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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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第1篇

【关键词】明清家教文化；家庭教育；现代价值

一、明清家教文化的研究概述

家庭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是国家发展的缩影，其中不仅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同时也体现了教育发展的变化。简而言之，家教文化是家庭教育经过长时间的沉淀和积累而产生的，对于家庭教育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1.明清家教文化。明清家教文化在中国家教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这个时期的家教文化集中国传统家教文化的大成，涉及范围广泛丰富，不仅传承中国了的儒家文化，也因实学思潮的影响产生了更多层次的家教观念。（1）家教文化以儒家道德思想为核心。儒家文化作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同时也是家教文化的指导思想。在传统的家教文化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并贯穿至今，其修身养性、为人处世、悯物好生、仁爱万物等特点都在明清时期的家教文化中更加突出的表现出来。儒家文化被作为明清家教文化的核心思想作为教育的最终目的，这让明清家教文化成为了儒家文化变化发展的体现。最好的体现就是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科举考试制度的出现为社会各阶层的人提供学习的机会，让人能够通过学习了解儒家文化的内涵，通过考取功名的方式再将所学奉献社会，因此，考取功名成为当时家庭教育的重心和目的。（2）家教文化以社会环境为主要影响因素。明清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让我国封建社会制度受到强烈的冲击，在这个时期统治阶层加强了思想文化的专制。思想文化的高度集中让明清时期也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社会各个阶层都提倡家庭教育的时代，因此出现了大量森严的家规。这个时期的家庭教育很大程度反映了当时的国情。2.明清家教文化的研究价值。明清时期的教育受到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将传统的教育文化弱化，导致当今教育缺乏一定的“根性”。中国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是我们当今教育的根，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二、当代家教工作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当代家教工作的概貌。缪建东将中国家庭文化的特征概括为“终极关怀”的家庭观,强烈的家庭意识使家庭成为中国人的“生命之根”、“统治关系”的家庭人际关系,统治关系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家长意识”,它体现为“支配与顺从”、“规矩与控制”的家庭行为，以家长意识为主要取向，以学习为重的目的观念。家庭教育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许多的家长会认为学校教育会教给孩子全部的知识，便忽视了家庭教育。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上，大部分家长对子女的教育不但不会换位思考，还不会给孩子做出榜样。而明清时期有很多比较著名的家训，到今天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例如《家训》中对孩子的教育：“学习须注意一张一弛”“处世为人理应与人为善”“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一定要经风霜磨炼”“早起、有恒、稳重三者皆最要之务”……无不体现了家长对于孩子的教育态度和以身作则的家教理念。以此，对于将明清家教文化中的精华运用到当今家庭教育中是十分有必要的。2.当代家教文化存在问题分析。（1）道德教育的弱化。传统文化的断层,西方文化的入侵,使青年一代在价值观上产生迷茫和困惑,对一些传统文化产生了认识上的偏差。家长只重视分数，忽视了对子女的道德教育，学生的智力水平成为判断学生学习好坏的重要因素。这使得当今社会道德教育的缺失。（2）经世之道教育的弱化。现在的教育环境下家长片面的将学习科学知识作为了教育的全部内容。许多的家长认为孩子年龄还小，对于为人处世、独立自主这些的学习还太早，只要学习好就行了。这样的教育观念下培养出了无数“读死书”的书呆子。很多孩子到最后都是高分低能，缺乏自主能力。究其根由在于家长没能正确的认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大部分家长认为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自然会知道经世之道。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也没有以身示范，反而选择自己大包大揽，让孩子失去自我处事的能力。（3）规范教育的弱化。规范教育的弱化很大程度是因为家长对于家庭教育的不重视。当代家庭教育大多都在非正式的场合以口头说教的方式进行的，而古代的家庭教育是有规范的家训作为理论的支撑，长辈对后辈的家庭教育是在正式的场合用严肃的态度和口吻进行教育的。而当今的教育中的无痕教育则很大程度上没有较强的说服性，家长在教育的时候也缺乏以身作则式的教育，有的家长还嘴上说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给后辈一种随意的教育态度，导致了家庭教育的不完善。3.当今家庭教育问题的成因分析。（1）家庭教育环境的影响。古代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元素，严格的家庭等级制度，都为家庭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但在当今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中许多家长只重视对孩子的文化学习和智力开发，忽视了对其思想品德的教育，孩子的学习表现及成绩常常是家长关注的焦点，也是家长最为敏感、最能引起情绪波动的关键。家长认为给子女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学习条件便给了子女最好的家庭教育。现在的家庭教育环境只重视物质的满足反而忽视了最为重要的教育精神氛围。对孩子的教育也不同于传统教育的规范，导致现在家庭教育环境比较随意。同时家庭环境中父母的感情，父母的待人处事等都会直接影响到家庭教育的质量。（2）家庭教育观念的落后。在我国古代严格的家庭等级制度下，家庭教育更加正式和规范，只要是家长年龄比受教育者大的家庭成员都可以对其进行教育。这样的教育模式则避免出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年龄差距过大造成的教育观念不匹配等问题。而当今的家庭教育主角是长辈，但长辈的教育理念大多都还停留在他们作为子女时的教育观念，社会的发展导致以前的教育观念已经不能满足现在受教育者的教育要求。教育观念的落后在很大程程度上会导致教育的落后，不能发挥最大的教育价值。（3）家庭教育的理解不够深入。我国传统的家庭教育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家庭是社会组成的基本单位。家庭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性直接影响了家庭教育在我国古代的重要性。古代家庭教育者对家庭教育的正确理解和充分认识都成为了古代传统家教文化兴盛的主要原因。教育者在现在的教育背景下没能充分的认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将子女的教育重任交给了学校教育。这样的教育认识导致受教育者在家庭教育的不足，让受教育者的整个教育过程出现较大的缺失，导致教育的不到位。

