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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情况
(一)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是推进思想建设。持续深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组织召开班子专题组织生活会1次、党员组织生活会1次,开展谈心谈话20人次,讲党课2次,开展先进典型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各1次。二是加强作风建设。认真组织全院职工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强化职工对廉政建设和行风建设的认知。三是促进形象建设。深入“党建+服务”,积极开展健康扶贫、免费体检、义诊等工作,引导党员在为民服务、转变作风中创先争优。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是系统研究不够深入。面对党建工作新要求,分析支部队伍现状、谋划加强组织建设投入的精力不足,导致对党建工作研究不深入、成效不够明显。二是联系群众不够到位。在深入科室调查研究,了解、倾听职工心声等方面做的不够。三是创新亮点不够突出。对新形势下基层党建工作研究不深、学习借鉴他人经验研究不够,习惯于按部就班。
(三)下步打算及措施
一是加强学习,提升能力。不断适应新形势、新变化,提升自我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围绕中心工作,以需求为导向,提高学习的针对性、科学性。二是进步一密切联系群众。做好全院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激发工作热情,提高医疗业务能力,营造和谐奋进的工作氛围。三是围绕全院中心工作,不断创新。结合医院加强内涵建设的实际,做到党建工作与行政工作同时部署、同时检查,使党建工作在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参与中心工作,动员广大党员与干部职工投身其中,激发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
(一)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是狠抓学习教育。及时传达学习上级党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及指示精神,通过支部书记上党课、警示教育等方式,不断加强党员干部思想建设工作力度。二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做到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落实书记“头雁”引领示范。抓好行业作风建设,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三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建立党务政务公开制度,及时公开“三重一大”信息;建立重大政策及项目的舆情风险评估机制,及时搜集、处置可能引起群体性事件和单位动荡的言论。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是引导舆论的能力需进一步增强。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网络意识形态事件更加易传播、易扩散,要结合单位实际工作,在与职工交流沟通和引导舆论的方法技巧上要寻求自己的一套方法。二是对外宣传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在挖掘、总结、推广我院各项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上做的还不够。三是满足职工文化需求工作有待加强。在拓展活动方式、丰富活动内容上做的不够,不能做到吸引职工积极参与,没能起到创造积极向上的职工思想价值观的作用。
对社会主义国家网络战略基础
美国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信息工程启动早、信息科技发达、信息化水平高,具有社会主义国家难以比拟的现有优势,再加上冷战思维的惯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包围敌视和外交上“巧实力”政策大行其道,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网络战略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思想基础和政策基础。
美国网络技术领先的物质基础。从网络诞生以来,美国就掌控着互联网主动脉,握有互联网核心技术。目前支撑互联网运转的根服务器全球共有13台,其中1台是设在美国的主根服务器,另外12台根服务器也有9台设在美国。相比而言,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信息技术领域的后发国家,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越南把发展互联网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手段,积极制定互联网发展战略和相关法规,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培养信息技术人才,推动越南社会信息化的建设。在短短的十几年里,越南互联网的发展超越其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成为世界上互联网网民增长最快的国家。老挝、朝鲜、古巴信息技术发展相对滞后,尤其是在一般民用和商业领域,网络的发展程度较低,社会普及率不高,对网络的依赖程度也十分有限。
