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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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第1篇

关键词：低碳发展；碳排放绩效； LMDI分解法；人类福祉；中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K901.2 文献标识码：A

2009年我国政府承诺：以2005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为基础，到2020年将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削减40%～45%。在此形势下，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我国乃至中部地区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的有效途径。中部地区目前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进程，资源消耗和环境压力加大，碳排放是促进中部崛起所面临的不可忽视的约束因素。已有研究表明，促进经济发展、提升人类福祉必然带来一定量的碳排放，但只要提高碳排放绩效，实现高的经济发展和人类福祉水平并不必然带来很高的碳排放[1]。因此，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背景下，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人类福祉之间的绩效关系是值得探究的重要议题。目前，将碳排放和经济发展关联起来进行碳排放经济绩效分析开始成为低碳经济研究的热点。从已有研究来看，一些关于碳排放经济绩效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关注区域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脱钩、复钩问题[2，3]，主要着眼于经济视角，表征的是单位碳排放所创造的经济产出，即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或碳排放的经济效应[4，5]。

一些研究已经开始重视人类福祉视角的碳排放绩效问题。诸大建等指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指标难以全面刻划碳排放绩效，尤其是由于福祉门槛效应的原因，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指标度量仅限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而非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6]。显然，基于福祉导向进行碳排放绩效研究是民生福祉建设下更具创新意义的研究命题。在这一方面，王圣云对中部六省人文发展（人类福祉）的生态效率进行了定量评价和比较研究[7]。诸大建等基于经济社会福利视角提出了碳排放绩效衡量指标，并对二十国集团进行了实证分析[8]。谌伟等基于福利视角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及其效应进行了评价，并对中、美、英三国进行了比较分析[9]。综上可知，尽管关于福祉视角的碳绩效研究在国内一些研究成果，但在理论方面，主要在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的概念界定、评价模型构建等方面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在实证方面，对处于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中部地区进行碳排放绩效实证研究成果较少。本文将首先在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图解分析基础上，基于福祉导向以及福祉提升的去碳化视角，提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的概念框架和内涵；然后基于碳排放绩效的概念框架以及碳排放量、人类福祉的计算公式，构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测评模型；再对中部六省1990年～2008年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进行评价和时空比较分析；最后应用LMDI分解法对中部地区碳排放绩效的效应进行分解研究。

1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1.1 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概念框架与图解分析

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不是经济增长本身，而在于人类福祉水平的提高。然而，提升福祉必将受到碳排放的约束[10]。碳排放绩效概念的核心思想是以最小的碳排放来获得最大的产出。以作者之见，经济发展的去碳化过程是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提高过程。从福祉导向来重新界定碳排放绩效，福祉提升的去碳化过程则是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提高过程，即福祉趋向最大化，碳排放趋向最小化的动态过程。因此，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可用人类福祉指标和碳排放指标的比值来表示。图1中，横轴表示人类福祉，HW0表示基期的人类福祉，HWT表示T年的人类福祉。纵轴表示碳排放，以CE表示。从A到B，碳排放指标值不变，人类福祉从HW0到HWT。从A到C，人类福祉指标值不变，碳排放从CE0到CET。将AB称为福祉增长过程，AC称为去碳化过程，图中阴影部分即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提升区域。

1.2 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评估指标与模型构建

目前，较好的福祉测评指标有ISEW（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11]，ISE（Index of Economic Welfare，经济福利指数）[12]和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人文发展指数）[13]。其中，人文发展指数（HDI）是依据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构建的衡量人类福祉最简明、最著名的指数，由寿命指数、教育指数和收入指数综合而成[13]。需要说明的是，因为人文发展指数是人均意义上的指标，为了保持统一，碳排放指标采用人均碳排放量，人口总量采用户籍人口数。

碳排放量计算则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将最终能源消费种类划分为8类，包括煤炭、焦炭、原油、汽油、柴油、煤油、燃料油和天然气。根据燃烧的燃料数量以及碳排放系数来进行碳排放量估算，碳排放系数计算公式为：碳排放系数=氧化率×含碳量×低位发热量。各种类型燃料碳排放系数见表1。计算出各种化石燃料的碳排放系数，与各种燃料的消费量相乘即可计算出各种燃料的碳排放量[5]。

构建的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评估模型见公式（1）：

CEPHW=■=■=■=EPHW・CEPE （1）

CEPHW （Carbon Emission Performance of Human Well-being）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衡量单位碳排放所获得的人类福祉；HWI（Human Well-being Index）为人类福祉指数；EPHW（Economic Performance of Human Well-being）为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反映的是经济发展成果的民生享有。CEPE（Carbon Emission Performance of Economy）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PGDP（Per capita GDP）为人均GDP；PCEI（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为人均碳排放量。可见，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即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和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的乘积。

1.3 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的驱动效应：分解方法与模型构建

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效应的分解模型采用LMDI分解法，该方法由Ang[14]等人提出，是目前国际上常用的因素分解模型。根据LMDI模型，基期和T年的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可表示为CEPHW0和CEPHWT，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可表示为CEPHW0和CEPHWT，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可表示为CEPE0和CEPET。从基期到T年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变化值为总效应HCEP，由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变化值EPHWeff和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变化值CEPEeff两部分组成，见公式（2）-（4）：

CEPHW=EPHWeff+CEPEeff （2）

EPHWeff=■・Ln（■） （3）

CEPEeff=■・Ln（■） （4）

若EPHWeff、CEPEeff为正值，表示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变化促使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增加，称为增量效应，表现为驱动效应；反之，称为减量效应，表现为抑制效应。

