的选择。
应对气候变化不仅需要关注最可能的气候情景,并且要特别注意低概率、高影响事件即灾害 和风险所带来的影响。研究显示,与温度相关的极端天气事件的变化与区域气候变暖关系密 切[18],而水源地污染等相关环境风险会同时增大。气候变化中的环境风险往往不 易事先被识别和判断,很难在规划措施中规避,制定和实施环境规划时 应根据可能发生的气候变化灾害风险充分设计、做好预 留,并建立各种情景模式下的风险预警与应对机制。
3.3 生产系统层面
全球变化同样对经济效率和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日趋严重的影响。美国气象局研究表明, 不同行业对气候因素的敏感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农业、航空、建筑、渔业、林业、交通、工 业[6]。如农业生产土壤有机质的微生物分解将加快,造成地力下降,同时作物 生长季节延长,昆虫繁衍加快,农药和化肥的施用量将增大,农业面源污染面临源强增加和 范围扩大的压力。工业部门需要能源的强力支撑和对水资源高度依赖, 化工、冶炼等高耗能和高耗水行业的扩张受资源和容量约束凸显。纳入气候变化因素的环境 规划应当从产业结构调整入手,以循环经济、高效农业为主要规划手段加以应对。
生产系统既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方面,也是减缓气候变化的最主要途径。依据前文提出 的规划策略,“十二五”环境规划亦应着手减缓应对措施的准备,逐步开展“低碳经济”建 设将成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突破口[19],减排的涵义不仅指污 染物排放的减少,还包括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20]。从我国“十二五”环境规划起 ,应把低碳经济列为环境规划节能减排的规划指标之一,以循环经济为主要手段推进能源结 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低碳经济发 展模式。值得指出的是,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我国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还将持续增 长,低碳经济将使中国面临开创新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挑战,应充分论证、逐步推行。 为在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前提下逐步实现低碳经济模式,“十二五”环境规划碳减排 指标可先在发达省市选择性进行,在中远期规划再推广为强制性约束性指标。
3.4 社会人居环境层面
作为高度开放、不完整和脆弱性强的复合 系统,城市在人居生态和社会消费两方面最为集中地承受了气候变化环境效应和问题。热 岛效应是人居生态在气候变化和城市化相结合的最突出表现,其诱发的连锁气象变化(如“ 雨岛效应”、“雾岛效应”、“暗岛效应”等)近年来在我国逐渐突出[21],而应 对气候变化的社会消费随着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也日趋增加,中国气候耗能量正由气候灾害 驱动型向温度驱动型过渡,特别是在较发达地区的城市,其中气温为关键性因子,气候变暖将使城市用电压力呈继续增 大的趋势[22,23],并由此带来要素污染结构和污染分布的变化。应对气候变化的 城市环境效应和新发污染问题的关键是加强气候变化对不同区域城市的影响和规划研究,特 别是突出城市排水系统、污水处理设施以及城市能源供应设施脱硫脱氮设施等适应气候变化 环境效应的措施,并在环境规划中予以体现和落实[15]。
沿海是中国人口稠密、经济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中国沿海地区大多地势低平,建成环境极 易遭受因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各种生态环境威胁,如沿海生态与环境受损、咸潮上溯加重、海岸侵蚀、土壤盐渍化等。近30年来,以气候异常为主要原因造成的中国沿 海海平面 平均上升速率为2.6 mm/a,并预计未来30年继续上升至2008年升高80-130 mm[3] 。海岸带地区环境规划应当针对不同的人工 建成环境分类设计和实施规划。在宏观决策层面,对重要的沿海地区采用防护的方法,其它 地区根据发展需要选择防护、顺应或后退;在微观技术层面,对采用防护手段的地区按照预 防与治理相结合、陆地与海洋相结合、工程措施与生态措施相结合的原则强化防护对策,如 加强沿海及入海河流堤防工程建设和海防林建设。
4 结 语
把应对气候变化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创新型国 家结合起来,既是从源头预防、根本解决气候变化环境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也是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承担国际责任,从环境保护角度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而努 力做出的贡献。采取适应行动是国家“十二五”环境规划应对气候变化最紧迫的任务,减缓 不作为主要规划方案的核心内容,但要纳入中远期规划取得阶段进展目标,从长远角度看, 其与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协调一致。
必须指出,我国环境规划的实施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量化考核指标的系统性和重点实施工 程的可操作性,要保证“十二五”环境规划中应对气候变化方案落实执行,应特别注意科学 规划目标和指标以及重点工程的保障。规划目标按照环境保护突出重点、少而精的原则增列 1～2项可监测统计、能定量考核、易分解落实的鼓励性指标,重点工程紧密围绕三个层次覆 盖七个重要领域,优化预算投资和加强部门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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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Integrating Climate Change Factors into Environm ental Planning of the National 12th Five Year Development Plan in C hina
YANG Xiao LI Yangfan YIN Rongyao SUN Xiang ZHU Xiaodo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ollution Control
and Resources Re use,School of the Environment,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China)
Abstract Effect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limate change have been going further now adays. National Five Year Development Plan in China should have specific po licies on how to take climate change impacts into account through the environmen tal planning. Based on analysis of behavior benefits, implementation costs, adap tive emission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a basic strategy called singleeffect
by adaptation was proposed. In the environmental planning of the national 12 th Five Year Development Plan, adaptation and mitigation should both be i ntegrated to respond to climate change, while adaptation behaviors weight more.