三、明清家教文化对当今家庭教育工作的启示

1.以道德教育为核心。现如今我们需要挖掘传统家教文化的精华并向其学习。在家庭教育中不管是在学习还是在生活中，都要培养孩子的好习惯。从意识里就树立孝悌思想，尊章守德，培养子女的忧患意识和进取心，并把思想内容逐步转化成行为习惯，今后在家庭德育中,我们需要借鉴明清家训中的积极思想,力争实现精神与物质的“德育双效应”，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2.重视经世之道的教育。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知识的追求进入新阶段，片面的追求获得知识使得读书具有强烈目的性，这种目的性及其容易使人偏离单纯的学习和对学问的研究，这就会促使青少年不够重视治学之道，长此以往就会使思想和行为就会偏离正确方向，家庭中要培养真正的读书人，应劝勉子女勤奋读书、研习，志在圣贤，而不是权势地位，在教导中向子女传达读书的两件事情——进德修业。3.丰富家庭教育方式、更新家庭教育观念。更新家庭教育观念，深入研究和分析明清家教文化是十分有必要的。现在许多的家长认为家庭教育在教育的过程中可有可无，家庭教育的价值也不是特别明显，所以没有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4.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家教文化最为传统文化的中要组成部分，其中优秀的家庭教育思想和观念对于我们现代的教学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但就现在的家庭教育工作而言，我们会发现家庭教育因社会环境的各种原因，以及家长的教育观念等会出现许多不够成熟的思想。明清家教文化虽然不可避免的包含了封建统治时期出现的许多老旧思想如：重男轻女、科举入仕等，但在某种程度而言还是具有许多传统文化的精华思想如：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等。所以对于挖掘明清家教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并将其运用到我们现当代的家庭教育工作中将会对教育的发展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236,283

[2]柳称.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教育研究[D].南开大学,2014

[3]汤致琴.当代中国家庭道德教育研究[D].武汉大学,2013

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第2篇

    中国民众意识是一个范围广大的命题,有关这方面的优秀着作很多。[1]这些着作对中国民众意识的形成、发展和表现特征都有非常准确的介绍。本文不打算对中国民众意识这一大的命题展开全面讨论,仅试图就民众意识与秘密教门的关系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般来说,中国的民众意识是指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处于社会下层人民的意识,这里特指农村的人口,其中既包括农民,也包括小商人、手工业者乃至失意的下层知识分子等。这些人缺乏经济实力,更没有政治权利,他们千百年来在极其简陋的生活环境里顽强生存,一方面靠他们雄浑的体魄和聪明才智,另一方面,则是植根于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意识。正因为有了这些意识,他们才繁衍生息,并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东方文化。

    中国封建社会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农业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中国农民的生活是十分贫困的。长久以来,祖祖辈辈的中国农民就是在极其恶劣的物质条件下顽强地生活着。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广大农民不仅物质生活极为贫困,还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力,尽管教育大师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有教无类”的理论,但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虽然也不乏“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学而优则仕的例子,但就整体情况看,广大农民几乎没有什么文化,这当然是贫困造成的后果。

    封建制度下的农民虽然在物质上极为贫穷,但精神方面的需求是存在的现实,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们对生活前途的担心和忧虑,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吃饱饭,平安无事,一家人顺利地生活下去。另一方面,因为他们的精神需求反映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歌颂。在极度贫困的乡里社会,人活着除了主要有粗茶淡饭维持之外,能够支撑他们顽强生存下去的动力就是精神上的企盼了。中国百姓是善良和务实的,生性乐观豁达,他们对于目前所处的窘境并不十分在意,而是把美好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下一辈甚至是来生来世上面。这些意识一方面来源于封建正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一方面则来源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积累和创造,这些民众意识是植根于下层百姓中间的精神食粮。

    一、明清时期民众意识的发展已经进入成熟时期

    (一)经济发展

    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后时期,也是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的时期,以清前期为例,清朝康、雍、乾时期农业生产力得到很大的发展。清初统治者,为了加强清朝的经济力量、巩固封建统治政权,所采取的兴修水利、蠲免田赋、奖励垦荒、更名田、永禁圈地、修改逃人法以及改革赋税制度等各项措施,在客观上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不但为社会上提供大量商品粮食,而且也进一步为手工业部门提供更多的原料,从而促进了商品化的进程。[2]