1.4 数据来源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和湖南，即2006年《中部地区崛起规划》提出的中部六省。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出版的历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历年中部六省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因为1990年和199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并不是采用现行取对数的方法来调节人均GDP（PPP$），而是使用Atkinson收入效用公式进行人均GDP的折算（UNDP，1997），因此按取对数方法对1990、1995和1997年的人均GDP指数重新进行估算，使其具有可比性。为了使指标数据保持年份一致，本文碳排放、人均碳排放等数据选取年份和HDI数据保持统一，分别选取1990、1995、1999、2005、2008年的数据。

2 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评估

2.1 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

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先增后降，呈现倒U型，在1999年达到最高，2000年后中部六省单位碳排放的经济产出并未提高，反而下降。1990年～2008年，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基本上一直呈现河南最高，江西次高；山西最低，安徽次低；两湖居中的格局。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得分最高的河南和得分最低的山西相比，1990年河南是山西的3.5倍，2008年增加为5.2倍，可见，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省际差距明显（图2）。从图2可见，1990年～2008年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的省际绝对差距经历了先扩大、后缩小的演变过程。但总体而言，其省际差距是扩大的。

2.2 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

从图3可以看出，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整体呈递减、趋同趋势，其省际差距趋向缩小。1990年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得分最高的河南是得分最低的湖北的1.4倍，而2008年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得分最高的江西比得分最低的湖北仅高0.056。需要指出的是，2005年中部六省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得分处于最低值；2005～2008年，中部六省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均略有上升，表明经济发展成果的民生分享步伐开始加快。

2.3 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

从图4来看，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整体呈递减态势，其省际差距整体缩小。1990年中部六省的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极差为1.91，2008年为1.08。1990年～2008年，河南的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一直最高，江西次高；山西最低，安徽次低；两湖居中，这种格局和趋势与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特征较为相似，表明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主要是由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决定。河南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降幅最大，由1990年的2.43降低到2008年的1.34，降低了1.09；山西降幅最小，从1990年的0.52降低到2008年的0.26，降低了0.26。

3 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分解与测度

3.1 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测度

1990年～2008年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波动较大。其中，1990年～1995年，河南、江西、安徽三省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为增量效应，对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表现为驱动效应；山西、湖北、湖南三省的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为减量效应，对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表现为抑制效应。1995年～1999年，中部六省的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均为增量效应，且较之1990年～1995年的增量效应更为明显，其中湖南由1990年～1995年的减量效应到1995年～1999年变为增量效应，最为明显。1999年～2005年，中部六省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均为减量效应，其中湖南的减量效应最为明显，江西次之。2005年～2008年，中部六省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均为减量效应，减量效应比1990年～1995年整体有所减弱，唯有河南减量效应仍较严重，表明河南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对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的抑制效应较为突出（表2）。

3.2 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测度

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整体是递增的，呈增量效应，且呈趋同趋势。但1990～1995、1995～1999、1999～2005年中部六省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均为减量效应，对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兼为抑制效应。2005年～2008年中部六省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均为正值，对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为增量效应，起驱动作用。其中，河南从1990年～1995年中部六省最低值-0.831到2005年～2008年中部六省的最高值0.092，增速和增幅明显；山西从1990年～1995年中部六省的最高值-0.032到2005年～2008年中部六省的最低值0.020，降幅显著（表2）。

3.3 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效应测度

由于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和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的综合作用，1990年～2008年中部六省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总效应波动较大，和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的波动特征较为相似，但幅度较之略小。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效应由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和经济福祉绩效效应的叠合，当前，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是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总效应的决定性效应。换言之，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总效应主要由其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决定的（表2）。

4 结论和讨论

第一，1990年～2008年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先增后降，在1999年达到峰值，但2000年以来中部地区单位碳排放量的经济产出并未提高。1990年～2008年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省际差距明显。尽管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存在较为明显，但中部地区提高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仍然任重道远。1990年～2008年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整体呈递减、趋同趋势，中部地区经济福祉绩效的省际差距整体在缩小。中部地区在将经济发展成果转化为民生福祉的过程中竞争十分激烈，表明经济发展的增速仍快于民生福祉的增速。1990年～2008年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整体呈递减态势，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省际差距整体缩小。中部地区人类福祉增速低于碳排放增速，但这一趋势在2005年后有所趋缓。

第二，1990年～2008年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波动较大。1990年～1995年，河南、江西、安徽三省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为增量效应；山西、湖北、湖南三省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为减量效应。1995年～1999年，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均为增量效应。1999年～2005年和2005年～2008年，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均为减量效应。河南、江西、安徽三省在1999年之后由增量效应转为减量效应，即由驱动效应转为抑制效应。山西、湖北、湖南三省则经历了“减量效应-增量效应-减量效应”的波动变化，即由抑制效应到驱动效应再到抑制效应的动态变化。

第三，1990年～2008年，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整体是递增的，且呈趋同趋势。但1990～1995、1995～1999、1999～2005年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均为减量效应，2005年～2008年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均为增量效应。表明2005年之后，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开始由减量效应转为增量效应，即由抑制效应变为驱动效应，对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总效应起到了驱动作用。

第四，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现阶段主要由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决定。由于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和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的综合作用，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总效应和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的波动特征相似。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效应是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与人类福祉的经济绩效效应的叠合，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绩效效应是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总效应的决定性效应。

第五，中部地区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能源消耗较大，对碳排放空间的需求较大。本研究对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及其效应进行时空演变定量分析，对于指导和促进中部六省节能减排、产业优化升级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参考价值。在碳减排目标与碳排放空间的双重约束下，在经济持续发展和福祉提升的未来导向下，提高中部地区人类福祉的碳排放绩效是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人文发展与低碳发展之间的协调高效发展，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人类福祉与碳排放的逐步脱钩，将是中部地区实现绿色崛起的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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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ng B. W. The LMDI Approach to Decomposition Analysis： a Practical Guide[J]. Energy Policy， 2005，33（7）： 867-871.