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低碳经济； 能源审计； 会计信息； 公司环境核算系统； 国际趋同
一、引言
当我们热衷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就决定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依赖于经济发展。追求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人类生存的环境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关系到人类的生活质量，这一影响使得人们的生活态度有所转变，生存质量的好坏成为人们日益关心的最热门的话题。由于生存环境关系到人们的身心健康，更关系到人类的生存质量和高质量的繁衍生息。当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更加关注生存环境的时候，人类对“生存质量”改善的关心远远比“生活水平”的提高强烈得多。人类对生存环境有效改善的期望预期比以往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来，人类渴望与环境“和谐”相处，这种“和谐友好”的关系在人类生活中处处可以得以体现。“气候变化”必将引起人类对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就成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低碳经济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规则，以经济增长为目标，以改变能源、产品结构为导向、以清洁技术为手段的使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平衡发展的模式。中国已向世界承诺的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
～45%的目标，使得我们在节能减排方面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和手段，对公司的能源审计就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而能源审计所需信息来源离不开公司财务的提供，但现行的会计信息的提供还停留在传统的核算体系上，传统的会计体系由于只能提供相应用货币反映的信息，不能提供相应的实物量指标，而公司环境核算系统（CEAS）则能满足这些条件，并能为能源审计提供其所需的信息资料。
二、能源审计与CEAS
对一个公司而言，能源审计是根据国家有关能源法规和相关标准，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方法，对企业能源的物化消耗过程通过财务会计信息加以反映，在对能源利用状况进行审计、诊断和分析的同时，对环境效果进行监测和评价，从而寻求耗能效益的最大化。由此可以看出，能源审计包括两个环节：节能监测与审计。能源审计依据的国家有关能源法规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规定的有关条款：“国家对重点用能单位要加强节能管理，各级节能管理部门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重点用能单位的能源利用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可以委托具有检验测试资格的单位，进行节能的检验测试”。除此，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的节能法规也是能源审计得以展开的法律法规。
公司环境核算系统（CEAS）提供公司日常商业活动的年度环境影响的综合评估系统，是控制经济对自然环境影响的一种工具，有助于更高质量的生活。这个核算系统正适合解决当今世界所争论的焦点问题：气候变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这一国际性法律文件为公司环境核算系统（CEAS）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契机。当今世界由于过多的能源消耗造成了环境的严重污染，过度地消耗化石能源这一不可再生资源而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势必对气候的变化产生严重的影响。传统的核算系统由于是建立在经济利益上而没有考虑相应的社会责任，从而显得公司不愿意承担由于自己的产出而不考虑由此造成的社会责任。“选择一个局部的、非货币的并且以产出为导向的方法，这个方法只处理公司的日常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并且用非货币单位度量这些影响，通过将其自身局限于许多与公司社会责任相关的问题中的一个，将这个方法选作公司核算系统（CEAS）是合适的。”公司传统的核算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建立是以市场环境下的交易为前提的，其核算动机及追求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将外部不经济转嫁给社会，其社会成本的不计量不能体现为完整的会计核算体系，表现出只是形式上的没有具体实质性的社会责任信息，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没有成为人类的共识。通过公司环境核算系统（CEAS）的建立，公司责任和社会责任可以统一在同一系统下，货币与实物量同时计量反映，从而打破传统的会计核算框架体系，成为更加有效地衡量公司经济活动以及在这一前提下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的国际趋同的核算系统。