意识形态外交的思想基础。在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出现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外传播就普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设立了“自由欧洲电台”、“美国之音”等广播机构,用“攻心战”的战略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目的在于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态是影响冷战后美国对古政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巧实力”战略的政策基础。针对小布什政府片面强调硬实力的侵略性单边主义战略,奥巴马政府强调综合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来实现美国外交目标,即通过“巧实力”进行对外战略转型,帮助美国摆脱当前困境,重振全球领导地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信息网络是两种完全迥异的事物,近年来美国却将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服务于美国战略扩张和国家利益。从而使信息科技和互联网不仅是新科技、新产业、新媒介,也成为新的意识形态阵地和政治传播工具,也是美国“巧实力”运用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博弈和意识形态较量中,美国已经越来越精于此道,形成一定的政策路径,其策略和手段不断完善成熟。
对社会主义国家网络战略的实践
美国政府已经形成对社会主义国家多层次、全方位的网络战略整体布局,在实践操作上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策动网络战争,实现侵略意图。在信息战的浪潮中,网络正成为实现国家安全利益的一道利器。2011年美国国防部《网络空间行动战略》,把网络空间列为与陆、海、空、太空并列的美军“行动领域”,宣称美国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防御至关重要的网络资产,像对待其他任何威胁一样,对网络空间的敌对行为作出反应,并保留诉诸武力的权利。中国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的数据显示,中国遭受境外网络攻击的情况日趋严重,国家部委、企业、院校在内的一大批组织机构都曾遭到境外网络入侵。位于美国的2194台控制服务器控制了中国境内128.7万台主机,无论是按照控制服务器数量还是按照控制中国主机数量排名,美国都名列第一。2013年年初,朝鲜运营的多处互联网服务器连日受到集中、持续病毒攻击,一些网站瘫痪,无法访问,网络攻击发生在美国和韩国举行的“关键决断”联合军演之际,朝鲜指责美国大力增强网络部队,试图强化对朝鲜的颠覆和破坏活动。
鼓吹“网络自由”,干涉他国内政。美国的“网络自由”主张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对互联网的依法监管,具有极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是美实现自身战略利益的又一政治伎俩。近些年,中国政府积极探索依法管理、科学管理、有效管理互联网的途径和方法,已初步形成符合中国国情和国际通行做法的互联网管理模式。美国针对中国的做法却公开批评中国政府限制所谓的“网络自由”。当越南政府依法对网络煽动颠覆国家的案件进行宣判时,美国国务院却表示这些网民“只不过是在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给越南冠以“网络敌人”的称号。
实施技术渗透,支持反对势力。为了利用网络新工具推进美国外交目标,支持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反对派,目前美国主要研发以下几类软件:一是高效散布虚假信息软件,大肆发展网络部队“水军”,利用伪造的用户身份在网络上发表有利于美式民主价值观的舆论宣传。风靡全球的社交网站“脸谱”和微博站点“推特”是这款新软件“操纵”的主要目标;二是穿透社会主义国家网络信息过滤系统的“翻墙”软件;三是设立“影子”互联网和手机通讯网络,避开本国政府监控或封锁网络。
建立联合阵线,谋求国际压制。美国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起,与英国、日本等盟友组成国际联合阵线,形成以美国为轴心的国际网络治理统一战线,对反美势力进行丑化、分化和瓦解,在虚拟社会领域共同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政府与企业界多次召开联席会议,要求企业遵守2011 年6 月通过的“联合国商业和人权指导原则”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跨国企业准则”等规范,要求网络企业“慎重考虑商业对象,不要与限制‘网络自由’的国家和政府合作,尤其是不能为他们提供屏蔽信息流通的技术手段”,“不能只考虑商业利益而不顾及政治和道德原则”。
对社会主义国家网络战略的影响
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大国和信息科技强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网络战略,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长远影响,值得密切关注。
干扰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网民数量大而实力不强,传播网络应用广泛而技术滞后,网络媒体众多而大都雷同,世界第一网民大国亟需向网络强国升级转型。美国的IBM、微软、谷歌等大型公司凭借技术优势在竞争中挤压社会主义国家本土信息技术企业的生存空间,阻碍其信息技术自主研发进程,进一步加深它们对美国的技术依附。同时,美国在一些设备和软件中留有“技术后门”,以获取受援国的重要数据和资料。一旦社会主义国家的信息技术设备、工具和管理完全“美国化”,美国可以直接通过技术控制实现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控制。