Carbon Emission Performance and its Effect Decomposition in Central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Well-Being

WANG Sheng-yun1，3， SHI Li-jiang2， XU Shuang-xi3

（1. Center for Studies on Central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47， China；2.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12， China；

3. College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

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第2篇

关键词：甘肃省；产业结构；碳排放量；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甘肃省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碳排放量关系的实证分析

收录日期：2013年3月4日

一、引言

能源作为经济发展重要的要素之一，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越发明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中国的能源消耗占世界能耗的比重越来越大。数据显示，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从1978年的6.2亿吨标准煤上升到2008年的26亿吨标准煤；能源消费总量从1978年的5.7亿吨标准煤上升到2008年的28.5亿吨标准煤。2000年以来，我国能源消费更是快速增长，2000～2008年年均增长超过10%。因此，提倡低碳经济就显得更加必要。关于低碳经济，国内外的学者从不同角度作了大量的研究。

关于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宋春燕（2011）计算出了中国自1978年到2008年总的碳排放量和人均量，并对中国TP与GDP两者的关系进行协整分析和因果检验，得出碳排放量同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是平稳的。Grossman、Krueger（1991）对GEMS城市大气质量，通过相关数据作了分析，发现SO2与gdp之间存在着所谓的环境库茨涅茨曲线。Cannas等（2003）也通过相应数据检验了N型的环境库茨涅茨曲线，并解释了出现这种曲线的原因。高云虹、王美昌（2011）则运用脉冲响应分析法分析了江西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长期关系。杨桂元、李璐（2011）通过建立VAR模型，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提出降低碳排放量的关键因素。

关于碳排放量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方面，罗浩（2007）在对古典索罗模型进行扩展的基础上，对约束经济增长的资源瓶颈进行分析，提出产业转移和技术进步的解决办法。

张丽峰（2011）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能源生产结构、能源消费结构等变量与碳排放的关系。陈兆荣（2011）则采用结构变动指数研究了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变动过程与碳排放量波动的相关关系。

甘肃省作为西部一个发展较快的省份，在发展的过程中对能源使用上可能存在很多问题，碳排放量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同样，甘肃产业结构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产业结构变动可能对甘肃省碳排放量也有重要影响。纵观国内外学者对三者关系的研究，我们发现单独研究碳排放量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或者碳排放量与产业结构关系的比较多，综合三者的研究相对较少，同时更多学者的视角是基于全国或某个大的区域，针对某个省尤其是西北地区省份的较少。所以，本文试着根据相应数据分析甘肃省碳排放量、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三者的关系。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和目前学术界的一般处理方式，我们选取人均GDP作为衡量甘肃省经济增长的被解释变量，记为GDPP，产业结构方面，为了消除不同省份的区域差异，我们选取相对指标，因为第二产业在甘肃省的经济发展中作用最为明显，我们用第二产业占三大产业产值的比重来衡量，记为INS；对于碳排放量的指标，目前学术界有不同的方法，由于具体计算碳排放量比较繁琐，我们仿照王怡（2012）的做法，用煤炭、汽油、煤油、柴油和燃料油、天然气的年消费量进行估算，但这些能源的统计指标一般是实物量，在估算碳排放量时，首先需要将这些消费的能源根据折算系数换成以标准煤为计量基础的能源消费量，因为天然气的单位是立方米，我们也把它转化成标准煤单位，然后计算出相应的碳排放量，记为TP。

本文的数据人均GDP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产业结构方面的数据同样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整理计算得出。碳排放量的数据则来源于历年的《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并通过整理、计算得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是根据2000年为基期调整后的实际数据。我们首先对这些变量的统计值进行简单的描述，变量描述性统计具体见表1，趋势图见图1。（表1、图1）

通过变量描述性统计表和趋势图，初步可以得出甘肃省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同时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偏大，这些年始终稳定在45%左右，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这说明产业结构还不太合理；随着经济的增长，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也是很快的，曲线的斜率为正，除个别年份，其斜率呈现出递增的趋势。这说明，这些年我们的能源消费量太大，经济的增长更多的可能是靠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尤其是第二产业的投入带来的，增长的模式还不是集约型的。文章的第三部分内容将对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做规范的实证分析，以此来证明我们的推测。

三、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1、单位根检验。根据以上选取的变量和相应的理论分析，我们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log（TPT）=？茁0+？茁1log（INST）+？茁2log（GDPP）+？滋T （1）

根据前面假定，GDPP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用来衡量经济增长；INS为第二产业占三大产业产值的比重，用来衡量产业结构；TP为碳排放量，T表示时间。？滋T为随机干扰项。如上文分析，为了避免出现异方差问题，我们取各个变量数据的对数来处理。