三、能源审计的支撑：财务会计信息
在能源审计的内容中，涉及相关财务信息的项目包括：1.能源管理概况中的能源管理、采购、出入库制度等；2.用能概况及能源流程中的各种能源使用状况、管理使用流程等；3.能源计量及统计状况中的计量器具配备情况；4.能源消费指标的计算分析中分品种能源消耗、分摊指标计算等；5.能源成本指标计算分析；6.产品综合能耗和产品能耗指标计算分析；7.主要用能设备的运行效率计算分析；8.节能量计算和评审节能技改项目的财务和经济分析。
在上述能源审计内容中，每项内容几乎都涉及财务会计信息，如我们通常熟知的原材料出入库的核算与管理、生产过程中原材料、动力费用等的耗用情况、固定资产及低值易耗品等的购入及使用情况、消耗的各种直接及间接材料和动力费用等在各种产品中的分配、消耗的能源材料占总成本的比重、机器设备的使用效率、能源消耗量的效率分析以及财务会计通常采用的经济分析方法等。从表面层次上看能源审计与财务会计相差甚远，但两者之间有其本质的内在联系，链接两者之间的链条就是两者之间信息的供求关系，能源审计需要会计提供耗费能源的所有资料，财务会计为能源审计供给真实客观的信息。这里的供求关系也需要一个平衡，如果供不应求对能源审计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那么信息的失真是能源审计难以容忍和接受的。从能源审计与财务会计信息的关系可以看出，财务会计信息是能源审计得以顺利展开的前提保证，而能源审计则是对财务会计信息加工整理的必然结果。会计核算的准确与否决定着能源审计的成败，能源审计的准确有效对财务会计信息的提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源审计与财务会计两者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能源审计是目的，财务会计是基础。
四、对会计核算方法的影响：环境因素
纵观各国会计发展历程，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法律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等都对会计变革和发展产生影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这一国际性法律文件预示着已经将低碳经济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这必将引起各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相应改变，对二氧化碳的排放备受各国政府高度重视，中国政府已向世界承诺：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2006年我国财政部颁布了1项会计准则、38项具体准则以及相关应用指南，到2011年，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已实现持续全面趋同。这标志着我国会计准则和会计实务与世界接轨，实现了国际化下的标准化。当今的信息技术无孔不入，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财务会计首当其冲，对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会计信息只有体现综合性的特点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这一特点要求企业不仅要提供用货币作为计量单位的会计信息，更要求企业提供信息使用者需要的其他计量单位的会计信息来满足其需要，这必然产生计量手段的变化：货币计量手段向综合计量手段的转变。当今社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渗透与融合，控制论、协同论、系统论和管理学等学科对会计学产生了巨大冲击与影响，财务会计提供的会计信息必将发生显著变化，传统会计那种单纯依靠事后记账、算账、报账，不能提供前瞻性的信息，仅以提供历史信息作为主要账务处理、分析方法的一门单纯的学科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变迁，传统会计具有的核算和监督两大职能已不能充分体现现代会计应具有的特征，预测、计划、核算、控制、监督、分析和考核更能代表飞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对会计的本质要求，会计学科越来越凸显出来的综合性特征被现实所接纳而迸发出极强的生命力。随着环境问题的提出，联合国建立了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系统（SEEA；1993a），“它利用物质平衡的方法展示了经济与环境之间一整套的相互作用。”相应地在宏观层面上，欧洲、美国及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均建立了类似的核算体系。在微观层面，一些国家提出并建立了公司环境核算系统（CEAS），该系统作为反映日常经济活动年度环境影响的综合评价系统，控制经济活动对经济的影响。它突破了传统会计核算的局限性，在传统核算采用的货币计量方法的基础上，引入了数量单位这一计量方法反映环境对经济的影响，是对传统会计理论和方法的充实、完善和提高，这一适应环境因素的新兴的会计核算领域将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地发挥会计应有的作用，更能体现会计发展的方向。
