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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文化建设呈现的主要特点
一是文化氛围“好”。近几年,县委在认真分析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龙游历史文化底蕴的基础上,确立了构筑“浙西中等规模的生态型文化旅游城市”的战略目标,把文化建设纳入到全县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之中,编制了《龙游县文化旅游产业总体规划》,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工作思路,加大对群众文化活动的经费投入,重点扶持有代表性的民间民俗文化项目,有力地推动了全县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目前全县共有1个特级文化站、1个一级文化站、9个二级文化站,建有业余文艺队伍128支,5164名业务骨干。近年来,宣传、文化、社区(街道)和农办等部门以“彩色周末”、“和谐家园”等系列文化活动为依托,常年深入农村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文艺下乡活动,推出了一批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传统民艺精品。三年来,全县农村共举办各类文艺演出、边际文化交流和展览活动180余场次,参与活动人数达2.5万余人次,观众70多万人次。
二是整合力度“大”。近年来,龙游县抓住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工作的有利时机,整合统筹社会各方力量。一是整合文化信息资源。利用电脑网络平台,把网络由乡(镇)延伸到行政村,文化部门专门建立文化网站,指定专人负责,及时更新网页内容。编发《文化信息简报》,对外宣传介绍全县传统特色文化项目,报道各地文化活动动态,指导农村文化工作。二是整合文化阵地设施。以创建“百个特色文化村”、“文化艺术之家”,实施“东海明珠・金走廊工程”、“民族民间艺术保护工程”等系列文化工程为抓手,结合“十村示范、百村整治”、“双建设、双整治”、“康庄工程”等工程建设,因村、因需而宜改建、新建了一批文化场所和文体设施,为群众开展文化活动搭建了平台。三是整合文艺队伍。以文联为纽带,建立农村文化人才发现、培养机制,及时吸收有专业特长的农村文化人才进入文联各协会,不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和交流活动。
三是乡土气息“浓”。大力挖掘植根于民间的传统文化,培育了一批特色文化村落和文艺节目。2002年湖镇镇被评为省级民间艺术之乡。塔石镇的脱节龙、沐尘乡的三月三畲乡节、小南海镇的剪纸艺术、士元乡的貔貅舞,都极具浓郁的区域文化特色,这些传统节目还经常应邀参加省、市、县的文艺演出活动。湖镇硬头狮子、塔石脱节龙应邀参加中国第七届艺术节开幕式演出和“2004西湖狂欢节”大型踩街活动,并双双荣获金奖。文艺创作人员深入基层采风,创作了如小演唱“四老汉奔小康”、道情“乡镇干部帮贫致富”、小锣书“老土管”、“三农”颂、“老太婆逛新城”等一批充分反映当前农村新面貌、展示农民新形象为题材的作品,倡导“歌舞自己演,技能相互比,展品人人献”,以小品、快板、三句半、表演唱的形式融合方言乡音进行表演,令观众忍俊不禁,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
四是活动载体“新”。以争创全省特色文化先进县为抓手,深入开展创建文化特色村活动,不断创新文化活动载体。2003年举办了全县民间舞蹈汇演,来自全县基层农村的20多支民舞表演队同场竞技,各展风采,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数万名群众争相观看,有力地促进了民间特色文化的发展。2004年组织全县农村基层的村两委和中小学教师共5000余人开展了“知龙游、爱龙游、建龙游”为主题的文化活动,通过组织参观近年来在城市、工业、旅游、交通建设中的新亮点,使群众在耳濡目染中亲身感受发展成果,在旅游娱乐的宽松氛围中接受教育。
五是取得成效“实”。健康、文明的文化活动不仅丰富了农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还陶冶了情操,改变了农民的不良行为和习惯。许多群众说:“大家在一起唱唱歌,跳跳舞,健康向上,既开心,又受益。”有一村民因长期迷恋不健康的娱乐活动,导致夫妻不和,家庭濒临解体,自参加村组织的座唱班后,他便整天热衷于表演,成了座唱班的骨干,改掉了不良嗜好。妻子也回心转意与丈夫和好如初,逢人便说:“文艺活动挽救了他,也挽救了我们这个家”。群众通过文艺活动,接受了新的信息、新的观念,拓展了视野,思想道德素质和民主法制观念明显提高,赌博、封建迷信等活动逐渐减少,讲科学、讲文化、讲道德的风尚逐步形成。农村比过去更积极更健康了。
二、当前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矛盾
(1)需求日趋旺盛与文化产品供给不足的矛盾。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逐步提高,农民文化消费群体结构、消费观念等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农民对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和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综艺演出、民俗文化活动等需求强烈。由于相关部门对农民的文化需求研究不够,文艺活动质量不高,县乡两级的文化产品不足和文化资源贫乏,内容炒冷饭,形式老面孔,缺乏吸引力,群众参与率不高,满足不了群众求知、求新、求乐、求变的多元化需求,供求矛盾相当突出。
