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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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贡献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人力资本结构；异质型人力资本；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5－0013－02

一、问题的提出

人力资本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这已成为各国政府和学者的共识，并成为各国大力发展教育的重要理论依据。人力资本结构包括内部结构、分布结构等，人力资本内部结构是指构成人力资本总量的各层次或各类人力资本形式的构成比例关系。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的主要途径包括教育、在职培训、迁移流动等，其中，教育是人力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 劳动者受教育的年限结构无论对社会福利还是对生产的影响都是极端重要的。因此，建立模型分析不同受教育年限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二、模型的建立

我们借鉴C-D生产函数，以我国1990―2005年的经济发展数据为依托，建立如下经济增长实证模型，以分析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y＝A0KαLβH1γ1H2γ2H3γ3

其中：Y代表国民生产总值，K和L分别代表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力人数投入及学校正规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投入，H1、H2、H3分别表示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其中，中等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是专用性人力资本，体现在那些具有某种专门技术、工作技巧人才身上，其所拥有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可以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具有垄断或特殊的优势，拥有递增的边际收益，属于异质型人力资本的范畴。α、β、γ为三个变量的参数，且满足0

ln(Y) =ln(A0)+αln(K)+βln(L)+ γ1ln(H1)+γ2ln(H2)+γ3ln(H3)(1)

■■＝（γi×■■/■）(i= 1，2，3) (2)

若估计的回归方程通过显著性检验，则通过（2）式可计算出各年不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2、■3分别表示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3分别为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在校人数1990―2005年年均增长率；y为国内生产总值1990―2005年年均增长率。本文通过SPSS13.0进行计量分析。

三、指标的选取与模型的计量

第一，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直接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上的GDP数据。第二，劳动力人数投入：直接采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上的就业人口数。第三，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投入：我们将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投资分成三个层次，即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初等教育包括小学和初中教育，中等教育是以初等教育为基础的再教育，高等教育是大学以上教育，直接采用《中国统计年鉴》各级学校在校人数。

本文采用中国1990―2005年的数据对所构造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lnY=-18.904+0.624lnK+1.258lnL+0.893lnH1+0.12lnH2+0.012lnH3

(-3.343)(9.396)(3.677) (2.634)(1.075)(0.165)

R2=0.998F=1807.1

小括号内的数值为对应变量的t-检验值。通过对模型方程参数的估计和检验，结果发现：

第一，模型的R2=0.99说明该回归方程能够解释Y残差的99.8%，仅有0.2%的残差由随机误差解释。F=1807.142说明全部变量与Y显著线性相关。因此，样本回归直线对样本点的拟合优度是很好的。第二，模型中用中小学在校人数来代表初等人力资本投资，系数为正，在5%显著水平上显著，并且弹性系数最高。这说明初等教育对我国经济增长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第三，模型中用高等学校在校人数代表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在5%显著水平上不显著。这反映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未能显现。

由方程(2)可以分别计算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 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2.777%、1.958%、0.890%，可以看出，中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其次是高等教育。

四、结论及建议

通过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不同层次教育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是不同的：中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明显，高等教育的作用较小。基于这一点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加强异质型人力资本投资。中等教育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三个层次中最大，其属于异质型人才。因此，政府要加强异质型人力资本投资，一方面要鼓励居民投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应加强公共教育资助，但要突出中等教育。通过继续普及和巩固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高中阶段教育尤其是高中阶段职业教育，不断减少“初等教育”程度人口比重，提升“中等教育”程度人口比重，以满足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对更高教育程度人力资本的需求。而“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应从以规模扩大求发展向以质量提高求发展转移，突出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以保证建设创新型国家所需的高素质人力资本。

第二，引入竞争机制。淘汰不能提供高质量服务的教育培训机构，促使资源向高效的教育培训机构转移。同时，要赋予消费者自由选择权，使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教育培训机构和学习内容，迫使教育培训机构转变观念，以人为本，以满足人们对异质型人力资本的需求为己任。还要建立异质型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机制，若异质型人力资本定价存在激励，将激发人们对异质型人力资本投资的热情；反之，将限制人们投资的积极性。