    农业生产规模的提高,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于人们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和适应过程,也会给社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一些地区由于人口增加带来的人均土地面积减少问题,进而引发的流民问题;由于商品化的发展而出现的大量农村人口脱离土地,出现新的市圩集镇,带出许多新的行当等等,这些必然引起人们的日常活动、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变化,康乾年间会党的出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同时也会在百姓的民众意识方面留下新的东西。

    (二)白话小说、戏剧的普及

    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全部垄断了人民群众创造的文化科学知识,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剥夺了广大农民受教育的权利,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成为文盲,在文化上处于无知和愚昧的状态,他们所拥有的一点可怜的知识,也主要是封建统治者通过各种途径灌输的封建迷信和忠君思想,以及民间文学和乡里知识。在明清时期,小说戏曲的繁荣以及宝卷和演义的大量传播(宝卷是由变文发展而来的一种文体。根据考证,变文和演义的性质差不多,专门解释、讲述佛教故事,它们效果是让复杂的说法简单化,让没有文化的人能够听得明白)。这些艺术形式的出现和普及,为民间文学的传播无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所以,民间文学到了明清时期,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了,许多历史人物比如伍子胥、韩信、孟姜女、孙悟空、猪八戒、唐僧,无论是现实中,还是神话里,都已经为广大农民所津津乐道[3]。

    (三)民众意识形成完整体系

    中国的民众意识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从远古时代的美丽传说,到各个朝代不断增添了新鲜内容。中国民众意识反映和代表着广大民众的普遍需求、想法和意愿,并且随着一定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动的。到了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随着生产力的前所未有发展和白话小说、戏剧的普及,中国的民众意识已经形成完整的体系。

    到了清代,特别是晚清时期,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和动荡,按照程歗先生的观点,此时中国民众的民众意识大致可以分为务实求验的处世态度,人生和谐的价值取向,执着亲情的道德情操,平均主义和消费水平上禁欲规范以及和管理上的皇权主义、民族意识与爱国激情[4]。

    二、明清时期秘密教门除了改造、杂糅儒释道三教思想之外,还大量吸收和利用民众意识为己服务

    (一)秘密教门的信仰体系主要“杂糅”了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    中国秘密教门(有些学者亦称之为“民间宗教”或“秘密宗教”)源远流长,曾经在民间广为流传并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成为历代政权皆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明清时期,秘密教门在民间广为蔓延,屡禁不止,发展信徒,不断起事造反,致使社会动荡不安,成为统治者的心腹大患。不仅当时就受到统治者的严重关切,而且对民国以降的中国社会产生过重要作用,因此一直成为中外学者研究和瞩目的焦点。

    明清时期秘密教门种类很多,少则几百,多达上千种,持续时间也非常长久。那么,支撑这些秘密教门的信仰体系是什么?这些信仰体系又都是由哪些重要思想构成的?搞清这些问题,对了解秘密教门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秘密教门的信仰体系主要“杂糅”了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打开秘密教门的教义和经卷,里面无不充斥着上述内容。不仅如此,很多秘密教门干脆还自称是佛教,如就自称是“在家佛教”,黄天教自认为是道教。实际上,秘密教门并非简单地“杂糅”,而是把儒释道三家思想杂糅在一起经过改造之后又加以利用。例如,把对道教的修炼内丹、坐功用气的改造,发展成为教门内部的文武场和硬气功。论文民众意识——明清秘密教门滋生和发展的沃土    中国的秘密教门之所以能够发展,主要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其中在缺医少药的明清时代,不得病、少得病乃至延年益寿应该说是人们的一种奢望。一些秘密教门正是看上这一点,迎合人们的这种心理,借鉴道家修炼的思想,以能得到长生不死的目的为借口,吸引人们入教,这方面黄天教做得比较典型。黄天教从该教门创始人普明即李宾开始,便宣扬通过修炼以达到长生不老。这样美好的愿望,吸引着很多人加入到黄天教的组织中去,这也正是黄天教教首所最希望看到的场面。

    中国秘密教门所面临的社会生存环境是十分严峻的,在信仰方面他们受到正规宗教的排挤和打压,被视为异端。在创立初期,老百姓对于教首们美好的说教,并不是很认同。教门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处于地下状态,怎样才能生存和发展,是每个秘密教门创始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他们深知仅凭美好空洞的说教和无法兑现的许诺,是不能打动人们的心,于是他们想到了道教的治病手段和文武气功。

    道教的养生之道长期存在于民间之中,这使处于缺医少药和弱势群体的贫苦百姓在生活方面是非常需要的。如果在一个普通百姓面前同时摆出两个选择:是愿意此生身体强壮,不受人欺负,活得轰轰烈烈,还是一生穷困潦倒,但死后能够享受冥福,显然,普通民众的选择会是前者。当然,两者同时兼得,更是一种两全齐美的事情。秘密教门的创始人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在开出空洞的进入“云城”、“天宫”享福的许诺之后,也注重对入教者眼前利益的承诺,很多秘密教门都是以治病救人作为自己的特色,例如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山东恩县人陈起祥传习的一炷香教,就以为人治病相号召,其具体治病方法是根据病人发病部位,确定得病原因,如果病人头痛,就断言一定因为不敬父母;手足疼痛,便断言与兄弟不和有关;如果断定患者的良心出了问题,他表现的症状一定是腹部疼痛。判定病因后,要病人对天磕头改悔。[5]