(2)参与意识增强与文化阵地不足的矛盾。随着时代的发展,广大群众欣赏文化的品位也在逐步提高,不再仅仅满足于自已看、自己听,自己演的欲望正越来越强烈。然而,由于有的地方对农村文化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经济建设是硬任务、硬指标,文化建设是软任务、软指标,文化工作提不到议事日程,必要的机构和人财物问题得不到解决。据调查,全县21个乡镇文化站中,真正能较好发挥作用的仅占72%。乡镇一级财政基本上拿不出专门的文化经费,现有的文化服务中心器材不足、设备老化,甚至停留在六七十年代的水平。目前仍有6个乡镇文化站不能正常开展活动,以致一些非常宝贵、具有传承价值的民风、民俗正渐渐消失。
(3)文化事业发展与人才不足的矛盾。长期以来,乡镇文化站工作由政府布置,经费由政府投资,人员工资由政府拨付,积极性和主动性差。基层文化干部存在不稳定倾向。在调查中,认为文化工作“符合自己兴趣,很乐意从事”的占21.57%,“服从组织安排”的占42.08%,“如果有选择,将会换其他工作”的占35.3%,“从事这项工作较长,工作缺乏耐心”的占62.79%。而且文化专干基本上身兼数职,每年真正用在文化工作的时间平均不足2个月。乡镇文化干部年龄在35岁以下的占9.8%,36~45岁的占66.7%,文化程度为大专以上仅占57.1%。基层文化干部存在多年只出不进的现象,造成文化站需要的专业人才进不来。年龄日益老化不可避免地带来知识老化、观念陈旧、精力不足、学习创新困难等问题。
三、切实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推进城乡和谐发展
(1)贴近基层、贴近群众,保持文化活动经常化。文化活动是基层文化建设的纽带,组织开展经常性的文化活动是提高文化工作影响力、吸引力、凝聚力的重要手段,因此,必须在“三个力”上下功夫:一要在加强推动力上下功夫。实践表明,党委、政府的组织领导是促进和推动基层文化活动的关键。宣传、文化职能部门要做好文化发展规划,根据形势发展和工作要求,确定活动主题,加强面上指导;乡镇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要加强工作协调和具体策划,真正发挥文化站、文化员的作用,指导和组织农村基层文化活动;村级基层组织是农村文化活动的具体组织者、实施者,要组织和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开展和参与文化活动,尤其要调动农村文化活动“热心人”和“带头人”的积极性,发挥其文化骨干作用。二要在增强内驱力上下功夫。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意愿,激发农民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兴趣,变群众被动接受文化为主动参与文化,增强农村基层文化活动的内在动力。三要着力在增强吸引力上下功夫。重视群众在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始终以群众的意愿为出发点和归宿,准确把握农民的文化需求特点、文化欣赏习惯,注重把先进性和广泛性、教育性与娱乐性、多样性和丰富性,知识性与趣味性有机地统一起来,为群众提供适销对路的文化产品,通过文化活动体验获得的享受、参与的享受、创造的享受,使人人享受文化”,让“文化陶冶人人”,最大限度地实现群众的文化权益。
(2)以城带乡、城乡联动,促进文化发展长效化。要树立“大文化”意识,坚持跳出文化看文化、抓文化,充分整合经济、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科技等资源,调动一切可调动的力量,扩大文化工作辐射面,不断强化农村文化工作的渗透力。要从强化领导、健全组织、落实责任等方面入手,通过选聘一批有一技之长的离退休干部职工和文化干部担任文化村指导员等各种形式,坚持以城带乡,实行城市反哺农村,夯实农村文化工作基础。不仅要向农村送文化,更应注重在农村建文化,增强农村文化自身的“造血”功能,引导农民朋友参与到活动当中来。要着力建立科学的经济、文化一体化考核体系,把农村文化工作同农村经济工作一样纳入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形成政策导向,探索农村文化阵地建设的长效管理机制。
(3)创新机制、增强活力,推动文化事业产业化。一是要加快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步伐。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原则,有效地实现政府对文化发展的宏观调控和依法监管,切实推进文化行政部门的职能转变,实现由政府“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既使政府集中财力、人力办好公益性文化事业,又充分调动全社会创办文化产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二是要建立行政保障机制。要建立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把农村文化工作列入乡(镇)党委、政府议事日程,把文化工作与经济工作列入同等重要位置,定期研究农村文化建设情况,及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三是要建立多元化投入保障机制。积极调整文化市场准入政策,广泛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文化市场,将市场机制运用到文化投资、融资、建设、运营、管理等各个环节,实现对全社会文化资源市场化的有效配置,逐步形成政府、社会和自身投入相结合的多元投融资格局。
(4)注重结合、强化效果,确保活动方式多样化。要坚持从农民的实际需求出发。努力使文化活动内容包容文化娱乐、休闲健身、环境美化、思想教育、科技普及、艺术培训、网络咨询等;文化活动形式上涵盖歌舞音乐、说唱弹奏、琴棋书画、体育竞技等,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乡土文化与外来文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相互融合,满足多元化需求。要发挥农民在文化建设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农民在参与中享受快乐、接受教育;在服务他人中得到满足、提高素质,增强农民的文明、创新、守信意识,逐步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