第三，通过制度创新提高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的作用较小，是由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滞后作用，以及高校教学体制转变与经济结构的不适应造成的。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不同：“中等教育”既通过技术创新，又通过最终产品生产作用于经济增长，而“高等教育”则主要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在人力资本配置中，要注重提升研发部门高等教育程度人口比重，增加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中等教育程度人口比重。这样，既有利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和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生产效率的提高，又有助于实现人力资本的有效配置，缓解我国高素质人力资本尤其是创新型人力资本短缺“瓶颈”，从而保证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为此，政府要积极培育全国性、开放性人力资本市场，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打破人才的“部门所有制”等措施，引导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实现“人尽其才”。

参考文献：

[1] 丁栋虹.从人力资本到异质型人力资本与同质型人力资本[J].理论前沿，2001，（5）：12-14.

[2] 谭永生.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的计量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J].教育与经济，2006，（1）：36.

[3] 彭子芫.人力资本投资对新疆经济增长的影响[J].金融经济，2006，（22）：33-34.

Analysis of the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to the economic growth

YANG Jing,LIU Jun-xia

(Economy management school,Xi'an translation college,Xi'an 710105,China)

世界经济贡献率范文第2篇

有鉴于需求、产业结构、经济体三个视角的向好态势，2018年世界经济将延续复苏。但报告认为，仍需关注的几个问题，包括能源价格、美联储加息缩表、美国税改影响以及债务风险。对于能源价格，报告认为，全球大宗商品暴涨暴跌的时代基本结束，未来一个时期大宗商品价格将总体在低位区间宽幅波动；美联储加息缩表意味着全球量化宽松政策基本结束，以美国缩表升息为标志，世界经济将缓慢进入升息减债去杠杆的新周期；而美国税改则要重点关注未来是否会引发全球性减税竞赛。

此外，中美货物贸易失衡在2018年可能继续扩大。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27.79万亿元人民币，顺差2.87万亿元，收窄14.2%。但美对华贸易逆差不降反升，扩大13%。2017年是近50年有记录以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最高的一年。2018年不排除美国采取更强硬保护主义措施的可能。美国贸易逆差是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必然产物，是美国投资消费结构失衡的表现，是贸易总额逆差而非附加值逆差。对此，报告说，要正确认识美中贸易逆差产生的根源，同时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

一是积极推进新型全球化，包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各类双多边自贸区建设，促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更好发挥WTO作用。

二是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降成本”文章，多方位、多维度降低经济运行中的各项成本，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振兴实体经济作为经济调控的主线。三是防控金融风险。四是在新技术、新经济领域提前布局。

世界经济贡献率范文第3篇

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开幕式上，主席用“四个进程”“五个新的起点”向世界阐释中国的过去、标注中国的未来，深刻揭示出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中国发展的努力方向和实现路径。它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的发展前景一定会越来越好，对世界的贡献一定会越来越大。

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壮丽征程。主席回顾几十年来的中国进程，深刻指出，这是探索前行的进程，这是真抓实干的进程，这是共同富裕的进程，这也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进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6亿多人口摆脱贫困，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作出重大贡献。2011年至201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7.3%，每年增量相当于贡献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5%，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动机。事实证明，中国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不仅是自身需要，更会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今天，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以及同世界的合作不断加深，中国经济走向受到外界关注。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6.7%，在主要经济体中仍然位居前列；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73.4%，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4.1%，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步伐加快。这些都说明，中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完全能够实现转型升级、凤凰涅，为世界经济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这个机遇，是中国发展新起点的机遇。主席强调，经过38年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已经站上新的历史起点。这个新起点，就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增加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新起点，就是中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起点，就是中国同世界深度互动、向世界深度开放的新起点。新起点上，中国针对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突出问题，强调要牢固树立和坚决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些发展理念引领的，必将是中国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也将为世界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世界经济贡献率范文第4篇