文章首先采用ADF检验法检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2。（表2）

由表2的结果可以看到，GDPP、INS、TP这些变量的原始数据都没有通过ADF检验（检验的结果都大于临界值），这说明每一个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性数据，若直接对这些变量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则没有任何的意义。然而，对这些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后，所有变量都通过了平稳性检验（检验的结果都小于临界值）。所以，它们都满足一阶单整I（1）。如果变量之间满足同阶单整，那么我们可以继续检验它们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2、协整分析。就协整检验的方法而言，如上文所示，主要有Engfe-Granger两步法、Johansen极大似然法、频域非参数谱回归法等。频域非参数谱回归法在这里不能使用，而恩格尔和格兰杰的检验方法主要适用于样本容量大的情况，本文仅仅是从2000年到2010年间取数据，样本容量较少，所以我们同样不能使用这种检验方法。相对于两步法，Johnsen协整检验还能检验多重协整关系，而且他对样本容量问题的要求不是很严格，所以我们采用Johnsen协整检验。（表3）

根据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知识，我们知道只要迹统计量大于临界值，则就拒绝假定。由表3的协整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检验结果在5%显著性水平上明显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也拒绝了存在至多1个的协整关系，接受至多存在2个协整关系的假定，说明它们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协整关系度量系统的稳定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变量log（TPT）、log（INST）、log（GDPPT）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关联关系，即碳排放量与国内生产总值和产业结构是密切相关的。

3、格兰杰检验。根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原理，运用Eviews6.0，对甘肃省碳排放量、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任意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表4）

从表4可以看出，产业结构是碳排放量增加的Granger原因，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越大碳排放量就越大，碳排放量不是产业结构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是碳排放量增加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越迅速，碳排放量就越大，碳排放量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增加的Granger原因，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最大，经济增长不是产业结构的Granger原因。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文章通过2000～2010年的相关数据分析了碳排放量、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三者的关系。检验了碳排放量、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协整关系，得出如下结论：（1）碳排放量、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联系。（2）格兰杰检验表明：产业结构是碳排放量增加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是碳排放量增加的Granger原因，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增加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经济增长越快，碳排放量就越多；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越大，碳排放量也越多；甘肃省的经济增长第二产业作出的贡献最大，第三产业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应增强不同产业间的协调性，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要大力发展有利于节能环保、新能源等战略性的新兴产业。通过这些领域的发展来改善经济运行质量，减少碳排放量，以此来实现产业的优化升级；（2）提倡低碳理念，通过政策引导，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低排放、低耗能和低污染的发展理念要深入人心。同时，政府部门一方面要加强对环境污染的监管力度，另一方面要鼓励企业进行相应的低碳发展技术创新。

主要参考文献：

[1]罗浩.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资源瓶颈及其解决途径[J].经济研究，2007.6.

[2]杨桂元，李璐.影响我国碳排放量因素分析与低碳经济的路径选择[J].科技与产业，2011.1.

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第3篇

1．“范式”理论与经济学范式

最早提出“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系统阐述了以范式概念为核心的科学发展的动态结构的理论。库恩对“范式”的理解有3种:一是科学共同体“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7］二是“一定时期内开展研究活动的基础”;［8］三是指“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以及仪器设备在内的范例———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9］库恩(2003)认为，规则、属性这些东西都是事后的，范式具有在先性。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十分必要和极其重要的，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而且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而它的形成须要仰赖于“范式”。因此，按照库恩的理解，“范式”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从学科建立的角度看，范式是“开展研究活动的基础”。［10］在经济学领域，“库恩的范式理论得到经济学者的高度重视，范式理论被用来解释、评价重要经济理论的形成，以及它们在经济学史上的地位”。［11］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形成了自身的研究范式。钱颖一提出，现代经济学“由3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12］“视角”是经济学中研究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参照系”的建立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是经济学家研究经济问题的标尺，包括一系列公认的理论和公式等，如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罗定理(Arrow－DebreuTheorem)，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CoaseTheorem)，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Theorem)等，都被经济学家用作分析经济问题时的基准点;经济学还提供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即各种图象模型和数学模型，其作用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象和数学结构帮助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如供需曲线图象模型、萨缪尔森的重叠代模型、所有权－控制权模型、非对称信息模型等。由此可见，“视角”———基本假定、“参照系”———理论术语体系以及“分析工具”，这三部分是构成现代经济学范式研究的基本要素。如今，经济学家们正是运用这些概念所代表的分析框架来认识和揭示各种经济行为和现象。