(5)优化资源、拓宽渠道,实现人才队伍社会化。农村文化要发展,人才是关键。要自觉树立人才观念,建立农村文化人才档案,建立有利于农村文化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切实做好农村文化人才的发现、培养和举荐工作,充分挖掘蕴藏在广大农民中巨大的人才资源,必须充分利用好、发挥好、调动好本土人才的积极性。一要通过重点培养、重点扶持、表彰激励等方式,鼓励和吸引优秀人才到基层文化机构工作,培育一批政治思想好、文化素质高、有文艺专长的农村文化带头人。二要保护好民间老艺人,加大整理、传承工作力度,使民间传统文化、特色文化得以继承发展,并把文艺绝活变为文化品牌。三要大力培养各类农村文化经营管理人才和经纪人才,活跃农村文化市场,发挥经营人才和经纪人才的“架构”作用,使农村文化既能“走出门”,又能在家门口欣赏“外来文化”,真正在农村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
谷川道雄先生是日本研究六朝隋唐史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提出“豪族共同体”理论,对研究和把握中国中古乡村社会历史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在肯定先生卓越贡献的同时还应该指出的是,“豪族共同体”理论并非尽善尽美。中国学者侯旭东先生在其著作《评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 中提出了该理论的不足之处:该理论所提供的事实不足以支持其“共同体”理论;通过“贵族”来把握基层社会历史,相对于以朝廷为中心的研究来说,是分析重点的下移,而不是思路的转换,结果不免放大了贵族在乡里的作用,而忽略了乡里的一般情况。夏毅辉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基层社会与文化研究》(湘潭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以下简称“《研究》”)一书则认为“豪族共同体”理论最大问题并非侯旭东先生所提出的上述问题,而是所谓“豪族共同体”这一概念本身运用得恰当与否还值得商榷,并提出自己对东汉魏晋南北朝乡村社会组织的新看法――“乡村共同体”的概念,同时为此领域的后续研究奠下发展基础,可谓是一部具有启发意义的佳作。
《研究》全书共分为六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全书的主体,主要阐述了其核心理论即“中国中古‘乡村共同体’论”。作者在《研究》一书中充分肯定了谷川氏在研究魏晋南北朝乡村社会历史领域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指出了他们在一些问题上的研究出现错误,提出了自己对东汉魏晋南北朝乡村社会组织的新看法――“乡村共同体”这一重要概念。
作者认为东汉魏晋南北朝“乡村共同体”的出现是先秦固有封建宗法关系的下逮,即由西周至春秋的国家形态的封建宗法制度,下延至东汉魏晋南北朝的基层社会,隐藏于宗族和家族内部,作用于乡里村落。不管以哪种形式聚集势力,“乡村共同体”都是“聚族而居”,利用自然的宗法血缘关系形成“共同体”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而从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当中国历史进入“地域宗法时代”时,这种社会组织随着政治层面的王朝更替与社会混乱而急剧生长、发育,最终成为这时期主要的社会组织。在本书中,这样的“乡村共同体”大致有五种类型:先前血缘“共同体”――聚落;强宗大族生产“共同体”――庄田;宗豪避乱“共同体”――坞壁;流民生存共同体――保据之地;“共同体”――义邑或佛社。作者认为前四种共同体或多或少都与宗法血缘关系相联系,属于古代血缘共同体的残存形态或衍生形态;后一种则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社会出现的一种由僧尼与在家佛教信徒混合组成或仅由在家信徒组成,多数以造像活动为内容的佛教信仰共同体,属于中国古代私社的一种。其中把“义邑或佛社”列入“共同体”的范围,是一种新的尝试。
就东汉魏晋南北朝的“乡村共同体”社会而言,作者认为它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合体。同时,作者还对学术界有关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权力主要来源于社会伦理精神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乡村共同体”作为一个特殊时期出现的社会组织或社会集团,它的社会权力来源与组织呈现出种种“国家权力”的特征。这样单纯地从“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两个方面去了解是远远不够的。在针对这个问题展开的论述中,作者运用了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曼曾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一书中提出的有关社会权力网络的理论,其别介绍了他的社会权力来源模型,认为权力的四种来源为意识形态、经济、军事、政治。这一新理论的运用将中古“乡村共同体”的研究带入到一个更深的层次,其中的内涵描述也更为清晰了。
《研究》以“乡村共同体”理论为基石,对中国中古基层社会组织做了新的阐释,细微之处亦不乏创新观点。以下举两例加以说明。