房地产仍然是头号风险

2014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7.4%，增速放缓，这预示着中国经济正在减速。在我国政府和央行不可能采取更多措施去刺激经济增长的现阶段，这一数据被业界认为“基本符合预期”，因为它仍高于设定的7%至7.2%的增长下限。

有外媒从数据上分析得出，我国有可能出现自1990年以来最差的经济增长。出口停滞不前、制造业增速减慢，以及房地产市场下滑，这都成为今年经济增速放缓的重要因素。

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我国进出口5.9万亿元，同比下降3.7%。其中，出口3万亿元，下降6.1%；进口2.9万亿元，下降1.2%；顺差1028亿元，收窄60.9%。进口和出口均出现负增长，这一市场表现让外界惊讶不已。

3月份，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122.39亿美元，同比下降1.47%。我国吸收外资规模在连续13个月保持正增长之后，首次转负。尽管商务部对此并不担忧，但业界却弥漫着不少悲观情绪。

外资“转负”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也不无关系。去年年底，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对美元都在贬值，只有“坚挺”的人民币通过一波波的升值，不断创造着“汇改新高”，纪录一个个被打破。业界也普遍认为，汇率“破6”在2014年一定是“大概率事件”。但进入2014年，人民币迅速“变脸”，汇率在短期内从6.0406贬至6.225，贬幅超过3%。这不仅打破了人民币长期单边升值的市场预期，也使得大量国际热钱流出，还造就了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的最快贬值。

在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看来，人民币升值与否，与经济基本面有关，“强势经济才有强势货币”，也与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有关，“一般而言，连续顺差会导致人民币升值。”所以，范剑平认为，“人民币贬值的空间不是很大，从长期来看，到2020年之前，人民币大的方向是升值，以后可能不会单边升值，而是有升有贬。”

说到经济增速放缓的另一大因素，无疑是房地产投资增长的减速。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5339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8%，增速比1月份至2月份回落2.5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10530亿元，增长16.8%，增速回落1.6个百分点，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68.7%。

房价的每一次下跌都足以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事件。特别是这次的房价下跌，不再是发生在鄂尔多斯和神木这样略显“偏僻”的城市，而是开始波及到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杭州、长沙、成都、苏州等二线城市，以及其他的三四线城市。

有人持币观望，有人急于抛售，也有人为泡沫而恐慌。相关机构所做的抽样调查显示，七成城市中小银行已经停止房贷，近年来作为中小开发商融资主渠道的影子银行，也在收紧口子。今年第一季度，房地产信托发行规模较去年第四季度下降40%，成立的规模更是下降了50%。市场的预期正变得越来越悲观。这也印证了范剑平的观点，在他看来，“因为二三线城市仍然有着较大的刚性需求，所以房子不好卖，不是买房子的人少了，而是银行贷款收紧了。”

这是楼市的又一次“假摔”，还是房地产泡沫开始真正破裂，我们尚不能准确推断。但正如全球投资银行野村的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所说，房地产业的过度投资是中国经济在2014年和2015年面临的头号风险。

为什么多出一个中高速挡位？

中国经济在去年完成了7.7%的增长，仅就这一增长数据而言，虽然连续三年增长放缓，而且还创下了14年来的最低，但这仍高于7.5%的既定增长目标，实际是不低的，但就其增长的构成结构而言，也许就不那么令人满意了。

在由投资、消费和出口拉动的中国经济中，其一直希望改变过去的投资拉动为主，而改由消费拉动为主。2012年，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1.8%，投资贡献率为50.4%，消费贡献率首次超过投资贡献率。这既让业界看到了内需的潜力，也被看做是我国经济结构进一步改善的信号。但好景不长，2013年，投资贡献率上升为54.4%，消费贡献率下降为50%，投资再次占据主导。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的“投资饥渴症”仍未消除，增长模式的转变依旧长路漫漫。