    除了以看病号召外,很多秘密教门还把道教的坐功运气加以改造利用,并将其发展成为教门内部的文场和武场,这一点在山东这个习武之乡尤甚。

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评点艺术，左传，君子曰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相传作者是左丘明，但是后人对此颇有疑义。它以《春秋》中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神话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塑造了一批惟妙惟肖的人物形象。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左传》是我国先秦叙事散文最重要的著作，也是我国整个叙事文学的源头之一，甚至可以说它对明清时期优秀长篇小说的大量涌现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我国小说的理论研究是从明清小说评点开始逐步成熟的，但是很多人并没有发现其实在《左传》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后世评点艺术的影子，只是还处于极其初步的阶段，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评点，所以我把这种不成熟的评点加上了引号——“评点”。

一、“评点”体例的初级阶段

《左传》的“评点家”不为一个，这和明清时期一部小说的评点家是提前确定的相异。明清时期，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张竹坡评点的《金瓶梅》以及毛宗岗父子评点的《三国演义》等书，其中都注明了评点者是谁，我们在随意翻开这些书籍的评点体例时，都会首先就了解到是谁做出了评点，每一句评点的话语都出自于这个确定的评点者。而《左传》则不同，其中的“君子曰、君子是以知”代表了作出“评点”的人，但是我们不能确定到底是哪一个作者，根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的解释君子曰，也许是出自于作者自己的议论，或者是作者取自于他人的言论，有一种解释甚至说是当时有所谓“君子”的人说出的话语，不论我们怎样去考证它的出处，起码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里的“评点”非出自一人之口。

《左传》“评点”的话语较为简洁，并且缺乏整然有序的评点体例的规划。明清时期成熟的评点著作虽然都不追求深入的理论体系的建立，但是他们还是非常注重评点体例的规范化，“全书总评、回前总评、回后总论、夹批、眉批”等等这些评点的条例都展示得十分清晰明白，让人一目了然，只要阅读金圣叹的《读第五才子书法》就可以有深刻的认识。《左传》的“评点”仅仅为“君子曰、君子是以知”一种，所有的体例都被包括了进去，也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成熟的体例规划论文格式范文。其用语十分的简洁，“评点者”只是用了一段文言，甚至一两句文言就对前文叙述的历史事件作出了自己的评价与议论，这也与处在最原始的初级阶段有关，还没有出现体例上的各个方面。《左传·隐公十一年传》云：“君子是以知息之将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亲亲，不征辞，不察有罪。犯五不韪，而以伐人，其丧师也，不亦宜乎？’”这是隐公十一年时，息国与郑国交战并且战败之后，“评点者”对这次战役的简单评价议论，并没有对文中描写战争的语言做过多的研究，其中没有繁琐的体例分类，只是事件的后面跟着一个小评论，这里也牵涉到了中西方叙事观念的不同，我们主要是从文本所叙述的内容出发，而西方则更注重文本语言，这在后文中还将涉及。

《左传》中“君子曰”的话语里经常引用《诗经》中的语句，有些甚至直接用这些诗句做评论。明清时期的评点也有引用典故的情况出现，但是大多数时候还是评点者个人的语句表达，也不像《左传》中有的完全一字不差的袭用一些诗句。比如《左传·隐公元年传》中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而类’，其是之谓乎！”这里在赞美颍考叔是大孝之人的同时，引用了《诗经》中的语句来协助自己的评价，使读者在阅读这个历史事件时，对其产生的教育意义有了更为透彻的理解，也可以说与古诗中表达的美好理想产生了一定的共鸣。引用诗句使“评点”的话语不再显得枯燥乏味君子曰，飘进了一丝新鲜的气息，也在某些方面提高了全书的社会作用。

二、对著作思想的高度重视

很多学者都认为评点是注重对文本著作语言的一种再阐释，使读者阅读能够寻找到一个方向，知道从哪些方面去体味作品表达出来的感情，如果用古代“文与质”的观点来看，就是把重点都放在对“文”的解读上，从文词语言入手，来理解作品表达的思想。而我认为《左传》是从另一种源头发展而来的，它的“评点”注重对历史事件内容的把握，大部分时间都忽略了文词语言的解读，但是对文本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意义却格外的重视。有人说这不是评点，只是对著作中历史事件表现出来的社会意义的再阐释，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一点，书中“君子曰”等话语是否对我们理解作品的思想感情提供了帮助，如果他做出的评价与议论确实对阅读起到了引导的作用，对历史事件加深了理解，那这就可以看成是一种非常态的“评点”，明清时期的评点家不就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陪读者与引导者吗？