(1)关于“豪族”这一称谓。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豪族”一词的界定范围,即它是否包含了门阀性的世家大族,学术界存在着一定的争议。针对这个问题,作者指出,谷川道雄先生试图通过“贵族”来把握基层社会历史,这本来是一种好的思路;但是将“豪族”一词用于对所有贵族的称呼,显然不符合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现实,或者说不符合当时人们对于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分层习惯,容易造成认识上的歧义和混乱。当时所谓的世家大族,虽然具有政治、经济这两方面的社会地位,但在身份性和门阀性上还是有区别的。简修炜认为,世家大族分为世家与豪族两个部分,一是“世家”,即世代为官的家族,他们由四种成分构成:其一,由军功或功勋地主不断贵族化而形成的功臣世家;其二,官僚世家;其三,外戚世家;其四,儒术世家,即两汉“独尊儒术”后崛起的以经营儒家经学而形成的累世“儒宗”。这些世家,因世世代代传其家,并成为统治阶级的主要权力来源,而享受其种种特权。而所谓“豪族”,即非身份、非门阀性的地方强宗大族。他们源于战国遗留下来的六国旧贵族和汉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培养起来的区域性豪杰势力以及商人兼地主。 因此,作者没有从社会阶层或阶级去解读,而从地域结构去解读乡村基层社会的视角无疑是独到且正确的。不论士族或豪强,由他们所控制的“共同体”都存在于乡村社会,属于“乡村社会”基本结构单元,所以从“乡村共同体”这一概念去解释它们更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历史现实,同时也符合社会学中有关“共同体”研究的基本理论范式。
(2)关于“村”的起源。“村”作为乡野聚落的代名词由来已久,然而关于“村”的起源,学术界目前依然众说纷纭。作者于2004年所著《汉末魏晋南北朝坞壁考论》 一书赞同日本学者宫川尚志《六朝时代的村》 一文的“坞壁说”观点,认为汉末动乱以来形成的坞壁之类的自卫性集团是村落,特别是北方村落的来源。在《研究》一书中,作者在继承和发扬“坞壁说”的基础上,认为村制的形成实际上就是国家将聚落形态重新纳入政府控制之下的过程。这种控制形式于两汉时代基本实现过,就是将先秦以来的各种聚落组织形态,用“乡里”组织进行整合、编制,因此造就了一个强大的汉王朝。然而由于两汉政府过于强调乡村控制的行政因素,而没有重视其中先前“血缘聚居”的自然因素,致使政府对乡野聚落的控制再次陷于混乱,于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应时出现了一种新的对乡村社会进行控制的单位――“村”。村制的社会组织机理是:既有先前“血缘聚居”的自然因素,又有按国家编户制组织的行政因素。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村”制的实行终于将魏晋南北朝基层社会混乱的局面扭转了过来,最终也成就了一个强大的唐王朝。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基层社会与文化研究》不是踵武前贤之作,亦非无本之木。书中有关中国中古“乡村共同体”的研究以及晋唐时期“村落”的衍生与发展的研究,既对日本学术界的所谓“豪族共同体”或“地域社会”的重要视角加以完善,同时对谷川道雄先生等一批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基层社会的研究进行了必要的学术批判与商榷。其中最大的贡献在于发现了作为弥散性权力(地方)的“乡村共同体”与“村落”的权力来源极其复杂;同时《研究》对中国早期基层社会组织的“字源学考察”研究也是目前学术界比较完全、精细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学术意义。而从中国传统家族法规去关注问题,也是本书的一个全新视角。中国古代“乡村共同体”的研究还具有现实意义: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当下,研究中国古代基层社会的衍生、发展样貌,了解中国农村、农民的历史变迁,对于指导我们的现实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简修炜,等.六朝史稿[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关键词:工会企业;安全文化建设;作用
中图分类号:F279.2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26(C)-0127-01
基层工会组织关系着企业的健康发展,涉及职工的生命安全,工会作为维护职工利益和组织、教育职工的群众组织,其自身职能、优势和特点,决定了工会组织在企业安全文化建设中处于重要的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发挥群众优势,在安全思想文化建设中发挥宣传引导作用
安全思想文化建设,主要是安全氛围的营造,安全理念的确立,安全指导思想的形成,重点是在企业全员树立“安全第一”的理念,其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这是安全文化建设的基础,决定着企业生产经营决策和职工的行为。
在安全思想文化建设中,发挥工会组织的群众优势,组织职工开展各种活动,营造安全生产的氛围,在活动中潜移默化使广大职工思想得到感染,境界得以升华;通过宣传教育,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载体增强职工的安全意识,树立安全生产的理念,实现“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的转变;通过与企业行政沟通,引导经营管理者正确处理安全与生产、安全与效益、安全与发展的关系,确立安全是企业发展的基础、安全就是效益的观点,始终把安全作为生产经营决策第一考虑因素。通过教育、引导,形成人人讲安全、处处为安全的良好氛围,使安全生产的理念深入人心。