威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资本主义世界的互联网强势地位和美国的网络战略给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造成很大威胁。古巴官方宣布,互联网是资本主义用于控制世界的工具,想上网的公民必须提出正当的理由。在朝鲜2400 万人口中只有150 万人使用网络。政府、军队以及高等学校可以使用互联网,普通民众依然很难接触到互联网。然而,社会主义国家在网络世界的“闭关自守”并非自愿,根源在于由信息科技“不对称”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渗透引发的忧虑。现实来看,正是借助了网络平台和新媒体,美国的意识形态战略和政治渗透才能做到突破国界,无孔不入,“化于无形”,才能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制造认识分歧,思想冲突,价值扭曲。
影响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稳定。近几年,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迎来一个网络迅猛发展的局面。朝鲜4年多前开始建设3G网络,眼下网络已覆盖绝大多数主要城市,手机用户超过100 万。越南网民人数由2003年的310万增至2012年9月的3100万,累计增长了近10倍,截至2012年7月3G用户人数已增至1600万人,占越南全国人口的18%,是本地区互联网增长比例最快的国家和世界上增长比例最快的国家之一。老挝庞大的年轻人群体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是网络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力军。老挝于2008年开通了手机3G网络,目前老挝全国手机用户有300多万,在全国主要城市中,手机覆盖率达87%。
综合来看,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网络战略既有国家利益博弈的因素,也有意识形态较量的成分,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并实现制度替代成为主要战略意图。这种战略态势集中体现了网络时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网络平台上的攻守关系和互动模式。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应当认识信息科技发展的“不对称”局面,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大力推进网络科技发展,消除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加强虚拟社会管理,形成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国情的网络管理模式和机制,维护政治稳定和意识形态安全;倡导制定网络空间的负责任国家行为准则,共同构建一个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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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的挑战
党的十六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尽管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的深刻变化和互联网等新兴传媒的出现,使得我国文化领域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给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带来了新的严峻的挑战。
一是我国文化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文化在推动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中的作用还亟待加强,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中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还认识不够。二是热点难点问题以及、突发性事件增多,对宣传舆论引导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三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战斗力亟待加强,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更加明显,网络管理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四是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更为紧迫,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任务繁重。五是文化产业规模不大、结构不合理,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需要进一步增强。
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对策建议