《左传》中的“评点”是粘附于直觉的、具有概括性的、道德化的理论思维方式。先举一个简单的事例，《左传·隐公三年传》中提到了周王为了和郑国表示同盟友好的关系，互相派遣了人质到对方的领地，“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但是后来双方因为利益上的冲突，还是处于非常紧张的关系之中。最后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谿、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在这里“评点家”就是通过自己很直观的认识，对事件进行了精心的分析，这和明清时期的评点有相通之处，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理论体系，评点家的文字重在个人的直觉，往往过于琐碎，但也处处包含着一些真知灼见。“君子”用了这一段话就把其中内在的道德教育意义表达了出来君子曰，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有“回后总论”的影子在里面。先秦时期是一个礼教高于一切的时期，人们从事的所有活动都要符合礼仪规范，更要达到道德标准，上文中“君子”就表达了只要国家之间有忠信的存在，又何必派遣人质的思想。这在全书的“评点”中几乎全部得到了贯彻，二百四十年间的所有历史事件都充满了道德化的评价思维。又如在这一年的另一处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义夫！商颂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其是之谓乎！”高度赞扬了宋宣公不立自己的儿子为君王，而将王位让之于弟的高贵品质，并且引用《商颂》中的语句来证明这是出自于道义的决定。当然，还有一方面原因是《左传》是从鲁国的角度来叙述历史事件的，而鲁国最初是周公的封地，周公是制礼作乐的人，所以鲁国很早就是一个礼义之邦，从礼义之邦的角度出发，道德礼教肯定是最重要的行为准则。

虽然《左传》的“评点”对文本的内容高度重视，但是由于这部著作中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之间关系并不十分密切，还有全书经、传分列体例的束缚，间接导致了“评点”前后的联系较为松散，显得非常孤立，也缺少了对某些具体语句画龙点睛式的描述，不像明清时期的评点小说，在上下文之间都有比较阅读，此处评点的话语可以联系到其他处的评点文字论文格式范文。明清小说情节前后联系极为密切，处处都有铺垫手法的存在，这种比较阅读、比较评点也就显得很正常了。

三、与作者、读者的精神共享

学过中国叙事理论的人都知道评点艺术是中国特有的叙事现象，不同于西方的抽象叙事理论。评点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灵魂的桥梁，作者在创作时所投入的个人思想感情，以及在文本语言中所包含的意义，都通过“评点者”这个中间人进行了一番阐释，使文义更加清晰的展现在我们读者的面前，也可以说通过这条途径，作者与读者在精神上产生了超越时空的交流。

《左传》中的“君子”便充当了这个媒介，他和作者生活的年代较近，对作者思想感情的理解比我们要更加深入，也就有能力把这种感情透彻的展现在读者面前。虽然话语显得很简洁单薄，但是却包含了对事件的正确理解。《左传·桓公六年传》中君子曰：“善自为谋”，齐侯想要将文姜许配给郑国太子忽，太子忽却推辞不从，作者在文字中并没有对这件事表达看法，但“君子”的语言已经表示了作者对太子忽的做法是持肯定态度的，文姜是个的女子君子曰，太子忽冒着失去齐国这个大邦为外援的危险，而坚定的拒绝了对方，足见其人格品质的崇高与善于自我谋划的能力。这其实也符合我们读者的心理，不畏惧强权大国，追求自我的道德提升，在这时作者与读者的思想是一致的，当然也包括“评点者”这个中间人。这样的例子在全书中可谓数见不鲜，又如《左传·庄公十四年传》写道君子曰：“商书所谓‘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者，其如蔡哀侯乎！”蔡哀侯自己作孽，直接导致了楚国的入侵，“君子”引用商书的语言对其做出了严厉的批判，同时这也是作者创作时所持有的态度，最终在读者的脑海里也会产生同样的愤慨。三者在精神上产生了共鸣，都在表达对同一事件的看法，这也就是一种精神共享。

评点艺术在我国的发展可谓源远流长，可是一直到明清时期才真正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先秦时就已经有了评点的起源，比如对儒家经典著作进行阐释的章句注疏、本文所探讨的先秦叙事散文中的“评点”等等，这些都可看作是一大源头。就像杨义先生在《中国叙事学》中表述的那样，评点为我们创造了另一个经典世界，认真研究评点的起源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理解评点的艺术内涵。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2.杨义:中国叙事学[M].人民出版社,1997年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 ].中华书局,2009年

4.朱东润选注:左传选[M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

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第4篇

一、商帮的经济促进明清浙西古建筑的发展

1.兴建徽商儒家文化的民居。明清时期的浙西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所受到的商帮文化影响也是极大的，其古建筑群的设计也是带有不少商帮的文化特征，如代表徽商文化的人文气息，偏有儒商特征，儒家思想文化，全部都体现在衢州传统民居上。以开化霞山郑宅民居为例，自南宋时期孔氏族群从南方迁徙到衢州，世代相传的儒家思想文化对浙西衢州的古建筑群影响极为深远。明清时代的衢州徽商的民居，大多具有这种儒家风格的设计，从大院内观去多有与读书有关的楹联，楹联上刻着惟有勤俭，才是正路，这都反映出徽商的儒家文化的观念。屋内还设计规划了书房，如“翰轩居”书房，书房摆有红木茶几，雕花窗户，每一处都彰显出文人书卷气息，另外在开化霞山郑宅中牛腿、隔扇门处都雕有一些类似于田园山水的文人题材。还有些牛腿上刻着“忠、信、孝、悌”篆书，有着不俗的寓意。从宅中的每一处都可以看出，徽商的儒家气息都体现于建筑方面，并且融入建筑装饰中，从建筑方面亦可以看出徽商儒家文化对于整个的融会贯通做得极为彻底，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