二、突出维护职能,在安全制度文化建设中发挥参与监督作用
安全制度文化建设,主要是健全各种安全规章制度,确定先进合理的安全管理目标,设立科学有效的安全管理机制,构建奖惩分明的安全责任体系,保证规章制度能够落到实处的有效运行机制。安全制度文化是企业安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安全生产的机制保障。
在安全制度文化建设中,履行工会组织源头参与监督检查权,认真搞好调查研究,了解广大职工的诉求,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协助企业行政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主要是建立和完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责任体系;分工明确、合力监管的安全监管体系;反应及时、保障有力的安全预防体系。同时发挥监督职能,将维护职工安全健康权益的主张体现在各项制度之中,保证企业所制订的各项规章制度及运行机制在程序上合规,内容上合法,理念上合情,执行上合理,既能体现企业安全发展意志,又要保证职工的各项权益得以维护,从而达到调动职工参与安全管理的积极性的目的。通过职代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委员会、群监网员等多渠道、多形式进行安全生产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促使企业将各项安全规章制度落到实处。
三、组织广大职工,在安全物质文化建设中发挥主力军作用
安全物质文化建设,主要是指使用安全先进的生产设施,配备直观准确的检查仪器,设置灵敏可靠的防护装备,制订科学合理的生产工艺,创造舒适达标的工作环境,创建管理有序的作业场所等,是安全文化的物态表现,企业安全生产的物质保障。其实质是依靠科技进步,加大安全投入,建设本质安全型企业。
在安全物质文化建设中,工会组织在主动掌握企业安全工作规划、及时了解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动态,注意发现企业安全生产的薄弱环节,组织广大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开展各种竞赛活动,通过竞赛激发职工的工作热情,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安全生产献策,为优化安全环境出力,消除安全隐患、堵塞各种漏洞。组织职工开展技术攻关,开展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活动,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推动企业换代升级,加大安全投入,提升安全水平。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持续的安全投入和职工的辛勤劳动,创造一个工艺先进、装备安全、防护可靠、检测灵敏、管理有序、现场文明的既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又舒适安全的工作环境。
四、强化安全培训,在安全行为文化建设中发挥督促教育作用
安全行为文化建设,主要是规范全员的安全行为,包括科学的安全决策,合理的安全管理,有效的安全教育,规范的安全操作,必须的应急预案等,它是安全思想文化的行为体现,其核心是要把“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方针贯穿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
在安全行为文化建设中,发挥工会组织督促、教育、引导作用。督促企业科学决策,正确处理安全与生产的矛盾,制定科学有效的安全应急预案;加强职工安全教育,增强对事故隐患的判断和处置能力,培养良好的安全行为习惯,实现“我要安全”向“我会安全”的转变,提升职工的安全素质;引导广大职工开展查隐患反“三违”的活动,抵制违章指挥、纠正违章作业、执行劳动纪律;发挥工会劳动保护三级网络的作用,开展日常的安全监督检查;组织职工开展传、帮、带活动,使职工在生产作业时“不伤害别人、不被人伤害、相互提醒、互帮互助”。创造一个决策科学、管理有力、操作规范、防范有效、文明互助的安全和谐企业。
关键词:粉煤灰; 碎石级配;配合比设计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fly ash and aggregate along Zun Bi Highway, recommend gradation of Zun Bi is designed to suit for the structure type. Then compare the cement and fly ash stabilized macadam grading of standard and Zun Bi, and confirm the road cement and fly ash stabilized macadam base construction design of mix proportion, and there are directive functions to this kind of highway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Flash ash;gravel gradation;mix proportion desigh
中图分类号:F540.3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引 言