新时期,要在总结继承十六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加强党的领导,转变工作思路。一是各级党委必须把宣传思想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坚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整合和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工作紧紧抓好。二是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齐抓共管、各负其责的工作体制。各地区各部门党委一定要从讲政治的高度,认清形势、负起责任,抓紧抓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确保意识形态领域不出问题。三是建立一支政治可靠、业务精良、熟悉宣传思想文化规律和特点的工作队伍,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队伍和人才保障。
2.坚持以人为本,服务基层群众。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践行“三贴近”原则,多办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做到最基层,做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去。只有这样,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才能做到根深叶茂、活力四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强化阵地意识,拓宽宣传载体。要牢固树立阵地意识,不断拓展宣传思想文化阵地,不断尝试和运用新的载体,形成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的媒体宣传工作格局。一是巩固发展已有的思想文化阵地。做大做强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充分发挥舆论引导的主力军作用。加强引导,充分发挥都市类报刊发行量大、受众面广的优势,使之成为正确引导舆论的重要力量。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加强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形成完整、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二是抢占新兴宣传阵地。主动运用和管理好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办好重点新闻网站,丰富宣传内容,拓展服务功能,形成网上正面舆论强势。尤其要支持重点新闻网站加快发展,打造一批在国内外有较强影响力的综合性网站和特色网站。加强对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等的引导和管理,规范网上信息传播秩序,培育文明理性的网络环境。密切关注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新动向,尽快熟悉并运用信息传播的新技术、新业务,使之成为互联网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
4.强化改革创新,增强发展动力。当前,我们正面临着信息高速传播、新媒体不断涌现、社会矛盾冲突频发、职工群众利益诉求增多等新问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面对新形势,结合新特点,采取新方法,大胆创新,不断增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吸引力、实效性,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体制机制创新,完善宣传思想工作的目标管理考评机制,整合宣传文化资源和力量,形成强大合力。深化国有文化单位改革,创新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改革,巩固拓展出版、发行、影视、演艺院团改革成果。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政策调节、市场监管,推动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理顺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关系。
一、准确理解新媒体空间国家形象“攻防战”
应从“时、势、事”三个角度准确理解新媒体空间国家形象“攻防战”。
首先是整个人类社会所处的时间节点。新媒体影响力超越了空间的限制与国家的疆域,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根本性的改变,构成了当下人类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新语境。
其次是学术研究的趋势。即使是在西方学术界,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承认,在新媒体空间国际话语权掌控在强势并善于利用新的话语规则的一方,造就新的信息权威。实际上,在新媒体空间,国家之间实力的差异与不对等,为网络强国实施网络霸权提供了条件,而利益与价值分歧的场域必然存在之争。因此,必须破除一种网络自由的乌托邦想象,确立网络的理念与意识。网络之争既是国家生存空间争夺战的深层延伸,也是具有新趋势、新表现的“符号的战争”。新的战争思路从对疆域与领土的渴望转向国家核心资源的篡夺,对国家安全带来巨大的影响。
第三,必须在网络的基础上直面国家形象“攻防战”的事实。一方面,在新媒体语境中,国家形象依然是一种极为特殊的资源,关乎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因为在国际关系中,一种理想的国家形象与声誉的建立,有时甚至比军事力量或经济实力的大幅增长更有用处与价值。另一方面,在新媒体的话语体系中,一个区域性的话题很容易被“操作”成一个全球性的政治话题,并进而成为攻击国家形象、抹黑政府公信力的武器。在近年的“”中,公众见识了这种特殊“武器”的威力。