在范剑平看来，正是投资主导型的增长模式，造成了目前经济的明显下滑。他认为，中国经济新阶段的特征有四点：经济增长换挡期、经济结构深度调整期、经济改革攻坚期和前期刺激政策后遗症消化期。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约为10%，8%至12%曾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的合理增长区问，此时的中国经济在高速挡位上运转。2011年到202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会降到7%至8%左右，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由高速挡位换到中高速挡位。

为什么中国经济必须要换档？

在范剑平看来，劳动力因素是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首要原因。“2012年开始出现劳动力总量的拐点，历史上第一次净减少345万人。从2012年往后的30年，每年都会减少几百万人，2013年减少了244万人。”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2年，我国人工成本年均上涨14.4%，人口红利开始减退，劳动力低成本传统比较优势开始减弱；其次是空气和淡水等环境约束将使传统增长模式终结，是影响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硬因素；2013年，我国GDP为568845亿元，这意味着基数越来越大，也使得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

事实上，包括日韩等许多国家在内，它们在经历过一段高速增长的时期后，都直接从高速挡位换到了中速挡位，也就是说，其增长速度会快速降至高速增长时期的一半。比如韩国，在1997年以前，它的经济增速约为8%，但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增速很快降至约4%。

但中国经济却并非如此，多家相关研究机构的研究显示，中国经济增速不会从之前的约10%快速降至约5%，而是有近十年的时间会在7%和8%之间徘徊。“前5年靠近8%，后5年可能贴近7%。”

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转为中高速，似乎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为什么会多出一个中高速挡位？

范剑平认为，投资仍是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贡献因素，将是重要的支撑因素。我国的国民储蓄率超过50%，未来十年仍高于40%，高储蓄率决定高投资率；东部沿海开始从制造业基地的“世界工厂”角色向新兴“世界市场”角色转变，但产业转移可以使西部继续担当“世界工厂”的角色。而在同一国家、在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中同时担当“世界工厂”和“世界新兴市场”，将是中国独有的优势，可以起到经济减速的缓冲作用；我国经济体制是从计划经济转轨而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经济体制在目前进一步的改革和开放下，势必将再次解放生产力，提高经济增长效率，这也是潜在增长率不会大幅下降的重要支撑因素。

危与机并存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2014年的经济走势，势必与世界经济的整体环境休戚相关。

业界大都看好今年世界经济的整体表现。“2014年将首次出现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经济同步复苏，美国增长稳健，欧元区边际改善显著，安倍经济学效果显现，东南亚经济反弹，金砖国家企稳，但多数国家经济增速仍将低于潜在水平，多数国家‘宽货币、稳财政’将是促增长的政策组合。”

根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14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6%，比去年增速0.7个百分点，将会是近5年来加速最快的，这也预示着我国出口需求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如果人民币升值幅度不超过3%，预计2014年出口增长8%，2014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将由去年负拉动0.1个百分点变为正拉动。”

目前，政府不可能出台短期刺激手段，市场内生动力短期内不易填补政府的作用，资金利率的前低后高也许将造成投资增速放缓。业界预计，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将增长17%，比去年下降2.5个百分点。

世界经济贡献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主成分回归分析；宏观因素；反倾销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9-0062-02

1国外对华反倾销的现状

1.1从我国遭受反倾销调查数分析

自WTO1995年对反倾销有记录以来，我国连续16年成为反倾销最大受害国，尤其在2001年加入WTO后，在世界反倾销的总数呈下降的趋势下，我国遭受反倾销调查数却不断上升，最高于2009年达到77起，与2001年之前统计结果相差较大，可见我国加入WTO后面临着更复杂的对外贸易环境，尤其是我国占世界比重这方面，1995—2001年平均比重为15.47%，而加入WTO后，特别是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前后共四年间，我国占世界比重长期保持在35%以上，最后2002—2010年平均比重增加了12.57%，达到了28.04%，这一结果的变化最终推高了有记录以来的平均比重，达到了20.86%。根据WTO官方统计，我国从WTO成立以来到2010来一共遭受了804起反倾销调查，占世界20.86%，比排在第二的韩国（273起）多了531起，排在第三的美国（224起）多了580起，分别是韩国和美国的2.95倍和3.59倍，由此可见我国已成为世界各国发起发倾销的最大目标国。