随着贵州省火电工业的快速发展,粉煤灰的排放量与利用量之差距的日益扩大,粉煤灰这个“包袱”已成为制约电力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成为贵州省落实节能减排、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如何研究粉煤灰综合利用技术,实现大宗利用、消耗粉煤灰是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本文依托贵州省交通运输厅科技项目“贵州高速公路粉煤灰筑路综合利用技术研究”,对遵毕高速沿线粉煤灰的材料性质和水泥粉煤灰稳定碎石基层技术性能进行了研究,并对遵毕高速公路路面工程第二十七标段水泥粉煤灰稳定碎石基层施工配合比进行了优化设计研究。
1、 遵毕高速公路水泥粉煤灰稳定碎石混合料的设计结构类型
为满足使用要求,水泥粉煤灰稳定碎石混合料必须具有足够的耐久性、刚度和强度,还应具有适宜的施工和易性,为达到这一目的,应在经济适用的原则下进行混合料最佳配合比设计。
水泥粉煤灰碎石混合料的路用性能与它的结构特点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混合料的结构是指混合料各组成材料之间相互作用的特点,相对位置分布及相互联系的状况。因此,混合料的结构特性与其材料力学性能、组成及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对位置密切相关,混合料受力变形特性是各结构特性组成因素的综合反映,即混合料力学特性与结构特性成对应关系。当组成水泥粉煤灰碎石混合料结构特点的各因素发生变化时,混合料的力学特性也会发生变化。混合料的结构强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混合料的内摩阻力和粘结力[1]。在混合料中,各结构组分的变化,会对整个混合料受力产生直接影响,从而使混合料具有不同的变形特性。为满足工程需要,本设计推荐使用悬浮骨架-密实结构,具有强度高、抗裂性能好、水稳性和抗刷性好的优点。
为了获得更好的悬浮-骨架密实结构,本设计研究同时采用《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规范》推荐的水泥稳定碎石级配(Ⅰ)[2]和根据遵毕高速公路水泥粉煤灰稳定碎石混合料结构类型而设计的遵毕推荐级配(Ⅱ)作比较研究。详见表1
表1水泥粉煤灰稳定碎石的集料颗粒组成范围
2、 遵毕高速公路水泥粉煤灰稳定碎石混合料配合比设计
现以遵毕高速公路第二十七合同段室内配合比及试验段的施工情况为例对配合比进行优化设计。
2.1混合料的组成设计
1)设计要求
遵毕高速公路水泥粉煤灰稳定碎石的7d浸水无侧限抗压强度[3]应符合《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JTG D50-2006)的规定。详见表2。
表2水泥粉煤灰稳定碎石7d无侧限抗压强度
2)结合料与集料最佳比例的确定
结合料(水泥、粉煤灰)以及集料中4.75mm以下的颗粒组成可以称之为混合料中的粘结性基体。要想达到较高的压实密度,粗集料的间隙必须用足够的基体材料填充密实,这对于混合料的强度和耐久性非常重要。为了保证混合料为悬浮骨架-密实结构,当集料在水泥粉煤灰稳定碎石级配范围内变化时,结合料与集料的比例[4]可在9.5%:90.5%~14.0%:86.0%之间选取。为了提高抗冲刷能力和强度,结合料中水泥剂量应宜≥1.5%;为了减轻干温缩性,水泥剂量不可过大,应宜≤2.5%。粉煤灰是水泥粉煤灰稳定碎石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混合料用水采用外加,变化水泥与粉煤灰的比例,分别进行试验,详见表3。
表3 水泥粉煤灰与碎石比例
在集料级配一定的情况下,当结合料剂量过大,就会使集料悬浮在其中形成悬浮-密实结构[5]时,混合料最大干密度会减少;当结合料剂量过小不足以填充集料间隙而形成骨架-空隙结构时,混合料最大干密度也会减少;只有当结合料剂量为恰好填满集料间隙而形成悬浮骨架-密实结构时,混合料最大干密度才会达到峰值。
3)混合料矿料配合比设计
如前所述,本研究在表1中规范推荐碎石级配范围(I)内也设计一种水泥粉煤灰碎石基层混合料,记为混合料1。同时在表1中遵毕推荐碎石级配范围(Ⅱ)内,设计一种悬浮骨架-密实结构的水泥粉煤灰碎石基层混合料,记为混合料2。然后按照表3中水泥粉煤灰与碎石比例进行对比试验研究。
①按照表1级配范围,进行合成级配计算,在规范推荐级配(I)下的碎石级配为:碎石10~31.5mm:碎石5~10mm:石屑0~5mm=37%:19%:44%,其合成级配曲线图见图1。
图1水泥粉煤灰稳定碎石集料合成级配曲线(混合料1)
②按照表1级配范围,进行合成级配计算,在遵毕推荐级配(Ⅱ)下的碎石级配为:碎石10~31.5mm:碎石5~10mm:石屑0~5mm=40%:34%:26%,其合成级配曲线图见图2。
图2粉煤灰稳定碎石集料合成级配曲线(混合料2)
参照SMA混合料中骨架嵌挤结构是否形成的判别标准,即≤,对两种级配的骨架结构进行检验。参照相关规程测定得到两种级配中粗集料的间隙率为41.3%,由试验测定和计算得到混合料1中粗集料间隙率为42.6%,混合料2中粗集料间隙率为34.3%。由此可知,混合料2满足≤的要求,即混合料2形成了悬浮骨架-密实结构。
4)击实试验及结果
①选择表3所列的配合比,碎石级配采用规范推荐级配(Ⅰ),做击实试验结果见表4,其中选取代表性的一个配合比,给出击实曲线图见图3。
表4 混合料击实试验结果(混合料1)
图3击实试验曲线图(混合料1)
由表4可知,水泥剂量为1.5%时,最大干密度为2.288g/cm3,最佳含水量为6.0%;水泥剂量为2.0%时,最大干密度为2.285 g/cm3,最佳含水量为6.1%;水泥剂量2.5%时,最大干密度为2.287 g/cm3,最佳含水量为6.2%。
②选择表4所列的配合比,碎石级配采用遵毕推荐级配(Ⅱ),做击实试验结果见表5,其中选取代表性的一个配合比,给出击实曲线图见图4。
表5 混合料击实试验结果(混合料2)
图4击实试验曲线图(混合料2)
由表5可知,水泥剂量为1.5%时,最大干密度为2.294g/cm3,最佳含水量为5.7%;水泥剂量为2.0%时,最大干密度为2.289 g/cm3,最佳含水量为5.9%;水泥剂量2.5%时,最大干密度为2.292 g/cm3,最佳含水量为6.0%。
③对比表4和表5数据可得,当水泥剂量为1.5%、2.0%、2.5%时,混合料2的最大干密度均大于混合料1的最大干密度,说明混合料2形成的悬浮骨架-密实结构强于混合料1的骨架结构。
2.2 施工配合比确定