二、新媒体空间国家形象“攻防战”的话语战场
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可以说,当下的新媒体空间纷扰熙攘,国家形象“攻防战”硝烟弥漫,国家安全波诡云谲。正确认识话语战场的现状,厘清其特点是十分必要的。
1.开放中的话语强势。新媒体开放的话语体系有源远流长的学术谱系, 德勒兹提出的“光滑空间”“块茎思维”与“游牧精神”被看作新媒体话语精神的“哲学圣经”,后继者将其发扬光大,虚拟拥有与真实同等珍贵的“生产力”;改变了使用者的身份认同与交流习惯并张扬了主体性;反唯一、反中心的话语体系是对自柏拉图以来主导西方知识生产的“树状逻辑”的突破。一时间,“公民新闻学”“别样新闻学”“协作新闻学”等新闻理念凸显,甚至被“神圣化”为一种“开启历史新纪元的信息主义精神”。正是这种西方学术研究的“船坚炮利”,才使“网络自由”“网络开放”话语不绝于耳,喧嚣而任性。
值得警惕的是,一种理论研究的优势也很容易转化为实践领域的强势,话语也是一种武器。例如,因斯诺登事件而曝光出的“gg悠”事件,它是美国国际开发署以隐埋自身身份、寻找古巴境内人的方式在2010―2012年为古巴青少年用户量身定做在线社交媒体与微博服务项目。形式是通过“非争议性的娱乐内容”,扩大在古巴订阅群,计划是当订阅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后(如几十万),就引入政治内容、试图引发革命,造成所谓“古巴之春”,古巴政权――作为对“阿拉伯之春”的模仿。由此可见,新媒体话语体系的开放性极大地方便了善于使用这种话语战争用法的国家,它们躲在暗处,以个体化、娱乐化的隐蔽形式出现,越过他国政府直接发动“话语战争”,从而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
2.控制传播的本质。这种控制的本质首先来自于技术与经济本质。Web2.0时代生存下来的巨头们无一例外地采用了一种激进的方式来达到互联网去中心化,目的不是为了民主与自由,而是更好地从互联网泡沫破灭中存活下来。参与化的平台与以兴趣为聚合点的社群建构是为了悄无声息地细分市场与区隔广告客户;在Twitter革命中大出风头的“tag”标签,初始的设计目的是有效利用消费者的参与作为自助服务和数据管理,更好地降低成本。简而言之,这些在技术乐观主义研究者眼里闪闪发光的特质其实从诞生起就深嵌在晚期资本主义逻辑中,无从逃离。
新媒体作为利益表达的平台,往往是冲突双方进行话语、利益和权力争夺的独特场域。新媒体空间对国家的考验加剧,信息的全球化流动中国家的控制权与争夺战激烈化,就是在“这个距离的体验不复存在”的新媒体空间,之争与意识形态不得不零距离的短兵相接、正面碰撞,摩擦加剧。信息之争看上去似乎逃离了社会语境,但事实上依然是各个国家构筑自身形象的竞技场。有了“控制”的本质,新传播革命下的理想主义就变成了一种话语资源,一种新的政治修辞。
3.富有张力的多维形象“攻防战”。看待新媒体语境,须重视名与实,修辞与本质之间的张力。一方面,在新媒体话语战场,国家形象的话语博弈深陷于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多重漩涡中,而它所呈现出的自由表象很容易就遮蔽了它的核心问题,即传播中权力主体之间的激烈博弈,新媒体注定是权力的博弈场与交锋场;另一方面,抛开新媒体自由的幻想,并不代表不重视新媒体语境政治文化修辞学的变迁,以及相伴而来的国家形象话语博弈的方式改变, 这个改变已从直接的意识形态交锋转向更潜隐、更多维的战争方式,一种从“现代社会中地缘政治与权力的竞争转向后现代社会的国家形象、国家品牌与影响力的竞争”。它沟通国家形象的对内与对外传播,横跨民间、学界与官方三个话语场,并囊括公共外交、媒介政策、信息管理、危机公关、国家品牌、自我呈现、网络形象、建构长期或短期的议题等。
三、新媒体空间国家形象“攻防战”的话语战术
1.议题设定。新媒体话语元素中的基础就是议题,“议题”凭借选择与凸显实施作用,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它也是媒体与其背后的政治理论操控受众如何看待、思考事件的重要基石。新媒体空间中议题设定的对抗性比比皆是,成为新媒体国家形象之争的首选战术。约瑟夫・奈就详细分析过“谷歌退出中国”事件中新闻报道的议题设定,解剖了一种商业上的计算是如何成为谷歌进行品牌维护冠冕堂皇的理由:在起初的商业争端之后,美国政府将之引向政治上的分歧;谷歌宣布退出中国后,美国政府立即声援,美国政府官员在网络自由的演讲迅速加上该例,这一商业事件西方媒体成为抹黑中国的符号。在此之后,美国政府总是援引“谷歌退出中国”事件作为自身所宣扬的网络自由的新规范。可见,塔克曼于1979年所说的“任何新闻都是对事实的一种社会建构”在新传播革命的浪潮中并未过时。
2.话语争夺。在国家形象的话语战争中,抢占话语制高点至关重要。掌握了话语权,就可以二次解构“事实”,达到对他国形象的扭曲作用。正如2016年初香港地区旺角暴乱事件,原本是一起简单的环境卫生事件,却被别有用心势力在社交媒体上刻意放大香港拥有更大自治权的激进本土派人士的种种不实言论,将这场暴乱命名为“鱼蛋革命”,既是对“”命名方式的模仿,又是试图合理化“示威者当晚一连串长达近10小时、无法无天袭击警方和肆意破坏的行为”。在埃及、利比亚、突尼斯等社会动荡中,都有境外的新媒体视频网站爆料政府的黑暗面,引起政府与国民之间的对立,并由新技术的推波助澜实现“在地性事件”与“全球性话题”,“虚拟性空间”与“实体性世界”的对接,建构一种全球化的“传媒界”,最后又把这种支持反馈给当地的示威者。
3.集体动员。社会动员使话语成为集体行动与社会现象,而集体行动与社会现象进一步被吸纳入话语之战,反过来对国家形象实体产生更持久、深入的影响。在中,新媒体话语使参与主体形成一个“集体身份”,新媒体话语为一个缔结社会连接的领域,不仅在个体与个体之间,还在个体与社会运动之间,个体与观念之间或者个体与意识形态之间,都会产生千丝万缕的连接。新媒体技术“允许”社会运动中产生一个“集体身份”,并通过互动中的参与、认可、点赞来强化忠诚度,缔结出一种新型的“想象的共同体”。由于集体身份的存在,危及国家形象的公共事件才顺利从线上波及线下,且较难预估和防范,这一点是要特别重视的。