2.修建龙游商帮宏伟的庙堂。在浙西的古建筑中，磅礴大气的庙堂较为常见，此为龙游商帮的历史遗物。龙游商帮在当时投资修建重点建筑之一便是庙堂，庙堂是最为凸显龙游商帮的商人富气奢侈的文化。占得天时地利人和，财富万贯缠身，正好当时在明清时期是龙游商帮最为活跃的时期。由于钱财不缺，龙游商帮也乐此不疲的到处兴建庙堂，留下属于龙游商帮的历史遗迹。而现如今衢州大多数庙堂保存较好的都建于明末至清代时期，正是龙游商帮财富丰厚的结果。据文献记载，纸商林巨伦积累的上千万的财富，用于修建庙堂祠堂，联合贺田族内，创立宗谱。庙堂在建筑上所崇尚的是宏伟庄严，大气磅礴豪华的特色。以龙游滋树堂为例，始建于清道光晚期，从建筑的外形到建筑的内部无不彰显着龙游商帮的财富丰厚之处，建筑门楼采用的是仿木结构，四柱三楼重檐牌楼式门楼样式，屋内各类摆饰十分精细，雕有山水花鸟、鲤鱼，寓意非常，代表着喜庆吉祥，后代子孙延绵，事业有成，内容丰富。另有用于镇宅辟邪的石狮，彰显威严。这些建筑物结构宏伟、大气磅礴符合龙游商帮当时的商人文化。

3.兴建浙商公益性的书院。据文献记载，纸商傅元龙曾说，一生中若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要付出全部心力去完成。修建书院、路桥、庙堂等等，与大家共同努力为之。其中包括著名的凤梧书院，修通驷桥、明伦堂。纸商林巨伦以一己之力独资修建石虹塘寺、马戌口凉亭、竹溪诸桥，修建石桥等等。对于这些公益性的建筑，浙商十分热心为之，所以，在修建书院及公益性建筑方面，浙商都是积极捐资，不遗余力，广建书院及公益性的建筑。如朱彝尊故居曝书亭，因朱彝尊著作《曝书亭集》闻名于世，曝书亭是一座经典的浙西古建筑物，由于年已失修，建筑物墙体大面积剥落，在1963年正式对朱氏家祠修葺，并将祠堂内的朱彝尊石刻像移入石壁当中。室内存有不少有关朱彝尊的手书条幅、“曝书亭”全景的画卷以及一些历史文物。在建筑物的中心处，环境素洁幽雅，荷塘上曲折石桥，曲折幽静，很有一番诗画江南的味道，是整个曝书亭最为有名的景点之一。亭子的东面有假山，六峰亭翼然其上，曝书亭质朴淡雅的艺术风格，完美无缺的结构布局，体现出浙商在修建公益性建筑时的文人尔雅的风韵。

二、商帮文化对古建筑群审美文化的影响

1.建筑儒家思想的文化内涵。在浙西古建筑群中以衢州的古建筑为典范，而衢州的古建筑不得不提徽商儒家文化的影响，此为衢州的古建筑中最突出的文化内涵形式。在浙西衢洲古建筑民居中，民俗建筑装饰文化与儒家文化紧密结合，具有特定地域风格，反映出不同商帮文化所呈现出的社会历史环境。比如，开化霞山郑宅民居中，牛腿上刻着“忠、信、孝、悌”四篆书，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必须要以孝、忠等儒道严格恪守，据文献记载，宗族宗亲，必须以礼相让，后代子孙如不遵守此规矩，以后民众也会失去这个规矩。王安石在《周官新义》中也说道“：礼俗，以驭其民者。其民所履唯礼俗之从也。”徽商的儒家文化影响的不仅是当时的建筑，还影响一些民众的思想。民众为反映出这些孝道，在建筑装饰上做了大量文章，例如柯城区航埠镇万川村的陈氏祠堂，门窗上雕刻《二十四孝》图，有“王祥卧冰求鱼”“、孟子哭笋图”“、二十四孝”等等，儒家思想的文化内涵已深入至衢州古建筑群的文化精神当中，体现出建筑家主对儒家文化的崇尚。

2.建筑装饰体现时代审美观。龙游商帮在建筑上要求磅礴大气，徽商则是加入儒家文化，各有所需，各有所表，建筑匠人在进行建筑装饰艺术时，针对不同建筑家主的爱好分别设计，表现形式因人而异，经商者要求建筑装饰摆饰雕上有关福禄财运元素，加官晋爵者则多取仕进题材，文人雅士则要体现隐逸之乐的文化内涵。在建筑装饰细节上同样要求十分精细，在不少的建筑摆饰上也是运用美好寓意的做法，人们都希望可以有好的生活。从精巧的雕刻细节中可以知道商人祈愿发财的愿望。方式多样化，如镇宅辟邪的石狮，狮身上刻有古币图案，寓意钱财滚滚而来、如意发财美好生活的愿望，是龙游商帮作为商人文化中的希望发财的愿望。雕有山水花鸟、鲤鱼，寓意非常，代表着喜庆吉祥，后代子孙延绵，事业有成，年年有余，是商帮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建筑装饰元素。建筑装饰中物件符号的美好象征，是历史的文化传承，让后来人熟悉这装饰物件所代表寓意，成为该物件特定的符号，以达到传递美好祈愿的效果。由于现今商业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逐渐奢侈，建筑装饰创作逐渐将社会审美文化引导得别有一番味道，从原来别的题材转向民间题材，其审美标准逐渐向民间建筑靠拢，转向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世俗大众思想，表现出整个社会对建筑装饰的审美观标准，这种规律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审美常识。