通过采集1995—2011年的样本，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少数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成为对华反倾销最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印度、阿根廷、土耳其）已成为对华反倾销的主体，已有取代美国和欧盟之势成为反倾销的最大实施国，最值得关注的是印度，已成为对华贸易的最大限制国，自WTO成立以来，印度在对我国的反倾销调查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我国加入WTO后遭遇的第一起反倾销调查就是印度对我国发起的陶瓷调查案，2001年12月3日，印度商工部对我国广东佛山的陶瓷裁定每平方米征收13.62美元的反倾销税。少数发达国家和地区（美国、欧盟）一如既往的利用我国“非市场经济”地位，保护本国产业，限制对我国企业的进口。之所以上述五个国家及地区会成为对华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或地区，其深层次还有一个原因即一国发起对我国的反倾销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反应，会造成多国同时对我国发起反倾销，主要集中在我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钢铁、新能源、纺织、轮胎等产业，例如美国发起对我国光伏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后，欧盟、印度也先后发起反倾销调查。从这五国及地区实施对我国反倾销调查的所占总数的比例来看，各国均超过了20%，特别是土耳其和阿根廷，比例高达31.19%和29.55%。

2模型的建立与运用

2.1数据来源及变量的选择

上述分析可看出，我国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反倾销现状，然而国外实施对华反倾销措施的影响因素很多，既包括宏观因素，也包括微观因素，本文主要采取宏观因素，其中包括我国外贸依存度（X1）、进出口差额（X2）、出口增长率（X3）、出口价额指数（X4）、我国进出口总额（X5）、我国GDP年增长率（X6）、世界经济年增长率（X7）等7个宏观经济指标，鉴于数据的可比性和可量化性，本文拟采用SPSS19.0软件，在主成分分析法的基础上进行回归估计。

此外，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WTO网站、1995-2010年我国统计年鉴等，需指出的是由于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占我国对外贸易的绝对比重，既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角，也是频遭国外反倾销调查的主体，因此出口价额指数主要选取1995—2010年工业制成品出口价格指数，这样即符合实际又能合理反映其中的关系。以上七个数据均采用1995—2010年这一计量范围。运用上述七个宏观指标，建立如下多元线性模型：

Y=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X7+ε

其中Y为我国遭受反倾销调查的次数，ε～（0，σ2）。

2.2主成分分析

运用spss19.0统计软件，将Y作为被解释变量，X1～X7作为解释变量，由于包含7个解释变量，由于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较大，可先对各解释变量进行因素分析，起到降低解释变量的共线性。如表3所示，X2与X5、X3与X7等因素之间的相关性达到0.905、0.84，通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一系列的主成分因子后，相关性降到了最低。

通过对标准化的数据矩阵进行计算，我们得到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率，分析结果由表4可以得出第一特征值为3.388，它的贡献率达到48.393%；第二特征值为2.055，它的贡献率达到29.355%；第三特征值为0.642，它的累计贡献率达到9.172%，前三个特征值的累计贡献率达到86.920%，说明前三个主成分已经可以反映原来7个因素的86.920%的信息量，所以，就可以选取前三个主因子作为建立模型的基础。

为了便于回归方程的分析，已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通过之前提取的三个主成分可建立如下表达式：