4.形象管理。对虚拟话语的管理考验着一个国家的形象管理能力。在风险社会中,国内危机事件可能引发全球性的国家形象危机,因为借助新媒体的推波助澜,偶然的社会事件会成为引爆社会情绪的导火索,至于是否会构成局部或全局性社会动荡,则考验一个国家对“话语”控制的能力。发达国家新媒体不仅技术领先,而且话语管理能力卓异。如果按照约瑟夫・奈关于“硬性手段”与“软性手段”的区分,在“”中,从突尼斯到埃及,当时的政权基本使用的都是“限时”“驱逐”“断网”等硬性手段;而与之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场也是以年轻人为主体的运动从一度沸沸扬扬到最终的悄无声息,最核心的战场发生在话语领域,基本上使用的都是软性手段,除了本国知识精英与政府联手,对其大加贬低外,还有“权力集团策略性地选择特定内容与传播管道以创造出信息透明的幻象,而事实上则是在监视,并窒息异见”。
四、打赢战争的终极追求: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在出席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时发表主旨演讲时强调,互联网是人类的共同家园,各国应该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推动网络空间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为开创人类发展更加美好的未来助力。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倡导尊重网络、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赢得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赞同。这为确立打赢新媒体空间的国家形象“攻防战”的终极追求提供了基本遵循与重要指导。
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超越了现阶段国家形象“攻防战”的纷扰和“以战止战”的初始阶段,是“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滋养网络空间、修复网络生态”。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以开阔的视野面对新媒体中信息自由流动,以战略眼光看待信息安全,在新媒体话语的自由与控制的张力中维护我国的国家形象,既不自外于新媒体语境,又不在西方主导的规则下亦步亦趋;提供具有全球共享性的话语意义框架,体现中国对人类共同命运和全球事务的认识、思考和担当,建构既符合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又能够思考、解决当代世界焦点问题的话语思想体系;同时能参与、对话并不断引领发展中当代世界文化,最终能为世界勾勒出一副既包含中国、也包含世界,不分“自我”与“他者”的新世界图景。
关键词 网络 青少年 社会化 问题
中图分类号:D920.5 文献标识码:A
当前,随着网络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网络媒介环境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更不容忽视。青少年正处于社会化过程的重要阶段,生理发育尚不健全,心理机制尚不成熟,因而在当代纷繁的网络媒介环境中,他们面对各种信息,常常难以做出正确的选择与判断,迷失在信息海洋里,出现社会化的偏离。
1道德危机
技术发展史告诉我们,技术不是一种价值无涉的工具。科技作为人首要的物质创造力量,负载着利益和价值,科技的进步伴随着利益的纷争和价值的冲突。虽然对我国许多国民来说,网络道德还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然而,网络所带来的社会伦理问题却不会因为国民没有意识到而暂且躲避起来。尤其对于青少年来说。
1.1道德意识上相对主义的盛行
由于科学家在设计的前身时,军方就要求这个网络没有中心,让信息在网络中能自由流动,因此,它采用的是离散结构,不设置拥有最高权力的中央控制设备或机构,这样就成了没有绝对中心的网络世界。与传统传媒相比,它融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于一体,突破了传统传播单向性局限而表现出一点对一点,一点对多点,甚至是多点对多点,多点对一点的呈网状分布的信息流动新型传播模式。计算机网络机构的非中心性、开放性等特征,某种程度上与网络上的虚无主义、自由主义等个人主义道德观有一寂静的暗合。信息传播的这种开放性乃至全球化,不但打破了传统道德权威的一统天下格局,同时也使得多种“异质”的价值观念异彩纷呈集聚于网上。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在文化类型、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生活准则等方面的差异而形成的冲突和碰撞,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国民,尤其是对青少年网民而言,更多的是困惑和迷茫,而这种困惑和迷茫很容易导致道德上怀疑主义、虚无主义乃至个人主义。
1.2道德情感上的冷漠
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类的发展过程便是相扶相携、相互作用的过程。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基本心理和安全的需要得到满足后,就要寻求爱与归属、尊重的需要和满足,而这些需要的满足只能在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中才能实现。一个人无法与他人交往得不到爱与归属、尊重的需要和满足,则有可能引绪障碍,导致忧郁症。换言之,人的情感尤其是道德情感是需要在人与人的社会交往中培植和升华的。现在的青少年,尤其是城市里的青少年基本上是独生子女。与他人交往的需要在放学后就难以得到满足。于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的社会交往逐渐被人对网络的依赖关系取代,人际关系淡漠和道德情感疏远。