3.建筑历史对现代教育的影响。明清时期的古建筑所遗留下来的历史对于后来人的意义非凡，因为它体现的不仅是历史的变迁，更是当时中国人民对于“朱门狗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态度，不可否认，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饥寒交迫的农民随处可见，商人却将钱财用于建筑房屋上，并不是说是谁的过错，只能感叹历史造就了一切，一栋栋大型的浙西衢州古建筑还屹立于历史的风雨中，诉说不与人知的过往。衢州古建筑总体上包含了许多的商帮的文化内涵，有徽商的儒家文化，龙游商帮的商人文化，以及浙商的美好祈愿等等，从这些建筑物的设计风格也可以看出，不同地区的商帮都有崇尚的思想，美好的祈愿。让后来人可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了解时代的发展趋势，每一座建筑物都是历史变迁的见证者，对后来人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影响。

建筑物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述说当年的历史，也是很好的参考物，为现今的建筑业提供很多复古元素，无论从建筑的整体结构，建筑内部的饰品摆设还是雕刻方面所蕴含的意义，都是属于顶级的艺术造诣。现代的建筑物若想有那种文人书卷气的设计，则必须在衢州古建筑中寻找灵感，可以借鉴衢州古建筑而衍生出不一样的建筑风格，返璞归真，学习当时的商帮文化，因为商帮文化对于明清浙西的古建筑的审美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这其中包含了许多的因素，地域、宗教思想、习俗等一些商帮文化内涵。细节决定一切，建筑物中的雕刻装饰物也是属于学习重点之一，雕有类似于田园山水、花鸟、鲤鱼以及刻着一些勉励文字的篆书，建筑装饰的艺术文化内涵与具有教育价值的浙西衢州古建筑物可以说是社会的相互结合的产物，衢州古建筑物的装饰可以说是人文精神的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这是铸就在商帮文化下建筑出大气磅礴建筑物的必备条件。

明清时期的教育思想范文第5篇

关键词：历史时期，民族教育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data, histor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ruler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 frontier, strengthens the management, therefore in the national education in yunnan reg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by the public and a series of effective measures, and promoted the spread of Confucianism culture, fostering a large minority talents, effectively consolidate the two toward the rule of feudalism.

Keywords: historical period, national education

中图分类号：G623.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我国自秦始皇统一开始，就开始建立起多民族国家的一统规模，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的管理。就云南来说，秦汉时中央政府即开始对西南边疆地区进行经营与开发，明清时期达到了。由于明清统治者对云南边疆地区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随之从各方面对云南地区进行更大规模和力度的管理和开发。除了政治上加大内地化管理的力度、经济上积极开发之外，在民族教育方面，两朝重视儒学的教化作用，通过在云南设立各级地方官学、大兴科举考试，使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原文化逐步向边疆民族地区渗透，对巩固其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明朝云南地区的民族教育

明朝历代君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的教化作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谕礼部曰：“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明太祖将兴学教化与安边之道联系在一起，说明统治者在思想上对民族教育的重视，把发展民族教育提高到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的高度来认识。在这种教化安边的政策精神指导下，随着政治统治力度的加强和屯田、开矿等经济开发的深入，明朝在教育上也加强了对云南多民族地区的儒学渗透，并采取一些政策和措施予以保障。

1、大办官学

早在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云南省正式纳入明王朝的统治之时，即复置大理府及蒙化等州儒学；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重建云南、楚雄二府儒学。随后，儒学的重建、创设由腹里靠内地区向边疆民族地区扩展。二百余 年间，明代云南共有六十六个府、卫、州、县先后建立了儒学，颁发经籍，实施封建正统教育。一个基本的官学教育系统初步形成。

2、启用民族教官

由于语言的差异，少数民族地区的生员学习汉文化多有不便，云南地方政府有针对性地大量启用民族教官教授民族学生。据史载：“宣德间，有选贡李源，为四川永宁宣抚司人，入监，宣抚书奏，本司生员俱土僚，朝家所授语言不通，乞如云南鹤庆府事例，授源教职。上允之，命源为本司训导。盖是时滇蜀皆有之，然皆夷方也。”可见当时云南已有为数不少的民族教官，这是十分有效的教育措施。

3、免试入学

明朝统治者为了保证少数民族子弟能享受教育的权利，特许少数民族子弟免试入学。神宗万历四年（1576）诏令：“广西、四川、云南等处，凡改土为流州县及土官地方建学校者，令提学严查，果系土著之人，方准考充附学，不许各处士民冒籍滥入。”可见当时的云南地区凡改土为流州县土官之地的学校，必为土著居民方准免考入学，汉族士民不准冒充土著免试入学。这是在教育上对少数民族的优待和重视。