2．低碳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

根据经济学范式的要求，笔者认为，低碳经济学是基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空间有限这一基本假定，针对温室气体排放空间配置过程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进行研究的经济学下面的一门学科分支。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配置”(Allo-cation)不是“配额”(Quota)，前者是研究在不同的时间、空间条件下，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如何配置的整个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是一个动态的、持续发展的综合性事件，后者强调的结果，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这里所指的温室气体除了通常所了解的CO2、CH4、N20等气体，随着自然科学的深入，还包括已经发现并证明的CO2、CH4、N20、HFCS、PF-CS、SF6等30余种气体，主要来源于经济社会中的5个方面:能源行业、工业工程和产品用途、农业、林地和其他土地利用、废弃物、其他领域和途径等，低碳经济学的研究也主要围绕这5个方面展开。(1)低碳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低碳经济学承认经济学范式中的“理性人”和“资源稀缺”假设，在学科本质上归属于经济学。同时，低碳经济是在全球温室气体容量有限，温室效应对人类产生巨大威胁的情况下提出的。因此，“理性人”、“全球温室气体容量有限”共同构成了低碳经济学作为经济学范式下一门学科分支的假定前提。低碳经济强调经济发展不能以温室气体排放量上升为代价，追求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相对脱钩，解决这一问题主要靠经济手段，即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解决全球经济发展与温室气体高排放之间的矛盾。所以，经济系统是低碳经济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持续和高效的经济系统，以满足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2)低碳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低碳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温室效应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学科，即一切与温室效应有关的人类经济活动都是低碳经济的研究对象，低碳经济学的目的在于找到并运用其中的规律。在现实中，通过对大量低碳经济现象的观察，可以将其从4个维度抽象概括，即低碳经济成分、形态、模式以及秩序。低碳经济成分，凡是与低碳有关的各种经济活动，我们都可以称之为低碳经济成分，它是低碳经济中的最小元素，也是构成低碳经济的基本单元。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各种低碳经济行为，如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增加可再生资源利用率、植树造林等具体行为都是低碳经济的一种成分。低碳经济形态，是指低碳经济各种成分的总和，是各种低碳经济现象的总和。潘家华、庄贵阳［14］、付加锋［15］等学者的研究，就是从低碳经济现象的总和出发，将低碳经济视为一种经济形态，并分析其具有的特征。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指低碳经济的发展过程及其最终形成的结果，它是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子，包括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所有制形式、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思路、分配方式等。低碳经济秩序，代表着国际社会一种新的规则的形成，温室气体问题导致气候成本与收益在不同群体和个体之间的重新分配。秩序是低碳经济内在运营的要求，这一秩序的形成不仅将重塑全球产业结构的形态和布局，而且将决定各国在未来国际分工中的地位。(3)低碳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低碳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配置问题，即通过对温室气体(目前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空间的配置，实现经济高增长和低排放的目标。基于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配置，国际社会形成了以下共识:低碳经济发展与经济持续增长、消费水平提高高度兼容，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自然系统最大可排放温室气体这个客观尺度的刚性约束下展开。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遏制全球气候暖化是世界各国共同承担的责任。通过对温室气体排放空间的合理配置，降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维持生物圈的碳平衡，实现以碳生产力为核心的碳中性经济，即经济发展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与通过人为措施吸收的温室气体实现动态均衡。低碳经济要求人类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基于化石能源高效清洁利用、开发可再生能源基础之上的低碳经济社会。(4)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主要来自于经济学以及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能源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目前，已经提出的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包括市场失灵理论、产权理论和政府管制理论，［16］经济周期理论、［17］生态足迹理论、“脱钩”理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城市矿山”理论［18］等;研究方法上包括情景分析法、灰色关联度方法、简均分解法(SampleAverageDivision，SAD)、自适应权重分解法(AdaptiveWeightingDivsion—AWD)、Topio脱钩指标、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LogarithmicMeanWeightDivisionIndexMethod，LMDI)、Kaya恒等式、数据包络分析(DEA)技术、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方法、IPAT方程理论等;模型分析工具则形成了以能源所开发的IPAC系统为核心的能源经济模型(IPAC－SGM)，排放模型(IPAC－emission)，能源技术模型(IPAC－AIM)，中国科学院引入的经济分析和预测模型REMIPolicyInsight，以及CGE模型、MARKAL－MACRO模型，STIRPAT模型等等。随着低碳经济研究的深入，低碳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将进一步发展并完善。

3．低碳经济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区别与联系

作为经济学范式下的一个新兴理论分支，低碳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能源经济学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这4门学科都是自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在对经济行为与自然关系不断反思过程的背景下形成的，通过设定理性人选择、资源稀缺两大假设，研究人和环境之间的各种关系，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不同之处来看，环境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同环境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规律的科学;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能源经济学是研究能源开发利用的经济规律以及能源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的科学;低碳经济则是近10年出现的概念，针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低碳经济学是研究温室效应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交叉学科。同时，低碳经济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量其他3门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如环境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产权交易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生态经济学的生态价值、生态均衡理论等，能源经济学中的能源替代与转换、能源利用技术等。低碳经济学与其他3门学科在基本假定、研究对象、研究方向上有本质不同，具体区别见表1。

二、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的目标和重点任务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低碳经济”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选之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在全球低碳经济发展中取得了技术领先并掌握了一定主导权。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发达国家的低碳发展道路并不适合中国:能源结构上，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占60%以上，这一局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根本转变，在降低单位能源碳排放强度上中国面临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困难;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中国是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呈现加速发展，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必然还会持续增长;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上，中国居世界前列，受不平等国际贸易规则以及“锁定效应”影响，中国总量减排的压力依然很大。因此，如何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是中国低碳经济研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1．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目标

国际层面，为中国经济争取更多的发展空间。如何让中国争取到更多机会参与国际气候制度体系的建立，如何为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争取应有的发展权和必要的排放空间，是国内低碳经济研究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对减排问题，探讨是否参加减排或者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参加减排，研究减排的真实成本和社会经济风险，提出明确符合国家利益的减排指标和目标。国内层面，提供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和路径选择。从全国层面统筹考虑低碳经济的发展战略问题，通过各种情景分析评价中国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适应性，明确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定位和优先领域，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和应对各种低碳经济问题提供决策依据;立足于国内低碳经济发展中各主体方的利益诉求，解释低碳经济发展推进过程中利益激励和约束的可能性，提出低碳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分配均衡对策，诱发低碳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从利益机制的有效运作上确保低碳经济的健康发展。行业和区域层面，提供低碳发展技术路线和发展模式选择。全面分析和评价各种低碳经济政策、发展方案对我国各行业和区域的经济影响，提供行业或区域的低碳发展能力建设与决策支持系统，探索不同背景的低碳发展模式及选择。

2．中国低碳经济研究的重点任务

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第4篇

【摘要】为考察河北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定量关系，本文选取1990～2012 年的河北省碳排放量与地区生产总值相关数据，利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二者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考察期内，河北省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正向的均衡关系，而短期内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更为显著，且两者表现为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因此，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有助于实现河北省节能减排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 碳排放；经济增长；河北省