五、传统核算的愿景CEAS
传统的会计核算方法立足于公司本身的经济利益，为社会公众所提供的经济信息是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按照信息需求者的不同偏好，按照会计法规以及会计准则等的要求来反映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信息，这一信息只能反映出公司资金运动的结果和经营成果。难以避免的是，币值是否稳定和市场周期的变化等客观因素将对会计信息的提供或多或少有所影响，波及公司的盈利水平和资产负债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货币层面上，但实物量不会受其影响，用货币反映出来的信息极容易被主客观因素所制约，用货币反映出来的会计信息虽然能使社会公众习惯地加以接受，但常容易被“粉饰”。
“公司环境核算系统：对抗环境质量退化的一种管理工具”。这种核算系统体现了对传统的核算方法的一种演变，这种演变也像会计核算原则一样具有重要性。公司环境核算系统是在传统的会计核算体系下，由只有货币表现的会计信息这一单一模式扩展到货币与实物（数量）同时为社会公众提供有用信息的综合模式。这种综合反映公司经营状况即经营环境的模式，不仅能充分体现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效果，更能表现出公司的社会责任感，耗用社会资源的状况以及对环境的影响。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公司环境核算系统为有效解决公司的外部性问题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一种有效方法。
CEAS是在传统的会计核算基础上，依据投入与产出的相互关系，对公司在生产和提供劳务的过程中所消耗的能源，从其投入（如原材料等）到产出过程中所形成的废弃物、污水、二氧化碳等对环境的消耗与影响，专门设置相应的用数量计量的账户加以计量和反映。尤其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用这样一个账户加以计量和反映更能体现一个组织的盈利能力的强弱、经营期间的长短、经营效果的好坏、管理水平的高低、外部是否经济以及对外部不经济的社会责任。
六、基于CEAS的能源审计
能源审计贯穿于企业的整个生产过程，即从投入到产出的产品生产过程无不体现能源审计的痕迹。但其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产品生产是以能源消耗为前提的。能源审计的一些核定方法中，绝大部分所需信息都需要财会部门予以提供：如能源审计产品产量的核定所需信息与企业产品的完工入库以及未完工产品的完工程度紧密相连，也可以说能源耗费与企业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与在产品之间的分配是密不可分的；能源消耗数据核定中要求既要考虑直接的能源消耗，还要考虑相关间接能源消耗对产品生产的影响，如不构成产品成本的管理、销售等非生产部门的能源消耗以及委托加工产品过程中的能源消耗；能源价格与成本的核定方法中，所需要的价格按实际成本确定，如有不同的价格时以加权平均单价确定，完全依据的是会计的核算方法；在企业能源消耗技术经济指标平均分析方法中，不仅要计算产品总能耗，还要计算产品的单位能耗，与企业成本核算中产品总成本与产品单位成本的确定方法一致，其中包括产品直接和间接对能源的耗费；在企业能源利用状况的评价中，要对所耗的所有能源，包括热、电、水、油等分别根据会计成本核算中的各种费用分配表所提供的资料进行分析评价，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至关重要的―环境效益评价，这一点正与公司环境核算系统中的环境核算紧密联系起来。公司的财务会计核算与环境效益核算的紧密结合就是公司环境核算系统所要反映的内容，这无疑表现出能源审计所依赖的信息来源应该是这一通过在传统核算体系的基础上拓展了的环境核算系统。
能源审计包括三个层次，即耗能―耗能对象―产出效率，这同传统的会计成本核算十分相似：材料等费用的消耗―成本计算对象―产品（成本的高低是效率的反映了）。从这一点上看能源审计贯穿于企业成本核算的全过程。有所区别的是，企业发生的所有能耗都属于能源审计的内容，包括生产耗用和非生产耗用的能源消耗；而会计核算则按费用的归属对象分别计入了产品成本和期间费用。但其相同点表现在：能源消耗在成本费用分配表中均得以反映，包括货币和实物量的信息，这一点反映了能源审计对成本核算信息的依存度。这些内容表现出能源审计是建立在传统的会计核算基础之上的特点。