随着明代云南较为有效的民族教育措施的实行，云南地区的民族教育取得了蓬勃发展。有明一代，云南人参加科举考试，中文进士者达261人，这是前所未有的，为云南培养了大批人才。除此而外，明政府在一些府、县如广南府、顺宁府设有社学，表明儒学在明代逐步向云南边地渗透。但是，与清朝相比，明代云南儒学和进士等文人的地域分布不平衡的特点十分突出。由于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儒学的建立多分布在内地的一些府州县，一些边远地区如镇沅、永宁二府则无办学的记载。与此相一致的是，文人的分布也主要集中在腹里地区。在全省261名文进士（另有武进士47名）中，75%以上的进士出在云南府、临安府、大理府和永昌府。而元江府、永宁府、景东府、广南府等边远府州在明代则没有出过进士。

二、清朝云南地区的民族教育

清朝统治者虽然是来自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但却以汉族先进的儒家政治思想为执政理念。他们极为重视学校的作用以及边疆民族地区的民族教育，把儒学教育进一步向边疆民族地区和基层扩展，在继承了明朝重视儒学教育教化功能的传统的同时，其民族教育也具有自身的特点。

1，继续兴办官学

顺治十八年（1661），云南巡抚袁懋功奏“滇省土酋既准袭封，土官子弟，应令各学立课教诲，使知礼义”，得到批准。同年，云贵总督赵廷臣上疏“马乃土司，应改设流官。矣三年后，风俗渐移，人口渐正，立之学宫，以广教习，”亦获准。由此，清时的云南办学进入了。据《清圣祖实录》记载，三十三年（1694年），清廷批示：设云南省曲靖、澄江、广西、元江、开化、顺宁、武定、景东八府学，寻甸、建水等十七州县训导各1员。这是清代云南数量最大、时间最集中的一次学校设置，其后又陆续有兴建。到清末新式学堂建立以前，云南的儒学在明代73所的基础上增加到101所，其中有府学14所、州学29所、县学34所、厅学12所和提举司学3所，以及光绪八年添设定有学额而未建孔庙的县学、厅学9所。前代未设府学的广南、开化等偏远府州第一次设立了府学。

2，推广义学

清统治者认识到明代的民族教育忽略了对普通少数民族子弟的教育，使得中央的统治搁浅在局部和上层集团，不能渗透到边疆各族下层民众之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的教育政策中，亦注重推广启蒙和开化民智的初等教育——义学。在“教小子尤急于教成人，教夷人尤切于教汉户”的教育理念下，从康熙至光绪年间，云南府厅州县兴建的义学达866所。义学以“官办民助”为办学模式，主要针对边疆各民族子弟，面向社会各阶层提供识字明理的初等教育，促进了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符合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

与儒学教育在地域上大为拓展和教育形式的创新相适应，清代云南文人(进士、举人)空间分布比明代进一步扩大。据《新纂云南通志·历年贡举》载，清代云南共有808人考中文、武进士，9906人考中文、武举人，144人为钦赐进士、举人，此数已经超过了清以前历朝云南科举数的总和。其中，在光绪二十九年的经济特科考试中，石屏人袁嘉谷名列全国第一，为云南历次科举考试中所未有。除此之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清代云南进士的地域分布比明代要宽广。明代没有出过进士的偏远府、州、(厅)在清代也出了进士，如景东直隶厅、元江直隶州、顺宁府、普洱府、镇沅直隶厅等。这些都表明清代云南的儒学教育由腹里发达地区向边疆民族地区的渗透大为加强了。

三、明清云南民族教育的客观意义

明朝和清朝两代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文教为先、日渐月化的民族教育政策，大力发展并管理民族教育，允许少数民族子弟入学就读，其目的固然是为巩固明清统治阶级的地位服务，但在客观上却发挥了多种功能：

1、推行了儒家文化。明代政府强迫土官及其子弟学习儒家文化，多次重申“不入学者,不准承袭”，这使得儒学在云南地区的土司等中上阶层中得以深入。清统治者意欲通过学校进行儒学教育来达到“开其智巧”、“作育人才”的目的,进一步扩大儒家思想在少数民族中的影响，除在各府、州、厅、县、卫均设立儒学或庙学外，乡镇还设立了社学和义学。特别是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改土归流”后，云南地区官学教育得到长足发展，儒家文化已经深入到穷乡僻壤。

2、培养了大批人才。明清统治者在云南民族地区大力发展和管理官学，使中国封建时代的云南地区民族教育达到全盛时期，人才辈出。一方面，官学的推行，客观上造就了少数民族文人学子与中原汉族地区读书人一样具有科举出仕的思想意识，明清两代涌现了大量的进士、举人。另一方面，经各类学校培养出的少数民族人才也不少。著名的如嘉庆时秀才丽之龙，著述颇多，传世的有《雪楼诗抄》、《阳羡茗壶谱》、《卦板图说》、《临池秘论》等，被称为“雪山诗人”、“纳西诗人”，至今仍被丽江人民所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