2价值观迷失
接受认同社会价值观是青少年社会化的一项重要内容。青少年在早期社会化的过程中一般己经初步形成了核心的价值观念,但尚不稳定,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互联网中良莠并存,多元的r值观念会导致青少年价值观的迷离。
2.1价值观多元化与冲突
对于社会来说,如果没有社会化,社会价值标准就不能保持统一,共同的社会目标就无法形成,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就难以保持。因此,通过个体的社会化,使整个社会形成比较一致的社会价值标准是一个社会正常发展所必备的条件之一。但是,网络社会的文化多元性现象,形成了不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网民,对真善美的理解和标准是不一样的。以往不同阶层和群体各自有其自己的社会空间,相互隔离,互不干扰,相安无事。每一个社会阶层有自己的价值观倾向和生活方式,形成亚文化群,各有各的选择。同时,各个社会群体都设置了进入屏障,如家庭背景、教育程度、职业、经济地位、审美情趣等等,在小圈子内部有效运作自己的一套道德规范和制约机制。
2.2存在意识形态西化的危险
互联网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但国际上的强势集团也趁机构建新的意识形态霸权,冲击青年人正确价值观念的形成。网络本来没有中心,强调平等,但因为美国在网络技术上绝对的技术优势以及扩张,美国无疑成了事实上的全球互联网中心。对中国来说,这种不平衡发展的首要的后果就是社会意识形态受到严重冲击。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美国政府丝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克林顿政府在发表“国家信息基础结构行动计划”,推动信息高速公路建立的过程中,明确强调这是开辟一个新的思想战场,其目的是要用其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念统治世界,实现“思想的征服”。当前的社会依然是西方主导着知识的生产,特别是美国。他们是世界信息知识的生产中心,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知识生产方面自然也不能摆脱追随西方的影子。而网络作为当前最有利的传播工具,对西方的信息知识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当我们的青少年在网络上反复看到被刻意包装的华盛顿的“光辉形象”与的隐私揭密时,看到美国人民的自由选举与中国官员的幕后腐败时,看到微软公司的科技发展与中国企业的濒临破产时,看到美国青年手举可口可乐的灿烂笑容与中国工人下岗饥寒交迫的凄苦面容时,无形之中,西方意识形态的优越感浸入他们的思想,导致对现实社会的不满。
2.3弱化民族意识
网络世界是没有国界的。遨游于网络世界,浏览者只对自己感兴趣的关注,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东西。在他们的概念中主要是不同网站名称和地址的区别,没有国家的差异。当他们在外国网站上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是不关注信息是来自哪个国家的。在与他人聊天时,只要聊的开心愉快,对于他人身份国籍也是不关心的。如此等等,使自我的国家身份必然与他者混在一起,逐渐淡化民族的自我认同意识。这正像加拿大著名传播理论家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的到来,从而也形成所谓的“地球公民”。虽然说全球意识的传播,有助于青少年开阔视野,不至于局限在狭小的“民族主义”范围内。但从另一面来说,却也存在者“去民族化”的危险。
3角色认同危机
网络创造了一个虚拟的网络空间。相对于现实生活的它也是真实的存在。在这个空间里丰富而充满刺激,在其间你可以体会到由电脑和网络共同合成的一种与现实极为逼真的“网络实在”。例如网络游戏。它使网民感到好似自我身临其境,分不清那是现实的“我”,那是网络的“我”。网络的隐匿性给处于好奇心最强烈的青少年提供了在现实社会中不可能体会到不同角色体验。然而由于真实社会化与网络社会化的断裂从而导致青少年角色认同危机。其表现为文化冲突。以传媒和网络为工具的网络社会化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化手段的确立,更是作为一种文化建制嵌入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在网络社会化条件下,青年从媒体和网络上接受的社会化信息,与他们从家庭、学校和社区所接受的信息不一样,这说明他们的社会化缺乏完整性。这些矛盾的信息可能会造成深刻的文化冲突。
4人际交往障碍
相对于现实社会交往,网络社会交往的间接性、网络性,使一部分青少年过分沉溺于上网和网上交往而对现实交往产生了较大影响。首先,迷恋网上交往使得一些青少年大大减少了参加日常社交活动的时间,其次,热衷于网络交往使部分青少年疏远了现实的人际关系。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研究协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在每周超过小时的互联网用户中,有的人表示他们与家人及朋友呆在一起的时间少了。斯坦福大学学者诺曼尼认为,人们花在网上的时间和他们现实人际交往的时间成反比,因此他怀疑国际互联网会不会制造一个充满孤单者的世界过分迷恋上网或沉溺于网上人际交往现象在青少年当中普遍存在,请看网虫的独白“忽然呼机响了,原来是一个好久没有见过面的朋友。电话的那边传来好友的埋怨才知道为了上网,己经很久没有和以前的好朋友联络过了。所以,决定要立即‘戒网’,给以前的每个朋友都打一个电话…”。“恋网”不仅减少了社交活动时间,也使“网虫”下网后变得更加内向、孤独,懒于参加日常人际活动,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