F1=0.139ZX1+0.536ZX2-0.032ZX3-0.449ZX4+0.48ZX5+0.204ZX6-0.064ZX7（1）

F2=0.2ZX1-0.001ZX2+0.486ZX3-0.274ZX4-0.064ZX5+0.544ZX6+0.578ZX7（2）

F3=1.055ZX1+0.052ZX2+0.791ZX3+0.045ZX4+0.439ZX5+0.094ZX6+0.482ZX7（3）

其中ZXi（i=1，2，3，4，5，6，7）表示Xi标准化的数据，由上述三个表达式可见，第一主成分主要包括了X2、X4、X5的信息，第二主成分主要包括了X6、X7的信息，第三主成分主要包括了X1、X3的信息。

2.3回归分析

通过使用以上三个主成分作为解释变量，其标准化后数据的得分值作为样本数据，利用最小二乘法，则可以建立我国遭受的反倾销数Y对这三个主成分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

Y=49.017+7.263*F1-10.51*F2+5.936*F3（4）

其中，R2=0.734。各估计量的t统计量效果显著，回归效果良好，如表5所示。

为了得到以标准化的自变量表示的多元回归方程，可以将（1）、（2）、（3）方程的系数向量组成的矩阵与方程（4）的系数向量估计量分别相乘可得到用标准化自变量表示的多元回归方程：

Y=49.017+5.17ZX1+4.212ZX2-0.645ZX3-0.114ZX4+6.765ZX5-3.678ZX6-3.653ZX7（5）

3结论及建议

从标准化的多元回归方程（5）可以看出外贸依存度（X1）、进出口差额（X2）和我国进出口总额（X5）对我国遭受的反倾销调查数Y起正向作用，出口增长率（X3）、出口价额指数（X4）、我国GDP增长率（X6）和世界经济增长率（X7）对我国遭受的反倾销调查数（Y）起反向作用。

具体而言，一方面，外贸依存度（X1）、进出口差额（X2）和我国进出口总额（X5）对我国遭受的反倾销影响最大，呈现正相关性，这三个因素每增加1%到会导致国外对华反倾销调查分别增长5.17%、4.212%、6.765%。三者对于反倾销的作用是最强的，其中我国进出口总额（X5）的绝对值在这七个解释变量中最大，说明我国进出口总额对遭受反倾销的影响最大。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对外贸易状况通常会严重影响国外对华采取反倾销。所以我国需要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非市场经济”地位的现状。首先，加强投资和消费对经济的推动作用，通过加大国内基础设施投资和海外投资，以投资替代贸易，同时政府还要加强宏观调控力度，采取多途径扩大国内消费，提高投资和消费对GDP贡献的比重，降低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其次，政府还要严格控制企业低价倾销商品，以避免企业间恶性出口竞争导致的国外反倾销；最后，降低过大贸易差额，积极加强同国外联系，优化提升外向型经济，促进进出口的协调发展，这对缓和我国与他国间的贸易摩擦具有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出口增长率（X3）、出口价额指数（X4）、我国GDP增长率（X6）和世界经济增长率（X7）对我国遭受的反倾销呈负相关性。但是我国GDP增长率对反倾销影响较大，我国GDP增长率每提高1%，反倾销调查就会下降3.678%，究其原因可从我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来解释，我国经济的增长始终是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特别是经济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都期望尽快摆脱经济危机对本国的影响，希望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带动本国的经济增长，于是便积极同我国进行经济贸易交往，贸易摩擦逐渐减少。还需指出的是我国工业品出口价格指数从1995—2010年下降了10%左右，出口价格指数的下降说明了我国工业品出口竞争力的提高。基于上述分析，可判定我国在应对国外对华反倾销的过程中，我国经济还是需要破除万难保持高速发展趋势，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我国自身经济实力和地位，同时还能树立大国良好形象，推动国际贸易环境的和谐共荣。此外，国内出口企业还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降低出口价额指数。

参考文献

[1]李晓峰，冷莎.1995—2006美国对我国反倾销的实证分析[J].财贸研究，2007，（7）.

[2]陈金亮，付丽娜.我国频遭欧盟反倾销的原因及对策[J].国际经济观察，2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