【基金项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赠款项目（20120701）、河北省科学技术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3454206D）。

【作者简介】王雪，石家庄经济学院经贸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牛建高，石家庄经济学院经贸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碳排放量也“步步登高”，并跃居世界榜首，因此，发展低碳经济、促进节能减排已刻不容缓。作为一个经济和资源消耗大省，河北省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碳排放量更是迅猛增加，如何实现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已成为河北省未来时期必须面对并解决的重大问题。

关于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从诸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一系列有价值的结论。但由于产业结构、能源消耗结构、经济发展方式等存在着地区性差异，不同地区的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鉴于此，本文拟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取1990年以来的时序数据，利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河北省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为加快河北省节能减排进程提供决策参考。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检验

（一）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地区生产总值表征经济增长，记为GDP；以河北省各类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表示碳排放总量，记为C。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和能源消费数据来自《河北经济年鉴》中1990～2012年的年度数据，并运用GDP平减指数将名义生产总值进行了平滑处理，换算成以1978年不变价格表示的地区生产总值。

由于目前我国尚未正式公布碳排放量的具体数据，本文采用以下公式对各类能源的碳排放量进行测算：

石油、天然气）。

其中， Ci 为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量； Ei 为第i类能源的消耗量； λi 为第i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即每消耗1单位能源产生的碳排放量。鉴于目前碳排放系数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本文采用的指标为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及国家科委气候变化项目公布的各类能源碳排放系数的平均值。

为了避免异方差的困扰，对河北省地区生产总值及碳排放量序列取自然对数，分别记为lnGDP与lnC。其相应的一阶差分序列分别为lnGDP和lnC，图1和图2分别为变量序列的时序图和一阶差分图。

由图1可以看出，碳排放量与河北省地区经济产出之间存在共同向上发展的趋势，由此可以判断，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同时，由变量的时序图观察可知，两变量均表现为非平稳，但图2中两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表现平稳，且变化趋势相似，据此特征，推测两变量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可以对lnGDP与lnC进行进一步的协整检验。

（二） 数据检验

本文运用eviews6.0，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法来进一步检验lnC与lnGDP序列的平稳性并确定其各自的单整阶数，检验过程中滞后阶数的选择依据AIC信息准则。两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 变量的ADF 检验可知，在1%、5%及10%的显著性水平下，序列lnC和lnGDP均接受存在单位根假设，均表现出不平稳性；两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lnC和lnGDP在5%及10%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现出平稳性。因此，lnC 与lnGDP为一阶单整序列，即lnC～I（1）、lnGDP～I（1），满足协整分析的前提。

二、实证分析

（一） 协整分析

为了分析河北省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下面对两者进行协整分析。对于一个序列自身来说，可能是非平稳的，但该序列的线性组合却可能是平稳的。若其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则认为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采用Engle-Granger两步法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由上面的ADF检验已知lnC与lnGDP为一阶单整序列，因此变量lnC和lnGDP有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下面对变量lnC和lnGDP进行协整检验。

首先，运用OLS对变量lnC和lnGDP建立回归方程，结果如下：

lnC=3.9657+0.6957×lnGDP+εt

t =（18.8810） （24.9093）

R2=0.9673 F=620.4733

由以上可见，拟合优度R2为0.9673，回归方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方程的F值与方程参数的T值都通过了检验，说明回归方程以及各个参数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其次，检验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的平稳性。上述回归方程的残差为：

ecm=lnC-0.6957×lnGDP-3.9657

对残差序列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在5%的显著水平下，ADF检验值-2.518409小于其相应的临界值-1.959071，表明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说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河北省碳排放量与生产总值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可以认为碳排放量迅猛增加与经济的飞速增长并非偶然契合，两者表现出了长期均衡关系。协整方程进一步表明，河北省地区生产总值每增加1个单位，碳排放量则相应增加0.6957个单位，两者之间呈正向关系。

由于协整关系只反映了两变量间的长期静态均衡机制，因此可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揭示两变量之间的短期行为。

（二） 误差修正模型分析

将回归方程中的残差序列ecm作为误差修正项，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可据此反映短期偏离长期均衡的修正机制。

以lnC 作为被解释变量， lnGDP 以及ecmt-1 为解释变量，建立的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lnC=-0.0227+0.8384×lnGDP-0.1679 ecmt-1t =（-0.3249） （1.3729） （-1.3154）

其中，ecmt-1=lnCt-1-3.9657-0.6957lnGDPt-1。

从式中可以看出，ecmt-1系数为-0.1679，符合反向修正机制。t - 1 时刻，lnCt-1大于其长期均衡解3.9657+0.6957lnGDPt-1 时，ecmt-1 为正，使lnC减小；反之，若t - 1 时刻lnCt-1小于其长期均衡解3.9657+0.6957lnGDP t-1， ecmt-1 为负， 使lnC 增大。且滞后一期的误差项以0.1679的比率对lnC做出修正。在短期修正模型中，两变量的短期动态均衡关系为每1 单位经济增长的提高，伴随着0.8384个单位碳排放量的增加。这一结果比上面长期均衡中的回归系数0.6957要大，说明经济增长对碳排放量的短期影响更为显著。