经过试验调整后确定该标段试验配合比为:水泥:粉煤灰:碎石 =2.0%:9.0%:89.0%,碎石级配采用遵毕推荐级配(Ⅱ):碎石10~31.5mm:碎石5~10mm:石屑0~5mm=40%:34%:26%,混合料的最大干密度为2.287g/cm3,最佳含水量为6.0%。
考虑到室内试验和现场条件的差别,工地实际采用的结合料剂量应较室内试验确定的剂量多0.5%~1.0%。拌和机械的拌和效果好,可只增加0.5%;如拌和机械的拌和效果较差,则需要增加1.0%。
3 、结 语
通过铺筑后的基层水泥粉煤灰碎石混合料的各项现场试验表明,按照遵毕推荐级配(Ⅱ)设计的悬浮骨架-密实结构混合料,可以显著改善混合料的各项路用性能,特别是强度和抗裂性能。同时在此配合比设计中,采用按照混合料结构类型而设计碎石级配方法,能使水泥粉煤灰稳定碎石具有足够的强度、刚度、耐久性和适宜的施工和易性,其经济适用性强,对以后进行这类路面基层的设计和施工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徐万金.粉煤灰在公路路基填筑中的应用[J].山西建筑,2003,(11)
[2] JTJ034-2000,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规范[S]
[3] JTG D50-2006,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S]
基层社会管理水平的高低既影响着社会管理宏观政策的有效贯彻和落实,也直接反映出社会管理的整体绩效。因此,必须明晰当前重点,并努力寻求有效路径,促进基层社会管理水平提升。推进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最根本的一点,在于“打好基层、夯实基础”。
关键词:
基层社会管理 创新 乌海市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当前,社会管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因为大量社会需求来源于基层,大量社会问题产生在基层,大量社会矛盾根源在基层,只有搞好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社会管理的大厦才具有扎实的根基。因而,一定意义上讲,基层社会管理水平的高低既影响着社会管理宏观政策的有效贯彻和落实,也直接反映出社会管理的整体绩效。因此,必须明晰当前重点,并努力寻求有效路径,促进基层社会管理水平提升。
一、基层社会管理现状——以乌海市为例
乌海市辖3个县级行政区,总面积1754平方公里,人口50万,2004年实行城乡一体化改革,城市化率达94%,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与全国其他地级市相比,乌海市面积不大、人口不多、城市化水平较高。当前,乌海市正处于转型升级、科学发展的关键时期,又处于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凸显期,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给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创新社会管理模式、提升社会管理能力刻不容缓。具体工作中,基层社会管理存在的一些问题:
1、社区运转机制不能够适应新形势。社区工作联系责任机制和工作协调机构仍不健全,社区所辖改制企业移交工作不够规范,如少数破产、改制企业移交本单位职工组织、户籍、计划生育、综合治理等关系时底子不清,情况不明,少数单位在将各项社会事务向社区移交时,不能提供必要的管理条件等等,给社区工作带来较多难度。与此同时新的社会事务大量产生,而社会管理体制落后,使一些社会纠纷和社会矛盾不能及时解决。
2、一些领导对基层社会管理认识不到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有的认为社会管理事杂面广,成绩体现难;有的认为社会管理在政绩考核中权重较低,干好干坏影响不大;有的认为社会管理耗时耗神,害怕被琐事缠身;有的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社会管理工作就能迎刃而解,基层社会管理是基层干部的事,与己关系不大。
3、服务体系不够健全,部分地方出现管理真空。目前,社区服务水平及质量仍无法满足居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如社区居民普遍关心的公共安全问题、居住环境优化问题、文体活动组织问题等较多问题还没有完全得到有效地解决。同时,现在的社区居委会难以发挥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实际上每日从事大量本来由政府职能部门或社会中介组织承担的事务性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管理粗放,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不健全,绝大部分问题在基层得不到有效解决,造成大量上访和。
4、基层自治与居民参与不足。社区参与是社区自治的基础,只有社区居民充分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协商和处置,社区自治才有萌芽和发育成长的土壤。目前我市社区参与总体处于初级水平,社区居民在社区事务和管理服务上参与不足,积极性不高,没有体现居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层民主形式。
二、创新社会管理的思路
推进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最根本的一点,在于“打好基层、夯实基础”。为此,必须针对乌海存在的突出问题,选准突破口,从体制、机制上大胆创新,不断增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笔者认为,要从5个方面着力:
1、转变机制。由弱街道强社区过渡到撤街道建社区。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在单位制的社会管理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管理的复杂化,多元化,街道办事处逐渐成为了区政府与社区的传话筒,其具体管理职能弱化,且占据着人、财物等大部分基层社会管理资源。而最贴近居民的社区管理得不到应有重视和支持。因此,“撤街建区”不失为我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可选路径。
下放人、权、责,由二级政府、四级管理向三级政府、三级服务转变。政府职能部门面向社区实现工作重心下移。一方面,加快构建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社会事务公共资源配置体制。另一方面,推动公共资源社会投入重心向下,重点扶持社区。并利用科技信息管理对社区服务做到网格化、精细化。
2、转变观念,加强认识。一调整“指挥棒”的内容。进一步把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纳入政绩考核内容,扭转各级干部的政绩观,切实提高对社会管理特别是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视程度。努力转变各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工作重点,把及时了解掌握和化解基层社会管理中的问题作为核心工作来抓,把基层社会管理能力和效能作为领导考评的重要内容。加强群众工作能力培训和锻炼,切实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社会管理能力。二强化“治未病”的思想,变应急管理为日常管理。转变依靠强制力和威慑力保持社会稳定的传统观念,增强从“治未病”的思维和角度维持社会稳定的意识,改进与完善对容易引发社会纠纷的重点领域、重点部门的管理办法、体制机制,切实增强将社会矛盾主动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的能力。
3、加强社区功能,提高社区管理服务水平。
随着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和职能转变的加快,以及住房、医疗、养老、就业等各项改革的深入,社区承担起越来越多的服务功能,服务居民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任务越来越繁重,因此,必须加快强化社区的各项服务功能,在社会救助、居住环境、文化娱乐、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社区治安、权益保障等方面全方位发挥作用。在工作实践中借鉴香港、新加坡等地社区自治经验,探索设立政务、卫生、文化服务中心,剥离原有村(社区)承担的政府行政管理职能,逐步建立“两级统筹发展、三级管理服务”的现代城市管理体制。要按照“强政府、大社会”的原则,将社区工作人员从繁杂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主导居民服务。
4、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管理,共建和谐社区。树立“多中心”思想,积极支持和培育基层社会管理力量。坚持城市社区自治和农村村民自治,同时大力培育、发展各种社会组织、中介组织,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会管理。更多吸纳企事业单位,参与社区管理,引导社会组织服务社会。加大宣传力度,加强社区服务意识,更好地发挥党员干部、社会骨干、志愿者参与社区建设积极性。
5、加大基层居民参与力度。居民参与是基层社会自治的重要基础,是我国基础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模式和发展方向,因此,要正确认识当前我国居民参与基层社会管理不足的现状和原因,在政策制定、制度设计、行为观念、社会文化、社区建设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不断扩大基层社会管理的居民参与度,实现参与数量和参与质量双提升。
三、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
推进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除了从体制、机制上大胆创新,不断增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还需要我们在工作实践中,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
1、动态协调与源头治理的关系
社会管理的重要工作是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因此,需要建立诉求表达机制、矛盾纠纷的滚动排查和预警机制、矛盾的调处机制、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使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不断得到化解。另一方面,源头治理是治本之举。特别是要着力解决好民生、民主、民心问题。
2、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关系
传统的社会管理主要是针对现实社会,但是在数字化时代,由互联网等新兴媒体构成的虚拟社会越来越重要,它既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诸多方便,也给人类工作和生活秩序带来了新的挑战。特别是网上网下遥相呼应、互相放大,容易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善于统筹现实和虚拟两个方面。尤其要重视对虚拟社会的管理,真正做到趋利避害。