不论从投入到产出还是从购入到最终使用形成有效能源，生产对环境终将产生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排放和废弃物。排放和废弃物在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均存在，能源审计要评价生产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在目前状况下需要依靠企业各个部门提供的有用信息。CEAS这一环境核算系统由于提供的是货币和实物量等综合性信息，用货币的形式反映企业的经济效益，用非货币即数量的形式反映企业对环境的影响，基本可以满足能源审计所需要的财务方面的信息，相对减少了能源审计的工作量，降低了能源审计成本。能源审计可以依据CEAS所提供的货币和实物量等综合性信息稍作加工整理，结合其他非财务会计信息就可以完成审计工作，对公司作出真实有效的能源审计结论。
如果CEAS的建立可以改变能源审计目前信息搜集比较分散的缺陷的话，建立公司环境核算系统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全球的趋同：反映企业的双重责任――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人类日益关注环境保护追求生存质量的时候，社会责任感的增强对提升企业的公众形象至关重要，达成共识更能反映出一个国家走低碳经济之路的决心和措施。
七、结语
能源审计需要大量的财务会计信息，这一信息需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货币量指标；二是实物量指标。而传统的会计信息还不具有这一特性，对外提供的会计信息只是用货币量表现出来的，相关的实物量信息需要查阅相关账簿才可获得。当然，这是在会计资料健全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的，现实情况往往达不到如此理想的状态，当一个企业会计核算制度不健全，会计人员的职业素养难以达到要求时，企业很难为能源审计提供完整的财务会计信息。而CEAS则是对传统核算方法的升级，是在传统核算方法提供货币量指标的同时，考虑对环境的影响而增加实物量指标，充分体现出企业的双重责任。由于CEAS这一升级版的特点，不仅能适合能源审计对财务会计信息的需求，更能充分体现环境保护理念在公司核算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国际接轨的低碳经济环境下实现CEAS国际趋同是历史的必然。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S].2007.
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范文第4篇
关键词：碳税碳交易环境规制
一、碳税与碳交易的涵义区别
（一）碳税的涵义及分类
碳税以环境保护为目的，以二氧化碳排放单位为征税对象，通过消减二氧化碳排放为手段来实现环境规制，具体可分为：
1.按照实施范围不同，可分为国内税、国际税和协调的国家税。前两者的划分标准是不同的国家体系，后者是指在一个宽松的国际框架下由各国自主决定的税收体系。
2.按照征税依据不同，分为实际排放量碳税和估算排放量碳税。两者以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监测为依据，前者技术上不易操作，征税成本也较高，目前国际上常用的是后者。
3.按照税率水平不同，可分为差别碳税和统一碳税。前者是指在不同行业或地区实施不同的碳税税率，后者则指实施统一、特定的税率。目前理论界普遍认同差别碳税。
4.按照实施目标不同，分为激励目的碳税和财政目的碳税。前者是以提高燃料或排放的价格为目的来消减能源及其他来源的温室气体排放，后者以筹集财政资金为目的，政策要点在于形成稳定的税收来源。
（二）碳交易的涵义及其分类
碳交易是一种以碳资产为交易对象的金融活动，把气候变化、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以市场机制解决低碳发展模式下的科学、技术和经济问题。它一方面将金融资本直接或间接地投资于创造碳资产的项目和企业，另一方面来自不同项目和企业产生的减排量进入碳金融市场进行交易，被开发成标准的金融工具。具体分为：
1.基于配额的碳交易。指在特定区域或特定时期，基于节能减排目标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是既定的，不同配额所有者可根据实际需要，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自行购买或出售所需配额。配额具有可分割性、可传承性和累积性等特点。
2.基于项目的碳交易。与配额交易不同，基于项目的交易主要是针对具备节能减排效果的实施项目，由买主向该项目购买减排额度。在项目购买条件下，交易标的具备可转让性和可分割性，但不具备传承性，因而其使用范围受到限制。目前国际市场中基于配额的碳交易主要是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下的欧盟配额（EUAS）。基于项目的碳交易主要是《京都议定书》中清洁发展机制（CDM）以及联合履行机制下分别产生核证减排量（CERS）和减排单位（ERUS）。
二、碳税与碳交易利弊比较的经济学分析
（一）碳税与碳交易的经济基础
1.碳税——以价格为基础的环境规制手段。环境税作为碳税的理论基础最早由庇古提出，也称“庇古税”。1920年，庇古设计了福利经济学中的环境税概念，提出对污染者征税，以纠正市场活动中的负外部性影响。此后，政府将这一理念加以运用，对具有负外部性的污染企业进行征税，并将税收所得作为抵消污染效应的经济补偿。在低碳发展模式下，碳税侧重对污染排放企业排污成本的监督。通过对排污企业进行征税，污染企业的排污成本得以增大，出于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考虑，企业必然自行控制污染排放量，从而达到环境规制的目的。