（三） 格兰杰（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河北省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间的均衡关系究竟是碳排放量变动引起经济增长变动还是经济增长引起碳排放量增加，仅从协整分析结果无法得出结论。下面运用Granger 因果检验分析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Granger 因果检验结果与变量滞后阶数的选择有很大的关系，本文依据EViews 中提供的最为常用的LR 检验统计量、最终预测误差（ FPE ）、AIC 信息准则、SC 信息准则和HQ 信息准则来判断Granger因果检验的最优滞后阶数，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 给出的0～5 阶的5 个准则的值可以看到，有4个准则给出的滞后阶数为3，可以将变量的最优滞后阶数确定为3， 并据此对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检验结果可知，当滞后阶数为3时，原假设“lnC不是lnGDP的Granger 原因”及“lnGDP不是lnC的Granger 原因”均被拒绝，即lnC与lnG?DP互为Granger 原因。说明在检验期间经济增长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与此同时，碳排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很明显。据此可以认为，随着河北省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增加，且主要为化石能源的消耗，从而引起碳排放量增加，因此经济增长是导致河北省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由于河北省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源型重化工业的发展，而目前重化工业严重依赖化石能源的能源结构尚未改变，因此河北省劣质化的能源消费结构使得河北省的经济增长进程必然伴随着碳排放量的迅猛增加。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主要结论

通过前面对河北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的计量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河北省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两者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河北省地区生产总值每增加1单位，将会使碳排放增加0.6957个单位。

2.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可知，误差修正项系数为-0.1697，表明经济增长对均衡关系呈现一种反向修正的机制。两者之间的短期动态均衡关系为经济增长每提高1 个单位，将会使碳排放提高0.8384个单位，该值大于长期方程中的回归系数0.6957，说明经济增长对碳排放量的短期影响更为显著。

3.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知，在滞后3期内，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互为格兰杰原因，长期内相互影响。这说明长期以来，河北省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密不可分，这进一步表明河北省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劣质化的能源消费结构共同导致了碳排放量的大量增加。

（二）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为形成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良性互动的局面，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建议。

1.大力淘汰落后产能，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基于河北省经济增长严重依赖重工业的现状，河北省应大力淘汰钢铁、建材等重点高耗能行业的落后产能，持续推进经济转型升级，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进而减少化石能源消耗，以加快河北省节能减排进程。

2.强化科技支撑，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河北省应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契机，充分利用自身及京津的教育、科研资源，建立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市场等相互关联、互动的科技创新体系，并加大政策倾斜，着力加强高新技术人才培养，加快人才、技术双重引进，加强技术人才储备，并且要依靠市场的力量确保创新体系的高效运转，形成技术创新合力，为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置入永动机。

3.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河北省太阳能、风能、秸秆、地热以及海洋等资源优势，大力开发新能源，着力培育和发展新能源产业，扭转能源生产、消费的被动局面，逐渐改善和优化河北省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以不断降低能源消费的碳排放综合系数。另一方面，鉴于河北省重工业所占比重高、能耗高的特征，河北省要以钢铁、石化、建材等高耗能行业为重点，大力推进工业企业科学用能、系统节能，以逐步降低单位工业产品能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参考文献

[1]林伯强,蒋竺均.中国二氧化碳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预测及影响因素分析[J].管理世界,2009,(4):27-36.

[2]徐玉高,郭元,吴宗鑫.经济发展、碳排放和经济演化[J].环境科学进展,1999,(4):54-64.

[3]虞义华,郑新业,张莉.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与碳排放强度—— 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3):72-81.

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第5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 国内生产总值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4-070-02

一、引言

当前，由于二氧化碳的排放导致变暖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特征，这也是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中国是一个煤炭消费大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为了使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够获得更优的资源分配、在征收碳关税的政策方面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寻求减排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已迫在眉睫。2009年底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强调的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是实现二氧化碳减排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佳经济模式。

可持续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尤其是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人均资源不对等这样的背景下既要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又要实现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实践的挑战。要对低碳技术的开发与转让、创新资金的运行机制、适应与减缓能力的建设等问题进行研究，进一步促进减排政策措施的实施，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实质性的基础。

国内关于低碳经济模式下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理论研究已取得了显著成就：文献[1]用多元化指数方法分析了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认为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多元化会导致国家从以高碳燃料为主转向以低碳为主。文献[2]通过相关分析探讨了中国GDP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结果表明，二者有明显的相关性(R2=0.9581)；文献[3]对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探索，并就中国减少碳排放的目标和措施以及如何开展国际合作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二氧化碳减排与GDP持续增加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并进一步深入探讨了减排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解决途径。

二、GDP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关系

2007年，我国碳排放量达到了63.44亿t，是1953年的43.93倍，而GDP则为1953年的60.51倍。1979~2002年，碳排放增长率总体较为稳定，平均碳排放增长率为4%，其中1997和1998年的增长率为负；这期间我国实施了“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经济制度，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GDP的平均增长率高达9.7%。2003年我国的碳排放量加速上升，增长率达到16.8%，远高于同期我国实际GDP10%的增长率。2002~2007年我国GDP平均增长率达到10.56%，由于我国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能源消费的高增长，碳排放平均增长率为12.15%。

从1953~2007年中国的GDP、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趋势，可以看出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费量与GDP的变动方向基本是一致的，GDP迅速增长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人们消费水平的迅速增长，这必然导致对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也就间接造成了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多，说明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费量的增加是由GDP的迅速增长导致的。同时能源消费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与GDP的增长之间有着的大幅度差异，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相差约8.3%，这说明我国能源利用率上的提高，导致单位GDP的能耗（能源强度）和单位GDP的碳排放（碳排放强度）降低。

三、碳排放的影响因素

碳排放强度是指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该指标主要是用来衡量一国经济同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如果一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每单位国民生产总值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下降，那么说明该国就实现了一个低碳的发展模式。所以说碳排放强度是在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条件下衡量减排效果的最好指标。GDP变化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是复杂的，其主要影响因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图1为1953~2007年我国阶段性碳排放强度比较，从中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之前（1953~1978年），由于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相当低，碳排放强度较高。计划经济形成初期（1953年~1957年），随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平均碳排放强度达到21.54tCO2/万元；而在计划经济运行阶段（1958~1978），在“”计划的指示下重点发展重工业，能源消耗量迅速增加，使得使这一时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急剧上升，平均碳排放强度达到39.93tCO2/万元，比计划经济形成阶段上升了85%。在改革开放的初期（1979~1984年）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市场经济体制，由于该阶段改革尚未从农业领域全面开展，国有企业仍处于“放权让利”时期，这一时期的碳排放强度仍很高，为37.05tCO2/万元，但是碳排放强度的降低是明显的；在改革开放全面推进阶段（1985~2007年），随着生产资料商品化的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程度得到很大提高，这一阶段的碳排放强度为19.94tCO2/万元，与改革的初始阶段相比降低了46%，显示了较高的碳排放效率；与计划经济的运行阶段相比，单位排放量降低了50%。据测算，1985~2007年，假定经济增长速度不变，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总共减少了11467851t。

以上数据充分说明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碳排放强度越来越低。市场化是在开放的市场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竞争的优胜劣汰为手段，实现资源充分合理配制，效率最大化目标的机制。这一机制使得市场的作用扩大化，能够更加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使资源得到了有效的利用，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由此可见市场化一方面推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另一方面也使全球变暖这一环境问题得到了缓减。

2.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碳排放系数是指每一种能源燃烧或使用过程中单位能源所产生的碳排放数量，一般在使用过程中，根据IPCC的假定，可以认为某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是不变的。由表1可见，在煤、石油和天然气这三种化石能源中，煤的碳排放系数最高，石油次之，天然气的单位热值碳密集只有煤炭的60％。其他形式的新能源如核能、风能、太阳能、水等属于无碳能源。

煤炭一直是中国的主要能源，占整个能源消费结构的70%左右。1992年我国进行了煤炭工业管理体制改革，使得煤炭消费由于价格上升的因素而大幅度下降，而其他能源的消费则有所增加。在2006年，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70.7%下降到69.4%，其他能源的比重由29.3%上升到30.6%，其中可再生能源和核电这类无碳能源的比重由3.4%提高到7.2%。碳排放总量与能源消费总量之比从1978年的2.5减少到了2006年的2.4，碳排放强度也由1978年的44.2tCO2/万元下降到了2006年的13.81tCO2/万元，说明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比重的降低能显著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可见合理的能源消费结构，不仅能提高对资源的有效利用，更重要的是减少了碳的排放，有利于减排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3.产业结构不合理。从图2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1980年~1993年，第一产业的比重由30.2%下降到19.7%，第三产业的比重由21.6%上升到33.7%，第二产业的份额在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徘徊之后开始呈上升趋势。在此期间的碳排放强度由1978年的40.14tCO2/万元下降到1993年的22.32tCO2/万元。199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继续下降，第三产业的发展逐渐平缓，而第二产业的比重则迅速增长，到2007年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11.1%、48.5%、40.4%，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第二产业的发展，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但是其碳排放强度已下降到13.36tCO2/万元，这充分说明大力发展低能耗和低碳排量的第三产业可以保证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大力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四、低碳经济发展的对策

由以上分析可知，二氧化碳减排与可持续发展协调进行的关键在于市场化程度、能源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先发展、后减排；先高碳，后低碳”的低碳经济道路不同的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应采取既基于国情又符合世界发展趋势的渐进式途径，采取严格的节能减排技术和相应的政策措施，因而，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探索低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低碳经济”道路与发达国家的低碳经济道路有所不同。发达国家主张的低碳经济是建立在国家综合实力已经比较强大、人民生活水平相对富足的基础上的，而且市场化程度较高；而中国的低碳经济道路是建立在工业化进程尚未过半、城市化水平显著偏低、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基础之上，而且我国市场经济起步较晚，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具有其特殊性。因此，我国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利用加入WTO的契机，更深更广地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市场化的深度与广度，加快能源配置效率和能源技术效率的提高，降低碳排放强度，走出一条“以发展促减排、以减排促发展”的道路。

2.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单位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大的主要原因，优化一次能源供应结构，全面实现用能技术的先进化，合理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电，提高可再生能源和核电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努力降低单位能源消费的CO2排放强度，有利于尽快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能源使用效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首要任务。研究表明，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仅为3.4％，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低了10个百分点。因此，吸收国内外先进的能源利用和碳减排技术，改进中国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对减少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做优第一产业，做强第二产业，做大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第一、二、三产业的发展都会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但单位产出增加量会逐次减少。从各国产业结构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系数看，第三产业普遍小于第二产业，而第二产业又小于第一产业，如英国分别为0.000235、0.010445、0.051490，英国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每增加1%，会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5.1%；第二产业每增加1%，会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1.04%；而第三产业每增加1%，只会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0.02%。可见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要有合理的产业结构，既可以维持经济增长又能保证低碳排放甚至零排放。中国的第一、二产业比重较大，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因此应具体分析我国的国情，抓住契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与步伐，达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的均衡，以实现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

五、结论

在全球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我国必须从实际出发，在扎实、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从GDP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出发，深入分析影响碳排放的因素，研究低碳经济的发展对策，开展试点工作，进行战略规划，积极参与国际低碳规则的制定，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争取更大的空间，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走出一条符合国情、有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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