2.碳交易——以数量为基础的环境规制手段。碳交易侧重既定排污权利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分配以增加污染的社会成本的考虑。罗纳德·科斯最早提出社会成本概念，他认为要实现外部成本的内部化，一个有效手段是在污染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排污权分配。此后，多伦多大学的约翰逊·戴尔斯在其《污染、财产与价格》一文中提出数量为基础的交易机制。这一理念随后被美国环保署加以引用，并于1977年在《清洁空气法案修正案》中得以法律确认。目前理论界普遍认为，碳交易相对于碳税而言更具有政策吸引力。
（二）碳税与碳交易的优劣分析
1.碳税效果评估。碳税是一种最为直接有效的经济手段，其优点包括：（1）能够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据估算，在五档碳税税率（10元/吨、20元/吨、30元/吨、40元/吨、70元/吨）下，分别计算碳税的税收影响，可以得出10年动态累计碳税税额(10年动态累计碳税税额为企业碳税税额与居民碳税税额的加总，即累计碳税税额=企业碳税额+居民碳税额)分别为1238.03亿元、2433.48亿元、3589.26亿元、4707.98亿元、7864.71亿元。（2）可操作性强、实施成本低。碳税通常在化石燃料进入经济循环的开始环节进行征收，因而只需要对很少的一些经济体征收碳税即可覆盖所有的化石燃料消费。
但是，碳税的刚性特征对能源密集型部门产生的影响非常显著。例如，要将二氧化碳排放量限制在1993年的水平，日本必须从1993年起征收4000日元/吨的二氧化碳碳税，并以后逐年增加1000日元/吨碳税。如果把减排的社会效应用每吨二氧化碳减少的GDP值来衡量，将达到45-50万日元/吨二氧化碳的高昂成本。此外，开征碳税的影响将随着时间流逝对经济的影响不断增大，碳税税率越高，增强的幅度越大，对GDP的负面影响也将越大。
2.碳交易效果评估。在环境容量和减排总量既定的情况下，碳交易的优势有：（1）能够加强初始排放权分配的有效性，维持既定排放总量。与碳税相比，碳交易更关注既定排放总量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理分配，通过交易权的分割与转让，实现污染排放边际成本的增加，以起到约束经济体排放行为的目的。（2）规则简便，成本低廉，发展迅速。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全球碳交易市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目前国际碳交易发展格局中，强制市场为主、自愿市场为辅；配额市场为主、项目交易为辅。据统计，2008年全球碳排放权交易总成交量已经达到48亿吨二氧化碳量，交易金额超过1260亿美元，发展速度超过碳税。
但是，碳交易对本土市场的发展影响较为显著，例如存在价格波动的风险、交易各方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交易无法迅速完成等等。此外，目前碳交易市场建设滞后，世界碳交易目前主要通过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加拿大蒙特利尔气候交易所、澳大利亚三大气候交易所和印度气候两大交易所等进行交易，发展中国家的碳交易市场仍处于筹备阶段。
三、中国实施环境规制的策略选择
（一）碳税征收应循序渐进，同时酌情减免企业的其他税负
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对传统黑色能源的依赖度较高，因此在碳税的征收上应当细致考虑，既要根据能源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制定合理的碳税征收机制，又要避免欧洲发达国家高额碳税的激进征收方法，以将社会的运行成本降至最低。此外，为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征收碳税需要高度关注企业的税负问题，适当减免企业其他税负，以实现企业税负比率零增长，避免打击企业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①。
（二）加快碳交易市场建设，构建碳交易市场的技术路线
我国目前的碳交易市场仍处于建设阶段，应合理借鉴国际碳交易市场的经验，推动国内统一碳交易市场的形成，以市场化手段加快推进环境和能源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建立一套与发展全国统一碳市场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改变目前政策规划不明、法律缺失的状态；其次，要发挥现有排放权交易所、CDM技术服务中心等机构在构建区域性的信息平台和交易平台的作用，鼓励全国各个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积极构建碳交易区域市场，为建设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提供平台支持②。在此过程中，我国要特别注意妥善解决碳交易市场在全球碳定价权中的敏感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